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的高績效與制度優勢  

建國來，我國的經濟發展取得長足的進展。有必要對我國經濟發展的整體績效作一客觀評價，由此得出一些制度分析的結論。

一、新中國30年的經濟績效

國民黨留給新中國的是一個帶有顯著封建性、買辦性和官僚性及物質技術基礎極其薄弱的爛攤子。據資料記載，①1949年我國的社會總產值為557億元，工農業總產值466億元，而人均的國民收入只有66元，從總量上看國民經濟十分弱小。再從產業結構來看，第一產業約占58.5%，第二產業為25.9%，第三產業是26.4%。當時，我國是一個農業國。

在建國初期的國民經濟三年恢復時期，國家經濟工作的中心是恢復生產、增加供給、穩定市場、初步解決社會總需求和總供給之間的嚴重失衡。通過僅3年的努力，我國的國民經濟得到了恢復，社會總需求和總供給的矛盾得到了緩解，國民經濟的總量有了較大的增長，其主要標志是工農業生產的發展速度較高。在這期間，我國農業總產值的年增長率達到14.1%，遠遠高于歷史上的各個時期；而同期工業總產值的年增長率，更是超過了農業，竟高達34.8%。一些主要的工農業產品產量，也都達到了歷史的最高水平。從總體實力上說，我國已超過了亞洲的另一農業大國──印度。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經濟總量的增加，為我國進入工業化的進程的產業結構的升級換代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此外，在產業結構上也有了一定的改善，交通運輸業和商業得到了較快的發展。如按可比價格計算，1950年我國的社會商品零售總額僅為170.6億元，而到了1952年，就發展到276.3億元，增長幅度達62.3%。

我國的經濟體制，從國民經濟恢復任務完成以后到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實行的是保留一定商品貨幣關系的計劃經濟體制，并進入全面的工業化建設階段。1957年，我國高效益地完成了“一五”計劃，使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優越性獲得了顯著的展示。但隨后出現的急于求成的“大躍進”，重工業異軍突起，導致了輕重工業結構的急劇變化和嚴重失調，使輕工業產品市場供給嚴重短缺，最終給人們的日常生活帶來了不便。在政策部份失誤、自然災害嚴重和蘇聯停止援助三重因素制約下，國民經濟進入三年調整時期。經過正常發展幾年后，又開始受到10年“文化大革命”的某些不良影響。接著的兩年，經濟發展較快。總之，在1952～1978年間，我國經濟發展的速度是相當快的，國內生產總值從679億元上升到3 624.1億元。年均增長6.1%；產業結構也有了顯著的改善，三次產業的比重從50.5、20.9和28.6調整為28.1、48.2和23.7；盡管人口增加太快，但生活質量綜合指數年均仍增長2.5%。同時，我國已從建國初一個相當落后的農業國，發展成為一個具有較強綜合國力和初級工業化的國家，形成了獨立的工業體系、技術體系和國民經濟自我發展體系。

二、改革開放20年的經濟績效

改革開放調動了各方面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更大地解放和發展了社會生產力。20年來，我國國民經濟總量迅速增強，產業結構不斷高級化，綜合國力明顯增強，人民生活顯著改善，各項社會事業蓬勃發展。

1979～1998年， 國內生產總值由3 624億元猛增到79 552.8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平均每年增長9.7%，于1995年提前5年實現了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兩番的計劃目標。1998年，我國經濟總量已位居世界第七位，同期，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由379元提高到6 404元，剔除價格因素，平均每年實際增長8.4%。長期以來的商品短缺問題得到解決。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輕重工業生產增長經歷了“輕重工業優先發展、輕重工業同步發展、加強基礎工業建設、重工業加快發展”的不斷變化過程。改革初期至80年代中期，擺脫了過去那種重工業自我循環、消費品工業受到抑制的局面，以盡快滿足城鄉居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的需要。80年代末期發生的全國性的搶購風潮和90年代初呈現的市場疲軟現象，一方面說明人們消費心理的不穩定，另一方面也標志著我國居民消費的數量擴張階段已經結束，注重質量、注重服務、注重享受等新的消費觀念和消費需求逐漸增強。與此同時，國民經濟的快速發展受到能源、原材料等基礎產業的“瓶頸制約”。90年代以來，隨著國家對基礎產業、基礎設施投入力度的加大、加強，重工業開始了較快的發展。簡言之，在產業結構方面，通過優先發展輕工業，擴大高檔耐用消費品進口，加強基礎產業、基礎設施建設，大力發展第三產業等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使我國產業結構逐漸趨于協調，并向優化和升級的方向發展。1979～1998年，我國各種產業都有了較快的發展，其中，第一產業增加值年均增長5%，第二、第三產業增加值分別增長11.7%和10.5%；三次產業增長速度的不同導致了產業結構的明顯變化，三次產業增加值在宏觀經濟的總量中的比例關系，由1979年的31.2、47.4、21.4變為1998年的18.0、49.2、32.8。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國內市場商品供應緊張的矛盾明顯緩解。目前，在統計的商品中，已不存在供不應求的商品。消費者面對琳瑯滿目的商品，有了較多的挑選余地。國內市場保持繁榮穩定。1998年，社會消費品零售額29 152.5億元，按當年價格計算，比1978年增長18.7倍，年均遞增17.0%。

改革開放的20年，是人民得到實惠最多、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20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由1978年的133.6元提高到1998年的2 162元，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由343.5元增加到5 425元，扣除價格上漲因素，年均增長7.9%和6%左右。此外，城鄉居民擁有的金融資產總額超過7萬億元。隨著收入和消費水平大幅度提高，消費結構發生了變化，居民的恩格爾系數不斷下降；住宅條件和生存環境進一步改善；醫療保健條件大改善，人民的體質明顯提高；多層次的社會保障體系正在建立健全；精神生活更加豐富，文化素質有所提高。1997年，我國居民整體生活水平已接近小康生活目標。其中，城市居民整體生活水平小康綜合評價得分已達90分；農村居民整體生活水平小康綜合評價得分達81.5分。

三、基本結論

建國50年來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整體績效名列世界前茅。這表現在：其一，國內生產總值由1952年的679億元增加到1998年79 553億元，扣除價格因素，年均增長7.7%，大大高于同期世界年均增長約3%的水平。國民經濟的總量從解放前居世界第40多位上升到1997年的第7位。其二，綜合國力得分由1952年的42.766  2迅速上升至1978年的112.869 6和1996年的283.5，年均增長率分別為3.81%和5.25%。綜合國力從建國前世界排名的第13位提高到1962年的第10位，70年代中期的第7位和現在的第5位。

新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巨大成就表明了如下事實和理論：

首先，在近代史上，洪秀全、孫中山等杰出領袖試圖通過各種私有制方案的社會變革來達到國富民強的目的，但均未成功，這促使中華民族順應世界潮流的本質趨勢，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此種制度選擇不能說為時過早。因為，包括國民黨統治在內的中國近代社會經濟發展極其緩慢，留下的是一窮二白的面貌，與世界主要國家的經濟差距是在拉大的，而新中國成立后這些差距逐年縮小。它充份說明馬克思主義關于落后國家可以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這一原理的正確性。

其次，盡管有霸權主義國家的封鎖和遏制、中蘇關系破裂和蘇聯東歐劇變、對外援助較多、國防開支較大、“左”右傾思想干擾、體制弊端較多、人口增長太快等一系列國內外不利因素，但得益于公有制內生機制的優勢、共產黨的執政和馬克思主義的指導，改革前30年也取得了不可否定的史無前例的變化和績效，而改革后20年的績效更高。假如這些不利因素大幅度減弱，中國的發展實績完全可以遠遠超出一切資本主義國家。

第三，只要堅持公有制在經營性資產的質和量兩方面都占優勢，實行市場經濟并不會倒退到資本主義社會。鄧小平“三個有利于”的精神實質不是混淆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是在堅持社會主義“四項基本原則”和公有制占主體的條件下，利用多種產權制度和政策手段，加速推動生產力發展和加強公有制經濟，以便在逐漸消除剝削和兩極分化的基礎上逐步實現共同富裕。新中國制度變革后的社會主義，比發達資本主義能更快地處理好公平與效率這一對矛盾。

第四，新中國的崛起和強大，引起具有“冷戰”和“新經濟殖民主義”思維的人的驚慌，某些本性自私的西方國家及其代言人，害怕我國走社會主義市場道路經濟成功后變得更為富強，因而通過經濟遏制、文化滲透和政治干涉，誘迫中華民族走蘇東私有化的分裂主義衰敗之路。然而，中國領導人和思想精英經歷過或研究過多種健全與不健全的私有制制度，其旨在趕超一切私有制國家而實行“市場社會主義”的理念，是建立在新中國縱向比較和中外經濟橫向比較的經驗基礎之上的，代表著當代人類的先進思想。只要科學地操作好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這種東方公有主體型“經濟美”的社會必將成為世界的楷模。

注釋：

①中國的數據部份引自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1984）》和《中國統計年鑒（1999年）》，國外數據部份引自《國外經濟統計資料（1949～1976）》。

（作者系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院長、博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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