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劉國光教授與吳敬教授關于市場經濟的不同觀點

    奚兆永

最近上網，在《經濟學家》網上讀到一篇題為《批評劉國光對市場經濟的錯誤理解》的文章，作者為黃煥金先生。黃先生對劉國光教授大加撻伐，而對吳敬璉教授則大事吹捧。對此，我有不同看法，愿意寫在下面供大家討論。

黃先生在文章中說：“劉國光在中國經濟學界是非常著名的人物，但下面這些話使人覺得他對市場經濟的理解是那么的片面與膚淺。在他看來，今天之所以出現‘權貴市場經濟’，出現與‘共同富裕’背道而馳的兩極分化，那完全是因為‘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之故。因此他批評‘這些年來，我們強調市場經濟，是不是相對多了一點，強調社會主義是不是少了一點。’但是同樣著名的吳敬璉先生的看法就比劉國光深刻，吳認為，今天之所以出現‘權貴市場經濟’正是因為市場經濟還不太純粹，中國的市場經濟還太受到行政行為的過多的干預之故。”

在我看來，真正“片面”“膚淺”的，不是劉國光教授的觀點，而恰恰是吳敬璉教授及其追隨者黃煥光先生的觀點。

問題在于如何認識市場經濟。我們說，市場經濟確實對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制度的變遷起過并且還在起著巨大的作用，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里曾對其作過非常高的評價：“世界市場使商業、航海業和陸路交通得到了巨大的發展。這種發展又反過來促進了工業的發展，同時，隨著工業、商業、航海業和鐵路的發展，資產階級也在同一程度上得到發展，增加自己的資本，把中世紀遺留下來的一切階級排擠到后面去。”1即使在今天，市場經濟仍然有其巨大的生命力，還在繼續推動社會生產力的向前發展。我國改革開放以來所取得的巨大發展就證明了這一點。但是，我們也決不能把市場經濟絕對化、理想化，以為市場經濟的“看不見的手”是萬能的，搞對市場經濟的迷信。實際上，就是提出“看不見的手”的亞當·斯密也不否認需要有國家的干預。比如他說，“就車輛而論，如果以重量為標準，對極盡奢華的車輛和四馬大馬車、驛遞馬車等所課的通行稅，略高于對不可缺少的車輛如二輪貨運馬車、四輪馬車等等所課的稅，那就可使懶惰和虛榮的富人，不覺困難地對貧民的救濟有所貢獻，換言之，使運往國內各地的笨重貨物的運費減低若干。”2凱因斯是強調國家干預的，他在這方面的觀點就不用說了。當代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森也認為，“市場經濟在壟斷、污染以及失業和通貨膨脹中遭受損失，而且，在完全自由放任的社會中，收入分配也被認為是不平等的。解決市場機制的這些缺陷，國家在發揮市場的看不見的手作用時，引入了政府的‘看得見的手’。政府占有和經營某些企業(軍用企業)以取代市場；政府管制企業（如管理電話公司）；政府投資于宇宙空間探索和科學研究；政府對其居民征稅，并把稅收再分配給窮人；政府運用財政和貨幣力量，以促進經濟增長和平抑商業周期（business cycle）；等等。”3當然，也有經濟學家并不這樣認為，他們反對國家干預，把市場經濟理想化絕對化。這就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觀點。但是，嚴酷的事實證明，所謂純粹的理想的市場經濟實際上是不存在的。正如薩繆爾森在其和諾德毫斯合寫的《經濟學》中所說的，“從來沒有一個百分之百的市場經濟（盡管19世紀的英國很接近于此）。在今天的美國，大多數經濟決策是在市場上作出的。但是，政府在修正市場的功能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政府制定管理經濟生活的法律和規則，提供教育和安全服務，管制污染和企業。”4

在這方面，劉國光教授認為，“市場經濟的缺陷很多、很多，也不能迷信。完全讓看不見的手來調節，不能保證社會公正協調的發展。”他還提出：“這些年來，強調市場經濟多了一些，強調社會主義少了一些。而在說及社會主義時，則強調它‘發展生產力’的本質多了一些，而強調它‘共同富裕’的本質少了一些。在中國這樣一個法制環境和人治環境下建立的市場經濟，如果不講社會主義，如果忽視共同富裕的方向，那建立起來的市場經濟必然是人們所稱的壞的市場經濟，權貴市場經濟，兩極分化的市場經濟。”5黃煥金先生認為劉國光的這些看法是“片面與膚淺的”，而在我看來，這里不僅說不上什么“片面與膚淺”，而且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有關這個問題的論述和我國的現實情況。列寧早在100年前就曾經說過：“只要還存在著市場經濟，只要還保持著貨幣權力和資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無法消滅不平等和剝削。”6列寧的這一論述對任何一個稍諳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人來說都是不難理解的。因為價值規律的作用必然是優勝劣汰，必然導致剝削和不平等，導致兩極分化，導致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兩大對立階級的產生。通過上面引證的薩繆爾森的話可以看到，甚至連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也承認，在市場經濟下收入分配是不平等的。這樣一種看法何“片面與膚淺”之有？倒是將市場經濟理想化絕對化的看法才真正充滿了“片面與膚淺”。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問題，事物都是一分為二的，“金無足赤，人無完人”，世界上哪里有什么“純粹”的市場經濟？我們前面引述的薩繆爾森的話已經非常清楚的指出了這一點；“從來沒有一個百分之百的市場經濟”！就我國的實際情況來說，確實，這些年來，從上到下，特別是一些地方領導和媒體，熱中于搞“民營化”，發展私有經濟，宣傳各種“社會精英”的事跡，排“富人榜”，要擴大所謂“中產階層”，似乎社會的財富都是他們創造的，而工人農民是他們養活的，只要有飯吃就行，至于富裕不富裕根本就沒有放在應有的位置上來考慮。基尼系數已經很高，而且還在繼續上升，但是他們卻熟視無睹，無動于衷，還想繼續為少數人更快的富裕而努力。“社會主義講得少了”，“忽視共同富裕的方向”的問題確實是一個客觀存在。劉國光教授尖銳地提出這些問題是切中時弊的，相信必然會得到廣大工農群眾和社會有識之士的廣泛共鳴和堅決支持，也應該引起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領導和整個社會的高度重視。

吳敬璉教授的觀點就不同了。吳教授表面上并不否認國家干預和政府的作用，但是他始終堅持一切問題都是所謂“市場發育不夠”造成的，始終反對所謂“干預權力過大”，而且追求一種所謂“純粹”的市場經濟，實際上是迷信市場萬能的。但是，用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問題，市場遠不是象有的人所想象的那樣美妙。我們知道，市場經濟從本質上來說是一種自發的分散決策和事后調節的經濟。馬克思在談到這種經濟的癥結時說，“癥結正是在于，對生產自始就不存在有意識的社會調節。合理的東西和自然必需的東西都是作為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數而實現。”7因此，市場經濟本身除了上面提到的會產生剝削和社會不平等外，還會帶來社會勞動的巨大浪費。當然，我說這些也并不是否定我國改革的市場取向，而是指出其本身的缺陷，以便充分利用社會主義公有經濟的優勢，通過國家的宏觀調控，將這些缺陷降低到最低限度。說到宏觀調控和國家干預，人們會想到凱因斯，其實凱因斯的這一套是從社會主義的蘇聯學來的。20世紀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資本主義世界爆發了空前規模的經濟危機，而蘇聯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正是在這同一時間取得了偉大的成功。這給全世界造成了巨大的影響，也給凱因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一些思想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今天，凱因斯的經濟思想雖然已不象20世紀40年代到70年代那樣風靡一時，但是各國政府也并沒有將其忘卻。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雖然為了發展生產力還要發展非公經濟，發揮市場經濟在配置資源方面的基礎性作用，但是發揮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優勢，發揮共產黨領導的政治優勢，搞好宏觀調控和國家干預應該是大有可為的。放著這樣的優勢不加利用，一味追求“純粹”的市場經濟，正如歷史和現實所已經證明的那樣，是行不通的。

說到這里，需要討論劉國光教授和吳敬璉教授爭論的一個具體問題了。這就是，當前我國人民嚴重關注的腐敗和市場經濟及政府干預的關系問題。劉國光教授認為這與市場經濟有關，而吳敬璉教授認為這是政府干預造成的。

在這個問題上，我也是支持劉國光教授的觀點而不贊成吳敬璉教授的觀點的。

一個最簡單不過的問題是：究竟是過去由國家搞集中的計劃經濟時腐敗嚴重，還是實行市場經濟的今天腐敗嚴重？這樣提出問題也許有人不贊成，但是，我認為，要分析腐敗的產生原因，這樣提出問題是有好處的。

只要不抱偏見，問題應該是清楚的：當然是今天的腐敗比過去要嚴重得多。也就是說，腐敗與市場經濟的關系要更多一些。這是事實。但是，對我們來說，重要的還不是肯定一個事實，而是要分析產生這一事實的原因。為什么腐敗與市場經濟有關呢？

首先，從理論上說，計劃經濟所追求的目標是使用價值，而市場經濟所追求的目標是價值。這兩個目標對人們思想的影響顯然是不同的。在這方面，馬克思曾經把資本主義剝削和過去奴隸制、農奴制下的剝削進行比較，分析了“資本的貪欲”即資本家對剩余勞動的過度追求的原因。他說：“很明顯，如果在一個社會經濟形態中占優勢的不是產品的交換價值，而是產品的使用價值，剩余勞動就受到或大或小的需求范圍的限制，而生產本身的性質就不會對剩余勞動的無限制的需求。因此，在古代，只有在謀取具有獨立的貨幣形式的交換價值的地方，即在金銀的生產上，才有駭人聽聞的過度勞動。在那里，累死人的強迫勞動是過度勞動的公開形式。這只要讀一讀西西里狄奧多洛斯的記載就可以知道。但是在古代，這只是一種例外。不過，那些還在奴隸勞動或徭役勞動等較低級形式上從事生產的民族，一旦卷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統治的世界市場，而這個市場又使它們的產品的外銷成為首要利益，那就會在奴隸制、農奴制等等野蠻災禍之上，再加上一層過度勞動的文明災禍。”8此外，馬克思在論述“貨幣貯藏”時曾經分析了貨幣的質的無限性質和量的有限性的矛盾，指出這一矛盾“迫使貨幣貯藏者不斷地從事息息法斯式的積累勞動”。9

事實也正是這樣。過去，在實行計劃經濟時也有腐敗，但是，那時由于追求的是使用價值，而人對使用價值的需要畢竟是有限的，所以走點后門，搞點以物易物的事，其數量都是有限的。而現在不同了。在市場經濟下，人們追求的是價值，是貨幣，貪欲一下子膨脹起來，腐敗所涉及的數額不可比擬地大大增加了。過去貪污幾千元就是不小的數字，而現在動輒幾百萬、幾千萬，還有上億的，這些事實難道不能說明問題嗎？

在這方面，吳敬璉教授斷然否定“金錢是萬惡之源”這一說法，顯然是太過極端了。在這里，引述一段曾經被馬克思引用過的英國工會活動家登寧的話，也許不是沒有意義的：“資本逃避動亂和紛爭，它的本性是膽怯的。這是真的，但還不是全部真理。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利潤太少就象自然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如果動亂和紛爭能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勵動亂和紛爭。走私和販賣奴隸就是證明。”10這些都足以說明，為什么現在經濟犯罪會如此猖獗，不法分子為什么敢如此膽大妄為的原因。“金錢是萬惡之源”的說法又何錯之有？在精神文明建設中反對“拜金主義”又何錯之有？，

其次，吳敬璉教授把一切問題都歸之于所謂“市場發育不良”和“政府干預過多“，也是經不起歷史和事實的檢驗的。一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搞了幾百年的市場經濟，應該說他們的市場經濟發育得是很成熟了，但是，就是在這樣一些國家，腐敗丑聞卻從來沒有斷過。19世紀法國發生的“巴拿馬運河丑聞”居然讓前后三任內閣總理被卷了進去；20世紀日本發生的“洛克希德丑聞”也把內閣總理卷了進去。當人類剛剛進入21 世紀，在美國就爆發了“安然事件”！這些事實都清楚地告訴我們，靠市場經濟本身就能解決它的腐敗問題，是不是太天真了一些?

最后，需要著重指出的是，要解決腐敗一類的問題，也象解決任何其他問題一樣，不能只是一味地依賴西方經濟學，包括所謂的“主流經濟學”，而應該依靠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在這個問題上，劉國光教授旗幟鮮明地提出：“我反對‘主流’取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這個問題太重要了。我國是一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國家，雖然它還只處于初級階段，還不那么夠格，但是它要成為真正的社會主義的方向應該是毫無疑義的，怎么能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意識形態作為自己的“主流”意識形態呢？《憲法》“序言”部分明確規定：“我國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家的根本任務是，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在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改革開放，不斷完善社會主義的割線制度，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如果不是以馬克思主義來指導，而是以西方國家的所謂“主流經濟學”來指導，那還能“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完善社會主義的各項制度”、“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嗎？這個問題當然非同小可，是一個“遵憲”還是“違憲”的大是大非的問題，是模糊不得，也含糊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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