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中國的語境中，“民族主義”似乎正在成為一個負面的詞匯，用來表達一種雖來自民間卻基于國家立場的情緒化態度，它可能是擴張性的（在種種有關中國“和平崛起”的敘事中），也可能是防衛性的（在對一系列國際關系事件的反應中：從1998年中國駐前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事件到2008年的拉薩“3·14”事件和海外華人保護奧運火炬運動）。在提醒我們仍然身處于一個西方主導的民族國家體系之中這一點上，這種情緒化的民族主義自然有它的合理性，但它無疑也遮蔽了我們更深入的思考。從這個意義上說，汪暉教授的新作《東西之間的“西藏問題”（外二篇）》（北京三聯書店2011年版，下文引用時只注頁碼）雖然是一本小書，卻不啻是一味祛除此種情緒化民族主義之霧的清涼散，可以幫助我們以清明的理智重新去思考民族主義、民族國家和平等政治這類看似宏大卻與我們每個人都切膚相關的重要問題。

民族國家之下的民族主義

收入這本書中的三篇文章，雖然處理的對象不同，但在我看來背后卻有一以貫之的理論關懷，用汪暉自己的話來說，就是“提出一種不同于民族主義知識框架下的中國觀”，一種新的闡釋現代中國的理論框架。這個工作其實在《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一書中就開始了，該書新版序言中，汪暉就指出：“民族主義并不能夠囊括20世紀中國的一切。”汪暉明確地把西方民族主義作為他思考、對話和批判的對象，在他看來，源于西方的民族主義和民族國家構成了20世紀主導性的知識譜系和國際體系，而傳統中國的朝貢體系和邊疆治理模式在它的擠壓、沖擊下節節敗退，現代中國的邊疆和民族危機就是在這一進程中產生的。問題的復雜性在于，為了克服這些危機，現代中國試圖按照這一主導性的民族國家體系來重新塑造自己，然而由于傳統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帝國，歷史文化傳統極為多樣，在這一基礎上形成的“現代中國”，并不能通過西方民族主義的知識譜系得到有效闡釋，我們必須尋找另外的、替代性的闡釋框架。這是汪暉理論思考的一個出發點。

這里出現了兩個值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首先，如果說“許多國家（包括歐洲國家）的民族狀況極為復雜，但民族主義卻主要地呈現為一個極為簡單的政治原則”，即“政治的和民族的單位應該是一致的”（第48頁），那么在民族主義思想內部，是否還存在著其他不同的脈絡？民族主義知識和近代民族國家體系之間究竟是怎樣的關系？第二，汪暉在書中分析了中國近代民族主義運動的三種形態，指出它們的要點“同樣是將中國界定為一個主權的民族—國家”（第73頁），這里同樣需要分析的是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思想內部的復雜性，以及它與中國現代歷史進程特別是中國革命的復雜關系。如果說中國革命作為廣泛的社會運動和民族解放運動，“包含著民族主義這一范疇無法涵蓋的歷史內容”，那么我們是否能夠離開民族主義這一范疇，或者說僅僅通過對民族主義知識的批判和否定，來獲得對現代中國的深入理解？問題的關鍵是，我們思考的是何種“民族主義”？在豐富和復雜的中國近代民族主義思想中，有沒有值得重視的思想遺產？

為了回答上述問題，也許有必要對“民族”、“國家”等概念做進一步的界定和梳理。簡單地說，在近代歐洲，“民族”和“國家”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各有其不同的思想脈絡。早在民族和民族主義的概念出現之前，近代早期的歐洲就存在著各種君主制國家，它們將自身的統治建立在啟蒙運動所奠定的“理性”原則上，并發展出一整套理性的國家治理技術（從馬基雅維里的《君主論》到霍布斯的《利維坦》都處于這一思想傳統中），已經具備現代國家的雛形。這些君主制國家向現代民族國家的轉型，按照霍布斯鮑姆在《民族與民族主義》一書中的說法，是為了回應法國大革命帶來的統治合法性危機。法國大革命提出了“民族”的概念，但這里的“民族”主要是一個人民主權的概念，“民族性”相當于“公民性”，“民族”的概念中包含了人民民主的內涵，卻較少“族群”的色彩。但是在歐洲多民族的君主制國家中，當統治者為了挽救革命帶來的危機而將其統治合法性建立在“民族”的基礎上，以擴大其自身統治合法性的基礎時，卻帶來了更加復雜的后果。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體》一書中，分析了這些多民族的君主制帝國如何運用一套“官方民族主義”的策略，來調節帝國與民族之間的矛盾。英國和俄羅斯做得比較成功，通過“英國化”和“俄羅斯化”的民族同化進程，較為順利地轉化為現代民族國家。另外一些帝國則沒有這么幸運。在此過程中出現了依據族群、傳統、文化和語言的形形色色的民族主義思潮，它們和激進的民眾政治結合起來，最終導致了多民族帝國的瓦解，形成了一系列新興的民族國家，奧匈帝國就是典型的例子。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民族國家的建立幾乎毫無例外地都是“國家”吸納“民族”的結果，一旦現代國家體制得以建立，民族主義自身具有的解放潛能和廣泛的社會動員功能也就基本上消失殆盡。這也正是后來在殖民地民族解放運動中反復上演的劇情。

現代中國的情形則要更為復雜。卡爾·瑞貝卡在《世界大舞臺——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中國民族主義》一書中強調，要把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兩種思想區分開來，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理論提示。就整個現代中國的歷史進程而言，國家主義也許是更為主導型的思潮。例如，曾是民族主義熱烈鼓吹者且一度傾向排滿革命的梁啟超，在1903年前后就明確轉向了國家主義。在《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中，他把建設有秩序的、完備的現代國家視為當務之急，而民族主義并非“建國獨一無二之法門”，相反伴隨著民族主義而來的排滿思潮，會威脅到現代中國的統一和領土完整。為了建立現代國家，必須自上而下地推進憲政，增強國家力量，建立“有力之秩序”。梁啟超的國家主義其實和清朝政府推行的“新政”方向上基本一致，目標都是建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制的現代國家。

那么民族主義者對待“國家”的態度又如何呢？孫中山和章太炎曾經反復強調，排滿并非針對全體滿人，目的是推翻清朝政府，恢復漢族的主權。中華民國成立后，孫中山很快提出“五族共和”的理論，將中華民國的領土建立在大清帝國邊界的基礎上。孫中山和他身后的國民政府，都主張民族同化和融合，試圖以漢族為主體來建構單一的“中華民族”，這在某種程度上是繼承了梁啟超的“大民族主義”觀點。（參見杜贊奇《從民族國家拯救歷史》江蘇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76、139頁）而在國家建設層面，無論是袁世凱時期的中華民國還是國民政府時期的中華民國，都不過是在繼續推進清朝政府“新政”未竟的事業，即建立強有力的中央集權制的現代國家，民族政策也服務于這一主要目標。看來，“民族”被吸納入“國家”同樣是大勢所趨。

但是，現代中國的故事注定不會如此簡單，無論是清帝國還是中華民國，都面臨著擁有廣闊疆域和復雜的歷史文化傳統的其他民族，將他們納入到現代國家體制中并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汪暉提到晚清政府加強對西藏的直接干預，在西藏擴展新政，這些“新政”措施“嚴重脫離西藏政教合一的社會體制”，從而導致了西藏上層的離心傾向。他強調“但需要說明的是：‘新政’是為了回應英國殖民主義的入侵和支配而產生的回應措施。”（第58頁）這是非常敏銳的觀察，但問題還有另外一面。清朝政府在西藏地區推行的“新政”是整個清末新政的一部分，還服務于不斷增強和擴大中央權力、建設現代國家這一總體目標。也許應該說，恰恰是國家主義而非民族主義或不僅僅是民族主義引發了西藏的“獨立”傾向。類似的問題在內蒙古地區也出現過，從1902年開始，清政府在內蒙古地區以“移民實邊”為借口，強迫推行以放墾蒙地為中心內容的新政，從而引發了蒙古民族空前規模的抗墾斗爭。（參見《辛亥革命與內蒙古新政》，《辛亥革命在各地》，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不斷擴大國家權力的國家建設反而助長了邊疆民族的離心趨勢，這無疑對民族主義者和民族政策的制定者提出了新的挑戰。

超越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觀

最早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入思考的或許是作為民族主義者的章太炎。章太炎獨特而深刻的民族主義思想是一筆尚未得到認真清理的豐富的思想遺產。他認為民族主義“自太古原人之世，其根性固已潛在，遠至今日，乃始發達，此生民之良知本能也”，可見“民族”雖也在章太炎破除之列，然終較國家更具“根性”，這種“根性”來源于文化歷史，而非血緣，“近世種族之辨，以歷史民族為界，不以天然民族為界。”（《駁康有為書》）國家是一套從外部強加的秩序，而在歷史中自然形成的“民族”卻在某種程度上保留了“自性”，章太炎承認一切民族乃至“禽雀牲畜”等種族，“無不以自護其族為當然”，（《定復仇之是非》）并由此生發出一種同情和聯合其他弱小民族的民族主義：“欲圓滿民族主義者，則當推我赤心，救彼同病，令得處于完全獨立之地”。（《五無論》）在此基礎上，章太炎又依據歷史和文化的自然親緣，構造出聯合中國、印度和日本等亞洲民族的亞洲論述。這顯然已經超越了以國家為中心的近代民族國家體系。

章太炎反國家的民族主義思想，和他親身參與的革命實踐之間顯然存在著某種緊張，為此他必須不斷地調適兩者之間的關系。和孫中山一樣，章太炎也不斷強調“排滿”只是針對清朝政府，不涉及普通滿人，但是在章太炎這里，反抗清朝政府卻更多地是其反國家思想的合理延伸：“夫排滿洲即排強種，排清主即排王權矣。”（《定復仇之是非》）至于推翻清朝政府后建立的中華民國，在國家層面上具體的制度安排，他并沒有做過多的說明；相反，他對民族問題卻有著更濃厚的興趣，而且常有驚人而獨特的見解。他曾經表示排滿只是“逐滿”，“而彼東三省者，猶得為滿洲自治之地”，（《正仇滿論》）似乎即使滿洲脫離中國亦無不可。甚至在辛亥革命前夜，當外蒙宣告獨立，他還在給梁啟超的信中說，“蒙古果叛，中國本部遂不足自立耶？此亦不然。”言下大有聽其自便之意。這引起了梁啟超的深深憂慮，后來他在《新中國建設問題》中強調：“今者建設伊始，當刻刻以蒙回藏疆為念，務使不自屏于中國之外”，即是針對章太炎而發。

    章太炎對待滿、蒙、藏等邊疆民族多少采取了一種放任態度，最多也只是“聽其歸化”，（《正仇滿論》）這表明他如此尊重這些民族的自主性，以至于造成國家領土的分裂也在所不惜。這其中自然有章太炎將一種觀點推至極端的思想方法的緣故，但是由此可以清晰地看到，章太炎把民族的自主性擺在了建設統一的現代國家這一目標之上。即使是在具有建國綱領意義的《中華民國解》這篇名文中，章太炎付諸筆墨最多的也不是具體的國家制度安排，而是邊疆民族關系——特別是西藏、蒙古、回部“三荒服”——的問題。章太炎提出了使“三荒服”“歸化于我”的具體方略，并且強調了漢族作為主體民族的主導地位，但是比起孫中山和此后國民政府的民族融和論，章太炎的民族觀點要遠為靈活和富于彈性。針對國家主義者提出的“蒙回藏人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者，必以通中國語為唯一條件”的語言民族主義觀點，章太炎強調此舉毫無意義，主張“令三荒服，各置議士，其與選者，惟涉彼部之事則言之”。民國成立初，革命黨人有“黜蒙古王公封號”的激進主張，章太炎表示反對，認為蒙古王公如同西南土司，皆屬“有土長民”，封號是對其治理權力的承認。在現代國家的中央集權體制內，章太炎試圖盡可能地為邊疆民族爭取自主性的空間。章太炎的這些具體觀點和行動，十分接近汪暉在本書中表彰的中國共產黨“從俗從宜”的民族區域自治政策，而與國家主義者的民族融和論卻距離相當遙遠。

從反國家的立場出發，章太炎寄希望于各民族民間的自由交往與聯合。當清朝政府以“賈豎之見”（《印度中興之望》）視印度時，章太炎主張“民間于印度人，宜念往日舊好，互相扶持”，而“聯合之道，宜以兩國文化，相互灌輸”。（《支那印度聯合之法》）一種推己及人的、民眾性和文化取向的民族主義，是章太炎的民族主義思想中最珍貴的遺產，它至少給我們提供了三個方面的啟示：首先，民族主義可以提供一個擴大了的世界視野，在這個視野中不僅有西方、日本，也有印度等被殖民的弱小民族，它不僅有助于一種平等的國際秩序和國際觀的建立，也為批判地思考西方現代性提供了多樣性的思想資源。事實上，從章太炎到魯迅，中國現代文學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就基于這樣一種視野；第二，民族主義為創造民眾性的人民政治提供了前提，反國家主義的民族主義否定了自上而下建立現代國家的道路，強調民眾自身的主體性和能動性，從而使得塑造新型的政治主體成為可能，只有建立在普遍的、平等參與的人民政治基礎之上的現代國家，才不會成為一種專制的、無“自性”的機器，這正是中國共產黨在西藏等邊疆民族地區進行民主改革的目的；第三，民族主義的文化取向，讓各民族自由交往中形成的豐富的文化生活，成為新的政治文化中的有機組成部分。汪暉特別注意到20世紀50-80年代“少數民族文化始終居于極其重要的地位”（第118頁），正是對此最好的說明。豐富的、自由交往的民族文化生活可以有效地抵御全球化條件下市場邏輯的侵蝕，有助于克服當代邊疆地區所面臨的社會危機。

毫無疑問，章太炎的民族主義思想是面對西方世界的“沖擊”所作的“回應”，但這種回應卻表現出超越近代民族國家體系的努力。這并不是一個特例。當代印度思想家帕爾塔·查特吉在對印度民族主義的出色研究中發現，非西方世界的民族主義并不只是一種“衍生的話語”，它可以是批判和揭露現代西方理性知識體系的武器，可以是動員和解放民眾的力量，也可以是容納了傳統智慧和民族文化生活的另類圖景。但是，由于幾乎所有的殖民地和非西方民族都必須以建立現代主權國家為民族解放運動的首要目標，民族主義最終將自己建構成為一種“國家意識形態”，從而將另類的思考和選擇封閉在國家體系內部。（《民族主義思想與殖民地世界——一種衍生的話語？》，譯林出版社2007年版）這也許可以部分地解釋，在西藏問題上，為什么在反抗英國殖民統治中誕生的現代印度，會延續英國的對藏政策。

民族主義喪失了它曾經擁有的進步和解放功能了嗎？當代中國的西藏問題為我們重新思考這些問題提供了一個契機，而任何對現實問題和危機的思考都逼迫我們不斷地回到歷史。汪暉指出曾經有兩種不同的對中國的理解，“一種產生于革命、社會主義和國際主義的脈絡，另一種產生于前民族國家時代的政治—文化關系，這兩種視野今天都消退了。即便偶爾被記起，也已經成為民族主義想象的一部分。”（第259頁）其實，民族主義思想那些值得重視的遺產如今也同樣消退了，也許該到它重新回歸的時刻了。重要的是，我們能夠在“國家”之外，“深入發掘各地區的民族主義思想內部的非主流資源，以此來打破那些除了國家之間的必然沖突，其他一概不信的狹隘思想，并且進一步揭示那被所謂‘國家利益’之類的集合概念所掩蓋的社會差異和矛盾”（王曉明《現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學術月刊》2002年第11期），而本文開篇所描述的那種情緒化的民族主義，其實已經成為國家意識形態的一部分，應該成為反思和批判的對象。經歷了漫長的20世紀，國家和資本作為專制的力量不僅沒有削弱，反而變得空前的強大，而創造“一種能夠讓不同的人群平等參與并保持社會的多樣性的普遍政治”（第139頁）卻變得越來越刻不容緩，汪暉在他的學術工作和社會活動中為此做出了卓越的努力，而我想補充的只是民族主義也可以成為這其中的思想資源這一點。

（作者單位：北京社會科學院文學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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