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人民是歷史的真正主人，歷史是由人民創造的。這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的一個基本論斷，也是我們各級教科書中長久宣揚的論調。然而直至今日，仍有大量的史學著作對此爭論不休。天朝歷史學界連篇累牘地充斥著各式各樣的王侯將相、才子佳人的歷史。各式各樣的真相史學家們將歷史的進步歸功于少數精英的第一推動，將民眾的解放歪曲成陰謀家和空想家們的異想天開。他們一面宣布一切宏大敘事的終結，一面又積極地用另一種宏大敘事來取代階級斗爭的宏大敘事。在這些真相史學家們那里，官民的對立取代了階級的對立，政體的更迭取代了社會形態的更替，而最終此岸的天國徹底祛魅了彼岸的天國，歷史不再開端于共產主義的實現，而是終結于大洋彼岸的天佑美利堅。

　　在這一背景下，羅崗老師的這部《人民至上》顯得如此不合時宜。不是要建立公民社會么，卻還提什么人民當家做主的陳詞濫調;不是要改革攻堅么，卻還講什么共同富裕之類的“文革余孽”言論?在這一吊詭的時代語境下，進步表現為保守，革新表現為復舊。

　　然而也正因如此，羅崗老師的這部著作才顯得彌足珍貴。這一珍貴不僅僅在于其重提人民歷史觀，更在于其沒有簡單地將空洞的人民概念套用在史料之上，而將人民重新置于一個理論考量的具體語境，詳盡考察人民是從何而生又向何處而去的。換句話說，羅崗老師的這部著作所要論證地正是人民在中國何以可能的，以及我們又應當如何在對人民的把握上理解今日之中國的。

　　簡單地說，人民不是一個時代多數人所構成的集合概念，當我們談論人民是歷史的主人時，人民已然被我們視作一個歷史的主體，進而這一概念的主體行為必須在具體的歷史情境中得到體現。而羅崗老師這部著作所要展示給我們的，正是人民是如何為中國革命的推進所構造出來的。

　　1　誰是人民?

　　人民這一概念不同于馬克思主義所一貫使用的階級概念，它并不依賴于與生產資料的關系來加以界定。從起源上說，這一政治概念的應用發端于古羅馬，而勃興于資產階級革命時期，具有鮮明的民族主義內涵。這首先表現在人民必須包容在一定的政治實體內。從古羅馬開始，人民(populous)與平民(plebs)的區分便被彰顯出來。按照恩格斯的說法，平民與人民的區分即在于是否屬于原有的氏族部落之內。這一特征延續至今，我們只要對比一下兩則重要政治口號便知。一則是《共產黨宣言》的最后一句：“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一則是天安門東側的口號：“世界人民大團結萬歲”。工人階級沒有祖國，因而可以直接聯合為一體;而人民則必須區分為一個個國家的人民，因而是在更加獨立的意義上加以團結。

　　但另一方面，在中國革命語境下的人民概念又決不能與階級概念相分離。毛澤東說：“人民是什么?在中國，在現階段，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這些階級在工人階級和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 《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75頁。]這段話向我們表明，人民是一個政治概念，是由階級所組成的，并且在階級斗爭的對立中體現出來的。人民的存在，首先意味著非人民的存在，而非人民正是被界定為反動立場的階級或階級聯合。

　　進而我們不妨說從階級到人民的這一政治話語轉化，實質上必須放置到從馬恩世界革命的設想，到蘇聯一國建成社會主義現實的歷史轉變下加以理解。人民這一原本的資產階級概念，為20世紀的共產黨人所加以改造，一面繼承了其原有的民族主義意味，一面又被賦予了特有的階級內涵。這一點必須在中國革命的雙重性意義上得到理解，也即是說既是民族獨立和解放的民主主義革命，又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明確指向社會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

　　在此意義上，我們便能理解羅崗老師對其在本書導論中所提出問題的回答。“在中國，何處發現歷史?”答案便是，在中國人民的自我生成和解放中發現歷史。“‘人民共和國’的意思表明這共和國不是資本的共和國，而是工人、農民和其他勞動者為主體的全體人民的共和國，這是社會主義的共和國。”[ 甘陽：《再談中國道路》，《文明國家 大學》第49頁，轉引自羅崗：《人民至上》，第30頁]在這一意義上講，一部中國近代以來的革命和建設史既非簡單地對西方沖擊的回應，亦非單純模仿西方的現代性轉化，更不是由傳統文化開出的新王道。中國近代以來的革命與建設，首先是中國人民這一政治主體的自我建設。這一嶄新政治主體躍上政治舞臺，使得中國整個政治構造面貌煥然一新，既不再同于傳統的宗法社會，亦區別于西方的資本共和國。這也使得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成功，帶有了某種“反現代性的現代性”意味(汪暉語)，也就指向了某種對當前現代性體制和問題的超越性，進而具有了走向世界和未來的意義。

　　進而，我們不妨說羅崗老師的發問“在中國，何處發現歷史”，實質上轉化成了另一個追問，即對“誰是人民”的追問。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人民這一概念立足于指向歷史進步的階級斗爭之中，因而也就并非是一成不變的。一方面，其固有的民族主義內涵始終將其框置于民族解放乃至復興的局限內;另一方面，革命不斷推進又迫使其階級構成不斷地變化生成。換句話說，人民這一概念的興起，正與中國近代以來不同階級努力救國又依次失敗的經歷有關，正與中國共產黨最終團結了以四大階級為代表的多數人才取得的成功緊密相關。

　　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這樣寫道：“要使人民革命和市民社會個別階級的解放相吻合，要使一個等級成為整個社會的等級，社會的一切缺點就必須集中于另一個階級，一定的等級就必須成為一般障礙的化身，成為一切等級所共通的障礙的體現;一種特殊的社會領域就必須被看成是整個社會公認的罪惡，因此，從這個領域解放出來就表現為普遍的自我解放。要使一個等級真正成為解放者等級，另一個等級相反地就應當成為明顯的奴役者等級。”[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中央編譯局，1972年，第12頁]這段話無疑可以構成羅崗老師這部著作的最好概括。鄉里空間的崩潰與士紳共和國的失敗，迫使一大批知識分子認識到不喚起這個國家的最大多數，不讓最大多數的中國人成為革命的主體，就無法在根本上解決中國的問題。也正因為觀念的顛倒，使得中國知識分子與民眾之間的關系產生了一次根本的顛倒。羅崗老師以瞿秋白和魯迅關于萊莫斯神話的論述來展開了這一討論，其實恰好應了毛澤東的一句名言：“只有做群眾的學生才能做群眾的先生”。這句充滿辯證法內涵的名言所告誡我們的是，群眾既構成了革命力量的最根本來源，又必須在新的形式下加以新的鑄造，必須將群眾鑄造成為新的具有歷史主體意識的人民，才有可能取得真正的勝利。換句話說，從群眾到人民的轉變，不僅意味著在傳統共同體下對多數人的喚醒，更意味著要在傳統的訴求中重建共同體，使新的主體性力量成為這個新共同體的扎實根基。這個新的共同體即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而這個新的主體性力量即是人民。

　　2　為什么是人民

　　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馬克思主義所面臨的一大核心問題便是無產階級主體性的缺失。列寧所領導的俄國革命無疑是一場成功的無產階級革命，但此后的中國、越南等革命卻嚴重依賴于農民階級的主體地位。而歐美等西方發達國家的工人階級革命主體性更是愈加喪失，東歐等國社會主義的實現實質上依賴于蘇聯的軍事輸出。這一問題構成了此后從盧卡奇到馬爾庫塞等所謂西方馬克思主義者所焦慮的核心問題，革命的主體在哪?從盧卡奇最初關于工人階級物化的討論到馬爾庫塞單向度的人，他們發現現代體制日益將反抗的力量融入體制的內部，無產階級這個表征“人的完全喪失”的階級日益喪失其對社會的否定性的功能，無產階級越來越難成為革命的主體。

　　這一問題表面上與中國無關，至少和中國的歷史無關。但事實上并非如此，如果我們回憶下中國自漢以來的歷史，便不難發現，中國古代人民的多數，即農民階級，也同樣處于這一吊詭的境地。王朝更迭，江山易主，農民們不斷地推翻一個帝王和一批士紳，又不斷地將另一個帝王和另一批士紳推上歷史的舞臺。而這恰恰類似于當下西方社會的“去政治化的政治”的表現，只是用選舉取代了起義，以政黨取代了王朝。更有甚者，不妨看看諸如最近埃及的所謂革命，即便用暴力形式推翻了現政府，也并未實現根本意義上的革命。我們不妨說，正如中國農民階級被高度內嵌在中國宗法社會的結構之中一般，當前西方以及其他許多國家的群眾斗爭同樣高度內嵌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的結構之內。

　　在此意義上，革命也就絕非一場不斷持續斗爭的最高潮，亦或如中國某些自由派人士所說的長久“拱卒”最后的“將軍”。其實革命具有如巴迪歐所言的事件的開端之意義，革命意味著新的開始，意味著主體的重建，意味著真理在瞬間的迸發。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革命無疑是階級斗爭，但革命的階級斗爭與此前的階級斗爭具有根本不同的斷裂性。唯有在革命的階級斗爭中才有可能真正迸發出階級的主體意義，這一主體意義表現為共同體本身的斷裂與重啟。如果用毛澤東《矛盾論》的話說，即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發生了變化，對立統一體的性質就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就中國革命史而言，這一斷裂發生于近代中國士紳階級一系列改良乃至革命的失敗之后。這也正是羅崗老師這本書第一章所主要闡釋的問題。就傳統中國的體制而言，無論是就經濟政治地位還是意識形態力量而言，真正具備階級或階層自覺意識的只有士紳階層。傳統社會的矛盾斗爭焦點也最主要地表現為皇權與紳權的斗爭，而農民階級的反抗則在多數時期隱藏于二者斗爭的背后。某種意義上說，這一時期中國農民階級的位置也正類似于今日諸多西方國家工人階級的位置。其共同的特點不妨借用哈特和奈格里在《帝國》里的概念概括為虛擬性。無論是農民亦或工人，其階級利益的訴求隱秘地威脅著整個統治秩序的存在，但與此同時，又只能借助統治階級內部的斗爭來獲得歪曲地表達，前者借助的是皇權與紳權，后者則是民主黨和共和黨。如果要用馬克思主義的傳統語言，我們可以說，無論是傳統宗法社會下的農民，還是后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下的工人，都處于一個自在階級的階段。

　　在這一背景之下，我們不難理解，當社會危機爆發時，首先做出反應地必然是具有更高階級自覺性的士紳階層。進而，在對近代以來各種改良乃至辛亥革命的理解上，我們不可忽視傳統思想和士紳階層的緊密關聯性。士紳階層積極引入新法，改良制度，試圖由內圣開出新外王，將自身改造為擔當起社會主體位置的“新民”，試圖將國家改造成新型的共和制國家。然而由于其并未觸及基層社會的根本，而僅僅觸及上層建筑的變化，社會改革不得不陷入了尷尬的境地：傳統的共同體發生破裂，而新的共同體又無法建成。

　　無疑，正是士紳階層的本身弱點，直接導致了改良乃至革命的失敗。套用傳統教科書的話說，其軟弱性和妥協性決定了其失敗的必然。所謂軟弱性和妥協性，根子即是士紳階層從根本上依賴于基層社會的生產結構，亦或用更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話語來說，其階級的根本利益便在于土地的地主所有制之上。也正因為如此，這場士紳階層所主導的改良和革命正如羅崗老師所指出的那樣，“只是一場未完成的革命，一場需要更多民眾參與才能完成的革命”。[ 羅崗：《人民至上》，第78頁]正是士紳階層帶有某種歷史必然性的失敗，才使得中國的激進知識分子們不得不尋找新的革命主體，而這一主體就只能是人民。這一斷裂既發端于陳獨秀等激進分子的狂飆吶喊，又一脈相承于辛亥革命的政治理想之中。從清王朝到中華民國，固然這一轉變是由士紳階層所推動的，但其依托的政治理想已不再是傳統的儒家為民請命，其所訴求的亦非“至君于堯舜”的對傳統政治共同體的改良，而是要造就一個共和體制的現代主權國家。換句話說，“人民主權”乃是辛亥革命政治理想的應有之義。但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中華民國所展露的恰恰是這樣一個共同體所需要的主體的空缺，在共和體制的國家框架之下，根本不存在一個以政治認同構造起來的人民。這一空缺的展露，也迫使激進知識分子們不得不“每況愈下”，從上層建筑改革無暇顧及的荒野中尋找變革社會的力量。

　　火山的缺口一旦打破，巖漿的噴涌便無從阻攔。從士紳到人民，這一虛擬性的階級力量一旦得以實現，便成橫掃之勢，浩蕩向前再無可擋。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人民所承擔的犧牲時至今日仍令我等后輩感到驚嘆。正是那些在傳統馬克思主義看來富于小資產階級保守性特征的中國農民，用他們的熱血和汗水澆灌出了今日之中國。

　　3　歷史與當下

　　古人云：“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然而亦有西哲云：“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的書寫無疑深深地根植于當下，又反過來深深地影響著當下乃至未來。

　　時下流行的歷史書寫承接傳統，將數千年的中國史解讀為一部官紳對立史，這一解讀在某種意義上當然不存在問題，正如我們今天同樣可以依據表面現象將美國的政治解讀為兩黨的斗爭史一樣。但正如前文所指出地，這一缺失了人民維度的歷史觀，恰恰忽視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人民的共和國這個最大的當代政治。

　　這一忽視與其說是認識上的問題，毋寧說是有意而為之，其借助這一歷史解讀所要隱而為之的，正是要將人民重新排擠出歷史的舞臺，實現傳統宗法社會與西式資本社會的無縫對接。唯有在這一歷史觀的辯護下，一批批的意見領袖們才能名正言順地從儒家士紳們手里接過“為天地立心，為生民請命”的大旗，重建失落已久的“士紳共和國”。由此，我們便不難理解為何他們如此強調清帝退位詔書所賦予民國主權的合法性，也不難理解為何他們處心積慮地要將共和國前三十年與此后歷史割裂開來。

　　無疑在他們的歷史敘事中，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構成了一個巨大的斷裂，它使得延綿數千年的傳統共同體真正地被打破。這一歷史的斷裂是無論如何地咒罵侮辱都無法填補的，進而也就構成了他們歷史敘述下的首要難題。而羅崗老師的著作則為我們提供了另一種歷史觀，它使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構成了歷史的又一次開端，而我們毋寧說正是為這一偉大歷史所開創的新的中國人，屬于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中國人民。這一新產生的中國人民，已經并且仍將繼續創造我們嶄新的歷史，而絕不會滯留在數千年歷史的拖累之中。

　　甘陽在80年代發表的作品《傳統、時間性與未來》中寫道：“繼承發揚‘傳統’的最強勁手段恰恰就是‘反傳統’”，這一論斷在今日尤值得我們學習。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個年輕的國家，中國人民也仍是年輕的人民，開創性的未來仍處在中國人民之手，歷史已經并將繼續為人民所主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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