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誰主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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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7章

　　“帝國主義者和國內反動派決不甘心于他們的失敗，他們還要做最后的

　　掙扎。在全國平定以后，他們也還會以各種方式從事破壞和搗亂，他們

　　將每日每時企圖在中國復辟。這是必然的，毫無疑義的，我們務必不要

　　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話說1949年9月21日，毛澤東的家從香山雙清別墅搬進了北平城內中南海豐澤園的菊香書屋。

　　最初入住菊香書屋的第一位中共領導人是林伯渠，他住的是主建筑北屋。毛澤東和周恩來進入北平后，也在菊香書屋內臨時休息和接待客人。毛澤東住在東廂房，周恩來住在南屋。他們的辦公地點則在頤年堂。毛澤東是下午進城，晚上在含和堂吃飯，晚8點左右返回雙清別墅的家里。

　　正是由于這個原因，關于毛澤東一家從雙清別墅搬入菊香書屋的時間，一些有關人員在他們的回憶資料中留下了諸多不同的說法：有說在5月間，有說在6月間，李敏說是在7月，吳冷西說是在9月中，衛士周福明說在8月23日，還有不少材料說是在9月21日。本傳前面曾經說到9月初毛澤東還在雙清別墅接待了司徒美堂老先生，鑒于此事，筆者只能權且從眾說，將毛澤東一家搬入菊香書屋的時間，定在9月21日。

　　早在毛澤東搬家前，有關方面經過幾個月夜以繼日的整修，中南海里里外外已經煥然一新了。于是，北平市市長葉劍英便打了一個報告，請黨中央機關和領導人遷入中南海。可他等了幾天，也沒見到回信，就直接到雙清別墅找毛澤東當面催請。

　　“我不搬。”毛澤東堅持他的意見。他見葉劍英走了，就對周恩來說：“我不做皇帝。這個葉劍英真固執。”

　　周恩來明白，毛澤東忌諱皇帝住過的地方。此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在民國初年，袁世凱、黎元洪、曹錕的總統府，張作霖的大元帥府，北洋軍閥的國務院、攝政內閣，都設在中南海。在國民黨統治時期，何應欽的“北平軍分會”，李宗仁的“北平行轅”，也是設在中南海里。所以，毛澤東一直反對搬入中南海里去。周恩來見他這樣責怪葉劍英，便含笑說道：

　　“你還是應該聽父母官的。”

　　“我偏不聽，這是原則問題。”

　　“劍英堅持你進中南海也有原因，這個地方連個圍墻也沒有……”

　　“不談不談。”

　　毛澤東打斷了周恩來的話。周恩來無奈，便說：

　　“好，不談就不談。”

　　他見自己無法說服毛澤東，只好去搬援兵。

　　這一時期的情況是：劉少奇一進北平，就到天津去參觀訪問，拜親訪友，接著又去蘇聯多時，才剛剛回到北平。朱德一直忙于參觀、游覽、訪問、談話。任弼時因病魔纏身，完全脫離工作休養，不多出門活動。毛澤東每天除了要接見各民主黨派代表人物和各方面的人士外，還要指導籌備政治協商會議和處理前方戰事問題，經常往來于香山與城內之間，工作很不方便。周恩來希望他搬進中南海，是為了工作方便，減少從香山到城里路上的往來時間，更主要的還是考慮毛澤東的安全，中南海四周的紅泥高墻是天然的屏障。為了說服毛澤東，周恩來只好去請朱德幫忙，一起同毛澤東談搬遷的問題。他對坐在一邊的朱德說：

　　“老總啊，主席住進去，我們才好高枕無憂呵!”

　　朱德說：

　　“是啊!否則，我們現在就造辦公大樓也來不及呀。”

　　毛澤東當然也不愿意大興土木再為黨中央新建辦公樓房，聽朱德如此說，就只好說：

　　“這樣看來，我還得少數服從多數啊!”

　　周恩來比較了中南海的各處房屋，覺得豐澤園里的菊香書屋綜合條件比較好一些，就和林伯渠一起騰出來，讓毛澤東一家居住。

　　中南海始建于金代，歷經元、明、清諸朝，作為封建帝王的行宮和御苑，已有800余年的歷史。這一龐大的建筑群坐落在北京故宮的西側，在文津街北海大橋以南，有中海、南海之分，合稱中南海。明清時期，中南海與北海統稱“三海”，又名太液池，總面積約1500畝，其中水面約700畝。

　　在中南海的紅墻內，南海北岸的西側，從西數第一個建筑群叫豐澤園。豐澤園背靠中海，南瀕南海，東與勤政殿相連，西為靜谷，景色秀麗而幽靜。這里是“西苑”的一部分，是清朝皇帝每年春季舉行親耕儀式之前，來此演習農耕的地方。

　　豐澤園的正門是一座楠木大門，大門上方橫掛著一塊棕黑漆底的大匾，上面刻著“豐澤園”3個金色的歐體漢字。橫匾上方正中有一塊乾隆皇帝的大方印印跡。在豐澤園大院內，又分為一些小的建筑群，如頤年堂、菊香書屋、春藕齋等，每個獨立建筑或建筑群都掛有匾額。

　　在豐澤園大院內，除了毛澤東一家外，還住有劉少奇、朱德、林伯渠、彭德懷、楊尚昆、陸定一、胡喬木等各家，并住有許多工作人員和戰士。而在豐澤園大院之外，在中南海北面的西花廳住著周恩來、鄧穎超一家;中南海中部住著李維漢一家。

　　毛澤東一家就住在豐澤園里的菊香書屋內。

　　掛著“菊香書屋”匾額的地方只是一個過廳，是菊香書屋的前門，站在這里可以看到魚兒游動的清澈的湖水，穿過這個過廳才是菊香書屋的院落。這是一座明代建筑的、坐北朝南標準古樸的、長方形四合院。進入院內，呈現在眼前的是幾株百年松柏，金黃色的琉璃瓦房頂，掩映在綠蔭叢中;地面上有南北、東西兩條小徑，交叉成十字，把院里的草坪自然地變成了田字形。整個院落的布局很嚴謹，有北屋、南屋和東西廂房。

　　北屋5間，成一明兩暗的形式，房屋高大，跨度也大，顯得非常寬敞。正中掛有“紫云軒”匾額的一間，是個過廳。東側兩間相通，是毛澤東的起居室。西側兩間有山墻相隔，靠過廳的一間，是江青的寢室。不過，江青更多的時間是住在南屋。另一間與西廂房北側兩間相通，是毛澤東的藏書室。穿過北屋的過廳出北門，又是一個小小的院落，可稱為后院，與中海岸邊上的馬路僅有一墻之隔了。

　　東廂房5間，中間是過廳，毛澤東和全家人在這里吃飯。毛澤東的衣服和來賓的衣服也都掛在這里。北側兩間相通，且與過廳相通，是毛澤東的辦公室。南邊兩間不通過廳，也不在菊香書屋院內開門，而是把門開在東廂房背后的夾道內，是一個儲藏室。

　　西廂房5間，正中一間是掛“菊香書屋”的穿堂過道，是從院里外出的通道。北側兩間相通，且與北房的藏書室相通，是毛澤東的書房。南側兩間是江青的會客室，后來改做活動場所，乒乓球室。

　　南屋與北屋的結構相同，也是5間。正中是穿堂，南可去南院，北可回菊香書屋院內。南屋東側兩間是江青常住的起居室，靠穿堂一間是臥室，另一間是洗漱室;西側兩間，毛澤東的兩個女兒曾分別住過。

　　南院的東房可以說是一個集體宿舍，后來住著江青的姐姐李云霞，她是照顧李訥的，她的兒子王博文住在里屋。李敏、李訥和劉思齊也曾住在這里。毛岸青、毛遠新也曾住在南院。

　　葉子龍和毛澤東的機要秘書住在一個叫含和堂的院子里，和毛澤東住的菊香書屋相連。

　　毛澤東的書房，簡樸而雅致。木雕屏風和絲綢帷簾顯示出一種淡雅的情調。像街燈一樣的大吊燈，掛在距沙發10英尺高的地方。房間里放著一套沙發、書架和寫字臺。罩著臺布的書桌上，放著一只茶杯和一只放大鏡;書籍橫著堆放在一起。大木板床的一邊，一條長凳上是很厚的一摞書，另一邊是痰盂。窗戶外是一小塊菜地，毛澤東在思考問題或休息時，常去照料他種的蔬菜。

　　在剛整理菊香書屋的時候，書房里的一個大沙發須要搬到另一個房間里去。于是，李銀橋便指揮著幾個衛士搬沙發。由于沙發太大，門比較小，李銀橋他們幾個人試來試去，就是沒有辦法搬出這道門，只好又將沙發搬回了原處。毛澤東走了進來，他問：

　　“怎么沒有搬出去?”

　　一名衛士說：

　　“門太小，出不去。主席，干脆就留在屋里吧?”

　　毛澤東看了看衛士，在沙發邊來回踱步，時而望望沙發，時而瞥一眼門，終于停住腳步，慢條斯理地問道：

　　“有件事我始終想不通。你們說說，是蓋起這間房子后搬來沙發呢，還是先擺好沙發，再蓋起這所房子？”

　　衛士們聽毛澤東如此一說，都不好意思地低下了頭。毛澤東微微一笑，不再說什么，出去繼續散他的步。

　　“還愣什么?搬吧。”

　　李銀橋招呼一聲，大家又干了起來。衛士們這一次開動了腦筋，不時變換方式，最后把沙發立起來，先出沙發背，在某一角度及時轉彎，終于將沙發搬出了門。

　　毛澤東在院子里散步時，不時笑著望望衛士們。他一見把沙發搬出了門，便走過去問道：

　　“怎么樣啊，有什么感想?”

　　一名衛士說：

　　“沒錯，是先蓋起房子后搬來沙發。”

　　毛澤東笑著說：

　　“我也受到一個啟發，有一點感想。世界上干什么事都怕認真二字，共產黨就最講究認真。”

　　一切都整理布置好了，唯有廁所的問題還沒有解決。現有的廁所在后園，毛澤東去廁所，要走上很長一段路。來開會的人和來訪的客人，上廁所也不方便。衛士們和修繕隊的師傅一起研究后，在毛澤東辦公室后窗的地方，按衛生間的標準蓋了一間平房，又把辦公室的墻開了一個口，裝上門，與衛生間相通，這就方便多了。毛澤東高興地問：

　　“你們誰想出的這個辦法?”

　　閻長林說：

　　“這是我們和修繕隊一塊研究的。”

　　毛澤東說：

　　“這樣就方便了，你們費心了，謝謝大家。”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菊香書屋的房子以前是靠燒地爐子取暖的，因為年久失修，火道都不通了。為了平日里用熱水和到冬季取暖，修繕隊便在各房間里安裝了暖氣片，又在靠近毛澤東辦公室附近的一塊空地上，修建一個小鍋爐房。這一天，閻長林正在行政科領東西，一個衛士慌慌忙忙地來找他，把他拉到屋外，緊張地說：

　　“主席發脾氣了，哨兵被罰站，正在院子里站著呢。”

　　閻長林一聽就說：

　　“我回去看看。”

　　“現在你先不要回去，如果你回去了，你也要被罰站的。”

　　“我不能不回去，罰站也得回去。”

　　閻長林回到菊香書屋，見值班哨兵果然直挺挺地在院子里立正站著。他一問才知道，毛澤東工作了一個通宵，剛剛回到臥室里去休息。哨兵立即讓修鍋爐的工人們停工，可一個工人說：“馬上就完了，馬上就完了。”說罷，還繼續干他們的活。過了一會兒，不知是誰不小心將一個水管砸在了洗澡盆上，“當啷”一聲，把毛澤東驚醒了。毛澤東穿著睡衣走到院子里，怒氣沖沖地對哨兵說：

　　“你知道我睡覺了，你們還用這么大的聲音把我驚醒，你給我立正站著!”

　　哨兵見毛澤東發脾氣了，一句話也沒有說，只好立正站著。毛澤東見他這樣，又說：

　　“好吧，你就在這里站著，等我起床以后你才能走。”

　　他回到屋里，往外看了看，見哨兵還在院子里站著，就改口說：

　　“你不要站著了，回去吧。你要寫檢討，為什么知道我睡覺了，還弄這么大的聲音?”

　　閻長林趕緊走到哨兵跟前，說：

　　“走吧，再站著主席又該生氣了。”

　　他帶走哨兵后，向警衛處處長汪東興和副處長王敬先做了匯報，又召集警衛班開了會，進行批評和自我批評。等毛澤東起床了，他又向毛澤東作了匯報，毛澤東笑了笑說：

　　“讓我休息好了，我也就沒有意見了。你向大家解釋一下，工作中有缺點，改了就好，不要記在心里，不要影響工作。”

　　后來，小鍋爐建好了，毛澤東洗澡很方便，他對衛士們說：

　　“以前我每次擦澡，都是你們用臉盆端水，擦完澡，還得請你們幫我把水一盆一盆端出去倒掉，真是麻煩你們了。現在可好了，已經是自動化了。”

　　毛澤東從臥室到辦公室，必須經過院子中心。閻長林提議說：

　　“晴天倒挺好，走幾步路還可以活動活動，一到刮風下雨，行走就很不方便了。將來到了冬季，冰凍路滑也得從這里經過，如果搞一個走廊是最好不過了，既方便又安全。”

　　毛澤東不同意，他說：

　　“沒有必要。花好多錢搞個走廊，就與艱苦奮斗的作風不相符了。”

　　豐澤園的大門和外面門柱上的油漆都脫落了不少，有的柱角連里面的麻皮都漏出來了，工人們搭好腳手架，正準備重新油漆。毛澤東看見了，他說：

　　“告訴行政部門，這里不需要刷油漆，過幾年再修理吧。我住的地方不要和公共場所一樣花那么多錢，搞那么漂亮。”

　　就這樣，菊香書屋基本上成了毛澤東后半生的寓所。菊香書屋盡管布局嚴謹，卻也有兩大不便：一是由于院內松柏的陰影，加上古建筑的飛檐，使得毛澤東的寢室和辦公室內的光線很暗，一到秋末、冬季、春季，即使在白天，也須借助燈光照明;二是毛澤東外出開會乘車或接待特殊客人，都必須步行到豐澤園門外，或走出紫云軒東側夾道北頭的便門。盡管如此，毛澤東卻一直喜歡這所典型的居民大院式房屋，不愿有任何改動。

　　9月21日19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隆重開幕。

　　懷仁堂曾是慈禧太后的寢宮，被稱作儀鑾殿。八國聯軍攻入北京后，這里成了聯軍統帥瓦德西的統帥部。宣統皇帝退位后，袁世凱也在這里辦公，在這里做過皇帝夢。他死后，靈堂也設在這里。人民解放軍入城后，延安俱樂部主任鐘靈受命和美術家張仃一起，將懷仁堂重新設計裝飾一新。

　　懷仁堂主席臺正中的墻上，懸掛著兩位偉人的畫像，一位是孫中山，一位是毛澤東。兩邊掛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會徽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軍旗。

　　出席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的代表有：中國共產黨、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人民解放軍、各地區、各民族和國外華僑以及特邀人士共662人。其中有毛澤東的老校長符定一和老師黎錦熙。每個代表胸前都戴著紅緞子條條，上面印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代表”12個金色小字。

　　人民政協代表的廣泛性，充分體現了全國人民的意志和要求，具有代表全國人民的性質，具有代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職權。

　　會議開幕前，毛澤東在懷仁堂接見了全體代表。他與茅以升等科學家親切握手時說：

　　“你們都是科學界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很重要，我們要建國，沒有知識分子是不行的。”

　　這是茅以升第一次見到毛澤東。當晚，他就將毛澤東這句話寫進了日記里。

　　晚7時整，大會主席團秘書長林伯渠宣布出席會議的單位、代表人數和大會日程。

　　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政協籌委會主任、大會主席毛澤東，胸前別著一枚剛剛趕制出來的代表徽章，面帶微笑，從主席臺正中的座位上站起來，莊嚴宣布：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開幕!”

　　全體代表起立，樂隊奏響《人民解放軍進行曲》，54響禮炮在場外轟鳴，代表們熱烈鼓掌長達5分鐘之久。

　　毛澤東滿懷強烈的民族自豪感，用帶有濃重湖南口音的普通話，以沉穩、緩慢的語調致詞，他說：

　　“諸位代表先生們，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中國人從來就是一個偉大的勇敢的勤勞的民族，只是在近代是落伍了。這種落伍，完全是被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反動政府所壓迫和剝削的結果。100多年以來，我們的先人以不屈不撓的斗爭反對內外壓迫者，從來沒有停止過，其中包括偉大的中國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辛亥革命在內。我們的先人指示我們，叫我們完成他們的遺志。我們現在是這樣做了。我們團結起來，以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內外壓迫者，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我們的民族將從此列入愛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勞的姿態工作著，創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時也促進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我們的革命已經獲得全世界廣大人民的同情和歡呼，我們的朋友遍于全世界。

　　我們的革命工作還沒有完結，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運動還在向前發展，我們還要繼續努力。帝國主義者和國內反動派決不甘心于他們的失敗，他們還要做最后的掙扎。在全國平定以后，他們也還會以各種方式從事破壞和搗亂，他們將每日每時企圖在中國復辟。這是必然的，毫無疑義的，我們務必不要松懈自己的警惕性。”

　　“隨著經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要出現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于世界。

　　我們的國防將獲得鞏固，不允許任何帝國主義者再來侵略我們的國土。在英勇地經過了考驗的人民解放軍的基礎上，我們的人民武裝力量必須保存和發展起來。我們將不但有一個強大的陸軍，而且有一個強大的空軍和一個強大的海軍。

　　讓那些內外反動派在我們面前發抖罷，讓他們去說我們這也不行那也不行罷，中國人民的不屈不撓的努力必將穩步地達到自己的目的。

　　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慶賀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的勝利!

　　慶賀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

　　慶賀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的成功!”

　　毛澤東簡短的講話，多次被熱烈的掌聲打斷，掌聲雷動，經久不息。

　　接下來，劉少奇和特邀代表宋慶齡、民革代表何香凝、民盟代表張瀾、解放軍代表高崗及陳毅、民建代表黃炎培、中華總工會代表李立三、新疆代表賽福鼎、特邀代表張治中及程潛、華僑代表司徒美堂，分別發表了演講。

　　司徒美堂在演講中說：

　　“現在我們大家來共同協商建立人民共和國的大計，這真是我國有史以來的第一件大喜事。我代表美洲華僑回國出席這個會議，飛越半個地球來到北平，用最熱烈的心情，向大會祝賀。”

　　陳明仁也在會議上發了言，他說：

　　“我起義了，這既是對白崇禧實行兵諫，也是我對蔣介石的大義滅親……我記得我在黃埔的時候，蔣介石經常對我們說：‘我是革命的，實行三民主義的，我什么時候不革命，你們應該打倒我。’我現在發現蔣介石不僅是不革命，簡直是反革命，簡直是人民公敵，我當然要打倒他。并且不但我要打倒他，就是凡是黃埔同學乃至全國人民都要起來打倒他的。他是我們校長，現在我便給他一個大義滅親，我想蔣介石用不著怨恨我，應該去怨恨他自己。”

　　陳明仁的話博得了一陣熱烈的掌聲。

　　會議休息時，毛澤東接見了陳明仁，親切地對他說：

　　“你順利地過了戰爭關，過來了就是好的。你今后打算干什么?是從政?還是從軍?從政，就打算給你撥一筆特別費，由你全權開支。”

　　“報告主席，我是一個軍人，還是想在軍事上為國家盡點力量。”陳明仁沉思片刻，繼續說：“不過，我那個部隊還叫國民黨軍起義部隊，據官兵反映，老百姓見了這個符號，就當是國民黨的兵，大家感到不光彩，還是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吧!”

　　“那好，你還是去帶兵吧。我們擬把你的1兵團正式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21兵團，仍由你當司令員。當然，今后困難還會很多，要有思想準備。”毛澤東遞給陳明仁一支香煙，自己也點燃了一支，又問道：“你有什么條件嗎?只管說罷!”

　　“報告主席，我現在真正地服了共產黨，我一點條件也沒有。”

　　“哎呀，人家有條件的，我倒好辦，你這個沒有條件的，我倒不好辦呀!這樣吧，從今以后，解放軍有飯吃，你也有飯吃，共產黨的軍隊有衣穿，你也有衣穿。一視同仁，絕不會有半點虧待你的地方。”

　　陳明仁回去后，越想越不對勁：“毛主席讓我提條件，我怎么說一個條件也沒有呢?”于是，他就又去找毛澤東，提出了很多條件，他要求打仗，要求讓他參加作戰立功。毛澤東笑著對陳明仁說：

　　“子良將軍，你的志愿是好的，但目前部隊未整訓，馬上去前線，逃兵必多。作了初步整訓之后，如有作戰機會，上前線打幾仗是好的。”

　　9月21日晚，毛澤東給張治中寫了一封信，他寫道：

　　文白先生：

　　迪化方面復先生兩電，今附上。前次先生致陶峙岳電，我在電尾加了幾句話，要陶與中共聯絡員鄧力群妥為接洽。鄧力群(鄧飛黃之弟)已由伊寧于15日至迪化與陶、鮑見了面，談得還好。關于周、黃兩軍，自向甘涼肅退后，現在何地不明。已電彭德懷同志注意與該兩軍聯絡，不采殲滅方針而取改編方針，未知能如所期否?要緊的，除由迪化派代表去蘭州談判外，周、黃自己應迅速主動派代表去前線認真談判，表示誠意。因我軍已由蘭州青海分兩路向張掖疾進;而周、黃自天水西撤后，沿途派人談判均未表示誠意，一面談，一面跑(大概是懼殲，圖至河西集中保全)，使我前線將領有些不耐煩。(兄給周嘉彬信已送達周部，但未知周本人看到否?)現在先生如有電給周，可由鄧力群交陶峙岳轉去。

　　敬問日安!

　　毛澤東

　　9月22日，張治中遵照毛澤東信中的囑托，致電陶峙岳、包爾漢說：

　　“9月17日兩電均悉。兄等態度正確，措置適當，至為欣慰。毛主席閱電亦表嘉許。至于我何時去迪化，當秉承毛主席的意旨，決定行期后再行電告。”

　　9月22日下午3時許，值班衛士王振海通知剛剛來到毛澤東身邊工作的王鶴濱說：

　　“毛主席叫你到他那里去。”

　　王鶴濱隨著王振海來到菊香書屋，踏上北屋的臺階，見雙開門的門框上方有一塊木匾，上面鐫刻著3個大字：“紫云軒”。進了大門，王振海把王鶴濱帶到東側的門里，便退了出去。

　　這里是毛澤東的起居室，毛澤東穿著一件用毛巾布做的舊睡衣，向右側臥在床上，手持著線裝書，正在閱讀。室內的光線不足，屋頂上的燈和床頭桌上的燈都亮著。毛澤東見王鶴濱進來，立即將書放在床東側的書堆上，移動了一下軀體，面對著王鶴濱斜靠在床頭上，以手示意王鶴濱坐在床邊西側的一把靠背椅子上。他伸手從床頭桌上拿起了煙嘴，插上一支香煙，點燃后，用手晃滅了火柴棒，放入茶色玻璃煙灰缸內，很有滋味地吸了一口煙，微笑著說：

　　“王醫生，目前我這里的事情不多，有時間你還要多照顧一下其他幾位書記。”

　　說完又把煙嘴插入嘴里吸著。王鶴濱以前雖然已經和毛澤東見了3次面，但他和毛澤東單獨相處，這還是平生第一次，難免有些拘謹。毛澤東見他全神貫注地聽著，沒有什么反應，一副又拘束又認真的樣子，就忍不住想笑，于是便提高了聲調，粗獷而又嬉戲地說：

　　“王醫生，你在我這里工作不要拘束，有話就說，有屁就放啊!”

　　這句話一出口，連他自己也失聲咯咯咯地笑了，笑得連雙肩和頸部也抖了起來。王鶴濱這位出身于農村的孩子，什么粗話、臟話、罵人的話沒有聽過，沒有說過?可如今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俗語，竟然從毛澤東的口中說出，他聽了不由得先是一愣，繼而明白了毛澤東是故意用這些直率的鄉野式的語言和自己交談，用以活躍氣氛，于是也忍不住笑了起來。這就是毛澤東特有的“速成”親切法。

　　這一天，奉調廣州任副市長的原長春市委書記朱光，借南下途徑北平之際，來看望老首長朱德。他正與朱德在庭中散步，住在不遠處的毛澤東信步走來。毛澤東一見朱光，不覺一怔，未等朱德開口，就似笑非笑地指著朱光問道：

　　“你，你是哪一個?”

　　朱光馬上進入戲劇角色，拉長聲調說：

　　“我——朱光是也!”

　　“好你個朱光，你還認得我嗎?”

　　“哪個不識你——中外皆知的偉大人物!”

　　“那么，你為何看總司令而不看我?”

　　“因為我和總司令同宗、同姓，同一宗派山頭。”

　　朱光這話雖是戲言，卻也有因：早在抗日戰爭時期，他曾在太行抗日前線擔任過朱德的秘書兼第18集團軍總部秘書長，與朱德有過一段密切的交往。只聽毛澤東說道：

　　“你既然把我劃為外人，難道你不怕我見外，把你忘記嗎?”

　　朱光答道：

　　“你忘不了我朱光!”

　　“為何忘不了?”

　　“因為我還沒有給你演出《奧賽羅》呢。”

　　毛澤東哈哈大笑，說道：

　　“是的，我還要領教你的表演提高我的書法嘛!”

　　朱光應邀來到毛澤東的書房，興致勃勃地瀏覽著書架上那琳瑯滿目的藏書。毛澤東看他的神情，便開玩笑說：

　　“你這個朱光，還想奪走哪幾本書呢?”

　　朱光連忙賠笑說：

　　“豈敢，豈敢。我不要你的書，只要你的墨寶。”

　　二人又談起12年前那“奪書事件”，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毛澤東一時高興，揮毫書寫了一幅草書《七律·長征》，并書：“附贈征人”，送給朱光。朱光也乘興抒情，書寫了一首詩：

　　四載風云塞北行，肩鉅跋涉愧才成。如今身是南歸客，回首山川覺有情。

　　落款處署的是：“朱光于1949年建國前夕古都中南海書法家之府”。

　　毛澤東看罷，提筆將他那落款中的“法”改為“癖”，將“府”改為“家”。朱光見了不以為然，他說：

　　“主席，何必如此，過不了幾日，你就是一國之主了。我尚且故隱其諱，否則，我不該寫‘主席府’了嗎?”

　　“你這個朱光上皇，你要給我加封加冕而稱為王霸嗎?朱光，我們出身草莽，不可忘本！明天也罷，明年也罷，千萬代也罷，你我始終如一，要禍福與共，甘苦共嘗，同稱同志，同叫背槍的，當兵的。多少年，我們當兵的來無蹤，去無影，行無定所。時至今日，我們人民，我們黨勝利了，這才有了‘家’。我指的不是什么書法家之類的‘家’，或者是這個‘家’，那個‘家’;也不是說以‘府’稱‘家’的‘家’;而是人民的‘家’，黨的‘家’。人生一世，保全一‘家’，足矣，足矣!”

　　毛澤東說罷，提筆又為即將南行的戰友寫下了一幅贈言：

　　到南方去，同原在南方工作的同志團結在一起，將南方工作做好，這是我的希望。朱光同志

　　毛澤東

　　朱光聽了毛澤東的話，看著這幅贈言，不禁為之動容。

　　9月23日，毛澤東復電給新疆省主席包爾漢、新疆警備司令陶峙岳，他寫道：

　　包主席、陶將軍：

　　申皓電悉，極感盛意。新疆局面的轉變，各族人民的團結，有賴于貴主席及貴總司令鼎力促成。尚望聯絡各方愛國民主分子，配合人民解放軍入新疆之行動，為解放全新疆而奮斗。特此布覆，敬頌勛祺。

　　毛澤東 申梗

　　9月23日下午，毛澤東和朱德準備在晚上舉行盛大宴會，招待有關起義人員。在圈定被邀請人員名單時，毛澤東說：

　　“這次邀請的雖然都是有功的主要起義將領，但不要忘了我一師的那個小同學程星齡，他在促進程潛、陳明仁起義中是有重要貢獻的!”

　　這天晚上，毛澤東、朱德在中南海請了五六桌客，被邀請者大多是軍方代表。在宴會開始前，張治中對毛澤東說：

　　“有一件事我想請問你，不過你如不便公開使人知道你的意見，我當保守秘密。”

　　毛澤東說：

　　“你說吧。”

　　張治中問：

　　“現在大家都在議論國旗圖案，你同意哪一個國旗圖案?”

　　毛澤東說：

　　“我同意五顆星一條黃河的圖案。你覺得如何?”

　　張治中激動地說：

　　“我反對這個圖案。紅色的國旗是代表國家和革命的，中間這一杠，不變成分裂了國家分裂了革命嗎?因為杠子向來不代表河流，中間一橫杠，把紅旗劈為兩半，人們很容易認為是分裂了國家。再說以一杠代表黃河也不科學，老百姓會想到是一根棍子。杠子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中是孫猴子的金箍棒，國旗當中，擺一根金箍棒干嗎?不如用一幅五星紅旗。”

　　毛澤東聽了張治中的一番議論，沉吟道：

　　“哦，這倒的是一個嚴重問題。不過，不少人主張采用五顆星一條黃河這幅，也舉出不少理由。這樣吧，我還要找些人座談一下，你也來。”

　　9月23日夜，毛澤東就沈雁冰請他為《人民文學》書寫刊名并題詞一事，給沈雁冰寫了一封回信，他寫道：

　　雁冰兄：

　　示悉。寫了一句話，作為題詞，未知可用否?封面宜由兄寫，或請沫若兄寫，不宜要我寫。

　　毛澤東

　　沈雁冰接到毛澤東的來信后，展讀之余，又打開隨信附來的一張宣紙，只見上面寫的是：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 毛澤東

　　9月24日，沈雁冰拿著毛澤東的題詞來找周揚，高興地對周揚說：

　　“主席這個題詞，語重心長，我們的擔子可不輕呵!”

　　9月25日，國民黨新疆省警備總司令陶峙岳等發出起義通電，宣布脫離國民政府的統治。通電全文如下：

　　毛主席、朱總司令、彭副總司令，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并請轉人民解放軍各野戰軍司令員、副司令員、政委及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大會諸代表鈞鑒：

　　我駐新將士三四年來秉承張治中將軍之領導，擁護對內和平對外親蘇之政策。自張將軍離開西北，關內局勢改觀。而張將軍復備致關垂，責以革命大義，囑全軍將士迅速轉向人民民主陣營，俾對國家有所貢獻。峙岳等分屬軍人，茍有利于國家人民，對個人之毀譽榮辱，早置度外。現值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大會正舉行集會，舉國人民所殷切期望中華人民共和國即將誕生，新中國已步入和平建設之光明大道。新疆為中國之一行省，駐新部隊為國家戍邊之武力，對國家獨立、自由、繁榮、昌盛之前途，自必致其熱烈之期望，深愿為人民革命事業之徹底完成，盡其應盡之努力。峙岳等謹率全軍將士鄭重宣布：自即日起，與廣州政府斷絕關系，竭誠接受毛主席之8項和平聲明與國內和平協定，全軍駐守原防，維持地方秩序，聽候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及人民解放軍總部之命令。

　　謹此電聞，敬候指示。

　　新疆省警備總司令陶峙岳

　　副總司令兼整編42師師長趙錫光

　　整編騎1師師長韓有文

　　整編78師師長莫我若

　　旅長鐘祖蔭 李祖唐 田子梅 韓榮福

　　郭全梁 朱鳴剛 羅汝正 劉掄才

　　楊廷英 馬平林  同叩

　　張治中從毛澤東那里看到了這一電文非常高興，他又寫了一份書面報告《新疆概要的問題》，送給毛澤東，提出了關于新疆民族自治、改組政府、改編軍隊、經濟建設等方面的建議。

　　9月25日晚，按照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的議程，就要通過國旗、國徽、國歌方案了。毛澤東、周恩來約請郭沫若、沈雁冰、黃炎培、陳嘉庚、張奚若、馬敘倫、田漢、徐悲鴻、李立三、洪深、艾青、馬寅初、梁思成、馬思聰、呂驥、賀綠汀召開座談會，協商國旗、國徽、國歌問題。

　　毛澤東在座談會上手持兩幅圖案，一幅是五星加一條橫杠;一幅是五星紅旗，多了個鐮刀斧頭。前一幅的說明是：紅旗象征革命，五星代表共產黨，橫杠代表黃河。毛澤東介紹了張治中對五顆星一條黃河旗的意見，然后說：

　　“我知道反對這黃河的在大會里恐怕只占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在座的不反對這面國旗的，恐怕有四分之三或者三分之二，通過是沒有問題的。但是這樣總不夠圓滿，我們一定要選一幅讓全體一致通過的才好，大家再想一想。”

　　《國旗圖案參考資料》中的38幅圖案環列在會場，代表們默默思量著最理想的方案。田漢端詳著由上海普通市民曾聯松設計的第32號圖案，對毛澤東說：

　　“這是一幅很理想的畫面，只是上面的鐮刀斧頭是否必要?”

　　毛澤東說：

　　“不錯，鐮刀斧頭可以去掉。過去我們腦子里老想著在國旗上畫上中國特點，因此劃上一條，以代表黃河。其實，許多國家的國旗也不一定有什么該國的特點。蘇聯的斧頭鐮刀，也不一定代表蘇聯特征。英、美、德也沒有什么該國特點。我看這個五星紅旗好。”

　　與會者將圖案逐一傳閱后，基本上取得了一致意見，議定以五星紅旗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

　　在大家討論對5顆星的書面解釋時，有人說，中間的大星，代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4顆環繞的小星，代表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有幾位代表不同意這種解釋，他們說，4顆小星代表4個階級，恐怕不妥。假如將來進入社會主義，國旗不是又要改了嗎?毛澤東敏捷地說：

　　“那我們把說明改一改好不好?不說4顆小星代表4個階級。這個圖案表現我國人民的大團結。現在要大團結，將來也要大團結。因此，現在也好，將來也好，又是團結，又是革命。”

　　國旗方案就這樣定下來了。后來國旗的設計者曾聯松曾經先后在1950年和建國30周年，非常榮幸地應邀到北京參加國慶慶典，親眼目睹五星紅旗在天安門上冉冉升起。

　　座談會接下來討論國歌問題，會議一時冷了場。的確，國歌既要有莊嚴性，又要有代表一個國家的民族氣質和時代的精神面貌，一時還真不容易尋找這種適合多方面要求的詞曲。著名畫家徐悲鴻見大家都不說話，就提議說：

　　“蘇聯在成立之初，曾以《國際歌》代國歌，我們用《義勇軍進行曲》代國歌怎么樣?”

　　馬敘倫也主張用《義勇軍進行曲》代國歌。周恩來說：

　　“這支歌曲雄壯豪邁，有革命氣概，而且節奏鮮明，適于演奏。”

　　建筑學家梁思成說：

　　“我記得我在美國時，聽見有美國青年用口哨吹《義勇軍進行曲》，這說明這支歌受到很多人的喜愛。我看就選這支歌吧。”

　　剛從美國回來的宗教界代表劉良模說：

　　“國歌是一個國家的歌，它的產生應該有歷史背景，像法國的《馬賽曲》，還有《國際歌》。這些歌曲在法國大革命、蘇聯十月革命中喚起了廣大人民。《義勇軍進行曲》產生于抗戰時期，喚起民眾向日本侵略者進行了保衛祖國的神圣戰斗。還有，這支歌可以用來紀念中國新音樂運動的創始人聶耳。另外，在國際間這支歌也建立了它的地位。我在美國同最勇敢的黑人歌手羅伯遜見面時，他說他愛唱《義勇軍進行曲》。美國的中學生、小學生從廣播電臺和電影中學會了這支歌，無論在娛樂場合還是朋友間都唱。這樣看，《義勇軍進行曲》在國際上已經建立起偉大的歷史地位。按一個歌曲本身講，好壞不靠幾位音樂專家評判，而是需要廣大人民去下判斷。《義勇軍進行曲》按它本身的價值，也應采用作國歌。歌詞可以按新的國內外情況編擬，希望能用聶耳的歌譜，歌詞另擬。”

　　有的委員也說：

　　“歌詞在過去有歷史意義，但現在應讓位給新的歌詞。”

　　還有人說：

　　“歌曲子是很好，但詞中有‘中華民族到了最后關頭’，不妥。最好詞修改一下。”

　　周恩來主張用原來的歌詞，他說：

　　“這樣才能鼓動感情。修改后，唱起來就不會有那種感情。”

　　毛澤東說：

　　“大家都認為《義勇軍進行曲》作國歌最好，我看就這樣定下來吧，歌詞不要改。‘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這句歌詞過時了嗎?我看沒有。我國人民經過艱苦斗爭終于勝利了，但是還是受到帝國主義的包圍，不要忘記帝國主義對我們的壓迫。我們要爭取中國完全獨立解放，還要進行艱苦卓絕的斗爭，所以，還是原詞好。”

　　他的結論一出，全場鼓掌，表示贊同。毛澤東高興地和大家一起合唱《義勇軍進行曲》，在這一曲激蕩人心的代國歌聲中結束了座談會。

　　9月26日凌晨3點，毛澤東在給周恩來的信中寫道：

　　“尚未講話而應講話或想講話的人們，如林遵、鄧兆祥、劉善本、章伯鈞、張元濟、周善培、李書城、柳亞子、張學思、楊拯民、羅隆基、李錫九、李燭塵……等人(名單應加斟酌)，本日上午或下午必須逐一通知他們寫講稿，否則明天來不及講了，請注意及時組織此事。”

　　接著，毛澤東致電彭德懷，并告西北局，他在電文中寫道：

　　彭德懷同志，并告西北局：

　　25日電悉。

　　一、陶峙岳派曾震五來蘭談判是試探性的，你們應對曾震五做工作，爭取他站在我們方面，而不著重談判新疆問題的具體解決方面，因在我軍入新以前談不到具體解決。

　　二、曾震五今冬不要進軍的意見，你們也不要駁他，即不要表示今冬一定進軍。但在實際上，你們應確切地于11月1日或10月以前準備完畢(皮衣、皮帽、氈鞋、水壺、汽車、汽油、糧食、現洋、鈔票等等及最重要的政治動員和干部準備)，以便在11月上旬或中旬實行進軍。主力準備車運及步行，一部準備空運。我們除為你們準備400輛汽車及皮衣、現洋、鈔票等事而外，正在為你們交涉30架至50架運輸機。

　　三、解決新疆問題的關鍵是我黨和維族的緊密合作。在此基礎上迫使國民黨就范(國民黨軍隊及黨政大概有七八萬人，號稱10萬人)，并使張治中、陶峙岳、劉孟純等為我們服務，使新疆能夠和平地少破壞地接收過來，并有秩序地改編國民黨軍隊。張治中可待11月我軍開始前進時，來蘭州參加西北軍政委員會的成立會(已與賀談過，就邊區政府基礎成立西北軍政委員會，彭為主任，習仲勛、張治中為副主任)，然后和彭一道入新。

　　四、新疆的統帥機構應是新疆軍政委員會，彭兼主任，王震、張治中、包爾漢為副主任。省政府改組，包爾漢應仍為主席。委員應是漢人占少數，維族及其他族占多數(現在包爾漢省政府是漢人10名，維族等15名，我們入新不要變更這個比例)。這一基本方針已取得包爾漢及迪化友人方面的同意，請你們加以注意。

　　五、甘青可以不成立軍政委員會。陜甘青3省府的人選可以照你們所擬辦理，即陜省府以馬明方為主席，甘省府以鄧寶珊為主席，王世泰為副主席，青省府以趙壽山為主席。

　　六、入川軍事，待鄧小平到平談妥后再告。

　　毛澤東 9月26日

　　9月26日，新疆省政府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包爾漢和劉孟純、屈武等率新疆省政府及所屬單位通電起義。新疆和平解放，人民解放軍進駐迪化。

　　9月26日上午11時，周恩來、林伯渠聯名邀請了二三十位年逾7旬的辛亥革命以來有影響的代表人物，在東交民巷六國飯店舉行午宴，請柬上注明有要事相商，務請出席。

　　此前，以周恩來為組長的第3小組，在起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時，考慮到應照顧人民的傳統和習慣，就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全稱后面加注了“簡稱中華民國”的字樣，由此，在國名問題上又引發了新一輪爭論。馬敘倫、陳叔通、郭沫若、沙千里、沈雁冰、譚平山、梁希、許德珩、吳耀宗等代表，在全體會議上聯名提交了一份提案，提議統一國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取消共同綱領和組織法草案中“簡稱中華民國”的字樣，另由政府以法令規定之。提案最后說：“在我們將要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時候，難道還要對已經走上死亡的舊中華民國再喊‘萬歲’嗎？”馬敘倫等人的提案一出，各位代表圍繞著提案，進行了熱烈的討論，發表了各種意見。

　　周恩來作為東道主之一，在午宴上開宗明義地說：

　　“今天請來赴宴的，除三幾個人以外，都是辛亥革命時期的長輩。中國有句古話，叫做請教長者。今天的會就是專門聽取長者的發言。各位在討論文件時，都看見了共同綱領中的國號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下，有一個簡稱中華民國的括弧。關于這個簡稱，有兩種不同意見，有的說好，有的說不必要了。常委會特地叫我來請教老前輩，看看有什么高見。老前輩對中華民國這4個字，也許還有點舊感情。”

　　黃炎培首先發言，他說：

　　“由于中國老百姓落后，感情上習慣于用中華民國，一旦改掉，會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個簡稱，是非常必要的。政協會議3年一屆，3年之后，我們再來除掉，并無不可。”

　　何香凝說：

　　“中華民國是孫中山先生革命的一個成果，那是用許多烈士的鮮血換來的。關于改國號問題，我個人認為，如果能照舊，用他是好的，如果大家不贊成，我就不堅持自己的意見了。”

　　接著發言的是在辛亥革命后歸隱了38年、平生不寫民國國號的清末進士周善培(字致祥)，他說：

　　“我反對簡稱什么中華民國。這是一個禍國殃民的、群眾對他沒什么好感的名稱，20多年來，更被蔣介石弄得不堪言狀了。我主張就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表示兩次革命的性質各不相同。”

　　司徒美堂發言說：

　　“我沒有什么學問，我是參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重孫中山先生，但對于中華民國這4個字則絕無好感。理由是中華民國與‘民’無涉，最近22年來，更給蔣介石與CC派弄得天怒人怨，真是痛心疾首。”

　　司徒美堂越說越激動：

　　“我們試問，共產黨領導的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都認為不同，那么我們的國號應該叫中華人民共和國，拋掉又臭又壞的中華民國的爛招牌。國號是一個極其莊嚴的東西，一改就要改好，為什么要3年以后再改?語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令不行。仍然叫中華民國，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們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勝利了，連國號也不敢改。我堅決反對什么簡稱，我堅決主張光明正大地用中華人民共和國!”

　　司徒美堂的話，鏗鏘有力，擲地有聲。全體在座者報以熱烈的掌聲。大家也顧不上滿桌的豐盛菜肴了，紛紛發言。人口學家馬寅初說：

　　“中華民國這個簡稱，實在是不倫不類，不像話的。”

　　教育學家車向忱說：

　　“至于人民一時不能接受的問題，只是宣傳教育的事。慢慢地教育，讓人民認識我們這個革命的政權的性質，萬萬不能因噎廢食。何況，老百姓是不是反對用新國號呢?我看不見得。”

　　中國民主同盟會主席、法學家沈鈞儒說：

　　“有些群眾還寫中華民國，那是他們的一時之便，不必明令禁止。至于堂堂的政協會議三大文件里加上簡稱中華民國的括弧，這的確是法律上的大漏洞，萬萬不可如此。遍觀世界各國的國號，只有字母的縮寫，而沒有載之于立國文件上的其它簡稱。如果一定寫上，那么將來在行文上用國家名義與別國訂約也有不便。”

　　陳嘉庚也說：

　　“大家對中華民國絕無好感。當然，落后的人一時不習慣，過些時候就好了。”

　　周恩來最后說：

　　“我要把這些意見綜合后，送主席團常委參考，由主席團作出最后決定。”

　　就這樣，大家暢所欲言，邊吃邊談，午餐用完了，意見也基本趨向一致。

　　欲知座談會上眾人的意見能否被主席團常委接受，請看下一章。

　　東方翁曰：政協會議對于國旗、國歌、國名3個問題的討論發言，很值得認真一讀。關于國名，毛澤東早有考慮，在1948年1月18日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于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中，就已經提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國名。但新中國的國名畢竟是全國人民的大事情，應該博采眾議。因此，不但在會議上讓代表們充分討論，而且又讓周恩來召集幾十個年逾七旬的老人征求意見，這正是毛澤東一貫的民主作風。同時，我們也可以從代表們的發言中看出人心的相背。特別是司徒美堂的那些話，謂之“鏗鏘有力，擲地有聲”，一點也不假。不信，你再讀一遍試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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