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有制保護私有財產權的虛偽、殘忍及不人道

葉勁松

　　我國《物權法》草案的制定者、力挺者們力挺《物權法》草案的理由之一,是要向國際接軌,要象國際社會一樣具有保護私有財產權的法律規定。實際上, 國際社會,就是資本主義社會,他們的向國際接軌,就是要向資本主義接軌,就是要通過保護私人財產權名義,使產生人剝削人的經濟關系的生產資料私有制合法化（馬克思主義從不反對生活資料私有,只反對會產生人剝削人的經濟關系的生產資料私有。所以,我們不反對《物權法》寫入,保護生活資料私人財產權）。所以他們保護私有財產的本質是保護生產資料私有制必然會產生的人剝削人的經濟關系，這才是《物權法》草案的要害,保護私有財產只是他們進行欺騙的、掩人耳目的幌子。

　　馬克思曾說過,生產工具的私有制是一種虛偽的幌子,因為私有者不可能親自使用生產工具;但是私有制卻給予私有者支配生產資料的權力,他們就借此強迫別人為他們做工。（轉引自李光燦、呂世倫主偏《馬克思、恩格斯法律思想史》法律出版社2001．394）因此,保護私有財產根本要害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根本改變。法律保護私有財產的要害是法律宣布,從社會主義下人與人之間的平等經濟關系變為人剝削人的經濟關系是正常的、合法的（經濟關系不是表現物與人之間關系,是表現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表現人與人之間的經濟方面關系）。他實際上從法律上宣布,我國已承認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合法性。

　　綜觀歷史,包括資本主義社會的所有私有制社會中,保護有利于剝削階級利益的人剝削人的經濟關系是一貫的,而保護被剝削壓迫階級和民族的財產權卻不是一貫的。被剝削壓迫階級和民族的財產權是否保護,常常屈從于剝削階級的利益。在西方歷史上就發生過很多侵犯被剝削壓迫階級和民族的財產權的事例。這些事例證明保護私有財產權的虛偽。

　　最先在民法中規定保護私有財產權,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的,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最先以法律形式允許暴力侵犯他人財產權的,也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二者的關系是,法律規定,統治階級暴力掠奪他人財產是合法的,被掠奪財產成為了統治階級的財產后, 統治階級的財產是受法律保護、神圣不可侵犯的。

　　西方民法保護私有財產的直接來由是因為圈地運動,是為了保護統治階級在野蠻、殘暴的圈地運動中獲得的成果。近代,西歐各國都發生過程度不同的圈地運動,英國的圈地運動最為典型。封建制度時期,英國就已存在圈地運動。作為在那個通過暴力實行瘋狂的掠奪以完成資本原始積累時期的圈地運動,具有資本原始積累時暴力掠奪他人財產權的典型特征。“對農民土地的剝奪是原始積累全部過程的基礎。”（樊亢 宋則行《外國經濟史》第一冊 人民出版社1980．54）

　　資產階級革命勝利后,資本主義英國的統治階級為加快圈地運動以獲得巨額財產,但又不想付出代價,就通過法律對“神圣的財產權”進行最無恥的凌辱。18世紀,他們通過許多公有地圍圈法令,這樣,出現了比資產階級革命前更大規模的、用暴力把農民共同使用的公有地（農民對草場、林地、湖泊、沼澤等公有地有使用權,而西方法律中使用權也是一種財產權）強行奪走、然后據為私有的圈地運動。“17世紀革命后,國會以立法方式擴大圈地的規模。1700－1760年間,國會接受地主的申請,通過208項圈地法令,共圈占31萬英畝。1761－1801年間,又通過2000項法令,圈地達318萬英畝。到18世紀末,小土地所有者基本消滅。”（《世界通史近代部分 上冊》115）“1801年到1831年農村居民被奪走350多英畝公有地……農村居民卻未得到過一文錢的補償。”（樊亢《資本主義興衰史》北京出版社1984．30）通過此種“私有化”,大量農民的財產權──土地使用權被強行剝奪,農民同自己的生存資料分離,失去生存保障,被迫成為勞動力市場上的無產者,靠出賣自身勞動力才能生存,即只有“自由”地服從雇傭勞動制度和接受資產階級剝削才能生存。

　　資本主義國家統治階級對農民財產（農民共同使用的公有地和農民私人財產）大肆掠奪,加快了資本原始積累,而法律充當了掠奪工具,因為資本主義法律批準對農民的大肆掠奪,讓暴力披上法律的外衣,使掠奪合法化。這與資本主義法律后來又宣稱的私有財產受法律保護、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條格格不入,充分暴露了資本主義法和法學的虛偽性。資本主義法治的殘酷事實,證明西方資產階級御用法學家和我國迷信英美法、大陸法的法學家們所宣揚西方“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維護全體人民利益”、“司法獨立”、“司法公正”等陳詞濫調的荒謬。也證明馬克思主義關于法律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法律維護統治階級利益觀點的正確。

　　資本主義國家統治階級對農民財產進行了野蠻掠奪之后,又通過法律宣布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私有財產受法律保護。法國律師、政論家、經濟學家蘭蓋（馬克思總體對他持批判態度,但認為他法律精神就是所有權的觀點是深刻的）對此寫道,資產階級法律的存在是為了“批準（對私有財產）最初的奪取,并防止以后的奪取”。“法律可以說是一種反對人類最大多數（即無產者）的陰謀”（轉引自《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Ⅰ第368頁,括號內的話是馬克思加的）。即資產階級法律先批準對農民財產的奪取,為防止人民再奪取回來,又用法律宣布私有財產受法律保護,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資本主義統治階級所說保護全民財產,體現全民利益的私有財產受法律保護,實質是把他們用暴力掠奪來的成果用法律形式規定和固定下來,并以此限制法外勞動人民的奪取行為。蘭蓋為此說,“法律可以說是一種反對人類最大多數（即無產者）的陰謀”。所以,資本主義法律保護私有財產分明是維護統治階級的利益,卻還要給人以平等、公正和維護全體人民利益的冠冕堂皇的假象。資產階級需要用法律文字的冠冕堂皇和似乎不偏不倚掩蓋其狹隘私利和罪惡。

　　英國在北美建立殖民地,以及美國獨立后一段時間,也經歷了類似英國的資本原始積累期,也象英國圈地運動用暴力掠奪農民使用的土地一樣,用血腥暴力,并且是更血腥的暴力掠奪已棲居在此數千年的印第安人的土地。

　　英國在北美建立殖民地初期,移民較少,這時殖民者還承認,北美土著居民即印第安人對耕種使用的土地有財產權。殖民者與印第安人之間常通過易貨貿易購買一些印第安人耕種使用的土地。“例如彼得.米努依特在1626年用價值24美元的一些小玩藝‘購買’了曼哈頓島（現在紐約的中部就在該島上）。賓夕法尼亞地區也是用這種方式于1670年‘買’下來的。”（謝沃斯季揚諾夫《美國近代史綱》上冊．三聯書店1977．67）雖然這些貿易遠談不上平等,甚至可以說這貿易帶有對印第安人的欺騙,通過欺騙性的不平等貿易,殖民者進行資本原始積累。但貿易形式存在表明, 殖民者當時還承認,印第安人對耕種使用的土地有財產權。

　　隨著移民增多,殖民者勢力增大,來自據說民法最健全、最講“誠信”和“平等交易”的歐洲的“文明”殖民者,卻想攫取更多財富而不支付任何代價。以前,那種承認印第安人對耕種使用的土地有財產權而實施的、欺騙性的不平等貿易,雖使殖民者獲利不少,但還要支付極少量的代價。現在,勢力增大的殖民者不再承認印第安人對耕種使用的土地有財產權,也不遵守占有就歸其所有的規則,他們用暴力占領印第安人居住和耕種的土地,“并且常常殘酷地把他們消滅。歐洲殖民主義者的口號是‘野蠻人應該趕走’,這口號后來發展為更無恥的論調：‘除開死的印第安人以外,沒有好的印第安人’。……英國的殖民使得千千萬萬美洲土著居民被消滅。新的移民區確實可以說是在印第安人的枯骨和鮮血上面長出來的。”（《美國近代史綱》上冊．68、69）

　　1776年7月美國宣布獨立時,通過了獨立宣言, 獨立宣言宣稱“一切人生而平等,他們被造物主賦予某些不可讓渡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存、自由、追求幸福的權利。”“不少國內外史學家認為《宣言》發展了洛克的思想,以‘追求幸福的權利’代替了‘財產權’。……其實‘財產權’提法與‘追求幸福的權利’提法并無本質的區別,因為即使在18世紀末葉,乃至以后,在美國,沒有財產也就無法追求幸福。”（陸鏡生《美國人權政治》當代世界出版社1997．128、129）但美國獨立后,美國政府卻仍然像以前的殖民當局一樣,無視印第安人的權利,大肆侵犯印第安人的生存權、財產權。

　　宣稱人人都有生存權和財產權的美國獨立宣言通過11年后,美國卻用法令剝奪印第安人的生存權、財產權,通過“西部土地國有化法令……西部土地成了屬于國家的‘公有土地’儲備。這些土地原來屬于印第安人部落,而現在按照1787年邦聯議會的法令由邦聯議會去支配,以備出售。……因此, ‘公有土地’儲備是在剝奪印第安人土地的基礎上成立起來的。邦聯議會通過的出售西部土地的條件具有明顯的階級性質,這些條件對人民群眾是不利的,因為按照邦聯議會的決議,土地以不小于640英畝的地段出售,而每英畝的最低價格規定為一美元。當時購買這樣一塊土地要一筆巨款,不論中農也好,工人也好都出不起。實際上只有種植園主和土地投機者才有資格購買出售的地段。投機分子向國家購買了土地,然后分成小塊用高價出售。”（《美國近代史綱》上冊．205、206）所以,美國肆意侵犯印第安人的財產權,奪取印第安人世代居住的土地,再低價賣給富人。但美國要求美國窮人尊重富人對土地的財產權,窮人不能侵占富人的土地,只能高價從富人手中購買土地以讓富人牟利。

　　其后,美國繼續向西推進,“用武力把印第安人部落從他們的土地上趕走。1794年,印第安人于福倫丁培附近被殲,乃退出俄亥俄河流域的大部分。1811年,哈禮遜將軍又于梯必干諾一役擊敗印第安人,廓清整個西北部。”（《美國近代史綱》上冊．238）

　　后來,美國政府曾制定與印第安人簽約、將現在美國西部的大部分作為印第安人的狩獵場的政策。但美國內戰前后,美國人仍大量向西移民,“他們從棲居在這里數千年的印第安人手中奪取土地,尋找礦藏,……白人利用不斷擴展的鐵路網瘋狂地捕殺野牛。因為許多印第安人部落以食用野牛為生,因此聯邦軍把殺絕野牛作為破壞印第安人抵抗的有效手段。1872年至1875年,約有900萬頭野牛被捕殺,將印第安人依賴野牛為生的生活方式破壞無遺,為農場主在印第安人的狩獵場建立農場掃清了道路。19世紀60年代,聯邦政府已摒棄了原先的政策,即同印第安人簽約,保留西部大部分土地留作印第安人狩獵場的政策,轉而實行新的政策,即以武力把印第安人部落集中在規模較小的保留地內,改變印第安人的游牧習慣,過定居的農業生活。印第安人為保衛自己家園,頑強地進行了抵抗,但遭到聯邦軍和民兵的殘酷鎮壓。”（《美國人權政治》．261、262）

　　所以,冠冕堂皇地宣稱人人都有生存權和財產權、并大談人權的美國,何時尊重過印第安人的生存權和財產權？何時尊重過印第安人的人權？美國歷史,貫穿著對印第安人的生存權和財產權的殘酷侵犯。

　　在宣稱人人都有生存權和財產權的美國獨立宣言通過近150年后,“至1924年,國會才通過法律,給予印第安人以公民地位。”但公民地位,以及保護財產權的規定,并不能保證印第安人的財產權不受侵犯。“1953年,在覬覦印第安人土地的農業利益集團、伐木利益集團和礦業利益集團的壓力下,國會通過了第108號參眾兩院共同決議。這一決議……廢止保留地制度……這一政策首先在威斯康星州的梅諾米尼族和俄勒岡的克拉馬特族施行。這兩個印第安人部落擁有豐富的木材資源。這一政策的實施對印第安人具有災難性影響。它使印第安人50萬英畝土地落入非印第安人的手中。”（《美國人權政治》．437、438）在這里,再次證明資本主義法律中立、公正的虛偽。第108號參眾兩院共同決議同意掠奪印第安人財產是為了資產階級的利益,而保護財產權的法律也是保護資產階級的利益。它也再次證明,資產階級法律的存在是為了批準對被剝削壓迫者財產權的剝奪,并防止被剝削壓迫者以后對剝削者的剝奪。

　　以上事例證明私有制保護私有財產權虛偽。還有更多事例證明私有制保護私有財產權的殘忍和不人道。

　　資本主義私有制使經濟發展的絕大部分利益都被資產階級所攫取。例如，美國著名記者曼徹斯特寫道，在世界最富裕的美國，“就是在黃金時代的1929這一年，布魯金斯研究所的經濟學家也已計算過，一個家庭如果想取得最低限度的生活必需品，每年要有2000元的收入才行，但當年美國家庭60%以上的進款是達不到這個數字的。”（曼徹斯特《光榮與夢想》商務印書館1980．42）。但同時,“1932年這一年，美國的65%的工業掌握在600家公司的手里；僅占全國人口1%的人擁有全國財富59%。”（《光榮與夢想》59）而保護私有財產權的法律規定則要人民承認,這種資本對勞動殘酷剝削造成的貧富極其懸殊的狀況具有合法性。也就是說,廣大受剝削的勞動者如要改變這貧富極其懸殊的狀況,都要被保護私有財產權的法律認定為非法而受到制裁。

　　而在30年代大危機時，“1932年9月的《幸福》雜志估計，美國有3400萬成年男女和兒童沒有任何收入，此數近于人口總數的28%。而且這個研究報告一如其他報告，那正在另一種地獄里受難的1100萬農村人口是不包括在內的。”（《光榮與夢想》48）由于幾千萬失業者和家屬無錢購買食物，造成美國農產品“嚴重過剩”。農業資本家為了消除農產品的“供過于求”，以保證農產品價格不致下跌太多，他們大量燒毀莊稼，砍伐果樹，將大量牲畜屠宰后拋進河里或山溝，大量銷毀棉花、牛奶等原料和食品。“鄉下的牧場主用羊肉喂禿鷹，燒玉米烤火；城里千百萬人卻買不起那賤到使農民破產的農產品。買不起的原因是失業的人太多，至于那些幸而還有工作的人，工資也極低，叫做‘餓不死人’的工資。”（《光榮與夢想》49、50）因此，數千萬的美國人在饑餓中掙扎,也不能去觸動農業資本家要大量銷毀的糧食、牲畜、牛奶等,去觸動就是“侵犯”資本家的財產權。

　　美國壟斷資本辦的《幸福》雜志對美國當時的貧困狀況有所掩蓋,也不得不承認,當時只有1.2億人的美國，“‘應該說有2500萬人衣食不周，這才是美國經濟狀況比較準確的描寫。’活活餓死人的事例，《幸福》雜志、《舊金山記事報》、《大西洋》月刊、《紐約時報》和國會聽證會都記載不少。”在全世界最富裕的美國,“千百萬人只因象畜生那樣生活，才免于死亡。賓夕法尼亞州的鄉下人吃野草根、蒲公英；肯塔基州的人吃紫羅蘭葉、野蔥、勿忘我草、野萵苣以及一向專給牲口吃的野草。城里的孩子媽媽在碼頭上徘徊等待,一有腐爛的水果蔬菜扔出來,就上去同野狗爭奪……”（《光榮與夢想》57、56）

　　許多勞動者只能吃野草、野菜等這一切,不是發生在貧窮國家,不是發生在因為自然災害而減產的年份。它發生在世界上最富裕的美國,它發生在牛奶太多而很多都倒掉；牲畜太多,很多被槍殺,讓其腐爛在山溝里；谷物太多,很多就燒掉或讓其腐爛在地里的這樣年份里。千百萬勞動群眾挨餓,吃野草野菜,是因為勞動者生產的糧食“太多”；千百萬勞動群眾受凍,是因為勞動者開采的煤“太多”；勞動人民缺乏起碼的生活用品,是因為他們生產的生活用品“太多”。美國資產階級歷史學家L．杜蒙德在其所著的《現代美國》一書中也寫道：“蕭條期間,千百萬人在食物異常充沛的當兒卻瀕于饑餓的邊緣。這進一步證明了分配制度的不當已達到無可求藥的地步。諾曼．托馬斯說這是‘站在沒膝的麥堆當中領配給面包的窮人隊伍’。農業部長華萊士把這叫做‘在世界儲有大量必需用品時出現的匱乏，真是可悲的荒唐現象’。”（《現代美國》商務印書館1984．448）這一切表明，資本主義社會中，工人、農民、手工業者和有技術的知識分子的勞動創造的社會產品，不能為勞動人民所有，卻被占有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所攫取。而保護私有財產權的法律既從法律上將勞動者創造的社會產品，不能為勞動人民所有，卻被占有生產資料的資產階級所攫取這一現象肯定和固定下來；還把讓資本家銷毀“過剩產品”,也不讓貧困中的勞動大眾去使用這些他們生產出的“過剩產品”的這種“可悲的荒唐現象”合法化。因此, 保護私有財產權的法律極其殘忍、不人道。

　　私有制的保護私有財產權,不僅造成30年代危機時西方各國勞動者的饑寒交迫,還造成現在各國勞動者的貧困、饑寒。而在土地問題上猶顯突出。

　　近代史上,西方殖民主義掠奪了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國人民大量的土地和其他財產。這種掠奪至今還造成許多國家勞動人民的無地、少地和極度貧困。而這些國家人民無地、少地和極度貧困情況,現在還被西方帝國主義以保護私有財產權的名義維持著。當人民和進步力量力圖進行土地改革,以改變這種廣大勞動人民的無地、少地和極度貧困狀況時,西方帝國主義就指責人民和進步力量侵犯了私人財產權,并給予威脅。這樣的例子在今天的非洲、拉美,以及亞洲的一些國家是廣泛存在的。

　　最近幾年，西方媒體不斷報道津巴布韋政府“無償沒收白人農民的土地”的消息，并指責“該國總統穆加貝是個典型毛派暴君”。此事的實質就是美英等西方國家在保護私有財產權的名義下,力圖將英國殖民時期占人口極少數的白人掠奪占有當地黑人絕大部分優良土地,而黑人無地、少地現狀固定下來并合法化,全不顧這種土地占有狀況已威脅到幾百萬黑人的生命權。

　　津巴布韋的前身為1895年命名、并被英國殖民統治的南羅得西亞。20世紀初,大批歐洲移民涌入,黑人被趕向貧瘠的深山等地,歐洲移民則掠奪并占有了當地黑人世代耕種使用的土地,來自“保護私有財產權”國度的殖民當局和歐洲移民,并沒有為他們掠奪并占有黑人的土地,向黑人給予一分錢的補償。

　　由于津巴布韋人民的反抗,在20世紀80年代, 成立黑人執政的津巴布韋國，其總統穆加貝是當年民族解放運動的領導人。

　　黑人執政的津巴布韋國成立時, “英國、美國（幕后）答應向黑人政府提供贖買白人土地的基金。在此條件下，黑人政府便痛快地在憲法中加入‘不得無償沒收土地’的條文。其后，英、美政府百般借故推托，基金便成了一塊不到位的畫餅。經過長期的無效交涉與等待，10年后穆加貝政府才爭取到議會三分之二多數，將憲法修改為‘不得無償沒收土地，但政府為公益征收的土地除外’。換言之，政府將以‘公益目的’為由，將白人地主的部分土地充公。盡管如此，穆加貝仍不放棄溫和辦法，敦促英、美政府實現諾言，但每次達成的協議均為下屆政府推翻。以布萊爾首相為例，最后便干脆明言‘不愿承擔殖民主義時代的包袱’。”

　　直到上世紀末,約1000萬人的津巴布韋,“70％的可耕地仍舊掌握在占全國人口不到1％的白人手上（農場主人數不到5000人）”。由于津巴布韋白人農場主要種植外銷的經濟作物，“尤其在美國廉價玉米充斥國際市場的壓力下，津巴布韋白人農場主早已放棄種植作為黑人主糧的玉米。結果，90％以上的玉米生產均是在最貧瘠的土地上由黑人農民提供。”白人占有全國絕大部分良田卻不生產黑人所需糧食,黑人所有貧瘠的土地生產的糧食又不夠人民食用。這種占人口極少數的白人占有絕大部分良田的土地現狀根本不能保證國家糧食安全,也根本不能保證人民糧食需求,并威脅到廣大黑人群眾的生存。“1998年，津巴布韋政府正式宣布即將進行土地改革（征收白人土地）。”而講“人權”的“美國、英國、世界銀行、歐洲聯盟則相繼以‘取消對該國的一切援助’、‘進行經貿制裁’作為答復。”制裁包括凍結津在西方的資金,禁止穆加貝等津高官入境等,制裁的理由就是土地改革侵犯了白人對土地的財產權。而保護白人對土地的財產權,分明是保持津巴布韋乃至整個南部非洲土地占有的極端不平等狀況,保持讓整個南部非洲近億黑人處于饑餓威脅的狀況。因為“使西方關切的是，一旦津巴布韋的土地改革運動順利推行，必將對南非、納米比亞、肯尼亞（肯尼亞屬于東非――筆者注）、贊比亞等南部非洲國家造成骨牌效應，原因是這些地區的最好耕地至今仍舊掌握在白人手中（南非白人土地占可耕地的90%）”。因此,在南部非洲保護占人口極少數的白人對土地的財產權,分明是對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廣大勞動人民的殘忍、不人道。

　　其實,“津巴布韋政府的土地改革措施也并非如西方報道的‘掃地出門’，而是讓白人農場主在平均占有的12000公頃農地中，保留300至500公頃。至于多余的農地則于2003年底前分給黑人農民。……白人農場主遵照政府規定放棄農地的限期雖然已過，但僅有極少數白人主動予以配合。”津巴布韋政府并沒有因為西方的制裁和西方支持下津國內白人農場主的抵制,就將土地改革停下來“迄今，約有70%的農地已轉讓給黑人。”（俞力工《津巴布韋的土改與西方的反應》光明觀察2006-11-4）在這兒,土地改革“侵犯”白人農場主對土地的財產權,是消滅土地占有的不平等,減輕國內貧富懸殊、體現社會公平的進步措施。猶如我國解放初期土地改革“侵犯”地主對土地的財產權,是消滅土地占有的不平等、體現社會公平、實現耕者有其田的進步措施一樣。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教導我們說：“過去一切階級在爭得統治之后，總是使整個社會服從于它們發財致富的條件，企圖以此來鞏固它們已經獲得的生活地位。無產者只有消滅自己的現存的占有方式，從而消滅全部現存的占有方式，才能取得社會生產力。無產者沒有什么自己的東西必須加以保護，他們必須摧毀至今保護和保障私有財產的一切。”“但是，現代的資產階級私有制是建筑在階級對立上面、建筑在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剝削上面的生產和產品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備的表現。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把自己的理論概括起來：消滅私有制。”

　　而保護私有財產權的名義下,掩蓋著承認保護占人口極少的資產階級占有絕大部分財富,承認保護對勞動大眾極其不利的社會貧富懸殊,承認保護產生人剝削人的經濟關系（無數血汗工廠就是這種人剝削人的經濟關系的表現）和產生社會財富分配極不平等的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實質。保護私有財產權也就如《共產黨宣言》所說,是資產階級力圖“使整個社會服從于它們發財致富的條件，企圖以此來鞏固它們已經獲得的生活地位。”而工人階級和共產黨“則必須摧毀至今保護和保障私有財產的一切。”所以,真正的共產黨人、有覺悟的勞動者絕不同意以保護私有財產權的名義來肯定“保護私有制”,因為這與共產黨人的理論：消滅私有制是背道而馳的,也與勞動大眾的根本利益背道而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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