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學重陽研究院的院長王文先生，最近就中美關系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叫作《耶倫訪華后，不妨繼續推動中國對美輿論的微調》，內中強調：

　　“筆者建議，還可以從對‘美國’——這個影響中國崛起最大外部變量——的日常輿論報道入手，稍微調整一下長期以來對美負面報道為主的輿論環境，讓普通民眾尤其是中產階層仍相信中國對美斗爭意在推進兩國合作、中國仍在向強國學習并在大邁步地超越。久而久之，這種普遍想法會轉化為推動經濟強勁復蘇的新動力和積極預期，這次耶倫訪華就是很好的一次輿論微調嘗試。”

　　“筆者的邏輯是，實事求是地看待美國，多元化地安排當下對美報道與評述的輿論尺度，適時增加正面對美報道與評述的內容，該批判就批判，該肯定就肯定，這樣，對內有助于撫慰許多中國中高收入者對美國的特殊情結，對外也可能會起到塑造中國開放形象、緩和中美關系的積極作用，最終將有助于實質性的提升社會預期，復蘇經濟活力，助推國家持續崛起。”

　　王文院長雖然也提到中國在關于美國的報道中要“該批判批判，該肯定就肯定”，實際上，王文的意思是說，為了“撫慰許多中國中高收入者對美國的特殊情結”，“塑造中國開放形象、緩和中美關系”，中國在輿論上不應該再批評美國，而應該多表揚美國。

　　我也湊一下熱鬧，分析一下王文的心態：

　　第一，在王文看來，中美關系是敵是友，實際情況不重要，輿論才重要；美國對中國做了什么不重要，中國在輿論上如何報道美國的所做所為，才重要。

　　就是說，在王文看來，中國的輿論可以一廂情愿地忽略美國對中國的實際態度，可以也應該單方面地把美國對中國的態度包裝得非常美好，讓中國人忘記美國對中國所做的那些仇視性、敵對性的政策、行為和言論。

　　第二，王文之所以建議中國輿論不要多報道美國對中國所做的那些仇恨性、敵對性的事，居然是為了照顧中國的中高收入群體的“特殊情結”。

　　究竟，中國的哪些“中高收入的群體”，對美國有“特殊情結”呢？憑什么為了照顧這些“中高收入群體”對美國的“特殊情結”，就可以忽略美國對中國人民所做的那些仇恨性、敵對性的事呢？

　　憑什么中國的輿論，就必須為這些“中高收入群體”對美國的“特殊情結”讓路呢？

　　第三，在王文看來，中國的輿論是中國方面“刻意安排”的，是可以控制的。

　　那么，我們不難推測，在中國，的確有那么一個時期，在對美報道方面，是被買辦勢力刻意“安排”的。

　　今天，為什么王文又強調“多元化地安排當下對美報道與評述的輿論尺度”呢？我認為，那是因為，曾經有能力“安排”中國對美輿論的那個買辦勢力，當下，已經沒有能力再控制中國的輿論了。要是這個買辦勢力仍然能夠“安排”中國的輿論，王文才不屑于寫文章建議“多元化地安排當下對美報道與評述的輿論尺度，適時增加正面對美報道與評述的內容，該批判就批判，該肯定就肯定”呢。

　　第四，王文要讓中國“適時增加正面對美報道與評述的內容”，這個恐怕有些難。

　　美日菲澳四國南海演習、耶倫來華之前說國有企業作用過大會限制增長、安全機構作用過大會阻礙投資、耶倫在華期間指責中國產能過剩影響美國利益、對臺灣出售武器、指使日本南朝鮮干涉我臺灣問題、對華貿易戰、對華金融洗劫、對華為全球圍剿、綁架小孟、制裁中國大學和科研機構、干涉我與俄羅斯的關系、離間我民族團結、制造南港動蕩……這些話題，為了照顧對美國有“特殊情結”的那些中國人，就必須黑不提白不提。

　　辦得到嗎？怎么才能把這些“負面”新聞都壓下來呢？

　　“適當增加正面對美報道與評述”的內容，那么，請王文還有你的朋友多多努力，為中國人找一找美國方面所做的“正面”的政策、行為和言論。僅僅有耶倫的小背包嗎？既然找不到，那又如何“適當增加正面對美報道與評述”？

　　第五，既然找不到美國方面在對華關系上所做的“正面”的政策、行為和言論，那要想“適時增加正面對美報道與評述的內容”，只能靠捏造了，只能靠顛倒黑白了。這不是說謊欺騙嗎？這方面的本領，近些年王先生那群人沒少發揮，難道是近期效果有限、影響不夠了？

　　第六，究竟，中國的哪些人對美國有“特殊情結”呢？是胡大V嗎？他倒是一直因為沒有出生在美國而糾結，他們確實對美國的“特殊情結”。

　　是許皮帶、柳教父那伙人嗎？是作家方方、莫言、閻連科、蔣方舟嗎？是中國的著名記者、著名經濟學家群體嗎？

　　中國人民，有什么義務“撫慰”這些人對美國的“特殊情結”？

　　第七，這些對美國有“特殊情結”的人，對中國人民是什么感情呢？一群對美國有“特殊情結”，對中國人民則極力貶低、歪曲、誣蔑的人，中國人民憑什么要“撫慰”他們的“情結”，他們又何曾“撫慰”過中國人民自己的“情結”？

　　第八，王文先生，為什么那么重視中國的極少數對美國的“特殊情結”的人的感受，而不重視絕大多數中國人民的感受呢？

　　第九，王文說，“對內有助于撫慰許多中國中高收入者對美國的特殊情結，對外也可能會起到塑造中國開放形象、緩和中美關系的積極作用”。似乎，在王文看來，照顧中國中高收入者對美國的“特殊情結”，居然和塑造中國開放形象、緩和中美關系是一回事。

　　這是不是說，所謂的開放、緩和中美關系，僅僅有利于那部分對美國有“特殊情結”的人的利益，而不利于中國絕大多數人的利益？

　　第十，“適時增加正面對美報道與評述的內容”，居然“有助于實質性的提升社會預期，復蘇經濟活力，助推國家持續崛起”，就是說，在王文看來，中國的經濟復蘇、國家崛起，要依賴美國，依賴那些對美國有“特殊情結”的人。這些對美國有“特殊情結”的人的社會預期，對于中國經濟復蘇、國家持續崛起，具有重要作用。

　　我的認識則恰恰相反，這些對美國有“特殊情結”的人，他們是中國社會災難的根源，是中國經濟災難的根源。典型的例子，如許皮帶。許皮事這樣的人，在中國絕對不止一個，也不止一個恒大。

　　他們在中國的唯一目的，就是制造災難。

　　這部分人的所謂“社會預期”，就是讓他們無法無天、為所欲為，就是中國社會他們提供一切便利條件，讓他們隨便制造社會災難。

　　這種居心叵測的“情緒”，應該揭露、批判，怎么可以“撫慰”？

　　第十一，王文強調，“實事求是地看待美國，多元化地安排當下對美報道與評述的輿論尺度”。這是個病句。“尺度”，只能有一個，如何“多元化”地安排？應該把“尺度”去掉。

　　既然“實事求是”地看待美國，那么，就必須對美國進行定性。

　　胡大V說，美國不是中國的敵人，網上要搞清楚。胡大V有“敵我”觀念，很好。王文，是不是也應該對美國是敵是友的定性？如果真的“實事求是”地看待美國，那么，美國究竟是中國的敵人還是友人，是不是應該有個定性？這個定性，是不是也應該參照一下美國政客的說法，是不是也應該參照一下美國對中國的一系列敵對行動？

　　第十二，如果我們接受美國的對華定性，那么，一個“亡我之心不死”的美國，讓中國人如何“多元化安排當下對美報道和評述的輿論”？

　　第十三，“‘美國’——這個影響中國崛起的最大外部變量”。這句話我看不懂，什么叫“中國崛起的最大外部變量”？難道美國可以決定中國的崛起，可以阻止中國的崛起？難道中國的崛起是美國的施舍？我看不見得，你太高看美國了。

　　王文先生看來，因為美國能夠阻止中國的崛起，所以，中國在輿論上應該多安排對美正面的輿論和評述，這不是一種乞求嗎？這種乞求會讓美國放棄對中國崛起的阻止和破壞嗎？是不是很天真？

　　中國的崛起，難道是乞求來的嗎？

　　第十四，是不是耶倫的經費，又撥付到位了？

　　第十五，美國中情局局長伯恩斯說，美國的對華間諜體系已經重建。我們還擔心伯恩斯太癡呆，這樣說當然會暴露其間諜體系。現在，從王文的公開發表的這篇文章看，伯恩斯對中國的國情非常熟悉，知道對美國有“特殊情結”的“中高收入群體”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中國，所以，伯恩斯公開聲明其對華間諜體系已經重建，并不怕中國人民清算其間諜。

　　第十六，王文先生發明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對美國有“特殊情結”的中高收入群體。這個概念，我以后會經常使用。

　　第十七，請問，那些對美國有“特殊情結”的中高收入群體，與美國的在華間諜網，有沒有一點關系？　　

　　（20240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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