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學與知識分子——80年代思想史之第一章

第１章　文學知識分子

祝東力

一、“地下”寫作
２０世紀中國社會思想中的左翼傳統，最遲可以追溯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左翼傳統依循著這樣的思想和價值取向，即尋求廣大社會階層的政治經濟狀況的根本改善，尋求在此基礎上的國家的獨立、統一和昌盛。左翼傳統肇始于“五四”，在“五四”之后，該傳統的下一個環節是大革命，此后，是土地革命和全民抗戰……。隨著時代風云的變幻，左翼傳統一步步走向行動，擴展于全社會各領域，在指導思想上也日趨深化、徹底和急進。最后，在這條傳統的終端，我們看到了在６０年代后期臻于頂峰的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左翼傳統對締造現代中國曾做出巨大貢獻，它從“五四”直到“文革”的演化變遷，作為一場巨大的歷史運動，其含義是深刻而復雜的，對它們的論述超出了本書范圍。但是，這里應當指出的是，２０世紀中國的左翼傳統－－它的廣泛而持久的思想傾向，激烈執著的理想追求，一直有著嚴肅的現實動因和基礎，一直有著具體的現實針對性。
我們知道，在歷史上，西方經典資本主義國家是以龐大的海外殖民地（資源、勞力、市場）為依托而崛起的。對于西方國家來說，資本主義的殘酷性－－相對而言－－更多地表現在海外殖民地并主要指向其他人種（這是早期資本主義使本社會保持某種穩定和繁榮的前提之一）。然而，在作為后進國家的中國，２０世紀的工業化過程則完全不具備上述條件，致使資本主義的破壞性完全傾泄在本社會內部，從而加劇了自晚清以來原本就日趨尖銳的階級矛盾。同時，更為嚴重的是，國際資本的入侵使中國的民族經濟瀕于破產，使中國迅速淪為半殖民地，并使廣大民眾的基本生存趨于崩潰。
然而，必須指出，到６０年代后期，左翼傳統已經大大“逾越”了自身的現實依據。極端化了的左翼傳統，其現實存在的合理性和針對性，都已喪失殆盡。在那個時代，在大批人為樹立的虛假英雄身后，冤獄叢生，人人自危。一方面是假大空的形象和概念，是泛濫的口號和檄文；另一方面，這些形象和概念，口號和檄文，已完全缺乏現實的對應物，文藝虛構著革命超人和人民公敵，理論則為這一切提供論證。回顧那段沉重的歷史，借用符號學術語，我們可以說：左翼傳統在“文革”時代表現為能指的過剩和所指的匱乏。
然而，與此同時，社會秩序的失范、文化的解體以及政治風暴下個人的命運遭遇和苦痛，卻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觸目驚心，它們日益構成另一種現實。這種現實積郁著、涌動著，瓦解著極左意識形態的存在基礎，并尋求自身的表達。這時，另一種文學便應運而生了。
新的文學，是在“文革”運動盛極而衰的“一剎那”誕生的。《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年僅二十歲的北京青年食指（郭路生）于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０日寫下了這首詩。它表達了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的歷史巨流中，一位被席卷而去的敏感青年，在拋離故城時內心的震驚和傷感：

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浪翻動；

這是四點零八分的北京，

一聲雄偉的汽笛長鳴。

北京車站高大的建筑，

突然一陣劇烈地抖動。

我雙眼吃驚地望著窗外，

不知發生了什么事情。
“食指”作為筆名陌生而奇詭，令人聯想到一具小小的殘肢。無論其原意是什么，我們可以說“食指”喻指著人的一段書寫器官（脫離了整個軀體）。實際上，郭路生的確標志著“文革”背景下個人性寫作的最初開端，并在日后被稱譽為“新詩歌第一人”。“他的詩在七十年代曾以手抄形式廣為流傳，對其同時代及后來的一些年輕詩人有很大影響。”[1]
７０年代是一個蕭條的、迷茫的時代。林彪事件后，“文化大革命”的內心基礎發生動搖，運動失去方向，人們已日益感受到自己時代的荒誕感和反諷意味。至此，“文化大革命進入波谷時期，在１９７２年至１９７４年，北京文藝沙龍進入了它的黃金季節，在短暫的兩年內形成了較有規模的現代主義詩歌運動，這一探索在１９７３年達到了高潮。”[2]于是， 在極左政治的恐怖之劍仍然高懸于每個人頭頂之際，一批新的更加成熟的“地下”詩歌作品涌現出來，這些作品共同具有一種探索、質疑和冷峻的氣質－－
“歌聲，省略了革命的血腥”（多多，１９７２年）是對時代的無情鞭撻，“我的全部情感，/都被太陽曬過。”（芒克，１９７４年）是個人處境的隱喻， “沉默依然是東方的故事/人民在古老的壁畫上/默默地永生/ 默默地死去”（北島，１９７６年）則是普遍的悲憫和哀傷。
在那個時期，北島的詩歌無疑代表著同類作品的最高成就。他的組詩《太陽城札記》寫于沉寂的１９７４年，全詩分為十四個主題－－“生命”、“愛情”、“自由”、“孩子”、“姑娘”、“青春”、“勞動”、“和平”、“祖國”、“藝術”、“人民”、“命運”、“信仰”以及最后的“生活”。這些主題分別代表了作者從所居棲的“太陽城”（紅都北京？）出發，對人類生存的各個方面的洞察和思索，它們最后在“生活”的標題下被凝練有力地總結為一個單字：“網”。
這種肇始于７０年代初期的詩歌運動自發地具備現代主義傾向。它們飽含著“文革”后期的時代感受，表現為迷惘、隱晦和冷漠的總體特征，懷疑主義成為它們共同的思想基礎。“我－－不－－相－－信”作為他們對世界的最終“回答”，在批判一切既定權威和傳統的同時，也消解著全部確定性。它賦予這些日后被稱為“朦朧詩”的作品以一種獨特的思想和情感內涵，賦予它們以荒誕、反諷和隱晦的內容方面。
在“文革”后期的主流意識形態之外，年輕一代回到真實的個人經驗基礎，開始了反叛式的個人寫作。在他們的詩句中，表達出來的是自由不羈的想象力，是深刻的主觀性的感受、情緒和沉思，是政治風暴暫歇時分個體的、隱秘的內心世界的蘇醒和維護，用北島的話來說：“這是一個真誠而獨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義和人性的世界”。[3]在這個“世界”中，知識分子所傾心的一系列價值，如自由、個性、想象力、藝術、自我意識和理性，以及體現在這一切當中的社會良心，重新得到恢復和尊重。在左翼傳統衰落之際，另一種傳統開始復蘇并成長。這就是知識分子的自由主義傳統。
如前文所述，知識分子與社會現實之間相當于一種社會性的“能指”與其“所指”的關系。由于受教育程度、社會地位等原因，知識分子往往具有更明確的自我意識，對個人自由與價值更為關注和重視（維護并享受），作為“能指”，他們往往表現出更多的獨立自足性，超然于社會各階層及其利益之上。這就是知識分子自由主義傳統的實質。與此相映對，左翼傳統則意味著知識分子作為“能指”，為了“所指”（人民、祖國或黨）的利益而主動放棄自身的獨立自足性，即讓渡個人自由，投身于自身以外的社會事業。因此，跨越自身地位，走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道路，可以說也正是知識分子本質的一種應有之義。
左翼傳統與自由主義傳統同屬于知識分子的兩種內在可能性。應當指出的是，在風云激蕩的２０世紀中葉，自由主義傳統曾被強大的左翼力量逐出歷史舞臺，由于一系列政治運動，自５０年代起就已在中國大陸消聲匿跡。因而，回到我們的話題：上述朦朧詩所披露的這個主觀性的世界至關重要，實際上，它將成為下一個時代，即新時期知識分子文藝的最初源頭。
懷疑主義精神不僅賦予朦朧詩以內容，而且還塑造著它們的形式，孕育著它們的意象和語言。“許多陳舊的表現手段已經遠遠不夠用了，隱喻、象征、通感，改變視角和透視關系、打破時空秩序”，以及“意象的撞擊和迅速轉換”，[4] 這些超越常軌的形式因素表達著瞬間的、片斷的感受和經驗，表達著探索中的尚未形成結論的思考。再進一步，這些裂解的形式曲折地映射著“文革”后期知識分子的特定境況，成為這種境況的詩藝表達（一種同構對應關系）。
這是一個時代的黃昏，知識分子經歷著醒覺之后的孤獨和寂寞，經歷著偶像塌毀之際的幻滅和迷惘。他們在政治運動中身心分裂，創痕累累，其中敏銳的先驅者艱難地摸索、開辟著獨立的思想空間。這個思想空間在“文革”后期的意識形態的重壓下，在封閉的孤立無援的絕境中，充滿矛盾、斷裂和扭曲。
艾珊（北島）的中篇小說《波動》初稿完成于１９７４年１１月，堪稱７０年代“地下”文學中最杰出的敘事作品。小說描寫了“文革”后期背景下，在都市與鄉村之間的一座北方小城里，以肖凌、楊訊為代表的幾名最初的覺醒者（青年知識分子）的思索和抗爭，以及由此而來的內心的和生活的波動。這篇小說曾被評論家們認為“寫得過分朦朧、晦澀、破碎”，“孤獨、憂慮、苦悶、痛苦、絕望、冷酷……在小說里并不是個別人物的性格因素，而是貫穿作品的主調”。[5] 這是詩歌的懷疑主義精神在敘事作品中的延伸。在形式方面，傳統小說的統一視點，在《波動》里被五個獨立的敘述者所分解。這五個人的經歷、身份和思想大多迥然相異，他們各自的獨白徹底取代了傳統作者的統一敘述，相互之間缺乏過渡與整合的可能。
這似乎不僅僅是敘述技巧的純形式問題。一個時代尚未結束，自由主義的幽靈還在“地下”徘徊。知識分子獨立的敘述視點，他們的歷史觀和世界觀，尚在最初的萌動和凝聚過程中。“敘事”的本質是一種解釋體系，它將分散、雜多的經驗現象納入到整合性的結構中，使片斷在整體中得到呈現和闡明。我們也許可以說，《波動》的分裂的敘述結構代表了“堂皇敘事”的相反一極：在“文革”后期，知識分子尚未形成自己整一的敘事框架，敘事的時代尚未來臨。因此，這個時代的知識分子更傾向于以主觀的方式，表達自己的瞬間感受、不確定的情緒和片斷的猶疑的思考。現代主義詩歌形式對應著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特定經驗，縮影著他們特定的思想和生存境況。這些詩歌作品早在７０年代中期便呈現空前成熟的形態，決非偶然。實際上，它們是最大限度地體現著時代的懷疑主義精神的文體形式。因此，在“文革”后期，盡管也曾有以手抄形式流傳的批判現實主義小說《九級浪》（畢協汝，１９７０年）、浪漫主義的書信體小說《公開的情書》（靳凡，初稿１９７２年）以及北島上述冷峻沉思的詩體小說《波動》……等作品涌現，但是，與前述詩歌相比，小說仍不是這個時代成熟的普遍的體裁。況且，“文革”時代那些秘密流傳的小說，由于缺少完整的敘事，大多帶有未完成的特征。因此，它們在新時期正式發表的時候，都曾經過不同程度的重寫。
“文革”后期的現代主義詩歌活動－－直接或間接地－－是以同期的知識分子“地下”文化為依托和背景而展開的。在城市和鄉村，在各知青聚居點和家庭文藝沙龍，青年們傳閱書籍，交流思想，這些包括馬列經典、現代西方及蘇聯的文藝、哲學和政治書籍（所謂“灰皮書”、“黃皮書”）在內的讀物，使他們有可能在政治運動的疾風暴雨之外尋求另一種參照。這是一個口頭傳播和片斷式寫作的時代。圈子內的私下交談是新知識、新思想的重要來源，而日記和書信則成為普泛的寫作方式。《波動》里女主人公肖凌的藍皮筆記本被反復提及，是一件貫穿始終的主要道具，實際上已成為作品中所包含的另一部作品。舒婷則回憶說：“寫信和讀信是知識青年生活的重要內容”[6]，她最初的詩歌習作許多就是通過書信流傳出去的。
作為這種“地下”文化的一部分，在文學活動之外，還存在著知識分子的另一類寫作，即理論著述。它們包括顧準對中西社會歷史的獨立探索（１９７２至７４年）和李澤厚的《批判哲學的批判（康德述評）》（１９７２至７６年）。
李澤厚在“文革”后期的意識形態背景下，“遠遠避開，埋頭寫作此書。”[7]借評述康德，闡發自己的“主體性實踐哲學”。他的研究日后在新時期的知識分子中間，發生了戲劇性的影響，后文將專門涉及。
顧準的社會歷史研究，在時間上剛好處于北京“地下”詩歌運動的黃金季節。他的計劃是“打算用１０年時間，通盤比較徹底地研究（先是）西方，（然后是）中國的歷史，并在進行比較研究的基礎上，達成他對歷史未來的‘探索’。”[8]實際上，顧準的視野遠遠超出了狹義的歷史，而貫通和綜合了包括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哲學和思想史等在內的多種領域。但是，應當指出的是，新中國歷史實際上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十七年和“文革”時代，新時期十年，以及９０年代。由于完全缺乏后兩個時代的經歷，因此顧準的理論思考缺少完整的當代史背景，這使他在成為思想先驅的同時，也陷入了某種局限。
《顧準文集》主要由筆記和書信組成。從１９７３年到７４年，顧準在與其胞弟陳敏之的個人通信中，陸續寫下了洋洋幾十萬言的學術札記。這其中，有他對中西歷史文化的深入比較（《希臘思想、基督教和中國的史官文化》），有對歐洲資本主義起源以及資本主義在中國遲滯落后原因的探索（《資本的原始積累和資本主義發展》），有對革命的深層邏輯的思考（《民主與“終極目的”》），有對一元主義官方哲學的全面質疑（《辯證法與神學》）……。顧準博覽群書，學兼中西，常常能另辟蹊徑，就已有定論的“大問題”提出獨到而深刻的見解。他帶病寫作，“以圖書館為家”，在參考大量中西文獻的基礎上，對古希臘民主制度的起源，做出了獨具慧眼的探索，留下了一部未完成的筆記《希臘城邦制度》。借用后來一位評論者的話說：“這實際是一部滲透著深刻的歷史反省意識的著作。因為這部著作的目的，是通過對古希臘民主制的研究，揭示出希臘－－西方歷史與中國歷史在出發點上的巨大不同，從而挖掘出中國政治專制主義的深刻歷史根源。”“他的目的是，通過對希臘城邦民主制度的重新認識，高度評價歐洲的民主政治傳統，從而激發一直缺乏這種傳統，當時正禁錮在‘四人幫’極權主義政治之下的中國人反省和思考。”[9]
顧準以扎實的學術根柢為立論基礎，完全超越于主流意識形態之外，是一位遙遙領先于時代的難得的思想家。可以設想，如果不是在１９７４年底溘然早逝，他無疑將成為新時期理論界的一種健康力量，并將隨著時代的變遷調整自己的思考。
應當指出，激發顧準思考的根本的現實動因，就是在他筆下反復出現的“娜拉走后怎樣？”－－即中國現代革命成功之后，尤其是在“文革”時代所暴露出來的嚴重問題。顧準在理論領域的頑強探索與同期的“朦朧詩”以及７０年代整個知識分子“地下”文化，所面臨的是同樣的前提。而無論是理論思考，還是文藝實驗，都是知識分子自由主義傳統正在潛滋暗長的最初標記。在“文革”已成強弩之末的時代，知識階層的價值－－個人自由和權利、民主、科學、想象力和審美……在悄然恢復和凝聚。片斷的感受、經驗和思考成長著，并終將整合為一個首尾連貫的統一的敘事體系。在這一成長的過程中，一個巨大的歷史事件成為時代轉折的中介，這就是天安門詩歌運動。
１９７６年的那場追悼運動具有深刻含義。由于周恩來總理的人格魅力和政務活動，由于他的溫和、謙遜、實干、穩健以及對知識分子的尊重和關懷，使他在社會各界－－特別是知識分子階層，享有崇高威望。這一點，隨著“文化大革命”的漸近尾聲尤其顯著。在因林彪事件而形成的權力真空中，周恩來幾乎獨撐大局。例如，他著手抑制和糾正“文革”路線，開辟中美高層對話，在四屆人大政府工作報告中明確提出“四個現代化”的目標……。因此，在“文革”逼近終點，在它的災難性后果暴露無遺之際，與十年前崇拜毛澤東的盛況相映對，人們此刻轉而擁戴或懷念作為另一位政治巨人的周恩來，便具有了特殊的意義。它預示著時代精神的轉向，投射著人們對周恩來所體現的一系列價值（政治民主、穩定、繁榮和現代化）的普遍憧憬。
值得注意的是，這場歷史運動主要以古典詩詞為自己的文體形式，從而區別于７０年代“地下”詩歌的現代主義風格。這是可以理解的。大量的詩詞作品作為追悼運動的一部分，是挽聯（文言和對仗）的延伸和藝術化，這一點似乎注定了它們的古典形式。同時，對一代偉人兼長者的凝重的悼念之情，也更傾向于選擇典雅、莊重的古典格律，從而不自覺地疏遠了自由的、個性化的現代詩歌體裁。這些匿名的、朗朗上口的詩詞作品，以紀念碑為中心張貼和傳誦，它們介于個人創作和社會謠諺之間，傳遞著普遍的社會情緒和心理。當時，年輕的北島曾將他風格獨具的《回答》張貼于廣場，但卻毫無反響。這一現象表明了個人寫作與巨大的歷史運動之間的距離，表明了個人寫作已被群體的歷史運動所揚棄。

二、普遍的體裁
“文革”的結束作為中國當代史的一次巨大轉折，在如下兩個方面具有特殊意義。第一，由于執政黨的“工作重點”轉至經濟領域，原先的政治管理模式被逐漸擱置。在新時期的十幾年間，隨著傳統計劃經濟向新型市場經濟的轉換，在意識形態領域，與以往時代（十七年和文革）相比，總體來看，執政黨的角色也相應地從“看得見的手”轉為“看不見的手”，表現為權力的某種收縮。
第二，與此相比照的是知識分子的地位和影響迅速上升。在現代中國左翼革命史上，曾經形成了一種特殊類型的知識分子－－黨的文化工作者。他們經常擔任文書、教員和宣傳干事等職務，服從將令，是革命隊伍中有機的一分子。從４０－－５０年代以來，隨著中國革命走向全面成功，越來越多的知識分子以“黨的文化工作者”為模式，被納入到主流體制中來。然而，隨著“文革”極左政治的終結，在新時期，勿庸諱言，部分知識分子日益擺脫原先“文化工作者”的身份，轉型為“自由知識分子”。他們由“地下”一躍而登上歷史舞臺，公開地、持續地發出自主的“聲音”。這些“聲音”率先表現在文學領域。
“文革”釀成（同時又壓抑）的另一種現實，在新的時代急切要求真實、全面的表現。這一時代要求跨越了以主觀抒情見長的詩歌體裁，轉而選擇了側重客觀寫實的敘事體裁－－首先是短篇和中篇小說。這一現象成為時代轉折的文體標志。
因此，新時期伊始，盡管有中、老年詩人大批“歸來”，盡管也涌現了不少像《槍口，對準中國的良心》（熊光炯）、《將軍，不能這樣做》（葉文福）、《請舉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熊召政）等社會批判性作品，但真正代表詩歌成就的仍是７０年代即已起步的高度藝術化、專業化的“今天派”朦朧詩。朦朧詩的表現形式是“人們所不習慣的”[10]，它屬于相對狹小的詩歌愛好者圈子。在新的時代，與小說相比，詩歌傾向于成為一種特殊的文學體裁。它傾向于回到自身，甚至于拒絕“充當時代精神的號筒”[11]，即放棄曾經臨時承擔的超越藝術自身的社會角色。詩歌的這種轉變跡象，實際已先導性地預示了新時期知識分子從社會代言人（８０年代），回歸于專業身份（９０年代初）的全程。
新時期前期的小說記錄人們的共同生活，揭示普遍的社會問題，受到公眾的廣泛關注。與詩歌相比，小說是一種普遍的文學體裁，是知識分子介入現實、表達思想的普遍方式。因此，在這一時期的敘事作品中，主題思想占有絕對優先的地位，它們直接指涉現實，現實的社會生活成為文學作品的核心層面。而那些更屬于“文學自身”的形式因素，諸如語言、意象、結構、視點、敘述方式，則是不重要的。在這里，文學并不是一種專業話語，它代表著知識分子的共同語言。
在新時期初葉的作品中，“傷痕”和“反思”成為最初的主題。
最早的傷痕文學《班主任》（１９７７年）旨在“寫出‘四人幫’給我們教育戰線造成的內傷”[12]，它體現的與其說是一位小說家的視點，不如說是一位“班主任”的眼光。作品充滿了勸導、講解、說服，直露的“作者意圖”控制著人物和情節設計。今天，我們可以把這個“意圖”理解為新時期知識分子的意圖。
《班主任》彼此差異地寫了三個學生。第一、團支部書記謝惠敏具有“強烈的無產階級感情、勞動者后代的氣質”，愛憎分明，性格潑辣倔強。另一方面卻“單純地崇信”，愚昧無知，思想偏激，是“‘四人幫’給我們教育戰線造成的內傷”的一個活樣板；第二、宣傳委員、“小書迷”石紅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嗜讀文藝作品。她儀表脫俗，穿“帶褶短裙”，在謝惠敏看來，是“沾染了資產階級作風”；第三、少年流氓宋寶琦做奸犯科，但在對待中外優秀文藝作品的態度上，卻與謝惠敏兩極相通。他是“教育內傷”的另一種類型。于是，“班主任”大聲疾呼：“救救被‘四人幫’坑害了的孩子！”
有趣的是，“班主任”面對的這三個學生恰好代表三種價值，并指涉著三個時代。謝惠敏身上重疊著一系列經典形象，我們從中可以隱約辨認出劉胡蘭（雕塑《劉胡蘭》）、瓊花（電影《紅色娘子軍》）、鐵梅（京劇《紅燈記》）、李雙雙（小說《李雙雙小傳》）……。她們苦大仇深，勇敢堅定，本能地具有階級覺悟，而且不同程度地淡化了女性特征（“不愛紅妝”）。這是一個“黨的女兒”的系列，這個系列在十七年和文革的左翼文藝傳統中，是英雄人物形象的最主要、最基本的類型之一。可是，“黨的女兒”的人物長廊在謝惠敏身上呈現出否定的、晦暗的一面，并似乎以她為結束的標志。
在小說中，石紅聰敏好學，處處與謝惠敏形成對照，最受“班主任”的青睞與器重。她體現著知識分子所矚目的一系列價值，是“黨的女兒”終結之際，取而代之的另一種形象，成為新時期知識分子的寵兒。
宋寶琦代表第三種價值及其相應的時代。他受到國家機器和知識分子意識形態的雙重壓抑，遠離書面文化，游蕩在社會邊緣。但是，他由此也獲得了對生活的獨特觀察和經歷。值得注意的是，宋寶琦式的人物將在新時期臨近結束時，在王朔筆下作為“頑主”重新亮相，甚至在９０年代初期領一時風騷，并對當年的施教者反唇相譏。那時，“班主任”無可奈何，“只能面對”。[13]
因此，《班主任》對上述三個人物的揚抑和褒貶，從一個側面表明了知識分子的價值、地位和影響的急劇上升，預示著一個知識分子時代的來臨。
這篇傷痕文學的代表作以三個學生不自覺地喻指三個價值時代，而另一篇代表作，盧新華的《傷痕》（１９７８年）則以一位女青年在九年中的兩次轉折，直接展示了時代的變遷。王曉華在母親被誣陷為“叛徒”后，毅然中斷母女關系，遠走他鄉。文革結束后，得知母親冤案平反，她又帶著內心的創傷，含淚趕回上海。
實際上，王曉華的兩次轉變都可以看作是對普遍的“社會性”的尋求。母親降身為“叛徒”，她因此被開除出紅衛兵，失去“最要好的同學和朋友”，處處受到歧視和冷遇，家也搬進了“黑暗的小屋”。十六歲的她面臨著被趕入“人民公敵”之列，喪失全部社會性的危險。親情和家庭代表最基本的人性。但是，當時代的洪流判定它們毫無價值并得到人們普遍贊同的時候，的確，親情和家庭就成了某種“抽象”的事物。于是，王曉華通過與母親、家庭“徹底決裂”，回到“集體生活”（階級隊伍），以抗拒她作為社會關系的總和的解體。
然而，當時代轉變，“階級性”又被人們普遍摒棄、憎惡而轉為“抽象”時，社會性便重新以原來的基本人性為內容。因此，當王曉華懷著懺悔的心情，回到家庭，重敘親情之時，便仍然處于無所不在的社會性的制約之下。而從“階級性”（黨的時代）回到“人性”（知識分子時代），正好標志著從十七年和文革向新時期轉折的兩個中心范疇的前后嬗替。這種“回到”被認為是治愈“傷痕”的可靠途徑。
傷痕文學作為對文革創傷的揭露和慨嘆，直接引出了反思文學：追溯創傷背后的根源，反思體制和思想上的深層基礎，并由此審視和重估整部當代史－－因此，可以把從傷痕文學到反思文學的主題發展，概括為從“傷”到“病”。
反思文學的第一部力作《天云山傳奇》（魯彥周，１９７９年），通過三位女性的敘述，展示了主人公羅群的坎坷遭遇，率先把“反右派”、“大躍進”、“反右傾”、“文化大革命”聯系起來思考，敘寫了共和國二十余年的政治風云變幻，在當時的確“給人以石破天驚之感”[14]。
羅群早年因蒙冤而淪為一位從事“地下”寫作的知識分子，冤案昭雪后又成為一位新型的政治英雄。他身居社會底層，堅持思想探索，剛一亮相就在思考“為什么會出現四人幫，中國的歷史包袱不輕……歷史根源，社會根源……”等一系列“大問題”。有意思的是，在形象塑造上，作者刻意描寫了羅群的側部臉型－－猶如一座“希臘雕像”（一種典型的“形象的引文”）。形象隱喻著心靈，它暗示著主人公對周圍環境（貧困、落后、閉塞）的超越，象征著他所擁有的普遍性（西方淵源）。我們可以將其深層含義還原為：一個掌握著西方文化精髓的知識分子，正在審視中國的現實和歷史。
在小說中，歷史以“古城堡遺址”的形式隱約可見。它高居于天云山之上，用羅群的話來說，“封鎖著天云山區，阻撓一切新的進步的勢力進入”，“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一個縮影”。因此，在羅群的地下著述中，作者特意提到有《論四人幫產生的背景及其教訓》和《讀史筆記》，并安排一個帶有“封建家長制殘余”的黨務專家吳遙，與羅群嚴重對立。反思文學在題材上拓展到十七年，而思考的目光則已投向中國傳統文化的痼疾。因此可以說，在１９８５年以后蔚為大觀的中西文化比較（激烈批判傳統），已經在反思文學中埋下了伏筆。
傷痕文學的最初意圖是“療救創傷”。但是，這個目的似乎并未實現。隨著時間的進展，“傷痕”不僅未能治愈，而且，人們還從中發見了十七年的更嚴重的問題（反思文學），并進而追溯到中國古代文化的封閉保守和專制主義傳統（文化討論）。“傷痕”似乎不斷擴大，無法彌合。它如同一道裂隙，使知識分子與體制之間的距離日益加大，并最終導致原有意識形態趨向解體。與這種解體過程同步的，則是知識分子意識形態的建構。

三、書面文化的分裂
在新時期，文學知識分子脫穎而出，區別于其他知識分子。因此，從一般的知識階層，我們可以區分出兩種類型：一方面是以小說家和詩人為主體的文學知識分子，另一方面是學科化、機構化的專業知識分子。在這里，統一的書面文化發生了分裂。
在相對的意義上，傳統社會的知識分子擁有整體的知識結構。這種情形是由當時社會的知識狀況和教育體制促成的。一方面，傳統社會的知識具有相對統一的、未分化的特征。基本的文化經典是確定的和有限的，文本世界內部形成了一種穩定的輻輳式的向心秩序：從基本經典派生出其他闡釋性、應用性的著述。另一方面，與有限的知識領域相對應的，是一種全面的、通材式的教育，注重受教育者的基礎知識和技能的傳授與培養。在中國古代，官方考試制度要求生員必須博覽經史和詩文，掌握寫作技巧。按照書面文化的傳統分類（經史子集），古代知識分子盡管在學業上可以有所側重，但其知識和技能的掌握卻是全面的。因此，在傳統社會，知識的整合性往往由百科全書式的個體學者來體現。
知識分子的嚴格專業化和職業化，是一個社會現代化過程的重要方面。中國由傳統社會轉入近代，在文化教育領域的最重大的事件，大概要算是科舉制的罷廢（１９０６年）和隨之而來的新教育制度（壬子癸丑學制）的確立。這種劇變迫使傳統的“士”轉型為現代職業知識分子。[15]知識的整合性改由分工協作的全體知識界來承擔，個人被社會置換了。在這里，通材讓位于專家，知識分子被納入到各式各樣的知識機構，成為專職的科學家、教員、醫生和工程師。在這種機構中，專家型的知識分子擁有固定的狹窄的學科領域和職業范圍，擁有專門的方法和問題，所謂“道術已為天下裂”。
學科化、專業化是書面文化在現代社會中的一般狀況。在這種背景下，專業知識分子的視野、興趣、活動傾向于局限在各自的學科范圍內，他們的工作也很難產生專業領域以外的社會反響。在這里，知識分子的一般社會職能－－從掌握書面文化到承擔社會良心角色，發生了某種萎縮。[16]
然而，文學知識分子在書面文化領域卻占據了一個特殊位置。
與那些具備現代認識論和方法論基礎，經過專業訓練的科學家、大學教師、醫生和工程師不同，小說家和詩人們的寫作表現了更多的傳統的延續性。他們在相當大程度上仍被排斥在各種現代知識體系之外，處于“自由漂泊”的狀態，成為傳統知識分子在專業化、機構化之后的“剩余者”。可以說，傳統知識分子的身份已發生了分裂。總體來看，在小說家和詩人那里，博覽經史子集的“士”已失去了豐富的知識內涵，而僅僅突顯了寫作本身。
但另一方面，文學知識分子卻又因此擺脫了嚴密、狹窄、克板的專業劃分。他們能夠以廣闊的社會人生為寫作對象，題材廣泛，手法多樣，讀者眾多，社會影響巨大。他們貼近現實，感覺敏銳，思想活躍，關注普遍的社會政治問題，持續地受到從一般公眾到最高權力層的矚目。事實上，在傳統知識分子的身份分裂之后，知識分子的社會良心角色主要由作家們承擔了。“作家是人民總體的代言人”[17]。這不僅意味著一般公眾缺乏言論的能力和機會，而且暗示了其他知識分子的沉默。
這就是新時期初期文學知識分子的狀況。我們今天依然記憶猶新，《愛，是不能忘記的》（張潔）由于以抑郁滯徊的感傷筆調，觸及了愛情、婚姻的道德基礎而引起的持久、廣泛的影響。同樣，高曉聲的陳奐生系列小說也由于思考了農民的性格和命運，而在知識界獲得了先導性的思想探索意義。《喬廠長上任記》（蔣子龍）、《沉重的翅膀》（張潔）、《三千萬》（柯云路）則更以文學的情感內涵，為初期的改革事業注入了道義力量……。
前文曾指出，依托于書面文化的知識分子具有兩種可能性。一方面，他們傾向于介入現實，承擔社會良心角色；另一方面，他們又常常遠避現實，超然世外，據守自身的價值體系。應當指出，這兩個方面與前述左翼傳統和自由主義傳統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一成不變的對應關系。當左翼傳統陷于低谷，失去同道和聽眾的時候，他們也可能退而著書，守護思想的火種，以待日后的燎原之勢。這在中國現代史上，曾是１９２７年大革命失敗以后部分左翼知識分子的選擇。另一方面，當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居于上升階段，當他們與廣大社會階層分擔著共同的苦難命運和境況的時候，他們所倡導的個人價值、幸福與尊嚴等自由主義理念，也具有無可質疑的進步意義，并能夠代表全社會廣大階層的呼聲。勿庸諱言，這正是新時期初葉知識分子文學的生命力所在。在這里，文學干預生活，參與現實，站在社會批判（對“文革”及其余波）的最前沿，與同期的哲學和美學結成了一種特殊的關系。

[1]周國強編：《北京青年現代詩十六家》，漓江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１頁。
[2]楊健：《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學》，朝華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０３頁。
[3]北島：《談詩》，見北京大學五四文學社編：《青年詩人談詩》，１９８５年，第２頁。
[4]北島：《談詩》，見北京大學五四文學社編：《青年詩人談詩》，１９８５年，第２頁。
[5]易言：《評＜波動＞及其他》，載《文藝報》１９８２年第４期。
[6]舒婷：《生活、書籍與詩》，見北京大學五四文學社編：《青年詩人談詩》，１９８５年，第７頁。
[7]李澤厚：《批判哲學的批判》“后記”，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修訂本， 第４３８頁。
[8]陳敏之１９７５年為《希臘城邦制度》手稿寫的“后記”，見《顧準文集》，貴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２２０頁。
[9]何新：《中國古代社會史的重新認識》，載《讀書》，１９８６年第１１期。
[10]謝冕:《新詩潮的檢閱－－＜新詩潮詩集＞序》， 見北京大學五四文學社編：《新詩潮詩集》上集。
[11]孫紹振：《新的美學原則在崛起》，載《詩刊》１９８１年第３期。
[12]劉心武：《植根在生活的沃土中》，見《走向成功之路》，中國文聯出版公司１９８６年，第３頁。
[13]劉心武：《你只能面對》，載《讀書》１９９３年第１２期。
[14]汪名凡主編：《中國當代小說史》，廣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３４６頁。
[15]湯因比：“在任何一個社會里，凡是企圖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使其適應一個外來文明的節奏時，都需要一個特殊的社會階級在這個過程中起著‘變壓器’的作用；為了滿足這個要求，這個常是突然而人為地應運而生的階級，通常總是用一個特別的俄羅斯的名稱，稱他為知識分子。知識分子可以說是一批聯絡官，他們很快的就學會了入侵文明的種種本領”。“第一批知識分子的成員是海陸軍官們……然后又來了外交家，這一批人是在戰爭失敗以后不得不同西方政府打交道的時候，懂得如何辦交涉的人……然后又來了商人……最后……知識分子就發展了他們所最為特有的形式：學會了傳授西方學科的教師；學會了根據西方程序管理政府事務的文官；學會了根據法國的司法程序引用一兩句拿破侖法典秘訣的律師。”（《歷史研究》，曹未風等譯，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中冊，第１９１－１９２頁）中國現代知識分子不完全是傳統士大夫的后裔，而還有另一種前身：外交家（郭嵩燾、曾紀澤）和海軍軍官（如嚴復、詹天佑、張伯苓等均是海軍學校出身。魯迅最初也曾在江南水師學堂學習）。現代知識分子是西方與中國沖突激蕩下的產兒，這似乎注定了他們“在”中國社會，卻又不完全“屬于”這個社會，具有一種游離和叛逆的性質。
[16]《西方現代社會的知識分子、大學和政府》（Intellectuals,Universities,and the State in Western Modern Societies,1987）指出：“智力工作的職業化和專業化的后果之一看來是：一方面由于規范化的學科，另一方面由于日益職業化的體制，傳統的社會批判的知識分子角色在某種程度上被削弱了。”（第１２３頁）
[17]劉賓雁：《我的日記》，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７６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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