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先進性的關鍵在于信仰

韓德強

2005年1月31日

       時下，一場保持共產黨員先進性的教育活動正在全國展開。

       對此，許多觀察者感到疑惑不解。改革開放從1978年算起，已經26個年頭了。26年來，農村集體經濟解體了，人民公社解散了，城市工人的國家主人翁地位被買斷，下崗、失業，失去醫療、教育、就業、住房等基本生活保障。特別是1997年以來，中小型國有企業被廉價拍賣，大型國有企業正在被“量化到個人”。計劃經濟被妖魔化，計劃調節的范圍縮小到只剩下利率和匯率等少數指標，市場經濟則覆蓋了人們的衣、食、住、行、醫、教，進一步可能還要進軍水、電、暖、機場、港口、碼頭、鐵路、公路、航空。更加令人不安的是，跨國公司正在接管中國經濟，中國經濟的殖民化趨勢日益顯現。什么邏輯在推動著這場轟轟烈烈的改革開放？是人性自私論。既然人是自私的，“共產黨員也是人”，所以共產黨員也是自私的。既然共產黨員是自私的，那共產黨就沒有“先進性”，就不可能擁有龐大的權力而不腐敗，所以就要放棄集體經濟、放棄國有經濟，縮小權力作用的范圍，讓市場發揮作用。更進一步，既然共產黨是一個追逐自利的黨，那么就不應該壟斷政權，應該實行政治體制改革，讓各自擁有私利的不同政黨在相互競爭、制衡中實現國家政治的相對清明。正是沿著這一思路，海內外的觀察家都認為，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已經走到了這一步，下一步只能是政治體制改革。

       “保持先進性活動”似乎是與改革開放的邏輯迥然相反的。如果共產黨員能夠保持先進性，理論上就沒有解散集體經濟的必要，沒有如此嚴重腐敗的可能，沒有如此嚴重兩極分化的可能。打個比方說，在改革開放初期，黨的肌體出現了一些癌變的細胞，即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細胞，它們吞食周圍細胞的營養而自肥。正常的辦法是用各種辦法，如放療、化療、手術、藥物（標本兼治，中西醫結合）等控制、消滅、轉化癌細胞。但是，出現了一種輿論說，所有的細胞在本質上都是癌細胞，都會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這是細胞的本性，不要控制它們，控制它們就是壓抑人性；更不要消滅他們，消滅它們就是消滅人性；要發揮它們的積極性，要讓它們多姿多彩地成長。顯然，這是來自癌細胞的輿論。不幸的是，這種癌細胞輿論實際上主導了改革開放進程，結果，癌細胞在全身擴散，各器官紛紛發生變異，甚至連免疫系統（即公、檢、法、中紀委、反貪局、信訪局、審計署等）都發生了癌變，去失了免疫能力。這時候，所有的觀察家都會認為，人快死了，即政治體制改革的時間已經到了，共產黨的執政地位快結束了。

       這恐怕是任何清醒的政治家都必須面臨的現實。新一屆的中央領導顯然是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仍以患了癌癥的人體打比方，怎么辦呢？承認現實，就意味著等待死亡。要力挽狂瀾，就必須重建而不是保持共產黨的先進性，用手術切除那些根本無藥可救的關鍵癌瘤，即清除某些盤根錯節的腐敗集團，用放療、化療處理那些腐敗與非腐敗分子交織的單位——發動群眾揭露本單位的腐敗分子，在此前提下，再教育廣大黨員重新煥發先進性，使肌體由內而外，由高層而中層，由神經系統（各級干部）、免疫系統而其他血液循環系統（金融）、消化吸收系統（工礦企業）等，逐漸恢復活力。否則，先進性教育就只能受到種種懷疑和抵制，甚至被扭曲，當作清除異己、黨同伐異的借口。改革開放以來，有清除精神污染運動，有反自由化運動，有反和平演變運動，也有三講教育，三個代表教育，但是，由于每一次不都敢觸動人性自私論，不敢觸動正在形成或已經形成的腐敗集團，不敢觸動改革開放的核心邏輯，只能是勞而無功，一次又一次地消耗黨的元氣。

       有人可能會說，你這是把改革開放與共產黨的先進性對立起來，是在反對改革開放。我以為，這些人實際上是在拿改革開放當大帽子嚇人。改革開放沒有天命的正確性，改革開放有助于國家強盛、人民幸福、社會公正，這樣的改革開放我舉雙手歡迎。如果改革開放導致國家工業和技術實力的衰落，導致兩極分化和腐敗變質，導致國家出現經濟乃至政治上再殖民化危險，那么，這樣的改革開放恐怕絕非是總設計師的初衷。拿這樣的改革開放來堵人的嘴，只能是某些腐敗利益集團挾持全黨、全國，保護腐敗利益的手段。什么是正確的改革開放呢？從根本上說，改革開放是共產黨承認自身的力量不夠，承認大部分共產黨員信仰不深、覺悟不高時采取的權宜之計。精神力量不夠，只好用物質刺激來彌補，這樣的改革開放我贊成。但如果由此而認為根本就沒有什么集體主義精神，甚至把雷鋒當成傻子看待，這樣的改革開放就會把共產黨帶入歧途，使共產黨從根本上喪失執政的合法性，更遑論什么“提高執政能力”。

       有人可能會從左翼批評我說，既然承認了大部分共產黨員信仰不深、覺悟不高，采取了迎合這些共產黨員的落后思想和情緒的改革開放措施，社會思潮就會自動地轉向“人性自私論”，就會進一步鼓勵自私自利的意識，那還能繼續倡導集體主義精神，高揚共產主義理想嗎？

       我認為是可以?；叵牍伯a黨在延安時，還只能影響全中國的一小部分人。絕大部分人生活在國統區，接受的是自私自利的社會現實教育。如果從數量對比看，應該是國統區社會的多數影響延安的少數，使延安成為西安。但是，事實卻正好相反。延安人數量雖少，但信仰堅定、不怕犧牲、艱苦奮斗，結果竟然打敗了建立在國統區龐大的經濟基礎上的蔣介石政權。新中國一建立，全社會的精神面貌就為之一振，黃、賭、毒一掃而光。這是一個深刻的值得回味的歷史經驗。只要黨的最高領導層擁有堅定的信仰，真正為人民服務，那么完全可以做到退一步、進兩步，在承認并且利用物質利益的同時，培養出一支廉潔奉公的干部隊伍，造就出一代具有高度共產主義信仰和覺悟，并且懂得社會復雜性的新人。在新人數量不夠多時，可以充分利用制度來約束那些有腐敗傾向的中低層干部，充分利用市場機制來提高效率，建立一個能夠調節市場貧富分化、調節市場周期性危機的高效精干的政府。當新人數量足夠多時，則既可以建立新的國有企業，也可以加強老的國有企業的管理，大幅度減少官僚主義和浪費，使國有企業既具備高度的國際競爭力，又能夠充分尊重和發揮職工的主人翁積極性，實現公平與效率的雙豐收。

       那么，希望共產黨的最高領導層能夠具有高度信仰和覺悟，這是不是一種不切實際的奢望呢？我以為不是。人民并沒有要求他們取消專車，取消各種因工作而享受的各種待遇，也沒有要求他們拿下崗職工的薪水。人民最低有權要求他們在擁有如此權力和待遇的同時，不要貪心不足，把整個國家和人民的財富與命運當作以權謀私的龐大資源。最高則有權期望他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新一屆中央領導通過自己的言行，已經向世人表明，他們是值得人民這樣進一步期待的。

       有人可能會說，你這是封建社會的明君思想，骨子里擁護的是專制，是逆民主潮流而動。我看，這種看法或者是天真幼稚，或者是別有用心。試看當今世界各國，哪一個國家真正實現了民主？美國嗎？那是資主？臺灣嗎？那是美主？伊拉克嗎？還是美主。凡是打著民主旗號的，常常是大資本利益集團，他們到處把自己打扮成救人民于暴政的解放者，實際上是用資本專政代替權力專政，用自由契約更加毫無人性地剝削人民。如果真有一天多黨執政的局面在中國實現，真正說話的甚至不是中國資本，而是跨國資本。因為跨國資本擁有足夠的資金實力和國際輿論力量來操縱中國的政黨選舉和大眾媒體，實現跨國資本的“民主”，特別是美國資本的“民主”。事實上，中國正面臨著一個兩難處境，或者推進政治體制改革，成為美國在亞洲的拉丁美洲國；或者保持現狀不變，繼續深化腐敗。

       在人性自私論的前提下，這種兩難困境基本上是無解的。但是，如果借鑒中國共產黨的歷史經驗，懂得人性的復雜性，那么完全可以跳出這種兩難處境。辦法說起來很簡單，做起來很困難，就是共產黨最高領導層重建信仰。

這是難度最大的選擇，卻是中國擺脫分裂動蕩前景、轉危為安、化險為夷的唯一途徑。全國人民真正應該期待的是這種轉變，而不是實行“政治體制改革”。退一萬步說，即使要實行“政治體制改革”，就像一個人動手術必須要具備較好的身體條件，我們也應該期待最高領導層能夠是一群不謀私利的人，才能使政治體制改革有可能成功，或比較成功，即使失敗，也不至于使中國墜入萬丈深淵，避免重蹈前蘇聯或印度尼西亞的覆轍。

還有人可能會說，這是倒退，這是改良思想，這是不要革命。其實，革命都是改良不成的結果。中國社會如果能夠改良，為什么一定要革命呢？革命是暴力運動，暴力運動成功之時，常常是其領導力量發生質變之日。也就是說，恰恰可能是改良，能夠讓中國走出歷史循環。不斷改良的結果難道不會發生革命性質變嗎？作為一個復雜整體的社會，其中任何一部分都很難脫離其他部分而生存，過于強調某個階級的利益，可能并不是真正解決問題的出路。這恐怕是和諧社會的內在要求吧。

當然，也有人可能會說，你這是在幫專制政權的忙，一定是拿了多少“盧布”！我的回答很簡單，如果專制政權能與高尚的道德理想聯姻，在人民的短期利益與長期利益，局部利益和整體利益之間處理好平衡關系，使中國能夠民富國強、幸福和諧，這樣的忙，我是幫定了的。反過來我要問，你口口聲聲反專制、要民主，是不是拿了多少“美元”？不錯，今天是一個世俗化的脫魅時代，但是別忘記，這也包括脫民主與專制話語的“魅”。

該到了拋棄各種洋教條、土教條，腳踏實地回到人民利益上來的時候了。這一定將是共產黨恢復或重建了先進性的時代，一定將是共產黨人找回或重新發現了信仰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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