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流按

　　臺灣“批判與再造社”出版的金寶瑜新作《中國革命的道路：論解放后兩條路線的斗爭》面世了，這是一件值得慶祝的事情。馬克思在他的《哥達綱領批判》中提及，社會主義是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的過渡階段，資產階級法權在此階級中一直存在。它的存在使得社會主義社會中始終存在一股試圖復辟資本主義的力量。在上個世紀的蘇聯和中國，前進和后退的斗爭一直在發生。金寶瑜老師悲哀于美國左派運動的浮沉，亦不忍見中國曾經獲得的革命成果付諸東流，在八十余歲高齡、新冠病毒肆虐美國之際，寫就《中國革命的道路：論解放后兩條路線的斗爭》一書，欲以歷史為鏡鑒，警醒當下之民眾，可敬可佩。感謝金寶瑜老師授權激流網對此書進行連載，本次刊載內容為金老師撰寫的序言，相信大家一定能在文中感受到金老師的一腔熱忱。

　　到了二十一世紀二十年代的今天，我們都看到美國這個大帝國內外都面臨著各種嚴重的危機，因此，在客觀情勢上，現在應該是美國左派挑戰資本主義體制和改變這個社會的一個很好的機會。如果美國左派能夠起來反對美國政府在與壟斷資本結合下對人民的各種欺壓和剝削，將會對全世界反對帝國主義的運動產生非常積極的作用。但是很不幸，雖然美國左派在歷史上曾經有過一段輝煌的歷史，他們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與資本頑強地斗爭，對改變勞工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作出很大的貢獻，包括廢除童工、降低每日工時、改善工廠里的工作環境、提高工資和福利等等。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左派更成功地在許多關鍵產業部門中組織了工會。美國勞工史里，有數不清的英雄，在與資本不斷的抗爭中，犧牲了生命。

　　但是自從二戰之后，美國的左派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變化的原因很多，重要原因之一，是左派之前成功地組織工人應該歸功于勞動階級有它自己的政黨。美國共產黨成立于1919年，是由一些仰慕蘇聯共產主義革命的人組成的，美國共產黨在組織工人上有很大的成就。但是它缺少自主性，一切都是跟著蘇共走，因此很難團結到更廣泛的有左翼傾向的組織和群眾。到了蘇聯共產黨走向修正主義時，它就完全迷失了方向。之后，五十年代在美國瘋狂反共下，右派進一步奪取了工會的領導權。美國的工會轉變了方向，成為只為工人爭取經濟利益的組織，在政治上則完全依賴資產階級的政黨。工會用工人的選票換取民主黨對工會的支持。

　　在新自由主義之下，隨著美國的工業一步步的外移，居住在美國老工業城市的人民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在這樣的困境下，左派反對的力量變得非常被動，并且十分的無力。這里我舉出一些具體的事件來，從左派對這些事件的反應和所采取的行動，我們可以對美國左派的實際力量作一個評估。雖然這樣的敘述將會把問題扯遠了，但是我認為會有助于認識美國的真實，然后再回去看我為什么要寫這本書。

　　我在密西根州的底特律城住了30多年，我的工作就是在這個城的一所大學教書。底特律里所有的事都離不開資本與勞工之間的矛盾。二十世紀初，底特律城的居民大部分是來自歐洲各國移民，上世紀二十年代有大批南部的黑人北上，加入工人的隊伍。二次大戰時，底特律的汽車廠積極地投入了軍事用品的生產，它們從制造汽車轉為生產坦克、軍用卡車、飛機等。大戰時生產大量增加，雇用的工人也大量增加，因為很多男性被征去打仗，所以女性開始在生產線上投入生產。二次大戰結束了1930年代的經濟大恐慌，戰后的1950年代是美國經濟最繁榮的日子，底特律汽車生產達到頂峰，人口達到一百八十五萬 (今天人口下降了一半，只剩下九十萬人)。這時新的高速公路建設便利了新的工廠和住家從底特律城里搬去郊區，郊區的興建也是戰后美國經濟進入極盛的原因之一。大量的投資投向郊區新建的工廠、住家、學校、商場、大型購物中心等等，從投資和消費兩頭的增加提高了郊區的GDP和就業。二戰后，汽車的生產和底特律的居民逐漸移向底特律的郊區，移居到郊區的人大部分是白人。這些白人的工作集中在工程師、醫生、教師、律師和大公司的管理階層，他們多半屬于小資產階級。留在市區的多半是勞工階級，因為種族歧視，很多黑人都無法搬去郊區。底特律城和郊區的居民之間黑白分明，不同的階級階級分明。底特律市和郊區在行政上屬于不同的城市，各有自己財政稅收和開支，各自有自己的學校。學校的開支來自房地產稅的收入，郊區的學校有各種課外活動(球隊、音樂、美術等等)，底特律市的學校卻窮到連教科書都買不起。

　　郊區的繁榮的另一面就是底特律城的蕭條和人口逐漸下降。之后，汽車廠更進一步從底特律的郊區搬到美國南部、工會力量比較弱的一些州去生產。七十年代后半我搬去時，底特律的城里已經很蕭條，市政府的財政困難，入不敷出，因此，必須大幅削減各種開支，其中包括公共教育的開支。在貧窮住宅區為了節省開支，連公共圖書館都被關閉;另一方面，市政府將一些公共設施，像水、交通和收垃圾費等加價。除此之外，底特律市政府更增征城里居民的房屋稅。到了八十年代時，更多的汽車生產從美國南部移到墨西哥，底特律失業的居民再度增加，城市的情況更進一步衰退。

　　1980年左右，正是汽車工廠搬離美國時，通用汽車(GM)突然宣布要在底特律城里建一個新的汽車工廠。消息傳來。底特律市政府和居民都非常驚喜。通用汽車要底特律市給它一塊建廠的土地。底特律城里有許多的空地，但是通用汽車則堅持要一塊住滿居民的土地。這塊地是早年波蘭移民的住宅區，也有不少后來從南部移民過來的黑人，這個叫波蘭城(Pole Town)的社區有1500住家，144家小生意，和市政府還是把它讓給GM。市政府借用一條法律──《強制征收法》(Eminent Domain)，這條法律規定如果因為需要，政府有權強迫居民遷移。但是這里的“需要”是指用地建學?；蚴堑缆返裙苍O施，而不應該是為私人營利公司所要的用地──趕走了這里的居民和小生意，拆毀了教堂，然后把廠地清掃干凈，交給GM去建廠。而且所有的花費都由底特律市政府負擔。在與GM的協議里，市政府還在GM開始生產后減免它應付的所得稅。在達成協議的過程中，底特律和美國其它地方的左派認為這樣專橫無理的做法對居民太不公平，于是聯合起來反對，在整個拆遷的過程中進行干擾，當推土機已經開到教堂門口時，天主教神父還帶領著信徒們在教堂里祈禱。這是我搬到底特律后(我住在郊區)看到左派起來反抗的第一次。

　　GM獲勝后，在波蘭城蓋了一個新汽車工廠。三十幾年后，2018年底，GM宣布它將關閉美國的三家工廠，其中一個就是底特律波蘭城工廠。GM同時宣布要關閉加拿大的一家工廠，GM一步步將汽車生產撤出美國和加拿大。1980 年GM毀掉了一個熙熙攘攘很有人氣的社區，今天工廠關閉后留下一大片死寂的空間，底特律又多了一個被遺棄的工廠。回頭來看，1980年反對GM在波蘭城建廠是對的，但是也是完全沒有用的。你要反對，讓你去反，我要建廠，照樣建。按照資本的規律，建建關關是合理的，不用的工廠留在那邊不去處理也是合理的。三十年后我們看到：這一次左派的抗爭雖然是正義的、但最后結果是完全失敗。

　　底特律已經有太多被遺棄的工廠，不用調查，也不用統計，我保證底特律被遺棄的工廠，以平方公里來算，一定是世界第一。所有的汽車公司每次建新廠就把舊廠廢了，但是因為拆毀工廠太花錢，所以就留在那邊不去作任何處理。我還住在底特律時，每次有朋友來看我，我都帶他們在城里走一圈來參觀這些被遺棄的工廠。我教書的時候，跟兩個同事，每隔一個學期合教一門底特律的課，我教經濟，另外一位老師教勞工史，第三位老師教底特律的詩詞，詩詞中很多都是工人自己寫的形容做工時的情形。每次這門課結束前我們都帶學生去底特律城參觀，很多參觀點都是工廠的“遺址”。底特律被遺棄的工廠已經相當的有名。如果有興趣，可以去網上看看這些被遺棄的工廠。

　　(https://jalopnik.com/the-ruins-of-detroit-industry-five-former-factories-5110995)

　　底特律有一個很有名的棒球隊叫老虎棒球隊(Detroit Tiger)。這個球隊的棒球場(老虎棒球場)已經有一百年的歷史，很為一般市民喜愛。它有很多便宜的硬板凳的座位，一般人可以負擔得起，過去看棒球是一個夏天的大眾娛樂休閑活動。1992 年老虎棒球隊被一個賣披薩發了財的生意人麥克.伊利區(Mike Ilitch) 買去。老虎隊的新老板認為原來的棒球場已經老舊，要求市政府補助來建造一個新的棒球場。在美國很多城市的球隊(棒球隊、足球隊、籃球隊)對它們所在的城市都有同樣的要求，因為新的球場會吸引更多的顧客，而且新的球場可以只留少數硬板凳的便宜座位，設立更多舒服的高票價座位，賺更多的錢。如果市政府不答應他們的要求，這些球隊的老板就用要將球隊搬走作為要脅。有名球隊多半是在比較老的城市里成名的，這些老城市一般都是因為工廠搬走，稅收不夠而財政拮據，像底特律還有一些其它的老工業城，都是這樣的情況。但是另一方面，隨著工業遷移，人口減少，一些商業也跟著離開，如果連球隊都留不住，那就真正到了末路，所以最終市政府總是答應球隊的要求，就算是用發債券來借錢，也得為球隊建新的球場。底特律的新棒球場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建成的。底特律的一些市民反對將舊老虎棒球場拆毀，他們組織起來反對，這是我看到在底特律城左派聯合起來發起抗爭的第二件。他們的反對也是正義的、合理的，底特律市的財政已經如此拮據，市民連最基本的需要都無法滿足，這時政府卻要拿錢給棒球老板建新球場，實在說不過去。反對建新球場的抗爭運動堅持了整整十年(1987-1997)而告失敗。新的棒球場1999年建成，位于底特律的城中心，在棒球場的附近又蓋了一個新的足球場，圍著這兩個新球場，有飯館、酒吧、戲院和音樂廳，把所有的活動都集中在這幾里路方圓的城區內，來供郊區收入較高的居民來這邊消費。之后，左派在市民支持下，反對在底特律蓋賭場，仍然是反對歸反對，市政府最后還是批準于1999年在底特律建了三個賭場。美國本來只有兩個州允許設立賭場，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時增加到23個州。雖然大家都知道用設賭場來“發展”經濟絕對不是好辦法，但是每個州都在就業減少，稅收下降的情況下，試圖藉由建賭場來增加就業和稅收。

　　2001年911 之后，美國進軍阿富汗，2002年美國進一步發動侵略伊拉克的戰爭，我也跟著參與反侵略戰爭的活動，在學校里宣傳反戰。我請了一位天主教神父到學校演講，也在街上參加示威游行。到今天，這場戰爭已經進行近20年，阿富汗和伊拉克被破壞得滿目瘡痍，人民受到極端的苦難，當年的反戰卻半點用都沒有。

　　到了2008年的房貸危機，底特律的市民遭遇到最嚴重的浩劫。2008年的房貸危機是因為美國的幾個大銀行和一些房貸公司的投機引起的。這些金融機構，在房價一起一落間賺了大錢，但是在這房價一漲一落間，底特律的居民失去了他們最值錢的財產，更失去了他們住了幾十年有感情的家，失去了這個他們在這城市里唯一可以落腳的地方。上世紀末，房價上漲時，銀行和房貸公司把握住賺錢的機會，放寬了房貸的標準，根據房屋估價公司高估的房價貸款給屋主。譬如說一所原來值六萬元的房子漲價到十萬元，按照十萬元，銀行貸款八萬元給屋主。等到房價跌回六萬元或者更低時，屋主支付貸款有困難時，銀行就將住屋收回，把原屋主趕出家門。銀行將收回了的房子拍賣，當房子在市場上拍賣多了，房價就更往下跌。到2009年和2010年時，原來價值幾萬元的房子跌到幾千元。這些房子原來的屋主都是多年之前買下來為自己退休時居住的，在房貸危機中，他們失去一切。

　　金融風暴發生得如此之快，左派連反對的機會都沒有。這下可好，風暴過了，左派只能留下來收拾殘局。我認識的一個研究底特律勞工的學者，他實在看不下去這些屋主受到的苦難，把拯救他們看為自己的責任。他組織了居民，在銀行收回房屋，警察來要把屋主的家俱、用具、衣服丟到街上時，這些居民就把車道擋住，使得車子開不出去;他更帶著一些房子被沒收的屋主去法庭向銀行起訴，因為許多被沒收的房子是違法沒收的。但是抗爭了多年，能夠把房子討回來的只是極少數。金融危機后底特律一眼望過去，就像經歷了一場戰爭。

　　房貸危機將底特律城進一步推向崩潰的邊緣。底特律城多年來財政收支的不平衡到了2013年7月終于支持不下去而宣布破產。破產數額達180億到200億美元之大，是美國有史以來最大的城市破產事件。破產的細節這里無法多說，底特律市政府把所有值錢的東西都賣了還債。那一次金融危機，美國總統歐巴馬救銀行、救汽車公司，就是不救底特律的貧困的黑人居民。要救誰?不是個種族問題，是個階級問題。

　　我寫出這些我親身見證到的歷史，就是想說明：我所看到的近四十年來美國左派的具體抗爭中，顯示出他們的力量相較于資產階級是多么薄弱。盡管他們在一個個具體的事件上，憑著正義感堅決反對美國資產階級的荒唐作為，但是整體來說，他們并無法對美國的資本主義提出有效的挑戰。美國的左派敗退到今天的樣子，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美國左派除了20世紀初期到中期短暫興起的工人運動之外，他們并沒有一套相對完整、得到多數工人支持的政治信念，更沒有真正能夠代表絕大多數工人階級根本利益、世界觀與政治主張的政黨。雖然早就一蹶不振的美國共產黨和從它分裂出來的許多紛雜的小宗派依然宣稱自己是真正的工人革命先鋒黨，真實政治中，美國工人數十年來只能完全依靠民主黨這個資產階級政黨，卻又一次次被民主黨政治人物背叛。就這樣，他們失去了一切。其實，說他們失去了一切并不正確，因為他們甚至無法梳理清楚自己的斗爭歷史，乃至到今天連反省具體的歷史經驗來重新想象未來如何開展革命的道路，都很困難。

　　反過來看，中國左派有自己的革命歷史。中國革命的歷史是無數前輩革命家與革命群眾用他們的鮮血和生命寫下來的，是我們極為珍貴的遺產。中國革命豐富的歷史經驗提供了世界各國左翼運動思考未來發展的依據。寫這本書的目的就是想將我所了解的中國解放后實行社會主義的歷史寫出來，好提供大家思考未來道路時做為參考。其實，我自己并不適合來做這項工作，因為我并沒有直接參與解放后建設社會主義的實踐。我認識許多親身投入中國革命建設、親身經歷過那段艱辛又充滿希望的歷史的人們，他們的觀察、總結與批判都極其寶貴。但是我的有利條件是因為我在美國帝國主義下生活多年，對資本主義有相當的了解，可以借著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來了解社會主義。畢竟，社會主義運動從來就是人類試圖推翻資本主義、邁向新社會的努力。因此，或許我努力寫出來的一些看法，可以供大家批評、討論和補充，希望能夠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感謝詞：

　　寫這本書的過程中我接受了各方面的協助，在他們的協助下，我才能完成這項工作，借著這個機會我在此表示感謝。

　　《批判與再造》雜志的創始人和這十多年一直負責總編輯的杜繼平給了我各方面的協助，他在繁忙的工作中仔細看完我的書稿，并且認真地提出寶貴的修改意見，最后還為了寫出版序整夜未眠，他的認真和敬業精神讓我佩服，我在此向繼平提出衷心的感謝。我也要感謝比我年輕30歲結交了30年的老朋友林正慧。她對文章結構提出了珍貴的修改意見，并在出版過程中做了不少周詳的考慮和處理。我也感謝年輕朋友曾福全，他和正慧一起完成了這本書的封面設計。我的新朋友詹尤克深熟多種語言，曾把我的一本英文書翻譯成土耳其文，除了土耳其是他的母語外，尤克的中文和英文都比我好很多。詹尤克是最早看到這篇書稿的人，我感謝他的寶貴修改意見，和他對文章中所提到的資料和數據一再加以確認，以及文字上的修改。我也非常感謝范振國和劉欣恒不勝其煩的修改和校對工作。非常感謝周宸廷負責書稿電子版的編輯和排版，并幫忙紙本的付印。

　　最后，我要謝謝我的兩個女兒——周道良和周道遠，給我在生活上的照顧和精神上的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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