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4日，首屆“中國經濟學獎”頒獎，在幾個獲獎人中，以吳敬璉先生最為引人人關注，已經在幾份主流媒體上見到了其相關報道與獲獎致辭，從目前的評價來看，吳敬璉先生可謂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界“泰斗”了，在獲獎頒獎辭中，是如此評價吳泰斗的貢獻的“他對發展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理論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他在我國改革和發展的一些關鍵時刻，對于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確定對國有經濟進行有進有退的布局調整的戰略方針，…在國有企業的股份化改組中建立有效的法人治理結構，促進非公有經濟的發展，以及主要運用經濟手段努力保持宏觀經濟的穩定和防止經濟出現大的波動等重要問題，向中央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政策建議。”，也就是說，作出了根本性的、關鍵性的重大貢獻。

    當然，吳泰斗也做出了相應姿態，發表了充滿感情的答辭，以“經濟學道路不平坦”為題，彰顯了其內心一種在默認了“貢獻”說基礎上的感悟，當然，吳泰斗保持了足夠的風度與矜持，沒有“專美”，而是把“貢獻”的功勞賦予了一個群體“參與改革理論研究并做出貢獻的不只是經濟學界的名家大儒，還有許許多多經濟學人。經濟學界為中國改革做出的是集體的貢獻。”（吳敬璉），經濟學界們已經在多個場合表白過他們的“不平坦”，比如另外一個“經濟學界的名家大儒”張維迎大儒就多次放言過經濟學界們“頂著巨大的政治風險”搞“改革”。

    吳泰斗所表達的“不平坦”，有什么具體所指呢，“1990年7月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會議上，年過八旬的薛老帶領劉國光和我與主張‘計劃取向’的經濟學家們對壘，也充分顯示了堅持市場取向改革的經濟學家的集體力量。”，從“對壘”草民似乎聞到了 “交鋒”的火藥味，和一種“決斗”般的激烈，當然，這“決斗”以吳泰斗們的勝利而告終，吳泰斗站在今天的領獎臺上，就是明證，從“充分顯示了堅持市場取向改革的經濟學家的集體力量”話語表達的自信，草民“分享”了吳泰斗及其經濟學界們勝利的喜悅。

    無庸諱言，吳泰斗及其經濟學界們市場化取向的成就是“明擺”著的，有GDP呀、財富總量呀，高樓大廈呀、人均突破1000美金呀、基本小康呀、幾千億美金存底呀，等等等等，最燦爛的明珠，當然是處在社會財富塔尖上，如同“燦爛明珠”般艷麗奪目的，傲視整個社會的，據說1000位億萬富翁、300來萬百萬富翁，而“經濟學界的名家大儒，還有許許多多經濟學人”，在“為中國改革做出的是集體的貢獻”的同時，也躋身于那堆富豪之中，名利雙收了。在吳泰斗及其經濟學界們笑納了如此份量的美譽的同時，另外一些“市場取向”下的“偉大成就”，該由誰來“領獎”呢。

    也就在吳泰斗發表深情感言的第二天，直播了頒獎過程的中央電視臺《經濟新聞聯播》播發了一條長篇報道“盤錦驚現現代‘包身工’”，“包身工”是一個反映解放前資本家對工人進行殘酷剝削的代名詞，據說，夏衍先生寫的《包身工》，已經隨著時代的變遷，不能夠“與時俱進”而從小學課本中刪除了，怎么又“驚現”了呢？沒有讀過夏衍先生《包身工》的年輕人，可以從央視的報道中領略到“包身工”之慘狀，“有一群農民工，活做得慢了，就會被工頭拳打腳踢，被煽十幾個耳光，甚至被扒光上衣，站在東北凜冽的寒風中，還要被澆上一桶涼水”、“同時這些民工也向記者證實，幾乎是所有的人都被工頭打過。…拉到工地先打一頓，完了以后天天開始打，每時每刻都看著，最多時候一天干16個小時，兩肩都打斷了，鐵鉤子把這地方都打成骨折了。”。

    其實，中央臺犯了個“健忘”的錯誤，“包身工”的現象，豈止是2005年才“驚現”，光中央電視臺，就不止一次地“驚現”過了，還有其它媒體的“驚現”，比如“民工遭非人待遇 每天勞動19小時監工帶電警棍”、“被迫早上3點鐘起床開始勞動,到晚上11點才收工,每天要干19個小時。我們干的都是做磚、拉板車、搬磚、卸土、拉碴煤等重體力活,卻連飯也難吃飽。由于伙食差,勞動強度大,很多小伙子、婦女走路都困難。在這個廠里,電話不準打,每天還有兩個帶警棍的監工監視勞動。”（《四川日報》）。可以說，“包身工”只是“市場化取向”所帶來的一系列“產品”甚至是罪惡中的九牛一毛。

    鄧小平說過“如果出現了兩極分化，改革就走到邪路上去了”，區區1000個億萬富翁及300來萬個百萬富翁，80%的個人財富掌握在20%的極少數人手里，60%以上的人群的年收入低于2000元，有沒有“兩極”呢。國家憲法中寫著“實行社會主義的經濟制度”，當前的“市場取向”的經濟制度中，是如何體現“消滅剝削，共同富裕，按勞分配”這些社會主義的核心原則的，“包身工”的一再“驚現”如何來印證這些原則，憲法原則的背離，算是什么“理論成就”。

    在“市場取向”實質是私有化取向下的企業“轉制”中，數以萬億計的國有資產被鯨吞，數千萬中老年失業工人再就業無門，養家養老無路；教育的“市場取向”帶來窮人交不起高昂的學費，孩子上不起學，在有幸考上大學的學生中，近1/3是吃飯都困難的貧困生；醫療的“市場取向”，導致血吸蟲病的再度大規模泛濫，艾滋病的肆虐，高昂的醫療費用，迫使全國每年近25億患病人次無法走進醫院；道德的“市場取向”，導致黃、賭、毒等社會丑惡現象的卷土重來，價值觀扭曲，道德體系崩潰，“笑貧不笑娼”；住房制度的“市場取向”導致年人均收入區區萬元的城市，房價居然高達萬元以上；環境觀念的“市場取向”，帶來全國70%的水體污染殆盡…….。

    吳泰斗及其經濟學界們，在自傲于經濟發展成就，享受于豐厚物質成果的同時，能不能拿出負責任的態度與良知來，檢討與反省一下自身呢。當然，以吳泰斗及其經濟學界們以往的表現，多半有兩個可以轉嫁責任的對象，一個是“政府”，但有關方面在給吳泰斗的頒獎辭中已經言明“吳敬璉是當代中國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之一…他對發展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礎理論作出了重要的貢獻…他在我國改革和發展的一些關鍵時刻…向中央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政策建議。”，是政策制定的參與者與理論基礎提供者。另一個是“計劃取向”的“體制”，但按照吳泰斗的說法，早在1990年的理論“決斗”中，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會議上，年過八旬的薛老帶領劉國光和我與主張‘計劃取向’的經濟學家們對壘，也充分顯示了堅持市場取向改革的經濟學家的集體力量。”，表明已經將“計劃取向”們“壽終正寢”了，執中國經濟話語權之牛耳久矣，怎么“包身工”們反而越來越多地“驚現”了呢。

    草民覺得，比之吳泰斗，“年過八旬的薛老帶領劉國光和我”中的劉泰斗就顯得聰明了一些，沒有把“計劃取向”們一棍子打死，劉泰斗說“有人認為，現在塵埃已經落定，市場占了上風，計劃不再時興了。我不完全這樣看。計劃經濟在前蘇聯、在中國，還是起過光輝歷史作用的。…在堅持市場取向的改革目標時，我們這一代經濟學人也始終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完整的概念，是不容割裂的有機統一體。好象這些年來，我們強調市場經濟，是不是相對多了一點；強調社會主義，是不是相對少了一點。在說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則強調它發展生產力的本質即效率優先方面，相對多了一些；而強調它的共同富裕的本質即重視社會公平方面，相對少了一點。這是不是造成目前許多社會問題的深層背景之一。…鄧小平早就告誡我們，改革造成兩極分化，改革就失敗了。當然我們一定能夠避免這個前途。我以為要做到這點，只有在大力發展生產力的同時，更加重視社會公平，努力構建社會主義的和諧社會。”.

    看來，劉泰斗算是給自己的“市場取向”留了一條后路，雖然是比較蒼白的表白多于實質內容，畢竟是一條后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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