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翻》的讀后感之一：共產黨官員內部對于中國革命的不同認識

作者：老田

在讀完韓丁的《深翻》之后，禁不住掩卷長嘆，一場人類歷史上最為深刻而持久的社會革命，就這樣走向了衰敗。

從韓丁的《翻身》到《深翻》，我們讀到了底層人民廣泛參與的革命事業。中國革命是人類歷史最偉大的革命，無論是革命的范圍、深度還是革命的徹底性，都是史無前例的。如果從革命的規模來說，那就更是如此了，這場革命是人類的四分之一為了告別過去，走向新生的一個歷史性變革。

在讀書的過程中間，我想到了在共產黨內部對于這場革命的不同認識，這些認識分歧貫穿始終，不過在1980年代之后，這個分歧就表述得更為充分了。對革命認識的差別，雖然最開始是一些評論者從外部給出的，但是，對中國革命最持久最深刻的認識差距，則始終存在于領導者群體內部。

一些人認為中國革命應該僅僅是一場政治革命，把舊政權的掌握者推倒，換上新的當政者。這個認識內部也有兩派，一派認為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革命，革命的任務就是推翻晚清朝廷，國民黨當權之后，政權的性質就已經是資產階級政權了，革命就應該停止，這是共產黨內部托派的觀點。陳獨秀等人被清除去共產黨隊伍之后，托派觀點仍然繼續存在，1980年代“補課論”思想的出臺，仍然肯定陳獨秀是他們的英明領袖，毛澤東把革命推進到社會主義被認定是民粹主義思想發作，超越了歷史發展階段。1980年代“非毛化時期”發展起來“補課論”思潮，不涉及政治革命的內涵，是一種“純經濟托派”思想，這個思潮的急劇擴張并壟斷一切，據以重新解釋了馬克思主義，是主流知識精英宣傳和發展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點，李銳杜潤生等人和大多數主流經濟學家都是這個觀點。這一派人士為了尋找根據，重新書寫了黨史，把新民主主義革命不看作一種過渡理論和階段，而是拔高為一種社會形態，似乎存在著一種政治力量由共產黨掌握、經濟權力由資本家群體掌握，還能夠相安無事的互不矛盾。

在建國后之后發展出來一個“純經濟托派”——這一派人士認為政治革命還是要的，需要繼續深入，由共產黨代替國民黨政權，但是經濟上要補上資本主義那一課，由共產黨干部來代表資產階級，國民黨代表性不夠。在這一派人士看來，全部革命的內涵就是新舊政權的替換，所以毛澤東思想的唯一貢獻就是幫助新的官員群體替代舊的官員群體，所以，毛澤東思想主要是一種軍事思想和正確的戰略戰術，除此之外，關于中國社會革命和階級斗爭的思想認識，都一無可取之處，必須加以否定。

新中國成立之后，中國的社會革命繼續推進，并有三個不同階段的內容，第一個階段解決農業剩余的分配與使用的問題，這一階段的社會革命內容是剝奪了地主富農的700億斤地租，并轉用于工業化需要，此外沒收官僚資本也同時被稱為是新民主主義革命階段。

社會革命的第二個階段是贖買資產階級，同時實現資本與勞動力的緊密結合。在農村則依靠多數貧農對于生產資料保險的需要，推動了合作化進程。五反之后，工人在共產黨政府的領導下組織起來，在工廠內部“面對面”地批判資本家，由此掌握了三權——管理權、人事權、分配權，剝奪了依托于資本占有而產生的管理權力。

由于毛澤東時代的共產黨政府，強調階級斗爭，強調發動工農群眾并向他們的意愿傾斜，革命就無可奈何地發展社會革命領域。土改、合作化之后，農民勞動力實現了與土地的穩定結合，等于免費獲得了一份生產資料保險。統購統銷政策之后，缺糧的貧農等于得到了一個以公平價格獲得生存資料的機會。農民百分之六七十的農戶在生產和生存條件方面都得到了改善。在民主改革和五反斗爭之后，城市工人的地位得到大幅度提升，工廠內部的人事權、管理權和分配權轉移到了工人組織手里，逐步地工人也得到了穩定的就業保障和工資提升。這兩個過程從根本上提高了平民階層的地位和權力，壓低了舊統治階級并堵塞了其賴以發財致富的門道，新的社會制度就這樣從工農直接參與的斗爭中間產生出來了。這是社會革命的第二階段，實現了提升勞動力地位、顛覆低下的勞動力相對價格的任務。這個階段的社會革命完成之后，憲法上所規定的“工農聯盟”的經濟內涵——拒絕把勞動力作為按照市場供求關系決定的低價格來雇傭——才得到落實。工農聯盟經濟內涵的實現，不僅在于要剝奪舊統治階級，同時還要防止產生新的統治階級，否則這個業已獲得地位還有可能喪失掉，所以社會革命必須繼續推進到第三階段。

只有從社會革命的角度，才能理解為什么共產黨是偉大光榮正確，共產黨干部群體多數來自被統治階級，缺少管理經驗和文化教育，是一個普遍的現象，作為一個統治集團，共產黨干部的優勢不在于統治技術的嫻熟，而在于顛覆勞動力相對低下的市場價格。而對共產黨內部所謂“務實派”的強調，成為“非毛化時期”的主線索，似乎共產黨內部有一個在管理和統治技術方面有很大優勢的群體，跟舊統治階級相比也能夠在管理水平上戰而勝之，由于他們的高明統治技術使得共產黨政權具有相對于國民黨政權的合法性。在他們看來，共產黨政權的合法性，就是因為有了這么一小批很高明的人（或者轉過來強調這些人道德上優越，例如比國民黨官員更清廉），革命有理落腳在把民間的治國高手送上了統治地位，他們的高明統治技術對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巨大作用，相比于革命的巨大代價而言要大得多。依據這個邏輯，假如國民黨可以證明，共產黨高人治國技術的作用不及革命的巨大代價，國民黨就能夠得出“四一二大屠殺”有理的結論，實際上這一派人士中間確實有不少人成為蔣介石的粉絲，例如著名的崔衛平女士就認為蔣政權還有可能走向民主，是共產黨奪取政權阻斷了這一有希望的前景。

社會革命的第三階段是改善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關系，實現社會權力的均衡分配和社會結構的扁平化改造。這個階段的革命，要求實現降低管理者的特權和地位，提倡一種協商式的管理和學習型組織模式。在社會革命的第三個階段，必然要提出政治戰線和思想戰線的社會主義革命問題。換言之，工農在經濟上的解放，必須要得到政治上的保障之后，這一經濟成果才是可持續的。

在社會革命的三個階段都貫穿著提升勞動力的相對價格和地位，解除通過市場關系施加于勞動者的束縛和抑制，同時，也是一個以行政管制替代市場關系的過程，勞動力由供求關系決定的低價格被顛覆，勞動者多數獲得了就業保障和生存資料獲得機會改進，都維系在一個全國性的工作機會和生存資料的分配系統，在這個分配系統中間，提升工農的地位都要以降低社會上層的權力和利益作為代價。換言之，工農聯盟的經濟內涵，需要配套實施權力資本和文化資本的貶值政策，才有保障。

這三個階段的權力和利益再分配，都意味著以改善工農勞動者的地位為目標，都需要配套減少精英階層權力和利益的政策，由于權力和利益的再分配過程充滿著受損者的反抗，所以都被毛澤東稱為“階級斗爭”。這是在以階級為基礎的力量集結和博弈視野里看問題的，社會革命的實質都是調整階級關系，通過力量對比的改變并借助于博弈來提升勞動力的價格，與此同時，要求實現經濟資本貶值（甚至是剝奪依托于資本而產生的統治權力），文化資本貶值和權力資本貶值政策。貶值政策的實施，導致權力精英和知識精英逐步選擇一個明確的反抗態度，最后，毛澤東發現：除了動員體制外的工農群體之外，別無力量支持第三階段社會革命的順利進行，所以，他不得不選擇了發動文化大革命。

有所不同的是，新中國第一、第二階段的社會革命階段，進行階級斗爭背后的力量對比問題，在革命戰爭期間早已解決，反抗者無法糾集足夠的力量進行反撲，地主富農資本家和富裕中農，他們作為利益和權力受損者，都沒有能力組織有效的反抗，所以社會革命進程相對順利。等到新中國社會革命進入第三階段之后，掌握經濟資本的群體不再是對象，而文化資本和權力資本的掌握者則有能力組織強有力的反抗，這種反抗通常是以扭曲的方式來表現自己的——他們把那些正當的改進措施和政策執行到極端荒謬的地步，然后，再來指責決策者“極左”“空想”和不切實際，從而積累了足夠的走向另一個極端的理由。

韓丁通過自己的深入調查，精辟地提煉出來了這些人的行為邏輯：“隨著政府機關越來越具有傳統官僚制所具有的特點，中央集權、權力不受約束、只對同僚長官負責等等，……在等級分明的制度中，有野心的個人，做決定往往根據的不是國家的利益而是自己的政治利益。要緊的不是解決問題，而是討好上級。如果上面要求解散基礎不健全的合作社，下面就不管好壞，統統解散，為的是表現自己的熱情和能力。如果上面要求以糧為綱，下面就大搞糧食，林、漁、牧、副統統不管，為的是表現自己干勁沖天。”“后土改時期，經常導致政策扭曲的左右搖擺，雖不是前所未見的新情況，但是由于沒有共識，現在的搖擺就往往會比過去的搖擺更走極端和更具有破壞性。由于一部分重要的領導人不同意戰略目標、不肯大力推行，往往會因此妨礙政策的執行，使新的政策、措施滯礙難行。但是同樣的這些領導也有可能故意反其道而行，過分加大力度和加快速度，其實是意圖造成對政策措施乃至整個運動方向的疑惑和不滿情緒。一旦極左的錯誤使得激進的方案顯得荒謬絕倫，那么代之以較保守的方案就變成很容易的選擇了。不管是否有人真的實行了這樣陰險的計謀，客觀而言，球是往另一個方向反彈的。”（韓丁著 《深翻》校譯組譯：《深翻》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美國三城出版社2008年，《序言》第19頁）

韓丁在書的結束部分，寫了了這樣一段文字：“回想起毛時代那些接二連三的僵局，有點象海涅在他的詩中描述的關於上帝與魔鬼的對話：

‘你不會創造。’上帝輕蔑地對魔鬼說。

‘我是不會，’魔鬼答道，‘但是我能摧毀你創造的一切。’”（《深翻》第719頁）

看起來，毛澤東的“極左”不是別的，而是脫離了社會上的強勢群體而去執行權力資本和文化資本的貶值政策，這就引發了精英階層的嚴重不滿；而恰恰由于中國革命后普通工農地位的改善，普通工農反而在政治上陷入保守情緒，處于政治反抗能量最小化時期；就是在平民階層政治能量最低相對于精英階層政治能量最高時期，毛澤東冒著被摔得粉碎的危險發動了文革，這個力量對比上的巨大落差決定了文革政治博弈的后果，這當然沒有出乎毛澤東的預料。精英們竭力否認失敗的文革屬于“階級斗爭”范疇，并把毛澤東關于公有制社會的階級分析和政治博弈的看法稱為“極左”，說毛澤東混淆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搞了階級斗爭擴大化，回想起來，在共產黨內部，否定革命的社會階級實質的認識分歧，從中國革命開始就已經存在，并且貫穿始終。毛澤東臨終之前，對這些人的想法說法，曾經預先回過帖子：說這些人自己屬于小資產階級，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資產階級卻說階級矛盾看不見了。按照毛澤東的分析，小資產階級是從一開始就不承認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的，不僅僅是不承認公有制社會的階級分析，革命時代的階級問題他們也是同樣否定的。

看來，毛澤東的“極左”不在于政治博弈的性質認定上，而是在于博弈群體的力量對比方面：他明明知道平民階層和精英階層的政治能量嚴重不對等的情況下，仍然義無反顧地發動了文革，他明明知道戰爭必然失敗，卻義無反顧地投入了一場必然會失敗的戰爭——只要這一場戰爭是有利于多數人利益的。古人云“雖千萬人吾往矣”，說的是一個人明知有成千上萬的反對者也奮然前行的毅力和道義勇氣，相信從古代到今天以至于遙遠的將來，都會有少數人對那些明確選擇打敗仗的人表示深刻的敬意，畢竟古往今來很少有人會為肯定要失敗的事業而投入整個身心的。

二〇〇八年七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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