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一文“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態度”這一章，恩格斯談到現代“有限政府”和“小政府”的概念的起源及其實質：“自由競爭不能忍受任何限制，不能忍受任何國家監督，整個國家對自由競爭是一種累贅，對它來說，最好是沒有任何國家制度存在，使每個人都可以隨心所欲地剝削他人……但是，資產階級為了使自己必不可少的無產者就范，就不能不要國家，所以他們利用國家來對付無產者，同時盡量使國家離自己遠些。”而在法律方面，“無論資產者做什么，警察對他總是客客氣氣，并且嚴格地依法辦事”。相反，“對無產者來說，法律的保護作用是不存在的，警察可以隨便闖進他家里，隨便逮捕他，隨便毆打他。”警察如此對待窮人也不能完全算是不依法辦事，只不過，警察和“官吏們對付窮人時不是按照法律的條文而是按照法律的精神。”
在這里，恩格斯還揭露了馬爾薩斯的人口論是要求被資本主義制度生產出來的“過剩人口”餓死，并在事實上成為資產階級殘酷對待無產階級的工具。對于這樣的人口論，我們是不能把它僅僅當作一個通常的學說甚至是錯誤的學說來對待的，至少應當與侵華日軍的“大東亞共榮圈論”相提并論。
在這篇文獻的最后，恩格斯指出，“在原則上，共產主義是超乎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敵對的……沒有一個共產主義者想到要向個別的人復仇，或者認為某個資產者在現存的條件下能夠有不同于現在的行動。”盡管恩格斯已經意識到，“太晚了！”但在這里還是表露出了他對“和平解決”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對立抱有幻想。只不過，無產階級取得反抗資產階級的勝利之后，則應當減少針對個人的粗暴行為和野蠻行為，保持階級警惕，而不必以階級斗爭為綱，反而要以消除造成這種對立的經濟基礎和政治體系為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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