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產業被外資并購整合并非宿命

中國社會科學院  程恩富  張飛岸

　　近日，龍永圖先生在“2006中國企業創新高峰會”上提出“中國企業應該爭取被國際整合”的觀點。他認為，進入21世紀以來，全球產業轉移明顯加速，這次大轉移不是整個產業的轉移，而是產業的某些環節的轉移，這就形成了連接世界各國的跨國生產鏈和跨國的供應鏈，中國企業在這樣的戰略機遇期里，整合資源的能力比自身擁有的資源要重要的多。他強調，關于資源整合的效力，美國波音飛機值得一提，波音飛機的零部件是在全球70多個國家生產后于美國組裝，其在全世界的產業鏈條上串起了一支多國部隊。基于波音飛機的案例，龍先生分析說，我國企業要想成為多國部隊的首腦，要爭取先成為其成員。他認為，中國的企業要想擁有這樣的整合能力，首先要經歷被整合的階段。在這個階段大部分企業是被動整合的，然后通過擁有尖端專利技術、國際資本品牌以及相當大的市場份額，逐漸爭取成為國際產業鏈和供應鏈當中的龍頭。他還強調，我國目前還是發展中國家，在這個階段被動整合是有國情基礎的。

　　龍永圖先生的觀點一經提出，便遭到各方質疑。其實，他此次提出“中國企業應該爭取被國際整合”的觀點，是去年觀點的進一步延伸。在去年8月22日舉行的花都汽車論壇上，龍先生曾和汽車行業老領導何光遠副部長就汽車行業是否應該搞自主品牌、到底該如何搞自主品牌展開過一場論戰。龍永圖先生當時表示，中國不必刻意追求自主的汽車品牌，我們不能夠為自主品牌而搞什么自主品牌。經濟全球化的時代里面，汽車產業注定就是一個國際化的產業，因此，對自主發展要有全球化的視角，不管叫“翠花”還是“Lisa”，如果其中許多核心零部件和核心的技術都是在中國開發在中國使用的，那么它叫什么名字就已經不重要了，關鍵是在高起點的基礎上參與全球化的合作和競爭。

　　通過以上兩次講演可以看出，龍先生對于全球化和跨國公司的發展道路的認識有片面性。他經常談到美國波音公司的全球產業鏈，認為波音公司正是整合了全球的資源，在全球70多個國家生產其零部件，才擁有了客機制造業龍頭老大的位置，以此論證中國的企業不需要搞自主品牌，而只需用在跨國生產鏈中找準自己的位置，爭取被跨國公司整合，就可以在未來的國際市場上贏得自己的利益。

　　一、國際案例印證了什么觀點？

　　龍永圖先生是我們尊重的有影響的退職官員，但他關于波音公司的發展案例并不能印證其“中國企業只有先被整合，才能整合別人”的觀點，因為并沒有證明波音公司是先被別的公司整合，而后才發展到現在擁有自己獨立的知識產權和全球產業鏈的客機制造業的壟斷地位的。不僅波音公司不是，而且世界上幾乎所有擁有壟斷地位的跨國公司都不可能是被別的公司整合后，才取得現在整合別人的能力的。因為如果當初它們被別的公司整合成為跨國生產經營鏈上一個“打工仔”，那么，要繼續維持一個加工廠的地位還需費盡心血，哪有時間和能力去研發占領行業制高點的尖端技術。沒有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術和品牌效應，又憑什么去整合別人呢？

　　可以繼續印證我們觀點的案例隨手可得。例一：1962年誕生于美國阿肯色州一個小鎮的沃爾瑪公司，最初只是一個原始總投入僅有兩萬五千美元的小零售店。從一個小零售店發展到擁有近萬家連鎖店，年總銷售額2500多億美元的全球跨國巨型企業，沃爾瑪神速發展的奇跡，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深思。在沃爾瑪的發展中，我們看不到以被并購與合資手段來達到企業擴張目標的影子。在美國本土，沃爾瑪走“農村包圍城市”的發展道路，通過自主研發，成為第一個發射衛星定位物流配送系統的零售企業。如果僅靠零售，沃爾瑪并不能取得今天的驕人業績，它的成功，得益于它擁有一套以控制終端消費為戰略的物流供應鏈系統。這個系統使沃爾瑪能夠以最快的速度在世界各地配送商品，從中獲取巨大商業利潤。這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衛星定位物流配送系統是沃爾瑪在零售業競爭取勝的法寶。

　　例二：眾所周知，以計算機為核心的信息技術產品，其核心部件芯片的材料取自于用之不盡的礦沙（硅），小小的沙子附之于創新性的知識勞動，就賣出高于其成本幾十倍、幾百倍的價值。計算機軟件是一個完全的知識產權創新產品，微軟公司在短短的時間里發展到雄踞世界500強企業的霸主地位，我們同樣看不到通過被并購和整合而大發展的路徑和軌跡。

　　以上例證說明，世界上一流的企業，一定是擁有自主知識產權和無可復制的核心技術的企業，而期望通過被跨國公司并購而取得企業長遠發展的觀點，必定是經不起實踐檢驗的幻象。

　　二、從“招商引資”到“招商選資”

　　龍永圖先生提出的中國企業應爭取被外資整合的觀點并不是一種孤立的聲音，事實上他代表了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們在利用外資這一問題上的一個認識誤區。

　　改革開放初期，我國曾經歷過一段物品短缺、資金匱乏的時期，在發展經濟資金不足的條件下，吸引外商投資一直被看成是解決國內建設資金不足的重要途徑，有關部門和地方各級政府不惜通過實施眾多的優惠政策，包括低價或免費供地、減免稅收等方式來達到招商引資的目的。外資的大量進入填補了過去國內存在的巨大資金缺口，推動中國經濟增長，提供了就業機會，加快了發展市場經濟和國際化的進程，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產業升級和技術創新。

　　不過，近年來洋商投資已經不再滿足于合資與參股，而凸現獨資化、大型化和壟斷化等新動向，且越來越多地采用“斬首式”并購方式，其謀求企業和行業控制權的欲望逐步顯露。據國家統計局分析，2000年以來，跨國公司直接并購中國企業，尤其是行業龍頭企業的案例逐步增多。跨國公司在中國并購的目的，從過去單純通過參股分享中國經濟發展的成果，逐漸向實現公司全球戰略布局的意圖演變。因此，相當多的外資并購并非僅僅追求財務上的收益，更多的則是追求產業整合、技術獨占、品牌通吃、資源控制、壟斷地位、消滅現存和潛在競爭對手等。也正因為如此，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現在的外資并購在對象的選擇上往往傾向于具有技術壟斷（如機械行業）、區域市場壟斷（如水泥行業）、資源壟斷（如能源行業）、政策壟斷（如銀行業）等企業。

　　并購動機的變化形成了外資收購戰略的變化。當今，跨國公司對中國企業的收購戰略在不斷調整新手法，“聯合并購行動”、“整體蠶食行動”、“重點斬首行動”、“全面打壓行動”等，已經形成對國有企業及民族品牌企業惡意并購。去年以來，中央領導高度重視機械行業的外資并購問題。國家統計局原局長李德水也強調，要謹慎對待壟斷性跨國并購，如果聽任跨國公司的惡意并購自由發展，中國民族工業的自主品牌和創新能力將逐步消失，甚至作為建設創新型國家的主體——中國企業特別是一大批骨干企業也將不復存在。

　　如果聽任國家多年培育的骨干企業被跨國公司吞并，我國產業的核心和關鍵部分被外資控制，國家將失去對工業和整個產業發展及技術進步的主導權，我國經濟獨立和政治獨立的基礎將被逐漸弱化，中央大力倡導的統籌國內發展與對外開放、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振興裝備制造業等方針政策將失去前提。還有一個后果是，如果大多數“中國企業被國際整合”，將影響到我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國家“十一五”規劃的實施，國家經濟調控效果和經濟安全均會受到牽制。

　　時至今日，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引進外資的目的是為了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是為了加快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進程，不是要使中國大多數企業成為跨國公司的加工廠，更不是為了放棄我國民族企業自主研發、自力更生的發展能力。如果引進外資不僅沒有幫助我國企業實現 “師夷長技”、加速自主和自生發展的目標，反而使失去了市場、資源、品牌和技術等對于民族工業而言彌足珍貴的東西，那么，引進外資、外技和外牌的戰略和策略就發生了偏差。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深受新自由主義影響的流行觀點認為，“民族產業”的概念已經過時，不應再強調發展本國的民族產業，而應使 中國的企業納入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的國際生產經營流程中去，依靠外國大公司提供的技術，專門從事跨國公司產品生產過程中的某些勞動密集和資源密集的部分，從而使中國經濟逐步變為發達國家跨國公司經營流程的某一部分。

　　正是在這種認為民族工業已經過時的流行觀點的誤導下，有些地區和部門“招商引資”而不“招商選資”，大搞國內的無序競爭，利用跨國公司消滅本國民族企業競爭對手，甚至放任外資對我國戰略產業的惡意并購。這種只知道賺錢，不知道自主發展，只注重眼前利益，不知道長遠利益的短視行為，已逐漸顯示出過度依賴外資的依附性危害。

　　三、發展“四控型”企業

　　與改革前期相比，今天中國的經濟面臨的問題已不是資金相對匱乏，而是資金相對過剩。據報道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的國際收支狀況發生了根本性扭轉。從經常項目逆差、資本項目順差組合演變成經常性項目和資本項目雙順差態勢，從2002年開始，凈誤差與遺漏項也呈現貸方順差，三順差導致中國的外匯儲備大幅度增長。以上種種跡象都說明，目前中國的資金過剩，根本沒有必要不惜一切引進外資。

　　19世紀下半期的德國、20世紀下半期的日本和韓國等跨越式發展的經驗都表明，一個落后國家的民族工業要想獲得長遠發展，必須在國家的科學保護下獲得自主研發核心技術和發展民族產業的機會。而自主研發是需要花費時間和大量資金的。正是由于自主知識產權的研發過程和預期收益間存在一個不短的時間差，我國一些急功近利的專家才提出中國不需要搞自主研發，只需要在跨國公司的生產鏈上謀得一個打工的位置，中國應該發揮勞動力密集的比較優勢專心發展加工業。至于大飛機等高科技產品，我們只要多生產褲子，拿錢換就可以了。這是一種非科學發展的理論和政策。

　　綜上所述，民族工業的發展對于一個國家而言有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建立自己的民族工業不能主要靠引進外資和國際并購，不能在發展戰略上滿足于做跨國公司的加工廠，只參與國際分工的底層活動。我國必須大力倡導自主研發和自主發展的科學道路，應在結合比較優勢與競爭優勢的基礎上，大力發展控股、控技（尤其是核心技術）、“控牌（尤其是名牌）和控標（技術標準）”的“四控型”民族企業集團和民族跨國公司，突出培育和發揮知識產權優勢，早日真正打造出中國的世界工廠而非世界加工廠，從而盡快完成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和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的轉型。

（程恩富系著名經濟學家、中國社科院馬克思主義研究學部主任）
原載于《上海國資》200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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