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周立波：從小知識分子到“鋼鐵文藝戰士”

　　《暴風驟雨》和《山鄉巨變》是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上的兩部經典作品。在中共建黨100年百部紅色經典中，這兩部都入選其中，在現代文學史和當代文學史上，一個作家同時有兩長篇小說都被視為經典的并不多，周立波算是一個。《暴風驟雨》和《山鄉巨變》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在正式講《暴風驟雨》和《山鄉巨變》之前，我們先了解一下這兩部小說的作者周立波。

　　1908年．周立波出生于湖南益陽一個鄉村私塾家庭，這種家庭出身，使他比一般窮苦人家的孩子有更多讀書求學機會。8歲時他開始進入私塾就讀，16歲考入了長沙省立第一中學。在這期間，他對社會和人生逐漸有了自己的堅持和想法。20歲時，擔任小學教員的周立波因同情支持革命者，遭到校方的迫害，被迫逃亡上海，并考取了江灣勞動大學。1930年，22歲的周立波與同道友人周揚合作翻譯了蘇聯小說《狗胡同》以及盧卡奇論小說的論文，在《北新》半月刊上發表，由此開始了他的文學翻譯生涯。不久，因參與起草上海工人罷工宣言，周立波被關進了監獄。出獄后，他加入了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并正式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從此，他由一名具有進步思想傾向的小知識分子，成為了一名熱忱堅定的左翼文藝工作者。

　　抗戰爆發后，周立波撤離上海，前往華北抗日前線，先后創作了《晉察冀邊區印象記》《戰地日記》《南下記》等文學作品，隨后不久，周立波被調到魯迅藝術文學院工作，擔任編譯處處長兼文學系教員。在此期間，他先后創作了短篇小說《牛》《麻雀》《第一夜》，為后來創作長篇小說《暴風驟雨》《山鄉巨變》積累了寫作經驗。

　　1942年5月，延安文藝座談會在魯迅藝術文學院召開。周立波全程參加了座談會。包括周立波在內的一大批革命的、進步的知識分子受到心靈的震撼，開始認真思考文學為什么人的問題，同時也在創作上開始做新的準備。周立波不僅在思想上認真領會毛澤東提出的文藝為工農兵服務的方針，而且通過自己的創作，努力踐行延座講話精神。他在《談思想感情的變化》一文中寫道：“就拿我自己來說吧，我是一個窮困的知識分子出身的人，在革命環境里的時間也很長了，按道理說，我的思想感情應該比較接近工農兵，而小資產階級的情緒要少一些吧，但在事實上，由于舊社會的影響，由于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的思想和文化的灰塵的不時侵襲，由于在舊式學校里養成的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積習，毛澤東同志的下面這句話：‘靈魂深處還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王國’，是很適用于我的思想情況的。”深刻的自我剖析，讓周立波從內心深處意識到自身的不足，自覺要求從思想進行轉變。“我從理性上認識了自己的脫離群眾、脫離實際的嚴重的傾向，很想到火熱的斗爭中去長期地鍛煉自己”。1944年9月，為了與工農兵結合，深入生活，貼近群眾，周立波報名參加了八路軍三五九旅的南下支隊，隨軍南征。

　　在《講話》之前，周立波也曾深入過前線和農村，但用他自己的話說，那時還是一種“做客”姿態，和群眾保持著一定的距離，自然而然地退居客人的地位。在前線不曾主動了解戰士們的生活和情感，因而寫不出偉大的場面和英雄形象。在鄉下也沒和農民打成一片，對農民的生活和勞動不夠熟悉。延安文藝座談會后，周立波的思想發生了全新的蛻變，在一年多的行軍生涯中，他自己扛背包，在槍林彈雨中用雙腳徒步走完了七個省的戰場，經受了各種艱苦驚險的考驗和鍛煉，被譽為“鋼鐵的文藝戰士”。在緊張的生死斗爭里，他切身體會到了武裝斗爭的艱苦和激烈，目擊了鋼鐵般的戰士為了祖國的解放英勇犧牲，他也真正地將自己與每一名戰士緊緊聯系在一起。他已經明白如何更好地向工農兵學習，為工農兵服務，這也為之后的文學創作做好了充足的思想準備。

　　可以說，正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使周立波實現了從一個小知識分子到“鋼鐵文藝戰士”和革命作家的轉變，也直接催生了《暴風驟雨》這部反映土地改革的史詩式長篇小說的誕生。

　　延座講話之后實現這種思想轉變和寫出體現工農大眾立場、反映工農兵生活的作品的，并不只有周立波一人，比如跟他同樣來自上海亭子間的小知識分子出身的作家丁玲，在延座講話之后，同工農兵打成一片，到群眾中去，到人民革命斗爭的最前線去，寫出了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在文學史上，這部小說跟《暴風驟雨》一起，也被譽為反映土地改革的代表作品。

　　二、《暴風驟雨》

　　《暴風驟雨》，以1946年至1947年間東北土地改革為背景，敘述了土改工作隊開進松花江畔的元茂屯，發動和組織廣大貧苦農民斗爭惡霸地主韓老六，進行土地改革的全過程。小說以恢弘的氣勢，用大眾化的語言再現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中國農村暴風驟雨般的階級斗爭。該書于1948年由東北書店出版后反響強烈，發行量和影響力都很大，甚至被當作土改實際工作的參考書。在第一次全國文代會上，《暴風驟雨》獲得解放區優秀作品表彰，被譯介到蘇聯、日本、波蘭、羅馬尼亞等國，并于1951年獲得斯大林文學獎金。一同獲得斯大林文學獎金的還有同樣反映土改的丁玲的長篇小說《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日本學者安島彬評價《暴風驟雨》是一部描寫中國農村土地改革的“百科全書”式的作品。

　　“很短的時間內，將有幾萬萬農民從中國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來，其勢如暴風驟雨，迅猛異常，無論什么大的力量都將壓抑不住。”這段話出自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被周立波寫在《暴風驟雨》的扉頁上。我們從中可以想見這部作品的主題以及作者對土地改革——這場改變數千年中國農民命運的革命以及廣大農民所表現出的斗爭精神所持的態度和熱情。

　　表現農民在土改斗爭中展現出的蓬勃力量，在當時還是文學創作中的新嘗試。在“五四”新文學傳統中，很多知識分子作家都寫過鄉土和農民，但他們往往沒有真正走近農民、走進農民家庭、走進農村生活。與外在于書寫對象的“看”不同，周立波希望真正“融”到農民群眾和農村實際工作中。因此，《暴風驟雨》實際上是他親身參與土改工作的一種藝術記錄，真正實現了毛澤東在延座講話中對廣大文藝工作者發出的與工農兵打成一片的號召。

　　1946年10月，周立波受中共珠河（尚志）縣委的委派到元寶區任區委書記，參加當地的土地改革運動，這為他的小說創作提供了深入生活、積累素材的機會。小說中的元茂屯就是周立波曾經參加過土改的元寶村，甚至連小說開頭的一段描寫，也跟他當年和土改工作隊進村的情形一模一樣。

　　總體上說，《暴風驟雨》在思想和藝術上取得了以下三個方面的成就：

　　1、塑造了一批生動感人的貧苦農民形象

　　在《暴風驟雨》里，農民形象是積極而具有成長性的，如作者著力刻畫的趙玉林這個人物，在舊時代賣命干活卻依舊無法擺脫赤貧狀態，母親被活活餓死，妻女不得不討飯為生，全家三口窮得沒有褲子穿，被村民戲稱“趙光腚”，隨著土改工作隊的到來，趙玉林開始逐漸覺醒，積極參與土改運動，從被壓迫者迅速成長為勇敢無畏的革命者，最后為了革命和群眾的利益獻出了自己寶貴的生命，成為了“農民英雄”。在周立波筆下，趙玉林這個“農民英雄”的成長也經歷了一個曲折的過程，一開始缺乏斗爭經驗、遇到挫折容易消沉的缺點，甚至對工作隊有過懷疑和不信任，但在工作隊的指導下，他一步步走向覺醒與成熟，成為為了推翻封建剝削制度，改變本階級命運而不惜流血犧牲的堅定革命者。

　　除此之外，小說還塑造了窮苦農民老孫頭的藝術形象，他有狡黠、落后、自私、膽小的一面，在土改工作隊初來時，將信將疑，“工作隊能整得下韓老六嗎？”“怕是整不下”，不敢正面揭發，只好“悄悄地拐彎抹角說”。老孫頭這種軟弱、自私、膽小的性格，是長期受剝削壓迫的社會環境中形成的，因此，周立波對于老孫頭身上的缺點只是善意的諷刺與批評，而不是完全否定，體現出他作為一個藝術家充分尊重人物的嚴謹客觀態度，從而使老孫頭成為《暴風驟雨》中塑造的最飽滿、最立體的一個人物形象。

　　《暴風驟雨》出版后，周立波寄了一本給元寶村，并在書中夾了封簡短的信，請村里曾給他擔任過警衛員的劉文，抽空給村里不識字的郭長興、白福山、車老板老孫頭念一念，因為書中有不少他們的故事。劉文用了5個晚上給村民們從頭到尾念完了這部小說，很多村民“都說書寫得好，都是些實事”，“每天念完，大家總是尋根刨底地議論一番，總覺得書里的人寫的就是元寶鎮的人”。 （參見《<暴風驟雨>：中國農村土地改革的“百科全書”》）

　　2、群眾的語言和群眾的感情

　　《暴風驟雨》的第二大藝術成就是寫出了群眾的語言和群眾的感

　　情。在延座講話之前，包括周立波在內許多知識分子出身的作家的作品，語言都是歐化的長句式，一副文縐縐的知識分子腔調，寫農民也是如此，因此有人嘲笑說，他們筆下的農民是腳上穿著草鞋，身上穿著西裝。但在《暴風驟雨》中，周立波完全摒棄這種洋腔洋調，不僅在敘事上改用一種簡潔、明快、直白的語言，而且在人物對話中完全采用群眾語言，書中地道的東北方言俚語俯拾即是，人物形象的刻畫更加逼真、生動、活潑，以至有的讀者以為周立波是土生土長的東北人。

　　出身湖南的周立波做到這一步十分不易。據他后來回憶，他在元寶鎮“手不離筆，兜不離本。在街上走路，看到地主的黑門樓、大宅院，看見窮人住的破草房，他都停下來往上寫一會。開積極分子會，開斗爭會，他很少在臺上，總是在人空里竄來竄去，還是不停地往本上寫”，“幾乎整天在屋子里，閱讀文件，整理各種材料，有時甚至通宵達旦”。

　　但周立波覺得，這樣還不足以走進農民內心，難以描摹出農民的靈魂。他認為：“寫場面比寫人物容易對付些，這是因為場面的材料還容易收集，而各階層的人物的行動、心思情感和生活習慣，往往難捉摸。”為了真正了解農民的心聲，打開農民的心扉，在元寶鎮元寶村，周立波和貧苦農民吃在一起、住在一起，“一天三頓都吃苞米茬子和咸菜”“連皮鞋都不敢穿”，逐漸拉近了和貧苦農民的距離。

　　小說中有一個章節《分馬》曾經選入中學語文課本，我上高中時讀到過，對其中許多精彩生動、充滿生活氣息的描寫還記憶猶新。《分馬》的故事講述的是生產資料重新分配的過程，語言生動，人物形象鮮活逼真。老孫頭性格可愛，有點自私，表面上說“還沒定弦”，心里其實早已打定了主意，想挑走栗色小兒馬，如愿以償后，騎著馬得意洋洋卻摔了個屁股墩兒，引得大家哄堂大笑。農會干部郭全海作為分馬工作的帶頭人，領導力強，公平公正。他在分馬前干練的陳述，既交代清楚了事情原委，又烘托出村民們急切的心情。分馬后，300多戶人家歡天喜地，只有老王太太有些失落。郭全海及時招呼積極分子說：“先進的要帶動落后的，咱們算先邁一步，老王太太落后一點點，咱們得帶著她走。”當老王太太挑走本屬于田家的沙栗兒馬后，郭全海牽著自己的青騍馬來到田家：“開春下了崽，馬駒子歸你。”等等。這些細節描寫，既寫出了作為小生產者的農民特有的自私自利和小聰明心理，也寫出了翻身做主人后那種發自內心的喜悅之情。（參見雷鳴《土改歷史的“具身化”書寫——重讀周立波<暴風驟雨>的一種視角》）

　　3、砸碎一個舊世界

　　《暴風驟雨》被譽為表現土地改革的史詩性作品。要理解這部作品的意義，首先必須理解土地改革的深刻意義。

　　美國學者亨廷頓說過：“土地改革不僅僅意味著農民經濟福利的增加，它還涉及一場根本性的權力和地位的再分配，以及原先存在于地主和農民之間的基本社會關系的重新安排。”所謂“社會關系的重新安排”，直白地說，就是長期受剝削的窮苦農民在共產黨領導下，組織起來，推翻延續了幾千年的地主階級的統治壓迫，翻身做主人。用前三十年曾經十分流行的一句話，就是砸碎一個舊世界，建設一個新世界。《暴風驟雨》就是一部反映“砸碎舊世界”過程的小說。

　　農民們要真正砸碎那個統治了他們幾千年的“舊世界”并不容易。對他們來說，這絕不只是一個從地主家分浮財和土地，掌握生產資料那么簡單，而是還需要從精神上擺脫被奴役的地位，正如《國際歌》唱的那樣：“奴隸們起來起來，我們要做天下的主人！”。用韓丁在《翻身》一書中的話說，就是“翻心”。 即啟發和提高群眾階級“覺悟”，讓農民認識到自己受壓迫與剝削的根源，進而激發其階級仇恨。那么，提高農民的階級覺悟的著力點在哪里？或曰“翻心”實踐的具體途徑與方式是什么？

　　在作品中，讓農民從“翻身”實現“翻心”這一從個體覺醒到階級覺醒的，是工作隊通過組織農民“訴苦”→“批斗會” →斗爭的形式來完成的。這種三部曲的形式并不是周立波的發明，而是土改工作隊在實際斗爭中總結并推廣到全國的普遍經驗。就小說中的“元茂屯”而言，大多數農民信奉傳統道德觀、宿命觀，沒有反抗的意愿，對貧苦的生活現狀，抱持著認命的思想，如孫老頭在拉著工作隊進屯時，對蕭隊長所說的一番話，便可窺見一斑：“發財得靠命的呀，五十多石苞米，黃燦燦的，一個冬天嘩啦啦地像水似的花個光。你說能不認命嗎？”在他們看來，生活的艱辛與貧困，似乎是命由天定，而不是階級差異造成的。除此以外，日本侵略者多年的殖民統治，不僅在當時給元茂屯農民帶來經濟上的巨大傷害，也造成了元茂屯農民精神被奴役的狀態：“都是些個‘滿洲國’的腦瓜子。”還有，屯里的大糧戶又與“胡子”相互勾結，對屯里百姓搶掠和欺辱，更讓農民變得膽小怯懦。所以，工作隊起初以“斗爭大肚子，幫窮伙計翻身”的抽象階級框架去宣講、動員民眾并不順利。土改工作隊決定召開第一次大會時，便遭遇失敗，劉勝在大會上號召農民翻身，大伙兒一起來打垮大肚子時，參會農民只是嘴上喊著樂意，卻一個一個地借故溜走。如此看來，動員農民投身土改、斗爭地主并非易事，對此，蕭隊長有清楚的認識：“群眾并不是黃蒿，劃一根火柴，就能點起漫天的大火，沒有這種容易的事，至少在現在。 我們來了幾天呢？”（參見雷鳴《土改歷史的“具身化”書寫——重讀周立波<暴風驟雨>的一種視角》）

　　通過“訴苦”→“批斗會” →斗爭的形式，不僅使老孫頭這樣的“落后”群眾認清了地主韓老六、假善人的真面目，實現了窮苦農民的階級覺醒，還培養和鍛煉出趙玉林、郭全海這樣的土改積極分子。因此，“砸碎舊世界”不單是推翻舊的地主階級，而且必將伴隨著廣大翻身農民建立一個沒有剝削壓迫的新世界的渴望和行動。

　　周立波的《山鄉巨變》，正是這樣一部書寫翻身做了主人的農民怎樣“建立新世界”的長篇小說。

　　三、《山鄉巨變》

　　1、組織起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執政的中國共產黨面臨著在一窮二白的

　　舊中國廢墟上建設社會主義的艱巨任務。繼肅清舊社會殘余勢力和官僚主義等現象的三反五反運動之后，中共很快在全國城鄉掀起了轟轟烈烈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在城市，短暫時期便完成了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在農村，這一工作則要曲折漫長復雜得多。

　　1943年11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招待陜甘寧邊區勞動英雄大會上作了《組織起來》的講話，他指出：“目前我們在經濟上組織群眾的最重要形式，就是合作社。這種集體互助的辦法是群眾自己發明出來的。綜合群眾的經驗，形成各種合作社可以把群眾力量組織成一支勞動大軍；要在尊重群眾意愿的基礎上，逐步將更多的人，包括婦女群眾和二流子，廣泛組織起來。……在農民群眾方面，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于永遠的窮苦。克服這種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漸地集體化。”新中國成立前夕，他又進一步表達了運用國家權力將社會組織起來的想法：“全國同胞們，我們應當進一步組織起來。我們應當將全中國絕大多數人組織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其他各種組織里，克服舊中國散漫無組織的狀態……”

　　這兩篇講話代表了毛澤東對近代中國國情的基本認識，即個私小農的分散生產方式不僅從經濟上無法應對近代中國面臨的問題，而且在社會層面更是一種落后的社會組織方式。因此，不僅需要運用各種力量打破這種個私小農分散的生產方式，更重要的是將他們組織起來。

　　在農村，“組織起來”經歷了從成立互助組到合作社直至人民公社三個階段。農業合作化運動是改變中國億萬農民生產資料占有方式、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社會大變革。這場社會變革，正是翻身農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砸碎舊世界之后，建立新世界的一次偉大實踐。一批在延座講話之后迅速成長起來的作家紛紛拿起手中的筆來記錄和反映這一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從中涌現了周立波的《山鄉巨變》、柳青的《創業史》、趙樹理的《三里灣》以及浩然的《艷陽天》和《金光大道》等一批優秀作品。

　　這里我們先講《山鄉巨變》，后幾部作品留待以后再講。

　　2、建立新世界

　　1954年末，為深入了解全國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實際情況，在北京工作的周立波決定回到家鄉湖南省益陽縣鄧石橋鄉清溪村體驗生活。回到家鄉后，周立波參加了該縣謝林港區發展互助組，并協助建立初級農業社。周立波和鄉親們相處親如一家人，經常興致勃勃地看鄉親們馭牛、罵牛、“噴”牛、相牛、用牛，還喜歡聽他們講鄉下的事情，不但聽得認真，還愛打破砂鍋問到底。這期間，他寫出了反映農村基層干部帶領群眾走社會主義道路、試辦初級農業社的短篇小說《蓋滿爹》。該小說的原型是周立波在鄉下認識的一位木匠出身的鄉農會主席、互助合作委員會主任黎蓋。周立波對自己這一時期的文學創作并不滿意，“我的頭腦里充滿了印象，但等提起筆來時，卻又寫不出什么。印象雖多，但都很表面，對于人的心理、口吻、習慣、性格和生活細節都不熟悉，提起筆來，能寫什么呢？”周立波已不滿足于這種走馬觀花、蜻蜓點水般的走基層創作方式。

　　這段基層生活使周立波決定，自己今后的文學創作將致力于反映新中國社會主義農村新貌和農民新生活。為了真正做到這一點，周立波經過認真考慮，1955年冬，舉家搬到湖南益陽縣桃花侖鄉竹山灣居住。為便于做群眾工作，周立波擔任了桃花侖鄉黨委副書記。在家鄉，周立波每天和社員一起學習、開會、生產勞動。晚上，收工回家后，他便坐在書桌前，有時讀毛主席著作，有時學習合作化運動政策，其后便將白天勞動中記錄下來的事，整理后寫入作品之中，有時靈感來了，一握住筆寫到天明。雙搶季，他和社員們一起在似火的驕陽下割禾、插稻。為此，他的背上曬起了許多水泡。有一次，在扯田塍子角時，周立波用力過猛，摔倒在田里，社員們笑稱他為“泥牯牛”。（參見慕津鋒：《<山鄉巨變>誕生記》）

　　1956年6月，經過充分準備，周立波開始動筆創作自己的又一部長篇小說《山鄉巨變》。《山鄉巨變》1958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出版之前在《人民文學》（正篇）雜志連載。小說一經發表，就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和討論，被譽為“《暴風驟雨》的續篇，描寫了中國農村的又一次暴風驟雨”。

　　1959年9月，《文藝報》刊登了人民文學出版社“建國十年來優秀創作”目錄，其中《山鄉巨變》排名第三。如同《暴風驟雨》曾經引起的轟動一樣，《山鄉巨變》在人物刻畫和語言藝術上也獲得了文藝界的一致盛贊。

　　作為同一作者的兩部長篇小說，《山鄉巨變》和《暴風驟雨》有很多相同與不同之處。兩部小說雖然一個寫的是東北地區農村，一個是南方農村，但在藝術風格特別是塑造人物方面，都采取了貼近農民生活，大量運用鄉土俚語，描摹風俗人情，生動傳神地寫出了農民的心理和感情；不同之處是，《暴風驟雨》反映的是新中國建立之前窮苦農民求翻身得解放，“砸碎舊世界”的土地改革斗爭，《山鄉巨變》則是翻身做主人后的農民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組織起來，開展農業合作化運動，走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建立新世界”的生動實踐。

　　這一“舊”一“新”，道出了這兩場斗爭和運動所具有的偉大意義，也彰顯了周立波和他這一代跟隨中國革命成長起來的進步知識分子，將個人的創作與廣大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的解放密切聯系在一起的思想自覺。這一點也體現在兩部作品的敘事方式和視角上，比如在《暴風驟雨》和《山鄉巨變》中，作者都不約而同地采取了“工作隊”這一“外來者”的身份和視角進行敘述。無論是《暴風驟雨》中的蕭隊長，還是《山鄉巨變》中的鄧秀梅，既是上級派到農村領導土改和合作化運動的工作隊員，也是作品展開敘述的穿針引線的人物；他們既是傳播上級文件精神的政策宣諭者、領導者，也是整個運動和斗爭的參與者。在斗爭和運動中教育農民，也在斗爭和運動中接受教育，踐行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提出的“要做群眾的先生，就要先做群眾的先生”的告誡。這實際上成為了延座講話之后革命文學和社會主義文學創作的一種經典敘述模式。

　　在《山鄉巨變》中，周立波成功塑造了鄧秀梅、劉雨生、李月輝、“亭面糊”、王菊生、張桂秋等一批個性鮮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在藝術上的成熟和成就達到了新的高度。1960年，茅盾在第三次文代會上作題為《反映社會主義躍進的時代，推動社會主義時代的躍進》的講話中，對《山鄉巨變》有過這樣的評價：“從《暴風驟雨》到《山鄉巨變》，周立波的創作沿著兩條線交錯發展，一條是民族形式，一條是個人風格：確切地說，他在追求民族形式的時候逐步地建立起他的個人風格。他善于吸收舊傳統的優點而不受它的拘束。這是一眼就可以看出來的。《山鄉巨變》續篇可以作為例子說明他在民族形式和個人風格所取得的成就：他是越來越洗煉了，而且，在繁鑼密鼓之間，以輕松愉快的筆調寫一二小事，亦頗幽默可喜。這部作品，結構整齊，層次分明，筆墨干凈，勾勒人物，樸素道勁，這些都是他的特點。作者好用方言，意在加濃地方色彩，但從《山鄉巨變》正續篇看來，風土人情、自然環境的描寫已經形成了足夠的地方色彩，太多的方言反而成了累贅了。”

　　兩部作品在敘述色調上也存在明顯不同，《暴風驟雨》的色調凝重、粗獷、悲壯，《山鄉巨變》的色調清新、剛健、明朗、甚至不乏幽默，“砸碎舊世界”的過程必然貫穿著血雨腥風，焉能不悲壯凝重？“建設新世紀”是一場追求新生活的生動實踐，焉能不剛健明朗？這是由“砸碎舊世界”與“建立新世界”的性質和情感所決定的，是這兩部作品在內容與形式上實現了完美結合的又一個佐證。

　　我曾經在《革命者魏巍》一文中說過：“考察魏巍的文學生涯和人生歷程，我最為強烈的感受是：他首先是一個革命者，其次才是一個作家;他的一生與中國革命的興衰沉浮并行不悖、高度重合，可謂生死相依、榮辱與共。”周立波和魏巍那一代的大多數作家也是如此，他不僅親身經歷了新民主主義革命血與火的洗禮和新中國成立后改變億萬農民通過農業合作化運動走上集體化道路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而且用手中之筆生動形象地書寫了他們打碎舊世界、建立新世界的歷史進程，先后向讀者貢獻了《暴風驟雨》和《山鄉巨變》兩部紅色經典，無論是作為革命者，還是一個作家，他都是幸運的。

　　我們應該向他表示深深的敬意。

　　三、紅色經典如何傳承？

　　這堂課講到這兒，本來可以結束了。忽然想到兩件事。第一件事是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之際，中國作協組織編選了一套《百年百部紅色文學經典》，收入了從建黨100年以來的100部紅色經典作品，都是我們耳熟能詳的名作，其中就包括周立波的《暴風驟雨》《山鄉巨變》，以及前面我們提到過的丁玲《太陽照在桑干河上》，趙樹理的《三里灣》，柳青的《創業史》等。有一陣子，網絡上一些反感莫言的讀者為他沒有入選這“百年百部經典”而拍手稱快。其實這完全是誤解。因為以莫言的寫作立場和趣味，他的作品未入選“紅色經典”是再自然不過的，莫言本人也不見得樂于被入選。況且，在入選的100部“紅色經典”中，絕大部分都是改革開放以前出版的。這也在許多人意料之中。如果以改革開放為分水嶺，其實不到60年，所謂百年百部紅色經典，叫“60年百部紅色經典”也許更加名副其實。

　　所謂紅色經典，文學史上也稱為革命文學、左翼文學和社會主義文學，而中國當代文學自改革開放以來的文學思潮，是一個不斷去革命化甚至反革命化，或者叫做“褪紅”的過程。若想找到一位（部）像改開前那樣的紅色作家和作品，可謂難乎其難，或者即便有，也被當成極左被邊緣化，或打入冷宮了。

　　這意味著改開后的三十多年，稱得上紅色的文學作品已經后繼無人，瀕臨絕跡。那么問題來了，這些年主流意識形態整天講傳承紅色基因，而如果連一部紅色經典都選不出來，如何傳承紅色基因呢？

　　這是我想到的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不久前，中國作協組織各地作家到周立波的家鄉湖南益陽搞了一個所謂“新山鄉巨變”計劃，周立波之子周小儀還應邀出席了啟動儀式。

　　根據澎湃新聞報道，該計劃是一項長期的文學行動，第一階段自2022年開始，初步以5年為期，由作家出版社具體承辦。它邀請全國作家和所有文學寫作者“共同擁抱新時代、書寫新山鄉”。作品體裁須為長篇小說，內容主要展現新時代中國農業、農村、農民在經濟、生活、文化等方面的巨大變化。

　　益陽是《山鄉巨變》的誕生地，也是周立波下鄉體驗生活時間最長的地方。《山鄉巨變》的許多人物都能在當地找到生活原型，據說，周立波下鄉的那個村子，像如今遍布全國各地的許多紅色宣傳教育基地，已經被打造成了一個以消費和拉動經濟為目的所謂紅色旅游地，許多景點都是以山鄉巨變中的地名和人物命名的。中國作協組織的這個“新山鄉巨變”計劃，顯然是想借助周立波和《山鄉巨變》的文學元素和影響力，來發展“新時代”的文學創作。但他們可能沒有想到，周立波和《山鄉巨變》所反映的是廣大農民在共產黨領導下，開展合作化運動，最終成立人民公社，走上了社會主義集體化道路，而改開后包括湖南益陽在內的全國農村，走的是一條跟《山鄉巨變》中的農民完全相反的道路，撤銷人民公社，重回延續了幾千年的“小農經濟”（即單干），使已經組織起來的農民重新變成了一盤散沙。這實際上意味著周立波以及他那一代作家熱情謳歌并且全身投入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不再是《暴風驟雨》中的翻身農民所渴望建立的新世界，而是回到了他們通過流血犧牲砸爛的那個“舊世界”。中國作協這個冠以“新山鄉巨變”的創作計劃何新之有？

　　那么，如何從實質而不是形式上真正傳承包括《暴風驟雨》《山鄉巨變》等紅色經典文藝作品在內的紅色基因呢？

　　這是我就上述兩件事提出的問題，供同學們下次討論課討論。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