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聞國慶60周年游行隊伍中新增了毛澤東思想方陣，讓人感佩萬千。我們丟失毛澤東思想已經30多年了。對照30年前后中國人思想觀念，倫理道德的變化，今日增加了這個方陣，其意義非凡。

文革前夕，毛澤東分別于1964年做了《賀新郎.讀史》，1965年做了《七律.洪都》，前一首表達了對中國歷史的看法，一首表達了對中國未來的看法。在《七律.洪都》里，毛主席寫到“鬢雪飛來成廢料，彩云長在有新天。”1966年，毛澤東發動了文革，要實現的就是這個“彩云長在有新天。”30年烏云彌漫，我們丟掉了毛澤東思想以及毛主席所要追求的“新天”，而去追求所謂的西方的“自由平等、科學民主、文明法制”的新天，最終導致廣大勞動人民成了“弱勢群體”，社會出現最大的不公平，不自由。為何在中國當代會出現這種“南轅北轍”的現象？這里不得不從中國倫理思想的歷史沿革講起。

簡單地說，中國倫理發展可以分為四個階段，一是西周以前，主要是天命觀，二是東周到漢初的諸子百家，三是漢武帝獨尊儒術一直到清朝末年的儒家倫理思想一統天下，四是民國后期中國現代倫理。毛澤東在《賀新郎.讀史》中，對中國前三個時期的倫理思想有一個總的概括，就是吃人和欺騙。吃人方面，就是“人世難逢開口笑，上疆場彼此彎弓月，流遍了，郊原血。”欺騙方面，就是“五帝三皇神圣事，騙了無涯過客。”應該說，這是對中國過去的倫理的一個高度的、準確的概括。這里自不贅述。而毛澤東一生所要追求的，說到底，就是要重建中國的倫理思想。

青年時代，毛澤東成立了“新民學會”，其核心任務就是為著建立新的倫理。如成立之初，學會以“革新學術，砥厲品行，改良人心風俗”宗旨，規定會員“一不虛偽，二不懶惰，三不浪費，四不賭博，五不狎妓。”明顯地，這就是“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雛形。隨著學會的成長，其宗旨改為“改造中國與世界”，這就是毛澤東整個政治軍事生涯的寫照。而政治和軍事的目的，也在于改造中國的國民性。如果不是這個目的，毛澤東何以要在建國后持續地發動“三反五反”、“四清”、“社教”，以及“文革”？　　

毛澤東所倡導的倫理思想的核心是“開民智”，這是他在《商鞅徙木立信論》就確立的政治綱領。為此，他不遺余力的、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喚醒人民心中的天然的良知、尊嚴、人格、熱情。他在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提出“人民是歷史前進的動力”，他第一個喊出了“人民萬歲”，他第一個建立了“人民政府”，他第一個把“為人民服務”作為執政者的宗旨，第一個把“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學生”確立為教育的宗旨，并發展到后來的“知識青年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毛澤東所確立的新倫理，和統治了中國2000多年的儒家倫理思想有很大不同，如人與人間的平等，對所有人的尊重和熱愛，等等。但是由于中國人受到儒家倫理思想的影響實在太深，可以說是深入骨髓，“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也很難理解毛澤東所倡導的倫理思想的本質和精髓，往往會造成盲目跟從毛主席的局面。比如，毛澤東敏銳地感受到電影《武訓傳》的反動性，而人們很難體會到毛澤東的真意，所以就有些跟風似的反對《武訓傳》；再比如毛澤東反對儒家思想，人們也是跟風似的去破壞文物，甚至破壞孔廟。其實毛澤東是尊重歷史，尊重文化的。出現如上問題，主要歸結于封建流毒，而不能歸于毛澤東(可是改革教把責任全推到毛澤東身上了，可惡)。但不管怎么說，從新民學會成立到逝世將近60年，毛澤東和他的同學，戰友在建立中國的新倫理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歷史性的貢獻成就。這個成就到底巨大到什么程度？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大陸人的倫理思想和臺灣人、香港人的倫理思想進行對比。　　

與毛澤東同時代的蔣介石，實際上也試圖建立中國的新的倫理思想。他的建設方向是以儒家倫理思想為基礎，用基督教文化、美國式倫理思想來調和儒家文化。但總體來說，儒家文化的味道很濃。因此還算不上是對中國倫理思想的革命性變革。其結果也與毛澤東大相徑庭。比如，在上下級關系上，國民黨官員見面以職位相稱，上級安排下級工作，下級則說要多謝上級的栽培；而共產黨方面則以同志相稱，上下級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在與人民的關系方面，國民黨把人民看成被統治階級甚至愚民，實行精英統治；而共產黨方面則堅持“兵民是勝利之本”，依靠人民。在與朋友關系方面，國民黨官員或干部則注重禮儀，相互請客送禮，祝壽道賀成風；而共產黨方面，朋友關系樸實平等，敢于指出錯誤但不失鼓勵和幫助，等等。最顯著的區別大概就是“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了。應該說，“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就像摩西的十誡之于猶太人，革新了中國人的倫理，重塑了中國人的靈魂，扭轉了中國倫理的車輪前進的方向。　　

現代社會是商業社會，商業領域是倫理思想最集中的體現的領域。國民黨所倡導的倫理思想，最突出的反應就在臺灣企業的管理實踐和管理思想。在實踐方面，臺灣人上下等級分明，上級非常重視對下級的“統御”，以至于臺灣人把領導學稱為“統御之術”。我有在臺資企業的經歷，也和一下在臺資企業工作過的朋友討論過，大家普遍感覺是“臺灣領導一定要造出一些好處，而且要讓你知道這是專門給你的，要你記得，等待你報恩。以此來進行統御。”誕生于臺灣的“中國式管理”，在大陸人看來簡直就是當代“厚黑學”，遭到了大陸人的眾多批評，但是其在臺灣卻是大受歡迎，創始人被尊為“全球三大華人管理大師”等。其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式管理”不合于大陸的倫理思想。相反，大陸的眾多企業家，也在以毛澤東思想指導自己的管理實踐，從而產生了帶有毛澤東思想特色的大陸本土管理思想，也明顯地體現出毛主席、共產黨所倡導的倫理思想。　　

香港人在英國殖民統治下經過了160多年，由于香港曾完全地實行英國的體制，貫徹英國的倫理思想，也和大陸完全不同。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死板和不靈活，最后導致整個香港社會缺乏創造性。香港回歸僅10年，其原有的競爭優勢相對大陸來講就喪失眾多，核心就在于缺乏創造性。對照大陸的快速發展，可以看出毛澤東倫理思想對于大陸的發展影響極其深遠。　　

我們丟棄了毛澤東思想后，就失去了創造性，而只能做世界工廠，只能通過房地產這種毫無創造性的產業來振興經濟。這是非常悲哀的。我還有一個發現，由于丟棄了毛澤東思想，70后遲遲不能在歷史舞臺上成為主角（盡管個別咱露頭角）。70后均成長于文革后，兒童時代就開始接受私有化、分田到戶的思想，到就業階段就開始接受“打工”思想。沒有毛澤東思想教育，他們沒有了理想、信仰，沒有了精神動力，他們的人生夢想就是發財，次一些的是有一個體面的工作，一個不錯的房子，思想落于庸俗，因而創造性、獨立性大為降低。到目前為止，好像70后還沒有出現像張瑞敏、任正非這樣的大師級企業家（馬化騰、丁磊的運氣成分太大，幾乎是因互聯網一夜暴富，不算真正的大師即企業家）。如果把70后的受教育程度和事業成就，與50后、60后的受教育和事業成就對比，其結果應該是讓人吃驚的。這不得不讓人對中國的未來擔憂。一個60年代人曾說，中國30年改革開放的快速發展要歸功于毛主席。他形象地說，毛澤東時代是制造精神原子彈，而改革開放是釋放精神原子彈。就是說，通過毛澤東思想的教育，我們哺育了大量的具有愛國熱情、開拓精神、創造性的人民，積聚了巨大的能力，而改革三十年，是我們釋放精神力量的三十年。確實，70后、80后，甚至90后沒有了毛澤東思想，就難以成為潛力無窮的原子彈，成為建設國家的棟梁。　　

“彩云長在有新天”。毛澤東思想就是“彩云”，人民當家作主，充滿朝氣和活力的世界就是“新天”。中國要跳出朝代興衰的循環，走向長治久安、持續發展、不受欺負的道路，不能離開毛澤東思想。在《七律.洪都》里毛主席還寫到“年年后浪推前浪，江草江花處處鮮。”作為“后浪”的我們，要繼承和發揚毛澤東思想的前浪，吸收世界最新發展成果，持續創新，讓中國永遠不要回到“吃人與欺騙”的“舊天”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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