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雪峰：如何寫作村治模式
 2007-11-12   作者：賀雪峰  

做農村調查后，應及時寫作。對于我們來說，大致是要寫四種作品，一是調查報告，二是學術論文，三是調查隨筆，四是政策評論。因為我們的農村調查往往會涉及到自上而下的農村政策的實踐，且我們往往要借政策實踐的過程、機制和后果來理解鄉村社會的性質，我們就會對農村政策在不同農村實踐的情況有些了解，也因此可以順便寫一些政策評論文章。

調查隨筆在當前中國農村經驗研究仍然不足，且中國農村地域龐大，經濟社會文化發展不平衡及農村正處于快速變遷的背景下，就不只是向關心農村的大眾普及農村知識，也不只是表達個人感受，而是為提升整個中國農村研究的水準而提出問題，而積累靈感，而形成團隊，調查隨筆因此在目前的階段具有十分基礎的作用。調查隨筆主要是將在農村調查中的所感所悟，用直白的文字表達出來，或提出問題，或解釋現象，或駁難成見。

學術論文是社會科學發展最為重要的形式，學術論文的核心是在已有研究的基礎上作出推進。一方面要對已有相關研究的細致疏理，前人在這個問題上研究到那里，取得了什么成就，存在什么問題，本篇論文可以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作出什么樣的推進，創新在那里，有什么樣的新材料，運用了什么新方式，得出了什么新結論。如果沒有創新，這樣的學術論文就缺少意義，因為學術論文貴在創新和積累。要創新就得要對話，就得將自己的研究建立在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學術論文總有一個明確或潛在的對話對象。

在當前的農村研究中，學術論文存在的問題是有強烈的被拔出經驗的沖動。調查中產生了問題意識，然后回到書齋檢索相關研究，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都耗進去了，而得到的只是枝節的、技術性的、且往往將經驗切割成為碎片的學術成果。人的時間和精力是有限的，而當前中國農村研究的總體水準是不高的，這種情況下，寫作學術論文，若過于投入時間和精力，忽視了厚重經驗，忽視了經驗的內在邏輯，無論如何是一件遺憾的事情。

而形成厚重經驗的便利方法就是充分利用中國農村區域差異巨大，不同地區農村經濟社會文化發展不平衡的優勢，到處調查，并及時寫作調查報告，從而在區域比較的視野下形成對有具體的中國農村經驗整體的把握。我要求自己每年有2—3個月時間住在農戶家中調查，也要求我們中心的博士研究生每年至少有3個月住在農戶家中調查，就是希望在真正進入農村研究領域之前，形成對中國農村經驗的厚重把握，并因此使得今后中國的農村研究可以在一個良好的經驗語境下面，展開有中國農村主位視角和主體性的研究。

因此，撰寫農村調查報告就十分地重要。

如何來寫農村調查報告？又要看我們調查怎么做，調查要服務于什么目的。

有三種相當不同的田野調查，一是眾所周知的人類學的田野調查。人類學似乎已經有了完善的做田野調查的方案，也有了寫作模式。人類學的調查周期一般是一年時間，成果是民族志。民族志的叫法十分有趣。我們一般說縣志、村志，人類學家在一個小社區待上一年，就寫一個民族的志？人類學家寫民族志，是要寫一個原始部落的生活全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親屬制度、宗教制度等等，寫出其內在的邏輯，并與所謂的文明制度比較，讓文明制度從原始部落制度中發現自己，反觀自己，反思自己。若我們在中國的一個村莊調查，然后寫一部關于村莊人民生活的書，也叫做民族志，則這樣的民族志與人類學家剛開始所稱民族志已大有不同。不過，中國的人類學家好象很聰明，他們大都選擇仍然有些奇風異俗、偏僻遙遠、交通不便、信息不暢的少數民族地區作為自己的田野工作基礎。這樣，中國的人類學家進行比較，進行對話，也將自己納入到一個學術共同體的話語系統中有所發現。他們這個話語系統的核心就是歐美人類學家做的部落研究，和后來的關于發展中國家的民族志研究。但在這個過程中，中國是什么反而不得而知了。在中國，費孝通是人類學家，但費孝通對中國農村的研究，與其說是在人類學方面的貢獻，不如說是在社會學方面的貢獻，費孝通將人類學引向對中國農村一般情況的理解，而現在中國的人類學家又上山找廟去了。

第二種田野調查是政府官員和政策部門的田野調查，其原型是毛主席在江西、湖南所作調查，包括開座談會、訪問等，這些調查的特點是政策性極強，很大程度上是要回應具體的政策實踐問題。目前這樣的調查往往流于形式，上級不愿聽真匯報（因為真匯報了上級會不好辦），下級不敢真匯報。到下面調查，大多是走馬觀花，難以真正住下來研究解決問題。這樣的調查就不去說它了。與政府官員的走馬觀花式調查有類似之處的是曹錦清1996年在河南農村長達半年的調查，其成果是《黃河邊的中國》一書。與政府官員的調查不同，曹錦清雖然是走馬觀花，但他是自己獨立的調查，尤其重要的是，曹錦清的調查主要是通過到農村走動，找到激發自己豐富哲學、歷史和社會學知識表述的經驗材料。與其說是調查，不如說曹錦清是要借調查來表述自己長期以來形成的對中國農村的思考和中國未來的關懷。調查在這里只是一種寫作和表述形式，而不是一種研究形式。

第三種田野調查就是本文要重要討論的我們叫做社會學時間單位的駐村調查，這樣的調查，時間一般在10天到一個月，主要調查內容是自上而下的各種政策、法律和制度在農村實踐的過程、機制和后果，及村莊內部的治理機制與狀況，在這類田野調查中，我們試圖通過理解為什么同樣的自上而下的政策、法律和制度在不同地區實踐的過程、機制和后果的差異，來理解不同區域農村社會性質的差異，從而理解中國農村這個抽象整體下面所包含的具體。我們要一個有豐富具體性的總體，而不只是“中國農村”這個龐然大物。也不是抽象地說中國農村是非均衡的。我們要回答中國農村是怎樣地非均衡，從而為自上而下、自外而內的各種政策、法律和制度在中國農村的實踐狀況作出自下而上、自內而外的解釋（當然也不排斥其他解釋）。

因為農村的政策后果都是擺在面上的現象，且不同中國農村地區的差異，是所有進入現場較多的學者都很容易看到的面上的事實，調查起來就相對容易，也比較好把握。比如，一個地區的村莊中，婆媳矛盾很大。而另外的地區，婆媳沖突早已結束，媳婦早已占據了家庭代際中的主動地位。婆媳沖突少但并非是婆婆的地位高。再如一個地區村級債務很高，村干部卻不當回事，而另一個地區只有很少的村級債務，村干部卻愁得不行。為什么？再如有的地區計劃生育工作十分輕松，還有的地區計劃生育工作難上加難。這是因為計生干部抓計生工作的力度不同引起的？還是其他？等等。這些問題的答案，很多是可以在鄉村社會性質的差異中找到的。

也就是說，我們是在有中國其他地區農村經驗的關照下面來開展一個地區（往往住在一個村莊中）的田野工作的，我們的田野工作是在區域比較的視野下開展的，是以同樣的自上而下的各種各樣的政策、法律和制度實踐的差異來作為田野調查線索，并試圖為這種差異提供一個富有地方鄉村內在邏輯解釋的田野調查，這樣的田野調查就會在區域比較的視野下面為鄉村社會定性，就會形成厚重的中國農村經驗。這種調查既不是要服務于抽象的人類知識的進步，不是要與外國同行進行切磋，不是要在國際上為中國社會科學爭光（當然，這些都不反對），也不是要直接來檢討具體的政策，不是政策研究，而是要為政策研究提供理論基礎的社會科學研究，是要用概念來概括，用判斷和邏輯來推演的，并接受邏輯批評和經驗檢驗的，因此是可以證偽又可以深化積累的社會科學研究。

那么，到底應該如何寫作調查報告呢？我們關心的核心問題是自上而下的政策在農村實踐的過程、機制與后果，這個實踐是鄉村治理的一部分，這一部分又與農村社會內部的運轉邏輯密切相關，而農村社會內部的運轉也是鄉村治理的一部分，兩個部分結合起來，就構成了鄉村治理的整體。我們在一個具體的地點調查鄉村治理，是在區域比較視野下展開的，是要揭示其與全國其他農村有所差異的治理機制的調查，因此，其寫作的調查報告的重點就是鄉村治理的模式。這里模式有兩層含義，一是鄉村治理內在的邏輯，二是一個地方特定的鄉村治理狀況及其中特殊的邏輯。因此，我們可以將這樣的調查報告稱作村治模式，類似于人類學家稱其田野調查報告為民族志一樣，是一種寫作的方案。

如何寫作村治模式？大體可以從四個方面著手。

首先，要建立區域比較的視野。

其次，要將自上而下的政策、法律和制度在鄉村社會運作的過程、機制和后果描寫出來。因為自上而下的政策很多，任何具體的調查和撰寫的調查報告都不可能窮盡所有政策實踐的過程及其細節，因此，撰寫村治模式不必全面而詳盡，而是有所選擇，有重點和方向，要在區域比較的視野下，在與其他地區的調查及其他同仁關注的問題的對照中，寫出當地最有特點的和最一般化的那些部分。

第三，要相對詳細地描寫當地人民的生活、社會和文化。也要對當地的經濟、地理、歷史有一個概述。過去我們關注鄉村治理的社會基礎，并因此提出了兩個重要的中層概念，一是村莊社會關聯，一是農民認同與行動單位，這也構成我自己最近幾年撰寫村治模式的主要關鍵詞。但現在看來，僅僅停留在社會基礎及社會基礎的歷史、文化和結構原因這些層面還很不夠。最近一年多來，我們發現，因為快速的農村社會變遷及不同地區農村應對變遷的方式的差異，不同地區及同一個地區的不同人群關于個人行動意義的考慮有了重大差異，價值世界的變動及其差異，構成了鄉村治理的社會基礎的價值基礎。也因此，近來關于農民家庭和價值觀的狀況，成為我們撰寫村治模式所重點關注的方面。

第四，要將所有關于政策實踐和村莊內部治理各方面現象的材料（我們稱為村莊政治社會現象），大致地組成一個有一定邏輯關系的體系。其中尤其重要的是要寫出其內在的邏輯及其特點，寫出其中的發現，及寫出可能會有的創新。要寫出調查中所感所悟的頓悟式靈感與發現。在撰寫村治模式時，會有一些明顯重要卻在邏輯上無法統合進去的發現、靈感和思考。這些材料是調查剩余物，但既然我們撰寫的村治模式也不是最終的定論，也就應該讓這些剩余物留在報告上面作為尾巴。

特定地區村治模式的撰寫，最終還要經受其他研究者的批評及自己將來從新的角度利用新的材料進行的重寫。在撰寫村治模式時，我們要抱定的態度是，這只是一個中間產品，而不是結論，是要經過再調查、再寫作及再批評檢驗的。只有經過持久的反復，我們才能拿得出關于中國不同地區農村的有厚重的內在把握又有恰到好處的邏輯抽象的關于中國農村這個整體的概念體系，關于可以有效把握中國農村整體的理論。這個理論能夠理解為什么同樣的政策、法律和制度會在不同的農村地區有不同的實踐過程、機制和后果，又可以理解農村社會本身的變遷及其內在的邏輯。

這是一個相對于如何撰寫村治模式要宏大太多的抱負。

2007年11月5日晚

于江西鷹潭上清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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