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直男有“原罪”的話，那么父親的“原罪”如今更加嚴重，父親好像越來越變“壞”了。
傳統式的中國父親形象，是勤勞、剛毅、寡言少語、默默付出，今天的父親似乎都成了暴戾、出軌、酗酒、懶散、爹味、不負責任的代名詞。
大家好，我是豐兄，這期給大家聊聊“父親原罪論”是怎么來的。
今年3月份，抖音上有個視頻刷屏全網，有位博主發布了一條街坊視頻，主持人對路人采訪，問他們“想對18歲時的媽媽說什么？”，這些年輕人紛紛在鏡頭前說出了這樣的話：
一時間，評論區直接炸了，在幾萬條留言里面，充斥著對父親的痛恨和批評，“不要嫁給我爸”成為一句熱梗，在網絡迅速傳開。
不止是網絡上，表現父親作為原生家庭不幸的罪魁禍首，已經成為當代文藝的一門顯學。
《你好，李煥英》里面，賈曉玲把自己和母親的全部痛苦，都歸結于自己的工人父親賈文田的無能。
無能的父親，形象自然是模糊的，當他出場說自己只是一名鍋爐工時，賈曉玲當即不屑，同時失望地說，“就是燒鍋爐的啊！”
父親的身份卑微和地位低下，造成了母親和自己人生的失敗，所以，在穿越回1981年后，賈曉玲不惜拋棄自己的親生父親，極力撮合李煥英和廠長兒子結婚，甚至要冒著自己消失的風險，試圖依靠一場換父來改變人生。
在溫情外衣的包裹下，還藏著這么冷血和殘忍的一面。
這部電影在上映時，宣傳方做了個話題，叫“假如跟年輕時的媽媽通話”，幾乎所有女性都在這個話題里寫道：“不要嫁給我爸”。
有人希望自己母親要擦亮眼睛，有人雖然覺得自己爸爸很好，但“你值得更好”，有人則勸告“媽媽，多挑一挑”。
這幾乎跟抖音評論區沒有區別，看來大家說女性視角歸位，會迎來更廣闊的世界，不如換成另一句話，只要父親掛在墻上，一切問題就會迎刃而解，生活就會變得無限美好。
噢，糾正一下，應該是把失敗的父親掛在墻上。
如果說賈曉玲的極端功利主義，誕生了“弒父”這種背叛人性的怪胎，那么更多電影正在把父親甚至整體男性，表現為女性一切災難的來源。
電影《我的姐姐》里，女主身邊的男性全都是壞人，父親作為惡臭的代表，是蠻橫專權的象征，他的權威是建立在“竹筍炒肉”（打屁股）的暴力之上。
弟弟是拖油瓶，不僅費拉不堪，還獨享了父愛；男朋友雖然還不錯，但百無一用，是個媽寶，而姑父更是猥瑣，竟然偷看自己洗澡，舅舅則是一個整天只知道打麻將的混混。
如果你認為電影已經夠辣眼睛了，那么現實更是一種戲劇升華。
在“覺醒”浪潮下，一部分人不僅要把父親徹底污名，還要試圖從基因上抹掉父親角色，比如“生物爹”這個概念，就很有想象力，很有創造性，直接突破了文明倫理極限。
你可能覺得這種說法過于反人類，很沒有下限，但我會告訴你，這些概念都是有來源的，并不是這些極端分子們的發明。
八十年代，中國流行一種尋根文學，就是要找到自己的祖先，文明的來源，這方面莫言是領軍人物，他提出一種概念，叫“國民優根性”。
什么意思呢？莫言認為，當下民族的問題，是過去健康的民族文化衰變的結果，是從“優根”到“劣根”的變異，用他的說詞，是“雜交”了，不純粹了。
在莫言最具爭議性的作品《豐乳肥臀》里，就深度體現了這種觀點。
小說中，莫言把父親分為兩種，作為孬種的上官父子，以及作為英雄的司馬家男人。
上官福祿和上官壽喜這兩個孬種父親，本身也是一對父子，他們是“人種試驗田”中兩棵奄奄一息的老苗，是必須要被滅絕的。
上官家八個女兒和一個小兒子。他們的母體都是上官魯氏，但上官魯氏并不一個守傳統婦道的人，因為給他授精的雄性五花八門，有土匪密探、江湖郎中、殺狗屠夫、外戚、和尚、敗兵、瑞典傳教士……
這八個女兒作為第二輪的母體，再次與新的雄性結合，包括土匪、啞巴、國民黨人、進步人士、美國飛行員等等。
但是作為封建主義的子嗣，也是上官家唯一的獨子，孬種上官壽喜，沒有留下一個孩子，便慘死在日本鬼子的刺刀之下。他絕種了，在莫言的寓言里，這就是封建主義的絕種。
上官魯氏說過，“上官家的人，像韭菜一樣，一茬茬地死，一茬茬地發，有生就有死，死容易，活難，越難越要活。越不怕死越要掙扎著活。我要看到我的后代兒孫浮上水來那一天，你們都要給我爭氣！”
莫言傳遞了一種觀點，上官家的女人雖然都是苦命的人，但沒有一個孬種，但上官家的男人沒用，所以被自然淘汰也是理所當然的。
他自己也說過，“實際上我是女性主義者。我感覺女人比男人偉大，這在我寫《豐乳肥臀》中已表達得很明確了。每逢重大歷史關頭，女人總是表現得比男人堅強。男人是破壞者，女人是建設者。”
好家伙，這股拳風，過于勁猛，一般人都接不住。
但莫言對男人也不是一概鄙視，他很欣賞作為英雄的司馬家男人，但他們都是些什么人，不是土匪，就是惡霸，還有還鄉團團長，司馬亭是地主維持會長，司馬庫是國民黨反動軍官，這群人還特別愛國，是抗日先鋒，是民族義士。
七姐上官求弟說: “窮人中有惡棍 ,富人中有圣徒。”
我看莫言也不要裝了，干脆換一句，窮生奸計，富長良心，這估計才是他想表達的。
其實莫言跟魯迅都喜歡“尋根”，但處理方式很不一樣。
對于像華老栓、孔乙己、阿Q這樣的人物，魯迅是以一個“精神醫生”的立場，堅持人類中心主義，認為孬種也是人，可以幫助，可以改造。
而莫言就比較狠了，他以“天地不仁”的立場，將人與萬物置于平等地位，優種就留下，孬種就淘汰。
從現實角度來看，在新自由主義的獵殺中，是魯迅輸了，莫言贏了。
現在所謂的什么“去父留子”“生物爹”的說法，都是莫言玩剩下的，建議極端分子們多讀莫言，說不定又能給我們創造一點小小的名詞震撼。
今天人們喜歡聲討“爹味”，所謂爹味就是男權和父權，那么這是因為女性覺醒了嗎？當然不是，爹味其實是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合謀下完成的。
新中國女性地位的提高，跟西方的過程不一樣，不是女權運動爭取的，而是中國革命的結果，是被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起來的。
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后，城鄉建立起了一系列公有制經濟，農村主要是人民公社，城市主要是國營企業，這種單位體制保障了女性權益。
即便女性沒有經過西方社會意義上“爭取男女平權”的斗爭，就立即獲得和男性職工同工同酬的地位，甚至包括很多福利，產假、婚假、例假等等。
單位體制不承認男性的天然優越，男性有的，女性同樣要有，男性能做的，女性照樣可以上。所以女性在企業和社會生活中地位得到極大提高。
隨著單位體制的瓦解，支持女性平等地位的這一切有利條件，也都不復存在了。
和男性相比，女性更需要社會主義。男性失去了社會主義，他們還可以得到資本主義；而女性失去了社會主義，卻往往只能得到封建主義。
不信可以看看，一個“國民老公”和“國民爸爸”的稱呼，竟然可以在兩個人身上存在這么多年。
在合作關系里，甲方作為上位者，被叫做爸爸，在資本市場上，有錢多金的，被叫做爸爸，在權力關系里，掌握生殺者，被叫做爸爸。
看到了嗎？他們從來沒有要求別人叫他爸爸，但總有人情不自禁舔上去，在市場邏輯下，他們是名副其實的“爹”，但從來沒有人說他們有爹味。
于是，爹味還有一層隱藏的邏輯，在幕強的驅使下，那些打扮光鮮、身材勻稱、彬彬有禮的社會“掠食者”，與爹味無關，而體力勞動者、說話不講究、體型不好看的人，才是爹味本味。
就像有錢的才叫大叔，沒錢的只能是老屌絲了。
拒絕了社會主義新文化，只有三條路可走，要么是封建主義，要么是新自由主義，要么是帝國主義。
封建主義我們已經看到了，新自由主義呢，確實在一定程度上破壞了自古以來的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結構，女權主義對其抱有期望也不奇怪。
新自由主義改革中的女性勝利者，她們可以不婚不育，不用養家糊口，拿著男性同樣更高的薪水。她們是不折不扣的精英女性。
雖然她們被很多人羨慕，但這恰恰就是爹味的來源，在叢林法則中拼殺，還要閹割自己的欲望和生育，才能獲得世俗的成功，最后變成了盤剝下位者的姿態。
戴錦華教授講過自己年輕時候， 選擇不婚不育，是件稀松平常的事情，完全不需要向今天這么大張旗鼓。
恰恰相反，當她和她的同代人做出婚育選擇的時候，會覺得自己有義務向朋友們交代一下，多少會感到有點不好意思，因為這太“俗”了，是對大家共同調侃的布爾喬亞世界的屈服。
現代資本社會才是極端父權式的，西方啟蒙運動以來，已經確定了理性主體社會就是資本社會的內在結構，這一切都在二戰后慢慢破產了。
第三點則是帝國主義打造的“父殤文化”，這是邊芹在《誰在導演世界》里提出來的。
她說西方電影在講述中國時，“父親”這個角色永遠是反角，好則缺席不在，壞則愚昧惡霸。
“父殤”是涉華電影“政治正確”不可越的一條線，被每一位西方藝人自覺遵守。
長期在潛意識層面受“父殤”細節感染的年輕人，尤其是少年兒童，會從靈魂深處滋生對自身文明和自己祖國近乎本能的不信任，甚至反感厭惡，這和一個缺乏父愛的孩子的心路歷程極其相似，孽子就是這么造就的。
國內文藝殖人們，顯然有過之而不及，拍了不少這種“父殤”電影。
在中國小說及影視文化里，父親的形象，要么是一種不存在的角色，要么就是作為一個猥瑣的形象存在著，或者是帝王式的皇權存在。
第五代導演最喜歡玩這個套路了，八十年代，張藝謀的《紅高粱》里，我爺爺”殺死了患了麻瘋病的李大頭，這種殺死是從兩個方面完成的，一個是與“我奶奶”在高梁地里的野合，完成了精神上的弒父，另一個是從肉體上完成了終結的“弒父”。
到了新世紀，他拍《滿城盡帶黃金甲》，滅霸父親導致的后宮亂倫、兒子背叛，最終釀成一幕無法挽回的悲劇，兒子帶著軍隊準備弒父。
今年的《封神》第一部，又繼續上演著弒父戲碼。
華夏文明是尊父敬母的，沒有歐洲的俄狄浦斯情節，而長期進行弒父，不斷打造父親原罪論，會導致什么后果呢？
世界上任何一個文明或者國家，都需要“父親”，我說的是文化意義上的父親。父親是權威和保護者，也是安全感的來源，更重要的，父親也代表了傳統和主流的價值觀，是家庭和社會的靈魂。
一個父親受到尊重的社會，往往是社會比較穩定、凝聚力比較強的社會。反過來，如果父親不受尊重，那往往意味著動蕩、革命時代的來臨。
美國的主流電影里，雖然也有那種酗酒和吸毒的流浪漢式的父親，但教父這種家庭精神支柱的父親才是主流。
六、七十年代，年輕的學生們興起了反戰運動、女權主義運動、嬉皮士運動等，所謂反抗父權，打倒權威，對美國社會造成了巨大沖擊。
而到了八十年代，里根、撒切爾夫人上臺后新保守主義興起，電影也開始重新強調家庭價值觀，重歸父親的懷抱。
中國觀眾最熟悉的《阿甘正傳》，保守價值觀化身的阿甘，最終贏得了父親的位置，而敢于反抗美國主流價值觀，熱衷于反戰運動、女權運動的珍妮，卻死于艾滋病。
社會不可能沒有父親，不承認自己的“生物爹”，就會找精神爹，金主爹，滅霸爹，局里局氣的爹，“偉大父親”不受尊重，那么就只能認賊作父，越富就越能當父。
我承認社會上有一批垃圾爹，甚至是人渣爹，他們也應該被社會淘汰，但這種真的是主流嗎？與其說是憎恨垃圾爹，不如說他們是痛恨“廢物爹”。
因為他們的批判都回避不了一個問題，那就是，他們嫌棄的是在農村生活，年邁遲緩，沒有養老金，已將畢生榨干、將軀體燃燒殆盡的老父，可能他滿臉溝壑，說話大聲，有些粗魯，還不夠體面。
他們最恨的是自己沒有一個腰間別著一串鑰匙，能有幾棟樓收租的父親，恨自己沒有一個帶著金絲邊眼鏡，與社會賢達談笑風生的父親，恨自己沒有一個隨時能保爆金幣且不限額度的ATM父親。
這股骨子里的虛榮和幕強，虛偽和勢利，用再多的體面感包裝，也散發著難以遏制的惡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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