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492 年哥倫布發現新大陸普遍被看作全球史的開端。這不僅因為大航海發現了整個地球的面貌，將全人類連為一體，更重要的是現代文明從西方興起并征服地球的其他地區，從而塑造了全球化的世界，以至于今天不少人憧憬著美國所代表的“歷史終結”和“世界帝國” 的降臨。

　　然而，達爾文(John Darwin，1948—)的《帖木兒之后》試圖突破西方經典著作以及流行教科書以西方為中心展開的歷史敘事，他帶領讀者穿越諸多陌生的歷史場景，將目光投向了東方與西方互動的歷史宏大敘事。他選定的歷史起點并非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 1492 年，而是很少被人關注的“帖木兒之死”的 1405 年。這一年標志著蒙古人建構歐亞世界帝國夢想就此破滅，全球歷史翻開新的一頁。選擇這個時間點無疑具有雙重的意義，一方面看起來與西方中心主義的歷史敘事保持距離，凸顯歐亞大陸以及亞洲在全球史中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是想給致力于建構世界帝國的政治家們提個醒：“歐亞世界不愿接受單一規范。”(全書最后一個小標題)本書出版于 2008 年，正是美國利用單極優勢東侵西擾、致力于建立“新羅馬帝國”的關鍵時期，這無疑暗示美國建構“世界帝國”必然遭遇類似“帖木兒之死”的失敗。用全書最后一句話來說：“如果說從對過去的漫長檢視中，可以發現什么不變的事實，那就是歐亞世界對單一制度、單一統治者或單一規范的抵制。由此看來，我們仍活在帖木兒的陰影里，或者更確切地說，仍活在他失敗的陰影里。”(第 499 頁)

　　因此，要真正讀懂達爾文這本書，一個可行的閱讀辦法是從最后一章開始，理解達爾文思考問題的入手點是什么。在他看來，全球史就是帝國爭霸史，西方崛起以及由此而來的帝國爭霸無非是想繼續帖木兒的事業，致力于建構新的世界帝國。然而，世界帝國的事業為什么會遭遇失敗?要回答這個問題就要回到全書第一章，看看作者采用怎樣的理論方法來回答這個問題。達爾文無疑從全球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中汲取理論資源，強調不能從西方中心主義的視角來解釋全球史，必須同時具有從東方出發的視角。因此，本書又是作者與全球史家們展開辯論的著作，并由此提出其理解全球史的理論范式。我們唯有把握其理論范式才能真正理解這本書的學術貢獻。

　　從 17、18 世紀以來，西方理論界就開始系統地建構東方與西方的差異和對立，并由此解釋西方何以崛起并支配世界。全球史的興起不斷修正這種西方中心主義論述，并給出新的理論解釋。達爾文在本書中試圖從帝國史的視角與全球史的主流敘事展開對話，因此全書的高潮部分就在于第四章，作者提出“歐亞革命”這個概念來重新解釋西方崛起和東方衰落的“大分流”問題，從而彰顯出自己的理論思考。不過，達爾文是歷史學家，他更傾向于將著作寫成一本通俗易懂的歷史書，而不是理論分析著作。他努力將學術界討論的重大理論問題加以通俗化，通過歷史線索和歷史場景的連續性來展現其理論思考。因此，本書又是一本有理論背景的學術著作，它有理論對話對象，有理論關懷，而這些理論關懷往往隱含在歷史敘述中，無法展開深入的理論分析。

　　因此，要真正理解這本書，就必須關注作者提到的寥寥數語而未能全面展開的理論敘述。正是從他所關注的理論問題入手，本文作為推薦序可以被看作是這本書的注釋。一方面展開討論作者未能展開的那些理論問題，幫助有興趣的讀者關注這本書的理論雄心，而不僅僅將其看作暢銷通俗讀物，另一方面也嘗試就帝國問題展開對話，從而探討我們應當如何理解帝國以及從過去六百年的全球帝國史中獲得怎樣的教益。

　　二

　　我們今天對歷史的理解很大程度上是由 18、19 世紀諸如孟德斯鳩、亞當·斯密、孔德、韋伯和馬克思等理論家用社會科學方法建構起來的，即人類歷史遵循從初級邁向高級、從傳統邁向現代、從野蠻邁向文明的普遍歷史發展道路。這種人類歷史的發展規律被簡單地概括為現代化理論，以至于將西方文明看作人類歷史發展的目的已近乎成為一種神學信念，全球化必然導致“歷史終結”。

　　然而，這種歷史敘述正面臨著來自全球史研究的挑戰。全球史是一個復雜的思想譜系，其中最活躍的乃是左翼的政治經濟學傳統，比如沃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阿明的依附理論和弗蘭克“重新面向東方”等。他們認為這些經典作家對歷史的描述恰恰是“非歷史的”，因為這種敘述過分偏重歐洲歷史，僅僅在歐洲歷史中尋找現代化道路的起源和動力，而忽略歐洲邁向現代化的歷史條件恰恰是對非歐洲的“邊緣地帶”的掠奪或者剝削。因此，這些理論暴露出一種“西方中心主義”乃至“東方主義”的思維模式，將非西方世界僅僅作為外在的“他者”，成為“西方奇跡”的對立面，以至于現代化理論成為西方帝國主義或新殖民主義的意識形態工具。在左翼批判傳統的推動下，全球史突破了以西方為中心的寫作范式，將西方與非西方文明放在整體的互動世界中加以考察。因此，全球史寫作一方面秉持“反目的論” 的立場，強調西方崛起的偶然性，甚至將這種偶然訴諸地理環境、礦產資源和生態環境，另一方面強調西方崛起時代的東方并非像經典作家用“東方專制主義”和“亞細亞生產方式”等理論所描述的那樣處于“停滯”狀態。全球化乃至全球體系也不是地理大發現以來西方所推動形成的，早在地理大發現之前東方就已經形成了生機勃勃的全球貿易體系(分歧僅僅在于是一個體系，還是多個體系)，西方崛起實際上是努力加入東方的貿易體系并在后來逐漸反超東方的進程。這就是弗蘭克提出的全球史寫作必須“重新面向東方”(Orientation)的問題(該書中譯本改名為《白銀資本》)。在此基礎上，彭慕蘭進一步主張地理大發現以來，東方始終保持對西方的經濟優勢，一直到 18世紀中后期西方在工業革命之后才真正超越東方，導致東西方的“大分流”。

　　作為帝國史學家，當達爾文進入全球史領域就必須面對全球史寫作中的基本假定。因此，當我們打開本書第一章，就會發現標題干脆直接用了弗蘭克的書名“重新面向東方”來表達自己對待全球史的基本態度和立場，即從全球視野來平等地看待歐洲與歐洲之外，尤其是東方世界的關系。全書差不多用同樣的篇幅來描述俄羅斯帝國、伊斯蘭世界、印度和中國在 18 世紀之前所展現出來的活力，反駁 19世紀理論家所描述的東方“停滯”形象。正是在“重新面向東方” 的歷史視野中，他認為“現代世界史的重心在于歐亞”(第 19 頁)，而非“西方中心主義”所強調的大西洋世界。而在第四章“歐亞革命”中，第二小節的標題直接取自彭慕蘭的《大分流》，表明其問題意識源于從弗蘭克到彭慕蘭提供的歷史解釋范式。至于他在第一章中批評亞當·斯密、馬克思、韋伯等關于西方興起的理論闡釋，這與其說是闡述作者自己的理論觀點，不如說是對全球史中的上述同行的致謝。

　　不過，以研究帝國問題著稱的達爾文加入全球史研究中，必然意味著帝國研究與全球史研究這兩個不同領域之間的對話。一般說來， 1883 年劍橋大學帝國講席教授西利(J. R. Seeley)的《英格蘭的擴張》標志著帝國史研究的開端，這個傳統既是對歐洲殖民帝國擴張的歷史經驗總結，又是為帝國的擴張提供理論依據和正當性支撐。然而，隨著 19 世紀霍布森、列寧等左翼思潮展開“帝國主義”的理論批判，特別是二戰后歐洲殖民帝國的衰落以及民族解放運動的興起，帝國研究走向衰落。而隨著美國在全球爭奪霸權，帝國研究紛紛轉向淡化帝國色彩的“區域研究”。然而，在 20 世紀 60 年代之后由于西方文化革命的興起，這些“區域研究”在理論方法上也受到隨之而來的后殖民理論、新社會理論、文化批評等形形色色的后現代理論思潮的影響。冷戰結束后，左翼的帝國主義批判思潮式微，全球化和歷史終結的意識形態推動了帝國研究的復興。比如在中文世界熟知的弗格森(Niall Ferguson)就是重要的代表人之一(中信出版集團專門翻譯出版了弗格森書系)。在“9·11”事件之后，隨著美國建構“新羅馬帝國”的一系列軍事征伐，帝國理論更是從史學進入國際政治領域中。

　　然而，與弗格森對大英帝國輝煌歲月采取輝格黨史學的懷念不同，也與目前圍繞美國獨霸天下展開的帝國辯論不同，達爾文雖然于 1948年出生于大英帝國官員的家庭，但他在南非度過青少年時代，目睹了當時殖民地爭取獨立的風潮，而在牛津大學讀書時正趕上學術思潮的變化。當時正在興起的后殖民理論和后現代理論思潮對帝國史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在這種思潮影響下的“新帝國史”研究更多采用一種社會學、人類學、環境學等來自底層的觀察視角，關注環境變化、移民、傳教、商業、觀念以及殖民地人民的反抗與合作等。特別是他的導師加拉格爾(John Gallagher)與羅賓遜(Ronald Robinson)在 1953年發表了著名論文《自由貿易的帝國主義》，對大英帝國史給出了新解釋。這對達爾文的帝國研究產生了巨大影響。可以說，達爾文后來出版的《未終結的帝國》(Unfinished Empire，中信出版集團，2015)和《帝國籌劃》(The Empire Project)這兩本重要著作實際上是對其導師思想的進一步闡發。

　　在這種學術路徑下，達爾文認為 18 世紀西方超越東方從而出現“大分流”是歷史的偶然因素導致的。歐洲帝國的全面擴張之所以可能，不僅在于經典社會理論所強調的“工業帝國主義”摧毀了東方帝國，更重要的在于其發展出一種“文明化”的“帝國自由論”(imperial liberalism)。這種“文明化”的主張獲得東方帝國內部精英的贊賞和支持，以至于歐洲帝國擴張不再是簡單的暴力征服，還包含了這些殖民地的積極合作。可以說，“新帝國史”的重點已不再是歐洲列強的對外殖民擴張，而是關注歐洲與殖民地之間各種經濟、社會和文化的互動。因此，“新帝國史”研究看起來解構了“西方中心主義”，解構了西方列強在建立帝國過程中的理性籌劃和主導地位，但實際上解構了西方帝國建構中的政治經濟學基礎，從而弱化甚至消解了對西方列強的“帝國主義”批判。

　　正因為如此，達爾文強調要把“帝國”這個概念從“帝國主義”的理論批判中解放出來，將“帝國”僅僅看作“歷史上大部分時期會自然發展出的政治組織模式”(第24頁)，甚至認為“世界史……就是帝國史——由一個個帝國構成的歷史”(第484頁)。為此，他既不想把西方崛起征服東方的歷史批判為“掠奪性帝國主義的殘酷史話”，也不想將這段歷史美化為“以西方為向導和模板，邁向現代性的世界歷史”(第483頁)，而試圖以一種不含情感判斷的客觀冷靜來看待全球帝國史。一旦“帝國”成為中性概念，“帝國主義”也就可以被界定為“一國欲借由將其他社會吸收進其政治、文化、經濟體系，以支配其他社會的企圖”，由此，“最積極推行帝國主義的往往是歐洲人，但那并非歐洲人獨有的行為”(第413頁)。他在書中不僅將沙皇俄國在中亞的擴張看作“內陸帝國主義”，甚至將奧斯曼土耳其的擴張稱為“帝國主義”。“帝國主義”不再是列寧所批判的資本主義“高級階段”上的特殊歷史現象，而是一種人類歷史上普遍的帝國擴張沖動。可以說，經過這種“新帝國史”寫作對19世紀以降關于“帝國主義”的左翼批判思潮的有效消毒，達爾文才能心平氣和地看待歐洲帝國主義的全球擴張，從容地寫作全球帝國史。

　　然而，這種對“帝國主義”的消毒工作也導致“帝國”概念喪失了特定的歷史內涵，成為一個非常寬泛的概念。作為一本帝國史著作，達爾文竟然沒有對“帝國”概念進行理論建構，沒有強調古今東西帝國的差異，而只是將其簡單描述為“大規模積聚權力”(第24頁)，“帝國是打破或無視種族、文化以及生態區分的勢力體系或統治架構”(第485頁)。他只是給“帝國”概念加上各種修飾語來描述其外部特征，如“商業帝國”“軍事帝國”“未宣明的帝國”“無限制的帝國”，等等。他雖然在最后一章中提到了“古典的”帝國、“殖民的”帝國和“非正式的帝國”三種帝國形式(第487―489頁)，但他強調的不是這三種帝國的區別，而是以三者共同面臨的統治難題來刻意抹殺這種區別，他也并沒有用這個三種帝國模式來分析他所提出的“歐亞革命”。而我們唯有從帝國的不同類型及其背后所包含的古今東西的差異，才能真正理解“歐亞革命”或“大分流”的起源及其影響。

　　三

　　本書可以被看作作者組織的一場全球史研究與帝國史研究之間的對話。一方面他試圖用“新帝國史”的立場來批判全球史中從沃勒斯坦到弗蘭克的左翼政治經濟學批判傳統，另一方面他又試圖從全球史的角度將帝國看作一種普遍的全球歷史現象，從而解構霍布森和列寧所開創的“帝國主義”批判傳統。而他對全球帝國史的理解直接獲益于麥金德的地緣政治學。一方面，麥金德的地緣政治學早就提出要從全球視角來看待歐亞關系，另一方面地緣政治學本身就服務于歐洲帝國主義擴張和全球爭霸戰略，而這種地緣爭霸戰略的中心就是達爾文所關注的“歐亞大陸”。達爾文認為，在18世紀之前幾個世紀的時間里，歐亞大陸上的幾大帝國勢均力敵，但直到18世紀之后，歐洲帝國才全面崛起對亞洲的東方諸帝國構成了壓倒性優勢，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導致歐亞力量發生巨大變化的“大分流”呢?達爾文提出了一個新的概念——“歐亞革命”。他認為由于發生了地緣政治革命、經濟革命(工業革命)和文化革命(“文明論”)相互交織的三場革命，才形成了東西方“大分流”的“歐亞革命”。如果說工業革命和文化革命是經典理論所普遍強調的，那么達爾文最大的貢獻就是將麥金德的地緣政治學引人全球帝國史研究中，強調“歐亞革命”的基礎乃是“地緣政治革命”(第四章第一節的小標題)。

　　正是從地緣政治學的角度，達爾文一方面強調由于新大陸的發現導致“歐洲”的版圖和概念發生了巨大變化，從東部的俄羅斯到美洲和大洋洲所有的歐洲人殖民地都納人整個“大歐洲”，其中“大西洋世界”的興起使得歐洲人可以利用美洲的白銀“勉強地搭上了亞洲經濟的列車”(弗蘭克語)，從而加入東方形成的世界經濟體系中。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19世紀初拿破侖帝國的覆滅打破了歐洲內部諸帝國的地緣力量平衡，導致處于大陸心臟地帶的俄羅斯帝國和作為海洋帝國的大英帝國放手在全球展開擴張，二者分別從陸地和海洋兩個方向對歐亞大陸形成南北夾擊，共同擠壓、蠶食和占領東方諸帝國的地緣空間。正是大英帝國與沙皇俄國在圍繞歐亞大陸不斷擴張并形成對峙和競爭的長達一個世紀的“大博弈”中，大英帝國占領印度將其變為殖民地從而獲得征服東亞的跳板。從此，英國進入了獨霸海洋世界的局面，也順勢推動全球自由貿易的興起。而要通過貿易手段戰勝最后的東方帝國——中國，就必須依靠物美價廉的產品，英國的“工業革命”由此而來。由此，“大歐洲”的形成推動了全球地緣政治革命，這場革命推動經濟領域中的工業革命以及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的形成，而經濟發展的差異推動了歐洲人在文化領域中以“文明”面目來拯救落后“野蠻”的文化革命，“東方主義”筆下的東方“停滯”形象也由此誕生。這三場革命交織在一起，推動歐亞大陸上歐洲超越亞洲并決定了亞洲衰落的命運。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解釋“大分流”無疑具有洞見，然而，達爾文對“歐亞革命”的解釋恰恰忽略了全球帝國史中的兩個根本問題。其一乃是全球史中的“鄭和之謎”，即明代中國完全有能力進行全球大航海，甚至鄭和已經發現了“非洲”，可為什么中國放棄了主宰全球的機會而將其拱手送給后來的歐洲人呢?其二乃是“大航海之謎”，即為什么歐洲人要冒著九死一生的危險進行全球大航海呢?我們唯有將這兩個問題放在一起來思考，才能真正理解“大分流”的地緣政治基礎及其影響下的經濟、文化起源。

　　雖然達爾文強調麥金德的影響，但他忽略了麥金德將全球劃分為大陸心臟地帶、大陸邊緣地帶(內新月地帶)和海洋島嶼地帶(外新月地帶)所具有的深遠意義。大陸心臟地帶對邊緣地帶的長期沖擊，導致地處大陸邊緣的中國始終以應對北方游牧民族作為首要任務，由此，中國地緣戰略的重心始終是與大陸心臟地帶爭奪“內亞地帶”(拉鐵摩爾語)，這種長期的地緣戰略重心塑造了中國作為大陸國家的品格，導致海洋從未成為中國關注的重點。因此，“鄭和下西洋”從一開始目的就不是海洋世界的商業貿易，即使發現新大陸，這些不毛之地對于富饒的中國也沒有什么意義。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長期與北方文明程度較低的游牧民族較量中，北方少數民族不斷進人中原，在文化上被漢化，從而強化了中國人的文明自信，以至于形成一種作為世界中心的自我認知。這種文化自信發展為傲慢，窒息了中國人對外界變化的感知，以至于中國在16、17世紀與西方世界的交往中對于西方新興的科學知識缺乏關注和興趣。而歐洲帝國進入鼎盛時期剛好是中國王朝進人衰落的時期，這種歷史的“因緣際會”加速了這種“歐亞革命”。從這個意義上，中國在歷史上無論是作為大陸帝國的強大，還是缺乏海洋意識以及對西方的文化封閉和傲慢，都是因為在地緣政治上與大陸心臟地帶長期互動的結果。同樣，西方崛起不僅源于地中海提供的生活方式，更重要的是偶然發現了新大陸。這才是真正的“因緣際會”。

　　要理解歐洲人為什么要進行大航海，首先就要從地緣政治上訴諸地中海世界的影響。歐洲文明始終是圍繞地中海的爭奪而展開的，在這個意義上，商業貿易和航海之于歐洲人，就像農業耕種和騎馬之于中國人，乃是長期地理環境塑造而成的文化基因。更重要的是，歐洲文明長期被東方文明打敗，希臘文明被東方帝國摧毀，羅馬帝國崛起后又被東方的基督教所降伏，而基督教的歐洲差點被蒙古人摧毀(歐洲人對“黃禍”恐懼的根源)。“帖木兒之死”對于歐洲的首要意義就在于歐洲人幸存下來，但更為長遠的影響卻是蒙古帝國解體導致溝通東西方商貿往來的“絲綢之路”斷絕，而此時崛起的奧斯曼土耳其壟斷了地中海與東方的貿易，對歐洲的不斷攻勢將歐洲人壓迫到西歐狹小的生存空間中。而基督教對伊斯蘭教并沒有文化優勢，“十字軍東征”不過是西歐在絕望中的努力且以失敗告終。

　　在這種地緣政治環境中，大航海來自歐洲人的求生本能，除了尋找傳說中信奉基督教的約翰王來建立包圍奧斯曼土耳其的地緣政治聯盟，更重要的是通過海上找到與東方的印度和中國貿易的渠道，因為后者不僅是歐亞世界的財富中心，其知識、價值和生活方式也意義非凡。且不說“四大發明”對歐洲崛起的重要意義，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歐洲人大航海時代所需要的天文學知識、輿圖知識、航海知識等也是從東方傳播而來，東方的棉布制造、茶葉種植技術、工程技術等今天可以理解為工業知識產權的大量發明創造也無償地輸人歐洲。而在思想文化領域中，印度的佛教和中國的儒家思想在歐洲16一17世紀掀起了熱潮，推動了歐洲的啟蒙運動。然而，在這本著作中，我們看到的是西方崛起后如何向東方進行知識傳播，而全書對西方崛起前如何從東方獲取知識只字不提，書中甚至連“四大發明”這個詞都沒有出現。可見，達爾文的“新帝國史”并沒有擺脫“西方中心主義”，只不過是讓這種西方中心主義變得更為隱蔽而已。

　　四

　　從工業革命的“大分流”問題上溯到更早的“鄭和之謎”，中西方文明的差異顯而易見，但其根源則眾說紛紜。這成為從18、19世紀歐洲的經典社會理論到當代全球史研究中始終繞不開的問題。若從“帝國”的視角看，我們或許可以從不同文明傳統發展起來的不同帝國形態中給出相應的解釋。遺憾的是，在這本帝國史著作中，達爾文并沒有關注這種古今中西的帝國形態差異，以至于未能看到不同的帝國形態對“歐亞革命”的巨大推動力。達爾文敘述大英帝國歷史的《帝國籌劃》的書名就來自亞當·斯密，那就讓我們從18世紀亞當·斯密對于“大分流”問題的解釋開始。

　　在“大分流”問題上，達爾文援引伊懋可的“高水平均衡陷阱”概念來解釋為什么中國未能走向工業革命的道路，而這個問題首先來自亞當·斯密的洞見。亞當·斯密敏銳地觀察到，人類歷史發展出兩條工業化道路。一條是以中國為典型的“自然的”現代化道路，即從農業到制造業再到商業貿易的道路。另一條是以歐洲為典型的“反自然、倒退的”現代化道路，即從商業到制造業再到農業的道路。歐洲道路的根源在于封建制遏制了農業的改良和發展，而最先摧毀封建制的意大利商業共和國將釋放出來的自由民投人到地中海商業貿易領域中，而地理大發現推動全球商業貿易必須要求體積小而價值高昂的商品。這就迫使歐洲從早期奢侈品貿易發展到工業品貿易，由此推動歐洲率先進行工業革命。

　　亞當·斯密的洞見不僅在于看到了東西方“大分流”的地緣環境影響下的經濟根源，更重要的是看到歐洲這條“反自然”的商業貿易主導的發展道路推動了歐洲形成“軍事-財政國家”的現代國家結構。商品貿易的利潤取決于銷售市場，為了打開市場歐洲國家不斷發動戰爭。戰爭推動了金融興起，通過發行債券使得歐洲國家的戰爭規模和能力大幅度提升。戰爭開辟的廣大市場又刺激著制造業的發展以提供更多的廉價商品。由此，在這條“反自然”現代化道路上推動貿易一戰爭一金融一工業這四個因素相互促進，從而形成“軍事-財政國家”這種獨特的政治組織。因此，歐洲崛起不僅是商業貿易的全球化和工業化，更是金融和戰爭機器的全球化。這種“軍事-財政國家”的新型政治組織將人性中最野蠻的力量釋放出來，從根本上顛倒了人類文明已形成的文明與野蠻的標準。這就是達爾文所理解的“現代性”，即如何統一調動“人力”和“物力”，將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因素都組織成為一種“力”(第485頁)。

　　如果說“文明”意味著對人性中野蠻的動物性的約束，那么“現代”則意味著對人性中野蠻的動物性的釋放，達爾文所說的“文化革命”就是這場古今之爭中將欲望/自由所釋放出來的巨大的野蠻力量作為新的“文明”尺度：科學技術、工商業資本主義和自由民主政體的主權國家建構等，而“現代性”的最高原則最終通過戰爭暴力展現出來。由此，“歐亞革命”推動“大分流”的根本動力在于：中國基于自然的現代化發展道路與儒家天下主義，始終堅持以道德來約束暴力，而歐洲為了加入東方的世界體系走了一條“反自然”的現代化道路，率先完成了這場從“傳統”到“現代”的革命，構建起一種完全不同于東方古典帝國的新型帝國形態。由此，推動“歐亞革命”的全球帝國史也是“文明的野蠻人”的成長史，是東方古典帝國向現代歐洲帝國轉型的歷史，是歐洲主權國家崛起并在全球建立殖民帝國的歷史，是全球最黑暗的奴隸貿易史和資本主義的剝削史，更是帝國主義不斷發起全球大戰的戰爭史。達爾文有意無意地抹殺古今帝國形態的差異，恰恰遮蔽了歐洲崛起所建構的現代帝國形態的野蠻性。直至今天，我們依然生活在歐洲人造就的野蠻人的世界中，人類重返動物化的種族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成為貫穿全球化時代的潛在意識形態，在全球化不斷加劇全球地緣不平等的同時，貿易戰、科技戰、金融戰、網絡戰已成為全球化時代的常態。

　　若從帝國史的角度看，歐洲崛起塑造了一種全新的帝國構造。歐洲帝國首先建構出一個主權國家的內核，它基于現代性原則形成一個小型的、具有強大組織動員能力和內部凝聚力的實體，我們通常稱之為“軍事財政國”、“憲制國家”或“民族國家”等，都是強調這個帝國核心的凝聚力，可以說主權國家乃是新型帝國的發動機。正是依賴帝國核心的強大力量，歐洲小小的主權國家就可以征服亞洲或者新大陸上的龐大帝國，從而建立起龐大的殖民帝國。因此，“殖民帝國”乃至“殖民主義”這些概念都強調歐洲主權國家對殖民地經濟剝削、暴力統治和軍事征服。然而，在“新帝國史”敘述中，普遍強調歐洲殖民帝國并非政府有計劃、有目的地建立起來，而是大航海以來全球商業貿易無心插柳的結果。尤其是荷蘭和英國的海外殖民地往往是商人和冒險家從政府獲得特許狀，而以私人公司的身份建立起來的。因此，在“新帝國史”書寫中，特別強調這種由商人、傳教士、冒險家和移民基于商業貿易的利益所建立的碎片化的、形形色色符合殖民地不同情況的多樣化治理模式，這些殖民地在名義上效忠于英國國王，而實際上形成了“高度自治”的管理模式。這樣的帝國不同于古典帝國的領土征服，是圍繞商業利益組織起來的，因此帝國不是單向度的暴力支配，而是著眼于商業利益的妥協與合作，這就形成了達爾文的導師所強調的“自由貿易的帝國”或“非正式帝國”。正是在此基礎上，達爾文更樂于將大英帝國看作是一個“世界-體系”(world-system) 。

　　然而，不同于沃勒斯坦用“世界-體系”概念強調歐洲中心區域對邊緣地區的經濟剝削，達爾文將大英帝國看作是“世界-體系”是為了回應對歐洲“殖民帝國”或“帝國主義”的批判。這兩個概念雖然可以互換使用，但“殖民主義”這個概念更多地從政治甚至軍事角度來展現帝國進行領土侵占和暴力征服的特征。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經濟資源的榨取越來越通過貿易、投資這些更為高級、隱蔽的形式展開。因此，與赤裸裸的暴力征服和財富掠奪的“殖民帝國”相比，“帝國主義”實際上是帝國的高級形態(列寧將其看作是資本主義的高級階段)，是通過看起來平等的商業交易和投資實現經濟財富不平等的再分配，從而變成一種支配更為隱蔽、表面更為文明的帝國形態。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殖民主義”的“正式帝國”(殖民帝國)依然具有古代農業時代“貢賦帝國”(阿明語)的影子，是古典帝國向現代帝國轉型的中間形態，那么“帝國主義”的“非正式帝國”或“世界-體系”乃是現代的，它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產物，是經濟力量起決定性作用而政治力量服務于經濟力量的產物。

　　如果我們把這兩種帝國形態放在達爾文的“歐亞革命”的大背景下，就會看到早期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全球殖民更多具有直接掠奪財富的古典“殖民主義”特征，而隨后荷蘭和英國無論在北美還是在東印度地區，雖然有“殖民主義”的因素，但逐漸發展出基于貿易和投資的“帝國主義”特征。但是，我們絕不能將“殖民主義”的正式帝國和“帝國主義”的非正式帝國看作兩個不同的歷史發展階段，而必須看作兩種建構帝國的不同方式。事實上，歐洲帝國的崛起從一開始就同時具有“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兩副面孔，且二者始終交織在一起，只是在不同時期和不同地方呈現出不同形態。就早期西班牙帝國和葡萄牙帝國而言，它們在非洲和美洲完全以“殖民主義”直接掠奪面孔出現，然而在它們剛剛進入東方世界時，更多以貿易的面目出現。同樣，大英帝國即使到了強調自由貿易的維多利亞時代，也需要訴諸炮艦主義以打開中國的貿易大門。因此，在歐洲帝國的歷史上，海洋貿易始終與海軍發展緊密聯系在一起，自由貿易政策始終與炮艦政策聯系在一起。英國是在全球推行自由貿易的“帝國主義”時期，卻在印度強化“殖民主義”政策，將印度從一個“非正式帝國”變成一個采取殖民統治的“正式帝國”。

　　可見，相對于古代農業的“貢賦帝國”而言，現代帝國的武器庫更豐富，軍事的、宗教的、商業貿易的、金融投資的、文化傳播的，各種組合方式更加多樣化，從而呈現出一個多元化的、動態化的帝國面貌。如果說在18世紀歐洲帝國激烈的競爭導致在重商主義策略下更多追求殖民主義的壟斷優勢，那么到了19世紀，當英國在歐洲的勁敵法國隨著拿破侖帝國的解體而消失，英國在全球商業貿易中取得了決定性的優勢地位，由此才開始推動一種“自由貿易的帝國主義”。因此，我們發現歐洲崛起建構出以主權國家為內核、殖民帝國和“非正式帝國”相結合的復雜面孔。

　　如果我們將新型帝國模式放在歐亞革命的空間歷史背景下，就會發現這種帝國在地理空間上形成采取主權國家體系(威斯特法利亞體系)的“大歐洲”，美洲、非洲和歐亞大陸邊緣地帶建立起的龐大“殖民帝國”，通過貿易和投資在全球建立起的“非正式帝國”(世界一體系)的三角關系。這既是現代帝國體系內部的組織結構的三角關系，也是全球地緣政治所形成的歷史空間的三角關系。如果我們將這種新型現代帝國的三角關系放在“歐亞革命”地緣政治大轉型中，就會發現無論我們如何在“話語”中批評所謂的“歐洲中心主義”，我們都始終無法否定在“實踐”中歐洲建構現代新型帝國并最終崛起的根本推動力無疑就在歐洲內部，即歐洲面臨地緣政治壓力并沒有輕而易舉地投降或被征服，而是面對“挑戰”展開不屈不撓的生死搏斗。這種面對“挑戰”所形成的“應戰”恰恰是歐洲人所崇尚的“自由”精神所展現出來的野蠻性，并將這種面對壓力進行反抗并始終主宰世界的野性上升為哲學上的“主人”精神。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儒家文明對野蠻的馴化在西方人看來恰恰是對“自由”精神或“主人”精神的扼殺。在孟德斯鳩筆下，東方專制主義往往被形象地概括為“棍棒”統治，這尤其體現在家庭中父權的絕對權威中。因此，無論是尋找通往東方之路的全球大航海，還是歐洲國家內部的生死搏斗，都是作為外部條件刺激著歐洲邁向尋求力量主宰的“現代性”。

　　在這種現代帝國的三角關系中，能夠將微小的主權國家組織與龐大的殖民帝國以及遍及全球的“非正式帝國”的復雜網絡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恰恰是“現代性”所釋放出的“力”：科學技術取代宗教迷信，無限增長的客觀知識取代了穩定不變的信念知識，大規模分工取代自給自足，工業產品取代自然物產，抽象貨幣取代可見財富，法律(法治)取代道德(人治)，公民取代了臣民，民主取代了君主。正是憑借“現代性”所釋放出的巨大能量，微小的歐洲國家可以對龐大的東方傳統帝國構成“降維”打擊。因此，“現代性”不是在傳統基礎上的簡單發展，而是不同維度上的革命性飛躍。小小的英倫三島可以用新的方式建構起前所未有的帝國形態，它不需要像帖木兒那樣試圖用軍事力量征服全球領土，卻可以用貿易和金融力量將全球的資源和利潤源源不斷地汲取到倫敦。傳統帝國所需的錢糧和貢品是有限的，而大英帝國榨取的財富是無限的。作為現代帝國的典范，大英帝國用英鎊和工業品取代了蒙古人的鐵騎，從而實現了帖木兒的夢想，建立起新的世界帝國。

　　五

　　作為帝國史專家，達爾文的這本書實際上是一部“沒有帝國的帝國史”。雖然“帝國”是此書的關鍵詞，可是我們看不到他對“帝國”概念本身的系統思考。可以說，他對“帝國”概念的理解始終處在歐亞大陸舊帝國的范疇中，將帝國與領土占領緊密地聯系起來，以至于他所理解的“世界帝國”僅僅是“帖木兒之死”背后的蒙古草原帝國，而沒有看到大英帝國通過新的方式已經建構起新的“世界帝國”。當他試圖將傳統的“帝國”概念與“世界-體系”區分開來時，無疑陷人自相矛盾的境地，以至于他一方面將大英帝國看作“未終結的帝國”，但另一方面卻認為不能將其看作“帝國”，而應理解為變動不居的“世界-體系”。他認為歐亞大陸不能接受單一統一的世界帝國，但卻沒有看到歐亞大陸已經處在被互聯網、美元、全球商業貿易建構起來作為“世界-體系”的世界帝國之中，只不過這個世界帝國不再是大英帝國，而是美利堅帝國。

　　我在這里之所以強調這是一種新型的“世界帝國”，而不愿采用達爾文的“世界-體系”或國際政治理論中慣用的“自由主義的國際秩序”，就在于后者基于主權國家理論的“國際關系”思考遮蔽了西方霸權的帝國實質，尤其是基于后現代理論的“新帝國史”敘述削弱了“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以至于今天基于主權國家概念思考下的“中美關系”“中美競爭”這些概念實際上非常具有欺騙性和誤導性，自以為中國和美國是兩個平等的主權國家，而忽略了西方現代帝國的三副面孔，忽略美國乃是比大英帝國更為復雜的世界帝國體系。首先美國在其領土內就是一個帝國體系，其次擁有“五眼聯盟”的帝國核心層，接著就是歐洲、東亞和中東等軍事支配體制等以盟國面目出現的附庸國體系，此外就是作為后院經營的拉丁美洲，當然還有其他依賴互聯網、金融和貿易控制的“世界-體系”。因此，中美關系的實質乃是中國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主權國家與美國主導的世界帝國或世界體系之間的關系。因此，中美關系不是兩個主權國家的關系，而是中國如何面對美國主導的世界帝國的問題。最近幾年全球輿論關注的“中美脫鉤”的實質就是美國試圖把中國開除出“世界帝國體系”，因此，今天中美斗爭不僅關乎兩國命運，而且關乎世界秩序的未來，即全世界都臣服于美國主導的世界帝國，還是在主權國家的基礎上建立真正平等的國際關系?當年美蘇兩個超級大國試圖建構兩種不同類型的世界帝國時，中國和印度等國家興起的不結盟運動恰恰致力于締造公平合理的國際秩序。而今天，中美競爭的根本依然是圍繞這兩種世界前途和人類命運展開的斗爭。

　　從地緣政治的角度看，隨著現代海洋帝國的崛起，尤其是太空、互聯網空間的興起，大陸心臟地帶的地理優勢逐漸在喪失，走領土兼并的大陸帝國道路不可能建立起世界帝國。帖木兒之后，從拿破侖帝國、德意志帝國一直到蘇聯帝國，每一次大陸帝國的崛起都試圖走蒙古帝國老路，結果都被海洋帝國所打敗。大陸帝國失敗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不斷重復帖木兒的悲劇，領土兼并的企圖導致其他大陸國家因恐懼而加入海洋世界的陣營，最終被海洋帝國打敗。蘇聯曾經是最接近成功的一次嘗試，但恰恰是蘇聯的領土擴張戰略將西歐推到美國的世界帝國體系中，而中國也不得不與蘇聯分道揚鑣，以至于1972年尼克松訪華成為冷戰結束的地緣政治起源。

　　在這個意義上，《帖木兒之死》這部書雖然是脫離歐盟的英國人寫的，卻應當成為歐亞大陸所有政治家的案頭書，從帖木兒以來試圖建立世界帝國的悲劇中總結經驗教訓，即歐亞大陸的國家必須放棄領土兼并的老路，走一條相互交流、相互配合的合作共贏的新路，而這也正是中國“一帶一路”倡議所推動的道路。唯有如此，世界歷史的重心才能重返歐亞大陸，重返東方世界。對中國而言，最重要的啟示就是必須放棄傳統大陸國家的戰略定位以及由此形成的文化觀念，持續不斷地面向海洋世界來擁抱全球。兼具大陸和海洋兩種獨特地緣政治特征和兩種政治文化品格必然要求中國同時推動大陸世界和海洋國家之間的雙循環，在歐亞大陸世界與海洋世界之間維持平衡，由此來構建新型世界秩序。

　　然而，“歐亞革命”不僅是地緣政治的產物，更是人類歷史從傳統邁向現代的產物，是技術革命、經濟革命、法律革命、政治革命、軍事革命和思想文化革命相互激蕩的產物，這些革命最終推動人類通過知識來把握宇宙、世界和自身。人類從分散在地球不同地方的區域性帝國最終邁向世界帝國恰恰意味著人類擁有了組織并駕馭整個世界的知識和能力，而這種知識和能力的持續增長也會推動人類在未來駕馭更廣闊的宇宙空間。英美主導的世界帝國乃是西方幾百年來知識、經驗和智慧累積的結果，我們今天依然生活在西方現代知識所創造的世界中。中國崛起無疑得益于近代以來持續不斷地主動學習西方創造的現代知識，我們唯有具有在知識上把握整個世界乃至宇宙的自主意識和自由意志，以海納百川的胸襟來吸納整個人類文明的成果，推動持續不斷的知識創新，才有可能將中國崛起轉化為對新型世界秩序的建構。在這個意義上，達爾文這部總結歐亞帝國興衰歷史的著作無疑是我們思考未來世界秩序的入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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