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一  章 　　

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特征　　

        中國十一世紀改革家北宋王安石認為，治國之道，當“以擇術為先”，乃其深刻的經驗之談。毛澤東也強調：“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粗心大意。”古今英雄所見略同。建國幾十年來經濟建設中的主要教訓，一言概之：事倍功半。“擇術”多有失誤，政策和策略粗心大意之故也。　　

任何事物都具有兩重性，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制度也不例外。同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制度比較，它既有長處，也有短處。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制度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制度孰優孰劣，誰勝誰負，說到底，取決于我們對自己信奉的經濟制度揚長避短的深度和廣度及其實施的效果。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干了幾十年，哪些方面是我們的長處，應當發揮，哪些方面是我們的短處，須要避免，現在分清楚了嗎？恐怕還沒有。因而或者頭發胡子一把抓，長短不分；或者為了清除浴盆內的污水，連嬰兒也一起潑掉了；或者學人之短，奉為圭臬——倡導“啞鈴型”企業組織，便是一例。社會主義優越性在于：我們經濟制度的短處，只要認真對待，群策群力，不諱疾忌醫的深入探索，是可以避免和消除的，而揚長的潛在發展空間，遠比資本主義的大。社會主義公有制市場經濟是一塊尚待開墾的廣闊無垠的處女地，至今人跡罕至。　　

揚長避短的方式和方法不能一成不變，必須與時俱進，更切忌片面性。例如群眾運動，以前常用之于我們的經濟活動中。如何評價這一事物？現在它幾乎被人徹底否定，認為一無是處，只有破壞作用。這種觀點不符合歷史事實。1950年代初期的“三反”（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和“五反”（反向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行賄、反偷稅漏稅、反偷工減料、反投機倒把、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運動，正面作用是主要的，負面影響是次要的。經過那兩方面同時進行的運動，舊中國遺留下的污泥濁水一掃而光，社會氣象煥然一新，國家公務員隊伍基本上保持了三十年左右的廉潔，這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經濟秩序保持良好局面，偷稅、詐騙、假貨等不法現象幾乎絕跡。后來運動搞濫了，越來越離譜和荒唐，甚至整一個壞人，搭上幾個好人，玉石俱焚，得不償失。這種嚴重有害于經濟建設的賠本買賣當然不能再做了，但這并非群眾運動本身的過錯。一旦被蛇咬，幾十年怕井繩，因噎廢食，大可不必。也有的群眾運動利弊參半，此單位搞得好而彼單位一團糟。1960年代文革前搞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又稱“四清”（清政治、清思想、清組織、清經濟）運動，有的單位確實“清”出了壞人，取得了成績；有的單位沒有壞人怎么辦？為了完成百分之一二的指標，拿好人湊數，當壞人整。我所在的企業當時就是這種情況。現在法治代替了群眾運動，無疑是治國方式的一大進步，不過從效果上看，也有局限性，并不如人意，例如腐敗現象長治不愈，依然嚴重，遑論根治了。一些廠家虧損破產，職工們紛傳是因為“蟲鼠”蛀蝕而空，清理工作組孤軍奮戰，依法審計，往往十之八九發現不了問題。上述兩種不同的治理方式方法各有長短，與時再進一步，群眾運動與法治相互取長補短，合二而一如何？　　

過去實行的統購統銷政策也被棄置一旁，不再采用而成為歷史。殊不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主要優勢就是““大””，全國國有工商企業統屬一個“大老板”。國外世界500強企業的歷史，就是長期不斷的自我壯大和兼并史，持續不變的目的是追求市場競爭中的強勢地位，使其經營成本更低廉，產品技術更先進。在原材料采購和商品銷售中進行大規模活動，乃是使這種努力獲得成功的一項可靠保障措施。社會主義經濟——無論計劃經濟，還是市場經濟——從理論上說，可以縮短做大的強化進程，天生自然的擁有這種先發優勢。簡而言之，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優勢，尚須通過統購統銷這條主要途徑。我們應當認識到，過去幾十年統購統銷的實踐結果很不如人意，問題出在商業官僚機構的錯誤規則和有害化操作上，并不能歸咎于這一事物本身。打一個比方：發生了車禍，要分清罪責：是車不好，還是司機胡亂駕駛所致？如果是后者而將沒有過錯的車子拋棄，就不合情理了。污水必須清除，但請盆下留人，不要連嬰兒也一起潑掉了。社會主義萌芽需要我們正確耕耘，才能使之茁壯成長，不分青紅皂白的鋤掉，不覺得可惜嗎？　　

同群眾運動和統購統銷同遭厄運，還有一個難兄難弟——“鐵飯碗””。國有企業勞動紀律松弛，消極怠工現象嚴重，人們也將賬算在這只““碗””上。1970年代末期以來，專家學者口誅筆伐，將它貶得一無是處，簡直成了國有企業不景氣的禍根，為此后大規模裁人“下崗”做了輿論準備。人不自省，諉過于“碗”，真是豈有此理。經濟理論界未見有一人從政策上尋找原因，探究一下這只“碗”的作用，是怎樣從正面轉向負面的。　　

建國之初，共產黨很快贏得了絕大多數工礦企業中的勞動者（腦力勞動者和體力勞動者，下同）的衷心擁護和支持，主要靠的不是政治說教和理論宣傳，而是因為切切實實的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勞工的改革措施。例如，縮短工時，以八小時工作制取代當時私營企業普遍實行的十二小時；規定星期天帶薪休息；成立自己當家作主的工會，民主選舉信得過的人代表工人群眾參與企業管理，同資本家談判和協商，解決勞資間發生的問題，而在以前是老板一方說了算；不得隨意辭退工人，這意味著，工人手中的“飯碗”，從那時起，開始變成“鐵”的了。　　

其實，這些舉措并非單方面的恩賜，工人們隨即投桃報李：通過“五反”運動，一下子整肅了某些資本家的不法行為，假賬絕跡，堵塞了偷稅漏洞，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因為有了企業主人翁的感覺，勞動熱情空前高漲，增產節約運動一浪高過一浪；舊社會“教會徒弟，餓死師父”，因而技術傳承極其緩慢而艱難，自從有了“鐵飯碗”的保障，免除了后顧之憂，少數身懷絕技的能工巧匠紛紛自覺地、主動地傳技于他人，從而使一些原來藏而不授的技術為大多數人共同掌握。因此，許多過去依靠進口的工業產品，我們在最短期內多品種、大批量的生產出來了。舊中國是“洋貨”一統天下，解放幾年間迅速改變了面貌。如果沒有“鐵飯碗”在手，職業朝不保夕，何來社會主義主人翁的良好感覺，怎么可能將自己賴以生存的本事毫無保留的奉獻給社會大眾？可見，“鐵飯碗”在新中國經濟建設的初始階段曾經發揮過巨大的促進作用。后來如何發生畸變，我們需要從政策上尋找原因，后文再議。　　

計劃經濟時代的“三大件”：群眾運動、統購統銷和“鐵飯碗”，已經被人們否定、拋棄和淡忘了。我之所以重新提起，是因為覺得它們兄弟三個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活動中，仍然有著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市場經濟相對于計劃經濟，其長處集中到一點，就是個“活”字，它使經濟迸發出巨大活力，快速發展；但與此同時，也出現了“亂”。有人輕描淡寫：“門窗打開了，新鮮空氣吹進來，也難免飛進幾只蒼蠅”，說得好不輕松。僅僅只是“幾只蒼蠅”？黃、賭、毒、假、騙、黑、腐，七鬼鬧中華。實踐表明，治亂，正是市場經濟現有手段的弱項，盡管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可是整治效果并不理想，甚至在部分地區越治越亂，發展下去，必將產生不可預測的惡果；而它恰恰是計劃經濟時代“三大件”的強項，早已有過成功的經驗。可見，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各有長短，豈可偏廢一方？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事業史無前例，沒有成熟的經驗可資借鑒，當然只能“摸著石頭過河”，也表明了我們對“方向”和“道路”并不十分認知，制定和實行的政策，既可能“摸”對，也可能“摸”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以利繼續深入前進，才是應取態度。斷言“完全正確”，即使明顯違背“四項基本原則”和“代表最廣大人民利益”重要思想的錯誤部分，也“不容否定”，文過飾非，諱疾忌醫，終將釀成大禍，是不行的。　　

實行市場經濟以后，有的舉措即使人人叫好，也可能產生負作用。例如給予了企業自主權，許多企業扭轉了計劃經濟時代形成的頹勢，面貌一新，煥發活力，走上振興之路；但同時，也有不少企業因為失去了監管機制，“老鼠”趁機鬧翻天，反而加速了衰亡。企業自主權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搞活企業的一項最基本的必需舉措，本身無任何問題，不同的企業實施后卻很可能效果迥異。還有經營承包制，在農村曾經普遍的取得巨大成功，而用之于國有企業，則大多失靈。原因何在呢？這就需要我們對類似問題挖根掘源的探究一番，查它個水落石出，以便趨利避害。迷惑于表面現象，淺嘗輒止，那將無濟于事，解決不了問題。　　

總之，我認為誠如王荊公和毛主席所言，各級領導同志治國當以擇術為先，務必充分注意政策和策略，萬萬不可粗心大意，意即要謹慎地高度負責地正確選擇、運用和取舍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的“長短術”，從而創造一個“活而不亂”的良好局面。只有這樣，才能保持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健康和快速的發展。　　

列位看官！現在在你們面前夸夸其談這番經濟學大道理的家伙，并不是學術界、文化圈內的知識分子，而是個徹頭徹尾的大老粗，這一定出乎大家意料。何方野牛，竟闖進尊嚴高貴的學術殿堂，大煞風景，欲挑戰學界鴻儒，要同他們打一場筆墨官司？　　

作者自我介紹一下：鄙人是一個普普通通的退休老工人，平生庸庸碌碌，乏善可陳，倒是經歷過一次不平凡的事件，思想觀念發生轉變，談不上光彩，卻值得一提。1966年文革初期，因為不守本分，干擾敝廠領導政治斗爭部署，惹禍上身，遭到“革命群眾”有組織的上千張大字報圍攻，在一家兩千幾百人的中型企業里，我這個小工人獲批數量獨占鰲頭。集群重炮打蚊子，真乃一道空前絕后的天下奇觀。千夫痛斥，定性為“牛鬼蛇神”、“極右派三反（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分子”，被開除基干民兵隊伍，將我這個“現行反革命分子”調離工作崗位，同另一個“歷史反革命分子”為伍，監督勞動改造干苦活。當時難得有一位朋友認為我尚可救藥，勸道：“你的思想太右了，背離時代潮流，非常危險！識時務者為俊杰，必須懸崖勒馬。”醍醐灌頂之言，銘記在心。從此痛改前非，不斷向左靠攏，經過長期不懈的努力，思想觀念終于重新定位。哪里知道，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政治風向一百八十度大轉變，相對而言，如今社會上右很吃香，左則背時。又站錯了隊。我腦后難道長了反骨，怎么總是逆潮流而動，言不逢時？按照時下中國學術界標準，若有人指斥我為極左余孽，那真可謂黃泥巴掉進褲襠里，不是屎也是屎了。　　

中國社會傳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一個工人，做工吃飯乃是本分，怎么不務正業，狗咬耗子，過問起經濟學問題來了？原來事出有因。我居住地附近原有五家歷史悠久的國有大中型企業，1980年代以來，先后垮掉了四家，數以千計的職工下崗失業。經濟改革的成本，幾乎全由破產企業的“主力軍”們承擔，他們未獲改革之利，先遭其害。在社會主義國家，這種情況合乎情理嗎？黃鶴樓上看翻船，船上載著我的階級兄弟姐妹，豈能無動于衷，作壁上觀？《國際歌》唱得好：“從來就沒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幸福，全靠我們自己。”某些迭出損招，損害勞動群眾利益的所謂“工人階級知識分子”靠得住嗎？在他們學術理論指導下的國有企業改革，直接后果就是發生了大規模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工廠倒閉了，我們勞動者的飯碗也就沒了。不錯，中國國有企業在計劃經濟時代早已走上了下坡路，但不切實際的改革猶如在其背后擊一猛掌，加速了衰亡進程。我們被動的無辜遭害，飯碗打破了，豈能善罷甘休，當然要找肇事者算帳，理論理論，同他們打一場筆墨官司。狗咬耗子，老粗論文，完全是被逼出來的！　　

改革理所當然的引起社會各階級、各階層對自身利益——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變動的強烈關注，人們因利害感受不同而心態迥異。我寫這篇“論文”的動機，如上所述，直接起因于社會主義公有制，特別是國有工礦企業的衰落，職工群眾遭遇厄運，觸景生情，進而思考，深感對造成這種局面的因果關系大有研究之必要。我現在是社會上“弱勢群體”中的一分子了，承蒙上層人士大發善心，對我們關愛有加，不乏廉價的同情，甚至憐憫。但我們能滿足于此嗎？不知是否因為我的孤陋寡聞，在政治社會經濟學界，多年來還從來沒有看到過其中有一個成員，將工人階級推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強勢地位而出謀獻策，也沒有跡象表明他們以后還可能在這方面動點腦筋。既然指望不上，我才不得不用握慣榔頭的手，拿起筆來，為我所在階級中的廣大勞動群眾的福祉和未來命運，設計一個與己比較有利的藍圖。本文理論水平低下在所難免，即使貽笑大方，也顧不得了。只求現實可行。　　

首先，讓我們回顧一下國有企業改革的歷程。據報刊披露，20多年來經歷了五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放權讓利（1978年——1983年）　　

第二個階段：利改稅（1983年——1987年）　　

第三個階段：經營承包（1987年——1992年6月）　　

第四個階段：轉機建制（1992年——1995年）　　

第五個階段：整體搞活（1996年——  ）　　

我認為如果以是否觸動產權所有制變化為標準，實際上可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大體上是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在不改變所有制結構情況下進行改革，國有企業整體狀況未見好轉，甚至可以說反而惡化。后來調查統計發現，虧損面主要集中在中小企業。第二個階段對癥下藥，提出“抓大放小”方針，“一賣了之”，扔掉了大量虧損包袱，立竿見影，后來盈利連年大幅度上升。接著，進一步解放思想，在大型國有企業也加快了改革步伐，提高國內外私有資產比率，實行股權多元化，現在終于基本上達到了原第五個階段目標，“整體搞活”了。　　

但是，這種“成功”的改革不符合我的利益，偏偏像我這樣所在階層的人，在中國決不是少數。就像是一個地區引進了大量外來資本，GDP顯著增長，“三資”企業大賺其錢，當地官員和富商當然歡欣鼓舞，彈冠相慶；但若是這種政績以污染自然環境為代價，那么，生活與工作在其中的群眾恐怕不會也隨著一樣興高采烈，而可能感到得不償失。私有化改制破壞了社會主義人文環境，工人階級重新淪落為資產階級雇傭的勞動者，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特別是那些接受過馬克思主義思想教育的人，對于自己處于被剝削、被欺壓的境地會滿意嗎？黨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原則已經寫進了修改后的憲法，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代表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私有化改革同這條原則相悖，而且遺患于將來。后文將作分析。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世界上其實并無先例可供借鑒。它就像是一部探索前進的車輛，能否到達“富民強國”的目的地，我認為主要取決于下列五個因素：　　

一，“駕車人”的技術水平如何；　　

二，“紅綠燈”等交通規則被普遍遵守了嗎；　　

三，道路平坦，還是陷阱重重；　　

四，道路上不時出現的障礙物和發生的“交通事故”能否及時而有效的清除和處理；　　

五，路標豎立了沒有。　　

人們對前四項比較重視，有關各項問題正在努力解決和完善之中；唯獨第五項，可能因為忌諱提及“方向”“路線”之類“極左”話題，還不知“路標”在哪里。行車不辨方向路線，在市場經濟的迷網中亂闖，“摸著石頭過河”，輕則難免事倍功半，重則可能南轅北轍，走向歧途。　　

當務之急，就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趁早豎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路標”，以免差之毫厘，謬以千里，此乃我們事業少走彎路，爭取事半功倍之必需也。首先，必須厘清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有區別嗎？一位生前曾經身居要職的權威學者認為，兩者沒有“性別”之分。這一高見發表之后，多年來從未見有人異議和駁斥，社會經濟學界可能已廣泛認同了。　　

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追求的終極目的不同，服務和依靠的主體對象也各異，兩者屬下的市場經濟“性別”會是一樣的嗎？一個姓“社”，一個姓“資”，涇渭分明，不容混同。概括的說，相對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征，就是“一同三異”的原則。分析如下：　　

一同：公平競爭，優勝劣汰的原則　　

在這點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確實沒有區別。這是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取他人之長，避自己之短所必需。計劃經濟在世界范圍內的衰落和廢亡，最主要的原因是效益低下，效益低下緣于缺乏活力，為什么缺乏活力？因為經濟運行中彼此沒有競爭，企業不論優劣都合在一起吃“大鍋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前身是計劃經濟。那時，經濟布局的指導方針是所謂“有計劃、按比例協調發展”。另外，好像還有這么一項“最高指示”：“地方要建立自己獨立的工業體系。”計劃經濟缺乏競爭的弊病，不謙虛的說，我算是一個“先知先覺者”。我并不懂得經濟理論，怎知利弊？發現來源于自己的工作實踐。讓我先講一個微觀上的故事：　　

我是一名制水工，工作中經常操作的機械設備是水泵。我廠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購回幾臺水泵及其附件。這些雜牌泵具的質量真使我們工作人員傷腦筋，使用不長時間就出故障，必須拆修。勞神費力還要多耗物料，增大企業成本。是不是因為當時我國工業技術水平低下，生產不出此類高質量的產品呢？不是的。在此之前，1956年買的兩臺上海一家正規大廠生產的水泵，運轉了幾十年，每天都要頻繁的啟動和關閉，卻從來沒有修過。那時我就想，國家為什么不扶持生產價廉物美產品的廠家，擴大其規模，滿足各地客戶的需要，而將那些孬廠篩選出局？我帶著這個問題，還曾詢問過本廠材料科一位干部。據他介紹，廠家采購機械設備不能夠自主挑選，因為上級有關領導部門全面考慮，綜合平衡，為了大家都有飯吃，避免飽者脹死，饑者餓死，各地產品好壞搭配銷售。他還認為這就是計劃經濟的“優越性”。我的感受則相反，對統購統銷取其短而棄其長，匪夷所思。　　

在這種計劃經濟理論方針指導下，各地工業布局就像是叫花子辦年貨，樣樣有，但都不成氣候。誰都建立不起自己獨特的產業競爭優勢，相反，有的地區原有的競爭優勢也逐漸消失了。這一認知也來源于生活中的經驗，而不是因為看了國內外哪位學者的經濟理論著作，才懂得這個道理。再講一個宏觀上的故事：　　

以上海百貨業商品為例。我居住在武漢市，在本地鬧市中心，1996年9月，上海市商委組織了三十多家滬地工商企業，共同在漢投資三億元建設了一座大型商場，名曰“上海商城”，主要經營日用百貨。我曾慕名去過兩次，發現商場內冷冷清清，門可羅雀。生意不好整柜臺，后來又投資五千萬元整修改造，仍然很不景氣，只好關門停業。前來的上海商委一位主任在接受武漢記者采訪時坦承，上海商城的失敗，表明在百貨業方面上海的優勢并不明顯。　　

老一輩人可能還記得，上海日用百貨曾經稱雄中國市場一百多年。在武漢過去的年代，親朋好友有人去“下江”，都不忘托他捎帶一些上海貨回來。為什么現在滬產精品上門銷售，卻絲毫也引不起轟動效應了呢？其中原因誠如那位主任所言，如今“百貨業方面上海的優勢并不明顯”了。這一現象引起我的關注和研究興趣。我小時候認為上海人最聰明，所以做出來的東西也好。幾十年后難道他們變笨了？都不是的。上海人的智商同其他地區的中國人差不多，不高也不低，滬產百貨過去之所以稱雄，是因為近代以來長期擁有別處沒有的多方面優勢，與使這種優勢得以充分發揮的傳統人文文化氛圍。　　

上海為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地處沿海，西風東漸之后，一開始就因為開放最早而擁有先行優勢。此外，資金、人才、科技和水陸交通等方面也具備得天獨厚的優勢。它的逐漸集聚、配置和占有生產資源的能力，同它不斷增強的競爭力成正比。上下游企業在采購原料、配件、生產和銷售方面，也形成緊密的產業鏈，從而大大降低了成本。工廠云集，一些產品相同的企業便成立了行業協會。我所在工廠原是上海一家印染廠，據一位上海師傅告訴我，行會內外有別，對外，同行是冤家，傾軋、排擠，必欲置對方于死地；行內會員則是親家，各廠每周一次派一名代表聚會，以便商討行內事務，切磋技藝，交流管理經驗和互通市場行情，日積月累，共同提高。這大概就是上海百貨商品過去保持競爭力長盛不衰的秘訣。　　

1952年“五反”初期是一個轉折點，情況開始發生了變化。那時，重慶某行業發生了一起“星五聚餐會”事件，協會內私營企業主們在會上密商如何對付共產黨發起的這場針對他們的運動，事機不密，被當地一名記者知悉而在報上曝了光。一夕之間，中國大陸，當然也包括上海所有的行業協會都被迫自行解散。從此，各廠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失去了賴以發揮競爭力優勢的載體，日消月蝕，幾十年后老本逐漸吃光，優勢還能“明顯”得起來嗎？　　

上海百貨業過去成功的經驗表明，聚合起來相互協作下形成的整體競爭力優勢，既強大而又能持久，充分認識這一點，對于我們借鑒其積極作用，因勢利導發揮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固有長處，振興國有企業，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計劃經濟時代，國有企業在經營理念、購銷方式、用人機制和工資分配等等方面長期摒棄和背離競爭原則，結果導致整體競爭力不斷下降，有的甚至弱不禁風，這是事實。但若是認為許多企業破產全都是內因作祟，咎由自取，也不盡然。政策上偏袒外資，對其實行超國民待遇，使之處于有利地位，也是一個同內部因素同樣重要的外部因素。我再舉一個比較熟悉的例子。武漢市有兩家印染廠，“一印”和“二印”。1990年代，設備較差而技術力量較強的“一印”經營每況愈下，“二印”則由一位港商接辦后起死回生，一度機器轟鳴，購銷兩旺。于是有人感嘆道，廠還是那個廠，工人還是那些工人，就是因為轉變了機制，同以前大不一樣了。我當時深感好奇，多方打聽，什么“新機制”有此神效。原來，不過是舊中國私營企業普遍實行的那套老掉牙的玩意兒，特點是工人重新淪落為雇傭勞動者，沒有絲毫權利可言，一切都是老板說了算。歷史真會開玩笑，時輪轉了幾十年，又回到了原點上。不過，我們也得承認，機制的先進與落后都是相對的，那套資本主義初級階段的治廠模式，比起我們自己早已發生畸變的封建官衙味十足的現行國有企業機制，確實更加有效。但這并不是“一印”和“二印”發展情況迥異的唯一原因。問題還在于不平等競爭。同樣質量要求的來料加工，客戶按照市場行情出價，“二印”接手生產有錢可賺，“一印”卻是賠本買賣。原因在于：　　

一，          兩廠稅負懸殊。“二印”港方參股后可享受多年的減免稅優惠，國營獨資的“一印”卻辦不到，相對“二印”而言，分明受到不平等歧視待遇；　　

二，          更有甚者，國有企業實際上是在雙重或加倍納稅，因為他們還要擔負“企業辦社會”的義務。以“一印”為例，廠內要辦托兒所、幼兒園、子弟學校、醫務室、武裝科、計劃生育辦公室等，甚至一墻之隔就是市屬消防隊，該廠也必須配置一套相同職責的人與車。一方輕裝上陣，一方負重前行，誰能勝出，還用問嗎　　

股權多元化合營后的“二印”在減免稅的特殊政策照顧下，紅火了幾年，大頭也被該廠掌握獨裁實權的港商變著各種手法拿去，公方所得無幾。據說，這位年輕有為的香港女老板風姿綽約，魅力驚人，除了帶來價值連城的無形資產，所謂的“新機制”外，一文不名，白條入股，還能玩空手套白狼的把戲。在沒有任何抵押品的情況下，本市多家國有銀行一路綠燈，開門揖盜，共計貸款兩億六千萬元，逾期久拖不還，報上登載，賴賬黑名單上赫然有名。肉包子打狗，恐怕有去無回了。“一印”絕對享受不到如此優惠待遇，束手無策，徒喚奈何，只能眼睜睜的望著自己被這家同行擠垮了。這種媚外欺內、扶私壓公的奇特政策，長期通行于社會主義中國，在過去的一些年頭，許多國有企業因而遭到嚴重的不利影響，更難以為繼，更快的破產——這大概不是此政策制定者的初衷。　　

同計劃經濟不一樣，市場經濟應當、而且必須實行平等競爭原則。政治上要防止兩種偏向：一是上述那種吃里扒外；另一種則相反。有的地區同政企分離的改革要求相悖，一度出現了“紅頂商人”現象。政府官員為了屬下管轄的國有企業優先發展，不惜動用權力資源干預市場上的經濟活動，直接的或變相的歧視與壓制民營企業。汽車行業就是一個典型。對這個行業的國有集團公司呵護有加，享受特權：銀行債轉股、上市等等，都是民營企業可望而不可及的待遇。這種優待實際上幫倒忙，失去了“鯰魚效應”，使企業失去危機感，從而產生惰性，必然要丟掉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傳家寶，淪落為國際跨國公司的附庸。混了幾十年，雖說產業做大了，但還是形不成自主開發能力，更缺乏叫得響的屬于自己的品牌。　　

還有，缺乏平等競爭環境條件下的壟斷經營，市場經濟時代比計劃經濟時代對人民群眾的損害可能更大，因為政府對前者比對后者的制約作用可能更小。僅舉一例。2007年，據媒體報道：　　

“過去三年中，中國進口鉀肥價格從每噸不到1000元漲到了2350元，由此，中國農民付出的成本也上漲了四成以上。　　

“<<經濟觀察報>>11月5日刊登記者專稿披露說，中國中化集團公司(下稱中化集團)如今正面對著國內復合肥生產企業的強烈不滿，因為這家已經是世界500強的中國國有企業仍不愿放棄在計劃經濟時代下繼承來的一項特別的獲利渠道——鉀肥進口中近乎于‘專營’的‘權力’。　　

“據多位業界資深人士測算，中化集團下屬的中化化肥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中化)每進口一噸鉀肥倒手賣給國內化肥生產企業的純利潤至少1000元人民幣。按中國今年將進口900萬噸鉀肥計算，則有可能會使中國九億農民每人為此多付出10元人民幣的耕種成本。　　

“三年前，商務部將擁有鉀肥進口權的名單增加到了10家。但到今天為止，10家企業中除了中化和中華全國供銷合作總社直屬的中國農資集團(下稱中農)以外，沒有一家企業能夠直接進口大宗海運鉀肥。　　

“中國鉀肥進口量全球第一，進口價格卻年年上漲，鉀肥進口談判的簽約價格也是高度機密，除了中化、中農以外，國內幾乎沒有任何企業知道，這包括聯合談判小組的成員。　　

“據2007年6月周福仁等三位人大代表致全國人大常委會的函中披露，‘自聯合談判已經三年，迄今為止除了中化和中農，其他所有參加聯合談判的企業，甚至包括政府主管部門都沒有看過鉀肥進口合同，無從了解進口鉀肥的實際成本。’　　

“一位業內資深人士說，在現行談判機制下，已經形成了一個漲價怪圈。中化、中農每年簽了合同之后加價賣給國內企業，外方知道成交價格，看到中化、中農加價太狠就很眼紅，來年于是大幅度提高賣價，中化、中農于是再次加價。　　

“這個說法目前尚無法證實。鉀肥業界有一個流傳甚廣的段子，看到中國國內化肥價格年年猛漲，外商都很擔心：‘中國的農民不是很窮嗎，怎么年年漲價這么多呢？’”　　

計劃經濟時代的統購統銷制度之所以廢棄，是因為它有一大弊端，即缺乏優勝劣汰的經營機制。我們今后若是欲恢復它，就必須設法克服這一弊端，揚長避短，引進競爭機制，還有民主機制。后文再作解析。　　

中國將來走向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其實并不在于任何偉人的主觀意志，也不是無論多么強大的權力所能左右定奪，而取決于公有制經濟制度和私有制經濟制度在平等的基礎上和平共處、和平競賽與和平演變的結果。優勝劣汰，適者勝出。社會主義者欲使自己的事業成功，唯一正確的途徑就是對所信奉的經濟制度設法揚長避短，除此之外的旁門左道可以休矣。只有堅持不懈地深入地拓寬這條途徑，才可能不會逆轉的實現自己的理想。1956年私營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鬧得熱火朝天，強扭的瓜不甜，欲速則不達，現在基本上又恢復了原狀。同樣的道理，鼓吹公有制經濟退出競爭性行業，強制推行私有化，也將留下后患。　　

王荊公之謂“擇術”，也就是說，一事當前，往往可能有多種對策。例如對付定時炸彈，選擇方法就有三種：一是將指針往后撥；二是將彈體轉來移去，從東家搬到西家；三是拆掉引信，掏空炸藥。請問執政諸公，你們采用的是哪一種？　　

說到定時炸彈，不禁聯想起外國的一件名人軼事。法國大作家羅曼·羅蘭生前對人類社會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聯曾經熱情的擁護和支持。1930年代中期，親臨其境實地考察了一些時日后，大失所望。他看到當時的蘇聯已經產生了一個特權階層，臺上權貴們日益驕奢淫逸，背叛了廣大勞動者。可能鑒于當年蘇聯統治者自我感覺良好，任何批評意見都被視為“反蘇反共”的敵對行為，諫言無濟于事，開口不得。于是，他便將自己的訪蘇觀感記錄在冊，封存起來，囑其后人五十年后啟封。1985年，作家當年日記公開，預言“有朝一日，在一個美麗的日子里，那震動會突然爆發的！”已經登上超級大國頂峰的蘇共官員們知悉此事后不以為然，輕蔑視之。幾年之后，嘲諷言猶在耳，羅曼·羅蘭的預言果然不幸而言中，社會主義蘇聯崩潰了。　　

今天，海內外人士觀察了中國社會現狀后會有何感想？可能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但有一點可以肯定，誰也不能打保票說，神州大地上的社會主義江山絕對不會變色。我認為，若干年后是否也會發生“震動”，關鍵在于能不能有效的使我們的經濟制度貫徹不同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的下列“三異”原則。　　

一異：公有制經濟為主，私有制經濟為輔的原則。　　

我在前文中已做自我介紹，文革中被打成“極右派三反分子”，坦白的說，革命群眾的揭發并非毫無根據。罪狀多得很，其中之一是說我“對社會主義現實嚴重不滿，為舊社會資產階級剝削評功擺好”。這是怎么一回事呢？這里需要介紹一下我所在企業的情況。我廠原為一家私營企業，1950年代中期社會主義改造，“進步”為公私合營，實則公方代表取代了廠內全部實權，私方靠邊站了。從此，“合營”前后進廠的職工同工不同酬，相對而言，前者高薪，后者低薪，工資收入差距一般在一倍以上。低薪者當然不滿，即使保留較高薪酬的職工，據我所知，其中大部分人還是懷念過去那個被資本家剝削的日子，因為那時除正式工資以外，還有其他相當可觀的收入，合營后都被取消了。我的一位師傅說，實際所得今不如昔，有一次他還私下向我“憶甜思苦”，這使我思想觸動很大。　　

正確的理論，只有在不發生畸變的實踐下，才可能被人們視為真理。如果以廣大勞動者是否滿意為主要衡量標準，我大膽地認為過去幾十年中國社會主義實踐，是一種失敗的實踐。　　

我少年時因家貧失學，書讀不成了，求知識只得另辟蹊徑，到圖書館和新華書店去“吃白食”，免費看書報雜志上了癮，并逐漸養成觀察、思考和研究社會現象，理論聯系實際的習慣。學識雖低，卻愛鉆牛角尖，經常置疑一些著名學者論文的正確性。記得解放初期，中國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們在報上發表文章，論證社會主義優越性時，常常引用列寧的一句話，大意是，社會主義必將戰勝資本主義，是因為它有更高的生產率。后來引用頻率越來越低，直至諱莫如深，羞于啟齒。我當時發現，現實社會實踐，從宏觀經濟政策到微觀企業管理，都是在向著列寧指引的這一理論方向背道而馳；企業的封建官衙化傾向日益嚴重，人浮于事，工資凍結。1960年代上半期，報載在全國工業界推廣專業化企業結構改革，好不容易開始向著提高生產率的正確方向邁進，可不知什么原因中途夭折，無疾而終。也是在那時，毛澤東倡導的工業“鞍鋼憲法”，我認為其中的核心內容之一，即“兩參（干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一改（改革不合理規章制度）三結合（領導干部、工程技術人員和工人結合）”，是個好主意，有利于改善企業的生產經營管理。聽說，日本有的企業曾拿去實驗，取得了積極效果。而在中國這項企業管理中難得一見的自主知識產權的原產地，盡管當時毛澤東的威望如日中天，他的指示似乎無人敢于違拗，實際上下面企業官僚都不買帳，陽奉陰違，有的連過場都懶得走一次。但不少廠領導對他的階級斗爭學說無不照辦，整人有方。好事不去辦，壞事搶著干。我隱約感到，如此倒行逆施，中國很可能是當時世界上和平時期科技日新月異、突飛猛進大背景下，唯一生產率停滯不前，甚至下降的國家，特別是在農業領域，表現尤為明顯。實踐背離列寧的理論，這種惡果必然要落實到每一個勞動者頭上，所以，盡管我們兢兢業業的工作，依然收入微薄，生活困苦。社會上相當大一部分群眾已流露不滿情緒。我不過是言多必失，禍從口出，因為當時廠內階級斗爭的需要，殺雞嚇猴，被廠領導抓了“典型”而已。　　

早年從書刊上看到，美國汽車大王亨利·福特于廿世紀初葉創建了世界上第一條生產流水線。這位大資產階級的杰出代表，與他同時代的資本家敲骨吸髓的做法不同，在生產率提高的基礎上，對企業勞工的工資福利較好的予以關照，因而有效的在本企業內緩和了當時社會上普遍嚴重存在的階級矛盾。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在他的一次演講中，高度贊賞這種“福特模式”的企業經營管理理念，并極力推薦。舊中國企業界一部分“先知先覺”者效法之，也取得了勞資雙方皆比較滿意的結果。我所在企業原私營業主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　　

對于社會上絕大多數人來說，沒有永恒的主義信仰，只有永恒的利益。社會主義國有工廠的勞動者名義上是企業主人，卻拿著低工資；在私營企業打工，處于被雇傭地位，遭到資本家剝削，反能取得較高薪酬。假使名與利不可得兼，你將何去何從？民以食為天，錢少難生活，舍名而取利也。兩害相權取其輕，實屬無可奈何的選擇。　　

如果資本主義私有制企業都是按照所謂“福特模式”運營，勞工安于現狀，不思反抗剝削，人類社會上還可能發生社會主義革命嗎？但事實上，像敝廠原私營業主這樣“福特式”思想開明的資本家鳳毛麟角，如此企業并不多見。孫中山先生階級合作的理想，實在遺憾得很，在中國難以實現。世界上，資本主義在其生產力還沒有高度發達之前，勞資間的階級斗爭，也是普遍存在的。雙方只有經過長期持續不斷的反復較量，找到利益的平衡點，這種斗爭才可能逐漸緩和。上世紀五六十年代，電影正片之前，先放映當時的記錄片<<新聞簡報>>，銀幕上日本工人手挽手的在大街上運動，罷工示威。原來，當時每年春秋兩季，日本工會總評議會等三大工會組織，都要聯合起來展開提高工資等要求的斗爭。根據日本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蟹工船》，真實的反映了該國資本主義初級階段時期勞工的困苦境況，以及遭到資方勾結官府鎮壓的情形。美國1960年代影片《社會中堅》，故事情況也類似。中國在任何一種主義——不論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只要是社會經濟制度以私有制為主，大多數勞動者也難以幸免于這種遭遇。　　

建國初期，勞動群眾接受社會主義理論宣傳，主要是對這種經濟制度免除了資產階級剝削，可能改善生活充滿了希望。誰知事與愿違，從而產生了社會主義信仰危機。1958年“大躍進”后，社會上流行一句口頭禪：“報紙上的話能信嗎？”這是對官方不實事求是的宣傳產生了條件反射，人們開始“懷疑一切”了。我廠書記在大會上作報告，也遵照上級口徑解釋，從來不承認主觀錯誤。最典型的例子，發生三年饑荒，說成是“自然災害”造成的。社會主義并不如理論上說的那么美好，原因何在呢？于是人們私下議論開了。我的看法是，社會主義實踐收之桑榆，免除了剝削，卻失之東隅，降低了效益。例如本廠門衛部門，私營時代只有兩三個人，國有化之后，保衛科屬下人員不斷膨脹，足以組成一個加強排。招致廣大工人群眾強烈不滿的低工資政策，乃是社會主義經濟實踐中得不償失的必然產物。但其所失之處，并非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的痼疾，而是“擇術”不當，人為主觀因素造成。相反。我也發現提高生產率的巨大潛在空間。例如，本廠是一家中型印染企業，花樣設計室有三十六人，其中不乏“北門學士”，濫竽充數之輩。全國此類人員數以百計。各地印染廠既然統屬國有，何不專業化集中精干力量于一室，各廠分散選擇圖案使用，如此，設計人員總數可減去十之八九，大大提高效率。我的社會主義經濟學ABC知識，從關注生產率開始。　　

既要革除剝削，又欲提高效率，兩者可以兼得嗎？國有企業過去的實踐檢驗表明，似乎難以辦到。我曾經認為，這就是真理，客觀經濟規律。低效率相應的導致低工資。當年我可能在不經意間，向人們流露過懷疑社會主義前途的悲觀論調，后在政治運動中被揭發，人證俱在，抵賴不了。輿論應當一律，我卻唱了反調。因而革命群眾斥我為“極右派”，駐廠局領導和廠黨委共同研究后，鄭重其事，決定將我這個反面人物樹為“批判典型”，反社會主義言論打印成鉛字材料，毒草示眾，以儆效尤。沒料到時過境遷，左右易位，現在社會上否定社會主義公有制的言行，也時尚起來。但我反而逆向一改以前的態度，從右轉到左，又成為另類。按照時下標準，應當劃為“極左派”。這次不用他人代勞，自覺的先扣上帽子，當作靶子，歡迎批判。極左派主要標志是，仍然念念不忘將主義、原則、階級、剝削、方向和路線之類陳舊的詞語，不合時宜的掛在嘴邊，與當今主流理論越來越格格不入。　　

列寧關于社會主義勞動生產率的論斷難道錯了嗎？這個問題長期來時斷時續的縈繞在我的腦際，揮之不去，終難忘懷。從理論上分析，對于勞動者來說，企業利潤的大頭，即剩余價值的主要部分被資本家拿去，顯然不是一種有利于自己的好的社會分配模式，但若選擇沒有剝削的公有制企業，感受反而更糟。我逐漸發現，社會主義經濟實踐之所以不成功，問題的癥結出在“擇術”，即制定和實行的政策上。　　

前者，如在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少見領導者出臺促進生產力發展、有利于經濟良性運行的正確決策，相反，違背經濟規律的瞎指揮，則屢見不鮮。獨斷專行，自以為是，不容置疑，遑論接受反對意見了。例如，發展工業提什么“以鋼為綱”；指示地方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搞“大而全”與“小而全”；重數量和速度，輕質量和效益；等等。“政治掛帥”，選拔任用干部首要標準是馴服聽話，其次才是業務能力，創新精神則完全不在考慮之內。于是，外行領導這一反常現象，實際上廣泛存在于中國經濟企業界，為世界所僅見。提倡“階級斗爭為綱”，原指望“綱舉目張”，帶動經濟發展，實則適得其反，持續不斷的窩里斗，嚴重的破壞了正常生產秩序。一系列倒行逆施的政策舉措造成的惡果，終必由老百姓買單，因而吃足了苦頭。我們回顧一下往事，不難發現，今日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之所以名聲不佳，陷于困境，全是因人為胡亂折騰而敗壞、而促使，并非其本身固有弊端所致。肇禍在人，歸咎于“制”，真正豈有此理！分明改弦易轍，修正即可。所以，人們大可不必推波助瀾、爭先恐后的否定這一制度。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屬于史無前例的新生事物，世界上沒有成功經驗可資借鑒，所以，只能“摸著石頭過河”，實乃不得已而為之，權宜之計，豈是上策？因此，仍將難以避免走彎路，像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時期一樣，可能重蹈事倍功半之覆轍。上述看法是我老粗獨有，當然不會被人們重視和認同。現在社會上主流觀點是：事倍功半、效益低下的主要根源在于公有制經濟制度痼疾作祟；解決之道，就是要大幅度降低其在國民經濟結構中的比率，只在某些特定部門少量保留。市場經濟沒有“性別”之分，也就是說，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學理論，完全可拿來指導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不必另起爐灶，創立自己的不同于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體系。磨刀不誤砍柴工。中國經濟制度到底應走哪條路，在這一重大問題上，有必要爭論一番。我是個形影相吊的持不同政見者，反倒認為，某些學者的主張無異于東施效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有自己的特性，它必須以公有制企業為主，并非為了符合意識形態的規范要求，削足適履；而是入時隨俗，著意于功利，因為中國社會對這一制度存在著三大現實需要，不得不然。　　

（一），維護社會公正的需要。　　

現在，上層人士一再強調，穩定壓倒一切，國民經濟持續和快速發展，必須以社會穩定為前提條件。我無意唱反調，只是要問一句：穩定的基礎是什么？社會長期不公正情況下的穩定靠得住么？世界上有的國家經濟難以持久順利的發展，一遇風吹草動，例如遭遇金融危機，社會就動亂起來，而且再難穩定下來，根源就在于該國民眾感覺社會不公，人心思亂，而不是思治，與統治者的主觀愿望相反。俗話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只要社會不公，就存在著隱患，矛盾長期累積到一定程度，動亂就難免發生。不錯，中央制定和執行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利益的政策，無疑是長治久安的可靠保證。問題在于，在今天的中國，國民經濟以私有制為主，這一政策可能落實嗎？　　

我學識淺薄，生平接觸理論書籍尤少，所以談不上多少抽象的大道理，只能以親身經歷和見聞，實例述評。撿起陳年芝麻，先講一個故事。　　

1955年，即中國的私營工商業還占國民經濟絕大多數比例的年代，我還是一個失學少年。為了謀生，報名參加當時的基本建設——修筑鐵路路基。每天挑著近百斤重的土擔，在幾米高的斜坡上不間斷的穿梭上下，八小時下來，累得筋疲力盡，日工資一元二角。苦力同事中，有一位年逾半百的老者，工余閑談時告訴我，他原是一家私營運輸社的汽車司機，幾個月前這家運輸社勞資雙方發生經濟糾紛，勞方要求增加工資，資方拒絕。政府有關部門聞訊派員介入調解，但工人們認為其調解方案偏袒老板，不愿接受，一時間鬧成僵局。這位老司機是工人代表，他聽從同事們的意見據理力爭，而不肯按官方調解人的要求去做工人們的說服工作，向資本家妥協讓步。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局外人難以判斷，也無關緊要。問題在于：調解官員為了盡快平息此事，以保持市面穩定，經濟正常運行，不惜采取壓服手段，將他開除，懲一警百。這位代表的飯碗因維護本階級兄弟的經濟權益而被打破，憤懣之情，溢于言表。我當時聽了大惑不解。那些年，官方媒體上連篇累牘的報道宣傳革命時期共產黨如何關心和支持勞工大眾并領導他們向舊社會的壓迫階級和剝削階級作斗爭。各種文藝作品里工人領袖絕對是正面英雄人物，但眼前的這位在同資本家的爭執尚未解決之際，冷不防被作為調解人的官方越俎代庖的炒了魷魚。名實相反，匪夷所思。幾十年后的今天，我才明白了其中的道理。　　

馬克思有句名言：“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思想意識；而不是人們的思想意識決定人們的社會存在。”任何時代、任何社會、任何階級中的人物，他的行為都受制于這一唯物主義法則，“特殊材料制成”的共產黨人也不例外。恩格斯也說，不能指望從人的“美好情操”中，而只能從人對現實利益的追求中去尋找人的行為邏輯。地方官員需要依靠發展經濟來顯示政績，以保持祿位謀求升遷。在一個資本自由流動的私有制經濟社會，資本家才是他們的“衣食父母”，真正的主子。為了吸引外來投資，必須改善投資環境。怎樣改善呢？其中采用得最普遍的做法就是壓制勞動者的權益，這簡直就是某些地方官員創造政績的不二法門。環顧全國，少有例外。當一個地區的私有制經濟起主導作用，財政收入的大頭或全部都將依靠私營企業稅收，那么各種政府行為都將服務于資本利益，直至聽命于它。在這種情況下，某些官員的“美好情操”、主義信仰還能堅持嗎？思想意識必然“移情別戀”，后果則是同廣大勞動者離心離德。　　

其實，中央并不缺乏維護勞工權益的相關法律，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往往遭遇“腸梗阻”，政令難以通行。有的地方，當地官員為了開拓稅源，甚至默許一些廠家存在嚴重的違法現象。武漢郊縣某鎮曾經有一家“奴隸工廠”，誘騙不知情的外地打工者進廠，打工者工作與生活遭到非人待遇，沒有工資，失去人身自由。多年來當地盡人皆知此事。后來有苦工逃往異地報警，有關部門派人前來查處，詢問該鎮一位書記，他的回答頗耐人尋味。據報載，他是這么說的：我們也不是不知道這個廠的情況，但要是管了，它就會停工關門，這樣一來，銀行貸款本息無法收回，稅收也沒有了，所以下不了整治的決心。像這樣存在著“包身工”的私營企業，現在只是少數地區的個別現象，但這位鎮書記透露的心態在他的各地同僚中卻可能相當普遍，有的人雖然沒有像他一樣，良心被狗子叼走了，但在需要維護各方權益的序列中，勞動者一般是排在最末位，道理很簡單，因為他們是弱勢群體。生活中人之共性，吃柿子擇軟的。　　

八小時工作制，對勞動者來說，曾是半個多世紀前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成果之一，現在正從許多內外資私有企業中失去。這些企業以低工資為手段，迫使工人超時工作，健康長期遭到損害。時至廿一世紀初，仍見報載南方某地一私企工資計時每小時竟然低于一元，一青年女工不得不與同伴一樣每天干十多個鐘頭，終于過度勞累而死，此乃一個典型例子。勞動者因工作中毒、傷亡等事故而與資方發生糾紛、沖突，大多數情況下地方當局權勢者往往借調解之名，行偏袒企業主和壓服打工仔（妹）之實。　　

“分析現代社會制度構成，從中可以發現，一個社會集團力量的大小并不取決于其人數多少，而主要在于其組織結構；而組織程度的高低，又與集團成員的經濟狀況密切相關。組織的力量顯然比分散的力量強大，如果社會集團與政權相結合，那么這個組織的力量將更為強大。而且，組織的力量與分散的人群在信息資源的分享上也嚴重不對稱，因而分散一方的人群就可能成為有財力支持的社會集團組織力量一方欺壓、盤剝和奴役的對象。”（注：此段論述引用自《南方周末》中一篇文章，但忘記了時間和作者姓名）　　

舉一個例子。某地T商云集，其中一家對待雇員特別刻薄，拒付加班工資，還有其他一些虐待情況。工人們不堪忍受，紛紛離去，另覓廠家，但他們被T商協會列入“黑名單”了，全被拒之廠外。因“黑名單”問題曝光，當地有關部門介入調查，據說將“依法處理”云云。其實，那個協會內的劣性企業以后只要不再張揚，干得隱蔽點，沒有被人抓住把柄，依然可以我行我素，能奈之何？飯碗控制在老板們手里。乖乖的忍受欺壓、盤剝和奴役吧，否則，讓你去喝西北風！　　

上述一類事例并非個別現象。早在1994年1月30日，《工人日報》發表長篇通訊《深圳百萬勞務工的呼喚》，這可能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一篇比較全面的反映社會經濟生活中存在著陰暗面的文章，因而顯得格外引人注目。該作者認為，深圳百萬建設者在為特區發展做出貢獻的同時，也遭到某些不平等、不公正對待。文中涉及該市一家工貿公司總經理兼黨委書記的問題，點了他的名。雖然，站在廣大勞動者、特別是那些從農村進城來的務工者立場上，他們會感到文章內容切中時弊，仗義執言，為民請命；但地方當局就不那么認為了，這不是在吹毛求疵，聳人聽聞，往舉世公認的政績上抹黑嗎？人以群分。馬克思的存在決定意識的科學論斷再一次得到了驗證。那位被點名老兄的行為具有很大的代表性，此類輿論監督若是任其繼續發展，許多在勞動群眾身遭不幸的工作與生活境遇問題上難辭其咎的“公仆”們，將人人自危，成為眾矢之的，苦心經營、無限寬松的投資環境也將遭到嚴重損害了。　　

這下子桶了馬蜂窩，那位權勢者代表以尊姓大名被誹謗為由將登載該文的報社及作者告上法庭。現代社會學認為，社會力量的大小取決于其組織程度、經濟狀況和是否與政權相結合，而不在于人數多少。百萬之眾處于一盤散沙狀態，且無財力支持，也是弱勢群體。執法的傾向表明，這一分析是正確的。該市一家區法院判決，責令被告賠禮道歉，并賠償原告50萬元“名譽損失費”。明碼標價，一個企業官僚的名譽就那么值錢；而一條死于工傷的人命，當時在大多數情況下幾萬元便可打發了事，只及這位有來頭人物“名損費”的十分之一，甚至更低。　　

從此，失職、瀆職官僚的大名都進了保險箱，除非法院判決或拘留公布，媒體噤若寒蟬，再也不敢妄自點名了，哪怕證據確鑿，事實昭彰，也以“某”字代之。而全面披露一個地區勞工的惡劣處境更成為禁忌，只能化整為零，顯示冰山一角。勞動者的“呼喚”，不論多么凄苦，都難以打動許多地方權勢者的鐵石心腸，更改善不了自身處境。事隔十年以后，如今情況怎樣了呢？例如，同深圳一樣，廣東東莞也是一個外來務工者密集的地方，出口創匯額之高，令中國其他市縣領導無不稱羨，力圖效法。但大煞風景的是，新聞披露該市一家醫院適應旺盛的社會需求，冒出了個“手傷科”。原來，私營五金工廠不愿花幾百元安裝機器防護裝置，以免降低工效；工人們因長時間疲勞工作頻頻發生工傷，上醫院登門求治者絡繹不絕。因工傷致殘的“手損”賠償費用，一般只有幾千元，約為上述那位打官司總經理“名損”的百分之一。市場行情因所損對象地位的不同而差別懸殊。無獨有偶，浙江也有個“切指城”，每年傷者成千。像有著腫瘤醫院、傳染病醫院存在一樣，該城市成立一家手傷專門醫院，條件顯然已經成熟了。也是2004年的一則新聞，福建晉江一家私營企業老板，竟然肆無忌憚的將一名無辜的青年女工隨意關進囚籠，與狼狗為伴。保護名譽隱私權“惠”及這位長得瘦小的可憐受害者，其代名為“小不點”。投資環境“優化”到了什么程度，可見一斑。　　

中國不乏憂國恤民的政治家，也明察秋毫深知下情，所以，不斷適時的提出一些方針政策，如加強法制，執政為民，代表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等等，乃是為了國家的長治久安，防患于未然。可是，在私有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社會上，卻有一股力量情不自禁的反向而行，這就是資本的力量。因為它的本性是追求利潤最大化，在沒有阻礙的情況下，總是向薄弱處下手。實現目的之手段，常見的有：壓低勞動薪酬，延長工作時間，減少防護設施費用的支出等。另有一股力量，即權力的力量助紂為虐。在資本家漠視國家的有關勞動法規，侵犯與損害勞動者權益的事件中，經常可以看到地方當局有關部門的官員充當幫兇的角色。這一社會現象其實不難理解。社會存在決定思想意識，思想意識左右行為傾向。地方官員的利益——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同其政績的具體表現——當地的GDP經濟增長直接關聯，而推動經濟增長主要仰賴資本家投資。于是，地方官成了投資富豪的公仆，情有獨鐘，格外熱乎，至于廣大勞動者對自己的利益既無倚重作用，又愛上訪找麻煩，當然嫌之、避之唯恐不及了。　　

中國勞動力除了極少高技能者外，數量大大供過于求。這一基本國情決定了私有企業中雇主和被雇員工的地位是不可能平等的，這主要表現在后者缺乏討價還價的自由空間，少有協商回旋的余地。打工者的薪酬往往與他們工作和勞動產生的價值無關，老板是“一言堂”主，他說了算。只要這種勞動力市場供求關系嚴重失衡的情況繼續長期存在，私有資本和地方權力建立在利益相互依靠基礎上的結合牢不可破，那么在這兩種社會因素的影響下就不會有社會公正。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采礦業。有資料披露，2000年前后全世界每年死于礦難的人數是1.5萬左右，我國就占了1萬。其主要原因是我國私營小礦遍地開花，數量眾多，而不少國有大礦被它們擠壓，生產經營條件惡化，所占總量中比率下降，因而礦業百萬噸死亡率大大抬高。私人承包的礦山安全設施普遍投入費用很少，工人每天繁重勞動十幾個小時，月薪一般只有1000多元，甚至幾百元，礦主經營每年便可賺上幾十萬、幾百萬，甚至幾千萬。如此豐盈的肥水豈可流入外人田？于是當地官府中的權勢者莫不與老板有著千絲萬縷的利益聯系，沆瀣一氣，狼狽為奸。中央政策以人為本，整治力度不可謂不大，但也不可能解決礦難頻繁傷亡率高這一根本問題。由于勞動力充裕而廉價，礦主采用勞動密集型的生產方式，即落后生產力方式更加有利可圖，一方面支付較低的工資，另一方面在資本投入(安全設施，機械化裝備等)方面嚴重不足。不少礦主賺了錢就買豪宅貴車，驕奢淫逸。當地環境則變得糟糕：地下掏空，地面沉陷污染。老百姓生活狀況依舊，當地生產力到頭來也沒有提升。“有水快流”、“發展經濟”、“快速致富”，這是當初私營小礦失控，到處開辦時打的旗號，結果代價竟然如此沉重。現在迷途知返，有的地方政府痛定思痛，嚴令關閉此類私礦，無疑是一件功德無量的大好事，有利于維護社會公正局面。假使有人認為，這是“否定”改革開放，“倒退”走回頭路，他是在代表誰的利益發言？　　

2004年5月中央電視臺焦點訪談的一次節目中披露，民營經濟發達的浙江溫州地區有幾百家小礦石加工廠，車間內粉塵彌漫飛揚，勞動者都是外來民工，在沒有任何防塵設施的環境中工作，干不了幾年，便患上了矽肺病，失去勞動力，被一腳踢出廠外。病患者生計無著，欲訴諸法律，要求廠主賠償自己因工受到的損害。當地有關各職能部門似乎早有默契，相互推諉，不予辦理立案。那些患者沒人能討回公道，他們無錢醫治，欲哭無淚，只能坐以待斃。人之初，性本善，利相近，義相遠。各地公仆們在一個私有制經濟一統天下的社會里要想保住自己的良心不被惡狗叼走，難得很啊。　　

資本的原始積累往往是非法的、卑劣的、甚至血淋淋的！　　

管理和科技在不斷進步，企業可能相應的增加利潤，但勞動者卻很難分享應有的一杯羹，從而分配更加不公，社會各階層不合理的貧富差距也將一步步拉大。這種發展趨勢同社會主義共同富裕的理想背道而馳。　　

某些人可能是賤性動物，不見棺材不落淚。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期間我曾看到一則新聞，一位臺灣商人當初投資七萬美元在印度尼西亞開辦一家鞋廠，幾年功夫財富劇增至七百萬美元，盈利百倍，大賺特賺。但好景不長，危機一爆發，社會隨之動亂，秩序失去控制，該廠工人不滿于平日遭受的苛待，集會醞釀報復。他聞訊倉惶逃出該國，僥幸的撿回一條命，可掙的產業完了。假使這位臺商東山再起，他會吸取教訓善待自己的雇工嗎？不大可能，因為資本在一個沒有制衡力量存在的社會上很難改變其追求利潤最大化的本性。　　

20多年來，中國工人的權益保障程度遠遠未能同經濟的快速發展速度相適應，在許多打著“改革”幌子的地方甚至成反比。基于機會不均等條件下產生的分配嚴重不公導致貧富差距日益擴大，隱患顯然已經造成，為了長治久安必須設法消除。但中央任何矯正這一社會畸情的政令大多會遭遇地方上陽奉陰違的抵制，通行不了，除非馬克思的“存在決定意識”的唯物主義法則失靈。頻繁的開展此類“專項整治”，可能改善和緩解于一時，終必無濟于事，作用于另類“黃宗羲定律”，反彈后勞工境遇將更惡化。近現代國內外史實證明在私有制經濟社會工人階級欲維護自己的權益，只能依靠勞動者聯合起來斗爭，除此之外別無他途，這是階級社會里顛撲不破的真理。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中國與1997年發生金融危機并隨之引起社會動亂的某些亞洲國家頗為相似：經濟結構與模式相同；金融體系類似；出口大多是勞動密集型低檔產品，進口則多是技術密集型高檔產品；相當大程度依賴外來投資推動經濟增長；資本市場不發達；銀行體制不健全；政府支配銀行并介入貸款決定；此外，還有一個顯著特點：銀行不良貸款率遠高于國際公認的8％風險線。由于我國金融體系仍像計劃經濟時代那樣封閉，僥幸躲過了初一，但是經濟的基本層面至今仍無大的變化。　　

我乃杞人，但憂慮的重點倒不是上列各條，而是國民經濟高達70%以上的外貿依存度。號稱“貿易立國”的日本也僅18％左右。高外貿依存度表明國內消費需求不足，內需乏力又是因為大多數國民收入增長緩慢，改革開放帶來的經濟發展的大部分成果被少數人占去了。　　

在私有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社會，廣大勞動者欲使自己的收入同國民經濟發展和企業效益相適應，而不是被動的任人擺布，具體的說，就是要像日本工人兄弟在1950至1960年代那樣聯合起來團結成一股力量，平等的同資本家協商，爭取自己應得的一份利益。　　

不論在資本主義還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資產階級剝削都是天經地義，合理合法，但要適度，盤剝太甚，從長遠看對各方都沒有好處。談不攏怎么辦？必要時罷工，上街示威游行。　　

于是，最高執政當局就遇到了兩難選擇：不嚴加防止階級斗爭，容忍鬧事，顯然會破壞社會穩定局面；工人不聯合，不斗爭，又難以扭轉自身權益不斷被損害的趨勢，更改變不了處境窮困的現狀，遲早會突破忍耐的臨界點，爆發動亂。這一對矛盾交織的死結，只有在公有制經濟制度——當然是一種體制與機制全新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制度在社會上占主導地位時才可能解開。　　

（二）整治市場秩序的需要。　　

實行改革開放政策，既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與此同時，毋庸諱言，產生的問題也很嚴重。瑕不掩瑜，利大于弊，只要充分重視并且認真研究解決，問題無論多么嚴重也不可怕。倒是束手無策，聽之任之繼續惡化，或者輕描淡寫，大發“飛進幾只蒼蠅論”，甚至強詞奪理，“不容”存在異議，反而可能壞事，給改革開放后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事業造成致命的危害。　　

過去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盡管當時弊病叢生，早已暴露無遺，人們也只能諱疾忌醫，予以粉飾，因為誰若揭批其弊，很可能被扣上“反對社會主義”的罪名。現在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也不是完美無缺，何況它是處于史無前例的“摸著石頭過河”的初創階段。我大膽的認為如今市場秩序之混亂與惡劣甚至可以說是達到了中國歷史上空前嚴重的程度。個人拙見，希望不會被扣上“反對改革”的帽子。　　

改革開放事業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同閉關鎖國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相比較，各有長短。前者一方面物質極大的豐富了，并且充滿活力，前途無限；另一方面一放就亂，亂得老百姓怨聲載道。盡管如此，沒有人會因為身受其亂之害而欲退回到以前那不堪回首的“計劃”時代，但是如果整治和解決不了市場經濟社會中的亂象，日子過得也實在艱難。以同人民群眾生活息息相關的食品為例，報刊披露的就夠觸目驚心了。僅舉兩三個較有代表性的垃圾食品生產過程的例子：　　

食用明膠作為一種起粘合作用的食品添加劑，廣泛應用于肉凍、果凍、糖果、香腸、罐頭、冰淇淋和方便面等食品中。國家嚴格規定，必須要用經過嚴格檢疫、沒有經過任何化學處理的新鮮的動物骨髓或原皮加工，而且必須用全封閉的流水線進行烘干和粉碎。不法分子為了牟利，降低成本，使用廢舊皮鞋等皮草下腳料和工業生皮，經過石灰浸泡，鹽酸浸洗，長時間蒸煮后，再用雙氧水漂白，冷卻后就成了明膠。上述各種食品的生產廠家即使明知其生產過程的內情，也很難抵御低價誘惑，大多會故裝糊涂，擇廉而購，加工成品后銷售供人食用。　　

又據報道，一家國有面粉加工企業花了幾千萬元從國外引進一套現代化的機器設備，可是生產出來的優質面粉，優價出售時卻遭到了市場上同類偽劣產品的阻擊。一些不法私營小廠不用投巨資購設備，只要在每斤面粉中添加幾分錢的增白劑，便可以假亂真當作精白粉以較低價格出售，爭奪市場。工商部門盡管多次查處打擊，仍是按下葫蘆浮起瓢，打不勝打，屢治不絕。其實在舊中國，米面行業普遍都是這么干的，此種行規可能早已存在了百年以上。直到1950年代初期，解放以后搞改革，國家僅僅開了一次全國糧食會議，一聲令下，禁用滑石粉、增白劑之類“美容品”于糧食中，便在國內一舉徹底、完全地革除了這一危害人體健康的陋習。前后兩次整治，效果天壤之別，關鍵就在于社會上的生產和銷售企業，是公有制，還是私有制為主。　　

再如“地溝油”問題。20多年來直到今天，不時地仍見新聞報道，又查處了一個地下黑作坊。總是據說，該黑作坊已存在多時，此前每天生產幾百斤，銷售到市內私人經營的各小餐館和早點攤。有人可能說，我們銷往發達國家的出口食品高標準的合格率高達99.8%，食品安全問題不是解決了嗎？外銷可以解決，內銷解決不了，至少在國內大部分地區。為什么？舉一個簡單的例子。日常食用的油條在武漢市普遍是賣一根0.5元，但有的高級飲食店家售價3元。賣3元的可以保證用的是合格的優質油，0.5元的恐怕就難說了，很可能用的正是廉價的地溝油。中國老百姓的收入水平，有多少人經常吃得起高價油條？也就是說，食品安全在私有制企業占主導和多數的社會上，同消費者的貧富程度成正比。　　

馬克思在《資本論》里說：“資本……有百分之五十利潤，它就會鋌而走險，為了百分之百利潤，它就敢踐踏人間一切法律，有百分之三百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著絞首的危險。”在資本原始積累階段、市場經濟法制很不完善的時候，尤其如此。　　

在利潤驅使下，各行各業中的不法之徒肆意妄為：為了增重，加工“注水肉”、“注水雞”、“注水鴨”；為使產品光鮮，以次充好，硫酸熏制銀耳、竹筍、枸杞等干貨；陳化糧摻白臘油、染色素、礦物油拋光，改善賣相；糖水加醬油加醋制成“保健品”；飼料中摻入瘦肉精，提高豬的瘦肉率，賣個好價錢；粉絲中加滑石粉增白；用霉變花生做花生醬，摻合黑芝麻磨成芝麻醬；魚翅用雙氧水漂；鹵制熟肉制品使用的添加劑含有汞、坤、鉛等有毒元素的焦糖色素和一種涂墻、染布用的化工涂料酸性橙；石灰加麻黃泡檳榔讓食用者上癮；噴灑劇毒農藥于果蔬、茶葉；最惡心的是竟有個別道德極端惡劣之徒用豬糞水泡制“美味”的臭干子……　　

晉江假藥案、山西毒酒案、山東毒大米案、海城毒豆奶案、江西毒腐竹案、金華毒火腿案、阜陽假奶粉案、龍口偽劣粉絲案……“食品恐怖主義”嚴重、廣泛和持久不斷地襲擊著中國！　　

病從口入。因為許多食品中添加了一些有害的化學物質，使從兒童到老人的廣大消費者的身體都遭受到程度不同的損害，其中尤其以癌癥發病率走高最為引人注目。有資料披露，北京死亡人員中癌癥患者就占了四分之一。癌魔甚至逼近兒童，每年到北京兒童醫院血液中心看白血病的小患者越來越多，每周一次的專家門診都有七十余位患者，寒假期間每周達到一百三十人。這里的醫生說十年前還不是這樣，那時也就接診四十余位小患者。報上說湖北多年來每年新增八萬多名癌患者，還有報道說現在廣州很多疾病發病率居高不下都和食品安全問題有很大關系。農藥、添加劑、防腐劑和催生劑的過量使用危害匪淺，腸癌、婦女宮頸癌、卵巢癌的發病率呈現出了快速增長的趨勢。從北到南癌魔肆虐，全國告急。由于長期食用含激素的食品，女孩的月經初潮已由20年前的平均十四歲左右提前到現在的十歲左右。更使人驚恐的是，一位中國工程院院士、著名醫學專家說他在廣州看到了一個很普遍的現象：很多農民在整治魚塘的時候在塘底鋪上一層叫做“環丙沙星”的藥品，因為它除了可以防治魚病，還是一種催肥劑，能夠加速魚的生長，可是這種魚塘養出來的魚被人吃后會對人體產生很大的破壞作用。這些年來由于食品問題越來越嚴重，男性的精子濃度已經發生很大的變化，以前一般是五千萬到一億，現在三千萬就算正常了。如此下去，五十年后中國人將遭遇生殖危機！　　

有外電評論，中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假冒偽劣商品市場。除食品外，廣泛涉及各種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僅舉幾例，可見危害之烈：　　

醫用一次性注射器生產條件要求相當高，必須做到無塵生產和保管。否則管壁內很可能鉆入塵埃，塵埃顆粒會隨著藥液注入人體并在血管中形成血栓。從塵埃進入人體直到發病，潛伏期可長達20年，后果嚴重卻不易發覺。　　

某市有許多這樣的小作坊：一間民房內幾個農民從標著豬飼料、棉紗等五花八門字樣的塑料編織袋中取出塑料管等各種配件，組裝成一次性醫療器具，成品散落一地，與塵埃、雜件為伴。據制假者說正規廠家生產的正品一支賣0.3元，在這種簡陋條件下生產的不合衛生要求的假貨只賣0.15元，每支可獲利0.1元。因為價廉，這種人們無法用肉眼識別的劣品暢銷全國。　　

汽車剎車片質量的優劣直接關系到行車安危。有一年國家質量技術監督局對河北故城縣生產的汽車剎車片進行專項調查，發現當地四十五家企業中只有兩家的產品合格且有證生產，其余四十三家不合格的產品皆為無證生產，四十五家產品抽樣合格率僅為百分之四點四。執法人員在所抽查的二十三批帶包裝盒的盤式襯片中發現有十五批產品存在假冒問題，有假冒國內較大企業的，也有假冒國外進口產品的。這些小作坊靠“手感”控制壓力、溫度、時間，有的甚至根本不知道國家還有產品標準。在不合格產品中，僅與“摩擦系數”相關的項目就與國家要求的標準相差甚遠。這樣的產品裝在車上，極易造成嚴重的交通事故。　　

像上述兩種造成社會危害的其他假冒偽劣商品現在市場上可謂比比皆是，要想查禁根絕，卻不可能。這是因為：一，這類產品已形成規模生產，是當地的“支柱產業”，財政收入可觀，地方上的權勢者必然養患自肥，不遺余力的加以袒護；二，汪洋大海般的私營零售企業、修理企業大多見利忘義，是這種劣質商品的主要經銷者、使用者，有關部門查得過來嗎？　　

中醫藥學是祖國的瑰寶，歷史悠久，蜚聲中外。可是近年來療效好像不那么可靠了。對付同一種疾病，以前可能幾劑便可見效，現在有時卻十多劑也不起作用。倒不是醫生水平下降，而是有的藥材質量大不如前。據有關人士調查，目前不少地區的中藥材市場充斥著偽劣品。如以牛、馬、豬皮熬制成膠冒充阿膠；向海馬腹內填充異物或注入白乳膠來增加重量；用豬、牛雜骨熬膠后的廢骨渣充作鹿骨霜；鬼臼因與龍膽外形很相象，被當作龍膽來賣，但龍膽是去火的，鬼臼不是，如誤用極易產生不良后果；還有的藥材商把松香染成紅色當成血竭出售，這樣根本就沒有什么療效；還有一些不法商販為了增加藥材的重量把淀粉、糖摻入紅花中，更有人把諸如西紅花等進口藥品的有效成分提出來以后再出售……凡此種種使許多中藥材的治療達不到應有效果。長此下去，不僅會使中藥材市場陷于真假難辨的困境，還有可能使患者對中醫藥產生懷疑，從而影響中醫藥這一中華瑰寶的繼承和發展。　　

詐騙是假冒偽劣的孿生兄弟，也是損害市場經濟肌體的另一種毒瘤。市場經濟須臾離不開借貸、買賣、信托、租賃和中介之類市場行為，交易與交換活動是否渠道暢通、誠信可靠和費用低廉是衡量市場秩序優劣的一個標志，也是經濟賴以健康發展的主要因素。在一個爾虞我詐、坑蒙拐騙盛行的社會，就像車行在布滿陷阱的道路上，經濟活動是不可能順利進行的，直接危及其可持續性。常見報載一些各種名目的私人公司，行使形形色色的騙局而頻頻得手，花樣翻新，令人防不勝防。受騙人舉報后，即使查處了，大多數情況下損失已無法挽回，只能不了了之。由于社會上失信現象嚴重，不但交易成本和交易費用大大抬高，而且市場經濟中常用的現代手段部分失效。一人受騙，影響所及，眾人可能疑慮止步。　　

1997年全國商業匯票發生額為4600億元，僅相當于當年年度全部金融機構貸款的6.1％，反映了人們在經濟交易中高度戒備的心理。1998年，全國法院受理經濟糾紛和債權債務民事糾紛案件為289萬件，占法院全部受理案件的51％，規模之大和比率之高說明了問題的嚴重程度。2000年幾次全國性商品交易會上很多國內企業寧愿放棄大量客戶，也不肯采取客戶提出的信用結算方式，交易方式向現金交易、以貨易貨等原始的方式退化發展，這表明信用危機已在影響著經濟活動的正常進行。其實，現金交易也不保險，有的騙子公司采取“釣魚”方式，先簽協議，等你貨運到后，便以各種借口或暗中做手腳毀棄原約，大幅度壓價，迫使你就范。有關部門接到舉報后也難斷是非，執法懲辦。這種事件的惡劣影響必然呈幾何級擴大。　　

在這種社會信用低下的情況下，便捷的網絡購物就難以普及，電子商務的推廣也是舉步維艱，不知何時才能提上議事日程。據專家分析，市場經濟信用的缺失將產生兩個后果：一是交易對象選擇范圍縮小，交易的最佳選擇機會可能喪失，降低了資源配置的優化效益；二是交易本身的效果減小，表現為交易費用的上升或周期的延長，它雖然不構成總需求量不足，但降低了經濟運行的進程和效益，最終表現為經濟增長率受損。　　

社會上各種私人興辦的中介公司，如婚姻中介、職業中介、房屋中介、留學中介等等，魚龍混雜，良莠難分，不少是以詐騙為手段，達到非法獲利之目的，上當受騙者不計其數，大多有苦而無奈，只能自認倒霉。此類丑聞多了，使人懷疑社會信用度還剩幾許？！　　

近年來各地一些曾經叱咤風云、風光無限的財經界富翁忽然吃起官司，淪為階下囚，據說他們當年暴發全是非法和欺騙之所得。象征性拋出幾個，平衡一下社會公眾的心理，不知效果如何。　　

銀行存款脹庫，卻因不良貸款率高得驚人，信用可靠求貸者又不多見，不敢輕易放貸，以免雪上加霜。于是我們驚奇的看到一件怪事：世界上最大的窮國——中國購買了最大的富國——美國財政部發行的千億美元以上的債券。　　

這一系列亂糟糟的市場經濟秩序怎樣才能整治得好呢？時下經濟理論界流行著一句口頭禪：“市場經濟是法制經濟。”這大概是從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那里“拿來”的一劑驗方，從未有人置疑，我是唯一例外。此句如果是相對于計劃經濟時代的長官意志而言，當然正確，我無異議；但其另一種含義似乎是認為市場經濟中出現的問題只能用法制手段解決。倘若理解不錯的話，我認為這一經典提法用之于今日中國不過是一句正確的廢話。“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我嫌字句長了，怕記不住，能否簡稱為“有效即真理”？這些年來人們都可以感受到這樣一個社會現實：假冒偽劣商品和詐騙事件并未因國家經濟立法不斷完善和有關部門執法力度逐步加強而相應的減少。1980年代出了一個“晉江假藥案”，全國震驚，不法之徒膽大妄為，竟敢謀財害命！聽說當時一位中央首長聞訊大怒，拍案而起，責令嚴懲不貸！一位封疆大吏因于此案有失察之責而去職。20多年后情況如何？現在假藥市場到處涌現，虱多不癢了。誠然，行使法制手段還是有效的，不然市場秩序更加惡劣，但也可見出它的作用有限。有文章介紹歐美國家在市場經濟發展初期社會上破壞信用的行為也很突出，大約經過一百多年的整治，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市場經濟秩序才趨于完善。我們也準備走那么長的路嗎？　　

照搬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理論解決不了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中的主要關鍵問題。我現在鄭重其事的向某些上層人士介紹木匠常用的兩種工具：鋸子和刨子。木料需截去一尺，九寸九分先用鋸子鋸掉，剩下一分再用刨子刨平。任何一個勞動者，哪怕他是文盲大老粗，扁擔倒下來不識“一”字，也決不會混淆這兩種工具的不同功能而用錯。倒是經濟理論界某些滿腹經綸的學者和采納他們高見的領導者可能智者千慮，也有一失吧，竟然無鋸而專刨，刨得黑汗水流，使出再大的勁也是白搭，當然吃力不討好。老百姓有耐心等待你也“刨”上一百多年嗎？顯然，沒有“鋸子”，將帥即使高能，也要累死三軍。一“鋸”能頂百萬兵。法制只能起“刨子”的作用，規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主要還得依靠公有制這把“鋸子”。不錯，計劃經濟時代的公有制全身是病，致命弱點是缺乏活力。但也并非一無是處，那時有假冒偽劣商品和詐騙事件嗎？可能也有，但肯定不足當今的一個小零頭。順便說一下，整治腐敗也是這個道理。“蘺蘺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腐敗猶如野草，法制手段就是“燒”，但是燒了又生，無法根除，其關鍵原因就在于我們只會使用“刨子”，沒有“鋸子”。制度防腐反腐，才能解決問題。這個制度，只能是公有制經濟、而不是私有制經濟占主導地位的社會中的制度。具體方略與其中道理，請注意第4章后文詳述。讓我們揚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制度之長，而避其短，到社會主義基因庫里尋找合適的原材料，重新創造一把具有活力的公有制經濟的“鋸子”吧！　　

（三）也是最主要的，建設經濟強國的需要。　　

這些年來，國有企業公有制經濟比率大幅度下降，海外資產階級傳媒輿論紛紛叫好，國內也有不少人隨聲附和，跟著瞎起哄，并且振振有詞。勸君莫早下定論，是非尚須細探討。國有企業表現確實糟糕。據悉，近期一般年份它占用了社會70％的資源，產出卻只有30%左右。又據估算，現在公有制經濟約吸收了三分之二的社會資本增加額，卻只能創造出三分之一的新增加值。1996年有關部門的一項統計表明，在國家批準的大項目中1/3還沒有驗收就面臨虧損和破產，更驚人的是，抽樣調查表明，重點投資工程僅有5％左右項目可完全還本付息。這就難怪各地爭先恐后的扔“包袱”了，降低公有制經濟比率，財政收支情況可以立竿見影的改善，成為自己的政績。　　

不過，我認為有必要稍微具體的了解和分析一下國有企業的表現為何如此糟糕。僅舉一個典型例子，下文是摘抄報上的主要內容。　　

第八個五年計劃時期，國家投入巨資建設了一個重點工程——中原制藥廠，號稱“全國制藥業航空母艦”，歷經十二年籌備、建設和試產，始終未能按設計要求達標運行，于1996年10月被迫停產關門，企業負債高達三十億元。　　

1980年代初，為了打破瑞士、日本等少數國家對國際市場的壟斷，國家決定建設一個維生素C龍頭企業——中原制藥廠。因為利用了世界銀行貸款，必須實行國際招標。“中原”廠也以“國際一流、亞洲第一”、技術“獨一無二”、“以洋取勝”為追求目標。整個工程設計為淀粉、葡萄糖、山梨醇和維生素C四條現代化生產流水線。設備和工藝技術沒有選用國內既有的成熟技術，除發酵技術是中國專利被采用外，其余全從國外引進。引進的四套生產裝置有三套存在工藝技術問題。最為關鍵的維生素C裝置引進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熱循環結晶法”。這一工藝是瑞士一家公司的。事后才知道，這家公司是個只有廿多人的小型工程公司，根本沒有維生素C生產的專利技術，擁有的僅僅是小試成果樣品。　　

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的是，當時的決策人對于如此重大關鍵性問題竟沒有按規定程序對對方的資質和技術能力做認真的考核和審查，就大筆一揮，異常草率的與對方簽訂了合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工程的總體設計方案到1990年才獲得批準，而此時有些單項工程卻業已建成，主要生產設備也迫不及待的在國外定購完畢，一堆好看不好用的洋設備隨后就這樣安裝落戶到了中原制藥廠。更荒唐的是，盡管國家、河南省和鄭州市都對“中原”投了資，但始終沒有一個真正的項目責任人負責。工程計劃一再追加投資，敞開口子花錢，使概算一超再超。　　

試車期間，僅電機就燒毀上百臺，但無人過問。1993年購進玉米六萬噸，一年后發現竟有三千多噸不翼而飛，后來才在一個一千多立方米的污水池中發現這些玉米，玉米油厚達廿多厘米，順藤摸瓜，原來是淀粉車間跑冒滴漏所致。企業勞動紀律松弛，職工上班睡覺，隨意脫崗，違章作業等現象時有發生。外商覺得有機可乘，就拍下一批批此類照片，當試車失敗中方與之交涉時，他們就拿出這些照片，“看看你們員工的素質，再好的工藝也沒有用！”試車屢試屢敗，鼓搗了五年都未能獲得通過。但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我方竟支付了外商工藝設備的全部貨款。　　

這項重點工程的上層決策者、具體實施的經辦領導人玩忽職守，下層某些勞動者紀律敗壞，敗家子們就這樣將30億元國家巨款、人民的血汗錢打了水漂。　　

1980年代以來，國有企業新建工程和原有生產系統，這類異乎尋常的惡劣事件頻頻發生。于是時尚人士發表高見，眾口一詞的將此類事件發生的根源歸咎于公有制經濟制度固有之弊病，認為正是在這種該死的制度下人變成孬種，難得干出好事。我對當前人們這一主流論斷，即人與“制”之間的影響關系，持相反觀點。事在人為。因為人的思想和行為出了問題，才導致制度也變壞。也就是說，公有制經濟體制和機制本身無所謂好壞，人是主動的，“制”是被動的，人好它就好，人壞它就壞。　　

我現在是一個七旬老人，但沒有忘記青少年時代的往事，特別是國家大事。回憶1950年代第一個計劃時期，感慨良深。那時有一百五十六項工程，項項都是國家投資的公有制企業，哪一個工程項目建設中遭遇過像中原制藥廠如此種種荒誕不經的怪事？中國歷史上空前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建國初期條件艱難，加上缺乏經驗，仍然捷報頻傳。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今天國產第一輛汽車問世并且批量生產了，明天第一架噴氣式飛機直沖云霄。我所在工廠是一家中型企業，1956年公私合營時新廠還處于籌建階段，待建工地是一大片剛剛棄耕的菜地，廠房還沒有打基礎。僅僅過了一年，老廠千里迢迢從上海內遷武漢，便順利而快速的竣工投產了。“一五”期間，人心齊，泰山移，基建和生產計劃往往提前和超額完成。這項工程若是在“八五”或“九五”期間進行，結果就會大大的不同，那時各人打著自己的小算盤，上上下下都想從廠里面撈取油水，這廠恐怕十年也建不成，很可能亂成一鍋粥。我所在這家公有制廠家投資幾十年來一直大賺其錢，即使在1960年代鬧饑荒、原材料供應嚴重短缺和文革動亂期間也沒有虧損過。1980年代以后，蛀蟲大量孳生、老鼠鬧翻了天，像中原制藥廠一樣，1990年代難以為繼，終于破產關門了。　　

幾十年后，國有企業從業人員從領導者到一般員工，據我長期耳聞目睹后評估，大多數人的職業操守，明顯的今不如昔，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公有制經濟何辜，遭人厚非！惡論如刀劍，墻倒眾人推。大多數學者熱衷于鄙夷和貶損國有企業之短，卻無人客觀的總結幾十年來正反兩方面的經驗教訓，探索和挖掘其長，據之以創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用之于指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因而害得執政者兩眼一抹黑，只能“摸著石頭過河”。事倍功半，得失兼有，成績并不盡如人意，前途豈可盲目樂觀。那么，現在“摸”得怎么樣了？　　

仍以制藥業為例。中國現有數以千計藥品企業除極個別稍具規模外，全都是小廠。研發投入一般只占銷售收入的2％，沒有力量再加大比率了。由于投入金額分散，研發內容重復，因而無一家企業有能力占領高端市場，國內西藥97.4％是仿制。國外大藥品公司則財大氣粗，科技力量相應雄厚，研發投入占銷售收入的17－18％，甚至20％以上。跨國公司和他們在華投資企業生產的藥物，幾乎擠占了中國全部醫藥高端市場。　　

制藥業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十分低下，其現狀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可謂中國工業經濟的縮影。據悉，世界十大貿易國的高科技產品出口一般占其出口額的40％，而中國1990年僅為6％，低端產品占了絕大部分。進入21世紀后，捷報頻傳，高科技產品出口比率連年大幅度提高，據說快接近25％了。我曾高興過一陣子，后來仔細一查，原來其中80％左右的高科技產品乃是在華外資企業生產出口，產業鏈中，人家賺的是附加值高的品牌、設計和工程環節中的大頭，我們不過撿了一點兒附加值低的制造環節中的小錢而已。麻雀飛進糠堆里，空歡喜一場。有評論說，中國整體產業技術水平比發達國家落后二三十年，為了縮小差距，趕超戰略幾經調整和變更。1980年代改革開放之初走的是“引進、消化、創新、提高”之路，其中不乏成功的工程項目，最著名的是上海“寶鋼”，引進后使我國鋼鐵工業技術部分指標一舉趕上世界先進水平。隨著黨風、世風和廠風的日益式微，人們的“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不斷弱化和缺失，這條路上接連發生“翻車”事故。1990年代中原制藥廠這艘制藥業“航空母艦”觸礁沉沒，影響所及，從此基本上終止新建國有企業，引進戰略也隨之敲響了喪鐘。“以市場換技術”戰略接著取而代之。許多年前美國人就是利用自己的市場優勢，換來歐洲老牌工業國大量的先進技術，消化提高，從而奠定了后來居上的基礎。于是我們也依樣畫葫蘆，但結果卻令人非常失望。　　

早在1990年代，隨著中國對外商投資企業實行“超國民待遇”，取消其商品內銷的種種限制，許多國貨名牌紛紛被外商收購和控股，外國投資者對國內市場的沖擊與占有使國內工業企業面臨從未有過的競爭與威脅，越來越多的國有企業已經或正在被沖垮。付出如此慘重的代價換來先進技術了嗎？據報道，與我們的“慷慨大方”相比，外商轉讓技術的“吝嗇”令人失望。這主要表現在：第一，已開業的“三資”企業絕大多數屬于勞動密集型的終端產品和加工組裝型產業，在這些低層次產業中當然談不上引進先進技術；第二，從為數不多的引進了先進技術的“三資”企業來看，外商雖然向我們轉讓了部分關鍵技術，但核心技術卻封鎖甚嚴，如桑塔納轎車制造中的絕大部分國產化課題都是靠我們自己的科學家和工程技術人員協作攻關完成的，而不是引進的結果。　　

又見報道：“一些合資企業的傾向令人憂慮，外方想方設法獨攬大權，有意造成企業虧損，以擴大投資比例，達到完全控制合資企業的目的。而作為合資企業中方的‘守林人’在急于求成中不僅未從決策環節上抑制其違法行為，約束其權限，反而拱手交出本該屬于自己的權力，甚至出讓股份。　　

“如一家頗有知名度的釀酒廠將所有廠房、設備及商標折價成40％的股權與一家外商合資經營釀酒業。兩年來外商不惜花巨資為合資后的新品牌做廣告，以擅自讓利、加速折舊等手段使合資企業不僅無分文利潤，反而累積虧損七千多萬元。過后外方突然提出追加投資二千萬美元以擴大生產規模，若按控股比例中方須相應出資八百萬美元，資本金已捉襟見肘的中方無奈中讓出了原有的股份。如今這家合資企業外方的入股比例已經上升到90％，而中方下降為10％。　　

“同樣的事例還有許多：有的合資企業中的外方50％的出資額壟斷了合資企業100％的權力，他們甚至無視董事會的決議而獨斷專行。　　

“有關人士對此憂心忡忡，他們認為合資企業的中方最終喪失的不僅是股權，他們流失的是國有資產，丟失的是民族品牌。”　　

國有企業引進外資，推行股份制改造，上述失敗例子可能只是少數，不能以偏概全。大多數情況如何？也不理想。人們都急功近利，今日有酒今朝醉，自我陶醉于取得一時之成果，很少有人從長計議，顧及后果。這在中國汽車工業與外商合資經營中的表現尤為突出。　　

20多年來，中國國有汽車工業企業引入跨國公司資金和技術，確實立竿見影，縮小了國產車與國際同類產品先進水平的巨大差距，獲得了先進生產技術、管理經驗和營銷謀略，一舉壯大了自己的實力。但至關重要的研發能力未能同時得到，連原有的也被削弱，甚至消失了。盡管汽車制造業能力大大提高，還是跌進了“合資陷阱”，跳不出“引進——落后——再引進——再落后”和“越依賴越沒有開發能力，越沒有開發能力越依賴”的怪圈。汽車開發工作都在外方“本部”進行，中方技術人員與技術開發“絕緣”，連改一顆螺釘也要通過外國“本部”同意。不要說汽車技術開發創新，連模仿能力也失掉了。　　

從此，合資企業的中方法人可以一勞永逸地躺在安樂椅上高枕無憂了。產品總能與世界水平“同步上市”，不用艱苦努力，永無落后之虞。這項決策出臺于國有企業整體經營效益嚴重低下而且愈益惡化的大背景下，無奈中求生存，可以理解。但千萬要保持清醒的頭腦，技術上受制于人，并非上策，有得有失，勉勉強強算是中策吧，下策則是機制不予變動，這必然會繼續走向衰亡。　　

中國沿著這條股份制改造道路走下去，在一定時期內，仍將是一個GDP不斷增長的經濟大國，但決無可能發展成為產業結構以高科技產品為主的經濟強國，因為“肉”都長在別人而非自己身上。中國的和平崛起，僅僅只有經濟上的“大””力而無“強”力支持，實現得了嗎？　　

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半個多世紀以來，全國人民自力更生，為建設社會主義強國而堅持不懈的奮斗。與此同時，帝國主義也從未間斷地對我們實施“遏制”政策。歸納起來，主要有三招：軍事圍堵，戰略物資禁運和封鎖，爭奪人才。前兩者都是敵意明顯，可謂觸目驚心，最后一招表現比較平和，則易被人忽視，其實危害性遠大于前兩招。不同社會制度國家間的較量，雙方不論斗爭多么激烈，翻云覆雨縱橫捭闔，爭的不過是一日之長短，很少長遠影響，無關基本大局，唯獨人才去留，在彼我力量消長的天平上，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1930年代，前蘇聯實行工業化，斯大林提出過兩個著名口號：“技術決定一切！”“干部決定一切！”其實它們可以合成一條：“人才（科學技術人才和經營管理人才）決定一切!”　　

美蘇冷戰期間，美國參議院曾通過一項重要議案，內容是對不許自由移民的國家實行某種制裁，當時主要矛頭對著蘇聯，意圖迫使其取消和放寬對國內猶太裔科學家移民以色列的限制。國際間的階級斗爭，誰笑到最后，誰將占上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誰挖對手方人才墻角的手段更高明，更有成效。　　

據了解，全世界科技移民的40％被吸引到了美國，來自于世界各國無數尖子人才，極大的幫助和推動著美國經濟社會的發展，從而使之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盡管已經如此，美國的有識之士，例如美國財經的掌門人時任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的艾倫·格林斯潘還一再呼吁其政府增加技術移民，繼續將世界各國的頂尖人才據為己有，使美國成為世界人才寶庫和熔爐。　　

有傳言說，一位日本高級外交官私下曾對他的中國朋友說：“我們七十年內不怕中國趕上日本，因為你們的中青年科技人才嚴重缺乏……”我信此言的真實性　　

現在制定和執行的諸多重大政策，在我看來，匪夷所思，因為同“科教興國”的目標相悖，南轅北轍，舍本逐末。如果這些政策不改弦易轍，而繼續下去，豈止“七十年內”，一百年后也休想趕上發達國家。　　

先講一個故事，見微知著。2003年，武漢地區一位著名學者談到他的人生經歷。1981年他作為訪問學者去了美國。當時美國和他同“級別”的教授每月工資是他的10余倍，美國的大學也極力挽留他，希望他留在美國工作，并詢問他：“為什么要回去？”他回憶年輕時曾讀過五年古文，當時學習起來似乎什么都不懂，只是為了遵循老師的教誨，那一刻才體會到老師讓他學古文等知識的苦心，在他心里已經有了一種難以割舍的民族感情。“我為我的祖國而驕傲，所以當時我就反問了那些極力挽留我的人：‘我為什么不回去？’”　　

中國在近現代積弱一百多年，深受帝國主義列強欺凌。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物質條件極其艱苦，但卻有那么多的海外知識分子紛紛回歸，其中不乏頂尖級的大科學家，不惜舍棄優良的工作與生活條件，并且沖破重重阻力，毅然投身于祖國的建設事業。　　

“但現在卻發生了變化，”那位學者惋惜的說，“有些學子學成后出國，千方百計想留在國外，問他為什么不回去，他們會直接反問你：‘為什么要回去？’”　　

這位學者將人才的逆向流失歸因于目前中國教育的“缺德”。他說他見過身邊有許多學生每天都很勤奮的學習知識，成績優秀，英語說得流利標準，數理方程熟記在心，但可惜的是，這些學生中的大部分人都不了解長江、黃河，對《史記》、《資治通鑒》等中國經典書目也是一無所知。　　

確實，如今學校的人文教育專業，包括中國歷史、政治思想和馬列學說等，都是大冷門，少人涉足；英語則是大熱門，人們趨之若騖。喧賓奪主，人們的腦袋豈能不受影響，不出問題？　　

我則認為，更重要的原因是社會不良風氣的影響。大量官僚腐化，“公仆”們威信空前低下，社會上不少人非法斂財，不勞而暴富，過著花天酒地、醉生夢死的闊綽生活。在這種大環境下，要求青年學子像他們的愛國前輩那樣安貧樂道，一心為國效力，那是過于苛求，太不現實了。　　

中國已成為科技人才供給和輸出大國。有資料說，僅在美國硅谷地區供職的中國科技人才就數以萬計，有的說該地區總計20萬員工，中國人就占6萬，有的說已經超過10萬人，總之數量驚人。中國也有硅谷，多少美國科技人才在那里供職？恐怕一個也沒有！小船無法同巨輪比拼，中國硅谷多是規模不大的私營企業，小本經營，囊中羞澀，哪里能像外國公司財大氣粗，高薪聘請一流人才。人往高處走，在這種實力懸殊的情況下，中國的科技精英們蜂擁奔向大洋彼岸，那是阻擋不住的。　　

中國教育經費很大部分投向高等教育，更以巨資重點傾斜于知名高校。據有關部門多年統計表明，20世紀90年代以來，清華、北大、中國科大等許多中國名牌大學里凡涉及高科技專業的畢業生，多數、大多數、甚至絕大多數都去了美國。難得留在國內的也不保險，無不成了在華外資企業覬覦的對象。外企憑借高薪，直接“面對面”的挖走了國內企業的大量人才。近年來的新動向，許多外國公司紛紛在華設立研發機構，就近取才于“橋頭堡內”，大有將中國高科技行業中的翹楚一網打盡之勢。　　

走“人才強國”之路的戰略目標前景黯淡。人才都被外國資本家利誘跑了，請問光桿司令依靠誰去強國啊？！我真是有點兒疑惑，咱們加入經濟全球化行列，做的是哪門子買賣，到底是賺錢，還是在賠本？　　

近年來一些省市官方制定了引進國外人才的龐大計劃，此舉能夠扭轉和平衡人才單向流動的尷尬局面嗎？沒有可能。因為不論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吸納與承載人才、特別是科學技術類人才的平臺主要在企業，而不是事業單位，事業單位容量相對有限，而且也很難直接反映人才的薪效比，沒有具體量化指標可以衡量，所以避免不了副作用。官方可以不惜高價聘請洋人才，沽名釣譽，表明自己如何求賢若渴，多么開明，但卻易使原有的低薪本土人才心理失衡，往往引進一個洋博士，氣走三個土博士，得不償失，難免旁顧之憂。企業則可能以經濟效果為衡量標準，不分洋土，能者多得。　　

中國民族私營企業中斷發展幾十年，現在尚處于初級階段，勢大力壯者寥寥無幾。即使政策竭力扶持，也是做大容易做強難。在華外資企業憑借其雄厚財力，在人才爭奪戰中占盡上風，處于強勢地位，中國私企遠不是他們的對手，根本沒有財力高薪大量聘請一流科技人才。　　

盡管我對引進外資頗多微辭，但決無反對之意，因為我明白中國經濟只有兩條路可走，別無他途。一條是加入經濟全球化，人家早已制定游戲規則，奉行社會達爾文主義。在這出舞臺超出國界的經濟大戲中，發達國家唱主角，我們只能接受命運安排，扮演世界經濟鏈條上被動一環的角色。采取這一決策，走上這一條路，可以說是“有心栽花花不開，無意插柳柳成蔭”。當年引進外資的初衷是企圖“以市場換技術”，從而增強自力更生的能力，加速產業結構調整，提升國產商品檔次。從長遠觀點看，結果適得其反。所謂“無意插柳柳成蔭”，是指這一決策大大的提高了中國經濟戰略的安全系數，因為已同西方強國利害與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要中國經濟和產業檔次低人一等，在他們許可的限度內，“國際分工”格局保持不變，人才流向依然如故，那么他們對我們的破壞和“遏制”壓力就會大大減輕。另一條路則是回到閉關鎖國時代，那將更糟，絕路一條，像前蘇聯那樣經濟缺乏生氣與活力，長期不振，終致崩潰。兩害相權取其輕，前一條路畢竟可以為我國贏得調整時間。　　

但我們在調整過程中迷失了方向。國有企業的選拔機制、激勵機制和監督機制存在著諸多嚴重問題，幾輪改革未能找到有效方法予以解決。據我觀察研究后認為，失敗的主要原因是在傳統思路上兜圈子，缺乏創新意識。眼睛向上不向下，依靠對象始終是少數上層“精英”人物，而將廣大勞動者撇在一旁。一時無效，喪失信心。于是便企圖以私有制企業取代公有制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地位。有的地區官方為一些私人違規大量貸款，提供在公平競爭條件下根本不可能占有的額外發展資源，拔苗助長，使其成為“著名民營企業”。即使采取如此破格的方法，中國私營企業在可預見的將來也不可能發展成為同跨國公司在華外資企業勢均力敵的競爭對手。沿著這條私有化道路走下去，中國經濟勢必將淪落為西方資本主義強國的附庸。　　

我們實現建設經濟強國的理想正變得遙遙無期。如上所述，因為人才缺乏，準確的說，因為嚴重流失而造成的人才缺乏，技術瓶頸卡住了資金投向符合新型工業化要求的產業，如未能掌握核心技術的電子信息業、嚴重依賴大量進口的裝備制造業等。產業結構質量提升調整力不從心，大錢都讓外國人賺走了，徒喚奈何。因而粗放型增長模式大行其道，各地不約而同的不顧后果的一窩蜂爭相上馬高消耗、高投入、低產出、低效益并且嚴重污染環境的產業，直接危及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　　

帝國主義的“遏制”政策，還有賴于國內某些浮在上面養尊處優、對企業底層實際情況未必有所了解、領著社會主義國家俸祿卻吃里扒外的所謂“學者”的積極配合。方法很簡單，只需竭力鼓吹國有企業從競爭性行業退出，便可大功告成。　　

還是迷途知返吧！創新公有制國有企業體制與機制，使之具有活力。鳳凰涅槃，浴火重生，中國的現實國情注定必須由公有制國有企業肩負起建設經濟強國的重任。　　

二異，社會效益第一，經濟效益第二的原則。　　

社會主義生產和資本主義生產目的是不同的。前者是為了滿足人民的需要，后者是為了獲取剩余價值，即利潤，實現資本增值。社會主義生產對利潤的要求是附帶的，次要的，實現這一次要目的也是為了更好地為其主要目的——滿足人的需求服務。資本主義生產是為了滿足市場需求，也可以說是為了滿足人的需求，但只是有購買能力而且有購買欲望的那一部分人的需求。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生產目的既然是為了滿足人民生活的需要，那么，這種需要的滿足不是以人民生活的購買力為前提，其前提是建立在生產能力之上的。這一點恰恰與資本主義生產目的相反。因為生產目的的不同，為這些生產服務的經濟制度當然也迥異。鑒于滿足人的需求這一社會主義生產目的遠未達到，過去甚至乏善可陳，人們窮則思變，但從一個極端走到了另一個極端。目的沒有達到的根本原因在于為實現這一目的的政策和策略出了嚴重問題，卻都歸咎于社會主義經濟制度本身。病源尚未摸清，庸醫們就開出了要害死人的藥方。中國20多年的改革，實現了社會主義生產條件向資本主義生產條件的轉變。分配制度則從按勞分配變為按資、即所謂生產要素分配為主，按勞分配為輔。上層建筑服務于經濟基礎，思想意識也從社會主義的提倡和強調公字當頭，畸變為資本主義赤裸裸的以私為本。后果大家都看到了，毋庸贅言。　　

中國社會經濟學界某些學者非常善于出謀劃策，排憂解難，沒有白吃皇糧。但是，這些以前為避免挨整，曾拚命追求“工人階級知識分子”名份的學者，改革開放以來，雖然名份到手了，卻忘乎所以，從來沒有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替工人階級謀取政治權益和經濟利益，相反，總要以犧牲工人階級權利為代價，換取其計策與事業的成功。這些學者解決問題的對策的一個特點就是飲鴆止渴，不顧后果。不客氣地說，像是一個蹩腳的棋手，走了第一步，就不知道以后該如何出手了，而這就給了另外一些居心叵測的奸徒以可乘之機。為救國有企業一時之急，實行“產權改革”，基本上完成了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生產條件向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生產條件的轉變。現在的問題是，這種條件不可能達到民富國強的目的，哪怕你愿意花上100年的時間；相反，不但因此引起貧富差距懸殊、社會不公的人文社會環境日益嚴重惡化，自然生態環境被破壞與被消耗的承受能力也到了極限，經濟發展難以為繼了。天怒人怨，共產黨與人民群眾的魚水關系現在已經“改革”得不復存在。在這個關鍵時候，又有人鼓噪“政治體制改革”，打的是“為民請命”的“民主”旗號，仿佛他們倒是人民利益的代表。政治體制要不要改革？當然要，而且必須。但我們的改革是為了修正與完善建立在馬克思主義消滅人剝削人、人壓迫人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制度；而他們“改革”的實質內容則是廢除與推翻“一黨獨裁”的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制度。這根本上完全是兩碼事。我懷疑那班另有用心的似乎學富五車、滿腹經綸的資產階級“學者”真有那么高的智商，計從己出，深入追究，可能不過是起著一種“特洛伊木馬”的作用而已。　　

尋常百姓很少過問政治，但卻關心生活。古時候，人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今天，一般勞動者的心態則是：“老子做工吃飯，管他什么主義、制度！”這句話具有廣泛的代表性，可謂人同此心。我也是這么想的，希望收入多，還要錢經用。人們的經濟狀況左右社會存在，社會存在決定思想意識，思想意識選擇上層建筑。哪一種經濟制度能夠滿足我們的欲望和要求，我們就行使民主權利，選擇哪一種經濟制度。我這個根據“錢多經用”這一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訴求為主要標準選擇經濟制度的主張，有人反對嗎？大概沒有。即使有，也是極少數人，更可能不敢公開表示，因為怕違拗民意，觸犯眾怒。你說是不是？　　

我這篇文章內容的題目也可以叫做“工資增長加速方略”。我這輩子窮怕了，難道我信仰的社會主義回報給我的就是一個“窮”字嗎？從開始參加工作當上二級工起，到了幾十年后的今天，工資增多了20倍，可是物價水漲船高，加薪的好處很大一部分被抵消了，錢越來越不經用了，還是窮得當當響。退休以后，窮極無聊，便琢磨著我們基層勞動者窮的問題之根源及其解決的方法。窮盡十余年之精力，自以為找到了答案，無償地貢獻于社會大眾。　　

我原本是為自己一個人設計的方略，后來意外地發現，它竟然也適用于中國億萬勞動者——體力勞動者和腦力勞動者。一般工薪階層盼星星，盼月亮，一年到頭盼的就是增加工資，改善生活。但是指望執政者發善心是靠不住的，因為中國經濟，特別是國有企業效益低下，這個根本問題不解決，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即使勉為其難地給你增加再多的錢，通貨隨之膨脹，又有什么用？　　

所以，加速工資增長的前提條件必須是中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主要是國有企業效益——不斷大幅度提高。這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后文詳述。另一方面問題，即到手的錢怎么樣才經用，相對來說，這個問題比較簡單，但解決起來也不那么容易。事情要由簡入繁一步步進行。現在我們要做的工作是把道理分析清楚，以便人們選擇，到底哪一種經濟制度符合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　　

人民群眾根本的大利益是由無數具體的小利益組成的。先舉一個小例子，大約在1970年代，我在一份報刊上看到一則“新聞”，說的是國際照明業巨頭在某地聚會，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制定一個共同標準，讓產品的使用壽命限定在一定時期，因為隨著技術進步，產品的使用期越來越長，從而阻礙了產品的銷售。這個行業的巨頭們有了危機感，于是聚會商討有效的應對之策，以免“惡性”競爭討好消費者，大家都賺不到錢。當時社會主義經濟下的中國可能出現這種怪事嗎？現在倒是開始出現了，只是還不敢公然聚會而已。我在1970年買了一只上海牌手表，30多年過去了，除了幾次小修和加油外，至今還在使用。1990年代，一位親戚從南方出差歸來，帶回一只新電子表送給家人，不到一星期就壞了。你感到窩心的壞事，卻是促進內需消費，有利于GDP增長的好事。舉一反三，類似事件可謂越來越多了。此乃社會主義生產目的是為滿足人的需求，資本主義生產目的是為資本的增值，兩種經濟制度下，事物迥然不同的具體反映結果。有人可能反駁：“市場經濟初期，難免有不規范的地方，大可不必吹毛求疵。”我們倒是要先問個明白，你指的“市場經濟”是哪一種性質？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如果是前者，那是無的放矢。誰反對將社會效益放在第一位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了？　　

這些年來，“改革”不斷“深化”，隨著生產關系和生產條件的轉變，后果之一便是人們切身感受到越來越看不起病了，醫藥費用暴漲，民間反應強烈，有人喻之為壓在老百姓身上的一座大山。造成這種后果的根源就在于變了性質的經濟制度。藥廠生產的目的越來越追求滿足利潤的需要，而不再是人的需要。原來常用的廉價特效藥紛紛停產，一藥難求，取而代之的是價格越來越昂貴的“新藥’。可以肯定的是，只要經濟制度不變回姓“社”，再“資”下去，這座“大山”不但不可能移開，還將會越來越沉重。其實，“市場經濟初期”的我們不過是徒弟，這一套“先進經驗”還是從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師傅那里學來的。謂予不信，有文為證，我來引用一位外國學者的文章，摘自2006年8月3日的《上海譯報》。文章的前言可能是摘者童莉群加的：　　

“藥價之所以越來越高，并不是制藥公司真的在研發上花費了大量金錢，而是高比例的營銷費用、賄賂、游說主管部門……在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一個2000億美元的行業如何欺騙了我們：制藥業的真相》一書中哈佛大學教授瑪西婭·安吉爾披露了制藥業的真相。”　　

下面是該書中的擇要部分：　　

“先來看一個最近的、沒有受制藥公司贊助的實驗。名字叫ALLHAT（抗高血壓和降脂治療預防心臟病實驗），這是治療高血壓疾病的一項大型實驗。ALLHAT這項研究持續了八年，涉及600多個診所的42，000多位患者，是關于高血壓治療所進行過的最大規模的臨床實驗。他們共比較了四種藥物，幾乎令所有人都十分驚訝的是，最老的利尿劑能夠很好地降低血壓，同時更好地預防高血壓帶來的嚴重并發癥——通常是心臟病和中風。　　

“為什么我們以前沒有發現新藥實際上不如舊藥呢？首先，沒有人試圖去尋找答案。制藥公司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把新藥和舊藥直接作比較。新藥上市是因為服用它們比什么都不用的效果好，結果它們就被宣傳成醫藥史上的偉大貢獻。其次，現在制藥公司對如何進行實驗和如何報告結果有很強的控制力。20世紀80年代以前，研究人員一般獨立于贊助他們的制藥公司之外。制藥公司一般將資金提供給學術醫藥中心，然后靜待研究人員的研究結果。然而，現在的情況是，公司參與到研究的每一個細節中去——從研究的設計到數據的分析再到是否將研究結論發表，這種廣泛參與大大增加了研究結論的偏向性。控制臨床實驗的不再是研究人員，而是贊助者。　　

“此外，整個學術界的氛圍都發生了變化，傳統的學術界和實業界的界限已經越來越模糊。最近的一項調查表明，三分之二的學術醫藥中心在贊助其研究的公司中都擁有股份。因此，按照制藥公司的想法來進行臨床實驗是大環境的必然產物。其結果就是，制藥公司設計的臨床實驗由研究人員執行，研究人員只是個“執行工具”。但他們在其他方面獲得了補償。許多人從制藥公司贊助者那里獲得了巨額的資金支持，這在20年前是不可想象的。研究人員充當了制藥公司的顧問，去研究它們的產品，成為了建議委員會或發言人辦公室的受雇員工，與他們所在的學術機構一起申請專利和制定專利使用費計劃，在制藥公司贊助的研討會上推銷藥物和設備，沉迷于昂貴的禮物和奢侈的旅行中不能自拔。許多人在制藥公司中還擁有股份。這些交易可以使他們的薪水飛速增加。　　

“人們不會相信一個企業對它自己產品的宣傳和醫藥教育是毫無偏見的。但是，制藥業認為它應當對醫生和公眾進行教育，讓人們了解自己的藥物及其針對的疾病。于是，許多醫生和醫療機構——它們都是制藥業慷慨贈與的接受者——都假裝相信這些教育。政府也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制藥公司聲稱它們也“教育”消費者。2002年，通用電氣公司在大型制藥公司贊助下開創了病人頻道。該頻道向全國醫院里的病人和等待就診的病人播放一些醫療節目，中間穿插藥物廣告。一年之內，大約有800家醫院贊助了這個一天24小時、一周七天不間斷播出的電視網。病人頻道完全由廣告商贊助，醫院一分錢也不用花。病人可以在節目時長半小時的短片中進行選擇，例如‘與癌癥相關的疲勞’或‘輕松呼吸：過敏和哮喘’。　　

“最令人氣憤的事情發生在1996年，美國帕克戴維實驗室的一名銷售代表大衛·富蘭克林將該公司告上了法庭，罪名是欺詐公共醫療補助計劃以及其他政府健康計劃。富蘭克林有數千份內部文件。他指控該公司執行了一項大規模的非法計劃，在未經批準的用途上推銷藥物Neurontin———主要是通過給學術專家報酬，讓他們在稱贊該藥物對其他疾病有效的蹩腳的研究論文上署名。　　

“Neurontin是1994年被批準僅限于治療癲癇癥，而且必須是在其他藥物無法控制、突然發作時才使用的應急藥（后來，它又被批準用于治療帶狀皰疹）。光這點用途可賺不了多少錢，該公司于是想擴展其用途。但是，為用于其他疾病而做合適的臨床實驗并得到有關方面的批準需要很長時間，而該藥物的專利在1998年就要到期了（后來，延長至2000年）。因此，該公司制定了一個計劃，用于說服醫生為其他未批準治療的疾病開Neurontin———主要是在常見的各種疼痛或說不清的病況下使用，或者是作為治療癲癇癥的惟一藥物使用。如果這項計劃成功，則將帶來巨大的市場。　　

“資料中顯示，帕克戴維實驗室對外稱這個計劃為‘發表戰略’。它贊助小的研究，在此基礎上寫出論文，然后收買學術研究人員在這些論文上署名。這些研究規模很小，而且設計得很差，依據它們來得出正確結論幾乎是不可能的。一些論文甚至連一點新數據都沒有，通篇都是對Neurontin的溢美之詞。它雇傭醫學教育和傳播公司來準備論文和尋找作者。有家公司準備了12篇論文，每一篇都獲得了1.2萬美元的報酬。而如果“作者”愿意署名，就可以多得到1000美元。”　　

這位具有正義感的哈佛大學教授披露的美國制藥業內幕真相，在中國不是也存在同樣的情況嗎？例如，請看兩則新聞報道：　　

一，“據<<文匯報>>(2007年)6月24日報道，治療靜脈曲張動一次手術至少上萬元，而使用魚肝油酸鈉注射液進行治療費用不到20元，但是這種價廉物美的魚肝油酸鈉注射液已經在市場上消失了2年多。日前，在政協委員、民主黨派、政府機關的共同關心下，信誼金朱藥業有限公司突破重重障礙，重新生產該藥。但令人意外的是，銷售卻成了一道新的難題。由于該藥利潤低，購銷差價相對較低，而且不少新醫生已不了解該藥的使用，因此藥廠的營銷人員并沒能在城市中順利地打開市場。又如一盒‘百憂解’288元，同樣效用的‘丙咪嗪’每盒價格在10元以內，但卻基本斷檔。在一些藥店，像小蘇打、多酶片等常用廉價藥也面臨被高價新藥取代的局面。　　

“針對這種情況，全國政協委員、醫學專家劉豫陽領銜，以民革上海市委名義提出了一份‘關于設法恢復生產和使用廉價經典藥’的提案。委員們建議負責藥品定價的國家相關部門要允許少部分價格低廉的藥品保持價格水平不變或有小幅上調，讓藥廠和醫藥公司都有賺頭，這樣才能保證非專利廉價經典藥的生存。”　　

二，據2007年10月4日<<長江商報>>報道：　　

    “本報訊  (記者  胡夢)骨折了，如果用中醫正骨一般只需300到400元(兩三年前只需50多元)，如果選擇西醫開刀，則需要將近1萬元。可是記者發現，在不少醫院，用中醫正骨治療的幾乎沒有。我省中醫骨科專家呼吁，中醫正骨已經面臨失傳窘境。　　

    “經濟利益高  手術治骨折吃香　　

    “上周，張女士9歲的兒子小亮(化名)在玩耍中摔斷了左手的胳膊，張女士于是將兒子送到武昌某大醫院，醫生看過之后告訴張女士，小亮的手臂骨折，最好進行手術，將鋼板固定在骨頭內。心急如焚的張女士沒有猶豫，立即交了5000多元手術費。　　

    “張女士不放心第二天將片子拿給一個熟人找了一位中醫看，中醫認為通過正骨的辦法可以治愈，只是時間要長一些，費用僅需200元，而且對于小孩來說，能不手術最好不要手術。　　

    “湖北省中醫院骨科教授白書臣介紹，中醫正骨目前在湖北只有一兩家醫院能夠完成，一方面不少西醫醫院沒有這項技術，另一方面，不少患者有手術更安全恢復更好這樣的觀點。　　

    “日漸減少  中醫正骨面臨失傳　　

    “記者了解到，每年在武漢市中醫院采用中醫正骨治療辦法的大約有四五千人，在省中醫院也有4000余人。　　

    “兩個醫院的骨科教授張漢慶和白書臣告訴記者，中醫正骨的治療辦法費用約為手術費用的1/10—1/4，對于治療一般性骨折，使用中醫正骨手法復位、夾板固定費用在150元左右，加上中醫活血化淤、接骨續筋以及功能康復的膏藥、熏洗等最多2000元左右，而使用西醫治療用鋼板固定，手術費用至少要1萬元。這樣一算，正骨技術一年為4000個病人就等于節省了約3200萬元的醫療費用。　　

    “張漢慶介紹，骨折的治療辦法分兩種，一種是功能復位，這是中醫用的辦法，治療后完全能回復功能，另一種是解剖復位，就是手術辦法，講究100%對準，現在骨折患者一到醫院就要求手術治療的占了所有患者的六到七成，尤其是小孩，父母一般都要求給孩子進行手術。他們相信手術辦法更精確，其實不然。　　

    “白書臣提醒家長，小孩子的骨折只要不是關節內骨折還是盡量選用中醫正骨治療，因為小兒骨折錯位三分之二甚至四分之三都是可以接受的。在以后的生長過程中都能自我修復。而如果進行手術，對于孩子今后骨頭生長不利。　　

    “‘不少醫生認為中醫正骨費力氣，也創造不了經濟效益，紛紛放棄。另外，中醫正骨需要手把手地教授，手法非常講究，目前并不是中醫醫生都能掌握，面臨失傳并不是夸張的說法。’張漢慶說。”　　

    市場經濟如果將經濟效益放在第一、甚至唯一的地位，就不是以服務于人民需要為宗旨的社會主義、而是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目的的資本主義屬性了。在一個私有企業占經濟主導地位的社會，不可能將社會效益放在第一位。如上文談到的曾經脫銷兩年的魚肝油酸鈉注射液，雖然價廉物美，療效可靠，而且經過政府各部門協調恢復了生產。但是，據報道，產品上市后，卻因利潤微薄遭到藥品零售商的拒售，私營藥商要賣同類療效的高價藥。　　

又如房地產業，據央視<<經濟半小時>>報道，也是“因為利潤微薄，鄭州的經濟適用房開工率不高，廉租房更乏人問津。今年(2007年)7月26日，鄭州市政府以紅頭文件的形式，下發了一份通知，正式宣布要組建一家鄭州公共住宅建設投資有限公司。然而，公司還沒有誕生就已經招來了各種質疑。　　

    “鄭州市政府下發的文件顯示，鄭州公共住宅建設投資有限公司是一家國有獨資企業，由鄭州市國資委出資，房管局負責業務管理。公司將按照公司法市場化運作，不增加財政風險和負擔。　　

    “鄭州市房地產管理局局長王廣國說：‘我們這個企業是社會效益放在第一位，經濟效益放在第二位的。’　　

    “文件規定，鄭州公共住宅建設投資有限公司的經營范圍是：經濟適用房、廉租住房、周轉住房和農民工公寓等住房的投資和建設；市區危房、舊城改造及對老舊住宅小區進行配套、升級和改造投資建設；對市區問題樓盤進行托管處置；負責公共住宅建設項目的投融資業務。　　

    “王廣國說，除董事長由組織部門任命外，其他人員都面向社會招聘，同時實行監事會負責制，絕不會涉足商品房開發。住宅投資公司成立后，在一到兩年內，將逐步壟斷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市場。　　

    “河南省住宅產業商會秘書長趙進京說：‘壟斷解決了，經濟適用房賣號、倒號等一些弊端問題，以及在財務問題上的腐敗現象是中國獨有的，或者說是發達國家全世界很難解決的問題。’趙進京認為應該先試點先行，一家公司這樣做，再請另外幾家公司也這樣做，對比一下哪個先進，總結經驗總結不足，更有利于更大的發展。　　

    “專家認為，我國目前實行的是土地公有制，土地資源掌握在政府手中，如果政府又直接參與到房地產開發中，如何保證操作的透明度，如何對項目實行有效監督？這將成為決定項目成敗的關鍵。而與商業企業相比，很多人也會擔心，一個不以盈利為目的的國有企業能不能保證運作的效率？鄭州市的相關部門只有真正找到了答案，這項面向普通百姓的舉措才能真正把實惠帶給大家。”　　

    資本主義性質的市場經濟制度下的私營房地產商經濟效益第一和唯一，因嫌利潤微薄，理所當然像私營醫藥零售商一樣，也不愿經營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所以，鄭州市政府為了踐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了最廣大人民利益，才不得不反私有化潮流而動，成立一家以社會效益放在第一位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市場經濟制度下的國有獨資企業——鄭州公共住宅建設投資有限公司。我們的某些“專家”很有意思，面對廣泛存在的私營房地產市場官商勾結、黑幕重重、弊端叢生、久治不愈的現象視而不見，從未聽到他們的反對之聲，一家尚未誕生的國有獨資企業，便對其大潑冷水，欲拒之于市場競爭以外。“質疑”之聲不絕于耳：“如何保證操作透明度？”“如何對項目實行有效監督？”難道這些問題都是國企所獨有，私企就沒有？社會主義皇糧養著你們，是要你們建言獻策，解決問題，為廣大的人民利益服務，怎么屁股坐歪了，替少數私有房地產開發商繼續不受干擾地獲取暴利而效犬馬之勞。中國的房地產市場情況，也證明了，如果市場經濟不是公有制企業占主導地位，就不可能將社會效益放在第一位，老百姓在這個經濟效益放在第一位的私有制企業占主導地位的市場經濟中，將大受其害。　　

某些屁股坐歪的“專家”對國有房地產業很不感冒，因為他們擔心，“一個不以盈利為目的國有企業能不能保證運作的效率”，卻不“質疑”私有房地產業，仿佛只有他們才能保持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事實果真如此嗎？請看一篇題為“危險的<<房地產富豪榜>>的報道短評：　　

“近日，福布斯富豪榜和胡潤富豪榜都公布了中國的富豪名單。有意思的是，這兩份富豪名單從某種意義上可以等同于‘房地產富豪榜’。例如在胡潤富豪榜的前10名中，有6個是做房地產業務的，如果將樣本擴展到前40名，依然發現有20個是房地產富豪。福布斯富豪榜前10名中也有6人涉足房地產業務。　　

“對此，<<21世紀經濟報道>>(2007年)10月11日刊登時評指出，很多分析人士認為，房地產商大規模‘進駐’富豪榜這種富豪結構，同中國當前的經濟發展階段是匹配的，因為中國還處于工業化階段、城市化如火如荼、再加上人口眾多，這些因素都構成了房地產行業是成就富豪的最好產業。然而，這是一個很值得商榷的結論。實際上很多國家(例如美國)在二戰后的‘深度工業化’時代都沒有發生房地產富豪大面積統治富豪榜的景象。相反，從上個世紀50年代開始，一直是由金融領袖、制造業巨人、物流革命者以至于現在的新經濟‘酷商’所統治。在西方社會，即使是最強調自由競爭的英國和美國，都認為房地產行業是一個必須要‘規制’和‘分軌’的行業，因為房地產運作的屬性非常類似于金融行業，并不是簡單的鋼筋混凝土行業，存在著大量信息不對稱和道德風險。　　

“已故的經濟學家加爾布雷斯曾經說過，如果一個國家(地區)最有錢的富豪是倒賣土地和造房子的商人，那就很危險。歷史地看，當中國香港、中國臺灣地區、印尼、日本以及泰國等地區和國家的富人榜被房地產富豪控制之后，經濟危機就隨即出現了。”　　

今天，中國各地方當局在發展經濟上有兩種理念和模式，一種是以人為本，另一種是以利為本。仍以房地產業為例。前者近年來以煙臺市為代表，不打腫臉充胖子，充分考慮到大多數市民現時的承受能力，將社會效益放在第一位：　　

“據<<經濟參考報>>2006年12月26日報道，2003年，城市建設方向是‘拆建改建’還是‘棄舊改新’，煙臺市決定讓市民選擇。煙臺市在調研中發現，條件較差的舊居民區占城市中心區70%，而市民投訴舊城區問題也占70%，迫切要求對舊城區整治的市民幾乎是100%。同時，這些市民基本上都是普通收入家庭，沒有能力買房換房。為此，煙臺市決定城市建設方向為：不拆舊城，不建新城，而是綜合‘修整’舊城區，讓市民不換房就能享受現代城市社區的生活。　　

“在綜合修整前，煙臺市舊城區70%居民的住房供水、排水、供電、供暖等功能嚴重缺失，停水、停電是家常便飯。奇山小區居民的家中都備有大水缸。煙臺市變以往‘城市美容’為‘功能再造’，對地下、地上、樓體、樓頂進行立體化整治，在徹底改善外部形象的前提下，整體投入近六億元，全面提升舊城區城市承載功能。　　

“‘舊房新區’的方式給這些普通居民省下了一生的積蓄。由于沒有進行大規模拆遷，加之舊城生活環境日趨優良，煙臺市‘房市’始終較冷。”　　

后者以呼和浩特市為代表，為了追求GDP增長的“政績”，唯經濟效益論，將“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忘在腦后，棄之不顧：　　

“據新華社電  在今年以來各地發生的商品房漲價風潮中，地處西部欠發達地區的呼浩特市的房價走勢引人矚目：4月份，該市商品住房價格同比漲幅達14.9%，位列70個大中城市之首！分析房價的‘呼和浩特樣本’，記者發現，地方政府的“有形之手”竟是房價上漲的有力助推因素。　　

“故意抬高地價創‘商機’　　

“2004年，呼和浩特市商品房均價為每平方米1600元左右，這引起了一些政府領導的擔心：低房價很難吸引大開發商，制約了城市建設；偏低的地價也造成房地產開發商利潤空間過大。　　

“次年，呼市出讓土地8000多畝，將地價從2004年底的每畝30萬元左右猛提到50萬元以上，最高竟達到300萬元。商品房平均銷售價格也從2004年的每平米1590元陡然升到2400多元。　　

“2005年8月，‘呼市城市發展與土地開發創新論壇’開幕，市政府官員和與會專家、開發商都眾口一詞，說呼市房地產‘商機無限’。　　

“暗示房地產商建‘豪宅’　　

“為了推動房價，呼市近幾年加大了舊城改造和‘城中村’改造的力度，并將此作為吸引房地產投資的一大‘優勢’。根據計劃，今后幾年，舊城將拆遷500多萬平方米6萬戶居民，其中80%的家庭不得不購置新房。　　

“‘呼市不缺房子，但缺好房子’，在市政府這種認識引導下，投資建設高、大、美的商品住房得到政府的鼓勵和支持。開發商便‘借勢’競相開發大盤豪宅。2005年，當中央對房地產實行宏觀調控政策時，呼和浩特市依然按著自已的步調行進，濱海新城、香格里小區、麥迪遜花園等高檔樓盤四處開花，拉動了房價上漲。　　

“高昂的價格則讓多數百姓望房興嘆。”　　

呼和浩特市搞的房地產開發方式并非個別現象。有趣的是，不少地方喜歡畫蛇添足，既當了婊子，還要立牌坊，玩一些評功擺好的蹩腳把戲，恬不知恥。我們這時候又能看到，在各地權勢集團和利益集團聯合召集的各種不同名目的會議上，總有一些所謂的“專家”、“學者”之流，不甘于書齋寂寞，非常積極地跑去趕場，吹喇叭湊熱鬧，為其主子造勢。這些年來，這班受到官方寵信的“知識人才”干的唯一“好事”恐怕就是替執政者幫倒忙，讓其喪失民心。只是，一般人還不知道中國戲臺上這班“跳加官”的小丑，他們每次的出場費是多少。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必須將社會效益放在第一位，否則就會失去為本民族最廣大人民利益服務的階級特性。對于整個國家和人民來說，也只有著重于社會效益，才能更好地爭取到經濟利益。如果相反，人們都罔碩社會效益，只追求經濟效益，可能適得其反。可以舉出很多例子。一種生活中習以為常使用的東西，人們只有在失去它的時候，才感到它的可貴；沒有失去就不覺得了。例如中國市場上賣的照相膠卷——“柯達”和“富士”兩種外國品牌，聽說其價格遠遠低于在其他國家的售價，甚至還可能低于其國內售價，原因就在于中國“樂凱”的存在。我們不必去猜測和研究這兩種外國膠卷在中國市場上傾銷的動機和目的。站在一個中國普通消費者的立場，你應當慶幸：“改革”還不徹底。假使有一天，中國“樂凱”這家碩果僅存的感光材料國有企業，也像化妝品行業那樣，為了合資“政績”，或為追求自身經濟利益最大化(能否實現還是個問號)，棄社會效益于不顧，不惜放棄民族自主品牌，那么，可以想像得到，中國人每買一卷“柯達”和“富士”，至少將多掏一倍以上的鈔票。又如，有資料披露，同樣品牌的牙膏，在美國的價錢是中國的8倍到10倍，在俄羅斯也是中國的好幾倍。為什么在中國洋品牌的牙膏賣不上高價？因為有國產品牌的競爭與制約。要是國產品牌全改“姓”，也就是中國消費者不得不支付幾倍于今天牙膏價格的時候了。中國一些曾經有過輝煌歷史的化妝品民族品牌，就因為被外資吞并后消失了，不但我們這一代，子子孫孫，要想買一件比較高檔品牌的化妝品，都將不得不付出昂貴的價錢，永遠地挨宰。　　

經濟全球化是一個中性事物，無所謂好與壞，對我們既可能有利，也可能有害。如果按照某些為跨國公司利益服務的買辦資產階級分子那套主張參與“國際分工”，中國老百姓不但要吃大虧，國家安全也將埋下隱患。不要忘記，中國現在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個共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大國，帝國主義正在處心積慮地想把我們變成另一個前蘇聯。任何一個愛國的中國人，不論他信仰什么主義，是哪一派，無不希望自己的國家屹立于世界，任何方面都不受制于人。但要做到這一點，我們的經濟也必須堅持社會效益第一的原則。例如，現在已經有美國人提出疑問：“誰來養活中國？”不能說他們的疑問沒有根據，杞人憂天。這些年來，許多地方政府為了GDP增長，無節制地大量占用耕地搞什么開發區和房地產業。因為耕地產出的糧食值不了幾個錢，改變用途后經濟效益便會急劇倍增。中國以全球7%的土地養活20%以上的人口，已經非常不容易了。人口還在繼續增長，耕地反而不斷減少，如此趨勢發展下去，10多億龐大人口的糧食問題可能將不得不依靠大量進口來解決。記得1960年代三年饑荒時期，許多學者和官員的文章開頭都引用馬克思的一句名言：“超越于勞動者個人需要的農業生產率，是一切社會發展的基礎。”“農業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的提法由此而來。怎么剛吃了幾年飽飯就忘了？“民以食為天。”現在發展經濟忽視社會效益第一，等到將來真的需要大量進口糧食補充內需，就等于自己的脖子被人套上絞索，別人要你怎么干，你就得乖乖地從命。否則，必然引起社會動亂。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到了那時，還有什么經濟效益可言？　　

三異，工人階級領導，其他階級被領導的原則。　　

這一段重要論述暫付闕如。“工人階級領導”的說法久違了。我因為學識與思想水平低下，代表不了工人階級中的先進分子發言，既無資格，也說不好。這個題目應當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院士們的專業強項，勞駕該院博學的鴻儒們發揮特長著文補充。鄙人拜托了。我只簡單地談幾點觀感、看法與意見：　　

現在，國有企業、私有企業和外資企業三種經濟成分逐鹿于中國市場上。不知是否可靠，據說迄今為止，國企還占著半壁江山，是份額最大的一方。但從現在發展趨勢看，外企大有喧賓奪主之勢。他們采取兩大戰略性舉措：一是獨資，或者在要求占多數比例股份的條件下，大肆收購中國各行業中的龍頭企業，特別是裝備制造業，徐州工程機械制造集團公司收購事件便是一個典型；二，大量網羅中國一流科技人才為其服務，因為工資較高，國內人才趨之若騖地涌向外企。他們近年來還紛紛在華設立研發機構，但是原創性高端核心技術都留在其國內做，也不會讓中國科技人員在其企業和研發機構中挑大梁，一般都是安排你去做一顆“螺絲釘”。他們控制核心技術的目的很明顯：“將GDP留給中國，把利潤全拿走。”似乎各得其所。　　

如果這種趨勢繼續加速度地發展下去，顯然要不了多久，中國市場經濟的領導權無疑將落于洋老板之手，像東歐某些國家那樣。有“學者”說，外資企業只要是存在于中國，在華納稅，就應當算是中國企業。這種論調實質上是中國經濟淪落為跨國公司附庸的一塊遮羞布。除了買辦利益集團中的分子，哪一個稍有良知的中國人會認同？跨國公司前一種舉措，急得“反改革開放”的“保守派分子”跳腳，大叫不能賣了，賣不得了！執政者也好像忽然從“同國際戰略投資者合作”的迷夢中驚醒，懸崖勒馬，緊急叫停。但是后一種舉措，在全球化經濟的游戲規則中卻無法禁止。結果，領導權還是不可避免地要旁落于外人。　　

中國市場經濟（且不論姓“社”還是姓““資”）將由跨國公司主導，主流派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面臨這一前景，可能感到尷尬，因為中國經濟走到如此地步，這些被官方言聽計從受到高度寵信的“學者”“功”不可沒，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難免禍國殃民之嫌。怎么辦呢？推脫責任。07年初，一位主流派代表人物向媒體發表談話，責怪政策阻礙了民營經濟的發展。言下之意，中國大陸現在缺少民營大企業家作為中國經濟的領軍人物，都是中國政府當初沒有聽從我們的政策建議，要是聽從就好了，現在本土資產階級就會接掌中國市場經濟的領導權。沒有真空，外人豈能乘虛而入？馬上，官方有人幫腔，確確實實，我們的政策沒有給民營企業足夠的“奶水”喂養，扶持力度太小。一唱一和，好精彩的雙簧，不過，這種托詞恐怕經不起事實檢驗。　　

例如，“溫州模式”向來是中國某些“學者”向各地推薦的范本，因為民營經濟發達啊。官方扶持力度是大還是小，這個標準不好掌握，我們也無從知道，但至少沒有“阻礙”它的發展吧。據報載，2006年溫州新市委書記一上任就感到自慚形穢：當地企業規模小，產品檔次低，更要命的是，這種“小而低”的經濟發展模式已經難以為繼了。據說，那里老板們掘得的無數桶金，溢滿為患，不知出路在哪里，于是組成“炒房團”，“炒煤團”之類各種名目的“炒團”，游資飛向全國，以后可能還會飛向全世界。都為什么產生不了大企業家？要知道中國市場經濟的領導權正虛位以待，急等著這些有錢人脫穎而出去填補真空啊。恨鐵不成鋼，徒喚奈何。溫州那位新父母官沒有辦法，不惜自貶身價，移樽就教，轉而欲向“蘇州模式”學習，招商引資，抱著十二萬分的誠意，懇求跨國公司大老板前來主導該市經濟發展。　　

曾記否，過去有一段時期，“韓國模式”備受官、商、學界某些人士的推崇和追捧？以中國之大，集中財力造就幾個“大宇”、“三星”式的大財團，還不是易如反掌。幾年前，山東有一位聞名遐爾的“大企業家”被人殺了，清點其財產，竟有數十億元之巨。剛好，欠下的國家銀行貸款差不多也是這個數目。這位“億萬大‘負’翁”生前的家產凈值很可能比我這個窮光蛋還要可憐。如此登峰造極的“扶持”力度還說是“阻礙”了私有企業的發展，這不是對現行“政策”天大的冤枉嗎？　　

又如，一個上海小癟三，雖然名不見經傳，卻神通廣大，像是從石頭縫中蹦出來的孫悟空，拔下身上毫毛一吹，瘦猴子變成巨無霸，一出手就是30億元，欲買下一條高速公路的收費權。人們因吃驚張開的嘴巴還沒有合攏，大惑不解之時，陳良宇事件東窗事發，原來是挪用老百姓的養命錢——社會保障基金，戲法穿幫。什么叫做權貴官僚資本主義？我等平頭百姓算是開了眼界，長了見識。中國市場經濟能讓他們領導嗎？　　

中國市場經濟必須由中國人領導，這一底線大概沒有人敢破。即使有“學者”冒險試探，也要借助于詭辯術。至于由誰領導，資產階級還是工人階級，只要彼此都是中國人，咱們有事好商量，提倡階級合作的和諧社會嘛，更不必爭論，不妨互相禮讓，誰有本事誰上。凡不同意此安排者，搞窩里斗，以破壞安定團結論處。我們可以撇開階級意識不談，以免被私有化產權“改革派”扣上“反改革”的罪名。但是，不論你的思想多么“解放”、“前衛”、“新潮”，民族意識總還是得保留吧。否則，搞什么獨立自主，讓帝國主義來指手畫腳豈不是省事多了？　　

經濟全球化后，你難道就不是“丑陋的中國人”了？命中注定，無法改變。買辦利益集團分子可以見利忘義，數典忘祖，你就是垂涎三尺夢想，也擠不進去，因為這個集團只能容納一小撮人。你沒有來頭和背景，還是去吃酸葡萄，休想吧。　　

前文已述，我們并非不讓資產階級領導中國市場經濟，實在因其自身原因，先天不足，弱不禁風，挑不起這付重擔。政策扶持力度即使再加大一百倍也沒有用，包括上述后兩種惡性作法。加入世貿組織以后，須按照人家制定的游戲規則行事。跨國大鱷們已經先期搶占了各高科技產業經濟的制高點，中國私有企業除了做其附庸，撿一些他們淘汰下來的產品做做，分嘗一點人家的殘菜剩羹，不可能有更好的發展前途。既然資產階級領導不了，那么，中國市場經濟舞臺上，中國工人階級只有當仁不讓、義不容辭地上陣唱主角了，相應地，也必須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公有制制度下的國有企業中演出。但是，工人階級內部也不是清一色板塊，還要分高低層次不同的群體。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應當主要依靠哪一個勞動階層領導呢？　　

“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我認為這句儒家名言其實并沒有錯，乃是社會規律和客觀真理，古今中外，皆是如此，否認批駁，那是徒勞。逆勢反向而行之，只會鬧出大笑話。文革時，工廠大老粗工人進駐知識分子集中的教育院校和科研機構，低層次的體力勞動者去領導高層次的腦力勞動者，這種“領導”，滑天下之大稽，不要說知識分子不服氣，只會出臭汗的老粗也會感到尷尬，因為不知道怎樣“領導”呀，會背幾句毛澤東語錄，就算完成“領導”任務了？中國今天藍領工人還占大多數，那是由于經濟不發達。曾見資料披露，早在1950年代，美國白領已占工薪階層的70％。我們亟須向那個目標前進。　　

但是，我們也要反對另一種傳統認識，唯文憑論，以為只有肚子里裝滿墨水的人才是腦力勞動者，我認為并不一定。例如，中國學術界某些知識分子文憑都是鍍過金的，脫離與違背中國社會經濟實踐的長篇大論隨口而出，都是外國人早已“嚼爛的饃”，沒有任何新鮮東西。他們都是知識分子不假，若說是腦力勞動者，恐怕名不副實，因為他們根本就沒有動過腦筋呀！相反，有些底層藍領工人甚至是文盲如我學徒和青年時代接觸過的某些師父們，終年為技術創新和改進工作而在動腦筋，你能說他們僅僅是只會出臭汗的體力勞動者嗎？不論白領藍領，是不是知識分子，領導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振興國有企業，我們應當主要依靠工人階級中那些愿意殫精竭慮的勞動者。　　

中國市場經濟不是那么好領導的，他們面臨著下列三大問題迫切地需要解決：　　

一、轉變“四高”（高投資率、高外貿依存度、高資源和高能源消耗、高污染），“三低”（低端品、低效益、低工資）的經濟增長模式，提高國民經濟產業結構檔次；　　

二、規范惡劣不堪的市場秩序；　　

三、改善糟糕透頂的社會風氣。　　

這三個問題相互關聯，少解決一個都不行。資產階級只要稍微有一點自知之明，一看這陣勢，便會倒抽一口冷氣，知難而退。不自量力挑重擔，怕會壓斷身子骨。扶不起的阿斗毫無逞能的資本，還是老老實實，安分守己，甘當被領導的角色吧。　　

工人階級作為領導階級，打鐵先要自身硬。企業主人要發揮企業主人的作用，領導階級要樹立領導階級的榜樣。創建一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經濟力學”，設法在國有企業營造一種具有強大動力和壓力的氛圍。企業中每一個成員無不殫精竭慮地奮力拼搏，凡不努力者將被其同事（不是上級領導）排斥出團隊之外而下崗失業。堅持不懈地獎優罰劣，吐故納新，從而大大地提高工人階級的整體素質。同時，根據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按勞分配的原則和市場經濟權利與義務平衡的等價交換原則，促使國有企業職工成為中國富裕的中產階級的主要組成部分和最有資格先富起來的一個社會群體。“鐵飯碗”在歷史上曾發揮過促進社會生產的積極作用，后來發生畸變只有消極作用，是該拋棄了，但要給國企從業者換上一只“金飯碗”。解決問題的關鍵或者說是奧秘就在這里。　　

必然有人會懷疑，作者癩蛤蟆打哈欠，違反現實社會中的基本常識，是在編造一個天方夜譚式的神話忽悠人。稍安毋躁。請聽在下這個大老粗后文逐步詳述。　　

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只有在工人階級（主要指國有企業職工）領導下，才能帶領全國人民走上長治久安、民富國強的康莊大道。　　

全中國勞動者聯合起來，在毛澤東思想旗幟指導下，為爭取自己的階級權利而團結奮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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