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大軍：張維迎、張文魁等所受勞務費與賄金的界限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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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大軍：如何規范官方專家學者的市場行為？----勞務費與賄金的界限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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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柳暗花明(楚.山.綠.帆) [133274:6815], 15:32:45 08/17/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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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規范官方專家學者的市場行為？

----勞務費與賄金的界限在哪里？

北京大軍經濟觀察研究中心主任 仲大軍

2005年8月15日

一、中國需要什么樣的學商關系和政商關系？

中國的知識業和咨詢業如何市場化？

    據南國早報報道，張維迎、張文魁等學者去年參加《科龍20周年與中國企業改革路徑研討會》每人出場費為8萬元，會后整理出的發言文章每人約有幾萬元的稿費，參加這樣一個企業組織的研討會每人可得10多萬元的收入。消息傳出，不能不令我們這些業內人士也感到震驚。

    近些年里，一些大腕學者出場費或講課費再高也就是四五萬元，沒想到顧雛軍搞得研討會價碼竟然這樣高！這說明這個研討會已經不是一個一般的研討會，而是一次利益集團的行賄行動。

    由于我國是一個還沒有真正市場化的國家，特別是知識部門基本上沒有市場化，大批專家學者齊集于政府機關部門和科研教育單位。按理說，這些專家學者既然在政府部門工作，外出搞咨詢性的活動，所得收入都應當歸所在單位。但是，這么多年來，政府部門的專家學者參加市場活動，統統是以個人名義，所得收入統統歸個人所有，這是不是一種國有資產流失？是不是對全國納稅人的一種不公？國家花財政的錢養著一批專家學者，你拿著政府的薪水，然后到社會上另辟一個收入的渠道，這是什么表現和行為？這是一種什么制度？這種做法的后果又是什么？分析下來，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這是一種特權政治的表現，它的后果只能導致政治腐敗和學術腐敗。這也是中國社會腐敗的一個根源。這樣做，既糟蹋了中國政治，又糟蹋了中國學術！這種權錢交易的結果是知識界被收買，政府官員被收買，中國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被資本控制，最后是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被資本俘獲。在科龍案上，這是一個政府被俘獲的典型。因此，中國的學商關系需要規范，中國的政商關系需要規范。政府與市場到底是一種什么關系？是服務關系？還是權與錢的買賣關系？中國的知識產業目前基本上是清一色的國有企業，基本上被國家壟斷。這種狀態很容易造成政企不分，但也很容易造成政府威信和政府信用的喪失。

    就象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所給科龍搞的調研報告，它到底是政府的觀點，還是市場的觀點？是行政行為還是商業行為？如果說是政府的觀點，那么今天政府是不是需要向社會檢討？因此，中國知識產業和咨詢業市場化的問題已經擺到我們面前。如何多一些從市場角度看問題的調研，如何多一些非官方的客觀立場的調查研究？這是我國今后應考慮的重點。

二、中國政府不能漠視國家無形資產的流失

科龍研討會出場費帶有行賄受賄的性質！

中國社會不能被問題商家和受賄學者所愚弄！

    當然，我們還需要仔細探討個人市場行為與公務活動的界限如何劃分？有人會說，即使我是政府部門的學者，但我也不完全歸政府所有，我也有自己的獨立性和一定的自由空間。這個問題需要探討。從理論上講，政府官員或國有研究機構的學者都是雇員身份，在所雇單位規定的工作時間之外，應當擁有自己的自由活動空間。但政府官員和研究機構的雇員是社會上一種具有特殊身份的雇員，他們的社會活動不是一種簡單的體力勞動和一般技術勞動，而是具有精神、思想和政策影響的知識活動。他動用的資源往往不是自身自有的資源，而是所在單位的知識和技術資源。用人單位所看中的往往不是他們自身的什么知識，而是他們背后的無形資產，譬如某大學教授的頭銜或某國家研究院的招牌。因此，這種官員學者的市場活動基本上動用的是政府的資產，是公共資產，而不是個人的資產。因此，政府官員學者的市場收入必須大部分上繳給單位。這就象一個工人外出干私活，如果他所攜帶的工具和材料都是自己買的，而不是從工廠的車間和倉庫里拿的，他可以將干私活所得收入歸為己有。但如果他動用的是單位的財物，而將所得歸自己所有，那就是一種貪污和侵占了。以這種尺度來看當前我國的官員學者行為，大多數人是在干著損公肥私的勾當，他們利用單位的無形資產在為自己牟取好處。

    張維迎、張文奎等拿8萬元的收入而不上繳，其問題的實質是對公共資源的侵吞。對此，我們認為，政府部門不能不進行追究！中國政府要對國家無形資產大量流失的現象引起重視。

    看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的作為，在不知拿了顧雛軍多少好處之后，在去年10月科龍20周年大慶的時刻，為顧雛軍獻上了一份《科龍20年發展經驗與中國企業改革路徑》的調研報告。今天如果再看看這份調研報告，其內容和修辭就真得有些令人羞愧了。這樣一種權錢交易搞出的研究報告，必然有失公正，不僅影響到專家學者的個人聲譽，更影響到國家政府的聲譽。特別是科龍這個研討會報酬已經超出勞務費的范疇，嚴格地說，這一事件帶有行賄與受賄的性質，是商家賄賂官員學
者、左右社會輿論的表現。中國社會不能被問題商家和受賄學者所愚弄，有關部門必須嚴肅處理。

    三、中國政府要規范體制內官員學者的官德和學德

    目前，中國社會的各類丑聞已經夠多的了，如果政府研究部門和學界再爆出幾個來，就更熱鬧了。中國搞了20多年的體制改革，為什么偏偏沒進行官員自身的改革？為什么沒有對思想界和知識界的市場行為的公正性進行規范？說到底，中國這些年來的改革，主要是基層的改革，經濟基礎的改革，上層建筑依然保留著大量特權，并且利用這種特權在一個改革的時代撈取好處。在這樣一種特權與混亂的狀態下，一些吃財政飯的政府學者，其身份不倫不類，官不官，民不民。要說他是官，但在私下里罵起政府來比誰都兇。要說他是民，但每到電視節目出鏡時，總掛上個某某大學教授或政府部門研究員的身份。一個人身上披著兩張皮，人不人，鬼不鬼。你到底是誰？你要是自認我是民，那就到私立機構去。你要是認為我是官，那就擺正官方的身份，不要糟蹋了你政府的身份，不要給政府丟人。

    但是，今天的官員學者，很少有把握好這一分寸的。說到底，這是一個職業道德的問題。中國今天缺少各行各業的職業道德。官無官德，學無學德，商無商德，民無民德。剩下的只是寡廉鮮恥。在一個官本位盲目崇拜的社會，一批體制內官員學者正處在墮落的邊緣，因為在這種體制下，坐享其成吃官飯就可以，沒有競爭，只有壟斷和特權保護，這種體制怎能不腐蝕中國的精英群體？四、檢驗中國 學者道德良心的時?

    上邊我們探討的是制度的問題，在制度之外，還有中國學者的道德良心和個性修養問題。遺憾的是，當我們發現制度存在漏洞的同時，中國學人的道德良心也在經受著時代的考驗。嫌貧愛富是中國人的劣根性，盡管歷代統治者用儒家倫理教育子民兩千多年，但今天這一劣根性并未消除。加上西方商業文化大潮的影響，今天的中國，知識界嫌貧愛富行為簡直達到登峰造極的程度。其結果，被冷落的只能是那些最無權無勢的工人農民。

    請看當前中國那些主流學者們有幾個站在工人農民的立場上說話的？有幾個關心普通老百姓的死活？我這幾年參加過幾次有關勞工的會議，沒有出場費，沒有高級賓館和高級宴會，只是樸素的打工代表和傷殘工人代表，與那些奢華的資本論壇比較下來，這是另一個天地：沒有鮮花簇擁，沒有媒體追捧，這種會議成不了社會注視的焦點，這種活動正在邊緣化，邊緣Ｓ腥松踔粱剮次惱鹿セ髡廡┤禾澹凳裁礎叭跏迫禾濉閉飧齟駛閌悄笤斕?br> 。如果說中國當年的無產階級革命過分地對待了有錢階級，那么近20多年里，中國的無產階級已經遭到了足夠的報復。但是，作為一個社會的中間階層，知識界無論如何不能失去自己的中間立場，特別是不能失去做人的一條基本原則，那就是朱熹老先生在《朱子家訓》中所說的一句話：“見富貴而生諂容者最可恥，遇貧窮而做驕態者賤莫甚。”中國是個儒家文化深厚的國家，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可是今天的中國學者，大多喜歡攀龍附鳳，趨炎附勢，傍大款。有人曾把梁漱溟比做中國最后的儒家，這種狀態實在令人悲哀。無論如何，市場經濟條件下，中國仍然需要義舉。假如中國的變革處理不好義利兼顧的關系，中國的改革就是一個失敗的改革。總之，和諧社會必須建立在公平社會和公正社會的基礎之上。
 
    顧雛軍事件發生后，中國不僅進入了一個規范企業家行為的時代，也進入了一個規范知識界行為的時代。如何拒腐蝕、拒賄賂，見義勇為，已經成為一些官員學者的試金石。人都是要犯錯誤的，只要認識到和改正就好。這就是我寫此文章的目的。

    供專家學者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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