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自由資本主義為什么是空想?

劉永佶

“空想的資本主義”這一提法，是我在1991年出版的《歷史的經濟大思路——中國近代經濟思想史一百題》①中提出的。不少人對之有疑問：教科書上講社會主義有個空想階段，即把馬克思以前的社會主義稱為“空想社會主義”，但從未見“空想的資本主義”。更有人說：資本主義早就是事實，而且現在正朝氣蓬勃地向全世界——包括中國——擴展，怎么能說它是“空想”?

我并不否認資本主義在世界上已是、還是事實?！翱障氲馁Y本主義”只是指在中國從20世紀初形成的一股思潮，它認為西方的自由資本主義會在中國形成社會制度，主導經濟和全部社會生活。通俗地說，就是“全盤西化”。在20世紀，這種思潮沒有實現，在21世紀，它也不可能實現。

資本主義產生并發展于在農業文明上比中國落后的歐洲，首先是西歐，進而向中歐和東歐擴展，并在美洲殖民而迅速發展。中國的一些主張自由資本主義的人，在20世紀80年代曾將資本主義在歐美的發展稱之為“藍色文明”，以對應中國的“黃色文明”。“藍色”指海洋，“黃色”指土地，“藍色文明”就是以航海帶動的商業及工業，“黃色文明”則指在黃土地上用黃色的江河水灌溉的農業。這種比喻不能說沒有道理，但其將文明的發展歸因于地理條件，卻很難說得通。對此，上一章我們已做過論證，這里，不妨再對資本主義及其帶動的工業文明做一分析。

歐洲直到公元五世紀才進入宗法社會的封建領主制階段，其制度的基本形式，與中國周朝差不多，它的特點在于“政教合一”，教會有很大的文化、政治、經濟權利。農奴依附于領主，領主分給他們一小塊土地的使用權，農奴不僅要向領主付勞役和貢賦，還要向教會納稅，所謂“什一稅”就是對“上帝”使者僧侶們的貢奉。歐洲封建領主的爵位與中國相似，也分五等，漢譯為公、侯、伯、子、男。由于它較中國的封建制晚出，很有可能是學了中國已經廢棄了的封建領主制。歐洲封建領主制的初、中期，也實行重農抑商政策，這與文明發展的階段及基督教教義有直接關系。到封建制后期，諸侯之間矛盾和領主與農奴之間矛盾激化，變革勢在必行。其變革也和中國春秋戰國時相似，先從諸侯爭霸和兼并開始，為此，各諸侯國努力增強國力，但單靠農業很難富強，猶太人的經商傳統給統治者以很大啟發，他們紛紛采取重商主義政策，由此而增強國力，在諸侯爭霸中處于有利地位。歷史證明，歐洲諸侯國采取的重商主義政策是短期行為，這種急功近利雖然在短期內增強了實力，但也制造了一個埋葬封建領主制的勢力——商人資本，當它還弱小的時候，需要國王的扶助，也會支持國王對內消除割據，對外爭霸的事業。然而，重商主義政策本身就給商人以經濟上的許多權利，使其與農奴和平民有了區別，隨著商人資本的增長，他們必然要求更大的經濟權利，以及政治權利。由此而展開了社會變革運動。

到18世紀中葉，商人資本又面臨一個新課題：如何使自己已有的資本更多地增殖，這是商業活動所不能滿足的，于是就將資本投向產業，先是農業，但受到封建領主制的限制，并且農業生產不可能提供更多利潤，它所容納的資本量有限，于是大量資本投入手工業，引起工場手工業的大發展，并導致蒸汽機和機器的發明，工業大生產出現。這樣，商人資本也就轉變為工業資本。在這種條件下，資產階級也就全面展開了變革封建領主制的斗爭，在意識形態上，其口號就是理性代替上帝，自由、人權、民主、平等。集中表現于經濟思想上，就是自由競爭。

斯密的《財富論》一書，全面闡述了自由競爭的觀點，由此，自由競爭就和“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一樣，成為資本主義的原則。200余年，這一原則不斷充實、鞏固，并在全世界范圍內征服了越來越多的“經濟人”，逐步演化為普遍性的經濟規范和制度。各種舊的制度：封建領主制、奴隸制、原始部落制，都敗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

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要點在于：人類生存的資源是有限的，而人口增長和人的欲望是無限的，每個人都想占有盡可能多的資源，為此，必須展開競爭，社會要以法律來保證競爭的結果，使強者占有更多資源，處有利地位，并為弱點提供榜樣。由此，人類就可以保持經常性的活力，而自由競爭又會生出一種制約人際關系的機制，即斯密所說的“看不見的手”，由它來調整人際關系、配置資源。

在自由資本主義者的筆下，人是自私自利的“靈長類動物”，自由競爭的原則也就是叢林中動物生存的自然規律。每個人都可能成為強者和勝者，雖然真正的勝者只有少數，但必須激發所有人都以勝者為目標，由此來保證社會的活力。

這種從商人到產業資本家的意識所集中體現的自由資本主義，是對封建主義的否定，它的進步意義是相當明顯的。因此，20世紀初以來，中國的一些先進知識分子接受它，宣揚它，并力求在中國實現它，都是有其道理的。中國自由資本主義的主要傳播者是胡適，他從“五四”前開始的宣傳一直影響了半個多世紀，到20世紀80年代，才有一批新人取代了胡適的作用。所不同的是，胡適反對的，主要還是舊的集權官僚制，新自由主義者所反對的，則是有嚴重缺陷的初級社會主義制度。

然而，他們都犯了一個共同錯誤：不明確中國社會的性質，未能深入揭示中國的特殊矛盾，只是用歐美自由資本主義者批判封建領主制的言論來論述中國，并把歐美自由資本主義制度理想化，作為中國的目標。

也正因此，他們將一個在西方通行的現實的主義，在中國變成了空想和空談。他們那些熱情而真誠的言論，至多只為切實分析中國的社會矛盾提供了一些啟發。

中國的自由資本主義者的空想性，由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造成：

一、中國的商人資本在經濟和社會中的勢力相當弱小。兩千余年嚴重而嚴密的重農抑商政策，壓制了中國商業的發展，它只能作為小農經濟的補充，沒有、也不可能以其微小的商業資本轉化為產業資本。當中國的自由資本主義者宣揚其理想時，忽視了他們的社會基礎與歐洲近代的巨大差異。

二、集權官僚制除了抑商政策外，還以各種方式盤剝商人資本。由于總體上的抑商政策和儒家道統的制約，商人社會地位很低，政府又以各種方式限制其經營，為了生存，商人及私營企業主不得不以行賄等方式拉攏政府官員，各級官員也通過索賄、權力入股等方式占有商人和私營企業利潤，嚴重影響到其積累和發展。

三、進入20世紀后，官商轉化為官僚資本，它從一開始就居壟斷地位，利用政治權力來獨占資源，并為其經營提供各種便利。弱小的商人資本無力與之競爭。

四、強大的外國資本和商品涌入中國，并在官僚統治者那里得到各種優惠和特權，致使中國的自由資本不可與之進行平等自由的競爭。

五、普遍存在的小農經濟和小農意識嚴重制約著自由資本主義的形成和發展，即使是一些達到一定規模的私人資本，也會受此制約而在經營、管理等各方面不能向現代大企業演進。

以上這些因素，都是中國的自由資本主義者所忽略或不愿意承認的，他們反復強調其主義的重要，也批判“封建主義”，但由于其在中國沒有堅實的社會基礎，并受到其未能批判的集權官僚主義——官文化的嚴重壓抑，他們所希望的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不可能成為20世紀乃至以后中國經濟的主流，私人資本也有所發展，但只能在作為經濟主流的官僚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的許可下，作為主流經濟的補充。雖然自由資本主義者還會繼續他們的宣傳，但他們只有在與社會主義者聯合，批判集權官僚資本主義時才有其歷史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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