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的“不道德”與“道德排序”，何者更為可怕？——評《東方早報》的一篇短評

水生

2005年11月10日《南方都市報》的時事評論版“推薦”欄目中發表了一篇題為《不要把經濟學娛樂化》的短評文章。文章對中國青年報所作的一次“你相信哪位經濟學家？”專題調查和民間對香港科技大學丁學良教授對中國經濟學家現狀所作的評論進行了尖銳的批評。而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與該報往日的轉載文章不同，只注明是此文原載11月9日《東方早報》，卻竟然沒有注明此文的作者。好奇之下上網搜索，終于搞清楚此文系由上海《東方早報》于2005年11月8日所發，作者為東方愚。原文標題為《經濟學家“道德排序”凸現文化浮囂》。（下稱短評，全文附后）

東方愚在短評中稱，丁學良一句“警世醒言”引發了一場輿論地震，又引來了調查機構的窮追到底，列出一串既定的經濟學家名單，讓公眾做起選擇題來，千百個人筆尖一劃，就勾勒出了如今這份“公眾信任率”的榜單。雖然這調查本身就有很多紕漏，內行人一眼就能看出其蹩足與拙劣的本性來，但由強勢媒體發出的聲音，影響力是蠻大的，所以從媒體到公眾，都樂此不疲地做起了“倒經運動”———別誤會，此“經”意為“不道德的經濟學家”。然在筆者看來，與經濟學家不講道德同等可怕的，是將經濟學“娛樂化”的傾向。

短評還指出，“經濟學娛樂化”的形成，就是帶著對經濟學回歸“經邦濟世”本位的期愿上路，但走著走著，在自我制造的一種文化浮囂氛圍中迷失了。打著公共利益招牌為強勢利益集團代言的經濟學家理應受到譴責，但是如果媒體、公眾將全部精力耗在了抓經濟學界“小辮子”的行動當中，甚至以對經濟學家進行“道德排序”為樂，就有些夸張了。一味崇尚“道德排名”與厲聲譴責的做法對經濟學家的本位回歸與事無補，反加重了文化浮囂與社會浮躁氣氛，更剝奪了真正的經濟學人的話語權。我們一方面對諾貝爾經濟學獎翹首期盼，一方面卻樂此不疲地將經濟學“娛樂化”，這是何等的荒唐啊！

中國青年報不過是作了一次關于“你相信哪位經濟學家？”的專題調查，其結果的公布在社會公眾看來是符合實際的，反映了絕大多數公眾的意見，也受到了大家的稱許。這類社會調查在任何一個開放的社會中也是常見的。而在短評作者東方愚看來，“這調查本身就有很多紕漏，內行人一眼就能看出其蹩足與拙劣的本性來”，其所持的批評如此強烈，實在令人吃驚。依筆者所見，既然東方愚對此調查如此深惡痛嫉，卻不知為何就不能指出此調查的一些“紕漏”，以及介紹一下如何“一眼就能看出其蹩足與拙劣的本性”，以讓社會公眾知曉，以便不再上當受騙？而更加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就在此短評發表前兩天，也在此《東方早報》上，發表了由記者馬一居寫的一篇題為《三成人：經濟學家可義利兼得》的文章。此文披露，“10月26日香港科技大學丁學良在接受采訪時公開表示，中國合格的經濟學家最多不超過5個。丁教授說的有道理嗎？合格的經濟學家應該是什么樣的？為此早報財經第一調查上周通過調查機構InsightCN（wwwinsightcncom）借助其網絡調查平臺‘調查積分網’www.51point.com，在全國范圍內進行了一次相關調查。”當然，其調查結果與中國青年報的調查大相迥異。或許正因為如此，東方愚對此次調查既未批評其有什么“紕漏”，也未能“看出其蹩足與拙劣的本性來”。個中緣由，想必東方愚心中自知。

在短評作者東方愚看來，“與經濟學家不講道德同等可怕的，是將經濟學‘娛樂化’的傾向。”而究竟什么是“經濟學娛樂化”傾向？為什么它“與經濟學家不講道德同等可怕”？東方愚都沒有明說。筆者實在無法理解，對主流經濟學家在社會公眾中的信譽作一次社會調查，即便是“媒體主導來個社會大討論、大聲討”，何以就成為了是將經濟學“娛樂化”？這種分明是屬于社會學范疇的社會調查和社會評論與經濟學有何相干？如果因為被調查的對象是“主流經濟學家”，調查的內容涉及“經濟問題”，社會公眾對此作出批評，乃至對經濟學家的社會信譽作些民意調查就是將經濟學“娛樂化”，那么，在民主社會中對政治家提出批評，對政治人物的社會信譽，乃至對一些重大的國家大政方針作些民意調查難道也就是將政治學“娛樂化”？人們常常見到的倒是那些所謂的“主流經濟學家”到處作報告，講故事，說些“靚女先嫁”，“蛋糕做大”，“冰棍融化”，“吐痰后再吃”，“爛蘋果先吃”，“二套房小康”，“堵車顯繁榮”，“龜兔賽跑雙贏”等等似是而非的奇談怪論和歪理邪說，而且還要如娛樂界的明星一般索要“出場費”的種種“娛樂化”表演，究竟是什么人在搞“經濟學娛樂化”？如果說，用一些“娛樂化”的方式普及經濟學知識本是一種科普活動的話，那么，那些“不道德的經濟學家”利用一些所謂的“講故事”的“娛樂化”方式，將極其嚴肅的國家改革大計視同兒戲，既不顧中國國情，又缺乏科學態度，更不能實事求是，只顧利用自已掌握的話語權，肆意與官、商相勾結，為強勢利益集團服務，影響和左右國家的改革發展方向，乃至具體的方針政策，罔顧廣大普通百姓利益，撈取個人利益，只有這種“不道德的經濟學家”的“娛樂化”者才是真正可怕的。所謂的“經濟學娛樂化”傾向何來“同等的可怕”？

最后，筆者以為，中國公眾對經濟學回歸“經邦濟世”本位的期愿，其實正是中國經濟學回歸正途的希望。也是任何一個真正的經濟學家理應具有的最起碼的職業道德，猶如任何一個醫學專家都要將“救死扶傷”作為自已的天職一樣。對此，公眾對中國的經濟學家并沒有苛求。如果東方愚真正認同“打著公共利益招牌為強勢利益集團代言的經濟學家理應受到譴責”的話，只要上網看看公眾的反映就應當清楚，現在社會公眾對所謂“主流經濟學家”的批評還遠沒有達到什么“夸張”的程度。媒體和公眾既沒有“將全部精力耗在了抓經濟學界‘小辮子’的行動當中”，更沒有“以對經濟學家進行‘道德排序’為樂”，他們表現出來的是對“不道德的經濟學家”的質疑、譴責和對中國改革前景的憂慮。而那些對中國的改革大業已經造成了巨大傷害的“主流經濟學家”們，也還遠沒有對此進行深刻的反思和自我批評。真正仍然沉浸在自我“浮囂”和“浮躁”氣氛中進行“道德排序”的不是社會公眾，恰恰是那些主流經濟學家自已。從這些“不道德的經濟學家”們照樣在電視和媒體上頻頻露臉，也可以知道他們在主流媒體上也并沒有被剝奪什么話語權，公眾責怪的反而是他們對公眾批評的“集體失語”。公眾希望的是通過公開的辯論來分清是非，從而取得共識。如果他們掌握的是真理，又何懼之有？盡管“對諾貝爾經濟學獎翹首期盼”的不是我們，但我們十分明白，那些毫無創新，只會抄襲別人的理論，而且是不講道德而被公眾所唾棄的經濟學家是肯定無法問津諾貝爾獎的。作為無權無勢的普通公眾，他們并沒有剝奪任何一位經濟學家話語權的能力。但公眾對那些罔顧公眾利益的“不道德的經濟學家”提出批評，表示不齒和唾棄卻同樣也是無法遏止的。歷史早已而且還將充分證明這一點。

2005年11月10日



附：
經濟學家“道德排序”凸現文化浮囂
文 東方愚 責任編輯 魏英杰 劉景 單雪菱　 2005-11-8 2:18:41

不久前，香港科技大學教授丁學良一句“國內真正意義上的經濟學家不超過5個”，引起了輿論對經濟學家問題的高度關注。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日前的一項調查顯示，“不超過5個”的說法得到了83%的公眾支持，而備選的經濟學家中只有郎咸平和吳敬璉兩人的公眾信任率超過10%。

我們素來就有“語不驚人死不休”的文化底蘊，丁學良一句“警世醒言”引發了一場輿論地震，又引來了調查機構的窮追到底，列出一串既定的經濟學家名單，讓公眾做起選擇題來，千百個人筆尖一劃，就勾勒出了如今這份“公眾信任率”的榜單。

雖然這調查本身就有很多紕漏，內行人一眼就能看出其蹩足與拙劣的本性來，但由強勢媒體發出的聲音，影響力是蠻大的，所以從媒體到公眾，都樂此不疲地做起了“倒經運動”———別誤會，此“經”意為“不道德的經濟學家”。然在筆者看來，與經濟學家不講道德同等可怕的，是將經濟學“娛樂化”的傾向。

易憲容先生曾撰文指出，審視經濟學家，首先應將三類人給“琢磨”透了，一是做經濟知識的經濟人，二是做經濟知識的技術人，三是經濟學家的道德人。前兩種類型的人是“經濟學傳播者”或“經濟學工匠”，他們同樣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然而我們往往以偏概全地要求他們像第三種類型的“道德人”一樣，以天下為己任，以眾生為父母。由于他們一般做不到，于是媒體主導來個社會大討論、大聲討———這便是“經濟學娛樂化”的端倪。

“經濟學娛樂化”的形成，就是帶著對經濟學回歸“經邦濟世”本位的期愿上路，但走著走著，在自我制造的一種文化浮囂氛圍中迷失了。雜文家王小波談到“浮囂”時說：“人忠于事實叫誠實，不忠于事實叫虛偽，有些人只忠于經過選擇的事實，我把它叫做浮囂。”打著公共利益招牌為強勢利益集團代言的經濟學家理應受到譴責，但是如果媒體、公眾將全部精力耗在了抓經濟學界“小辮子”的行動當中，甚至以對經濟學家進行“道德排序”為樂，就有些夸張了。

薛暮橋、孫冶方、于光遠等老一代經濟學家曾讓我們對經濟學產生了由衷的敬仰感，如今不道德的經濟學家讓我們看到了硬幣的反面，而當社會的聲討有些偏離正常價值批判緯度與火候的時候，我們是否應抽身關注“硬幣反面的反面”，即經濟學的原教旨主義蘊意了。有必要一提的是，現在我們提及經濟學，就必言經濟學家，而且還是“大家”，而那些真正辛勤耕耘的經濟學者往往是默默無聞的，鮮有“媒體緣”與“話語權”。

一味崇尚“道德排名”與厲聲譴責的做法對經濟學家的本位回歸與事無補，反加重了文化浮囂與社會浮躁氣氛，更剝奪了真正的經濟學人的話語權。我們一方面對諾貝爾經濟學獎翹首期盼，一方面卻樂此不疲地將經濟學“娛樂化”，這是何等的荒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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