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學往哪里去？

　　——關于賈根良教授《中國經濟學教育體制的反思與改革的總體思路》文的幾點思考

　　黃宗智　　

　　黃宗智，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講座教授、美國UCLA歷史系榮休教授

　　摘要：在社會主義的中國，如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居然已經占到制度化了的學術霸權， 而在自由主義的美國，反倒展示相當程度多元化的學術評估實踐。究其根本，來源不在簡單的意識形態或某種決策，而在強烈的體系化運作傾向。前者傾向集中的官僚主義和 “科學主義”、數據化主義運作，后者則比較傾向多元化的實際運作。學術需要的是多元爭鳴的實際運作才會具有長遠的生命力。

　　首先，我從賈根良教授的文章和材料中，看到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竟然在中國的經濟學界已經占到一種制度化了的霸權地位，確實比較驚訝。中國到底仍然自稱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并且相當程度上仍然尊崇馬克思主義為其國家意識形態。新自由主義怎么會成為在其至為關鍵的經濟學界中的霸權者？

　　與美國相比，根據我自己的經驗，上世紀后期以來，美國在其學術評估制度的實際運作中，已經形成一種多元分別共存的局面。在其學術界至為關鍵的評職稱程序中，不言而喻的潛規則是，左派的學者應由左派學術同僚來評審，右派的則歸右派，后現代主義的歸后現代主義來評審等。其基本精神和實際操作模式乃是一種實際運作中的“多元主義”（pluralism in practice，區別于作為政治理念的多元主義）。對中國學者們來說，這也許會是個使人感到意外的實際。（注釋1）

　　為什么會這樣？一個重要原因是，正是自由主義關于學術的近乎絕對自由的觀點，促使許多學者不言而喻地認為，兩個（或三個）針鋒相對的學派，應該都被充分尊重，都排除意識形態化的評審，都應該按照自由主義的宗旨而分別以其自身學派的學術標準來評估其自身視角下的學術研究。那是來自自由主義的另一面所含有的（可以稱作）“分權共治”的運 作中的多元主義實踐思路。承認的是，在三種主要不同理論模式的視角之下的眾多學刊，會分別具有其自身的最優。同時，在大學教育方面，當然也一直特別強調多家共鳴的“自由主義教學方式（liberal education），實質上也是一種百家爭鳴的多元教學方式（pluralistic education）.

　　固然，在美國學術界也常見院系里不同派別爭權奪利的現象，但那樣的爭權者最多只能掌控比較有限的權力。譬如，一如像世紀之交在筆者所在的加大洛杉磯校區歷史系（共約100名教授的大系），幾位自由主義人士有意識地爭奪到系里管控錄取研究生的委員會的權力，一舉將世紀末之前的由導師分別自選學生制度，轉化為由其管控的偏向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制度。但那樣的權力是比較有限的，因為在選研究生之外的各位教授的學術評價層面上，依然多是個分權共存的多元狀態。比較“進步”的左傾教員們，由于都具有較多不同專著出版社門路以及不同學刊的文章發表出處，實際上多能在比較開放的或自己一方所掌控的出處中運作。其根本實際不是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霸權，而是其另一面的多元化實際運作。

　　反倒是中國今天的經濟學學術評審的實際操作（“實踐”）中，卻處于一種如賈教授論證那樣的、會使有的讀者（特別是國外的讀者）感到意外的一統的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霸權體系下。正如其文章所示，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學者，在國家“與國際接軌”的大方針下，有越來越多是在美國獲得博士學位的，深受主流自由主義經濟學塑造的學者，并且多在國內占據到顯赫的地位。如今，他們以及他們的后繼留美學者和他們所帶出的研究生，較大部分是完全接納了美國的“主流”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學術者，不僅將自己所學習的那一套認作最先進、最好、最科學的學問，還逐步在學術刊物和教學方面得到近乎完全的霸權（在下 面再更詳細論證）。他們特別自豪于其自身學術的“科學性”，特別強調形式化了的二元對立，非此即彼和演繹邏輯化的思維、以及貌似科學的計量研究。

　　上述的現象雖然意外，但還是相對比較容易理解的。正因為他們全力投入的主流經濟學是 一種自視為科學和絕對真理的經濟學，他們一旦承繼了那樣的學識，很自然地會認為自己乃是最優的經濟學家。即便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其中相當比例雖然口頭上提倡獨立思考，實際上則比較教條；雖然自我聲稱為在求真，但實際上多缺乏獨特的見解和思考，僅 是隨著潮流而跟隨“主流”思路和方法的應用者。

　　但我們即便認識到以上幾點，仍然不能理解，他們如今為何會在尊崇社會主義的中國的學術體制內意外地成功占據霸權，掌控了幾乎所有被視作頂尖的學刊，占據了許多關鍵大學 的經濟學職位，壟斷了大部分的教科書，統籌了大部分的學者職稱的評審？

　　另一方面，難理解的問題是，為什么，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最主要根據地和其實際案例的美國，居然會在實際運作中僅占到一種三分天下的多元學術評估權力，但在被認作起碼是半社會主義、半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卻反倒會占據到該學科的近乎絕對霸權地位？

　　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不可僅僅關注經濟學學科的特點或主要學術內容，其所在地的意識形態，或其主要人員等那樣的相對零散因素。更重要的因素實際上是，中國國家學科體制 的一些截然不同于美國的學科體制的特殊性質。它們的關鍵不簡單在學科內容，也不在其話語體系或意識形態，而是在其組織和治理模式。

　　在這方面，美國在其實際運作中基本是一個分權的多元體系，無論在國家頂層還是其大學組織中都基本如此。那是自由主義霸權意識形態在實際運作層面中不同的另一面。但中國則截然不同，它是一個自然傾向高度權力集中的體系。美國的治理體系中的科層制固然也相當高度依賴數據化、形式化以及一定程度的集中化，但相比中國，則完全沒有達到中國 官僚體系如今這樣程度的崇仰數據化和一統化的程度。中國實際上要比美國更強烈要求 “科學化”管理，而那樣的要求直接塑造了它學科內部的“官僚體系”，形成一個遠比美國的官僚體系的滲透力更高更強的一元化運作體制。

　　其最主要的體現是在中國大學評職稱中所使用的結合官僚主義和數據主義的制度。以筆者偶然看到的某頂級大學的經濟學院所采用的“期刊分類與論文分值換算標準”文件為例， 它所使用的職稱評估體系是在國家指導的總框架之內，進一步被具化為美國所沒有的數據化學術評估模式。它將經濟學學刊分成六個等級。最高的是英語七大主流自由主義經濟學學刊，其中，六種是美國的，一種是英國的。在那七種“A類”刊物發一篇文章會被換算為最高的20分。

　　而后是20種也基本全是自由主義的“B類刊物”，其中，15種是美國的，四種是英國的，一種是歐盟國家的，每篇文章被換算為八分。

　　然后是60種C類學刊，再次幾乎全是美國的，三種是英國的，一種是歐盟的，每篇文章被賦予四分。另加腳注說明，中國自身的頂級《中國社會科學》和《經濟研究》也算此C類。據此規定，在中國國家這兩大頂級權威學刊上，須要發文五篇才相當于英美七大主流 A 類學刊的一篇。

　　然后是D類刊物，包括被納入SSCI的一般刊物（筆者創辦和主編49年的Modern China便屬于此類），值三分一篇，即要發文七篇才能達到21分，才大致相當于七大主流學刊上單一篇的20分。

　　E類刊物則包含16種在次一級的“院定中文期刊”，每篇文章值二分。也就是說，要十篇才相當于其制定為七大英美頂尖主流學刊的單一篇。

　　最后是F類刊物，即被納入CSSCI的刊物，每篇值一分，要20篇才相當于一篇頂級英美 自由主義學刊，八篇才相當于其次的B級刊物的單一篇。歐盟的Scopus引文索引學刊，（注釋2）和中國的非CSSCI的眾多輯刊book journals，（注釋3）根本就完全不算。

　　讀者也許首先會注意到，這個來自全國頂級學府的“規范化”評估制度，居然會展示如此極端的自愿采納幾乎等于是被“殖民化”的學術評估方法。應該可以說，就連美國的讀者都會覺得驚訝，中國怎么會如此不可思議地采用了這樣等級化的制度？給予了本國自身最頂級的兩大刊僅僅五分之一的美國頂級學刊的等值？

　　應該說，在美國，如此的評估體系是完全不可思議的。如此程度的學術評估的數據化和等級化會被視作無稽，認作混淆了學術表象和本質。美國學術界執行的基本原則是 “本行同 人的評價”（peer review）, 不會使用像如此數據化的、形式化的的官僚主義體系。（注釋4）但在中國 卻已經被其頂級學府體系化為嚴格的、貌似精準的，被認作“科學的”體系。

　　為什么會這樣？歸根到底，其基本來源不簡單是任何當權者或某些人為的抉擇，當然更不是中國中央或共產黨的抉擇，而是源自其體制性的特征。一是全體系的潛在集權性，不是有意識的抉擇，而是一種下意識的集中化要求，源自中國共產黨+國家體系所要求的、在 決策之前可以廣泛爭論，但一旦決策，便須統一執行，步伐一致的傳統。那是在革命客觀環境中所形成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傳統。再則是，一種偽科學的集權主義官僚體系對數據化、絕對化的過分依賴、信仰。正是集權的背景和如此的官僚主義兩者的結合，形成了（我們可以稱作）“偽科學化的”（pseudo-scientific）“集權的官僚主義”（centralized bureaucratism）學術管理行政體系。它是一個比較容易僵化的、傾向一元獨尊的體系。

　　在那樣的大背景下，如果有人，即便僅是一小撮人，有意識和有組織地爭奪和掌控了某院系的行政實施權力，便可以通過制度化的設定而掌控該院系的運作權，可以建立唯自己認可的學術進路是從的霸權。在學術評估層面上如此，在招生、教學內容組織和學位授予方面等也都可以如此。筆者自身在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學的經驗中也直接經歷過這樣的強大傾向和實踐。尤其深刻的記憶是，在美國和之前的中國的博士生學位考核過程中，一般大家會相互尊重學生導師的意見，形成一種學術潛規則和多元化的實際運作，不會像在中國目前這樣，將博士生考核都制度化為由“集體”來決定的實踐，包括校外專家的匿名投票，因此開通了由某派人士占據“主流”，無顧導師意見而掌握強大霸權的單一元化操作的可能。

　　上引實例是關乎被西方認為乃“主流”的自由主義經濟學之在中國獲得霸權的實例。由于中國強烈的形式化的集權官僚主義體系傾向，掌權者能夠達到美國學術環境中所較少見的一元化集權程度。在美國，即便是“主流”學術，也受到其實踐中的多元主義學術環境的制約，很不容易掌控到絕對的霸權。這正是美國自由主義“主流”的雙重性質的具體體現：一方面乃是其意識形態化的唯我獨尊，能夠導致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以及之后的追逐全球霸 權；另一方面則是其同時受到分權的多元化運作的限制，導致實際運作中的三權（或多權）分立的治理體系，不允許完全集中的霸權。（注釋5）中國則不同，其治理體系本身帶有較強烈的一元化集權和官僚形式化的實踐傾向。因此，反倒會允許，甚至有意無意中鼓勵強大的一元化的學術霸權的成立。

　　使人驚訝的是，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在經歷了西方（包括美國）的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的中國的經濟學術界（在強調形式化和科學化的運作方面，法學界一定程度上也與其十分相似，如今，其他的學科也顯示了如此的傾向），居然能夠占據到比在其自身來源地的英美更強大的霸權。而其背后的推進力，不是來自美國的自由主義學者，而是中國在美國學習（或在中國但全心向其學習的）自由主義經濟學的一種幾乎可以稱作近似 “買辦型”學術 的學者。這樣，才會導致完全悖論的實際，即在被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侵略歷史背景下的 革命后的中國，居然會形成一種完全外來的近乎“本土殖民主義” （indigenous colonialism） 型（亦可稱作“本土東方主義”indigenous Orientalism）的學術霸權。它是一種極其吊詭的現象，是在充滿偶然性的歷史大潮流中凸顯的怪異現象。

　　我們需要的是，一種沒有如此意識形態化的一元化自由主義（ideologized monistic liberalism），因為它是和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緊密關聯的。我們需要的是實質性的學術自主（substantive academic autonomy）和實際運作中的多元主義（pluralism in actual practice）。這是因為，實質性學術自主和多元并存是高質量學術和創新學術不可或缺的關鍵條件。我們不要的是，伴隨自由主義意識形態而來的自以為是的偽科學主義，連帶其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歷史背景和其今天的霸權追逐。我們需要的是不帶有自由主義霸權政治意識形態的，實質性的學術多元實踐 （substantive academic pluralism without ideologized liberalism）。

　　此中關鍵顯然不簡單在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單一因素。在意識形態層面上，中國的現狀一定程度乃是個多元實際, 由馬克思主義和革命傳統、新自由主義和市場經濟、以及中國對兩 者都具有特色的認識與理解共同組成。無論如何，無可懷疑的是，學術研究須要多元實踐與多元爭鳴才會有長遠的活力。這是賈教授文章對我所啟發的幾點思考，謹此當作對其文章的簡短評論而與其在此一起發表。

　　注釋1：固然，當時加大洛杉磯校區的經濟系乃比較清一色地自由主義，并在美國被稱作自由主義經濟學大本營的芝加哥大學的“西部芝加哥”Chicago West。（雖然如此，世紀之交，譬如在我校著名的左派經濟史學家布倫納（Robert Brenner）的校級學術評審委中，雖然有經濟系的代表，但還是由筆者來主持和寫報告的。另一實例是，我晉升“超級教授” （Professor, Above Scale）的評審委是由著名左派學者Perry Anderson主持的。）同時，美國當時也有所謂的四大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系，包括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和The New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

　　注釋2：如筆者創建和主編十年的一年兩期的Rural China：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istory and Social Science。

　　注釋3：包括筆者主編近20年的《中國鄉村研究》輯刊等。

　　注釋4：同時，美國大多數的高等院校（有的私立院校除外）都采用了“教員自治”的基本運作框架。聘請新教員以及晉升副教授（一般即具有受聘終身的權利tenure）都會經過系里副教授級和以上教員投票決定，晉升教授則會經過教授級以上成員投票決定。它們絕不僅是一種院校官僚體系的作為，而是一種“民主”體系，與評審學術操作中的多元實踐是交搭的，但不是同一回事。相比之下，還是后者更為關鍵——全系投票很大程度取決于多元化評審委所寫的評論報告。

　　注釋5：固然，美國近幾年來顯示了比較強烈的二元分化、對立傾向，而且，其長期以來的終身教職制度在個別的州已經遭受到外來政治勢力的干預（在Georgia州甚至被撤銷），但是，仍然不太可能會被完全廢除並真正嚴重威脅到其長久以來的實際運作中的學術多元主義。

　　參考文獻

　　賈根良，2023 《中國經濟學教育體制的反思與改革的總體思路》, Rural China, v. 20, n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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