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高明

 

 

        我在2004年寫文章，總結全球的“十大環境污染事件”，用的都是發生在國外的污染事件。這“十大污染事件”分別是：1930年馬斯河谷煙霧事件；1943年洛杉磯光化學煙霧事件；1948年美國多諾拉煙霧事件；1952年倫敦煙霧事件；1961年日本四日市哮喘病事件；1953~1956年日本熊水本縣俁病事件；1955~1972年日本富山痛痛病事件；1968年日本愛知米糠油事件；1984年博帕爾事件；1986年切爾諾貝利核污染事件。這個列表，今天在百度百科上可以查到。其實，該說法的最早出處是筆者于1994年在林金安主編的《植物科學綜論》上，撰寫的文章《植物對大氣污染生物指示與監測研究－回顧、進展與展望》，該書由東北林業大學出版社出版。介紹全球污染事件，是寫文章的引子，寫那篇文章的目的是重點介紹植物對環境污染的響應，是一篇綜述性學術論文。當然，我也是在文獻中查找有關資料的，能夠找到的污染事件都發生在資本主義國家。將切爾諾貝利核污染事件列入 “全球十大污染事件”之一，過去的文獻中很少這樣寫，我是第一個這么介紹的，因為前蘇聯并不是資本主義國家。

 

        傳統的全球“十大污染事件”，基本發生在美國、英國、日本、比利時這樣的資本主義國家。而今，在這些國家已經見不到類似的環境污染事件了。“十大污染事件”都成為了歷史，這次該輪到我們了。中國生態環境隨著經濟的高速發展，發生了嚴重的退化，突出表現在環境污染的嚴重性上。許多污染事件的嚴重程度已超過教科書上提到了全球“十大污染事件”，如松花江污染事件、太湖藍藻爆發事件、鹽城飲用水污染事件、陜西鳳翔兒童血鉛事件，等等，其中最令人震驚的是，“癌癥百強村”出現在中國版圖上，只是中國的學者沒有勇氣將這些材料寫在教科書里去。

 

        當年資本主義國家在原始積累的時候，也是瘋狂地掠奪資源，先污染、后治理，出現了全球十大污染事件，但全球十大污染事件出現經歷了近一個世紀的時間；而今在中國，短短30多年的經濟發展，盲目追求GDP，我們就出現了“癌癥百強村”這樣的悲劇。發展的代價難道是無辜的生命嗎？

 

        就在我寫出上面的文字的同時，我在山東沂蒙山區開展生態農業試驗的鄰村了解到，該村兩名年齡僅40多歲的婦女幾乎同時被癌癥奪取了生命。30年前，這一帶的村莊很少有人知道癌癥是怎么回事，可現在癌癥早已司空見慣。有些人家辛苦一輩子積攢的財富因癌癥全部交給了醫院，因病致貧，因病返貧的現象比比皆是。那些貧困的農民家庭，一旦有人得了絕癥，干脆不治，慢慢等死。

 

        除了工業造成的環境污染，再來看看我們身邊尤其食品中的致癌物質吧。最近，筆者連續審理了大量環境科學類稿件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從中了解到以前鮮為人知的事實，初識了一些令人眼花繚亂的化學名詞。目前，除了牛奶、雞肉、雞蛋中有三聚氰胺，連肥料（化肥、有機肥）中也含有該類物質；室內空氣可能充斥著甲醛；樹木年輪里積累了三致物質（致病、致癌、致突變）；冬瓜里最易被鄰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基）脂（DEHP）污染；蓮藕里可能含有手性多氯聯苯；香蕉中多殘留有含溴農藥。那些化學家的發明，許多就是追人命來的，甚至讓人斷子絕孫（DEHP可令睪丸損傷）。在食品生產和銷售上，以前遵守的底線是“圖財不害命”，不能喪良心，而今利欲熏心的人早已干起了“謀財害命”的勾當了。

 

 

        2009年7月，我收到某環保組織對華北某“癌癥村”的調查報告，報告中顯示的數據令人觸目驚心。該村東、西、北三面臨河斷面，正處在污染物包圍之中：河水烏黑，散發著令人窒息的惡臭；衛生巾、塑料袋丟得到處都是；狗、貓、牛等動物毫無生息地趴在那里；連空氣中都彌漫著令人窒息的氣息。在不到10年時間內，該村已有30位村民死于癌癥或白血病，死者年齡大約在55至60歲之間。

 

        癌癥村不僅出現在大都市所在的遠郊區縣，全國上下有案可查的就有近百家。由于生存環境嚴重遭到污染，那些村莊已不適應人類居住。當有錢的企業將財富掠奪殆盡后，留給弱勢群體的是難以呼吁的空氣和不能飲用的水，各種怪病的出現就不足為奇了。

 

        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眾多城市城郊接合部，因為交通便利和勞動力便宜，逐步發展成了工業園區，同時引進了化工、制造等污染企業，造成了嚴重的大氣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問題。“癌癥村”、“怪病村”現象在中國各地頻頻被曝光，那些經濟發展較快的省份如廣東、浙江、江蘇等，“癌癥村”更多，它們集中分布在工業區周邊或城市下游，形成對城市的一種可怖的包圍圈。近些年來，“癌癥村”出現了明顯的“北上西進”趨勢。

 

        中國處理1噸污水的處理費用1.2～2.0元，工廠1天排放污水十幾萬噸，治理費用達十幾萬元，甚至幾十萬元。如果該企業偷排私放，即使被發現，在2008年以前最多罰20萬元。加之中國《行政處罰法》規定“一事不能兩罰”，偷排私放往往被認定是同一個行為，企業只需要罰款1次，但按潛規則辦事，則可排放1年，“節省”費用300多倍。在達標排放和交罰款排放之間，企業多選擇后者。至于那些因環境污染而死亡的無辜生命，則難以劃到他們的賠償范圍之內。如果環保部門盯得嚴，那些污染企業還有跟地方政府叫板的權利：“你不歡迎我，有的是地方歡迎我”。

 

        為什么工業污染造成如此眾多的“癌癥村”出現？那些打著造福地方的企業不是已經建立的污水處理設施了么？為什么他們不用呢？看了上面的數據就很清楚了。

 

        下面是記者列舉的中國“癌癥村”名單。因為類似事情異常敏感，記者出具了報告癌癥村的文章出處。這些出處均為官方媒體，包括《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這樣的權威媒體，可見問題的嚴重性再也不容我們藏著掖著。

 

        江蘇鹽城市阜寧縣古河鎮洋橋村：因為靠近一家農藥廠、兩家化工廠，該村于2001—2004年有20多人死于癌癥（以肺癌、食道癌為主）。因空氣和水污染，村民睡覺時以濕毛巾捂口鼻，鴨子不在水邊而在豬圈里放養（《江南時報》2004年報道）。

 

        江蘇鹽城市阜寧縣楊集鎮東進村：受巨龍化工廠嚴重污染，2001—2006年5年間死于癌癥（以食道癌、肺癌為主）的村民近100人，村民每天吃護肝片。化工廠曾被村民起訴，只開出每人70塊錢的補助條件（《中國經營報》2008年報道）。

 

        江蘇鹽城市鹽都區龍岡鎮新崗村：據當地村民介紹，在最近的七八年，新崗村初步調查有57個癌癥患者，死亡年齡都在50歲到60歲之間（《中國青年報》2009年報道）。

 

        江蘇無錫市廣益鎮廣豐村：村子被液化氣公司、化工廠包圍，1999至2003年間患癌死亡24人，超過該村總死亡人數1/3。毒氣、粉末鋪滿小巷，村口怪味甚至熏跑前來拜年的親戚（

《中國消費者報》2003年報道）。

 

        江蘇鎮江市丹徒區（高橋鎮高橋村、黃墟鎮土門村等）：因水系污染，僅在區醫院收治的惡性腫瘤病人從1997年起呈顯著上升趨勢，71％是來自本區經濟比較發達的東南部鄉鎮。（《中國環境報》2004年報道）

 

        江西南昌市新建縣望城鎮璜溪墾殖場：從化工廠里外漏的污水流進水稻田，將田里的水稻苗全部染黑。2004年，80戶人家近20人患癌，以喉癌、肺癌為主（《江南都市報》2004年報道）。

 

        江西玉山縣巖瑞鎮關山橋村： 村子附近的6個石灰窯常年外噴灰粉末、煤煙，導致關山橋村100多畝糧田減產，即使在下雨天，菜葉上也一層白灰。近年60余戶的小組有10多人死于癌癥（《人民日報》2006年報道）。

 

        江西余干縣新生鄉柏葉房村：飲用水含汞量超標3倍以上，10多年來奪去45條生命，另有20多人因此癡呆變殘，是全國有名的“癌癥村”。（《人民日報•華東新聞》2004年報道）

 

        四川簡陽市簡城鎮民旺村：因化工廠未經任何處理的工業、生活廢水大量流入沱江，導致水中亞硝氨的含量超過國家規定排放的30倍，原是遠近聞名的“長壽村”，近年每年平均有5人死于癌癥。（《民主與法制》2004年報道）

 

        四川德陽什邡市雙盛鎮亭江村：該村躲過了地震卻難逃污染，至2008年，癌癥致死者達五六十人。該村在汶川地震中的抗震救災英雄少年楊佳，其母于3年前因患口腔癌而喝下農藥自盡（《中國經濟時報》2008年報道）。

 

        河南沈丘縣周營鄉（黃孟營村等21個村莊）： 沈丘黃孟營村14年（1990-2004）間因癌死亡逾百人，占死亡總人數近半。癌癥源于沙潁河上游工業、生活污水任意排放所造成的嚴重水污染。沈丘全縣21個鄉鎮全部被污染，村民只得賒賬買純凈水（《西安晚報》2004年報道）。

 

        河南浚縣北老觀嘴村：上世紀80年代起迅速成長的小造紙廠所排工業廢水，導致數百公里長衛河污水墨汁一般，4年多79人死于癌癥（《南方周末》2002年報道）。

 

        河南長垣縣常村鎮前孫東村：嚴重的水體污染導致5年內數十人死于癌癥，河中魚蝦絕跡，河水無法灌溉農田（《廣州日報》2007年報道）。

 

        廣東韶關翁源縣新江鎮（上壩村等5個村莊）：礦山開采產生的大量廢水流入上壩村、小鎮村，曾為“魚米之鄉”的小村，耕地變成了棕紅色。至報道時，該村皮膚病、肝病、癌癥患者越來越多，鴨子下水后，最快四五個小時就會死掉，最慢三四天也會死掉。（《法制日報》2001年報道）

 

        湖北襄樊市朱集鎮翟灣村：3年內3000人的村莊里100多人死于癌癥，其中大多是30到50歲的青壯年勞力。村民認為這些是因為流經村旁的那條他們賴以生存的小河受到了嚴重污染（《長江商報》2006年報道）。

 

        河北涉縣（固新村等至少6、7個村莊）：沿太行山南麓、漳河水系分布。自20世紀70年代初期開始，轄內癌癥患癌者明顯增多。上世紀80年代的統計數字顯示，這一地域的食管癌、胃癌發病率為全國平均發病率的20多倍。（《新民晚報》2004年報道）

 

        河北磁河兩岸諸多村莊（西南留村等8個村莊）：磁河兩岸的8個自然村，因污水滲漏，近兩萬多村民的生活用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有些地區地下水已有臭味。有的村患癌死亡人數占死亡人數近半。（《法律與生活》2007年報道）

 

        河北唐山市遷西縣吳莊村：近5年來，不足700人的小村陸續發現10位癌癥患者，這10戶人家比鄰而居，兩戶之間最遠的直線距離不超過100米。原因疑為煉鐵廠污染（《科學新聞》2009年報道）。

 

        安徽淮北市杜集區石臺鎮劉莊：著名的“癌癥村”。近年有66人死于癌癥，當地的水“黃得像牛尿”，被稱為“致命水”。（《人民網》2001年報道）

 

        湖南益陽市南縣廠窖鎮全固村：水質出現問題，井里壓出來的水竟然可以用打火機點燃。是當年日軍投彈地點，數十年寸草不生，被疑是毒氣彈在作孽。（中國新聞網2008年報道）

 

        湖南隆回縣金湖村：20年間，這個總人口285人的村落里竟有29人接連暴病而亡，主要是膽癌、肺癌患者。村民懷疑井水被農藥污染。（長沙政法頻道（F•TV）2006年報道）

 

        海南樂東黎族自治縣鶯歌海新村：10年內118人因癌死亡，引起省衛生廳和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高度重視。（《海南日報》2008年報道）

 

        海南萬寧市新群村：該村的肺癌死亡率是全國肺癌高發地區的9倍。當地村民使用的生活飲用水已經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海南經濟報》2008年報道）

 

        陜西華縣瓜坡鎮龍嶺村：1974年以來，該村民小組共死亡58人，死于癌癥的29人，死于肺心病、腦血管病的2人，僅1人屬于自然死亡。中國地質科學研究院林景星等專家根據環保志愿人士采回的樣本，得出驚人發現：該村的土壤、所產面粉和蔬菜均受到劇毒元素的污染。（《北京青年周刊》報道）

 

        陜西商洛市賀嘴頭村：從1991年到2003年的12年間，全村共有46人得癌癥死亡，高峰期幾乎一月一個。在1991年各個工廠未建之前，全村兩三年才有一兩個得癌癥的。（《西安晚報》2003年報道）

 

        浙江蕭山區南陽鎮（塢里村、赭山街村）：死于癌癥的人數占了村里死亡人口的80%。26家化工廠的日污水排放量保守估計在2000噸以上（《每日商報》2004年報道）。

 

        山東肥城市肖家店村：2006年，該鎮死亡90多人，三分之一是因為癌癥。死者平均年齡48.2歲，年齡最小的僅4歲。專門負責記錄死者名單的王醫生稱，這些癌癥都經過縣以上醫院核實，如此多的癌癥患者，肯定與水污染有關（《重慶晨報》、央視經濟半小時2007年報道）。

 

        內蒙古包頭打拉亥：經醫院確診，癌癥死亡率為70．9％。公開資料顯示，該地區地下水溶解性固體、硫酸鹽、總硬度、氯化物依次超標3.8、9.9、4.9、0.8倍，屬于劣五類水。調查發現，癌癥源于包頭鋼鐵放射性毒水污染。尾礦壩水泄漏，還令周圍村子土地種不出莊稼，10余年間77人死于癌癥（《新民周刊》2006年報道）。

 

        云南宣威市來賓鎮虎頭村：上世紀70年代起，肺癌發病率高達6.5％，是世界平均發病率的近1000倍。（新華網“焦點網談”欄目報道）

 

        天津市西堤頭鎮西堤頭村和劉快莊村：5年間200多人患癌，從曾經的“魚米之鄉”淪為恐怖的“癌癥村”。據調查，村子四周近百家大小化工企業晝夜生產，黑煙污水隨意排放，臭氣噪聲處處彌漫（《中國質量萬里行》2009年報道）。

 

        重慶市梁平縣碧山鎮黃橋村：這里的村民過年時以鐘馗像驅“病魔”。從2003年起，500多村民中就有近20人相繼死于癌癥，可病因無人能知（《重慶日報》2006年報道）。

       

        從上面一系列的沉重數據中，我們不難看出，經濟的快速發展造成了嚴重的環境污染，我們的GDP是用環境污染和老百姓的健康換來的。在那些經濟落后地區，農民打工或者失去土地換來的鈔票，最終因環境污染，致使各種怪病增加，將辛苦一生的財富拱手交給了醫院，有些甚至過早夭折。我們絕對不能無視“癌癥村”的存在。建議在考核政府官員一項中，將其所管轄范圍內癌癥病人的數量作為“劣跡工程”重要“考核”指標。人命關天，誰以犧牲生命換財富，就讓他丟烏紗帽，必要時采取嚴厲的法律制裁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