買辦性的“開放”與殖民地意識 

劉永佶

官僚資本的倒行逆施，雖然可以使集權官僚制在短期內延續，官僚資本家似乎比官僚地主更財大氣粗，但只是對中國的民眾他們才有明顯的優勢，并可以耀武揚威。在面對外國資本時，卻又那樣低三下四，卑躬屈膝。官僚資本以專制政治為骨架，只是加強了它在剝削國人時的勢力，在國際間資本的交往中，它的這副鋼筋鐵骨已沒有用處，甚至還成了它的累贅。國際間通行的是資本和商品交往的一般規則：資本量的大小決定勢力的大小。具有深厚儒家道統底蘊的中國官僚資產階級，當然有理由從內心瞧不起那些不知仁義道德只知逐利的“小人”——外國資本家，但他們作為資本所有者，又不能不佩服這些同是資本所有者的“洋鬼子”，理由很簡單，他們所擁有的資本量比自家多得多!依照資本拜物教，自己是那樣渺小，隨著政權的資本化，官僚資本也越來越明顯地成為外國資本的代理人。為此，他們以“開明”的語言，發表了動聽的“開放”宣言：為了順應世界潮流，為了富國強兵，必須向外國洞開國門，引進外國技術、外國資本，讓外國人賺錢，中國也得利。在這種邏輯上很難說得通的言詞背后，卻是官僚資產階級的一已之私，即利用對外國資本的“開放”，來謀取富強、壯大自己的勢力。為此，一方面對國人采取日益威嚴的專制，另一方面又在外國資本面前極力逢迎，表現出十足的買辦性和殖民地意識。

“買辦”，古時指宮廷和官府的采購人員。鴉片戰爭以后，外國資本大量涌入，這就需要一批代理人，為其與中國人打交道充當中介。人們稱這部分人為“買辦”，從事為洋人生活服務、代理經營等活動。這是狹義的“買辦”，后來，又廣義指那些在政治、經濟上為外國資產階級服務的人。官僚資產階級中的大多數人，并不在外國“洋行”里供職，但從世界的總格局中，它的地位，恰是為外國資本在中國充當代理人，從政治、經濟、文化上全方位為外國資本在中國的擴展服務，也正是因為有這種作用，外國壟斷資產階級才扶持它，利用它開拓市場，掠奪勞動力和資源，乃至開辦企業。而其利益，也就是在為外國資本服務的過程中，提取“回扣”和“傭金”。

20世紀初，“買辦”一詞在漢語里明顯帶有貶義，特別是中國共產黨的理論家們以這一點對官僚資產階級進行批判。然而，到了世紀末，卻有一股思潮為官僚資產階級的“買辦”性進行辯護，稱贊其所謂“開放”是“中國現代化的開端”，引進了外國先進技術和資本，提高了生產力。甚至認為，如果沒有革命，任官僚資產階級一直“開放”下來，中國早就“現代化”了。這是一種在時間上大錯位，不顧歷史特點的邏輯。

從19世紀末以來，西方發達國家已步入帝國主義階段，其壟斷資本的對外擴張勢不可擋。它所倚仗的，就是在科學技術中占主要部分的軍事技術和雄厚的資本。當各國的壟斷資本已將世界上其他落后地區“瓜分完畢”后，惟一還未全部殖民化的就剩下中國這個古老的大國了。因此，必然盡全力迫使中國對其“開放”。中國官僚資產階級就是在這種條件下形成的，它比起那些頑固保守派有一個明顯優勢，就是能認識到依靠外國資本和先進技術可以增強自己的地位，正是這一點，使它在政治斗爭中擊敗了頑固派。從李鴻章到袁世凱到蔣介石，心中都有這樣的如意算計：利用外國勢力，壯大自己，進而取得對全中國的統治權力。如果說李鴻章還是以“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宰相為目標，那么，推翻帝制后的袁、蔣，則都在做皇帝夢，并由蔣介石在臺灣島上完成了其世襲制。

官僚資產階級絕沒有想到按自由資本主義來進行“改革”與“開放”，而是要利用資本所能帶來的巨額利潤維持其統治地位和專制。這個階級的政治和思想代表清楚地知道：自由資本主義在原則上是與自己的統治相沖突的，民主、自由、人權，統統威脅自己的地位，必須堅決排斥于國門之外。并依據儒家道統杜撰了一套國別、種別論，稱民主、自由、人權是西方人種所特有，中國不僅不需要，而且引進來必將禍國亡國。他們還相當巧妙地將外國帝國主義的侵略與民主、自由、人權的資本主義原則等同起來，宣稱：誰要是在中國主張民主、自由、人權，就是帝國主義的幫兇，就是背棄祖宗，就是賣國的漢奸!

然而，真正的帝國主義幫兇恰恰是官僚資產階級，它的政治和思想代表非常清楚，外國資本雖然也會給其統治造成一些威脅，但這是外傷，更大的威脅則來自國內民眾的變革勢力，這是心病。而主張自由資本主義的，也是變革勢力的一部分，雖然他們的力量還很弱小，但必須堅決限制，不許其發展。心腹之患在于以社會主義為號召的工農運動，為了鎮壓它，又必須聯合、利用帝國主義的勢力。

經過全面權衡，在確保自己專制統治的大前提下，官僚資產階級的最佳選擇，就是依靠強大的外國壟斷資本，全力鎮壓國內的變革勢力。這樣做的代價，無非是喪失主權，容許外國資本掠奪中國資源，并為之提供一個龐大市場，而我卻能夠保住統治權，又可以從中提取“回扣”，享受現代化的榮華富貴。

為外國壟斷資本充當總買辦，背靠這棵大樹維持政治統治，并以此來為之代理，這是官僚資產階級在現代文明條件下惟一的，也是必然的選擇。而從自由競爭發達起來的外國壟斷資本，并不會啟發、促進中國自由資本發展，并為自己樹立一個強大競爭對手的。它所要求的，恰是一個自愿的政治、經濟的總買辦，以為其在中國進行資本壟斷經營的代理人。它也愿意從獲得的超額利潤中拿出一小部分，作為給總買辦的“傭金”。而這筆錢雖然不能使中國富強，卻足夠官僚資產階級的專制集團達到比跨國公司的高層經營者更高的收入，他們不僅可以率先在消費上“現代化”，也有必需的經濟實力來鎮壓變革勢力。

也正是從這種意義上，外國壟斷資產階級利用各種方式，向中國人宣揚其技術和生活方式的優美，中國的專制集團也配合著高唱“開放”：由此才能“師夷之長技”，使中國人也能像西方人那樣享受各種現代消費品，但絕不提制度的變革，而且還要將西方制度以儒家道統為標準，進行肆意攻擊。他們設計了這樣一種使中國“現代化”的藍圖：只有保持延續兩千余年的集權官僚制，同時吸收外國的先進技術，才能提高國民的消費水平。也只有提高了國民的消費水平，才有社會秩序的穩定，才能保持美妙絕倫的集權官僚制。

官僚資產階級以其所操縱的專制政權和軍隊，壟斷與外國資本的不平等交換，他們以高價將外國商品和技術買來，再加價若干“引進”于中國的市場和產業；以低于外國資本購買中國資源和初級產品的價格收購中國的這些產品，扣下其間差價再賣給外國。這就是官僚資產階級的“開放”，它還包括直接向外國資本出賣、出租主權和礦產資源，并為外國資本在中國的投資，特別是金融資本的投資提供各種方便，從而將中國經濟納入世界壟斷資本的“全球化”進程。

買辦性作為官僚資產階級的重要屬性，早在“洋務運動”末期就已表現出來，到北洋軍閥和蔣介石集團統治時期更為充分。各路軍閥背后都有一個或幾個強大的外國靠山，它們之間的割據與戰爭，實則帝國主義列強矛盾的反映。之所以蔣介石集團能夠崛起并能“統一”全國，并不在蔣本人高明，而在于他及其集團的靠山是美國新興的壟斷資產階級。投靠英、日、德等國壟斷資本的集團的失敗，也與這些國家壟斷資本的衰落是直接相關的。

蔣介石集團作為美國壟斷資本的總買辦，在“代理”的過程中，取得了經濟、政治上的雙重利益。它的政治、經濟權力，也都在美國壟斷資本財團及其政府的制約和監控下。美國壟斷資本“租借”、“援助”給蔣集團的物資(主要是武器)，總計達50多億美元，另有貸款近10億美元，這是蔣集團統治的基礎，美“援”及其在華投資在二戰后，將近占所有外國資本在華投資的80％。據美國政府“白皮書”稱，二戰后國民黨政府的財政支出，50％以上靠美“援”和貸款支撐，而美國壟斷資本也由此完全控制了國民黨政府的財政和金融，關涉中國經濟命脈的各產業，也在美國的控制之下，相關的企業，已成為美國壟斷資本的分支機構或子公司、孫公司。而蔣介石集團除了在美國壟斷資本的支撐下得以維持其統治，還獲得了豐厚的“買辦利潤”和“回扣”，這筆錢后來成為其逃到臺灣后的經濟基礎，并由此延續了在臺灣的買辦事業。

由官僚資產階級以外國壟斷資本總買辦身份所推行的“開放”，當然也可以引進一些先進的技術和產品，特別是高檔的消費品和廉價的生活必需品，前者主要滿足官僚資產階級的需要，后者則是對本民族工農業的大沖擊。而官僚資產階級的統治集團，卻通過政權所控制的輿論工具，大肆宣傳其“開放”的政績：修了多少鐵路，辦了多少廠礦，增添了多少中國所未有的洋貨，提高了多少鋼產量、煤產量、電產量……。再把它專權前的這些“洋貨”指標做個界定，然后以統計技巧加以包裝，其“開放”事業之偉大成就昭示于天下，而其統治也就被那些御用文人描繪成“強國富民”之“德政”!

然而，正是官僚資產階級的專制統治，切實地阻礙了中國的“開放”。科學技術的發展是人類共同的財富，引進它，當然要花一些代價，但即便從國際通行的專利權來說，其代價也是有限的。關鍵在于引入國實行的是什么樣的社會制度，如果是自由資本主義制度，那么，它的政權就可以從自由資本發展的需要，一方面開放，另一方面努力保護本國的資本利益。由引進而逐步發展，再培植本國的科學技術創新，達到真正的富強。西歐及北美的大多數國家都是由此而發達的，其中以德國和美國為典型。它們都是從英國引進先進科學技術，并在其政府的保護和培植下發展起來的。中國的官僚資產階級不僅不扶持自由資本，還極盡壓制之能事，它的“開放”，不是站在本國資本的立場，而是站在外國資本的立場；不是以發展本民族的經濟為目的，而是以維持其專制統治為目的。它及其御用文人所吹噓的“德政”之成績，對于已意識到從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轉化的中華民族來說，就像在監獄中關押的兒童，雖備受折磨，但受自然規律的支配，也能畸形地生長，而狠毒的看守卻把這種生長歸功于自己：這正是我看守的功勞!

買辦作為官僚資產階級的屬性，必然體現于其意識形態，這就是買辦和殖民地意識。

買辦意識與商人意識有相似處，但也有本質差異，其特點，就在于它不是將自己作為獨立的交換者，也不要求平等的交換原則，而是把自己的利益寄托于外國壟斷資本，幫外國壟斷資本以不平等的方式，與其專制下的國民進行經濟交往，并從外國資本的超額利潤中提取“回扣”。買辦的官僚資產階級在外國資本面前奴顏婢膝，但在國人面前卻不僅盛氣凌人，而且道貌岸然，還會做出“仁義”“德政”的模樣。在模仿外國資本大亨的權勢的同時，在言語、服飾、住所及生活方式上，極力效仿西方人的“貴族”“紳士”派頭。“崇洋媚外”是買辦意識的重要內容。他們恨不得去掉黃皮膚黑頭發，變成道地的洋人；對子女的培養，則完全按洋人模式，大多送出去留學，并讓其居住國外，以守護其做買辦所獲取的巨額資財——他們心里清楚，這種買辦行業是很難久長的，一旦失去權勢，自己的后代起碼可以依借這些資財享受富貴榮華，但只要其還能控制國內政權，又會召其子女回來，委以高官以備“接班”，或開辦公司，大撈超額利潤。

買辦意識有明顯的功利性和投機性，其原則就是保住政權和大量賺錢，至于個人人格、國家主權、民族利益，都要服從這個原則。當外國壟斷資本與中國的主權和民族利益發生沖突時，他們的買辦人格使之站在外國壟斷資本一方，出賣主權，損害民族利益。這方面的典型表現：一是蔣介石、張學良集團以不抵抗政策拱手將東北三省讓給日本軍國主義集團，二是汪精衛集團公然充當日本軍國主義的走狗。至于在日常交往時中外沖突，幾乎無一例外地向外國人妥協讓步，他們感到為難的，并不是這種讓步，而是如何在中國人面前保持其“英明領導”的形象。

買辦意識的展開，就是殖民地意識，或者說殖民地意識是買辦意識的社會化，是官僚資產階級以其政權和輿論傳播買辦意識的必然表現。

殖民地意識并不止存在于中國，它是“資本全球化”的文化形式，首先出現于淪為殖民地的那些國家。中國雖然名義上不是殖民地，但官僚資產階級的專制卻將殖民地意識作為其控制民眾的思想工具。殖民地意識在中國的表現主要是：一、對外國壟斷資本的依附性及由此產生的崇拜；二、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文化的崇拜；三、對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語言、生活方式的全面模仿，甚至主張國人必須學洋話，并以教育制度來強制推行，將某外國語言奉為第一等“學問”；四、固守本國的官文化，將之與外國壟斷資產階級文化中的保守、沒落成份相結合，以此來推行其“買辦業務”，并控制民眾；五、堅決排斥外國的先進文化，如民主思想、自由意識、社會主義等，鎮壓受先進文化“煽動”起來的“造反”勢力。

殖民地意識在20世紀的中國大盛行，現在依然流毒深廣，它嚴重干擾了中國民眾的覺悟和社會的進步。

——摘自《民主中國 法制經濟》2002年1月第一版，第48頁，

    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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