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表于《領導者》（雙月刊）2008/6月號，總第22期）

文 / 黃宗智

　　中國的社會形態不應簡單套用“中產階級”占最大多數的“美國模式”來理解，也不應等同于“無產階級”占最大多數的古典馬克思主義模式。中國的社會實際與兩大模式的關鍵差別在于其小資產階級。“舊”的小資產階級，包括農民和工商個體戶，今天仍然占據中國社會從業人員的一半以上。至于“新”的小資產階級，亦即“白領階層”/“中產階級”，在經濟收入上確實遠高于“舊”小資產階級，但他們只占中國社會的較小比例。在中國當前的社會結構中，低收入的舊小資產階級，加上低收入的工人階級，明顯占絕大多數；也就是說，從經濟收入來考慮，中國的社會結構明顯仍然是金字塔型，而不是橄欖型，并且將比較長時期如此，絕對不應混淆于美國模式。但如果從政治意義上來考慮，中國社會則確實具有相當龐大的“中間階層”。正如馬克思和韋伯同樣指出的，面對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分歧，新舊小資產者同樣是個“中間階層”。在當今中國，兩者合起來要占到全國從業人員的70%。這個占70%的政治意義上的“中間階層”，絕對不可混淆于只占15%的經濟意義上的“中產階級”。把兩者等同起來，等于是抹殺舊小資產階級大規模存在的現實，等于是在建構一個完全不符合中國實際的美國模式或中產階級神話。使用“新”、“舊”小資產階級的范疇則既能表達兩者在經濟收入和社會地位上的不同，也能表達兩者在政治意義上的共同。正是小資產階級占大多數的社會現實，反映了中國當前的經濟多元性和政治不確定性；如此的不確定性可以看作弱點，也可以看作創新的機遇。

　　中國的社會形態既有其符合馬克思主義理論和美國中產階級理論兩大經典模式的一面，也有與它們相悖之處。其中的關鍵在于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兩者之外的第三階級和“中間階層”。本文從社會形態理論的梳理和討論出發，以一份被視為權威性的社會調查和國家統計局的材料為依據，重點分析中國社會實際的悖論特征，及其對中國政治經濟走向的內在意蘊。

兩大模式

　　有關社會形態的理論傳統眾多，但影響比較大的可能還是馬克思主義傳統和美國的中產階級模式。前者雖然在許多人心目中早已伴隨上世紀末蘇東社會主義國家的解體而被拋棄，但事實上其深層影響仍然可以見之于“資本主義”、“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等詞匯的廣泛使用。

　　眾所周知，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分析是以占有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和沒有資產的工人階級的生產關系為主軸的。在他看來，這種生產關系（剩余價值的剝削）與生產力（技術、勞動力、原料）相互作用，既推進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也孕育著資本主義被無產階級革命所消滅的最終命運。他認為，在早期資本主義階段，在資本家和工人階級兩大階級的對立之外，還存在處于中間地位的“小資產階級”（主要是農民、手工業者、小商業主）。伴隨資本主義的經濟發展，這一處于中間的小資產階級將會因社會的兩極分化而消失，絕大多數的小資產階級將會淪為無產者。

　　與馬克思的階級分析相對的是美國的經驗和其所引發的分析，或可稱為“美國模式”。它的關鍵概念是“中產階級”（middle class），認為龐大的現代中產階級的興起取代了原來的資本/勞動兩極分化，先是緩和了后兩者之間的矛盾，穩定了資本主義社會，繼而形成占社會最大多數的階層，成為現代社會形態的主要特征。提出這一觀點的經典著作是米爾斯（C. Wright Mills）1951年出版的《白領—美國的中產階級》。書中首先描述了米爾斯所謂“舊中產階級”（其含義接近馬克思分析中的“小資產階級”）在世界經濟大蕭條后的20年中的快速衰減。其一是美國“家庭農場”的從業人員，在19世紀初期約占全國就業人員的3/4，后期仍占1/2，但到1950年，已經縮減到1/8。主要原因有：大農業公司的興起；機械化和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導致農業從業人員減少；經濟大蕭條下農產品價格的持續降落；市場壟斷勢力下農業生產用具價格的偏高，等等。（Mills: P 15~20）其二是城鎮小生產者讓位于大產業公司，以及小買賣讓位于或受制于越來越統一整合的全國市場中的超市（supermarkets）、百貨公司(department stores)和直接銷售自家品牌的大產業公司。這樣，剩下來的小資產者只是少量的小商業主和服務業人員。（Mills: P 20~28）而取代這一“舊中產階級”的，則是被稱為“白領”的“新中產階級”。

在米爾斯那里，“新中產階級”是個比較寬泛的范疇，包含企業經理、高層技術人員、政府機關和企業辦事人員、商店普通銷售員，等等。到1940年，這個“新中產階級”在所有就業人員中所占的比例（25%）已超過“舊中產階級”（20%）。米爾斯認為，他們將完全取代舊小資產階級。（Mills: P 63及其后幾頁）到20世紀末，以這樣的“白領階層”為主的“中產階級”早已成為美國社會最大的階層，主要集中在所謂的“第三產業”，約占全部就業人員的3/4。【01】

　　在以上的兩大模式之外，當然也有其他的學術傳統，其中尤為重要的是韋伯（Max Weber）比較多元化和歷史化的階級分析方法。韋伯強調一種動態的“階級情況”（class situation）分析，其中“情況”所指主要是市場機遇中的位置：一切階級都是通過他們與市場所賦予的機會關系而體現出來的。譬如，通過在市場上的活動與抉擇，一個資產階級成員可以成為一個“收租者”（rentiers），也可以成為一個企業家；同樣，一個工人的階級位置也取決于他們所出賣的勞力和技術在市場上所能得到的機遇。階級意識則不僅體現在馬克思概念中的“自在階級”和“自為階級”的區分之中，更展示在多種多樣的不同利益群體和政治行動之中。在市場運作過程中，起關鍵作用的不只是生產關系和在其基礎上形成的意識，也是人們的身份地位（status），包括其生活方式（style of life）和社會聲望（social esteem）等因素。政治參與和活動同時取決于階級和身份兩個維度。（Weber 1978, 2: P 926及其后幾頁）

　　至于小資產階級，韋伯認為，其與資產階級的不同，在于沒有可能壟斷或控制市場；而其與工人階級的不同，則在于他們在市場上出賣的是自家的“資本”和勞動所生產或經營的小商品，而非自身的勞動力。至于他們的最終命運，韋伯雖然沒有明言，但無疑也認為將會伴隨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基本消失，起碼“舊小資產階級 ”將會如此。(Weber 1978, 1: P 302~307) 韋伯的這些概念對今天社會學界影響深遠，同時也更強化了人們忽視小資產階級的傾向。

　　總體來說，以上的三大傳統中，可能還是原來比較簡單的兩大傳統影響更大，即便是學術分析，也多少受到其中某種傾向的影響。在國內改革之后興起的社會科學，尤其是社會學領域，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常見于比較意識形態化的寫作，但也可見于新型的社會學研究（例見仇立平2006；西方研究中則以Erik Olin Wright 1997為代表）。但在當今國內社會學領域中占主流地位的可能還是美國模式，其中一個重要傾向是把改革以來中國的社會變遷等同于美國的歷史趨勢。陸學藝等動員了大量人力，被認作比較權威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便把“現代化的社會階層結構”等同于美國式的“橄欖型”結構，區別于傳統的“金字塔型”結構，與馬克思主義的兩大階級對立模式完全相反。（陸學藝主編2002：P23及其后幾頁）據陸學藝估計，中國的“中間階層/中產階級”，在1999年已占總從業人口的15%，到2002年，已上升至18%。陸提出，按照這樣的每年1%速度增長，到2020年，這一階層將占到總人口的38%～40%。（陸學藝2003：P 9）2007年，陸再次強調這個觀點，認為“中間階層/中產階級”已達全社會的22%～23%。（陸學藝2007：P 12）不言而喻，在這樣的觀點中，中國社會變遷的總體趨向與美國模式基本一致。

悖論：兩都是而又兩不是

　　實際上，當前中國的社會形態同時具有上述兩大傳統所突出的特征，也同時具有很不一樣的特征。也就是說，既是兩都是，也是兩不是。更重要的是，無論從上述哪一個傳統來看，都是悖論。

　　首先，應該說明其“兩都是”的一面——

當今中國經濟已在很大程度上被納入全球資本秩序之中——跨國公司大規模進入中國，大規模投資，大規模促進中國經濟發展。20世紀末，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工廠，國內外企業雇用產業工人多達1.6億。（中國統計年鑒2005：P118；陸學藝主編2002：P20~21）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字，1999年，“外商投資企業”和國內私有“股份有限公司”占工業總產值的1/5；其余主要由“國有”和“國有控股”企業生產。在以牟利為主的現實情況下，后者或許可以稱作“國家資本主義”（另有“集體企業”，占總產值約1/6。）（中國統計年鑒，2004：P514~515）。在這樣的資本和勞動力結合的生產實際之下，馬克思主義傳統意義中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無疑已經大規模地存在于中國國內。（但韋伯指出，馬克思的經典“勞動價值論”[labor theory of value]和剩余價值論不足以理解市場經濟下的生產和消費實際，因為其價值不僅產自勞動投入，也取決于資本投入和市場需求。）（Weber, 2: P 871~873）

　　同時，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存在的現實之外，中國社會也形成一定比例和日益擴展的“白領”中產階級。上面已經提到，根據陸學藝等的估計，上世紀末這個白領階層已達全社會從業人員的15%，并將像美國模式那樣繼續擴大。（需要說明的是，國家統計局于2005年1月公布的數據，把“中產階級”定義為年收入6～50萬元的家庭。據此，當時中國的中產階級只占總人口的5.04%，距陸學藝的結論和預測頗遠。但無論是什么樣的定義和確實數目，白領階層日益擴大應是不爭的事實。本文姑且接受陸學藝等對1999年估計的白領階層數字。）

　　既然如此，我們為什么還要說中國社會是悖論呢？為什么不簡單地接受米爾斯對美國社會的分析呢？為什么不簡單地認同中國社會形態即將成為美國那樣主要是日益擴大的“新中產階級”的判斷呢？

　　首先是因為中國的農民階級/層數量和比例仍然非常龐大，并且在相當時期中仍將如此。1999年，中國國內農業從業人員仍然占（7.14億總從業人員中的）3.3億，一倍于產業工人的人數。如果把當時約1.4億的“農民工”也計算在內，用“鄉村從業人員”來計算，那么其總數約4.7億，達到全社會從業人員的66%。【02】（中國統計年鑒2004；P471）上面已經提到，美國農業從業人員，在50多年前的1950年，便已經減縮到全社會從業人員的1/8，到2000年更縮減到2.6%（中國統計年鑒2005：P906），和今天的中國實在不可相提并論。而德國則早在1914年，農業就業人員即已縮減到全就業人員的10%以下（當時產業工人已經達到6.5倍于農業人數的幅度，1300萬：200萬），2000年則和美國同樣縮減到2.7%，同樣與中國大不相同。

　　當然，中國小農業人數和其持久性具有悠久的歷史，乃是中國基本國情之一。事實是，中國的社會結構并沒有像馬克思預期的那樣，變成一個無產階級占絕大多數的社會；也沒有像米爾斯預期的那樣，變成一個白領中產階級占最大多數的社會。在21世紀的今天，它仍然是小農階級占大多數的社會。這是中國社會形態最顯著的一個悖論現實。單這一項便應該告誡我們，不能把中國社會形態及其趨向簡單地等同于西方先進國家。

　　另一方面，中國的農民（或農業小資產）階級本身也附有一定的悖論特點。在今天（由國家強制設定）的“承包制”下，它具有一定而又不完全的土地產權（只有使用權）。在這個意義上，它既非“無產”也非“中產”。同時，因為嚴重的勞動力剩余，種承包地的農業從業人員一般只占用其勞動力所能種植約一半的土地，可以說是處于半“隱性失業”狀態。他們的收入水平一般要低于全就業的勞動人民，哪怕是收入很低的“農民工”。（黃宗智2007）在這個意義上，他們絕對不可視作美國式的農業“中產階級”。此外，中國現代由農村包圍城市的共產黨革命傳統以及毛澤東時代的集體農業傳統，應該說也是個重要的因素。如果進一步考慮到他們之中約有30%在城鎮或城市打工，其潛在“無產階級性”或社會主義傾向，可能要遠強于美國模式的預期。事實上，當前的中國農民不僅悖論地在資本主義經濟下長期存在，也悖論地附帶有一定的無產階級性。

　　其次，中國的“工人階級”也和西方先進國家在近一個世紀中很不一樣。1999年，中國的第二產業從事人員總計1.6億，但并不能簡單地視作已經城市化的“工人階級”。其中約1/3（22.6% 中的7.8%）是“農民工”（陸學藝主編2002：P44 ），是農戶中的一個成員。他們在城鎮是比較短期的“臨時工” ，在農村家里還有家眷、房子、承包地；一般春節回家，有的在農忙季節還要幫忙收割，而相當比例到中年之后還會回農村居住、養老。事實上，在中國今天的產業工人中，有1/3不是馬克思主義理論中的簡單的工人階級，而是“半工半耕”家庭的“半無產化”農民。（黃宗智2007）它是在全球資本和中國農村過剩勞動力搭配之下形成的特殊情況。這也和西方先進國家的現代歷史和兩大模式有很大不同。

　　正因為如此，今天中國的所謂“白領”“中產階級”（亦可稱作“新小資產階級”），其實在小資產階級全體中只占一個較小的比例。在中國世紀末1.92億的“第三產業”從業人員中，有39%（0.75億）乃是來自農村的“農民工”，（中國統計年鑒2005：P118，P446）很大一部分的“個體工商戶”乃是舊式的手工業者和小商業者（后文還要討論），而“商業服務人員”中，“農民工”也占約1/3比例（12% 中的3.7%）（陸學藝主編2002：P44）。其收入和消費水平其實更接近工人和農民階級，而不是“白領階層”。加上農村的農民，中國的“舊小資產階級”人數近4倍于“新白領中產階級” 。與此相比，德國的“舊小資產階級”人數在1914年已經下降到和新“白領”“中產階級”（400萬）大致相當的數目。【03】（Mayer 1975: P419；亦見下面的表-01）事實上，在人口過剩的基本國情下，中國的新白領中產階級所占比例，將會相當長的時期內仍然低于“舊小資產階級”——這是一個不可避免的現實。

　　最后，中國的“資產階級”也和西方先進國家不同。中國改革時期的“資本主義”發展和典型的西方的資本主義發展（尤其是英、美模式）有很大區別。后者主要由私營企業家推動，而中國則多由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資”配合私營企業所推動，其中政府和官員起了絕大作用。正因為如此，有人把中國改革的經濟發展模式稱為“國家資本主義” ，以區別于西方的典型模式。【04】（例見Szelenyi 2008）這也是中國社會形態悖論的另一面，對今后中國的走向可能具有重要意義。

很顯然，中國社會的諸多悖論之所以出現，正是因為多種經濟體系的同時并存，其中既有“前現代”的小農經濟和新、舊小工商業者，又有早期工業化和后期工業化的產業，還有“后工業”信息時代的高科技信息產業。正是在這樣的混合經濟體系下，“舊小資產階級”大規模存在。

舊—新小資產階級

　　這里應該進一步說明本文使用“小資產階級”的含義。它首先是指馬克思生產關系視角所突出的一面，即小資產階級——包括農民和城鎮個體工商戶，是以自家勞動力使用自家所有的生產資料（土地、工具、資本）的階級（因此也可以稱作“自雇者”，self-employed，或中國之所謂“個體戶”），因此既不同于資本家，也不同于無產階級。同時，也指韋伯從市場關系視角所突出的“階級情況”，是銷售自家（部分）產品的農戶、手工業者或銷售小商品的小商業者，因此與那些靠占據稀缺資本而具有壟斷銷售權的資本家不同，也和在市場上出賣自己勞動力的工人階級不同。正因為如此，馬克思和韋伯同樣把小資產階級這樣的個體生產經營單位當作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外的第三階級看待。

　　正如新近的西歐社會史研究指出，馬克思關于小資產階級將會消失的預期，并不符合西方本身的歷史實際。在部分小資產階級無產化的同時，城市化本身也推動了城鎮小資產階級的擴大，部分原因是城鎮的工人階級為手工業者和小商業提供了市場。同時，工業化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在取代小生產之外）也同時促進了使用新技術的小生產以及為大產業公司服務的小商業的發展。因此，起碼在19世紀資本主義下的西歐，城鎮小資產階級絕對不是簡單地在消失，而是同時在生長。（Crossick and Haupt 1995:P41~52）【05】至于中國，改革以來的城鎮個體工商戶，包括舊式（類似1949年前）的手工業者和小商業主的大規模復興（人民公社化之后幾乎完全消失），正是出于上述的機制。事實上，今天的中國，在農民以外，還包含大量的城鎮“舊小資產階級”。

　　進一步說來，正如馬克思和韋伯同樣指出的，農村和城鎮小資產階級在政治意義上乃是真正的“中間階層”。他們不會完全認同于資本家，也不會完全認同于無產者。一方面，他們之中有的人會想攀升進入資產階級，也會模仿資本家的生活方式甚或政治思想。但是，另一方面，他們和無產者帶有千絲萬縷的關系。尤其在當前的中國，正如上面已經提到的，“農民工”和工人階級密不可分，乃是一個半無產階級。即便是純粹務農人員，在土地不足和農民缺乏土地完全所有權的中國，也帶有一定程度的無產性。同時，從收入和消費行為來看，農民與“白領”階層相差甚遠。至于城鎮的“舊小資產階級”，無論從收入還是居住地區來考慮，大多數同樣屬于社會下層，與資產階級或白領階層也都有一定距離。同時，面對資本家，城鎮手工業者和小商業者所感到的是不可避免的威脅，這與米爾斯說明的當年美國小資產階級面對超市、百貨公司和直接銷售自己品牌的產業企業的威脅，沒有什么兩樣。

　　此處需要先說明的，是上述的這種傳統的“舊小資產階級”和米爾斯所指的 “白領中產階級”，亦即“新小資產階級”之間的區別。【06】正如米爾斯指出，新舊階層有十分鮮明的不同：“舊小資產階級”的特征是在自家的土地或“資本”上使用自家的勞動來生產商品，是對家庭、土地、店房、工具充滿深厚感情的個體戶，其獨立自主性比較強。【07】但是，許多新白領階層相對來說，則是一個依附性的階層，作為在公司、超市、百貨商店和（米爾斯考慮不多的）政府機關領薪的辦事人員，并不生產產品，并不具有“舊小資產階級”同樣的獨立性和緊密的家庭關懷。這是一種重要的生產關系和（在市場上的）階級情況的區別。而且，兩者在收入和消費水平上也有一定的差距。

　　但是，舊、新小資產階級之間又具有一定的共同性。首先，兩者比較緊密關聯。其中有一定比例的，雖然是少數的，“舊小資產階級”成員要向“新小資產階級”流動。一般來說，子女教育是許許多多舊小資產階層最最關心的事，而正是高等教育為他們的子女提供了進入“新白領階層”的機會。（Crossick and Haupt 1995: P83~86）（當然，大多數的農民在城鎮化過程中不是轉化為“中產階級”而是轉化為城鎮小資產階級或無產階級。）同時，具有一定文化或技術“財產”的專業人員（例如大學教授和高級技術人員），也可以視作一定意義上的“個體”生產者，在其獨立性和自主性上與舊的“小資產者”（尤其是手工藝者）有一定的共同性。

　　最重要的可能是，相對于資本家和工人階級來說，“舊”和“新”小資產階級在政治觀點上同樣是一個 “中間階層”，既不會完全認同于資本家，也不會完全認同于工人階級。從他們在中國改革中的經歷來說，大部分舊、新小資產階級既不像資本家（和部分國家領導干部）那樣得到特殊（甚至是暴發）的利益，也不像工人階級（尤其是下崗工人）那樣損失重大。在市場經濟面前，他們有所得（收入通過打工而提高，消費水平提高）也有所失（醫療沒有保障、教育和住房負擔沉重）。即便是大部分的高級白領，與資本家的價值觀也有一定的不同：他們更多地是依賴自己的專業知識和才能獲得高薪，而不是憑資本和權力得利，對后者有一定的保留。在資本主義極盛時期的今天，在全球資本主宰全球經濟的今天，新舊小資產階級對待新資本主義和舊社會主義的這個共同的政治“中間性”，應該說是十分關鍵的。

　　因此，這里所采用的基本上是三階級分析法，同時把小資產階級區分為新、舊兩個階層，既確認它們之間的重要差別，也強調它們之間的重要共同之處。其實，這種三角形的分析基本上也是馬克思、韋伯、米爾斯和眾多西歐社會史學家所共同采用的分析，雖然他們對小資產階級的歷史歷程各有不同的估計。（韋伯在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之外區分了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與專家”，但他的分析其實和這里的“舊”與“新”小資產階級的劃分基本一致。）(Weber 1978, 1: P302~307)

以“小資產階級”為大多數的社會形態

　　我們可以把陸學藝等關于中國上世紀末社會階層的研究成果用這個三階級社會形態來重新劃分和理解。首先，陸等區分的3個最高階層——“國家與社會管理者”（2.1%）、“經理人員”(1.5%)、“私營企業主”（雇工8人以上）(0.6%)，共占從業人員中的4.2%——相當部分可以合并為“（國家）資本主義經濟”中占有或控制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共約3000萬人。（需要指出，這里的“私營企業主”每戶平均雇工11.4人，戶均“實有資金”150萬元，其大多數顯然和人們心目中的新型“資本家”還有一定距離。）（陸學藝主編2002：P216~217；張宛麗2002：P92）“產業工人”（第8層）則占22.6%，共約1.6億人。兩者組成世紀末中國社會中的“（國家）資本主義經濟”部分，總共不到2億從業人員，約占7.14億就業人員總數中的27%。

　　除此之外，則差不多全是小資產階級。其中，“新小資產階級”，亦即陸等的“白領中產階級”，包括以下幾個主要部分——

　　首先是“專業技術人員”（陸的“白領階層”的頂層）5.1%，約0.36億人。其次是“黨政機關和企事業單位的中下層辦事人員”，4.8%，約0.34億人。在此之外，如果把“個體工商戶”中的少數新型和較高收入的人員納入，應該再加上其中的一部分人。0.86億的“商業服務人員”（12%）亦同樣。按照陸等的估計，總共占從業人員的15%。

　　至于“舊小資產階級”，則包括舊式的“個體工商戶”以及“商業服務人員”中的低收入群。陸等所估計的0.3億（4.2%）“個體工商戶”數字，正如他們自己指出的，是根據國家工商部門的登記數算出來的，明顯偏低。（陸學藝主編2003：P19）我們如果按照國家統計局的“個體就業人員”來計算，數目要多出一倍（0.24億城鎮個體就業人員，0.38億鄉村個體就業人員，共0.62億）；此外，還有一定數目未曾算入的鄉村“其他非農行業從業人員”（總數0.48億，其中0.38億應是統計局的“個體就業人員”）。(《中國統計年鑒》2004：P123，P471) 其次是0.86億的“商業服務人員”，其中陸等估計約0.26億（3.7%）是農民工。【08】再則是陸等估計的3.14億務農農民（44%）。如表一所示，“舊小資產階級”總共約55%。新、舊小資產階級加在一起則多達70%。如果再加上1.6億的產業工人中的約0.56億（7.8%）舊型或半舊型的農民工，（新、舊）小資產階級全體將達到全國就業人員的78%。無論如何，當今中國在很大程度上乃是一個以小資產階級為主的社會。即使把“小資產階級”限于“舊”的含義，即自雇的農民和工商個體戶，其比例仍然超過全就業人員的一半，占55%。

表一   1940年美國，1914年德國和1999年中國社會形態比較

* 管理和“資產階級/層”（約4%）和底層無業失業階層（3%）不算在內

數據來源：Mills 1956:  63; Mayer 1975: 419;  陸學藝主編2002：44。

　　因此，我們決不能把中國的小資產階級和“中間階層”等同于“白領中產階級”。大部分的小資產階級，從收入與消費水平來考慮，其實主要屬于社會下層和中下層，絕對不應想象為一個單一的“中產階級”。實際上，低收入的舊小資產階級，加上低收入的工人階級，仍然占全從業人員的絕大多數，其總和達到78%；也就是說，從經濟收入視角來考慮，中國今天社會整體的結構明顯仍然是金字塔型，而非橄欖型。（劉欣新近的城市研究有較精確的材料和計算，認為即便不考慮農村，只著眼城市，其階層結構也顯然是金字塔型。劉欣 2007）考慮到今后由農業轉入非農業的人員，絕大部分仍然將主要轉為低收入工人或城鎮工商個體戶，而不是中產階級，這個局面顯然會在相當長時期內延續下去。如果進一步考慮到農村生育一個以上孩子比例要遠高于城市，則更加如此。但是，如果從政治意義上來考慮，“中間階層”所包含的新、舊小資產階級，所占比例要遠高于“中產階級”，達到全從業人員的70%。陸學藝等混淆僅占15%的經濟收入意義上的“中產階級”與占到70%以上的政治意義上的“中間階層”，造成對中國社會形態的嚴重誤讀。把兩者等同起來，等于抹殺了“舊小資產階級”大規模存在的現實，等于在建構一個不符合中國實際的“美國模式”或“中產階級”神話。

　　“小資產階級”范疇之所以優于“中產階級”范疇，是因為它更能表述中國今天的實際以及其歷史背景。“新”和“舊”小資產階級既能表述他們在經濟收入意義上的不同，又能表述他們在政治意義上的共同。同時，既能表述兩者在階級情況和地位上的不同，又能表述他們在生產關系上的共同（即與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不同），以及在歷史上的變遷和關聯。這就是筆者這里采用“小資產階級”范疇的主要原因。

中國未來去向的社會基礎：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還是？

　　從資產階級角度說，他們要求的去向毋庸說是資本主義和美國模式。他們希望在自己有限的人數比例上能夠加上認同于自己的“新小資產階級”中的成員而形成社會的多數，指望未來發展趨向將會是美國模式般“中產階級”占最大多數的社會形態。從工人階級的視角來說，他們在市場經濟下損失較大。正如陸學藝等指出，他們的不滿和對過去計劃經濟制度下自己的“領導階級”地位和“勞動人民當家做主”的價值觀之向往，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陸學藝主編2002：P20~21）但是盡管如此，他們中的很大一部分今天也已習慣了市場化的生活，不一定會要求返回到過去那樣的純計劃經濟。他們的愿望可能更多反映了對福利和社會公正的要求。但毋庸置疑，整體來說他們對資本主義經濟是有一定保留的，多傾向于社會主義。

如此看來，小資產階級才是真正的在政治視角上介于兩者之間的“中間階層”。一方面，作為“小資產”者，他們確實可能像馬克思認定的那樣，傾向資本主義，但同時，上面已經指出的，“舊小資產階級”和產業工人具有千絲萬縷的關系，來自他們的“農民工”更加如此。城鎮舊小個體生產者也是一樣。至于“新小資產階級”，我們也許可以說在意向方面，他們很可能傾向資本主義，但同時作為領薪階層，如果面對經濟衰退或通貨膨脹，他們很可能會代表反對純市場經濟的群體和勢力，不一定會堅定不移地擁護資本主義。【09】即便是他們之中的高級白領，在價值觀上也可能更多地認同于憑專業知識和才能獲得報酬，而對憑資產的占有和控制進行牟利持一定的保留態度。

　　面對具有如此不確定性的的社會基礎，國家領導的抉擇當然特別關鍵。正因為政府在發展資本主義經濟中起了關鍵作用，其抉擇作用顯得更加舉足輕重。誠然，有一定比例的國家領導干部從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獲得了難以放棄的個人特殊利益.，但是，也有一定比例的國家領導是認真認同于社會主義和共產黨價值觀的。兩者都很可以在龐大的小資產階級的新、舊不同階層中找到社會基礎。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的去向真是個未知之數。

　　最值得我們期盼的說不定是某種綜合與妥協。譬如，滿足新、舊小資產階級所共同希望的一定程度的個人獨立性和自主性，但也賦予“舊小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同樣十分希望的社會公正和福利，并且，在全球資本和跨國公司之前，給予他們一定的保護和幫助。而這一切都只可能由一個帶有一定程度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來提供。 (崔之元提倡“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亦稱“自由社會主義”或“小康社會主義”，我們也許可以用這樣的綜合來理解其部分含義。甘陽提倡在“三統”——儒家傳統、毛澤東時代傳統和改革時代傳統——共存的現實中追求共識，我們也許可以作同樣的理解。)（崔之元2005; 2003；甘陽2007)

　　最后，我們如果從民族主義和中國文化傳統的角度考慮，“舊小資產階級”可以說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國文化傳統的社會基礎。上面已經提到，“舊小資產階級”的生產和市場生活大多是以家庭為主的（當然，這個基本特征已經受到外出打工的嚴重沖擊），而傳統儒家倫理觀念正是在那樣的社會土壤上產生的。今天，全球資本和市場雖然推動了中國前所未有的激烈社會變遷，但是舊個體小生產者的“階級情況”在這方面一定程度上仍然大規模存在。面對國內外大企業和商業的威脅以及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價值觀念的沖擊，他們之中很自然地激起強烈的民族感情和向中國傳統的認同。這種傾向對中國現代化去向的影響也是未知之數。如此的未確定性，既可以是弱點也可以是機遇。錯綜復雜的路口可以使人迷路，但也可以是選擇新方向的契機。

（感謝李放春、彭玉生、汪暉和夏明方對此文初稿的建議和批評。）

【相關簡介：黃宗智，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學士，華盛頓大學博士。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校區（UCLA）歷史系教授，2004年榮休；曾任該校中國研究中心創辦主任（1986-1995年）；《近代中國》季刊（Modern China）創辦編輯（1975年至今）；中國人民大學長江學者講座教授】

注釋：

【01】米爾斯概念中的“舊中產階級”（以農民為主）大致相當于所謂“第一產業”，“工人階級”則大致相當于“第二產業”，而“新中產階級”則大致相當于“第三產業”。到20世紀末，以商業和服務業為主的“第三產業”已占全人口從業人員中的最大比例(74.5%)，約3.3倍于工人階級(22.9%)，28.7倍于農業從業人員(2.6%)，成為美國（和大部分其他西方先進國家）社會中最大的階層。（《中國統計年鑒2005》：P906）

【02】 “農民工”中當然包含“離土不離鄉”的鄉鎮企業工人以及“離土離鄉”的產業工人和服務人員，但他們與一般工人不同，因為絕大多數仍然屬于農村戶口，大多仍然是農民家庭的成員。此外，在一般概念中的工人與服務人員之外，“農民工”其實還包含大量的工商個體戶，這一點下面還要討論。

【03】 150萬手工工藝者，70萬小商業者，200萬農業就業人員。

【04】雖然如此，Szelenyi在最新的著作（2008）中，認為中國（以及俄國和東歐）已經越來越趨向傳統意義的資本主義及其包含的資產階級，脫離他自己過去強調的一些早期“后社會主義轉型”的特征，即“由下而上的”的中國經驗、“沒有資本家的資本主義形成”的東歐模式，和“沒有資本主義的資本家”的俄國模式。

【05】 Bechholfer and Elliott （1985）特別突出后期資本主義（late capitalism）中的“小型工商業”（small businesses），證明他們在后工業時代仍然具有一定的生命力。這無疑是正確的。但他們把雇用100人以下的“工商業”全算入“小型”，又簡單地把“小型工商業”等同于“小資產階級”（petite bourgeoisie）全體，基本不考慮農民和舊“小資產階級，”也不考慮“白領”階層，對“小資產階級”這個范疇的使用未免失于狹窄，也缺乏歷史維度。Erik Olin Wright 則指出，美國的自雇個體生產者（self-employed）在20世紀70年代降低到所有就業人員中的不到1/10，但其后小額回升，到1990年代可能達到1/8，而作為一種美國文化理念，個體經營一直占有超過其實際比例的重要性。（Wright 1997: 第4章）

【06】 Arno Mayer （1975）則更用下等中產階級（lower middle class）的范疇來描述舊小資產階級。.

【07】根據韋伯的分析，城鎮小資產階級的生活比農民要穩定，具有高度的可預測性，因此不太會接受迷信，更多地傾向于“理性”倫理宗教和勤勉等價值。（Weber  1978, 1: 481～484）

【08】 1999年，中國農村4.7億從業人員中，共有1.4億從事非農行業。除了陸等的0.56億“產業工人”，0.26億“商業服務人員”之外，應主要是“其他非農行業”的鄉村“從業人員”，其中登記和未登記的“個體工商戶”或“個體就業人員”應占其大部分。（《中國統計年鑒》2004：P471）

【09】 密爾斯早就指出，在德國歷史上小資產階級曾經顯示納粹的國家社會主義傾向。（Mills 1951: P53～54）但是，正如Crossick和Haupt指出的，在西歐小資產階級歷史中，德國其實是一個比較特殊的例子。在法國，小資產階級的政治傾向自始便比較激進、左傾。(Crossick and Haupt: P224～233).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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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陽 2007: 《中國道路：三十年與六十年》www.tecn.cn

黃宗智2007：《制度化了的“半工半耕”過密型農業》載黃宗智《經驗與理論：中國社會、經濟與法律的實踐歷史研究》，第471-485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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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學藝 2003： 《當代中國的社會階層分化與流動》載《江蘇社會科學》2003，第4期，第1-9頁。

陸學藝2007：《2020年三成中國人是中產》載《共產黨員》，第16期，第1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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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統計年鑒，2005》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中國統計年鑒，2004》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

Bechhofer, F. and B. Elliott.1985. “The Petite Bourgeoisie in Late Capitalism,”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11: 181-207.

Cui Zhiyuan. n.d. “Liberal Socialism and the Future of China: A Petty Bourgeoisie Manifesto” manuscript.

2005. “Liberal Socialism and the Future of China: A Petty Bourgeoisie Manifesto,” in Tian Yu Cao ed. The Chinese Model of Modern Development, pp. 157-174.United Kingdom: Routledge.

2003. “Xiaokang Socialism: A Petty Bourgeois Manifesto,” Chinese Economy,

36, 3 (May-June): 50-70.

Crossick, Geoffrey and Heinz-Gerhard Haupt. 1995. The Petite Bourgeoisie in Europe, 1780-1914: Enterprise, Family and Independenc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Mayer, Arno. 1975. “The Lower Middle Class as Historical Problem,”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v. 47, no. 3 (Sept.): 409-436.

Mills, C. Wright. 1956 [1951]. 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zelenyi, Ivan. 2008. “A Theory of Transitions,” in Modern China, v. 34, 1 (January): 165-175.

Weber, Max. 1978.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ive Sociology,  2 v.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right, Erik Olin.1997. Class Count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Class Analysis.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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