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史就是注水豬肉史
趙 磊
（西南財經大學《財經科學》編輯部）
大概是好幾年以前吧，“市場經濟是誠信經濟”、“市場經濟是道德經濟”的承諾，在學術界很是熱鬧了一段日子。這與樊剛觸犯眾怒的“市場經濟不講道德”的宣言，恰好形成了鮮明對比。其實，這看似對立的兩極，本質上都是在為市場經濟辯護：前者是為市場經濟臉上貼金，后者是讓市場經濟脫光了裸奔。
可憐的是，不論是貼金還是裸奔，只要一涉足“市場”和“交易”一類的事件，吃夠了“注水豬肉”、“豆腐渣工程”苦頭的中國人，心里總不是那么塌實。這不，盡管《大宅門》、《大染坊》，《闖關東》之類的主流意識形態，極力想把“貼金”和“裸奔”合二為一，使市場競爭中的勝出者升華為人人景仰的道德加打拼的楷模，但除了這些大東家的大把銀子讓“待富者”們嘖嘖稱羨以外，無商不奸的嘴臉不論怎么洗，恐怕也是洗不干凈了啦。
偶翻閑書，我忽然發現，早在中國近代和古代，諸如“注水肉”之類的假冒偽劣就已經存在了。看來，只要存在著“市場”和“交易”，就一定存在著坑蒙拐騙。在這里，我不妨為市場經濟的“誠信”和“道德”補充一點歷史材料：
（1）1894年3月，莫里循（近代著名英國旅行家和中國問題專家，曾被袁世凱聘為總統顧問）在游歷重慶附近鄉村時曾寫道：“豬肉一般都注了水——用注射器從大靜脈里把水注射進去，這樣豬肉顯得很重：這就是中國人通常所說的‘注水肉’”。
（2）據明代田汝成《西湖游覽志余》卷二五《委巷叢談》載：“（杭人）喜作偽，以邀利目前，不顧身后，如酒攙灰，雞塞沙，鵝、羊吹氣，魚肉貫水，織作刷油粉，自宋時已然，載于《癸辛雜識》者可考也。”諸位看見了吧，遠在800多年前，在南宋的首都杭州，就早已經有了諸如“注水肉”之類的奸商技巧了。而且，酒、雞、鵝、羊魚，甚至絲帛，也各有各的造假作偽謀利之道。
（3）18世紀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第十九章第二十節《為中國人的一種矛盾現象進一解》里寫道：“中國人的生活完全以禮為指南，但他們卻是地球上最會騙人的民族。這特別表現在他們從事貿易的時候。雖然貿易會很自然地激起人們信實（即誠信——趙注）的感情，但它卻從未激起中國人的信實。向他們買東西的人要自己帶秤。每個商人有三種秤，一種是買進用的重秤，一種是賣出用的輕秤，一種是準確的秤，這是和那些對他有戒備的人們交易時用的。我想這種矛盾是可以解釋的。”
對于以上歷史材料，我試著解讀如下，同時也歡迎諸位網友賜教：
其一，“注水肉”一類的假冒偽劣并非始于今日，而是市場交易的孿生物。只要有商品經濟或市場交易，就一定存在“注水肉”滋生的土壤。所以，市場經濟史就是注水豬肉史。我強烈建議教育部，在編寫新版經濟學教科書的時候，務必增加“注水豬肉史”的內容。
其二，從某種意義上看，韓德強說市場經濟在中國古代“早已存在”，并非信口開河，而是頗有見地。只不過中國古代的“市場經濟”是生長在封建社會之中的，大概是低級的市場經濟（學術界把它稱之為“商品經濟”，以區別于現代市場經濟）；而今日中國的市場經濟是生長在現代社會（資本主義、現代大工業或后工業、信息時代、知識經濟）之中的，大概算是高級的市場經濟罷。
其三，孟德斯鳩曾經認為市場經濟天然就是“講誠信的經濟”（他說交易會“很自然”地激起人們的誠信），與歷史邏輯和理論邏輯均不符，大謬不然。此外，這位大思想家的民族優越感顯得很幼稚。其實，在市場經濟下，想必外國人同樣會有作偽的動機和行為（希望有興趣的網友提供相關案例），不獨中國人使然，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其四，市場經濟背景下的人一定是“經濟人”——這叫“存在決定意識”。“經濟人”天然具有作偽的沖動——這是市場經濟競爭壓力下“經濟人”的本性使然，并非中國人的民族劣根性作怪。如果說作偽的沖動在西方人那里不太囂張，那也可能是法律（或許還有風俗習慣）對這種沖動約束力較強而已。如果說西方人天然就不會作偽，這也太無視“經濟人”的存在了吧？既然都是“經濟人”，那么無論是東方人還是西方人，其行為選擇都要遵循“自利”和“理性”的原則。按照“經濟人”的邏輯：西方人的道德水準并不“天然”地比東方人高尚。
（2008年8月4日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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