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們好，祝大家節日快樂。
年初，隨著解封，大家對經濟都充滿了期待。樸素的愿望沒有實現，經濟卻、在三重壓力的作用下陷入困境。
首先，外貿拖累經濟。
2021年外貿是經濟的發動機之一，大量訂單回流，驅動經濟增長。2022年歐美恢復生產后，我國外貿逐步回歸常態。2023年在逆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外貿再次成為經濟下滑的拖累。2023年，我國對美國、歐盟、東盟、日韓的外貿同比增速全面下滑。
實際上，外貿下滑與逆全球化息息相關，逆全球化又和國際資本競爭息息相關，這又可追溯到市場體制的固有矛盾。市場體制的固有矛盾，導致我國國內資本過剩，進而導致資本輸出。資本輸出必然造成我國與其他國家的壟斷資本發生競爭，這是貿易摩擦的物質基礎。也就是說，外貿本身就是資本體制固有矛盾的必然結果。
其次，房地產直接拖累經濟。
房地產產業鏈很長，開工階段可以拉動水泥、鋼鐵、玻璃、建材、工程機械、建筑等行業，竣工階段可以拉動家電、家居、家裝等行業。
當房地產下滑時，對經濟的拖累也是全方面的。一方面體現在開工減少，拖累重化工業；一方面體現在竣工后銷售減少，拖累家具家電等輕工業。
不僅如此，房地產出現還導致投資者對整個經濟預期走弱，影響到經濟的其他方面，最典型的就是股市。按《金融時報》最新報道，“自8月份中國房地產開發商碧桂園債券兌付逾期以來，國際投資者一直是凈賣出方，碧桂園逾期暴露出中國房地產行業流動性危機的嚴重程度。”
到目前為止，“2023年流入中國股市的外國資金中有近九成已經離場。”
再次，國內消費不振。
消費不振的原因很多，其中，貧富分化是主要原因，凱恩斯主義導致的諸多問題加重了消費不振。
金融危機以來，我國最富有的10%的人群財富占全部人群財富比例，上漲了約9個百分點，其中最富有的1%人群，財富占比從28.34%增至32.63%。與此同時，所謂的中產階級（中間人群）財富占比從31.72%下降至25.03%。
在全球主要國家中，我國富豪人群的財富占比也是很高的。下圖可見，全球主要國家前1%人群所持財富的占比，最高的是俄羅斯，占比48%，其次是美國35%，再次就是我國33%，老牌國家英法德日大致在20-30%之間。
貧富分化勢必導致消費相對不足，這是消費萎靡的主要因素，所以國家才不斷提出要增加貧困人員收入。
同時，我國通過凱恩斯主義以房地產為抓手刺激經濟，勢必造成房價高企，居民部門負債累累，擠壓消費。1998年取消福利分房前，居民部門杠桿率為5.2%。從1998年開始，居民部門杠桿率快速攀升，2007年低達到第一個高點19.4%，十年間攀升14.2個百分點。金融危機以來，經歷兩大一小三次刺激，杠桿率從19.4%暴漲至2020年底的62.3%，十四年間攀升了42.9個百分點。
這三重壓力不能孤立地看，它們都是市場經濟固有矛盾（包括為了解決矛盾而采取的凱恩斯主義導致的負面作用）在某個方面的表現，也就是說，它們都是本質在某個方面的現象。
在三重壓力作用下，我國2023年經濟困難重重。
為了調節經濟，我們出臺了諸多政策，僅僅是房地產領域，我國中央+地方，在2023年就出臺了近千條刺激政策，但是效果并不顯著。
所有這一切都說明一個問題，政策對經濟的刺激在減弱。
為什么會這樣呢？這要從危機的不同形態說起。
在自由競爭時期，危機體現出明顯的周期性，國家放任市場自發地消滅生產力，實現新的平衡。
現在，我們用凱恩斯主義主動干預危機，危機形態發生重要變化。在每一次危機中，凱恩斯主義都打斷了危機的自發展開，而打斷危機的手段又恰恰埋下了更深刻的危機的種子。危機不再是簡單地周期性的重復，而是呈現出一個螺旋上升的圖景。這導致若干次短周期相繼發生，構成了大周期的一個環節。
凱恩斯主義在延緩危機的同時，也在內部制造出了自己的對立面，這個對立面是越來越嚴重的產能過剩、越來越高昂的房價、不斷被擠壓的消費、不斷攀升的債務以及不斷提升的金融風險。每一次逆周期調節，都會使得這個對立面發生量的變化，這個量的變化不斷接近自身的邊界，就使得調控的效果越來越差。
隨著經濟下滑，多數普通人都受到沖擊：裁員降薪導致工作不穩收入下滑，房價下滑導致資產縮水而負債不減，消費萎靡導致生意難做。我曾經和樓下的餐飲小老板聊天，他告訴我，整條街的餐飲沒有幾家賺錢，“這年頭少虧點就是賺了”。
2024年的經濟會如何呢？我們都希望更好。
我也相信國家的政策，一定能帶領我們走出經濟的泥潭，困難總是暫時的，我們明天會更好。
當然，經濟本身有其規律，不以主觀意愿為轉移。為了更好地把握2024，甚至未來數年的經濟趨勢，我們需要更全面地回顧2023年的經濟，分析相關的問題，理清可能的思路，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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