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思想包含哪些人的集體智慧結晶——談談毛澤東思想的社會學維度

老田

毛澤東在提出自己對于中國社會和革命的見解時，他向一切人學習，首先是從群眾的智慧中吸取營養，同時他也格外重視“反面教員”的“教誨”。

中國革命的特點是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所以，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是毛澤東思想的一個重要方面，這首先是國民黨強加給共產黨人并教會共產黨人的，當然在黨內是毛澤東首先把握到了，他在1927年8月7日的中央緊急會議上說：“對軍事方面，從前我們罵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蔣、唐（按：指蔣介石和唐生智）都是拿槍桿子起的，我們獨不管。現在雖已注意，但仍無堅決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動非軍事不可，此次會議應重視此問題，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堅強起來注意此問題。湖南這次失敗，可說完全由于書生主觀的錯誤，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毛澤東：在中央緊急會議上的發言，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載《毛澤東文集》第一卷）

毛澤東在《矛盾論》中間區分了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對抗性矛盾和非對抗性矛盾，按照老田的理解，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中國的社會現實中間對應著力量強勢一方——統治階級，這個主要方面掌握著矛盾雙方斗爭和沖突的主導權，這意味著被統治階級的反抗只能采取統治階級所“選定”的方式來進行。中國的革命之所以表現為武裝的革命反對武裝的反革命，這其實就是統治階級不給出路的結果，最終保留給被統治階級的唯一選擇就是改善自己的境況必須以推翻統治階級的政治統治為前提條件——這也實際上意味著統治階級決定了對抗雙方的沖突性質是對抗性矛盾而不是非對抗性矛盾。毛澤東是在1921年就達成了這個關于社會矛盾對抗性的認識，由此他才不得不選擇了馬克思主義，因為沒有“勞農階級的武裝斗爭”，就不會有處境的改進，他在新民學會的發言中間說：“溫和方法的共產主義，如羅素所主張極端的自由，放任資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產主義，即所謂勞農主義，用階級專政的方法，是可以預計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毛澤東：在新民學會長沙會員大會上的發言，一九二一年一月一日、二日，載《毛澤東著作選讀》人民出版社1986年）

看起來，是那些不妥協的敵人教會了毛澤東，如何認識中國社會結構的性質？到哪里去尋求社會問題的解決方案和依靠力量？毛澤東對于富人貴人的主動讓步，得出了不可能的結論之后，就開始著手去尋找如何解決“對抗性社會矛盾”的方案和依靠力量了，所以，毫不奇怪的是，他自己親手編定的《毛澤東選集》，第一篇就是《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第二篇是《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

革命首先是要打仗的，在這個問題上，共產黨人如何從不懂到懂，從不會到會，蔣介石和國民黨的屠殺政策作出了很大的“貢獻”。1960年代毛澤東在回顧這一轉變過程時，曾經多次對外賓講，自己原本是小學教員，沒有想過打仗，都是蔣介石非讓共產黨人學習打仗不可的：“我也當過幾年教員，當的是小學教員。后來鬧革命，就當不成小學教員了。那時組織工會，搞罷工，組織農民協會，同農村的惡霸作斗爭。然后蔣介石搞白色恐怖，把我們趕到山上了，一打就是十年。以后日本人打進來了，一打又是八年，十年加八年不是十八年了嗎？日本人走了以后美國人又來了，支持國民黨向我們進攻，又打了四年。十八年加四年，就是二十二年。如果加上朝鮮戰爭就是二十五年。打了這么多年的仗，但是打仗這門學問我沒有學過，也沒有看過什么兵法，自己也沒準備去打。誰人叫我去打的呢？就是帝國主義和蔣介石。他們實行白色恐怖，到處殺人，我們這些人只好上山。當時沒有槍，就從蔣介石那里奪取武器。也沒有外國援助。是外國人援助蔣介石，而蔣介石再援助我們。所以我們也可以說還是有外國援助的。”（毛澤東：接見尼泊爾教育代表團時的談話，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九日，載《毛澤東思想萬歲》61-68卷）

革命戰爭要從建立根據地開始，這個思路首先是老百姓的智慧，毛澤東實踐并系統化了這個智慧。1927年馬日事變之后，毛澤東受中央委派任湖南省委書記，“他來到湖南，秘密到各縣巡視，同農民座談，了解各級農協被摧殘的情況，商議怎樣才能掙破敵人的鐵網，推翻敵人的反動政權，重新建立革命政權。”在他巡視各地時：“農民沉重地告訴他，只有拿起槍桿子。依山的上山，依湖的下湖，否則沒有別的辦法。毛澤東以為農民的意見是正確的，湖南農民運動的失敗，就是因為沒有自己的武裝。面對許克祥的刀和槍，只有挨打的份。”（張素華主編：《毛澤東與中共黨史重大事件》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第35頁）

共產黨雖然拿起了槍桿子，但一時半刻還沒有學會如何打仗，秋收起義失敗之后，紅軍必須解決如何在力量對比劣勢的條件下進行戰斗的問題，毛澤東也是在吸收民間綠林好漢智慧并加以提升之后，才得出了一整套反圍剿戰爭的戰略戰術。根據陳士蕖老將軍的回憶，著名的游擊戰十六字訣，最初是受到井岡山地區一個綠林好漢朱聾子經驗的啟發，而后加以提高的：“過去山上有個‘山大王’朱聾子，同官軍打了幾十年的交道，總結出一條經驗，叫做：不要會打仗，只要會打圈。毛澤東笑道：打圈是個好經驗，不過他打圈是消極的，不是為了消滅敵人，擴大根據地，我們改它一下：既要會打圈，又要會打仗。打圈是為了避實，打仗就要擊虛。強敵來了，先領他轉幾個圈子，把他轉暈轉疲了，就集中優勢兵力狠狠打，打得干凈利落，打得要有收獲，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一口一口地就把敵人吃掉了，最后，毛澤東饒有風趣地概括道：我們的陣地是不固定的，打得底就打，打不贏就走；賺錢就來，蝕本不干。這就是我們的戰術！”（陳士蕖著，劉恩營整理《從井岡山走進中南海：陳士蕖老將軍回憶毛澤東》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第47頁）

毛澤東特別善于提出問題，也善于學習，在軍事戰爭問題上尤其如此。根據李爾重的回憶說：“那年毛主席到武漢，大家說毛主席是詩人、文學家、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毛主席一擺手說，什么軍事家，那都是把 軍事看得神秘了。我的辦法其實很簡單，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這一套其實是上井岡山才學會的。上井岡山之前，什么軍事都不會。到井岡山之后，遇到王佐、袁文才，就很奇怪，問你們怎么能生存下來。他們說，山區那么大，國民黨管不過來。他來了我們就跑，他一走我們就趁機會‘揪一把’。后來的游擊戰十六字訣就是這么來的。到遵義以后，凱豐說，你這一套不就是《孫子兵法》嗎？我這才找《孫子兵法》來看。”（學東整理：《魏巍、李爾重等老同志暢談毛主席》，載《毛澤東旗幟》網站）

毛澤東對于“十六字訣”所包含的樸素道理很看重，他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間總結說：“等到戰勝敵人的第三次‘圍剿’，于是全部紅軍作戰的原則就形成了。這時是軍事原則的新發展階段，內容大大豐富起來，形式也有了許多改變，主要地是超越了從前的樸素性，然而基本的原則，仍然是那個十六字訣。十六字訣包舉了反‘圍剿’的基本原則，包舉了戰略防御和戰略進攻的兩個階段，在防御時又包舉了戰略退卻和戰略反攻的兩個階段。后來的東西只是它的發展罷了。”（毛澤東：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載《毛澤東選集》第一卷）

毛澤東所提煉的十六字訣，并不受共產黨內部高官們的贊成，這個依據“打圈”經驗提煉出來的口訣，在黨內被批評為“游擊主義殘余”，共產國際派來的洋顧問就是這么認識的：“在部隊的高級干部中，以及在獨立部隊和地方部隊中，一直還存在著游擊主義的殘余。”（奧托•布萊恩（李德）：《中國紀事》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第52頁）

毛澤東從群眾和敵人那里學習得來的經驗和智慧，在黨內受到普遍的重視，是經歷了重大失敗之后，才獲得廣泛同意的，他后來回憶說：“我讀了六年孔夫子的書，上了七年學堂，以后當小學教員，又當了中學教員。當時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馬克思主義。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就沒有聽說過，只知道拿破侖、華盛頓。我搞軍事更是這樣。我搞過國民革命軍政治部的宣傳工作，在農民運動講習所也講過打仗的重要，可就是從來沒有想到自己去搞軍事，要去打仗。后來自己帶人打起仗來，上了井岡山。在井岡山先打了個小勝仗，接著又打了兩個大敗仗。于是總結經驗，總結了十六個字的打游擊的經驗：‘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謝謝蔣委員長給我們上課，也要謝謝黨內的一些人，他們說我一點馬克思主義都沒有，而他們是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可是這些百分之百的布爾什維克卻使白區損失百分之百，蘇區損失百分之九十。”（毛澤東：關于人的認識問題，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四日，載《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反對毛澤東游擊戰戰略戰術的人士，有著很強的“理論基礎”和“經驗基礎”，甚至還很符合統治階級的慣例和普世價值。這些掌握了洋理論的人一到蘇區之后，就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既然是一個國家，顯然軍隊就應該在國境線上作戰，那么“御敵于國門之外”“兩個拳頭打敵人”“六路分兵”都是不需要進行思考和論證的絕對正確的政策。為了執行他們絕對正確的政策，為了排除阻力，就需要開展反傾向斗爭，批判“羅明路線”“逃跑主義”“游擊主義殘余”“富農路線”，就是服務于統一思想所必須的了。

在中央蘇區時期，李維漢親自參加過批判“羅明路線”的工作，據他回憶這“實際上就是批游擊戰爭的十六字訣”，還因為“毛澤東在黨、軍隊、政府里的威信是很高的，在群眾中的威信也是很高的。”“他們反‘羅明路線’，就是要使毛澤東在地方上、黨里和紅軍里的威信掃地。他們還準備在巾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換班。其實，當時已經換班了，由張聞天任中華蘇維埃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實際上毛澤東已被架空了。毛澤東雖是中央政府主席，但中央和各部的實權都在人民委員會主席手里。”李維漢在文革期間做了較為深刻的反省，得出結論說，黨內與毛澤東的不同意見主要是出于教條主義和狹隘的經驗主義：“教條主義從書本出發，否認實際，把蘇聯的一套撤到中國來，只承認矛盾的普遍性，否認矛盾的特殊性，脫離實際，危害當然很大。經驗主義把狹隘經驗當普遍真理。拿局部的經驗到處推廣，否認矛盾的普遍性，危害也是很大的。”（李維漢：《回憶與研究》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第337，339、341頁）

為了加強反傾向斗爭的效果，有些人還有意識地借用一下共產國際的權威，李德回憶說：“雖然我再三提醒大家注意，我的職務只是一個顧問，并無下達指示的權力，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還是產生了這種錯誤的印象，似乎我是具有極大全權的。博古也許還有意識地容忍這種誤解，因為他以為，這樣可以加強他自己的威望。”（奧托•布萊恩（李德）：《中國紀事》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第47-48頁）

正是因為這樣，上海中央遷入蘇區之后，毛澤東就在黨內高層成為少數派，在1931年的寧都會議上被剝奪黨權，1932年的贛南會議中被剝奪軍權，1933年蘇維埃主席的行政權也被架空了。甚至在上海中央遷入江西之前，毛澤東就已經在1929年紅四軍第七次黨代會上落選前委書記了，他的各種主張在黨內低層也是少數派。看起來，毛澤東思想的核心內涵，與大小當權派的利益和意愿有著不小的落差。

那些留蘇的“海龜”們自認為理論水平高，井岡山的山溝溝里沒有馬克思主義，所以，只能按照他們自己“絕對正確”的意見辦事，若非遭遇極大的挫折他們是堅決不回頭的，這給毛澤東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他在1958年元月的最高國務會議上對費孝通“交心”說：“請費孝通參加會，是寄希望于他，”“知識分子失敗一次沒有壞處。我們當年紅軍有三十萬人，走了二萬五千里，剩下二萬多人，……第二次王明路線，害得我們兩只腳，走了兩萬五千里。……嚴重的挫折才教育了我們。知識分子不受嚴重的挫折是教育不過來的。”（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載六八年漢版《毛澤東思想萬歲》58-60卷，第14、15-16頁）布迪厄把學習得來的知識稱為“文化資本”，要那些洋海龜們承認學會了的理論的不足，轉而面向實際，這實際上是要求把他們掌握的文化資本貶值為零，所以，遭遇到資本持有者最頑強的抗拒，如果沒有革命的整體性失敗和個人被敵人消滅的重大威脅，他們就拒絕貶值自己的文化資本。基于文化資本貶值政策的重大分歧，本質上也是革命隊伍內部的社會性障礙，建國后毛澤東把同一性質的問題和各種表現一樣稱之為“階級斗爭”，并與共產黨和國民黨的階級斗爭進行類比，這個后來被黨史權威們認定為“階級斗爭擴大化”。

除了軍事思想之外，毛澤東對于社會經濟領域的看法和政策，也主要是來源于老百姓。他1964年3月24日與人談話時，就明確地承認：“土地改革綱領，我在前后費了10年功夫，不費10年功夫，是搞不出來的。在大革命時，我辦了兩次農民運動講習所，廣州一次，武漢一次，也做過一些調查研究，但沒有解決。還是以后在興國和其他地方進行了8個月調查，才解決問題。這是群眾教給我的，說應該這么樣辦。”（顧龍生主編：《毛澤東經濟年譜》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第591頁）

如果說是敵人的兇殘告訴了毛澤東要怎樣去認識中國社會，到哪里去找尋依靠力量和解決方案的話；那么，現在是共產黨內部的堅定反對派告訴了毛澤東，要耗費什么樣的代價，才能克服革命隊伍內部的“社會性障礙”，從而得以把蘊藏在老百姓中間的反抗能量組織成為破壞舊世界、建設新世界的現實力量。不管是對內的力量整合還是對外的你死我活的戰爭，毛澤東思想的一個鮮明特色都是如何有效地克服各種“社會性障礙”。

不僅如此，毛澤東把自己的軍事思想稱之為“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并認為這種戰術不可能被反對派學習借鑒，原因就在于戰略戰術無法脫離其社會性（人民性）而取得效果。紅軍、八路軍的戰斗力不僅僅是因為方法正確，而是“這個軍隊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所有參加這個軍隊的人，都具有自覺的紀律；他們不是為著少數人的或狹隘集團的私利，而是為著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著全民族的利益，而結合，而戰斗的。”（毛澤東：論聯合政府，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載《毛澤東選集》第四卷）脫離了這個社會性條件，戰斗力就不可能在同樣的方法中間產生：“蔣介石匪幫和美國帝國主義的在華軍事人員，熟知我們的這些軍事方法。蔣介石曾多次集訓他的將校，將我們的軍事書籍和從戰爭中獲得的文件發給他們研究，企圖尋找對付的方法。美國軍事人員曾向蔣介石建議這樣那樣的消滅人民解放軍的戰略戰術；并替蔣介石訓練軍隊，接濟軍事裝備。但是所有這些努力，都不能挽救蔣介石匪幫的失敗。這是因為我們的戰略戰術是建立在人民戰爭這個基礎上的，任何反人民的軍隊都不能利用我們的戰略戰術。在人民戰爭的基礎上，在軍隊和人民團結一致、指揮員和戰斗員團結一致以及瓦解敵軍等項原則的基礎上，人民解放軍建立了自己的強有力的革命的政治工作，這是我們戰勝敵人的重大因素。”（毛澤東：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載《毛澤東選集》第四卷）正是從這個認識出發，毛澤東否認了自己的軍事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認定自己的軍事思想僅僅適用于戰爭具備真正的“人民性”那樣一種社會條件，所以，毛澤東絕不是所謂的發明了普遍規律的超越時代和階級局限的“技術性的高明軍事家”。

對于毛澤東思想的發明權，許多人以為毛澤東與教授寫學術文章一樣，自己在書齋里頭寫成并且個人擁有完全版權。但毛澤東自己卻不這么看，他1964年與人談到全國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熱潮時說：“‘毛選’，什么是我的！這是血的著作。蘇區斗爭是很激烈的，由于王明路線的錯誤，不得不進行兩萬五千里的長征。‘毛選’里的這些東西，是群眾教給我們的，是付出了流血犧牲的代價的。”對于建國后的一些重大的政策，毛澤東與1980年代的黨史權威們也持有不同“政見”，他說：“‘四清’，‘五反’，這都是群眾教給我們的，我們的頭腦中并不產生什么。‘四清’就是保定地委提出的。河北省有八個地委，只有保定地委提出。保定地委開始也是不懂得搞‘四清’，后來群眾提出，非搞‘四清’不行，他們接受了。干部參加勞動，是山西昔陽縣教給我們的，以后又有浙江省的幾個材料。”（毛澤東：在一次匯報時的插話，一九六四年三月，載《毛澤東思想萬歲》61-68卷）儒家有一個認識論口號叫做“道在倫常日用之中”，毛澤東也一樣認定矛盾、沖突及其解決方案都體現在“倫常日用”的群眾生產和生活中間。

早在1929年10月毛澤東就曾經對鄧子恢說過：“領導者并沒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他的責任是當好群眾的傳達員。這就是說，應當善于總結出大多數群眾的正確意見和要求，及時反映到黨的領導機關。黨的領導機關就要根據這些意見和要求進行研究分析，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然后再由領導者把黨的決定傳達到群眾中間去執行。”（轉引自《鄧子恢傳》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98頁）毛澤東與很多1980年代的權威們的看法不同，他認為人民戰爭也好，社會革命也好，階級斗爭也好，都是老百姓基于自己的切身利益需要而存在的，不是少數人從外部輸灌給老百姓的，更不是馬克思在倫敦的大英博物館里頭憑空構想出來之后，轉過來在中國找尋一個好的實踐方案，所以，老百姓的意愿、認識和切身感受，就具有最高程度的重要性，優秀的共產黨人就是那些能夠把老百姓的意愿正確集中起來并提出實現方法的人。毛澤東思想的這個關鍵性認識，立足于舊中國的社會結構及其矛盾沖突的現實，所以，毛澤東思想的關鍵方面和一貫線索，都著眼于中國農村社會的結構性實際，所以，他格外強調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但是，后毛澤東時代的權威們在闡釋毛澤東思想的時候，卻顛倒過來，引導人們去追尋毛澤東是如何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這樣來提出問題和研究問題，實際上是不承認毛澤東思想社會性內涵的“委婉”方式，否認毛澤東的認識與中國社會結構的相關性，從而把毛澤東思想說成是一種對外來優秀思想的合理修改。

共產黨人的政策，戰略戰術，都離不開人民群眾這個社會性條件，這一點在紅軍時期，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逐步地為全黨高級官員所接受，所以，群眾路線的執行也相對積極和主動，在建國后，很多高官不再承認戰爭期間他們愿意承認的東西，這樣就把政策和策略與群眾的需要割裂開來，變成是精英們按照自己的高明手腕和招法去治國。基于這個認識，毛澤東思想就被重新闡釋，許多省部級、廳局級研究員們，就根據高官們后來產生的需要，把毛澤東思想內部戰略戰術和社會性基礎兩個部分之間的關系割斷。按照專家們的新看法，《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矛盾論》這樣的文章，與毛澤東思想的核心線索之間不存在任何緊密關系，即使把毛澤東所寫過的相關文章全部從選集文集文稿之間剔去，也完全不會損害權威們概況出來的、據說是毛澤東思想活的靈魂的三個方面——“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

否認毛澤東思想的社會性方面，否認不同的社會性基礎需要不同的解決方法、管理模式和權力分配樣式，這是黨內分歧的不變線索。1956年毛澤東曾對米高揚說：“我們黨在它的成長過程中，在革命發展的曲折道路上，不僅要對付強大、狡猾而兇惡的中外敵人(帝國主義和國內封建勢力與反動派)，在極其艱苦條件下進行斗爭，而且還要與黨內各種機會主義者、投機分子、愚昧無知作斗爭，不斷端正我們前進的方向。因而我們每前進一步都要付出雙倍的努力和代價。”“‘左’傾機會主義分子的最嚴重、最根本的錯誤是打擊、排擠正確領導，否定、拋棄從實際出發制定出來的正確路線，使革命一而再、再而三地蒙受損失，最后不得不丟開了革命根據地，跑了二萬五千里。敵人教育了我們黨員中的頑固分子。挫折和損失才使他們的頭腦清醒過來，符合實際的話，對革命有益的話，過去他們是聽不進去的。”（師哲回憶錄：《在歷史的巨人身邊》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1991年，第610頁）

周總理就自己親眼所見，也印證了毛澤東在黨內長期的少數派地位：“毛主席當著他的意見沒有被大家接受時，他就等待，有機會他就又講，又教育，又說服。毛主席在黨內也碰到過這樣的情形，他的意見不為大家所接受，如我剛才說的，在十年內戰的時候就是如此。我們主張打大城市，毛主席認為我們的力量小，不應該打大城市，應該集中力量建設根據地。但是毛主席的意見大多數不贊成，大家要打，他也只好跟著打。結果打敗了，毛主席趕快在會議上提出：打敗了證明這個辦法不行，換一換吧！大家還不接受，他只好再等待，又跟著大家走。”（周恩來：學習毛澤東，一九四九年五月七日，載《周恩來選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

從周總理的回顧看，黨內對于毛澤東思想的不同政見長期存在，而且非常頑固，所以，現在毛澤東思想被一些人按照反對派的需要進行重新解釋，也沒有什么好奇怪的，歷史上的黨內分歧，是理解今天的毛澤東思想再解釋一個很好的參考背景。相比較而言，黨內不同意見主要反對毛澤東思想的社會性方面，尤其是反對他關于革命黨內部社會性障礙的相關判斷和解決方法，部分地肯定其技術性方面。

因為要否認毛澤東思想的社會性方面，相關權威很是動了些腦筋，著名的胡繩先生就提出毛澤東思想是民粹主義的命題，意思是說毛澤東的種種判斷和主張，跟廣大底層民眾的利益無關，毛關于階級和路線的執著，僅僅是因為他不恰當地高估了底層的品德和素質，高估底層民眾適應新制度的可能性。本來提出毛澤東思想包含民粹主義的，首先是美國威斯康辛大學教師邁斯納，這個不奇怪，因為邁斯納不承認階級分析法，所以，他就把毛澤東對于底層和上層的不同態度與民粹主義相比照來理解。但是，胡繩的整個思維框架至死沒有脫離馬克思的階級分析框架，他的《帝國主義與中國政治》一書，直到1996年的第七版中間還是階級分析框架；而且，胡繩的另外一本大作《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是在毛澤東去世之后才動筆寫的，這本歷史敘述也是以階級分析框架為基礎的，大體上可以得出結論說，胡繩先生至死都沒有學會傳統馬列之外的分析框架。李普、李慎之等自由派老大都同意“胡繩一生也有‘早年實現自我，中間失去自我，晚年又回歸自我’”三個時期，而恰恰是在胡繩的“回歸自我”時期，他也仍然沒有學會新的社會分析框架，終其一生，不管是否失去自我，胡繩都是老套路去應對一切問題的，從這個階級分析的框架里頭，無論如何是提不出“毛澤東民粹主義”命題的，這只能解釋為作為黨史領導小組負責人之一的胡繩，是有政治任務要完成，才脫離自己的看世界框架另覓結論的，也許正是這個意義上，胡繩先生才得到自由派老大們回歸自我的嘉許吧。

二○○八年八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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