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護與吶喊》后記

　　劉繼明

　　收入這本集子的文章，皆為新世紀以來我發表的評論、隨筆、演講、訪談和對談，其中，《為中國革命辯護——讀曹征路〈重訪革命史〉》、《毀譽褒貶郭沫若》、《被「極左」的姚雪垠》、《我們怎樣理解浩然》、《革命者魏巍》、《七十歲知青，或「人民的修辭」——張承志讀札》諸篇，是近兩年我寫作的「革命后的革命——1949年后若干重要文化事件和人物再反思」系列的主要篇章，因涉及到對長期被污名化的20世紀中國革命的思考和辨析，塬來打算以其中一篇文章題目為書名的，出版時才改為現在這個書名。

　　回顧我叁十多年的寫作歷程，前半段基本上屬于「純文學」，后半段(2000年后)則漸漸逸出純文學寫作，向思想文化及社會問題延伸，評論和隨筆的寫作漸漸佔據了重要的位置;無論在物理還是心理上，我同主流文壇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這顯然與我的價值立場和寫作趨向密切相關，是一個「互相拒絕」的必然過程。我不僅沒有絲毫失落，反而有一種解脫之感。我這種心情，對于某些在體制內樂此不疲地爭名逐利，離開權位和厚賞就不知所從的人，肯定會覺得無法理喻。

　　1990年代中后期，當我的生活處于最低谷時，曾經在一篇隨筆中強調過生活的意義和寫作的意義的重要性。對我來說，生活如果降低為茍且偷生，寫作如果降低為牟取名利，失卻了超越其上的意義，我寧愿放棄寫作和生活。

　　現在，我再次感到了意義和信仰的重要性。

　　人如果沒有意義地活著，與畜類無異。比意義更高層次的是信仰。為了信仰而活著或死去，或承受孤獨、磨難與痛苦，對一個找到并堅守自己信仰的人來說，是一種光榮，而非恥辱。正是基于這種認知，我以一種「看似偶然」的方式，同那個正在加速腐敗和墮落的文壇「圈子」進行了徹底的決裂。

　　想到從此以后我將擺脫體制羈絆，開始一種真正自由的寫作和生活，我就像一條在污水溝裡待的太久的魚兒終于游到了大江大河那樣，感到無比的輕鬆。

　　感謝-張承志先生為本書題寫書名，感謝孔慶東先生慨然作序。感謝臺灣作家藍博洲先生，沒有他的熱情推薦，這本書不可能如此短時間在臺灣出版。

　　感謝我的妻子和女兒，沒有你們的陪伴，我也許會承受更多的艱雖。

　　也感謝那些以各種方式關心和支持我的人們。

　　2019年5月4日

　　（《辯護與吶喊》：臺灣秀威出版社，2019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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