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道防線——中國人基因流失憂思
前 言
我在1998年參加了一個“中國高齡老人長壽監測服務”的國際合作項目，發現美國、德國等一些機構偷偷地在中國采集老人血樣，從事基因研究，我站出來堅決反對，當時有一百多家新聞媒體報道了此次事件。從這個時候開始，我拜訪了一些遺傳學專家，并對中國人遺傳基因流失非常敏感和關注，總感覺到中華民族因此而會受到嚴重威脅。
北京“非典”時期，我到重慶中國嘉陵股份有限公司開董事會，在首都機場，發現人
山人海，簡直是成了口罩的海洋。開完董事會后，我自動在重慶我胞弟的一套閑置的新房子里隔離了20天，正好有空閑思考一些問題，我每天注視著“非典”疫情，發現全世界的中國人對“非典”病毒是那么的易感和致命。我們在尋找“非典”的來源時，還是按照過去的思維模式，一頭扎在動物身上找證據，卻沒有意識到目前世界上的各種病毒制造和買賣早已司空見慣。
因此，我根據5年來學來的一點點遺傳學知識，結合以前我反對美國等國來采集中國老人遺傳基因的實際經驗，再仔細分析這次“非典”瘟疫導致只有中國人死亡率高的特殊現象，逐漸形成了我的基本觀點，即“非典”病毒可能是人為的，可能是針對中國人的基因武器等等。
我之所以提出上述觀點，是在“非典”病毒的原因未真正找到時，給人們提出一個新思路，也是對20世紀90年代中國人遺傳基因大流失的一次沉痛的反思。
目 錄
第一章 “病毒”突襲世界東方
第一節 “病毒”伴隨人類歷史
一 自然界存在的病毒
二 利用自然界的病毒
三 制造病毒
四 病毒與人類的遺傳基因
第二節 恐怖籠罩中國人
一 中國第一例“非典”患者
二 北京一個不幸的家庭
三 “非典”超級傳播者
第三節 “病毒”幽靈光顧全球
一 其他國家“非典”死亡者華人居多
二 俄羅斯、日本等中國周邊國家沒有“非典”
第四節 “非典”病毒從何處襲來
一 動物說
二 自然說
三 太空說
四 生化武器說
第二章 中國人遺傳基因大流失
第一節 所謂合作的人體試驗
一 大量中國人DNA送到美國實驗室
二 “非典”與氣管感應
三 現場抽取中國人血樣
第二節 大量采集中國老人的血樣
一 中國老人易感“非典”
二 采集中國老人血樣的歷史
三 美國掠取中國老人基因資源的合同規定
第三節 攫取中國古人骨基因
一 大量中國古人骨基因被研究
二 古人骨基因與現代人基因是一脈相承
第四節 大量收集中國情報
一 實地調查地理位置、自然條件和人口構成
二 衛星收集等各種監控
第三章 基因戰的形態描述
第一節 讓人喜憂參半的雙刃劍
一 生物界的阿波羅登月
二 引起世界的恐慌
三 中國人的遺傳基因令人擔憂
第二節 具有基因武器特點的病毒
一 一些病毒具有基因武器的特點是殺傷力大
二 找不到發病原因
三 難以防范
四 只針對特定人群
第三節 針對不同國家的“實驗場”
一 選擇的是某國人種
二 針對不同國家整個防疫和控制疫病的系統
三 針對中國人習性
四 選擇人口流動大的地方
五 針對老百姓的迷信心理
第四節 基因病毒給受害國帶來巨大影響
一 給中國經濟帶來巨大損失
二 中國失去100多萬個工作職位
三 帶來歧視
第四章 制造基因武器的條件
第一節 掌握大量對中國人細菌試驗歷史資料
一 美國研究細菌武器晚于日本
二 獲得大量對中國人細菌試驗資料
第二節 向中國人及其他人使用生化武器的歷史
一 日本在中國使用生化武器
二 美國對中國人和其他人使用生化武器的歷史
第三節 世界研究冠狀病毒歷史
一 美國研究冠狀病毒歷史
二 “非典”是否是由已知冠狀病毒通過基因工程產生
第四節 美國具有合成病毒優勢
一 合成病毒是已知的應用技術
二 “非典”病毒人造之謎
第五節 生化、基因武器的實驗和買賣
一 美國生化、基因武器的實驗
二 美國向世界輸出生化武器
第五章 使用基因武器的動機和渠道
第一節 使用基因武器的動機
一 組織和政府的動機
二 企業的動機
三 個人的動機
第二節 基因武器的傳播渠道
一 傳播渠道研究歷史悠久
二 “非典”病毒傳播到中國有幾種可能：
第三節 一個無形的計劃步驟
一 “非典”疫情發展的初期
二 180度的大轉彎
第六章 基因戰爭將毀滅人類
第一節 基因恐懼在可能性之中
一 客觀存在針對人種的基因武器
二 基因的另類思考
三 基因殖民主義
第二節 誰敢打開“潘多拉匣子”
一 靜悄悄的謀殺
二 基因技術在軍事上的應用
三 美國對這次“非典”的應急措施
四 人類將毀滅在自己手里
第一章 “病毒”突襲世界東方
人類經過數百萬年的進化，擁有了克服和戰勝自然的非凡技藝，但無窮盡的細菌和病毒對人類的攻擊和侵蝕一直沒有停頓；當一種病毒纏繞著一個活著的軀體時，他就受著痛苦的煎熬，這在日常生活中每時每刻都會出現的個體疾病現象，不會引起人類的恐慌和社會的震蕩。然而，當一種病毒導致人類群體性的傷害和死亡，并在短時間里迅速蔓延開來，不管你是白種人、黃種人，還是黑種人，在病毒引起的瘟疫面前沒有任何特權。當人類掌握了現代生物技術后，一些國家和組織把瘟疫作為征服另一個民族和國家的武器，各種人為制造的病毒應運而生，特別是掌握了不同種族的遺傳基因時，針對特定民族的病毒在實驗室里研究出來已成為現實。
第一節 “病毒”伴隨人類歷史
科學家已經在一塊距今9000萬年的鳥類化石中找到了傳染病的證據。從人類刀耕火種以來，病毒導致的各類瘟疫始終臥于文明之床的榻側，并隨時隨地突然蘇醒過來，將其劇烈的繁衍活動侵入到人的軀體之中，從而在人類文明史上留下了一輪又一輪的災難……
一 自然界存在的病毒
科學家已經在一塊距今9000萬年的鳥類化石中找到了傳染病的證據。從人類刀耕火種以來，病毒導致的各類瘟疫始終臥于文明之床的榻側，并隨時隨地突然蘇醒過來，將其劇烈的繁衍活動侵入到人的軀體之中，從而在人類文明史上留下了一輪又一輪的災難。約在1萬年前，游牧民族開始定居下來并馴服一些動物：豬、牛、馬、羊等，這些動物為人類帶來了新的病毒。人類的耕作、遷徙和戰爭等活動，又將土地和森林中的病毒引向了人類的生活圈，為病毒的繁衍打下了基礎。在6000年前的新石器時代，肺結核病毒所形成的瘟疫在北非和歐洲
十分盛行。
最廣為人知也最為悲慘的黑死病發生在中世紀的歐洲，它是由人類歷史上最早使用的“生物武器”引發的。1346年，西征的蒙古軍隊包圍了現今屬于烏克蘭的黑海港口城市費奧多西亞，用投石機把患鼠疫死亡的死尸射入城內，城里鼠疫由此開始流行。城里的熱那亞居民逃離了此城，黑死病也跟隨他們傳播到西西里，隨后導致了歐洲近一半人口的死亡。在這之后的300多年間，黑死病在歐洲反復爆發，病因的不明，更加重了黑死病的神秘、恐怖色彩。許多無辜者被指控為傳播黑死病的人而被恐慌的民眾處死。直到17世紀末18世紀初才逐步平息。而引發歐洲黑死病的最初始作俑者蒙古軍隊，卻沒有將黑死病帶回亞洲引發災難，這是由于當時的歐洲人和亞洲人對于鼠疫的易感程度明顯不同。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陰云里，爆發了空前的1918年大流感，這種病毒在全球迅速傳播，使至少2000萬人被感染。這次瘟疫產生于一種突變病毒，盡管它也侵襲了西班牙，被稱為西班牙流行性感冒，但沒有證據證明西班牙是疾病發源地。事實上，第一例較為清晰的傳染途徑要追溯到美國的運兵船，從裝卸碼頭，再到軍營，正是這個軍營里爆發大流感，有1000多人被感染，46人死亡。流感也沒有地域界限，像野火般席卷全球，當年的11月的第一周里，大流感離開了美國，又在英格蘭造成1萬多人死亡；在北極的愛斯基摩人那兒，在中非，有整村整村的人死亡。墨西哥死亡5萬人，加拿大死亡4萬多人，蘇聯死亡45萬人，意大利死亡38萬人，英國死亡23萬人，還有印度，這個人口眾多的國家死亡人數據估計起碼有500萬。1919年3月，倫敦和英國其他地方城市又有近4000人死于大流感。那年春季，德國的死亡率更高。至1920年，大流感第三次來臨，奪去了10萬美國人的生命。
二 利用自然界的病毒
人類社會進入16世紀后，西方殖民主義者將一些病毒傳播給了新大陸的土著居民。西班牙人來到新大陸墨西哥，隨之帶來了各種各樣的武器，包括劍、步槍、大炮、鎧甲和馬匹等，而其中最厲害的武器莫過于天花。1515年500多名西班牙人登上了墨西哥的土地，他們攜帶的天花病毒，使血液里沒有一點此病抗體的印第安人根本無力抵抗，就被瘟疫奪走了生命，在隨后的3年里大約有200萬—350萬人死于這種由西班牙人傳入的天花瘟疫。北美的殖民者有意將天花傳給印第安人，比如給他們送去天花患者用過的毯子及其他生活用品，在天花的
肆虐下，幾個原先有數百萬人口的主要印第安部落減少到只剩數千人或完全滅絕；與殖民者接觸之前，美洲原有居民大約有2000萬—3000萬人口，而到16世紀末，只剩下100萬人口。當中世紀殖民者將一些病毒帶給了封閉而愚昧的部落時，恍然發覺病毒比槍炮更能容易征服另一個民族和國家。
三 制造病毒
人類社會進入到18世紀，科技水平發展突飛猛進，將病毒作為征服對方的武器，而對各種病毒進行研究和制造。瑞典人于1782年發現的全身中毒性毒劑氫氰酸；英國人于1812年用一氧化碳和氯氣在強光作用下制得的窒息性毒氣光氣；美國人亞當斯于1918年首先合成的刺激性毒劑亞當斯氣；日本分別于20世紀初和20世紀20年代后期，開始了化學武器和細菌武器的研究，現代生化武器從此誕生，它包括生物武器和化學武器兩種，都屬于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化學武器是指利用化學物質的毒性殺傷有生力量的各種武器和器材的總稱，常見的有神
經性毒劑、糜爛性毒劑、窒息性毒劑等。生物武器過去也稱細菌武器，它是指以生物制劑殺傷有生力量的武器，主要有炭疽桿菌、鼠疫桿菌、霍亂菌和腦炎病毒等。
生化武器雖然不會像核武器那樣破壞建筑物，但它可以在短時間內令一座生機勃勃的城市變成一座死城。生化武器對恐怖分子極有吸引力，要控制恐怖分子對生化武器的設計、生產和發放是極其困難的，雖然生化武器在國際社會上還是非法的，但生化武器正在全球像細胞分裂一樣地大量擴散，或者更確切地說，有許多國家表面上同意不發展和使用生化武器，但暗中卻在組織這項工作。
四 病毒與人類的遺傳基因
根據歷史上的各種細菌戰的戰況，投放細菌彈的一方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傷害，要達到既要攻擊對方又要保護自己的目的，人類的遺傳基因提供了可能。各類病毒通過遺傳工程，用類似工程設計的辦法，按人們的需要通過基因重組，在一些致病細菌或病毒中接入能對抗普通疫苗或藥物的基因，或者在一些本來不會致病的微生物體內接入致病基因而制造出針對某一民族的基因武器。
美國演化生物學家賈雷德·戴蒙德在他那本《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書里明確指出，小小的病菌曾經在人類歷史上起到過重大的作用，有許多重大的社會變遷竟然是由于傳染病而造成的。人類在征服病毒的歷史長河中，卻出現了某些利用病毒征服其他種族的現象。在現代社會里經常出現各種新的病毒侵襲人類，但人類不清楚它的來龍去脈，然而我們可以根據現有的認知水平，大體了解病毒來自于自然還是人為的，比如中國廣東出現了狂犬病、非典型肺炎、登革熱、日本腦炎等，特別是“非典”病毒的出現，究竟是自然產生的還是人為的，一直爭論不休。
第二節 恐怖籠罩中國人
2003年3月下旬，森兒的父親開始咳嗽、發燒。病情確診為“非典”后被轉移到佑安醫院隔離治療。這之后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里，兇猛的“非典”病毒擊倒了所有的家人，爸爸、媽媽、奶奶、姥姥、四個姑姑、兩個舅舅，全家11人全部感染了“非典”。不久，媽媽、爸爸、一個舅舅、姥姥都相繼離森兒而去。
一位“非典”超級傳播者可稱為“超超級傳播者”。2003年2月1日，一位病患到廣州中山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停留48小時，造成救護車司機及醫院人員共95人感染“非典”，救護車司機用過的手機也帶有病毒，毒倒醫師，如果把這名病患在此之前和之后到過的醫院算在內，他傳染的人數絕對超過100人。
一 中國第一例“非典”患者
地處中國廣東省北部的河源市紫金縣的一個小村子，屬于中國廣東省經濟欠發達地區，是中國首例“非典”患者黃杏初的老家。
黃家所在的東方村離鎮上并不遠。黃杏初家是幢三層半的小樓，外表貼著瓷磚，看得出是新蓋不久。院子不大卻挺干凈利落，屋內也是如此，經過簡單的裝修，一套深紅色的實木沙發對面，擺放著一臺發舊的21口寸電視機，里里外外都表明這個農村家庭過得還算殷實
。
當初黃杏初以為得了重感冒，好幾天也不見好，看病的當地醫院便勸他回鄉下休養治療。黃杏初回老家又治了好幾天沒什么成效，便轉院到廣州軍區總醫院，在那兒被確診得了“非典”……村里人認為，由于對黃杏初的報道令外界將這里當成“非典”發源地，5000畝地的西瓜都該收成了，卻賣不出去，沒有瓜販敢要。事實上，黃杏初是輸入型病例，況且在這里沒有造成任何傳染，他得病和村、鎮乃至河源市沒什么關系，這里的人和產品都很正常。
黃杏初的二妹夫黃小飛說，黃杏初只讀了五年書，15歲便跟著父親在廣東省博羅縣當礦工，從此開始在外打工謀生。1992年開始，黃杏初“進廚房”，從學校、企業廚房當小工干起，慢慢做到廚師，那時每月收入一兩千元左右。去年才在深圳一間酒樓掌勺當大廚，月收入近萬元，他的妻子則在酒樓當雜工。誰知事業剛起步，去年底才剛建好房子，黃杏初就病倒了，而且是“非典”，家中又陷入困境。
原來黃所在的酒樓老板對他很不錯，但自從媒體曝光后，酒樓生意一落千丈，3月份，酒樓由于屬違章建筑被拆除后，酒樓老板另擇地點，重新開張，怕拖累老板的黃杏初未去新的酒樓上班。
黃杏初現在共欠了8萬多元的債。他家去年底剛蓋好房子，黃杏初就病了，光治病就花了一大筆醫療費，房子裝修的錢也都是親戚們籌措的。
國家對農村“非典”病人免費治療的政策，是黃杏初病愈后政策才出臺的，所以免費治療的政策對黃杏初不能適用，有人奚落他怎么不晚一點得“非典”。
二 北京一個不幸的家庭
北京，中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年僅11歲的北京小姑娘森兒，雖然“非典”病毒仍在她身體里作怪，可醫生阿姨說她很快就能康復出院。她并不知道，一場天大的災難已經降臨在她的頭上。
2003年3月下旬，森兒的父親開始咳嗽、發燒。病情確診為“非典”后被轉移到佑安醫院隔離治療。這之后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里，兇猛的“非典”病毒擊倒了所有的家人，爸爸、
媽媽、奶奶、姥姥、四個姑姑、兩個舅舅，全家11人全部感染了“非典”。不久，媽媽、爸爸、一個舅舅、姥姥都相繼離森兒而去。
2003年4月10日，這一天森兒剛好11歲，森兒在病床上度過了一個白色的生日。森兒不知道，這一天她的媽媽終于沒能夠再睜開眼睛。
爸爸張曉清住院后心里的壓力越來越重，他擔心每一個家人的身體安危。病床上手機短信成了夫妻倆最好的交流工具。但到4月上旬，他再也接不到妻子的任何信息。“親愛的愛妻，快樂能夠使你堅強，堅強可以使你戰勝一切困難……”張曉清深情的言語也沒能喚醒彌留中的愛妻，在經歷了三天緊急搶救后，森兒媽媽帶著牽掛離開了人世。
愛妻去世后，張曉清所有的牽掛都集中在了女兒身上。在張曉清的臨終遺言中，有一段專門寫給女兒：“我最親愛的女兒呀，我的心肝寶貝，爸爸對不起你，爸爸整天奔命也沒有奔出好的生活，同時又失去了很多和你共享天倫之樂的機會……”然而不幸再次降臨，幾天后他也永遠地離開了女兒。
張曉清夫婦是下崗再就業人員，勤勞的父母雖然讓森兒過上了幸福的生活，但突如其來的災難已經耗干了家里微薄的積蓄。森兒正上小學五年級，往后的路該怎么走？
三 “非典”超級傳播者
2003年4月15日，對大多數天津市民來說，這是極其普通的一天。盡管相距100多公里的北京，從3月底就已傳出“非典”病例的消息，但據說“已得到有效控制”。天性樂觀的天津人因而沒有把發生在100多公里以外的“一小部分人”身上的病癥，與自己的現實生活聯系起來。
54歲的河北籍男子孟茂盛患有比較嚴重的冠心病，需要進行一次心臟搭橋手術。他于
4月初進京求治，曾到北京阜外醫院門診求診，但阜外醫院沒有收治。于是他又轉而投醫于北京民航總醫院，并于4月7日入住該院。在民航總醫院期間，手術一直沒能進行。而此時，該院發現了“非典”患者。在得知天津武警醫學院附屬醫院治療心臟病有專長之后，孟茂盛決定到天津求治。4月15日，這家醫院為其做了詳細的診斷，發現孟不但患有冠心病，還患有高血壓、慢性腎衰、痛風病等多種疾病。4月16日下午，孟開始發燒，體溫達到385℃，并伴有咳嗽、胸痛等多種癥狀，在進行X光透視時，醫生發現其肺部有陰影。
醫護人員意識到孟的病癥可能與“非典”有關，但在詢問孟是否曾與“非典”型肺炎患者有過接觸時，孟未告知他在北京民航總醫院的情形。由于沒有明確的接觸史——這是當時統一頒發的“非典”診斷標準中確診的首要條件，孟在武警醫院最終未能被確定為“非典”患者。但4月18日，他們還是將孟送到了天津收治“非典”的定點醫院——天津市肺科醫院。在肺科醫院，孟的病情進一步惡化，并一度出現腎功能衰竭。大量醫護人員參加了對孟的搶救。專家們也對孟進行了會診，不幸的是，由于肺科醫院缺乏相應的檢測設備，孟仍然未能確診。4月19日凌晨，孟被緊急送往天津市傳染病醫院，當天即被確定為“疑似病例”，4月20日上午10時50分，經搶救無效去世。
在搶救孟的過程中，他的病史也一直處于追查之中。天津方面詢問了孟曾經住院的北京民航總醫院，但沒有得到相關信息。孟在天津的時間雖然只有五天，但被其傳染的人數之多卻是極為罕見的，凡是與孟有過接觸的人幾乎無人幸免。
最早受到感染的是一名同樣在武警醫學院附屬醫院進行心臟搭橋手術的70歲陳姓男子，他當時與孟同處一個病房。陳某于4月17日開始發燒，體溫達到39℃，18、19日兩天高燒依舊未退，20日下午6時30分，陳也被送到肺科醫院進行救治，由于陳的年齡過高，體質較弱，于當晚10時15分病亡。隨后幾天內，陪伴孟的親屬，以及凡是參加過救治、運送孟茂盛的三所醫院的醫護、工作人員幾乎人人未能幸免。
“我們整個科室只剩下了3個人(這個科室共有14人)，其他科室的人也病倒了很多。”天津肺科醫院的邢維梅護士長談起當時的情景還心有余悸。其本人就是在參加搶救孟茂盛的過程中受到感染。邢當時曾向一位記者介紹說，孟被送到肺科醫院的時候，并未說明是“非典”患者，而病人當時的情況也比較緊急，許多醫護人員為了搶救孟，匆匆從家中趕到醫院，僅僅采取了簡單的防護措施之后就投入到救治工作。邢和另一名醫生在19日凌晨將孟轉送到傳染病醫院后，就陸續有護士打電話說出現了發熱癥狀。隨著發熱人數越來越多，邢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她逐一通知手下人員，如果發燒，千萬不能回家，必須到醫院接受診治。但是事態的嚴重性還是超出了她的想象，4月20日之后，醫護人員出現大面積感染的癥狀，包括她自己。而她的同事，肺科醫院呼吸科64歲的主治醫師裴鴻烈，也因為積極參與救治孟茂盛的一線工作而被感染，5月5日，裴不幸成為天津市第一個因抗“非典”而殉職的醫護人員。與肺科醫院情況類似，武警醫院和傳染病醫院的醫護人員也同樣在這幾天之內大面積地倒下。據武警醫院內部人士透露，該院僅直接感染的醫護人員就有30多人。這顯然還不是問題的全部。
根據中國其他省市“非典”的傳染規律，一般在第一代感染高峰過后，第二個7天會出現第二代感染的高峰，之后又會是第三代。果然，在隨后的幾天之內，天津醫護人員的感染人數逐漸攀升，一度達到了總確診人數的50%，位列當時中國之最！而天津受感染總人數也很快增長。5月初，世界衛生組織將天津列為旅游警告地區。記者得到的一份在5月14日作出的分析報告中清楚地表明，天津確診的167名病人中，89%都是首發病人的續發病例，在確診和疑似的97名醫護人員中，99%都與孟的傳染有直接或間接的關系！
另一位“非典”超級傳播者可稱為“超超級傳播者”。2003年2月1日，一位病患到廣州中山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停留48小時，造成救護車司機及醫院人員共95人感染“非典”，救護車司機用過的手機也帶有病毒，毒倒醫師，如果把這名病患在此之前和之后到過的醫院算在內，他傳染的人數絕對超過100人。
根據廣東省中山大學第二附屬醫院黃子通教授在“第二次兩岸四地防治‘非典’視訊學術研討會”中，透過視訊表示，他自己就是受害者，因為救護車司機5天后病危，他用司機手邊的行動電話通知家屬，結果遭到感染，病毒在醫院傳播，傳到他身上時是“第三代”。廣東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事后調查，救護車司機在2003年2月1日從河源載來一位發燒肺炎的患者，患者沿路劇烈咳嗽，短短20分鐘車程，車內滿是沾血衛生紙，司機送完患者自行清理救護車，未戴手套就撿起衛生紙，結果遭到感染，他一星期后病故。這位病人先在廣東省河源的醫院停留5天，造成當地醫院多位教授、住院醫師、護理人員感染，轉到中山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后，包括救護車司機在內，有95人病倒，但后來只有救護車司機死亡。病人停留48小時后，轉到下一家醫院，可能又殃及其他醫護人員。
當時正是農歷春節期間，黃子通說，2月3日起，醫院內的人員成批成批被傳染，在2月8日時達到高峰，與那位病患同處呼吸病區的人員，包括醫生、護士、送餐飯的人、送胸部X光片者，無一幸免。
第三節 “病毒”幽靈光顧全球
2003年2月26日在越南河內，一名華裔美籍人，從上海和香港轉回到越南，因為患有類似感冒的病癥而住進了一所小型醫院……這一例離奇病人和醫護人員死亡案件震驚全越南和鄰近國家。當人們認識到阮氏佩和她相繼身亡的同事得的是一種稱為嚴重急性呼吸道癥候群(SARS)致死率極高的重癥傳染病時，方知SARS疫情正從中國內地向全世界急速擴散蔓延。
在俄羅斯，第一個“非典”病例是在該國最遠東的城市布拉戈維申卡發現的，該城市位于與中國不遠的邊境地區。
在日本……
一 其他國家“非典”死亡者華人居多
2003年2月26日在越南河內，典型的南太平洋溽暑盛夏未來臨之際，空氣中仍微沁涼意。一名華裔美籍人，從上海和香港轉回到越南，因為患有類似感冒的病癥而住進了一所小型醫院。病人不但巨咳，而且夾帶濃痰，醫生和護士最初判斷患者得了禽流感，因而沒有采取任何自保措施。護士阮氏佩是當晚值班，過后她突然感覺虛脫無力，發起高燒，而院里的十名醫護人員和她有相同的癥狀。隨后阮氏佩輾轉昏迷和死亡的邊緣，僥幸撿回一命，其他同事則都陸續身亡。這一例離奇病人和醫護人員死亡案件震驚全越南和鄰近國家。當人們認識到
阮氏佩和她相繼身亡的同事得的是一種稱為嚴重急性呼吸道癥候群(SARS)致死率極高的重癥傳染病時，方知SARS疫情正從中國內地向全世界急速擴散蔓延。2003年3月13日在香港，從越南河內回來的該名華裔美籍人在醫院不治喪命，一共受感染的人數是47人。
2003年3月5日在加拿大多倫多，一名姓關(譯音)的婦女從香港回來后，因為患有非典型肺炎不治身亡。在多倫多，關女士的44歲兒子也不治喪命，另外4名家庭成員也留醫院醫治。
在多倫多衛生部門宣布在士嘉堡區一棟19層擁有247個居住單位的公寓發現幾起懷疑感染“非典”個案后，已引起當地居民的恐慌，尤其在華人居住的士嘉堡區和北約克區，許多人擔心“非典”可能會像中國和中國香港那樣失去控制，向其他社區蔓延。
多倫多衛生官員稱，位于士嘉堡區的一座公寓大樓已有1人感染“非典”，另有3人懷疑感染上“非典”，當局呼吁該區市民提高警惕。據悉，此幢公寓大樓共247個居住單位，以華裔為主，驚現“非典”后，已有好多居民撤走。到2003年4月25日為止，加拿大死亡15例，其中有13例是華人。
二 俄羅斯、日本等中國周邊國家沒有“非典”
在俄羅斯，第一個“非典”病例是在該國最遠東的城市布拉戈維申卡發現的，該城市位于與中國不遠的邊境地區。一名25歲的男子已經被懷疑患有“非典”癥狀有一段時間。這名男子曾住在一家中國的貿易者和游客經常居住的酒店中。
俄羅斯已經對邊境地區加強了控制，以防“非典”病毒的進入。俄羅斯一些與中國接壤的邊境口岸已經被關閉，只有那些可以采取有效醫療監測的關口仍然開放。有關方面要求
俄羅斯的航空公司和貨運飛機停止向前往中國內地、香港地區和臺灣省的乘客售票，并停止向這些國家和地區運貨。在遠東地區的很多航空公司已經停止了往返中國的航班。俄羅斯一直以來都在擔心該國與中國的長達3645公里的邊境會容易受到打擊。
在日本，一名旅游巴士司機出現“非典”癥狀。較早前一名感染了“非典”病的臺灣醫生到日本旅游時，曾經乘坐過這個日本司機的旅游巴士，該旅游巴士司機已因發燒和咳嗽癥狀住院，經治療雖已退燒，但司機和家屬接受了隔離檢查。
該中國臺灣醫生在日本旅游期間，一直坐在司機位的后面，距離司機不到兩米距離。隨后該旅行團所到過的景點，用過的旅游巴士、餐廳、酒店等，以及大阪關西機場隨即實施緊急消毒。大阪一家酒店就宣布暫停營業，全體員工回家觀察。
第二章 中國人遺傳基因大流失
金銀財寶、房屋土地、煤礦油田等，曾被人類視為這個世界上最寶貴的財產。然而，人類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人類基因資源，卻成了這個世界最熱門的搶手貨。現在歷史證明，基因資源才是人類最珍貴的財產，也是人類最后的遺產。基因資源可以讓一個民族和國家富強起來，也可以讓這個民族和國家掌握基因武器去征服另一個民族和國家；基因資源可以造福于人類，也可以毀滅人類。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德國、美國、丹麥、日本等一些國家的有關部門，以及一些大學、研究機構和企業懷著不同的目的，利用中國對基因資源重要性認識不足的機會，對中國人的基因資源進行了舉世震驚的巨大掠奪。利用這些中國人的DNa，在一些發達國家現有軍事科技水平的條件下，足以研究出針對中國人的各式各樣的基因武器，能研制出讓中國60歲以上的人患老年癡呆癥、讓中國的婦女患絕育癥以及讓中國士兵在激烈的戰場上熟睡三天三夜等等各類的基因武器。
一 大量中國人DNA送到美國實驗室
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陸續有很多美中合作的人體試驗項目在中國內地展開，常見的手段是美國的研究機構出錢，通過中國留學生回國做項目，在中國人中間進行人體試驗，把試驗獲得的血清或者DNA樣本送回美國本土進行研究。眾所周知，血液是人體供氧和排毒的途徑，通過血液可以了解人體對各種疾病的抵抗力缺陷，體液免疫和細胞免疫的情況。通過抽血與基因試驗可以針對中國人種的特點來制造相應的基因武器。只要找到基因密碼的突破口，既可以用來防病，同時也可以用來害人。
中國知名女記者熊蕾經過長時間的調查，發現美國在中國進行關于人體試驗的人數，動輒上萬人。這樣做分組量大，可以偷偷做協議之外的試驗。特別是某些研究專門采集了5000份孿生子血樣，由于孿生子基因缺陷特點更明顯，易感性更強，因而更容易找出規律。
關于抽血的量，正常人做體檢和疾病化驗只要2毫升就足夠了，某些研究機構從每個受試者身上抽取超過正常標準3—6倍的量，這是為了在已授權的研究項目之外，另外研究其他未申報的項目。
關于人體試驗的項目，申報的項目明顯少于實際研究的項目。就公布的研究項目來看，其中有些是慢性病研究，如高血壓、糖尿病等，但是其中有些項目，如“精神分裂癥、癡呆以及染上毒癮”的研究有極強的針對性，最適合做基因武器研究，一旦這方面取得突破，可以長期隱蔽使用，最終的結果是造成人種退化。
關于人體試驗的地域，雖然中國歷史上各民族不斷融合，但是中華民族是在黃河、長江流域發源的，每個中國人身上都帶有中華民族共同的基因。他們選擇安徽安慶地區的農村作為采集點，是因為類似地區人口流動性小，血緣關系相對穩定，服用藥物較少。從村民的家譜推斷，當地人在本地有千余年的定居歷史，所以美方研究機構認為他們的基因沒有被“污染”，可以更方便地查出中國人的基因特征，是非常理想的破解東方人群基因密碼的試驗場。
目前類似的中美合作人體試驗項目還有很多，不僅局限于安慶地區，有些至今仍在進行中。20世紀90年代初期，美國還在北京、河北等地獲取了中國百歲以上老人的血樣，帶回美國研究。而專門研究漢族與藏族的基因差異性項目，不僅獲取了漢族、藏族的基因，而且發現了東亞人種同西方人種的不同之處。
二 “非典”與氣管感應
這次“非典”襲擊中國，而中國人對“非典”病毒屬于易感人群，說明中國人的人體內存在著抵抗“非典”病毒的缺陷，這種缺陷的研究，只有通過中國人的血樣進行基因測試和分析。這就聯系到1996年美國健康研究院在中國從事的“中國人氣管感應與肺功能的遺傳因素”項目。
由于中國的人口特性和巨大規模，中國人口為人類基因的研究和利用生物技術最近的
革命的能力提供了一種獨一無二的資源。中國為復雜疾病以及各類流行病的基因研究提供了一種非常的群體：
13億人口的資源使獲得大量稀有的和常見的疾病的實驗對象成為可能；
(2)許多地區保留了相對的基因同質性；
分層清楚；
城鄉之間和地區之間環境因素和疾病發病率反差很大；
家庭成員都在一起；
流行病學研究成本低。
“中國人氣管感應與肺功能的遺傳因素”研究項目選擇中國安徽安慶做基因研究有以下幾點理由：(1)個體在民族、環境、職業和飲食方面相對來說都是同質的，即安慶人的基因在本質上與整個中國人種的基因是一致的；(2)村莊已存在了幾千年，常住人口相當穩定；(3)580萬人口的規模足以確保有4000戶指標個案家庭；(4)大多數受試者沒有服用過任何降壓藥物。
項目負責人在1997年3月根據“氣管感應”項目研究，在給美國健康研究院的補充報告中，概括了中國內地特別是安慶作為“基因研究的理想現場”的幾點理由：
第一，“呼吸道病表型在臨床顯示上與西方世界的呼吸道病一樣，因此保證了普遍性”。
第二，“哮喘病和慢性阻礙性肺病患者與西方國家相比，很少甚至不用藥，因此，與所有現行西方的研究形成鮮明對比，沒有因為用藥造成的混亂”。
第三，“中國很少有離婚，不變的、穩定的家庭單位在閉塞的農村地區很規范，這就便于收集綜合數據”。
第四，“中國農村的家庭規模比西方國家大。雖然政府有只生一個孩子的政策，但是農村地區并沒有實行，那里核心家庭的平均規模是6口人”。
第五，“安慶地區的人口兩千年來一直很穩定，對在線性不平衡的基礎上做過細的圖譜是很理想的”。
第六，“現場操作的費用低，使我們可以非常便宜而且迅速地篩選幾百萬受試者，而無須本項目承擔費用”。
第七，“有非常高水平的合作伙伴，在我們所有在安慶地區的基因研究中，參與率超過95%”。
第八，“目前還沒有以亞洲人，特別是中國人為基礎的研究可以與之相比，而中國人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12億)”。
美國健康研究院確定在中國進行這個項目，期限是1997年7月10日到2002年6月30日。主要立項包括：
“(1)研究者們對肺炎和哮喘病流行病學的廣泛了解；
(2)采用比較閉塞的同種人口，將有助于識別慢性阻礙性肺病和哮喘病的可疑基因位置；
(3)能根據非常龐大的統計因子獲得廣泛的表型數據，而其收集費用不需由本研究項目負擔；
(4)因為有數量可觀的家庭，使得研究設計(如表型極不一致的兄弟姐妹配對)的選擇可以非常有效。”
除了美國健康研究院以外，美國哈佛大學和美國千年制藥公司也早已瞄準了這個項目。因為從人的遺傳基因里可以研究各類疾病，如上呼吸道疾病、腸胃病、各類慢性病等等。但從“氣管感應”可以分為咽炎、哮喘病、流感、急性肺炎等等，因此美國各種機構按照自己的目的和需要來獲取中國人的遺傳基因，然后可能將中國人的遺傳基因無償或有償提供給美國背后的軍方實驗室或非軍方實驗室。美國千年制藥公司，獲得安慶500個家庭的DNA提取并進行匿名基因搜尋，尋找疾病基因。后來進行的人體試驗，美國千年制藥公司嚴格規定要一個患病的家長和兩個患病的兄弟姐妹。并提供問卷、嗜伊紅細胞計數、支氣管擴張劑測試、氣管感應測試、心率變異檢測、為將來的血清分析采血以及DNA提取做準備，該公司對他們在基因搜尋中發現的任何基因享有惟一的專利權。
美國一些機構和企業從事了大量攫取中國人遺傳基因的項目，也投入了大量資金，其中有幾項是：
1994年9月1日到1999年10月31日的“氣管感應的遺傳流行病學”、“收集和分析中國的問卷及肺功能數據和血樣(做基因分析)”，100萬美元；
1998年1月1日到2001年12月31日的“基礎研究調查”、“研究環境和基因因素對復雜疾病影響的流行病學”，553212美元；
1997年7月10日到2002年6月30日的“中國人氣管感應與肺功能的遺傳基因”，999996美元。
除上述項目之外，還有其他更為廣泛的項目，涉及領域非常之廣，有的項目更加專業，更具有針對性。
“高血壓及其中間表型的遺傳因素”，706748美元；
“骨質疏松癥的遺傳流行病學”，761611美元；
“尼古丁成癮易感性的遺傳因素”，595516美元；
“內分泌失調對生殖的影響”，140378美元；
“哮喘病基因發現中的定位候選基因”，435810美元；
“輪班制對生殖的影響”，307018美元；
“有機磷農藥對人類生殖健康的影響”，516473美元；
“尼古丁成癮易感性的遺傳因素”，35865美元；
“安徽省遺傳學研究”，134906美元；
“中國肥胖癥分子遺傳學流行病學研究”，300613美元。
為了完成這么多的項目，現場調查是怎樣進行的？以美國健康研究院的“中國人氣管感應”項目為例，該院非常了解研究項目執行的安徽每個縣以及縣、鄉、村三級醫療網絡。這個醫療體系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建立，也就是在當年遍布廣大農村的“赤腳醫生”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它為所有居民提供醫療服務，其下屬的28000名內科醫生為進行一項呼吸道疾病的遺傳基因研究提供了獨一無二的機會。為開始這樣一項研究，通過一個多階段的過程識別出了患病指標個案家庭。首先，項目核心研究員在每個鄉辦了一個為期3天的培訓班，培訓鄉級和村級醫生，收集指標個案家庭的信息。第一天用來解釋研究的目的、規模和程序。介紹了指標個案家庭的定義，舉出幾個例子。要求每個村醫回到自己的診所準備一份名單，列出所有的有支氣管病患者和哮喘病患者以及其他呼吸道疾病的患者或家庭。此后兩天，從所有的村醫那里收集起所有指標個案家庭的信息。然后由肺病專家同鄉醫村醫一起檢查了所有指標個案家庭的名單，去掉那些不符合要求的家庭。培訓班結束后，現場隊員和村醫訪問了每個指標個案家庭，用一個短的問卷證實村醫提供的信息。他們還收集了一些額外的信息，包括家庭人口多少、家譜、健康狀況、癥狀和用藥情況。
根據這些信息，按以下標準選出指標個案家庭：(1)患者至少8歲；(2)有一個至少8歲的同代同胞也有相同病；(3)父母都健在；(4)父母有一人有相同病史；(5)患病的同代同胞的病是慢性的，時斷時續地咳嗽或氣喘已連續3年。最終的指標個案必須符合下列標準之一：(1)一年之內至少看過3次內科醫生(治療過敏或治療肺病)；(2)有3年以上哮喘病史的在一年之內至少去過醫院一次。
對于符合標準的家庭，按照美國健康研究院的要求，進行下列程序：
1將評估呼吸道史和癥狀、職業和吸煙史、家庭環境以及家庭哮喘病和其他慢性或遺傳病史的問卷標準化；
2肺功能檢測(肺活量測定法)；
3對所有受試者用大于60%的FEV1做甲膽堿測試；
4支氣管擴張劑測試；
5用陽性陰性對照測試皮膚對10種特定抗原的反應；
6抽血看血清IgE水平，phadeatop，嗜伊紅細胞和白細胞數量，提取DNA。
在后來的4年里，每年將為每個表型積累40對極不一致的同代同胞對象。現場數據收集將于1999年6月完成，總共獲得4000以上個家庭的大約2萬個個體的各種人體資源，最后送往美國進行更為廣泛的中國人基因研究和分析。
三 現場抽取中國人血樣
具體如何現場抽取中國人的血樣，中國記者熊蕾和汪延進行了詳細調查，他們驅車從合肥到安慶再到岳西——地處皖西的岳西縣頭陀鎮，發現衛生院于1996年以體檢為名，抽了1400多份血樣。
從縣城出發經過大約兩小時山路的顛簸，到了頭陀——這是大別山深處一個只有一條長街的小鎮。鎮衛生院對當年的體檢沒有任何檔案記錄，如果去訪問一戶當時抽過血樣的農
民，最近的一戶也要走十幾里山路，那里不通車。山高路遠，雪后路滑，最后他們在一位向導的幫助下，一起步行上山。經過兩個小時的跋涉，到了松山村汪畈組的儲勉齋家。
60歲的儲勉齋和妻子胡祥信、女兒儲召華和儲召霞在1996年11月和1997年3月參加了兩次“體檢”。他們每人保存著兩本當年發的健康卡，一本記載著1996年11月5日的檢查，項目有心肺功能、血壓等，并抽了血；另一本記載著1997年3月10日的第二次檢查，也抽了血，比第一次多，但“不知有多少”。“胳膊從一個小洞伸進布簾里，醫生在布簾后面，看不見”。兩次都給了誤工補助，頭一次每人10元，第二次20元，外加兩袋方便面。第二次“體檢”是有選擇的，村里只有他們一家被挑上，而且不要兒子和外孫女，只要老兩口和兩個女兒去。他們愿意去，“因為大女兒召華的病情比較重，一到春天就咳喘得厲害，希望她能得到治療”。
但是并沒有得到治療，只給了一個美中生物醫學環境衛生研究所開的居民健康檢查報告單。另外說老儲有高血壓，他們給了兩瓶降壓藥。
老儲一家都肯定地說，沒有人給他們看過、念過知情同意書，也不知道是與美國機構的合作。更不知道自己提供的人體資源是為美國一些機構研究“中國某些疾病分子遺傳流行病學研究”的科研項目，該項目的目的是調查中國(農村)居民某些疾病患病情況，分布特征，研究其與遺傳的關系，研究各種環境因素在其發病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最終發展出對這種疾病的新的預防與治療方法。血樣送到哪兒去了，老儲也不知道。老儲記得簽過字，不過是為了領誤工補助。
為什么搞合作醫療的調查要抽血，而且要抽兩次，而第二次又專挑有呼吸道疾病的家庭？如此合作項目，中國付出的是獨一無二的基因資源，是國家用幾十年時間建立起來的三級農村醫療體系。
僅哮喘病一項，美國拿到的DNA樣本就有164萬份；1993年美國一家機構在安慶做的一個高血壓項目，就要在20多萬人中篩選樣本。
上述項目的基因取樣，“覆蓋面達到2億中國人”，其中僅在安徽的肺炎和哮喘病樣本的篩選，就“涉及600萬人”。
以美國在流行病學、遺傳基因學、分子遺傳學、生物統計學、科學技術水平、生化武器和基因武器制造等方面的領先地位，分工很細的眾多大型實驗室在獲得垂涎已久的世界獨一無二的中國人的基因后，可以說，中國人的幾千年的生命信息在美國的各大實驗室里暴露無遺。
第二節 大量采集中國老人的血樣
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健康研究院出資，美國杜克大學執行，由德國馬普研究院作為中間商，先后多次在北京及中國其他各省市，采集中國老年人的血樣帶回美國，進行基因資源研究。
1995年，美國一個機構在中國北京、成都和杭州三個城市一共采集了300個老人的血樣，然后送到美國。美國一個機構大為驚喜，隨后，由美國聯邦政府出資，通過美國健康研究院進行資助，由美國杜克大學具體實施，策劃在1998—2003年期間，在中國22個省市進行1萬個中國高齡老人的血樣采集，進行中國老人的遺傳基因研究。
一 中國老人易感“非典”
“非典”傳播的一個主要特點是有慢性病的老人感染“非典”后易成為超級傳播者。中國北京遭“非典”襲擊高峰期間，北京一位91歲的男性患者，因右胳膊行動不便去醫院就診，被診斷為腦出血、腦梗塞伴有發熱癥狀。2003年3月30日，老人因心肌梗塞病故。去世前，老人未被診斷為“非典”。但從3月31日開始，在老人的陪護家屬、同房病友、醫護人員中陸續出現“非典”病人。到4月17日，他直接或間接感染了37人，除他本人外，還有一人死亡。
這位老人顯然是一位“非典”超級傳播者。這位患者有兩個特點，一個年紀大，二是有慢性病。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介紹，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如果感染了“非典”，更容易成為超級傳播者。
這位去世的91歲北京老人，在幾年前曾作為北京高齡老人群體，成為美國一些機構進行基因研究的對象。
二 采集中國老人血樣的歷史
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健康研究院出資，美國杜克大學執行，由德國馬普研究院作為中間商，先后多次在北京及中國其他各省市，采集中國老年人的血樣帶回美國，進行基因資源研究。
1995年，美國一個機構在中國北京、成都和杭州三個城市一共采集了300個老人的血樣，然后送到美國。美國一個機構大為驚喜，隨后，由美國聯邦政府出資，通過美國健康研究
院進行資助，由美國杜克大學具體實施，策劃在1998—2003年期間，在中國22個省市進行1萬個中國高齡老人的血樣采集，進行中國老人的遺傳基因研究。
1998年3月中上旬，位于北京北邊的西藏大廈，來自美國和其他國家的遺傳基因專家，向來自中國22個省市的50多位調查員進行現場培訓，第一天和第二天是講解《調查問卷》中的問題，調查問卷是由美國專家設計好，然后翻譯成中文；對老人的抽樣非常嚴格，要求具有血緣關系的兩代人，或者是兄弟姐妹關系，這是最基本的條件，這樣采出的血樣可以對遺傳基因反復測試、論證。
《調查問卷》首頁定位，如原始抽樣的老人類別為：
百歲老人；B.90—99歲老人；C.80—89歲老人。
被訪者是原始抽樣老人還是原始抽樣老人的80歲及80歲以上的兄弟姐妹。
D原始抽樣老人；(1)第一個兄弟姐妹；(2)第二個兄弟姐妹；(3)第三個兄弟姐妹；(4)第四個兄弟姐妹。
如果被訪者是原始抽樣老人的兄弟姐妹，請注明是哪一類兄弟姐妹。
同父同母；(2)同父異母或同母異父；(3)領養；(4)其他。
《調查問卷》對中國老人面對面的詢問分為：基本狀況、老人的現狀及基本特征，老人的一般能力、反應能力、注意力及計算能力，老人的記憶力、語言，理解與自我協調能力、生活方式、日常活動能力、個人背景及家庭結構、體檢、訪問后的觀察等等12大類，共167項，這都是圍繞著如何研究中國老人的遺傳基因而設計的，從這些項的分別調查中，能夠假設老人的各類遺傳基因。
《調查問卷》B2—4。“我經常覺得孤獨。”回答：(1)很孤獨；(2)孤獨；(3)有時孤獨；(4)不孤獨；(5)很不孤獨；(6)無法回答。從這項回答中就能假設老人遺傳基因里是否含有抑郁癥基因，然后根據該老人的血樣，進行基因測序和分析，從中發現抑郁癥基因。
《調查問卷》C2—1。由調查員說出三樣東西的名字：桌子、蘋果、衣服，請老人重復這些東西的名字；如老人第一次重復有錯，需調查員再次向老人說上述三樣東西的名稱，再請老人回答，直到完全正確為止；最多可重復6次。如果老人在第四次重復正確，那么，就在后邊填寫4。這項回答中能夠假設老人遺傳基因里是否含有老人癡呆基因。
《調查問卷》D6—1至D6—5。這幾項都與老人吸煙有關系，比如：您現在吸煙嗎？您過去吸煙嗎？您從多大年齡開始吸煙？如現在不吸煙，您多大年齡時停止吸煙的？您現在(或過去)平均每天吸多少次煙？這項回答要求：具體多少歲開始吸煙，多少歲停止吸煙，平均每天抽多少次煙。從這項回答中，可以假設老人遺傳基因里是否含有嗜煙基因。
《調查問卷》D10項中的一個問答：老人是否飼養家禽、家畜，從這個回答里可以假設老人遺傳基因里是否含有動物嗜好基因。
《調查問卷》G16項：過去兩年中，您曾經患過幾次重病(重病指需住院治療或在家臥床不起)？
《調查問卷》G17項：您現在患有下列中的哪些病？
高血壓、糖尿病、心臟病、中風等腦血管疾病、支氣管炎、肺氣腫、哮喘病及肺炎、肺結核、白內障、青光眼、癌癥、前列腺疾病、胃腸潰瘍、帕金森氏病、褥瘡、其他疾病。這項要求回答：是否有病和對日常生活的妨礙程度。
另外還對老人的血壓、心律、節率、肺功能進行現場檢查，最后是老人的全身照片和全家照片，以及該老人的肺部的X光片。
上述的《調查問卷》從1998年開始，每年一次，對這些老人一共進行了5年的跟蹤動態調查。在美方設計的《調查問卷》中，現在把一些相關問題聯系起來，比如：詢問老人是否患有支氣管炎、肺氣腫、哮喘病及肺炎、肺結核；然后再對老人進行血壓、心律、節率、肺功能等檢查，以及老人的肺部的X光透視；再對老人的血樣進行遺傳基因研究等等，這就不得不使中國人以及世界上愛好和平的人感到不寒而栗。
在西藏大廈培訓會的第三天，由美國杜克大學聘請的其他國家的專家指導調查員怎樣給老人采集血樣。其方法是把高齡老人的手，先放在熱水里浸泡一段時間，再進一步將老人的手搓熱，以促進血液循環，然后用針管在老人手指兩側中的一側插進去，讓老人的手指滴出鮮血，第一滴血不能用，從第二滴血開始，滴入濾紙的5個圓圈中，并使每個圓圈充滿鮮血，每一個圓圈直徑是12毫米，正好是中國一分錢硬幣的大小，根據現場試驗，起碼兩滴血以上才能充滿一個圓圈，如果一個手指滴出的血未滴滿5個圓圈，還要繼續采另一個手指兩側的血，也就是說，要從老人手指上流出11滴以上的鮮血，而時間在一分鐘以上才能完成取血過程。
《調查問卷》G15項：取指尖微量血樣。
針刺手指，將每一滴血各滴入濾紙的5個圓圈中，并使每一個圓圈充滿；
使樣品血滲透濾紙，但不能使紙的另一側滴漏；
除被訪老人外的任何其他人(包括調查員)不得接觸濾紙的五個圓圈；
將干燥好的樣品裝入密封的馬尼拉紙信封中；
在送交前保存在干燥處。
一般高齡老人，體態偏瘦，血液循環慢，在中國各省市采血的時候，有的老人的手是皮包骨，怎么扎也出不來血；也有的老人扎出血后，血直往外冒，止不住血，后來調查員買了一些創可貼作急用。
三 美國掠取中國老人基因資源的合同規定
美國為了獲得中國老人的遺傳基因資源，投入了數百萬美金。美國指派的杜克大學在與一些協助該項目的機構所簽訂的合同條款里，明確規定了項目協助方“應竭盡全力完成合同規定的各項任務”，承擔“履行協議中一切風險和責任”，并為此提供充分保障。該合同第七款“特殊條件”中規定：
(1)在版權方面，任何版權或版權資料由主要著作所在單位支配。任何此類版權在不征
收版權稅以及獨家占有的前提下，允許美國政府對其進行復制、翻譯、發表、使用和轉讓，并授予美國其他任何機構同等權利。
(2)專利方面，規定本協議在實施過程中產生的任何一項發明的支配權需遵照美國公法96—517號的修訂案、公法98—620號和實施通則(37CFR401號)執行。并且規定協助方完全同意滿足美國聯邦機構為確保上述法律、條例和執行所需的一切條件。
該協議還規定項目協助方遵守美國的法律達十多項，協議還明確規定“遵守美國聯邦一切規定”和“依照美國北卡羅來納州(杜克大學所在地)法律管轄和解釋”。
也是在20世紀90年代，在中國廣東的深圳、東莞等地不少日本人辦的企業里，日方老板要求中國打工者定期體檢，進行抽血。但打工者不是到當地的醫院去抽血，進行體檢，而是就在工廠里抽血。每年要抽幾次血“體檢”，最后也不告訴你究竟得了什么病，而日本工廠對中國打工者在自己廠里一年抽幾次血究竟干什么？這個問題直到今天也沒有一個答案。
第三節 攫取中國古人骨基因
一 大量中國古人骨基因被研究
在20世紀，中國各地相繼出土了大量的中國古人骨，比如長沙馬王堆墳主人，河北姜家粱遺址出土的五千多年前古人類，新疆古代居民(2000年前至3800年前)，北京老山漢墓女性墓主人，等等。在1998年以前，由于中國對中國古人骨基因研究還未開始，美國一些組織通過各種渠道，采取資助合作方式，將中國出土的大量古人骨運往美國或美國聯系的一些實驗室進行DNA提取、擴增、測序、對比研究，以此研究中國古人類基因與現代人基因的一致性和差異性，這對于從歷史的角度了解中國人種的遺傳基因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
二 古人骨基因與現代人基因是一脈相承
現在基因武器研究的關鍵是破解遺傳密碼。研究傳統武器的過程中，制造長矛和制造盾牌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然而基因武器與其他傳統武器不同，在基因工程領域，基因武器研究必須從破解遺傳密碼入手；只要破解了遺傳密碼，研究者就可以自由地決定其成果的用途。破解遺傳密碼的工作需要長期的、大量反復的試驗，但其中非常重要的是針對特定人群的歷史與現實的對比研究，這樣選擇試驗對象可以縮短研究周期，加快進度。
人的基因就像每個字的正確的拼寫字母一樣，當正確的拼寫發生錯誤，就說明基因發生突變，它就不能給人體內制造蛋白質的“工廠”輸送正確信息，細胞通訊發生了障礙，某些器官就發生了病變。通過中國人種的古人骨基因和現代中國人的基因，按照實驗人的不同目的，可以反復論證中國人種的所有基因的正確拼寫字母，最重要的是哪些拼寫字母容易出錯，這就反映出中國人的哪些基因容易發生突變和呈現基因缺陷。不同人種的基因發生突變是有差異的，一類人種的某種基因的拼寫字母容易出錯，另一類人種同樣基因的拼寫字母就不會出錯，或者出錯的機會要少一些。比如“非典”病毒，就容易使中國人某種基因的拼寫字母出現錯誤，中國人就會容易感染“非典”病毒；但“非典”病毒不能使其他人種的某種基因的拼寫字母出錯，因此，其他人種就不容易感染“非典”病毒。
第四節 大量收集中國情報
一 實地調查地理位置、自然條件和人口構成
20世紀90年代，美國以情報部門為幕后操縱者，由其他機構出面，以各種調查為名，對中國進行實地的情報收集。從1998年開始，美國在中國22個省、直轄市從事了實地的情報收集，這22個省、直轄市分別是北京、天津、上海、重慶、廣西、四川、江蘇、安徽、湖北、河南、吉林、山西、陜西、遼寧、山東、湖南、江西、福建、河北、黑龍江、浙江、廣東等，一共涉及全中國571個區、縣。實地情報收集內容包括：
(1)自然環境：地理位置，經度和緯度，各個地方的總面積，地形地貌，氣溫，年平均無霜期，年平均降雨量，最近一年的森林覆蓋面積，主要土壤類型，土壤中微量元素含量，本地的主要農作物；
(2)人口：人口規模及年齡結構，平均死亡率，嬰兒死亡率，城鎮人口比例，受教育程度分布；
(3)社會經濟指標：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最近一年的國民生產總值構成，農民人均年純收入，城鎮收入人均年收入，每萬人平均擁有的醫務人員數與醫院床位數，該縣(市或區)每月對每位老人的補助；
(4)環境質量：該地區及相鄰地區是否有較大的重工業工廠和化工廠，最近一年該地區的污染狀況，該地區自然保護區的面積，20世紀(1900年以來)該地區遇到過多少次嚴重自然災害或戰亂，列舉本地區災害種類(地震、干旱、洪災、蝗蟲、瘟疫、戰亂、其他)與發生年份。
上述調查非常的詳細，而且每年一次，一共進行了長達5年的動態調查，這類實地的情報收集與美國的衛星圖像以及中國周邊的情報監測形成了互補，從多角度掌握中國各個方面準確的信息情報，這些準確的自然環境及經濟情報在戰爭爆發時，能為一個分析戰爭狀況的地理信息系統提供充分的數據，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比如生化武器和基因武器的投放，就與氣候、水土狀況有很大的關系。
因為人在一個地方生活時間長了，當地的水土空氣和另一地并不一樣，人身體吸收的成分水平也不一樣，如果在一種基因武器的堿基對中“嵌”入人種、水成分序列識別碼，就可以達到識別目的。
這次“非典”病毒為何在中國北京和廣東特別厲害，這是因為兩地當時的氣溫適宜“非典”基因武器的擴散和傳播。美國某機構在中國實地調查時，有一項是針對中國各地的氣溫，準確掌握了近5年以來北京和廣東地區1月和7月的每年平均氣溫和最低最高的極端氣溫。
廣東地區外地人打工的人很多，這些人的多數是民工。在廣東生活的人當中有一部分人追求時尚，穿著單薄，保持體形，還有來自北方的人覺得廣東較暖和，而在穿著上比南方人還要單薄。在初春患感冒病就有了很大的可能性，因此“非典”乘虛而入。
北京恰恰在3月份季節，這是多變的季節，時暖時寒。2003年3月15號的集中供暖就停止了，使得集中供暖的室內溫度連續下降，由供暖時的20℃—25℃降至10℃—15℃，降幅達6、7度甚至10℃。今年3、4月份北京地區比前幾年同期要冷，供暖卻因為煤改氣而更熱，以至于居民房內達到25℃甚至28℃的高溫，這樣很多房間供暖停暖造成的溫差比前幾年要大。隨著室外溫度的增加，人們的衣著在室外合適，而對一部分人來說在室內就會感覺到冷，而這些人在室內卻不增加衣服，特別是晚上睡覺沒有增加被褥，這些人的抵抗力就會慢慢下降，感冒的人無形增多，這時的氣溫助長了“非典”的傳播和擴散。但到了6月，北京的氣溫升高，對于“非典”的控制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因此，空氣的最高溫度、氣溫日較差和相對濕度等氣象要素與“非典”病毒傳播有著密切的關系。月日均溫一般在5℃—22℃，月降水不超過90毫米；疫病的爆發期日均溫一般在13℃—17℃；疫病爆發前6—8天一般出現氣溫日較差偏小、空氣質量不好的天氣。在病毒爆發前9—10天，如果日最高溫度相對較低(26℃以下)、氣溫日差較小、空氣相對濕度較大，則有利于“非典”病毒的擴散與傳播；反之，則不利于“非典”病毒的擴散與傳播。夏季氣溫升高，不利于“非典”病毒的擴散和傳播。
另外在中國沒有出現“非典”的幾個省，貴州、云南、海南、西藏、青海等，正好是美國某些機構在20世紀90年代沒有進行血樣采集和環境調查的地方，而且這些地區中國的少數民族較多，從遺傳基因角度來看，中國少數民族的基因與漢族的基因具有一定的遺傳差異難道這是一個偶然的巧合嗎？
二 衛星收集等各種監控
印度前著名登山隊員辛格·科利在《喜馬拉雅山的間諜》的書里，首次透露了在冷戰期間他如何幫助美國中央情報局在喜馬拉雅山地區收集中國核武器情報的。
1964年10月16日，中國首次試爆了原子彈。美國對此極為關注，并且竭力探取“試爆”背后的任何核武器發展情報。剛剛同中國打了邊界戰爭的印度當然更是憂心忡忡，急于刺探中南海的核戰略細節。
那是間諜衛星還沒有出現的年代，而中國的核試驗場地羅布泊處于遙遠的新疆荒漠之中，美印兩國的情報當局苦于沒有任何全天候監控手段來收集情報。不過情報當局很快找到了解決辦法：在遙望新疆的喜馬拉雅山山麓安放一個核動力感應器，來長期記錄中國核試驗和導彈發射數據。
那是一項艱巨復雜的特殊使命，需要在極為惡劣的氣候和地理條件下把儀器秘密安放在世界屋脊的指定地點。情報當局認識到，如此復雜艱難的任務即使是訓練有素的常規間諜也無法勝任。人選只能放在對喜馬拉雅山山麓有豐富知識的印度登山隊隊員身上。最著名的登山隊員，攻克過珠穆朗瑪峰的辛格·科利便成了這次絕密行動的帶頭人。
《喜馬拉雅山的間諜》一書詳細描述了小組成員們是如何遭遇重重天險，克服凍傷雪盲，執行這項間諜使命的。書中披露，隊員們還丟失了部分放射性材料，可能至今仍對環境造成影響。在太空中，美國的間諜衛星每天24小時不間斷地在中國上空進行偵察，中國的東南沿海、北京和上海等中心城市、西北部的衛星發射基地和導彈試驗場，是這些間諜衛星最常光顧的地方。在陸地和海洋上，美國的偵察站、偵察船每時每刻都在跟蹤中國內地上空的無線電信號。每當中國有什么軍事演習或其他重大軍事行動時，就會有很多的偵聽船出現在中國海域附近。
美國設在臺北市陽明山的針對中國內地的監聽站，所獲“信號情報資料”可以通過人造衛星直接傳送到美國。
陽明山舊稱草山，位于臺北盆地的東北方，海拔高度從200米至1120米不等。這里四季綠樹成蔭，特殊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條件非常有利于監聽站的隱蔽。
美國對中國監聽，是美國情報作業的重要一環。此外，美國在日本共設立了6個監聽站，在韓國也有，而且都通過民間的“特約公司”擔任維護工作。
美國稱，針對中國內地通信設備現代化、通信手段多樣化、光纖通信網建立及移動電話迅猛發展的現狀，其目的是提高對特殊用途信號的搜集與處理能力。監聽站的信號截收和處理能力已大大提高，以前耗時數小時或好幾天才能處理、得出結果并上報的工作流程，現在一分鐘就可以完成；監聽范圍也大幅擴大，可對距臺灣島數千公里、東沙群島數百公里的廣大區域進行監聽監視；至于對整個南海地區，則與美軍設在菲律賓和泰國的站臺進行配合，聯手進行。據說，2001年中美撞機事件發生后，美國的EP-3E電子偵察機被迫降落在海南島陵水機場，全部過程都曾被臺軍的“信號情報”無線電截收系統掌握。
美國和印度合作，通過監聽站截取中國的軍事情報，是美印情報合作的新形式。其具體做法是：美國出錢、出技術，印度出人負責監聽站的操作，搜集中國西藏、新疆、青海和四川的電子情報；每7—10天，通過美國外交郵件把截獲的密碼送往中國臺灣；臺灣情報部門有關方面對破譯后的情報進行分析，然后報告給臺灣和美國當局，以便掌握中國的軍事動態。
美國聯邦調查局在美國招募中國留學生為其“服務”，其中一個理由是他們試圖通過這些人找出中國政府的“興趣所在”，知道中國軍隊、中國政府和中國工業之間的聯系，只有通過與這些有關的人員接觸后才能獲知。
第三章 基因戰的形態描述
人類的生、老、病、死是由什么在暗中主宰?人類的活動和行為是由什么在暗中控制?人類的健康和疾病是由什么在暗中支配？神秘的人類基因組是答案。人類有一個共同的基因組，它包含著決定一個人生、老、病、死以及精神、行為等活動的全部遺傳信息。
第一節 讓人喜憂參半的雙刃劍
一 生物界的阿波羅登月
在未來的世界里，也許從你一出生，就可以根據你的DNA排列秩序，對照正常的DNA排列秩序來測定出你與正常基因是否有差別，從而預測出你在成長中會生什么病，甚至到老年時是否會得“老年癡呆癥”也可預測；未來的人也可能個個都長命百歲，甚至長命兩百歲。
也許未來的人類也用不著吃飯了，每天只要曬一個小時的太陽，就能滿足人體的能量所需，省了很多做飯吃飯的時間和麻煩。但那時恐怕人的皮膚會變成像樹葉一樣的綠色，滿
大街走的都是綠色人種，綠色將成為不變的流行色。
未來的人還可以無所顧忌地要吃什么就吃什么，不用擔心身體發胖而放棄很多美味佳肴。愛美的女孩子將會像辛迪·克勞馥一樣擁有魔鬼身材。窄鼻、長腿、寬肩、細腰，這些都可以用數字計算然后修改，可以想象，未來世界的人可能個個都是俊男美女。
甚至以后每代人以基因改造方式決定流行的特征，如身高、臉型、腰與臀的比例等也不是沒有可能。做父母的可能會為兒女選定一款俊男美女典型，如蒙娜麗莎、芭比娃娃、湯姆·克魯斯等。而做兒女的到了十幾歲時可能對父母大表不滿，不是因為他們給取的名字不好，而是說他們給選的臉孔不對，身材不對。兒子抱怨爸媽當初為什么替他買了足球天分，而沒有買籃球特長。女兒則抱怨爸媽不該只給她選繪畫天賦，要是還有跳舞的超強悟性就更讓人滿意了。
基因技術將可能給人類在疾病防治、健康保健直至延年益壽等方面帶來的革命性變化，這是不爭的事實，也勾起了人們對未來美好生活的無限憧憬。但正如核技術的發展在給人類帶來清潔、廉價、高效的核能的同時，也制造出時刻高懸在人類頭頂上的原子彈一樣，基因技術也是一柄“雙刃劍”，也將面臨一系列來自社會倫理道德方面的巨大挑戰。人類基因圖譜決不能濫用。
二 引起世界的恐慌
多年前，很多科學家預言：人類千萬不能打開基因武器這只“潘多拉匣子”，基因武器一旦問世，人類將面臨巨大的災難！
1992年，瑞典國防研究院主任博·瑞貝克說：由于我們能夠辨別出不同種族與人種的DNA差別，“我們將有能力區別黑人、白人、東方人、猶太人、瑞典人、芬蘭人之間的差異，并能開發出一種用以專門消滅某一特定人種的制劑。”
2002年8月23日，《俄羅斯報》發表特約撰稿人波格丹諾夫的文章。在文章中，波格丹諾夫提出：在非洲某個“神秘島”上，有人正在秘密試驗一種新型生物武器，這就是被稱為“種族炸彈”的“基因武器”。
波格丹諾夫在文章中指出：英國醫學協會前不久發布的《生物工程技術——人類武器》專題報告中預測說，一種殺傷力空前的“種族武器”近年內即將問世。根據基因武器的特殊性能可以預計，一旦基因武器運用于戰爭，將使未來戰爭發生巨大變化。基因武器可根據需要任意重組基因，可在一些生物中移入損傷人類智力的基因。當某一特定族群的人沾染上這種帶有損傷智力基因的病菌時，就會喪失正常智力。英國醫學會還提請國際公眾注意兩個重要事實：其一，許多國家都在絕密的狀態下進行新的分子生物技術實驗。其二，1972年簽訂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約》，沒有對公約履行情況的檢查機制作出規定。
在美國舊金山舉行的“美國科學進步協會”2001年年會上，生物學家莫瑞諾披露，在前南非種族隔離政府統治時期，南非軍方曾致力于研制一種專門針對黑人的生物制劑。他們對如何使有色人種的婦女絕育特別感興趣。與傳統的生物武器相比，這種新式的基因武器則更加隱蔽。前者只是簡單地通過破壞人體神經系統來達到殺人目的，而后者則可以影響人口出生率、嬰兒死亡率、發病率甚至農作物產量。通常在受到這種生物武器襲擊數十年后，它的后果方才顯現出來。但到了那時，傷亡將十分慘重。
英國《泰晤士報》曾于1998年9月披露一則秘聞：為了報復伊拉克的導彈襲擊，以色列軍方正在加緊研制一種專門攻擊阿拉伯人而對猶太人沒有危害的基因武器——“人種炸彈”。“人種炸彈”的研制計劃由以色列的尼斯提茲尤納生物研究院負責，該研究院是以色列研制生化武器的秘密中心。雖然目前基因病毒尚未研制出來，但據《簡氏防務周刊》報道，以色列科學家利用南非“染色體武器”的某些研究成果，已經發現了阿拉伯人，特別是伊拉克人的基因構成。
三 中國人的遺傳基因令人擔憂
中國人大量的遺傳基因被一些國家秘密地掠奪，誰擁有了中國人的基因資源，誰就可以進行研究，其研究成果申請了國際專利，誰就擁有了該基因所有用途的獨占性開發權。根據其占有者的政治經濟目的，生產出用途不同的基因產品。今后所有中國人無時無刻都面臨著各種災難的降臨。
第二節 具有基因武器特點的病毒
一 一些病毒具有基因武器的特點是殺傷力大
在一個城市上空散布50千克炭疽桿菌氣溶膠會導致20平方公里面積內數十萬人死亡；基因武器不僅殺人于無形，而且當發現的時候，整個民族的健康狀況均嚴重惡化，僅醫療支出就足足拖垮一個強國，而且等發現時，第二代人的基因也因遺傳而受損。可以說，基因戰造成的疾病無藥可救。“非典”病毒與歷史上的以往的新發疾病相比，具有明顯的強傳染性、強致死率，而且發生具有很大的突然性，“非典”病毒侵入人體后，開始破壞器官正常的組織細胞，人體免疫體系發現外來的病毒，就開始緊急運作，產生大量的抗體，在通常情況下
，如果人體自身的抗體能夠有效地與病毒抗原結合，就可以引導白細胞將病毒殺死，患者癥狀就會逐漸減輕，直到痊愈；然而對“非典”病毒，抗體不但無法與病毒抗原有效結合，反而轉向攻擊其他的正常體細胞。還有一點可疑的是，它是從大城市開始擴散，“非典”在短暫的時間里，迅速傳播全球，對人體的免疫力攻擊性極強；這些特點使其作為自然變異而形成的病毒的可能性產生懷疑。同樣，“非典”與生化武器攻擊產生的嚴重后果一樣，有時令人難以想象，如果不及時采取有效措施，人口數量會大幅度下降。至少在理論上，每一個被“非典”病毒感染的人都會變成一個新的生化武器，去感染其他人。多米諾骨牌效應就這樣開始了。
二 找不到發病原因
基因武器的使用方法非常簡單，而且難以防治，也不知道從何處飛來。基因武器可以用人工、普通火炮、軍艦、飛機、氣球或導彈進行施放。可以投在敵方的前線、后方、江河湖泊、城市和交通要沖使疫病迅速傳播。將一種超級出血熱菌的“基因武器”投入對方水系，會使水系流域的居民多數喪失生活能力，這要比核彈殺傷力大幾十倍。只要將病毒放在一只普通的密碼箱中，就可輕易通過海關檢查；只要將基因細菌或病毒噴灑在空氣中或者倒入飲用水里，就可讓成千上萬的人斃命。當被毒殺后，人們仍蒙在鼓里，以為是流行病在作怪！
蘇聯就設計過這樣的方案：平時派特務以旅游者的身份在敵國某些地區埋藏基因武器容器，戰時通過衛星遙控引爆散布。即使明明知道敵人使用了基因武器，要查清病毒來源與屬性也需要很長的時間。1995年，當美國西南部流行一種病毒時，美國科學家動用了世界上最先進的研究手段，用了5天時間才查明病毒屬性，找出抗病毒方法。當時領導科研人員戰勝該病毒的美國著名病毒學家弗萊克·揚格目前也倡議建立“反恐怖基因工程”，以破譯細菌及病毒的基因密碼，從而為制造基因武器創造可能。他說，這一工程技術將有可能在短時間內鑒別出，哪些人群的遺傳基因具有攻擊性，并有針對性地制造相應的疫苗。中國學者王小東曾預見，種族問題將因生物科學的發展變得更為敏感。人類距離發明和制造具有識別不同種族的基因特征的能力，可以選擇某一特定種族并輕而易舉地將其滅絕的基因武器只有一步之遙了。毫無疑問，從基因上區分中國人和美國人恐怕比區分塞爾維亞人和美國人要容易，因而對付中國人的基因武器多半會被首先制造出來。也許會有那么一天，我的少數幾個同族人不知什么地方得罪了美國人，我的鄰居、我的親人，乃至我自己，不知不覺就都得了什么怪病死了。我們完全沒有招惹美國人，也許我們還非常熱愛美國人，我們仍然不能幸免，就算我們拿了綠卡住在美國都不能幸免。那時美國人至多表示一下遺憾，說是無法完全避免無辜平民的傷亡云云。
這次“非典”患者有一半不知道在哪里染病、如何染病以及和哪些人有過接觸等都不清楚。如果不知道病人從哪里感染到SARS病，就無法知道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情。對于患者自己也有很多無法知道的情況，反映在病例報告的資料就不詳細，使得中國醫療機構和世界衛生組織無法找到SARS病在中國和其他地方蔓延的原因。北京70%病人至今找不到傳染源，世界衛生組織在北京5月1日后確診的SARS病人當中，有70%至今還找不到傳染源。患病的人也不知道是怎么發病的，發病前潛伏期多長不清楚；從臨床看，在病人發病過程中，“非典”病毒好像是激活了人的某個系統，導致免疫系統的過激反應，但它是通過什么被激活的，這個過程卻不知道。
三 難以防范
基因武器也具有難以防范，有抗藥性、傳染性的特點，因為基因武器是秘密施放，難以察覺；若已察覺，也很難破譯其遺傳密碼并進行有效治療。基因武器只在所攻擊的同類人種中有傳染性。要查清病毒來源與屬性也需要很長的時間，由于每一種基因就像一把特制的鎖，只有研制者才知道它的遺傳密碼，對方是很難窺破其秘密并加以控制和防治的。這使得基因武器比其他武器具有更好的保密性。新研制的基因武器會使已接種或預先儲備的疫苗失效，基因武器的制造者享有單方面優勢，只有掌握遺傳密碼的制造者才可以破解，即使最終能
夠破解，也會由于缺乏時效性而導致重大損失。這一點上，“非典”病毒的來源沒搞清楚以前，其表現形式與面對基因武器難以防范的特點非常相似。“非典”讓人防不勝防，始終找不到病毒來源，人們只能將病毒來源按照傳統經驗的分析方法，假設“非典”來源于動物，然后從動物身上找答案，一會兒報道蝙蝠攜帶“非典”病毒；一會兒又說是果子貍；一會兒專家出來對此提出質疑。要查出“非典”病毒來源和屬性的確也不是幾天就能完成的。
四 只針對特定人群
全世界人種有白色人種、黃色人種、黑色人種等，由于遺傳基因的差異，而引起不同人種對于疾病感染的差異，中國安徽省立醫院發現，中國人血栓發病原因可能和白種人不同。他們通過建立一種新的、高敏感性的檢測血栓形成的方法，使中國人血栓形成機理研究獲得新進展。研究證實，中國人中一些原因不明的血栓病，可能與抗磷脂抗體引起的“抗活化的蛋白C”現象有關，同時這種現象也是一些原因不明的習慣性流產的重要原因之一。系統性紅斑狼瘡的血栓發生率在西方高達25%—50%，心、腦、肺血栓栓塞是導致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
。安徽省立醫院血液病科吳競生主任醫師等通過近3年努力，在對18名未明原因血栓性疾病患者和28名正常人對比研究中，在中國國內首次報告了一例“凝血因子V基因點突變”家系。該患者“凝血因子V基因點突變”所致的“蛋白C抗凝途徑中抗活化的蛋白C現象”，是西方國家發現的引起靜脈血栓的最主要原因。但課題組發現的這名“凝血因子V基因點突變”攜帶者及其家族成員卻并無血栓史，而同時研究的3名血栓病病人卻又沒有“凝血因子V基因突變點”存在，從而提示中國人血栓發生機制應從其他途徑研究。
在掌握特定人群基因差異的基礎上，研制出只殺傷某一特定人群的基因武器，在敵對雙方種族差異較大的情況下，這種基因武器的效果尤其明顯，這樣的基因武器不但具有戰略價值，還有戰術價值，可以直接用于消滅特定的對手而不影響己方的軍事行動，在這一點上，基因武器比核武器、化學武器優越得多。這種針對特定人群的基因武器可以使使用者更加肆無忌憚，使用范圍更廣，更靈活。這實質上是一種種族滅絕的殘酷手段。因此，科學家們也稱這種“只對敵方具有殘酷殺傷力，而對己方毫無影響”的新型生物武器為“種族武器”。
第三節 針對不同國家的“實驗場”
一 選擇的是某國人種
基因武器是根據某個人種的遺傳基因而制造的，它在使用過程中針對的就是這個人種。從2002年6月起，馬達加斯加境內有2000多人感染了一種怪病，其中157人已經喪命。這種怪病的兩個特點引起了國際社會的關注：一是它的癥狀像一般的感冒，患者劇烈頭痛、嘔吐、腸胃不舒服，嚴重者發病僅兩天就突然死去；二是只感染這個國家的一個民族，而其他民族安然無恙。為此，聯合國與世界衛生組織高度重視，已派一個由法國醫療專家和有關科學家組成的調查小組到當地調查。有人甚至認為，這是一種剛剛開始出現的，只針對某一民族(種
族)的基因武器所致。
同樣，“非典”病毒也像長了眼睛，緊緊盯住特定人群；“非典”具有基因武器精確的人種分辨能力，只針對特定人群發動攻擊的特點。這次“非典”病毒的降臨，令許多流行病學家也感到困惑，為什么某些病人傳染了一大批人，而有些人卻一點也不傳染，覺得非常有必要了解其中道理，到底是因為載體基因，還是環境因素。從一些基本數據上可以發現一些問題。最奇怪的一點是一些國家的零死亡率，按照日本、德國、法國、美國的衛生狀況和人員流動情況，發病率和死亡率絕對應該僅低于加拿大。美國為75例病例，就算美國護理條件比加拿大好，在沒有治療藥物的情況下，按照2003年5月8日設在日內瓦的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網站發布的15%左右的死亡率是無論如何也說不過去的。
中國遺傳學專家楊煥明認為：“現在測的人類基因組是白種人基因組，白種人的基因組和黃種人的基因組肯定還有差異，現在看至少差千分之六左右，可能還要更高一些。大家知道，白種人和黃種人的疾病譜是不一樣的，各方面特別是營養狀況的問題，都跟這些基因組是有關系的。”“非典”病毒是可以“識別”人種進行攻擊的基因武器。這種病毒不但可以“識別”人種，甚至可以“識別”不同地域的同一人種。比如，白種人就很難被沾染，即便被沾染恢復也較快。日本極少被沾染的“非典”病例，這是因為日本人的地緣關系與同一緯度的中國人相差很遠，“基因病毒”可以很容易“識別”日本人和中國人，美國沒有死亡病例。加拿大截至4月25日被沾染139例，死亡15例。請注意，其中13例是華人，中國人占絕大多數。
從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數據看，截至2003年7月11日，全球“非典”累計確診病人為8437人，而“非典”累積病人集中在中國內地、香港、澳門、臺灣地區和新加坡等地，合計7960例，再加上加拿大大部分華人的“非典”確診病人，共占全球96%以上；世界其余地區包括美國在內，合計不足400例。全球“非典”累計死亡人數為813人，中國內地、香港、澳門、臺灣及新加坡死亡為762人，再加上加拿大大部分華人的死亡，共占全球死亡率也是在96%以上。這讓人有足夠理由懷疑是某國研制的專門針對華人的基因武器。這樣的高度集中的發病率和死亡率，出現在經濟發展水平和醫療保證水平極為懸殊或者不太懸殊的地區中間，呈現明顯的人種上的選擇性區別，“非典”顯然不是普通的那種在傳染面前人人平等的普通傳染病。
二 針對不同國家整個防疫和控制疫病的系統
中國整個防疫和控制疫病的系統，存在很多問題。不但香港和內地此前沒有通報系統，各省市之間也沒有太多的溝通；即使北京市內，通報機制也一度存在漏洞。百姓衛生習慣不佳，曾使防疫工作事倍功半。中國未把控制疫病提高到國家安全的最高層次，對于一些已知的生化武器，如炭疽、天花等，也未制定詳細的防治對策，沒能做到有備無患；公民個人對于各種新的病毒不時出現于世界各地，前所未有的生化武器會不斷被開發制造，在任何時刻都暴露在生化武器襲擊的風險中等等意識都十分淡薄。美國杜克大學和健康研究院在對北京
的一項調查中所反映的情況就能說明這個問題，從1998—2003年，他們每一年對北京市的海淀區、朝陽區、西城區、東城區、石景山區、豐臺區、通州區、昌平區、密云區、懷柔區等都要進行調查，比如每萬人平均擁有的醫務人員數，包括醫生和護士，每萬人擁有的醫院床位數，這些第一手數據資料可以統計出北京市應急時需要增加多少醫務人員和醫院床位，這次“非典”降臨北京，充分暴露了北京的醫務人員的缺乏和醫院床位的缺少，不得不在北京郊區小湯山建立臨時收治“非典”患者的醫院，從中國其他地方調來大量的醫務人員來支援北京。
不論“非典”是生化武器還是自然疫病，其對生命和財產的破壞力都是一樣的。“非典”襲擊中國的初期，很難引起人們注意，控制疾病系統根本不能適時啟動警戒。高度機動的專家小組，也不能隨時投入全國任何疫區，處理疫病源頭，建立多條防線，并對疫情狀況做出現場評估；當所設防線被突破后即刻啟動危機處理系統卻跟不上；因為危機處理系統的一個迫切的醫療衛生專業任務，就是識別“非典”病毒、限制感染、設計快速診斷程序和治療方案。與此同時，危機處理系統的政治和社會任務也比較滯后，未能及時向國內外有關方面發布消息，并且動員資源，投放于抗疫戰線之中。
三 針對中國人習性
“非典”疫情，給人造成一種感覺，“非典”病毒對中國人再適合不過了，因為中國人口多且稠密；大街上到處是人，居住環境的狹小，交通工具的擁擠，餐廳和商店人滿為患；個人衛生的意識非常之差，在公共場合隨地吐痰，當眾打噴嚏，等等，這就給人留下一個深刻印象，中國人不得“非典”誰得“非典”!也有人認為日本人不得“非典”是由于日本人講衛生，其理由：
(1)日本人很少隨地吐痰，在大街上從沒有見過痰跡斑斑的現象。有了痰怎么辦？日本人一般吐在隨身帶的手絹上，隨后帶回家清洗。
(2)日本人愛洗澡、愛清潔。一般工薪族每天要洗兩次——早上淋浴提精神，工作時干勁十足；晚上泡澡消除疲勞，有助于睡眠。
(3)勤洗手、勤漱口，更是日本人的習慣。飯前便后、外出回家肯定要洗手。而且，日本人注意保護牙齒，認為沒了牙齒就沒了健康，所以，不少日本人一吃完東西就會漱口刷牙。
(4)日本城市內上下水道設施完善。日本自來水的潔凈標準高，飲用生水不用擔心會感染病毒或者細菌。所以，在日本的住宅、飯店或公園里，人們口渴時就擰開水龍頭解渴。
(5)在日本，下水道中的生活廢水或者排入河流的工業廢水，一般要經過凈化消毒，清潔程度也相當高，比如朝日啤酒的生活廢水和工業廢水經過凈化處理后，完全達到了飲用標準。
(6)垃圾分類在日本尤其細致，住戶必須按可燃的和不可燃的分別裝入袋子，避免暴露在外，待固定的垃圾收集日前一天晚上扔出去，第二天由環衛工人收走，送到垃圾處理廠，或再利用或掩埋或焚燒。在日本，沒有見到過冒著臭氣的垃圾堆，自然少了病毒或細菌孳生的溫床。這種比較，使整個輿論認為這次“非典”的出現，與中國人不講衛生是一個很大的原因，而沒有發現中國人和日本人從遺傳基因上，是屬于兩個不同的特定人群，這就讓人們自然不會想到“非典”疫情的傳播是其他方面人為造成的。
根據人們對各種傳染病毒的來源的思維方式，通常會想到病毒通過什么宿主傳染給人類，比如，瘋牛病是通過牛這個宿主傳染給人類，禽流感是通過雞這個宿主傳染給人類，登革熱是通過蚊子這個宿主傳染給人類；當“非典”病毒出現時，世界各國專家自然會想到“非典”到底是通過什么宿主傳染給了人類，大家也就把焦點聚集在一些動物身上，從而掩蓋了施放基因武器的實質目的。
另一方面中國人又有好吃的習慣，中國人傳統的飲食方式是大家共吃同一盤里的菜，這就是中餐；在當今中國內地，吃野味已經成為新興富有階層虛榮性擺闊消費的一個關鍵部分，人們對野味有著吃不膩的胃口。在中國，要遏制住人們對野味的嗜好絕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事實上，在中國人中，并沒有多少人喜歡穿山甲肉的味道——穿山甲肉吃起來如同橡皮或者如同牛的軟骨；同樣，也沒有多少人實際上喜歡香貍肉的味道——香貍這種喜歡夜間活動的動物有一種非常強烈的氣味，即使是味道很濃的調味品也掩蓋不了那種氣味；在吃駝峰的中國食客中，到底有多少人喜歡駝峰的味道也難說——駝峰吃起來如同一大塊肥肉而已。中國商人吃野味是為了顯示他們的富有。將顧客或者商業伙伴請到野味餐館，將大把大把的鈔票花在野味上，顯示出自己的富有與好客，他們可以迅速地簽訂商業合同。廣東人有史以來就愛吃，這也是天性，其實廣東人也不必過于自責，因為全體中國人都愛吃，只不過廣東人表現得邪乎一點罷了——因為廣東朋友是什么都敢吃，都能吃。而且廣州又是最先出現“非典”病例的，各路專家幾乎都在分析廣東人與那些動物有關系，廣東人喜歡吃哪些動物，按照這個思路在一些動物身上尋找“非典”病源。
前不久發現的果子貍是“非典”原發寄生體的基本事實，似乎正在進一步印證“非典”的發生與中國人的吃有大關系。因為廣東朋友愛吃野生動物，果子貍也是美餐之一，不能排除是果子貍首先傳染給廣東人，然后擴散出去這種可怕瘟疫的可能性。根據中國人這一吃野味的習氣，不排除“非典”病毒被人為侵入動物，然后傳染給人類。
四 選擇人口流動大的地方
“非典”的真正危險，不僅在于它在城市中的爆發，更在于它正隨著人群的流動，向其他省份尤其是農村蔓延。這次“非典”疫情恰好襲擊中國南端的廣東省和首都北京市，然后疫情從廣東向中國香港、臺灣地區及新加坡等地擴散，從北京向內陸每一個地方擴散。
作為全國的政治文化中心，北京是全國人流匯集的集散地，每天進出北京的數十萬人，還有400萬流動人口，這給“非典”控制帶來不確定因素。
從每天公布的疫情報告來看，在初增病例的省份，大多是人口流動帶來的輸入型患者。據報道，陜西發現的第一例“非典”患者曾陪護其他病人前往北京治病；杭州的病人據稱是來自北京的游客；重慶3位“非典”確診病人均是從北京返回的重慶人；而江蘇、新疆等地的疑似病例也都與北京方面的人口流動有關。我們永遠無法知道，每天有多少“非典”病毒的攜帶者正通過各種交通工具向全國各地流動，對各地形成新的威脅。經常在媒體上看見這樣的公告，比如甘肅省疾控中心和青海省衛生廳對外發布公告，要求乘坐過17日北京至西寧的T151次列車和18日北京至蘭州的MU2112航班的旅客接受檢查；在江蘇、湖北、寧夏、重慶、四川、上海、浙江等中國幾乎所有的省份和城市，都有乘坐從北京到這些省份的列車和飛機的旅客被緊急“召回”，進行檢查和隔離。此前，人們只在著名電影《卡桑德拉大橋》中見到過這樣的情形。
五 針對老百姓的迷信心理
迷信心理在中國的老百姓中比較普遍，特別是中國農村的老百姓，有著幾千年的迷信思想，一有天災人禍、大病來臨，就趕快求神拜佛。農村人比較尊崇老人，因為老人見識廣、經驗多，但農村老人文盲也多。據美國在中國進行了長達5年的實地調查，中國年輕一代的文盲也是一個可怕的數據，以此認定中國人缺乏必備的科技知識，更不清楚什么叫基因，哪里還能知道世界上有什么基因武器?“非典”爆發時，有些老百姓想到的是如何避邪，比如“非典”剛剛入津就帶來如此大的危害，顯然也極大地震動了當地市民。4月底，一則離奇而可
怕的消息在市民中不脛而走：天津南郊某工地在施工時挖出了一條蟒蛇，這種蛇在華北地區極為罕見。當地媒體以奇聞逸事的形式公布了這一消息，沒想到引發了許多市民的恐慌——有人認為這意味著屬龍和屬蛇的人要在今年有難，容易感染“非典”，而要破解這種災難就要在午夜“燃放鞭炮驅邪”。于是，每至深夜，都有大量天津市民燃放鞭炮。
另一傳言說，一個啞巴在某天打雷時突然會說話了，要大家用紅紙把家人的名字和生辰年月寫上，包在艾葉、菖蒲、葛根三樣東西中，掛在大門上面，再燒些紙錢，點幾炷香，放一掛鞭炮，就可以避“非典”之邪。還有謠言說，一個小孩剛出生就會講話，他讓人在5月6日12點鐘之前用綠豆煮粥，喝完之后就可以預防“非典”。
在“非典”肆虐的那段日子里，韓國只有3個輸入型病例，于是韓國一些媒體大肆散布說，愛吃泡菜是韓國人不染“非典”的重要原因。當時身為世衛組織候任總干事和醫學博士的李鐘郁對此進行了科學的批駁。他說，所謂吃泡菜就能有效預防“非典”的說法完全是迷信的、是荒謬的，是一派胡言。
第四節 基因病毒給受害國帶來巨大影響
一 給中國經濟帶來巨大損失
至于“非典”瘟疫對中國經濟影響的更為精確的數據，最后可能還是來自于美國一些機構。美國杜克大學和健康研究院對中國各地的經濟調查是非常詳細的，比如，對中國廣州的天河區，海珠區、越秀區、東山區、白云區、芳村區、荔灣區、番禺、花都、從化、增城等進行了長達5年的詳細調查，每一年對這些市區的社會經濟指標進行收集和統計，其中：(1)人均國民生產總值；(2)最近一年的國民生產總值百分比構成，包括：農業、重工業、輕工業、商業和服務業；(3)農民人均年純收入；(4)城鎮居民人均年純收入。這些指標足以反映一
個國家當年的經濟發展狀況，經過全中國各地第一手資料的匯集，可以準確判斷中國遭受“非典”病毒打擊所受到的經濟上的損失。
據一些中外專家估計，此次波及全球的“非典”疫情已給中國造成4000億元的經濟損失，相當于GDP的10%，其對經濟的影響遠勝于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和1998年的大水災。
“非典”災難中受創最深的非旅游業莫屬。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認為，中國今年旅游收入將損失2100億元。深受其害的北京，3月起境外游客減少80%，總損失約400億元。而中國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經濟研究所估計則相對樂觀一點，今年旅游業的收入將減少1400億元。他們認為SARS對旅游業的影響會持續一段時期，假定第二季度下降70%，第三季度下降30%，第四季度下降50%，那么三個季度的損失為1530億元左右，扣除第一季度的增加額，全年約損失1400億元。
自2003年初開始，國內酒店入住率一路自由落體般下滑，“非典”肆虐讓旅游業受到重創。據稱，上海酒店的入住率急跌到只剩二成。擁有上海18家四星級以上酒店的錦江國際集團，旗下16家酒店已于5月12日起暫停營業3個月，包括歷史悠久的和平飯店、國際飯店和錦江飯店，受影響的員工數以萬計。同屬錦江旗下的北京五星級昆侖飯店，樓高25層，當時已關閉20層，只開3層。為了減少“非典”病毒擴散，中國政府取消了“五一”黃金周長假期，這對業已困難的旅游業造成進一步打擊。因為近年，中國“五一”、國慶節和春節三大長假期的旅游業收入約占全年旅游總收入六成至七成。
所謂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與旅游業緊密相關的民航客運也跟著跌至低谷。從3月份起，因乘客大減，港臺航班和國際航班均受影響，班次被迫縮減；到了4月份，取消航班高達14474次，5月以來，運客量下降812%，民航空公司經濟損失慘重。南方、東方、國際三大航空公司被迫紛紛自救：合并的合并，改機型的改機型，終止到期的飛機租賃、延遲引進新飛機，甚至暫緩投資專案，可謂使盡渾身解數。盡管如此，南航依然迎來了慘淡的6月，深圳飛往長沙的航班就從每日五六班，銳減到每日1班，廣州飛往太原航班全線改為32人的小機型，但也只能勉勉強強保住六成的客座率。
對制造業的影響進而影響出口貿易。“非典”之后，兩個原因使得出口能力全面下降。其一，物流系統不像原來那么通暢，因為很多的物流都是通過人工完成，由于“非典”，使人與人的交往受阻，有些物流因而不暢。其二，國外的公司有人流的限制，據不完全統計，全世界有110個國家當時對中國內地游客采取限制性防范措施，并勸告本國人民盡量避免去中國大陸旅游。一些在內地投資的外商，除了撤離員工家屬之外，已中止派員赴內地公干，以致廣東和北京外經貿交往活動部分停頓，北京、上海許多商務展覽全都取消，包括原定5月18—19日在海南博鰲舉行的國際企業巨擘云集的博鰲亞洲論壇也已延期。
廣東今年就如期舉行的春季交易會，結果參展單位雖多，外國顧客寥寥可數，交易額下跌了75%，只成交44億美元，其中13億美元還是網上交易。有專家甚至大膽假設，廣交會第二季度交易額如果仍保持第一季度的44億美元，則兩季88億美元交易額，不到去年同期水平(168億美元)的一半，那么這部分受影響的出口額，要么國內消化，要么企業減少生產，所以這將長時間地影響經濟增長。
專家還指出最值得擔心的問題是，流失的80億美元交易額，在SARS控制后是否會回來，還是這些訂單一去不回頭地停留在東南亞可替代產品的廠商手里？因此，即使SARS受控后，也會影響以后相當一段時期的外貿成交的前景。
另外，《中國證券報》報道，他們當時曾對48家總部在美國、日本、歐洲的跨國公司進行電話訪問，這些公司都認為因員工不敢去中國，使業務營運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上海4月份外資投資增速放緩。浙江省4月份招商引資簽約工作已陷于停頓。而且由于SARS，大批外商已重新考慮分散投資，改變他們全球投資布局，計劃將紡織業轉移到印度和越南，電子業轉移到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
至于對零售業的影響，據估計，社會消費品中的餐飲業、娛樂業和商品業將會共減少400億元。其中餐飲業損失較商品業更慘痛，因為人們多數居家自動隔離，盡量避免酒樓消費。而一些理發、歌廳、洗浴、網吧等行業，生意下滑嚴重，甚至關門大吉。
以上都是“非典”對國家經濟有形的創傷，其實除此之外還有一些無形的創傷。此次“非典”疫情中，有些地方醫院在處理中采取瞞報漏報做法，銳減了其在百姓心中的威信力，這將對國家經濟造成難以預計的影響。
二 中國失去100多萬個工作職位
中國流動人口因為城市遭到SARS的沉重打擊而失去工作，加上今年中國高校畢業生達212萬人，比去年增長46%，而職場需求又無明顯增加，中國就業壓力增大。據有關部門認為，SARS對就業的影響程度大于對經濟的影響，SARS可能導致就業崗位減少127萬個。而農村地區，將進一步承受大約700萬—800萬回到農村，以躲避SARS的農民工的壓力。在中國25年的經濟改革歷史中，農民工將打工收入從城市寄回農村，提升了貧困地區的生活水準。現在許多依靠在城市打工的農民，收入正在大幅度減少，外出務工流動人口，到2003年底，可能損失
高達400億元人民幣，這些人將會再次面臨與貧困抗爭。如果農民工開始重返城市工作崗位，可能會受到城市因防止SARS傳播而實行的種種限制。在中國城市，企業裁減的對象波及到正式職工。從人群來看，影響大的是下崗失業人員、農民工，還有大學生。中國2003年的大學畢業生是高校擴招后本科學生畢業最多的第一年，畢業生數量為中國歷史之最。大學畢業生就業問題引起政府的廣泛關注，中國政府鼓勵大學生靈活就業、自主創業。因為當前中國社會對畢業生的有效需求比上一年沒有明顯增長，社會用人機制包括大學生就業方面支持性配套政策還不夠完善，一些畢業生擇業觀念有些脫離實際，再加上SARS造成的影響，使大學生就業壓力增大。
三 帶來歧視
香港的禽流感，廣東的“狂犬病”、“登革熱”以及“非典”病毒，使其他種族的人對華人的歧視加深，生活在海外的華人感觸很深。特別是“非典”疫情之后，打破了人們平靜的生活，一種異樣的緊張突如其來，它攪亂了人們內心的安寧。很多人惶惶不安，用各種方式尋找心靈依托。同時人際關系也在發生著相應變化，其中最為突出的表現就是歧視，對和“非典”有關的一切都另眼相看，飽含敵意。
一個學生得了“非典”，經過一段時間的隔離，這位學生因為沒有“非典”癥狀被解除了隔離。然而回到家之后，樓里的很多鄰居都用不信任的眼光警惕地看著她，甚至不和她同上一部電梯，更別說跟她聊天了。這位學生非常痛苦，只好呆在家里，好孤獨啊，簡直被人當成了怪物！
還有更離譜的。一對老人到外地探望兒子，當“非典”來臨之后想回家鄉，但家鄉的朋友勸他們千萬別回來：“你們會遭到鄰居的咒罵！也根本進不了家門。”其實，他們兒子所在地始終都不是疫區，老兩口回家后本來也打算自覺隔離一段時間，可他們知道，鄰居肯定不聽他們的任何解釋。
更多的是那些在外地打工人員回不了家的事。一些村子在村外設置了路卡，不分青紅皂白，也沒有任何檢查消毒措施，就是死活不讓他們進村。村里的一些人讓他們的家人在村口搭建臨時窩棚，讓他們住在這兒，一日三餐由家里送。
北京安定醫院一位心理醫生最近做了一個調查，他發現，約85%的患者出院后有自卑心理，認為自己很倒霉，病愈后不被社會正常接納。而那些曾把病傳染給別人的人，更感到愧疚。這家醫院的向應強大夫說，一位出院患者對他講，他家住的樓內有兩部電梯，以前只開一部，而現在兩部同時開，其中一部成了他們一家人的專梯，別人都不坐。這讓他有點受不了。
上述這個調查，也為北京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做的一個類似調查所證實。精神衛生所叢中教授說：他們的數據還沒有出來，但是從調查反饋回來的內容來看，SARS病人們都覺得自己得上這種病非常倒霉，他們擔心從此別人不喜歡自己；如果當初他們曾經傳染過別人，就更加深深地自責，特別是那些家里因SARS死了人的。值得注意的是，在精神衛生所調查的100名SARS病人中，有50多名是醫護人員，他們或許前一天在社會上的形象還是抗“非典”的英雄，現在卻變成人人避之不及的對象。對出院SARS病人的采訪是件非常困難的事。因為他們通常躲避媒體，躲避公眾，關掉手機，改變住址，他們中的一部分甚至想從此隱姓埋名，再不想被人關注。
也許那些鄰居、村民的緊張源于心理恐慌，源于對疾病的無知。
更為嚴重的是“非典”患者非常擔心患病以后的后遺癥，其中一些“非典”患者因使用大量激素治療后，患了嚴重的股骨頭壞死病癥，基本處于癱瘓狀態。北京鼓樓中醫醫院有一種自產中藥專治股骨頭壞死，一些病者慕名而來，前來就醫的人中有5個是坐著輪椅來的基地醫院的醫務工作者。他們都是剛剛從“非典”的陰影中走過來，而不久前都發現患上了股骨頭壞死。原因很簡單，因為在治療期間用了大量的激素。鼓樓中醫醫院馬上召集“非典”痊愈后在家休養的醫務人員到單位體檢，結果發現有4人已經發現股骨頭上有黑點，被確診為股骨頭壞死。
第四章 制造基因武器的條件
在人類基因組多樣性的研究中，已經發現人種之間確實存在基因的差異。這種差異，很可能被種族主義者和恐怖主義分子所利用。他們可以根據不同種族基因組多樣性特點，采用基因工程技術手段，設計、研制出針對某一種族的基因武器，從而對某一種族或國家的安全造成潛在的和巨大的威脅。一個民族的遺傳基因將是制造基因武器的首要條件，除此之外，現有的生物技術水平、實驗室的規模和實驗設備的先進程度、對病毒的研究歷史和對這個民族的歷史研究等等，都構成制造基因武器的條件。
第一節 掌握大量對中國人細菌試驗歷史資料
一 美國研究細菌武器晚于日本
在1929年，美國陷入嚴重的經濟危機，隨后，美國的軍事預算不斷降低，在這樣的經濟形勢下，財政基本被用于社會福利，而不是用來開發新式武器。而且要從有限的武器預算中，分出一部分用于研制像細菌武器那種尚無把握的武器是不可能的，更談不上制定細菌戰的可行性計劃；另外當時美國軍事戰略家們有一個普遍認同的觀點，不相信細菌武器能夠實際作為一種戰爭武器來使用。
20世紀30年代末，有幾件令美國人不安的關于細菌戰和細菌武器的報告送到了華盛頓，美國的軍事戰略家們這才對細菌戰的關注上升。美國開始懷疑日本人正在研制細菌武器。一些日本醫生，其中一個年輕的叫內藤良一，向紐約的洛克菲勒研究所要黃熱病的病毒，要求未獲成功。于是他們以3000美金勸誘洛克菲勒研究所的一名技術人員向他們提供，又遭到拒絕。1939年8月，日本一位國際著名的細菌學家宮川米次博士找到洛克菲勒研究所實驗室主任維爾伯·索亞，勸誘他提供此病毒，索亞拒絕合作。但是這一系列的事件全部被報告給華盛頓。
18個月后，日本正在以兩個化學戰連隊配備一支受過細菌戰訓練的部隊的消息傳到華盛頓。更驚人的是1941年5月來自瑞士伯爾尼的大使館武官的報告，報告說德國在法國的占領區已開始細菌毒素研究，華盛頓被震驚了。報告書的主要內容是：在位于巴黎附近的法國首要細菌研究設施科哈基金研究所里，德國的細菌專家與法國研究者在一起，已著手開發肉毒桿菌，而且在能作為細菌炸彈從飛機上投下的非活性容器中進行開發。
在距日本石井部隊進行細菌戰開發12年后，美國的細菌戰計劃于1942年末，在美國多方的一起努力下，以驚人的速度開始實行。1943年初，美國選定位于馬里蘭州的底特里克營作為主要的細菌研究基地，底特里克營擁有一飛機庫和面積略為2平方公里的國家軍用機場。
底特里克營與華盛頓之間交通便利，是一個擁有古老歷史的鄉間城鎮，不引人注目。研究設施的建設從1943年4月15日開始，15天后，底特里克營就正式開始運作，不到8個月，研究已具相當規模。
為輔助底特里克營的細菌戰計劃，美國還建設了三個大規模的設施。1943年，在密執安州的畢魯克西南15公里處的角島建立了野外實驗場；1944年在猶他州的花崗巖峰又設立了另一遠為重要得多的實驗場，著名的6000只綿羊死亡事件就發生在那里。后來在印第安納州建立生產炭疽菌的維果廠。
二 獲得大量對中國人細菌試驗資料
二戰時期，中國人民飽受生化武器的危害。1931年9月18日，日軍入侵中國東北。由于日本國土資源匱乏，在工業原料上先天不足，根本應付不了傳統戰爭所需的巨大資源消耗。于是，侵華日軍在尋找其他的解決途徑時，想到了細菌武器。
在一些當事人的回憶錄中都有這樣的記載：1944年冬的某一天，五六名戴著鐐銬的中國人被日本兵從卡車上拉下來，倒背著雙手，綁在間距為20米的幾個木樁上。數十分鐘后，
低空飛行的小型運輸機將炭疽彈投向木樁附近。這幾名中國人迅速被炭疽粉末包圍，他們或是吸入了粉末而感染了肺炭疽，或是由于彈片劃傷皮膚而感染炭疽。隨后，這幾名感染者便被帶到了部隊的實驗室里。日軍的細菌專家在對他們進行了各種“治療”之后，殘酷地將他們殺害。而尸體則放到解剖室中，供病理解剖之用。
二戰結束后美國生物戰研究有了飛躍式的進步，美軍俘虜了日本731部隊的石井四郎和很多高級研究人員。為了得到石井四郎的生物戰技術，特別是垂涎731部隊從中、蘇、美、英戰俘身上獲得的活體實驗的資料，還有731部隊在中國戰場的實戰經驗，這些細菌戰使20萬中國人死亡，這些是在美國試驗室里無法獲得的。美國和石井進行了交易，美國包庇石井等731部隊細菌戰犯免受懲罰，石井幫助美國開發細菌武器，特別是改進炭疽武器。
早在二戰結束前的1943年，美軍在解放被日軍占領的瓜德爾卡納爾島、新幾內亞島、硫磺島、塞班島、關島等時，從俘虜的日本兵中的醫生、護士、衛生兵、藥劑師和獸醫等那里就獲得了有關細菌戰的情報：
1細菌武器的研究、實驗、開發地點；
2正在開發、生產的武器與生產地點；
3儲存地點；
4正在研究中的疾病；
5使用手段與可能使用細菌武器的部隊；
6細菌戰的戰術；
7炭疽病免疫力的理由；
8以任何方式參與細菌戰的人員。
美軍還從日軍俘虜中詳細了解日軍在當時中國一些地方進行人體解剖，進行細菌研究的情況。
戰后，美國急于了解有關日本細菌戰的全部資料，這是由于美國的細菌專家對細菌戰的三個關鍵的領域的研究沒有突破：
一、細菌武器必須根據動物實驗的結果來推測人體對特定毒素的易感性，也就是說美國細菌專家在研究完善細菌武器媒體過程中沒有依據人體實驗數據，而日本人在此研究方面依據了大量中國活人體和其他活人體實驗數據。
二、美國細菌專家那里缺乏關于細菌武器投放系統的情報，關于如何擴散和傳播細菌武器的媒介物，沒有第一手材料。日軍在中國南京、浙江、湖南等地投放了大量的細菌武器，有非常多的第一手資料。
三、美國的細菌戰野外實驗受到嚴格限制，無法得到令人滿意的第一手資料；而日本細菌的野外實驗習以為常。
美國細菌專家從日本戰犯細菌專家那里得到大量關于煙霧劑、炭疽、肉毒桿菌、布魯氏菌、霍亂、毒氣除毒、痢疾、氣性壞疽、河豚毒、鼻疽、流行性感冒、髓膜炎、黏蛋白、鼠疫、植物傳染病、沙門氏菌、孫吳熱、天花、破傷風、森林扁虱腦炎、結核病、傷寒、斑疹傷寒等的研究報告。比如日軍戰俘笠原四郎和北野政次合寫的有關孫吳熱的報告中，列舉了對使用中國人或其他國家的人的人體研究，從發燒的男性體內抽取的血液，注射到馬的身上；潛伏期過后，在15匹實驗的馬匹中，有6例出現了持續5—7天的發燒癥狀。將從發燒的馬身上抽取血液注射到人體中，最后總結出在實驗室中的死亡率是100%，實驗整個過程中的人體實驗對象無一幸免。有關鼻疽、鼠疫、炭疽病例解剖報告篇幅之大、圖解之詳細，令人目。這三本報告中，有兩本長達300頁，另一本長達700頁，報告中還附有數百張人體組織培養的幻燈圖片，描述人體器官病理變化的數百張彩色繪圖為內容說明。美國細菌專家不得不承認，日本從事細菌戰的戰犯提供的人體實驗資料對他們的研究有所補充或者替代。
后來，在美國底特里克營研究基地所開展的不僅限于炭疽病的研究，那里的專家沿襲日本的研究模式，先從可能適用細菌戰的細菌病原體開始研究，其中包括對肉毒桿菌、波狀熱病、傳染性流產(家畜)、鼻疽及類鼻疽、野兔病、鸚鵡病、球孢肉芽腫、神經性腦炎、貝殼類中毒、鼠疫、牛疫、紐卡斯爾病(雞的病毒類肺炎及腦脊髓炎)、雞瘟、稻碣斑病及稻瘟病、土豆晚期枯葉病、白絹病、化學植物生長調節劑及枯葉劑的研究。此外還研究了其他一些用于細菌戰的病原體，只要是認為能使人類、動物、植物發病的生物體或者是含有這些生物體毒素的東西，都是當時美國細菌專家研究的對象。
第二節 向中國人及其他人使用生化武器的歷史
一 日本在中國使用生化武器
從1939—1942年之間，日本731部隊生產炭疽等病菌達數十噸之多，主要投放在中國內地的各個地區。其中，炭疽菌、鼠疫菌為干燥細菌，能污染空氣，使感染者患上肺鼠疫和肺炭疽病；霍亂、傷寒被制作成菌液，通過飛機的“降雨器”進行散布，使感染者患上腸類疾病；而帶鼠疫菌的跳蚤則直接用鼠疫彈進行投放。
日本戰敗后，731部隊為了避免遭到世界各國的譴責，迅速毀壞了自己所有的設備和用
品。他們還將不便攜帶的大部分炭疽菌等細菌撒播在華中一帶，造成大量無辜民眾喪生。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了半個多世紀，日本在中國一直遺留著大量的化學武器。1998年中國作家金雷采訪時發現，尚未銷毀的化學彈約200萬發左右，戰后直接傷害了當地人已達2000多人。當時在中國的日本遺留化學彈、劑的分布情況如下：
1中國方面已經銷毀或暫作初步處理的地區：
黑龍江省富錦縣：化學彈10萬發。
黑龍江省尚志市：化學彈20萬發，毒劑1100余千克。
(3)黑龍江省牡丹江市：芥路毒劑4桶(約400克)，1982年用化學法銷毀(地下尚有埋藏，有待繼續挖掘)。
黑龍江省阿城市：化學彈300余發，毒劑10余噸。
(5)吉林省長春市、遼寧省沈陽市、風城縣等地：多種毒劑10.8噸，1973年至1986年銷毀處理。
(6)山西省太原市、大同市，河北省石家莊市，安徽省蚌埠市：化學炮彈1萬余發，1988年完成銷毀處理。
2有關情況比較清楚，但尚未作銷毀處理的地區：
黑龍江省孫吳縣：化學炮彈513發，煙毒筒4箱，毒劑2桶。
黑龍江省巴彥縣：化學炮彈100發。
吉林省梅河口渭津：芥路毒劑74噸(用石灰固化)。
吉林省吉林市郊：化學炮彈40余發。
河北省藁城市：光氣炮彈50余發。
浙江省杭州市：化學炮彈33發，地下尚有埋藏，有待繼續挖掘。
江蘇省南京市：芥子氣4桶(原有6桶，因兩桶開始泄漏，于1990年用化學法銷毀)。
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郊：芥子氣3桶。
3確切數量有待進一步核實的埋彈地區：
(1)吉林省敦化地區：據敦化地區歷史資料和參加埋彈、運彈人員介紹，該地區約有180余萬發。主要品種有化學炮彈和化學迫擊炮彈，還有少量航彈和其他化學彈。
(2)吉林省梅河口地區：在火車站鐵路底下埋有遺留的化學彈藥，主要有化學炮彈。
4經初步調查可能埋彈的地區：
黑龍江省哈爾濱、阿城地區、齊齊哈爾地區，吉林省琿春地區、長春地區、敦化地區的秋梨溝、馬鹿溝等。
廣闊的中國大地下面，究竟埋藏著多少日本遺留的化學武器，目前還很難說清楚，它就像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懸在中國人的頭上，這將給中國人帶來無窮的后患！
1950年5月，在中國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發生了一起日軍毒氣彈的傷人事件，當時位于齊齊哈爾市的黑龍江第一師范學校正在修建校舍，工人們從地下挖出兩個大鐵桶，這是日軍遺留的毒氣彈，但當時工人們不知道，覺得這種桶的樣子很奇特，上面有三個螺栓，工人們想知道里面是什么，就打開了螺栓，這時，一股特別的氣味冒出來，當時有8人受到傷害，其中一人死亡。
1958年8月26日，中國山西省太原市興安化工材料廠職工39人因挖掘廢鐵發生嚴重“路易氏氣”中毒事件。造成中毒事件的原因是該廠工人在大煉鋼鐵中為更多地收集廢鐵煉鋼，誤將日軍遺留的毒氣彈當成普通炮彈，在回收運輸過程中造成毒劑泄漏所致。一共有各種性質的毒氣彈數百噸。
1959年5月，在黑龍江省富錦縣東北10公里附近的一個河灘，處理了幾十萬發日軍毒氣彈。在這些毒氣彈的搬運過程中，毒氣曾泄漏過，工人們有明顯的反應：如流眼淚和打噴嚏等。另外，大約有415名工人接觸了外漏的毒液，造成手臂、胸部、大腿等部位的皮膚潰爛。
1987年10月11日，中國齊齊哈爾第一重型機械廠的工人們在工地上發現了一個圓鐵桶，高90厘米，直徑約50厘米。人們的第一反應這是日軍留下的，許多人懷疑里面是放射性物質，也有人認為可能是細菌。公安局把它交給了第一重型機械廠職工醫院職業病科進行檢測。當時年僅23歲的鄭超和其他兩名同事及公安局的一位科長一起趕赴現場。在打開桶口的一剎那，鄭超感到眼睛就像突然被強烈的電焊光照了一樣，什么都看不到了。后來，他們取樣拿回實驗室進一步化驗，一位醫生將氣體點燃了，刺鼻的味道迅速彌漫了屋子，有的醫生跳窗戶跑了出去。后來軍方專家確定，這是芥子氣。這時，已有五六十名醫務人員被感染。
1991年5月，中國河北省藁城市藁城中學擴建學生宿舍時，挖出了日軍遺留下來的毒氣彈50余萬發，后經檢查認為是光氣炮彈。搬運時因彈體內液體流出，造成二十多人中毒，頭暈、嘔吐、呼吸困難。致使該校兩千余名師生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脅，嚴重影響了正常的教學。
2003年8月4日清晨，中國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一家建筑開發公司挖掘機在工地施工時，從地下挖出5個金屬罐，除兩個已破損外，其余3個中的一個被當場挖破，罐內油狀物噴濺到挖掘機和司機身上，5只金屬罐有4只被民工賣給小販。這名小販將金屬罐拿到附近居民區內的廢品收購站進行切割。切割時造成罐內油狀溶劑外泄，現場多人被污染。同時，工地上被污染的殘土被清運到幾個地點，造成污染擴散。有49人受到傷害，其中有43人住進醫院接受治療，而不幸受害的河南民工李貴珍，終因器官衰竭于2003年8月21日20時56分去世。
半個多世紀以來，在中國各地不斷發現日本遺留的化學武器，給中國人民的生命安全、生態環境、工作秩序造成嚴重危害。據不完全統計，迄今遭受直接傷害者已達2000多人。更為嚴重的是還有數以百萬計的毒氣彈仍然遺留在中國各地，據中國吉林省敦化市環保局報告，當地哈爾巴嶺地區有近200萬發日軍毒氣彈，主要埋藏地正處于一條叫沙河的源頭，沙河下游20公里處有哈爾巴嶺水庫，用于灌溉和養魚，一旦發生毒氣彈泄漏事故，將會對5萬多居民、2000余畝耕地及大量畜禽構成極大威脅。
二 美國對中國人和其他人使用生化武器的歷史
朝鮮戰爭中，由于美國在戰場上陷入僵局，所以大量使用了化學戰、細菌戰。《美國百科全書》“美軍化學兵”條目中記錄著：“朝鮮戰爭期間，步兵和陸戰隊重武器連利用了42英寸(化學)迫擊炮……很多化學技術和勤務部、分隊也參加了作戰，并在允許的范圍內廣泛地使用了化學彈藥。”美軍化學戰主要集中在陣地戰時期，特別是用于對付志愿軍的坑道。主要使用致死性毒劑，刺激性毒劑為輔。主要投射手段是炮兵，飛機投射為輔。美軍的細菌戰主要集中在朝鮮北部和中國東北地區，目的是殺傷人員并制造恐慌。主要采取飛機投射
細菌彈，主要有四格細菌彈和帶降落傘的紙筒，這些細菌彈內裝有被感染的蒼蠅、虱子、蜘蛛、蜈蚣、老鼠等，以及帶菌的羽毛等雜物，用于傳播炭疽和鼠疫。其手段和731部隊如出一轍，只是某些毒蟲的品種顯然產自北美。1952年，美國投擲在中國吉林的細菌彈中，除常見的鐵制細菌容器外，還有“石井炸彈”。
越南戰爭中，美國在越南的化學戰主要用于反游擊戰，其放毒規模僅次于二戰。美國從1962年開始大量使用刺激性毒劑、失能性毒劑和植物殺傷劑，廣泛用于火力準備，攻擊、封鎖突破口等行動，這種毒劑有強刺激作用，濃度大時會致死；BZ失能劑，可以使人昏睡，通常用于進攻和壓制防空陣地；橙色劑、白色劑、藍色劑、紫色劑等用于破壞農作物和清掃射界，對人畜同樣有害，美軍共使用78萬噸，其用量甚至超過美國自身的產量，不得不臨時從日本、新西蘭等國進口。布灑面積達到越南南方國土的34%，造成越南152萬人中毒，三千余人死亡，更有大量受害者在戰后患上癌癥并危及他們的后代。其中包括不少美國越戰老兵。
20世紀80年代，美國開始研究利用蚊子傳播疾病的手段，初步研究成功后，美國國防部下令訂購1億只蚊子，并專門建立了工廠，如此眾多的蚊子具體用途不詳，但是此后不久，古巴爆發登革熱，30萬人感染；同期，尼加拉瓜也發生了登革熱。為了打擊古巴，美國不惜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除了傳統的經濟制裁外，美國現在又開始通過侵襲古巴蜜蜂來實現其險惡用心。據古巴《格拉瑪國際報》8月20日報道，美國正在對古巴“發動生物戰”，導致古巴發生傳染病，造成16萬個蜂箱被毀，經濟損失高達200萬美元。古巴稱這種傳染病為“Varroasis”，首先在西部被發現。該報報道說：“根據這種疾病在美洲的傳播情況，如果是自然傳播的話，最先出現的地方應該是古巴東部。”該報還稱，這種傳染病的傳播，破壞了古巴預計生產8500噸蜂蜜的目標，而這又勢必會影響到古巴出口蜂蜜換取急需外幣的計劃，對古巴經濟來說是個沉重打擊。據悉，古巴以前也曾譴責美國發動“化學武器攻擊”，致使古巴的豬、蔗糖、煙草甚至是人等感染疾病。
人們記憶猶新的是“兩伊戰爭”中的一個悲慘鏡頭。在伊拉克第二大城市巴士拉東北，伊朗軍隊正向伊拉克陣地發起沖鋒，突然，從對方縱深打來一排炮彈，幾聲沉悶的爆炸后，隨即升起一人高的霧團，趁著風勢滾滾壓向進攻的伊朗軍隊，只見伊朗士兵接二連三地倒下，在地上痛苦掙扎；其余的人驚慌失措，掉頭就跑。這是1984年2月中旬伊拉克使用化學武器挫敗伊朗攻勢的一幕可怕情景。兩伊戰爭中，伊拉克曾多次對伊朗使用生物毒劑。1985年三四月，伊拉克對伊朗進行了32次生物襲擊，到1985年底，伊朗已經有5000人死于毒劑中毒。而伊拉克生化武器的最終提供和支持者卻是美國。
第三節 世界研究冠狀病毒歷史
一 美國研究冠狀病毒歷史
“非典”爆發時，美國發現數十病例，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結論，“非典”患者的死亡率是15%，奇怪的是美國沒有一例死亡，美國聲稱是運氣好。但從傳染病學講，美國人對于“非典”病毒是屬于不易感染人群；另一方面，美國比較熟悉“非典”病毒，容易防范。“非典”病毒屬于冠狀病毒，在美國，有近10個生物實驗室從事冠狀病毒的研究。
早在很多年以前，美國科學界懷疑冠狀病毒是引發某些神經疾病的元兇，這也是美國
科學界最初研究這一病毒的動機，但后來的研究成果證明冠狀病毒與引發某些神經疾病之間并沒有直接關系。美國最長的研究冠狀病毒的歷史已有30年，主要是對冠狀病毒等流行性病毒進行基礎性研究。位于南加州的一個大學實驗室，有的研究人員從1975年以來，一直從事冠狀病毒的研究，對牛、豬、雞、貓、老鼠等多種動物體內的冠狀病毒有比較深入的了解。動物體內的冠狀病毒分為3類：第1類來自牛等動物；第2類來自豬、老鼠等動物；第3類來自雞等禽類。人類的冠狀病毒種類比較多，分別屬于第1類和第2類。該實驗室曾在世界上率先發現，不同動物種類體內的冠狀病毒偶爾會交叉傳播并交換基因生成變種。最近該實驗室得到“非典”冠狀病毒的基因序列圖后，其基因片段組成部分來自老鼠和禽類體內的冠狀病毒基因。12年前，該實驗室率先在世界上繪制出老鼠體內冠狀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國多個生物實驗室對冠狀病毒進行了長年的基礎性研究，如果將冠狀病毒進行應用研究，可以說是非常簡便。
冠狀病毒的研究在“非典”出現以前，在美國一直是屬于生物學偏冷門的研究領域，很多早年研究冠狀病毒的科學家紛紛轉到生物學的熱門領域去了。正因為該領域冷門，才不易引起國際社會的注意。
二 “非典”是否是由已知冠狀病毒通過基因工程產生
冠狀病毒過去只對動物引發嚴重的疾病，感染人類的冠狀病毒一般只是引發感冒。由于感冒對人類來說是很普通的疾病，因此在冠狀病毒方面的研究比較少。事實上，基因組分析清楚地顯示，“非典”冠狀病毒既不是來源于已知冠狀病毒在宿主的突變，也不是已知冠狀病毒的簡單重組。那么是否有另外一種存在的可能性，即“非典”冠狀病毒獨自來源于一個已知的冠狀病毒，但是在它能夠感染人并造成“非典”流行之前，經歷了一段漫長的在未確定的動物宿主如鳥類和爬行類動物體內傳播的過程。這種存在“非典”冠狀病毒的來源宿主
的確定要依賴于對“非典”流行的始發地不同動物物種的血清學調查，從來源宿主體內必須能夠分離到冠狀病毒，而且它的基因序列的變化要和人的“非典”冠狀病毒基因組相關。目前對從不同地域分離完成的“非典”冠狀病毒的全基因序列分析顯示，該基因組的序列是很穩定的。從不同臨床病例得到的分離株其基因組序列只有很小的差別，但是這種差別對于研究流行病學的標志可能提供幫助，對于確定“非典”病毒來源還有一定差距，就好比人類在遺傳基因方面只有1%的差異，就這1%的差異決定了人類不同的民族和世界上的人長得都不是一個模樣；在“非典”冠狀病毒的所有功能和抗原決定簇蛋白被確定以前，這些基因組間序列的差別對于病毒的發病機理的意義還不能確定。因此，最后只有一種可能，那便是“非典”由已知的冠狀病毒通過基因工程產生出來的。
第四節 美國具有合成病毒優勢
一 合成病毒是已知的應用技術
合成病毒對于當今的科技水平，算不上什么尖端的科技，已經屬于已知的應用技術。隨著生物技術和遺傳基因工程研究的飛速發展，更加先進的生物武器的研制已無密可保。而“超級疾病”極大的殺傷力和可怕的心理影響，甚至將改變信息時代戰爭的性質，尤其當敵國大規模實施生物戰攻擊，或國際恐怖分子對美國城市發動生物襲擊時，會給美國本土造成致命打擊。因此，無論是從國家安全角度看，還是著眼于未來“非對稱作戰”中打擊手段的多樣性，美國必然打造生物戰防御盾牌。
要打造所謂的為生物戰準備的盾牌，必須研究世界上有哪些基因武器、生化武器以及各種病毒，而且要預測可能將來會出現哪些合成病毒，美國各個生物實驗室，根據預測方案，研究出各種合成病毒，然后研究生產出疫苗。比如，美國每年約有3萬人死于流感，如果恐怖分子發動合成流感病毒襲擊，可能會造成與自然流感很難區分的癥狀，人們就會在不知不覺中被感染。美國為了對付恐怖分子的攻擊，率先研究合成流感病毒，然后研究出疫苗，最終能夠保護自己。
首位發現“非典”病毒的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主任袁國勇表示，“非典”病毒可能是繼天花病毒之后最有潛質的“生化武器”。袁國勇是香港首位分離出冠狀病毒，并發現冠狀病毒變種是“非典”病原的學者。他在談到“非典”病毒的傳染性時表示，在室溫約23℃—24℃時，此病毒干燥約24小時后仍具有些微感染性。
炭疽病臺灣衛生研究院臨床研究組主任蘇益仁解釋袁國勇的說法表示，“非典”病毒屬于RNA病毒，這種病毒的特性就是很容易與其他病毒基因進行重組，進而變種成為新病毒。而且許多實驗結果也顯示，這樣改變方式變成的新病毒，毒性會比親代病毒更強。袁國勇表示，許多動物身上都可以找到冠狀病毒，而這種病毒又很容易出現變種，因此具有危險性。他認為“非典”病毒很有潛質成為天花之外的制作生化武器的來源。臺灣另一專家也認為，冠狀病毒屬RNA病毒，很容易發生變異，目前已知有兩種冠狀病毒會侵襲人類，10種會侵襲動物。“非典”疫情的病原體到底是動物冠狀病毒與人類冠狀病毒的重組？抑或是人類冠狀病毒之間的重組？還沒有明確答案。冠狀病毒容易變異，即便是用細胞培養，都可能培養出不同的病毒株。而且它很容易和狗、貓的濾過性病毒結合重組，就是因為這種特性，所以很有潛力發展成為繼天花病毒、炭疽菌之后，第三種可能的生化武器。沒辦法明確回答“非典”到底是不是生化戰，但任何可能性都不能被排除。
二 “非典”病毒人造之謎
有人早就猜測“非典”病毒是人造的，從基因組、蛋白質序列來看，“非典”病毒在具備充分條件下，人工產物完全可能實現。要做到病毒序列與已知病毒明顯不同，又對人有感染能力、有毒性，就目前的生物技術而言，還需要有充足的條件。從實驗技術方面分析，人工制造的病毒沒有外面的包膜和蛋白質凸起的裸RNA，這樣的合成產物，容易被實驗室中無處不在的RNa酶降解成碎片。病毒表面的蛋白質凸起，決定了病毒能感染哪些宿主，人體細胞上必須存在能夠和這些凸起特異結合的受體，病毒才能感染人。目前已經知道，這種病毒能
感染的細胞很少。可以肯定的是，人工制造這樣的序列是有可能的，包裝成病毒粒子也是可能的，但要有三個條件，即專門的病毒戰研究機構、足夠的時間和資金。目前在美國已經有具有30年歷史研究冠狀病毒的研究機構，而且有足夠的資金保證。選擇相似病毒的基因，尋找差異，通過差異確定基因特定代碼的作用，重新組合它們得到新的病毒，比如將肺炎病毒導致的感染的基因與流行感冒影響傳播的基因及艾滋病破壞免疫力的基因組合而得到目前的“非典”病毒。
美國曾經在2002年初出現過極像“非典”癥狀的奇怪病例。2002年2月11日，美國新澤西州且里希爾市衛生官員說，在該市肯尼迪紀念醫院發現一種類似感冒的神秘病癥，該病已經導致1名女性死亡，7人住院。目前專家正在對這種病進行調查……據報道，死者喬安妮·赫姆斯特里特46歲，來自馬薩諸塞州金斯頓市。赫姆斯特里特2002年2月10日到切里希爾市的希爾頓酒店參加一個大型展銷會，展銷會現場大約有500人。不久，赫姆斯特里特出現發燒、頭痛、氣短、嘔吐等癥狀，隨即被緊急送往醫院。但這種類似流感的癥狀隨之轉為肺炎，并出現紫癜并發癥。幾個小時后，赫姆斯特里特就因搶救無效死亡。在展銷會現場與赫姆斯特里特有過接觸的大約80人都到醫院接受檢查并服用了抗生素，其中有7人住院。這7人都出現發燒、打顫、咽喉腫痛、渾身乏力等癥狀，其中兩人演變成為肺炎。隨即有關人員已經進入希爾頓酒店進行調查，據負責調查此事的專家透露，他們最擔心的是這種奇怪病癥可能是由腦膜炎雙球菌、炭疽或軍團病引起的，但這三種病癥的特征與這種怪病的特征并不相符。
此后，人們再也沒有見到有關這個奇怪病例的追蹤報道，直到這次美國“非典”患者保持零死亡率。
從這里的前因后果可以推斷出：
(1)美國實驗室里已經合成的“非典”病毒“無意間泄漏”，或者是與幾年前在美國生物專家用炭疽病襲擊美國一樣的動機，導致了該人的死亡，但美國迅速采取措施，有效防止了疫情的迅速傳播和擴散，并取得了一些經驗，以至保持后來“非典”零死亡率記錄。
(2)“非典”病毒在實驗室里用做生化武器時，它針對每一個民族，每一個人；不管你是誰，都具有殺傷力；當“非典”病毒通過遺傳工程產生出來，那么它就是基因武器，針對的就是一個特定的民族和人種。
第五節 生化、基因武器的實驗和買賣
一 美國生化、基因武器的實驗
位于美國馬里蘭州的美國軍事醫學研究所，其實就是基因武器研究中心，那里的研究人員已經研制出了一些具有實戰價值的基因武器。他們在普通酵母菌中接入一種在非洲和中東引起可怕的“裂谷熱”細菌的基因，從而使酵母菌可以傳播裂谷熱病。另外，美國已完成了把具有抗四環素作用的大腸桿菌遺傳基因與具有抗青霉素作用的金色葡萄球菌的基因拼接，再把拼接的分子引入大腸桿菌中，培養出具有抗上述兩種抗生素的新大腸桿菌。
為了更好地研究遺傳因素在一些黑人高發疾病中所起的作用，美國一所學校計劃建設全美規模最大的黑人DNA(脫氧核糖核酸)數據庫。霍華德大學研究人員在新聞發布會上介紹說，他們已與位于芝加哥的“第一遺傳信托公司”達成協議，準備在未來5年中搜集25萬名美國黑人的血樣用于數據庫建設。血樣主要在該校醫學院附屬醫院采集，將在征得患者同意的情況下進行。
人與人之間在DNA序列上雖然僅存在約01%的差異，但研究顯示，不同人患特定疾病的風險之所以有時會出現明顯差別，與遺傳信息上的細微差異有相當大的關系。美國科學家曾發現，糖尿病、哮喘和高血壓等在黑人中發病率似乎比較高，黑人對一些藥物的反應也與其他人種有所不同。霍華德大學計劃建設的黑人DNA數據庫，將重點選取黑人高發疾病患者的樣本進行分析。該校研究人員希望能在此基礎上找到黑人高發疾病的致病基因，更深入研究遺傳和環境等因素在黑人高發疾病中如何相互作用。
2002年11月16日出版的美國《科學》雜志報道，美國霍普金斯大學因一位研究人員被指控在印度“不正當地實驗了一種抗癌藥物”，而禁止她主持將來的實驗。在此之前，印度媒介在7月間曾報道這位著名生物學家在印度進行的一項口腔癌研究中的問題，使其所在的霍普金斯大學備受攻擊。之后，該大學組織了一個專門委員會調查發現，實驗沒有得到學校審核委員會和美國食品醫藥管理局的批準，沒有經過充分的動物實驗，也沒有充分的知情同意。
在這之前，美國《華盛頓郵報》報道說，美國聯邦政府已通知霍普金斯大學，讓該校無限期擱置所有由聯邦政府資助的涉及人體的醫學研究，這些研究項目的資金超過3億美元。其原因，就是這些在海外進行的研究項目有倫理方面的問題或爭議。
這一事件并不是孤立的，2001年8月29日，30個尼日利亞家庭在紐約聯邦法院向美國制藥業巨子輝瑞公司提起訴訟，控告該公司1996年在他們的孩子身上進行的一次抗生素臨床試驗有悖倫理。原告說，輝瑞公司未經當事人同意而在他們的孩子身上試驗新藥。該公司對100名尼日利亞兒童使用特羅凡，確定一種從未在兒童身上試驗過的藥物對治療腦膜炎是否有效。同時，又對另外100名兒童用通常的腦膜炎藥物做對比試驗，但是據說用藥量低于建議標準。結果，被試驗的兒童有11名死亡，余者出現大腦損害、部分癱瘓或耳聾等癥狀。
輝瑞公司聲稱，在尼日利亞的特羅凡試驗中死亡的人數，低于腦膜炎傳染病的總死亡率，試驗是有利于大多數病兒的善舉，并不是只顧迅速獲取臨床數據。但是起訴書控告輝瑞公司利用當地行政和醫療危機引起的混亂，在兒童身上進行有潛在危險的抗生素特羅凡的試驗，這是輝瑞公司在別的地方不容易做到的。而輝瑞公司讓尼日利亞兒童參加未經驗證的新藥試驗，“事先既未得到他們的知情同意，也未向這些兒童或他們的父母說明所建議的治療是試驗性的，他們可以拒絕試驗。”
一般說來，堂堂正正的科研項目，沒有什么跟其他國家政府和老百姓講不清楚的道理，更沒有什么不能公開。怕的就是打著科研的幌子要搞一些別的名堂，比如實驗或研究能產生高額利潤的新藥。這種人體實驗，在發達國家要求極為苛刻，成本極高，越來越難以找到自愿的參與者。于是，一些發達國家的科研人員把目光轉向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的偏遠地區。早在1982年，就有美國學者出書揭露，美國中央情報局和軍方曾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斥巨資從事非人道醫學研究。1996年牛津出版社出版的《總統顧問委員會最終報告》披露，從1944—1974年，美國政府秘密進行了4000多項非人道的放射性研究。就在幾年前，美國還有研究人員在發展中國家把活的瘧原蟲注入艾滋病患者體內，來研究這種寄生蟲能否降低艾滋病病毒的感染率。
二 美國向世界輸出生化武器
一名法國研究人員說，導致美國4人死亡的炭疽菌菌株，源自美國軍隊被隔離的菌株，并且被出售到全球的研究所。身為炭疽菌專家的莫克教授說，證據顯示這是一種獨特的菌株，是全球炭疽菌中最有毒性的一種。莫克教授說，她在佛羅里達對第一名死者身上的炭疽菌菌株做出基因分析后，得出這個結論。這種炭疽菌菌株最初在美國的軍隊實驗室中被發現，經過隔離處理后被售給世界各政府和私人研究室。
據公布的美國政府資料顯示，伊拉克用來制造生化武器的細菌樣本很可能是20年前由美國提供的。美國國會和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的資料顯示，80年代兩伊戰爭期間美國向伊拉克提供了大量細菌樣本，并直接運送到伊拉克境內幾個涉嫌制造生化武器的重點懷疑地點。美國國會和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和美國一家生物樣本公司向伊拉克提供了包括炭疽熱細菌在內的所有伊拉克制造生化武器可能用到的細菌樣本。此外，伊拉克還得到西尼羅河病毒等致命病菌。當時伊拉克購買這些細菌樣本的理由是進行合法醫學研究。2003年3月一份被曝光的聯合國秘密文件顯示，以美國為首的一些西方國家才是擴散生物武器的最大元兇，也是伊拉克生化武器的最大提供者。據英國《星期日先驅報》日前獲得的一份聯合國秘密文件披露，在曾向伊出售違禁武器的賣方“黑名單”里，24家美國公司、17家英國公司名列其中，除此之外，美國國防部、能源部甚至農業部，以及科學研究機構，諸如“勞倫斯·里夫莫爾研究中心”和“桑迪亞國家實驗室”等，都曾向伊拉克提供過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技術。
實際上美國在伊拉克軍事積累的過程中曾一度扮演關鍵角色，當時的美國政府在明知道薩達姆使用化學武器對付伊朗人和庫爾德人的情況下，仍然向伊拉克提供支持，同他們進行生化武器交易。
這也是美國政府在對伊戰爭前呼吁對伊動武的主要原因，一是薩達姆使用生化和核武器，一是薩達姆與國際恐怖主義有聯系。但美國官員當時卻很少承認，這些對薩達姆的指控可以追溯到十幾年前，也就是薩達姆·侯賽因在美國眼中還是一個非常有價值的盟友的時候。
在兩伊戰爭期間，美國對巴格達傾斜政策的主要執行者之一便是現在的國防部長拉姆斯菲爾德。1983年12月，拉姆斯菲爾德曾作為總統特派團的成員同薩達姆進行了會晤，為美伊關系正常化鋪平了道路。而根據解密文件，拉氏訪伊拉克期間正是伊拉克頻繁使用化學武器之時，伊拉克幾乎每天都在違反國際規定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在1990年伊拉克進攻科威特之前，美國同薩達姆之間的聯系包括分享大量情報信息、通過一家智利公司向伊拉克提供集束炸彈、為伊拉克獲得制造生化武器的前體生化物質提供方便等。在這段時期，美國政策中最高的信條便是“敵人的敵人便是我們的朋友”，為此他們可以同獨裁者達成任何協議，有時甚至對人權置之不理。
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薩達姆領導的伊拉克同正在經歷伊斯蘭革命的伊朗是不共戴天的仇人。當時，在美國官員眼里，伊拉克是對抗伊斯蘭極端主義和阻止中東親美國家相繼倒下的一個壁壘。這些理由已經足夠促使美國將薩達姆·侯賽因作為美國的戰略合作伙伴。
解密的政府文件顯示，美國的情報和后勤支持在兩伊戰爭中扮演了關鍵的角色。里根和老布什政府曾經授權向伊拉克出售大量可用做軍事和民用兩種用途的物資，其中包括有毒的化學物品和致命的生物病毒，如炭疽和鼠疫病菌。
中東問題專家指出，如今的薩達姆已經從當年笨拙的同盟者轉變成了致命的敵人。不僅薩達姆變了，美國本身也在改變。“9·11”恐怖襲擊事件以后，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們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帶來的威脅變得比從前更為敏感。
南非一名科學家曾向美國特工提供了一瓶用于生物武器的病原體并愿出售各種細菌，這名科學家名為代安·古森(Dn Goosen)，他把一瓶凍干的細菌藏在牙膏管中偷交給美方。瓶中的微生物簡直就像科幻小說里的怪物弗蘭肯斯坦，它融合了一種普通腸道寄生蟲的基因和來自一種能導致氣性壞疽的病原體DNA。
古森是在2002年3月6日把這份病原體交給美國一名退休CIA情報官的。古森稱，如果美國官員對這個東西感興趣，他能夠提供更多的貨，因為他曾領導的一個南非生物武器研究計劃已培育出一大批病原體。據聯邦調查局文件顯示，古森承諾說自己在比勒陀利亞的實驗室里還有能導致炭疽熱、瘟疫、沙門氏傷寒和波特淋菌中毒的各種細菌，他手里還有針對這些病癥的解毒劑。古森交給美方的病原體是一種“混血”細菌，已經經過了基因改造。而生物武器科學家們正是通過改造基因，使細菌導致的疾病非常難以確診和治療。古森表示，他愿意把所有的東西都賣給美方，提高美國今后防御恐怖襲擊的能力。
美國官員確實考慮了古森的提議，但古森的要價太高。他要求美方付給他500萬美元，另外還要讓他及另外19名家人和同事移民到美國。由于懷疑古森手中沒有這些貨品而只是想撈筆錢，美國聯邦調查局特工把此事通知給了南非政府，要求協助調查，結果這筆交易告吹，但南非至今仍未起訴古森。
美國一些生物武器專家對聯邦調查局的做法大加批評，說這些官員錯過了良機。有消息稱，在過去的9個月里，已經有多人與古森接觸表示愿意購買他手中的細菌，其中包括一名自稱為阿拉伯酋長的人。而古森則表示已經拒絕了所有人購買的提議，稱不想讓這些細菌落入那些想用其進行恐怖襲擊的人手里。
報道說，不管這起事件的起因和后果如何，美國已經了解到在南非仍有個人手里持有細菌菌株，而那些打算購買這些東西用于生化武器的勢力很容易得手，這使得防止大規模武器擴散的工作變得更加艱難。在種族隔離時期，南非的白人政府曾實施了一項絕密的“海岸工程”，專門研制生化武器。此計劃于1990年左右曝光，而南非政府于1993年表示要銷毀手中所有的核生化武器及相關研究資料。但此時已經有部分生物武器制劑流入私人手中。
第五章 使用基因武器的動機和渠道
2002年8月，美國國防部出臺了2002年度《國防報告》，重點是對中國進行量身打造的包括生化武器攻擊的四點內容：(1)“先發制人”的軍事戰略貫穿始終，力圖對威脅美國的對手首先發動攻擊，掌控主動權。(2)重點提到生化武器，把阻止生化武器擴散放在僅次于反恐的位置。《報告》認為，近年來生化武器擴散速度“已超過了先前的情報預測”，而生化武器使美國更易受到攻擊，其后果將是毀滅性的。為預防生化武器擴散，美國將迅速改善與俄羅斯的關系。難怪俄羅斯專家能夠那么確定“非典”是美國的生物武器襲擊！(3)對亞洲的關注程度明顯超過歐洲。《報告》認為，在亞洲保持穩定是“一項復雜的任務”，該地區的許多國家都擁有大規模軍隊和研發或獲取生化武器的潛力。對于歐洲，《報告》認為“除了巴爾干之外，歐洲基本上處于和平狀態”。美國全球軍事戰略重心已加速向亞洲、中國傾斜和轉移。(4)高度重視對太空的控制權。因為中國已對其太空權構成威脅。上述說明了美國可以不經聯合國的授權，采取“先發制人”的政策，隨時打擊它認為可以打擊的對象。
第一節 使用基因武器的動機
一 組織和政府的動機
無論是現實還是可能，沖突帶來的是死亡、難民，基本衛生設施、交通與通訊的崩潰，各種病毒正是借助這些騷亂來迅速孳生。在某些情況下，試圖統治其他人的國家會轉而使用有巨大破壞力的生化武器和基因武器，勒索和欺凌其鄰國。
20世紀90年代初，隨著基因研究的突破，美國軍方的基因研究項目越來越向實戰目標邁進。為了確保美國在未來的霸主地位，美國軍方制定了以基因武器為秘密武器來打擊對手
的計劃。
美國《華爾街日報》根據參與者透露，中國的華人、歐洲的雅利安、中東阿拉伯人的基因，均屬于美軍的搜集范圍。大量的非軍方機構參與美國基因戰項目，如美國的孟山都公司(世界最大的種子公司，農業類)，美國的MCRC公司(合成核酸，制造基因結構)，美國的國家醫藥總局，還有美國的一些上市公司，醫療保健機構，如負責人類長壽研究的組織，負責專業疾病研究的組織等等。美國的基因戰項目包括：通過研究競爭對手的基因組成，發現敵人的基因的特征，進而研究誘變基因的藥物、食物。通過轉基因食物、藥物，使某一特定的人種群體的基因發生突變，從而達到不戰而勝的目的。基因武器比生物武器更可怕，不僅殺人于無形，而且無法提防，當發現的時候，整個民族的健康狀況均嚴重惡化，僅醫療支出就足以拖垮一個強國。而且等發現時，第二代人的基因也因遺傳而受損，可以說，基因戰及其后遺癥是無藥可救的。總之，你不能抱怨你的食物，就像你因食用患有瘋牛病的牛的肉而染病卻無法對牛懲罰一樣。況且，你已經瘋了，連懲罰瘋牛的權利都沒有。據媒體透露，在獲取華人的基因研究方面，美國已經取得相當進展。據介紹，美國多是通過非官方的機構公開地獲取中國人的基因，如1996年同中國安徽省合作，獲取了安徽山區的常居人口的基因，根據村民的家譜可以發現，這里的人在此定居有千余年的歷史，由于沒有經過所謂的民族融合，所以他們的基因被稱為沒有“污染的”，更能方便地查出中國人的基因特征。20世紀90年代初期同北京、河北合作，獲取了中國百歲以上老人的血樣，帶回美國研究。20世紀90年代初對浙江舟山地區的肺病基因研究，通過對家族肺病的研究，給美國某著名的藥品公司帶來幾十億美元的可預期收益。最成功的是同中國合作的研究漢族與藏族的基因差異性項目，不僅獲取了漢族、藏族的基因，而且發現了諸多東亞人種同西方人種的不同之處。據專家透露，由于中國的歷次民族融合，漢族的基因也不盡相同，存在著較大的地域差異性。美國下一步的研究方向是研究中國不同民族的基因差異，為有選擇的基因戰做準備。另外，美國已加緊施加壓力，以便在中國加入世貿后進口更多的美國轉基因糧食。
美國政府懂得在世界格局里，對于有些國際問題可以直接動用武力解決；有些國際問題現階段不便直接動用武力，但又要達到美國自己的戰略目的，避免來自國際上的壓力，只有在背后、巧妙地利用基因武器來實現自己的目的。
“非典”爆發的時間恰好在美國要發動侵略伊拉克戰爭之前，美國政府對戰爭到底能打多久沒有把握，加上全球反戰浪潮空前絕后，戰爭拖延時間越長，世界各地出現的不確定因素越多，將直接影響到美國對伊戰爭的勝利。轉移世界輿論對美伊戰爭的注意力是美國戰略部署中至關重要的一環，另外據來自不同渠道的信息顯示，美國對伊戰爭時間越長，中國大陸對臺灣動武的可能性越大，這些都是美國可能向中國實施“非典”基因武器的直接動機。而且投放“非典”基因武器的地點是中國的廣州和北京。廣州是中國最大的沿海城市之一，人口流動大，從廣州“非典”病毒可以迅速傳到香港；北京是中國的政治中心，也是全國各地的交通中樞，“非典”病毒從北京可以向各地迅速擴散和傳播。世界各地的科學家們對來自新加坡、越南、中國北京、香港和廣東等地的14種不同“非典”病毒的基因序列進行了研究，發現北京和廣東的“非典”病毒是一樣的，沒有出現任何差異。但“非典”擴散到香港和新加坡，在傳播過程中出現了基因變異，這些差異可對于辨別“非典”病毒不同的傳播源很有幫助。這也說明了北京和廣東兩個地形和氣溫都不一樣的城市，如果“非典”病毒從廣東傳播到北京，或者從北京傳播到廣東，“非典”病毒都會發生較大的變異，實際情況是沒有發生較大的變異，這只能說明兩地的“非典”病毒均是人為造成的。
基因武器與其他現代化武器比較，除不易防御和被害后難以治療等特點以外，還有成本低、易制造、使用方便、殺傷力大等優勢。有人計算，用5000萬美元建立一個基因武器庫，其殺傷能力將遠遠超過一座50億美元建成的核武器庫。將一種超級出血熱菌的“基因武器”投入對方水系，會使該水系流域的居民多數喪失生活能力，這要比核彈殺傷力大幾十倍。一旦基因武器投入戰爭，將使戰爭發生巨大變化，而這種巨大變化也正是美國政府所期待的。
一、戰爭模式將發生變化。敵對雙方可能在戰前使用基因武器，使對方人員及生活環境遭到破壞，導致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喪失戰斗力，經濟衰退，在不流血中被征服。
二、軍隊的編制體制結構將發生變化。戰斗部隊將減少，而衛生勤務保障部隊可能要增加。
三、戰略武器與戰術武器將融為一體。未來戰場成為無形戰場，使戰場情況難以掌握和控制。四、為從核武器防御轉為基因武器防御的研究以及軍事醫學研究帶來新課題。“非典”基因武器在中國的實驗，正好呈現未來基因戰爭給傳統戰爭帶來巨大變化的一個雛形。
實際上，現在美國已經在進行它自己的“軍事戰略”——“非典”病毒，這樣可以達到一箭三雕之目的：防止美攻伊拉克時中國解放軍突襲臺灣，重創中國經濟，轉移國際輿論。
美國的三個目的已經達到。
然而，恐怖主義者的一個基本信條就是為了懲罰所謂人類墮落所犯下的罪行，不擇手段、不假慈悲。其宗旨是以和平的名義，殺盡不答應其要求的敵人，無論自己的要求多么蠻橫無理。有些國家認可了這種策略，或直接地，或通過秘密方式來資助這些恐怖集團。恐怖主義者發現生化武器和基因武器極具吸引力，它們非常致命，能產生巨大的心理壓力，很適合于突然襲擊，這就是恐怖主義者使用基因武器的直接動機。
二 企業的動機
20世紀50年代發明了小兒麻痹癥疫苗的沙爾克，當時在被問到是否要為小兒麻痹癥疫苗申請專利時曾經說過：小兒麻痹癥疫苗不需要申請專利，有人能為自己最早看到太陽申請專利嗎？然而今非昔比，如果美國生物企業與軍方合作，將美國實驗室的“非典”病毒投放到中國的廣東和北京，造成全球恐慌，然后由美國某生物企業生產出疫苗，在全世界大發橫財，美國軍方也初步實現了美國在20世紀90年代初制定的戰略計劃。中國人口居世界首位，就是10個人中的，個人使用防“非典”疫苗，也有1億3千萬人，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市場，這
個市場還不包括海外中國人的市場，因此從中賺的錢足以使那些美國生物公司CEO們腦袋發暈。
實際上美國一些生物專家多次肯定地斷言，“非典”病毒的基因在不同地方存在一些變異。這使“非典”疫區的專家在研制“非典”病毒疫苗方面深感復雜化，耗時長，就像HIV病毒疫苗的研制一樣。但是，盡管脊髓灰質炎病毒在世界各地存在基因差異，但美國為之研制的疫苗在全世界都管用，可以說，麻疹疫苗也是如此。美國生物專家斷定“非典”病毒的情況更像脊髓灰質炎和麻疹病毒，而不是像HIV病毒。美國生物企業對于“非典”疫苗早已胸有成竹，好像“非典”疫苗非美國莫屬。
20世紀90年代初，美國一些生物制藥公司已經到中國攫取了第一桶金。美國千年制藥公司成立于1993年，1995年12月，在它同意資助哈佛大學在中國安徽進行哮喘病研究項目5個月之后，瑞典一家很大的制藥公司Astra就同意投給千年公司5300萬美元，對呼吸道疾病的遺傳基因進行研究。千年公司和哈佛大學官員都認為，是中國安徽項目確保了這筆投資。現在，該公司的雇員已從最初的100來人發展到超過千人。該公司近日透露，他們將出資20億美元收購Cor治療公司。這是迄今為止生物技術行業最大的一次收購。
美國千年制藥公司僅僅因為可以接觸中國安徽地區的中國人遺傳基因資源，便在呼吸道疾病等幾個基因研究項目上獲得投資1億多美元。它的CEO坦誠地說：沒有中國安徽的項目，他們沒有今天。在美國一家藥物公司工作的中國博士告訴中國女記者熊蕾：在小分子藥物的研發合作中，如果有人提供樣本(一般說1克左右)及其化學結構，一旦該化學結構最終被FDA(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批準上市，樣本提供者至少可提成銷售額的3%—5%。他以前的公司據此獲得成功，他們從一超級大公司提取17%的銷售額，1998年該藥的銷售額為12億美元。公司的許多員工都成了百萬富翁，全依仗著這17%的提成。一旦一個疾病基因被克隆出來，這個價將會是聞所未聞的天價。
基因專利是研制開發基因相關產品的基礎，基因專利的權利人不僅可以通過專利合作或轉讓獲得收益，而且還可以從基于該基因專利的基因藥物以及其他衍生產品后期銷售收入中按一定比例提成。一個具有重要功能的疾病相關基因的專利，轉讓價值一般以千萬美元計，而以此開發的基因藥物年銷售額可高達幾十億美元。基因的商業價值可從一些經典的基因轉讓案例中得以體現：
1肥胖基因：1994年11月，美國Amgen公司出資2000萬美元向Rockefeller大學購買了一條肥胖基因的獨占型開發許可權。此次，Amgen付給Rockefeller大學不少于3000萬美元的階段性付費以及后期產品的銷售提成。
2中樞神經系統疾病相關基因：1996年7月，美國Millennium公司與Wyeth-Ayerst公司簽訂中樞神經系統疾病相關基因合作協議，Wyeth-Ayerst公司在7年內向Millennium支付尚未包括階段性付費和產品提成的專利使用費和研發費用約9000萬美元。
3FKBP神經免疫因子配體：1997年，Amgen公司將FKBP神經免疫因子配體轉讓給Guilford公司，交易額高達392億美元，是迄今為止單個基因交易的最高價格。
4抑制端粒酶基因的相關基因：1997年3月，美國Geron公司與Pharmacia＆Upjohn簽訂協議，合作開發抑制端粒酶基因的新一代抗癌藥物，Pharmacia＆Upjohn向Geron支付5800萬美元，包括1000萬美元的股權投資，研究基金和階段性付費，Ggeron公司還將獲得后期產品銷售收入的提成和部分美國市場合作銷售權。
5基因藥靶的價值：1998年9月，Millennium公司與Bayer公司簽訂了5年的基因藥物合作協議，Bayer公司將向Millennium支付總計465億美元(包括14%的股權投資)費用，委托Millennium公司開發225種基因藥靶，平均每個基因藥靶的價值為207萬美元。
6促紅細胞生成素EPO：美國Amgen公司依賴EPO基因專利的開發應用。從一個瀕臨破產的企業成為美國生物工程醫藥領域的領頭羊，1998年的銷售收入達到136億美元，而EPO的全球市場現已達到34億美元的銷售額。
除此之外，美國還有一些公司還大量搶注其他國家的基因專利，扮演“生命海盜”角色。早年與美國軍方共同參與研制針對中國人、積極準備基因戰的美國孟山都公司，近年來向全球包括中國在內的百余國申請了有關高產大豆及其栽培、檢測的國際專利。這項專利源自對中國一種野生大豆品種的檢測和分析，孟山都公司從中發現了與控制大豆高產性狀密切相關的基因“標記”。據此，孟山都公司一口氣提出了64項專利保護請求。一位國外育種專家在致綠色和平組織的信中提到：若此專利申請不被駁回，其他研究人員在未經孟山都公司同意的情況下，將不能使用上述大豆的遺傳資源作研究和育種，該研究領域將受嚴重的影響。而種植這些大豆的農民也將可能被迫繳使用許可費，蒙受巨大的損失。并且孟山都公司還盯上了中國水稻功能基因研究。
“非典”是一次突如其來的發財好機會。全球醫學研究機構和醫藥生產廠商當仁不讓，紛紛加入到對“非典”醫藥的研究行列。與此同時，一場爭分奪秒的專利戰開始。因為大家都知道專利意味著什么。20世紀80年代，英國一醫藥制造商搶先研制生產出一種專治胃病的特效藥，幾年內就獲得了數十億美元的利潤。美國國家衛生研究所曾同法國波斯蒂爾研究所為申請有關艾滋病病毒基因的專利而發生一場大戰。如今，有關艾滋病病毒基因的專利權為這兩家研究機構帶來了豐厚的專利費。
目前，美國、加拿大、德國及中國香港等國家或地區的醫學研究機構在加快研制防治“非典”疫苗或藥品進程的同時，都在加緊為自己獲得的“非典”研究結果申請專利，以便日后在“非典”檢測試劑、疫苗和藥品上大賺一筆專利費。這些專利申請所涉及的范圍非常廣泛，足以允許專利持有人擁有對多數有關“非典”的診斷試劑、藥品和疫苗的專利權。
香港大學的研究員佩里斯及合作伙伴在今年3月底在顯微鏡下首先發現“非典”冠狀病毒。負責處理香港大學知識產權管理的海爾森表示，有關“非典”冠狀病毒的研究競爭的確非常激烈，佩里斯是最早發現這種病毒的。據說，佩里斯等人正在要求得到有關這種病毒的專利。目前香港大學正在與商業合作伙伴談判，以借助研究成果來研制“非典”診斷試劑和相關藥品。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癌癥研究機構在今年4月中旬揭開“非典”基因排列后就立即在美國申報專利，要求法律保護其所發現的病毒基因的商業專利權。該研究機構技術開發部主任阿布拉漢稱，申請專利就是為了讓所有的人都能分享研究成果，當然該研究機構也希望從專利使用者那里獲得專利費，以資助今后的科研工作。
亞特蘭大的美國疾病防治中心雖然是美國政府機構，但也為自己在“非典”病毒方面的研究成果向美國專利局申請專利。位于華盛頓州的生物技術公司康比默特里克斯申請獲得“非典”病毒兩個關鍵遺傳基因的專利。據說，一旦“非典”病毒侵入人體，這兩個基因將控制病毒的復制過程。該公司希望能夠以這兩個基因為突破口，生產出能夠阻礙“非典”病毒復制的藥物，然后謀取利益。
三 個人的動機
有的人為了一己私利，或者為了流芳百世而采取一些不可思議的手段；也有的人心理變態，為了震驚世界而做出了令人慘不忍睹的惡作劇。
在巨大的物質利益面前，或者在諾貝爾獎的誘惑下，個人完全有可能不顧自己的聲譽鋌而走險。美國著名的病毒學專家羅伯特·加羅教授在發現研究艾滋病病毒測試問題上就有極大的嫌疑。
1983年1月，法國巴斯德學院的蒙塔尼耶教授研究小組與幾名醫生從一個病人體內分離出一種取名為LAV的病病毒，這種病毒是否是艾滋病毒還拿不準，蒙塔尼耶研究小組于1983年5月在美國《科學》雜志上發表了一份研究報告。就在同一年底，蒙塔尼耶研究小組幾次將病毒樣品寄給了美國羅伯特·加羅教授用于研究交流。1983年12月，法國巴斯德學院正式向國際專利局申請LAV抗體血清測試專利。萬萬沒有想到的是，1984年3月，美國的加羅教授發表了4篇文章，宣稱他找到了艾滋病病毒，命名為HTLV—Ⅲ，并說他發現的病毒與法國巴斯德學院發現的有所不同。一個月后，美國健康研究院向全國宣布，加羅教授是艾滋病病毒發現之父，并在同一天匆忙向有關部門遞交了專利申請。
隨后出現了艾滋病病毒發現權之爭的官司，這個官司一共打了10年，經歷了里根、老布什、克林頓三位總統的任期；由于當時美國健康研究院的蠻橫無理和煩瑣的法律程序，法國方面才一時不知所措，做了很大的讓步，比如諾貝爾獎和專利收入的共享等等。后來沒有任何證據能證明美國加羅教授是艾滋病病毒測試的首創者。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國家健康研究院才不得不承認，美國科學家使用了法國巴斯德學院蒙塔尼耶教授提供的LAV血清樣品進行病毒測試，法國巴斯德學院蒙塔尼耶是艾滋病病毒的發現者，隨著發現權之爭的解決，由艾滋病測試專利所得的經濟利益的分配也得到了相應的改變，法國從此將得到更多的經濟報酬。到2000年，法、美在這一專利的收入已經持平。法國認為，當時的重要意義是官司得到了公正的裁決，科學的廉潔公正得到了維護。
美國也曾出現過某專家利用炭疽病菌裝在信封里攻擊其他人的事件。“非典”病毒也不排除是某些專家心理不正常，而導演的一個惡作劇。
第二節 基因武器的傳播渠道
一 傳播渠道研究歷史悠久
俄羅斯、英國、以色列、美國等在生化武器、基因武器的研究方面，在世界上處于領先地位，對于研究生化武器和基因武器的傳播渠道和擴散方式也有較長的歷史。
2001年美國出現了炭疽病襲擊事件，開始懷疑是伊拉克的化學博士所為。后來美國聯邦調查局將炭疽調查目標鎖定在了一位前美軍基地的生化武器專家史蒂芬博士身上。這位專家在1999年曾經進行有關致命細菌傳播的研究，而他得出的結論竟與2001年襲擊美國的炭疽
傳播方法驚人地相似。但是據史蒂芬的一位助手介紹說，1999年史蒂芬與另一位生物學家一起承包一項政府合同時，曾經進行過一項研究，內容就是如何將一種模擬炭疽的細菌放入標準信封中。史蒂芬得出的結論是，可以將25克粉末放入信封，裝的再多的話信封就會膨脹凸起。而在去年炭疽襲擊中，寄給參議員萊希的信中就不多不少放了25克炭疽孢子粉末。美國聯邦調查局對于炭疽病毒來源的初步結論是，此是史蒂芬博士自己培植出來的，因為在他私人秘密場所有加工炭疽病毒的科研設備。既然頭號嫌犯早已鎖定，那么聯邦調查局為何遲遲不下手呢？由于這個科學家直接涉及美國國家機密級的生化武器項目研發，所以聯邦調查局特工投鼠忌器，遲遲不敢將其收審。因為美國軍方丟不起這個臉，更不想讓美國的生化武器研發計劃因調查而曝光。
由于美國長期研究生化武器的傳播方式，近來美國專家不得不承認，過去，生物制劑應用于武器一直受到技術障礙制約。但是，隨著生物技術的革命，已使致命疾病的制造、傳播的安全性大大提高；由于這些疾病的毒性不斷增加，發現它的難度也隨之增加，受害者治療起來將更加困難。
二 “非典”病毒傳播到中國有幾種可能：
“非典”病毒可以通過多種渠道從其他國家的實驗室里傳播到中國境內，而且中國各口岸基本上沒有配備檢測各種基因武器的儀器和設備。因此，“非典”病毒傳播到中國有幾種可能：
第一種可能，同物品一起傳到中國境內。
“非典”冠狀病毒在物體表面的存活時間因物而異。病毒在墻壁、玻璃和塑料表面的存活時間為72小時，在木制器皿表面的存活時間為36小時，而在衣物、紙張上則可存活24小時。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病毒預防控制所的專家董小平指出，“非典”病毒的生存能力比原來估計的要強，根據其研究小組的研究結果，在室內條件下，冠狀病毒在濾紙、棉布、木塊、土壤、金屬、塑料、玻璃等表面上都可以存活，在人體常見的3種排泄物(痰、糞便、尿液)和血液中，“非典”病毒能長時間保持活力。在24℃條件下，冠狀病毒能夠在糞便中存活約5天，在尿液中存活約10天，血液中可存活15天。
中國軍事醫學科學院專家通過對“非典”病毒20多天的實驗和觀測發現，“非典”病毒抵抗力很強，但確實具有不耐干燥、不耐熱的特性。在木頭、布等吸水的材料上，病毒能存活4—6小時；在玻璃、金屬、塑料等不吸水的材料上，能存活2天。他們選取了幾個人們日常生活中常見的溫度進行測定，發現“非典”病毒對熱度很敏感。當溫度達到56℃時，30分鐘后病毒就不能存活。但是對于寄希望于氣溫升高病毒消亡的說法，李敬云覺得可能性不大，因為自然界的溫度再升高也不可能達到使病毒致命的56℃。
在實驗室里他們首先要做的工作是用原有的病毒株培養大量用于實驗的病毒。因為病毒沒有代謝能力，它必須有一個宿主才能存活，研究人員就把它接種到大量正常的活細胞中。在48小時后，把這些培養出的病毒稀釋成一定量，按照國際上公認的病毒感染量，把它放進事先準備好的放有血、糞便、金屬、塑料……不同介質的細胞培養板上，制成模擬標本，放置1小時、2小時、1天、2天后，取出一定量標本放入細胞培養板上，在顯微鏡下看標本中的“非典”病毒的滴度(每毫升中病毒的數量)，據此推斷病毒的存活時間。在不同溫度下，病毒的滴度也要用同樣的方法測定，為了保證實驗結果的正確性，全部實驗都需要重復3次。
目前已經確定“非典”病毒可以通過飛沫傳播，但這并不能解釋所有病例的傳播途徑，是否存在糞口傳播(病人的糞便污染土壤、水源等外環境，經口傳播)、間接接觸傳播?要證實有沒有這些途徑，需做大量的工作，包括流行病理學的研究，需要大量實驗室里的證據，而且還需要一段較長的時間才能完成。
病毒到底在體外能存活多長時間？在病人的排泄物里，在病人污染過的環境里到底能活多久？這關系到對傳播途徑的推測，有沒有可能通過間接接觸傳播?比如一個杯子，病人用過，你再用會不會被感染？這就要看病毒在這樣的一個環境里能生存多長時間。可以說這是一個與“非典”的防治、臨床一線以及流行病理學的研究都緊密聯系的課題，對于科學的決策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從目前的實驗結果來看，“非典”病毒在各種介質中都有較長時間的存活期，有可能構成糞口傳播和間接接觸傳播。
從美國、英國各地到中國廣東只有十幾個小時的飛行時間，現在中國各地的出入境檢查，對于基因武器的檢測是一片空白，將“非典”病毒裝入密封好的器皿里，隨身攜帶，進出廣東不會遇到任何問題。如果將病毒投放到廣東的江河湖泊、市區和交通要沖，使“非典”病毒自然繁殖，便會迅速傳播。再加上在廣東打工的數百萬外地人，這些人多數是來自中國其他省份的農村人口，他們的收入較低。最近幾年廣東市場上發現的拋光的霉變大米，很可能被廣東外地民工很便宜地買來食用了。這些不衛生、沒營養的食品給人們帶來疾病就在所難免。一些民工的工作環境也有超標的有害氣體。另外，賓館、旅店使用質量極其低劣的棉制品、拋光的霉變大米的可能性也存在，“非典”病毒夾雜在其中，當地流動人口就在劫難逃。
第二種可能，通過轉基因食品傳到中國境內。
所謂轉基因食品，就是利用分子生物學手段，將某些生物的基因轉移到其他生物物種中去，使其出現原物種不具有的性狀或產物，以轉基因生物為原料加工生產的食品就是轉基因食品。通過這種技術，人們可以獲得更符合人類需要的食品品質。轉基因食品包括轉基因植物食品、轉基因動物食品、轉基因生物食品等；例如西紅柿非常不易貯藏和運輸，科學家將一種能抑制西紅柿體內成熟衰老激素基因的基因移植到西紅柿細胞內，就培育成了耐貯轉基因延熟西紅柿。現在的科學技術完全可以將各種病毒，包括“非典”病毒的基因移植到西紅柿、土豆、各種動物等的細胞內，這種移植的手段和方法多種多樣。美國加州大學分子生物學家亞利克斯·埃維列維奇(Alex Evilevitch)及其研究小組成員根據最近的研究表明，病毒的基因可以在受到很大的壓力下被強行“射進”寄主細胞之中。一旦某個細胞被病毒感染，它就很容易成為聚集新病毒的中心。問題是病毒得依靠自己完成將其基因進入寄主細胞的過程。由于寄主細胞內部的細胞質已經非常厚實，病毒基因進入寄主細胞的過程就好比在本來已經擠滿了人群的車廂中再強行塞進一大堆乘客。
事實上，轉基因食品走上人們的餐桌并沒有幾年。世界上最早的轉基因作物誕生于1983年，它是一種含有抗生素藥類抗體的煙草。直到10年以后，第一種市場化的基因食物才在美國出現，它是一種可以延遲成熟的西紅柿。又過了3年，到了1996年，由其制造的番茄醬得以允許在超市出售。不過，這幾年轉基因農作物發展十分迅速，全世界播種面積已經達到4000萬公頃，轉基因食品無論在數量上還是在品種上都已具備了相當的規模。在美國，超過60%的加工食品含有轉基因成分；英國的報告也顯示，該國超過7000種的嬰兒食品、巧克力、冷凍甜品、面包、人造奶油、香腸、肉類產品和帶肉食品等日常必需品，可能含有經過基因改造的大豆副產品。
全世界第一個引起轟動的實驗在1998年秋天曝光，英國一位研究人員在電視節目中公布實驗結果說：用含有轉基因的馬鈴薯飼養大鼠，引起了大鼠器官生長異常、體重減輕、免疫系統遭到破壞。英國的權威科學雜志《自然》刊登了美國康乃爾大學教授約翰·羅西的一篇論文，論文中指出，蝴蝶幼蟲等農田益蟲吃了撒有某種轉基因玉米花粉的菜葉后會發育不良，死亡率特別高。在美國依阿華州進行的野外試驗也獲得了同樣的結果。還有很多證據都顯示出轉基因食品可能存在的危險。丹麥科學家的研究表明，把耐除草劑的轉基因油菜籽和雜草一起培育，結果產生了耐除草劑的雜草。這預示著通過轉基因技術產生的基因可擴散到自然界中去。美國亞利桑那大學等機構發表的報告稱，已經發現一些昆蟲，吃了抗害蟲轉基因農作物也不死亡。因為它們已經對轉基因作物產生的毒素具備了抵抗力。
2002年，英國《自然》和美國《科學》雜志又陸續報道：紐卡斯爾的研究人員發現轉基因食品中的DNA片段可以進入人體腸道中的細菌體內，這似乎證明腸道的菌群會對抗生素產生抗性。英國食品標準協會為此做了關于轉基因食品安全的第一個人體實驗——哈里·吉爾伯特等學者給12名健康志愿者和7名手術切除部分結腸的志愿者，吃了含轉基因大豆的漢堡包和牛奶冰淇淋食品。結果發現：健康者的糞便中沒有發現轉基因大豆的轉基因。但是，在那些切除過結腸的受試者的糞便中，確實發現了37%的大豆轉基因，這一結果提示：有極小量的細菌攝入了大豆轉基因。
中國自身的轉基因農作物很少，大部分來自進口。世界上轉基因作物大規模生產并商品化是在1996年左右，中國進口轉基因產品也是從這時開始的。1996年我國進口轉基因大豆等作物8萬噸，到1999年飆升至280多萬噸，2000年達到750萬噸，2001年則超過1000萬噸。短短五六年內，進口轉基因作物增長100多倍。中國每年進口大豆、玉米等作物的數量和來源是明確的，而在美國、阿根廷等主要轉基因作物出口國的生產情況和占總量的比例也是已知數，取其出口到我國的轉基因作物為國內的平均值，建立一個測算模型，即可得出以上數據。中國進口的轉基因作物比例遠遠超過出口國的國內平均比例。中國進口的轉基因作物排在前3位的是：大豆、玉米、油菜。中國2002年進口大豆1500萬噸，與中國自產的非轉基因大豆數量相當。目前中國進口大豆主要用做加工原料，生產豆油、豆腐、豆奶等制品。其中，在中國境內用轉基因大豆生產的大豆色拉油比例相當高，可能高達80%以上。
北京市農業局日前公布的一項轉基因食品檢查結果令人非常吃驚，他們從商場和超市抽取的22個樣品，涉及14個品牌的農產品和食品，全部為轉基因產品，卻無一標明“身份”，嚴重侵害了消費者知情權。這些轉基因食物主要為大豆色拉油和調和油，其中包括綠寶、火鳥、魯花、金龍魚等享譽全國的知名品牌，占北京市場銷售份額的60%以上。它們絕大部分是進口，然后由中國企業分裝。
(1)油脂加工(分裝)企業抽查的5個品牌的豆油為轉基因產品，分別是綠寶牌色拉油、火鳥牌色拉油、海蘭花牌純正大豆色拉油、喜臨門牌精品色拉油、匯福牌大豆色拉油。5個品牌的豆油占北京市油脂加工豆油總量的80%以上。
(2)超市等銷售企業抽查的6個產品品牌的豆油為轉基因產品，分別是深圳南海油脂工業(赤灣)有限公司生產的金龍魚和元寶牌大豆色拉油、深圳南順油脂有限公司生產的紅燈牌大豆色拉油、北海糧油(天津)有限公司生產的福臨門牌純正大豆色拉油和強化維A大豆色拉油、寧波正大糧油實業有限公司生產的金象牌食用調和油、萊陽魯花濃香花生油有限公司生產的魯花牌花生大豆調和油。
(3)豆粕使用企業抽查的3個品牌的豆粕為轉基因產品，分別是河北匯福糧油食品制作有限公司生產的匯福牌豆粕，秦皇島金海糧油工業有限公司生產的豐苑牌豆粕，黑龍江省九三油脂集團公司生產的九三牌豆粕。
廣州出入境檢驗檢疫局食品試驗室曾對14種進口食品、糧食轉基因含量進行抽樣檢測后證實，廣州消費者正在大量食用一些含有抗蟲、抗除草劑基因的轉基因食品。據檢測結果，廣州市場中至少有三種常見食品含有轉基因，它們分別為家樂氏香甜玉米片、美國進口艾可堤微波玉米花和美國進口大豆。美國轉基因產品供應商為避免消費者產生憂慮，在進入中國時有時不向中國進口商公開食品是否含有轉基因的信息。
這些轉基因食品對消費者營養健康是否構成影響，目前尚不能確定。轉基因品種和常見的通過種系間雜交改良品種不同，生產轉基因產品是把種系外的基因插入待改良品種基因內，比如把微生物的基因插入大豆基因之中，其目的在于增強有關植物品種的抗蟲性、抗除草劑能力或提高產量等。如果“非典”病毒基因插入進口食品基因之中，“非典”患者誰也不會想到自己吃了什么東西。
香港基因晶片開發有限公司在雀巢的美極翡翠白玉湯中檢測出含有不明基因，此外，在香港生產的雀巢百福豆腐花及豆漿，也檢測出含有美國孟山都(Monsanto)公司研制的RoundupReady大豆中的不明基因。該組織分7個批次，在香港、北京、上海、廣州等城市對近60個著名的食品品牌進行采樣并檢測，結果發現，16個樣品中含有轉基因成分，除了已經曝光的雀巢6種產品外，還有品客洋蔥口味薯片、日清雞味方便面、麥當勞漢堡的面餅以及肯德基的薯條和面餅等等。另外還有一些大名鼎鼎的品牌：雀巢(Nestle)、樂天雪糕(Lotte)、旺旺薯片(Want Want)、品客薯片(Pringles)、美極鮮醬油(Maggi Liquid Seasoning)、頂好調味(Bestfood)、朝日啤酒(Asahi)、麥斯威爾咖啡(Maxwell House)、新奇士橙汁(Sunkist)等。
第三種可能，通過其他渠道到中國境內。
有的病毒通常由動物體內或自然界中的病菌引起并傳給人類。就拿埃博拉病毒為例，這種傳染性極強的病毒就是動物傳給人類的，人們懷疑可能是蝙蝠、猴子、蚊子或者別的嚙齒類動物。埃博拉病毒發源于熱帶雨林，并且經常是在砍伐森林的季節發作。伐木工人接觸到染病的動物就被傳染，然后又傳給別人。這是一種非常可怕的傳染病，它引起的出血性發燒，可以導致死亡。但是只要一發現癥狀就對患者進行隔離，病毒的蔓延可很快被控制住。香港的禽流感也是通過雞傳染給人類，同樣是消滅病源，也就是消滅所有染病的雞。動物傳染給人的另一種病毒性傳染病是猴痘。由于人們不再打天花疫苗，這種病在非洲又重新出現。另外，吸哺乳動物和人血的壁虱(即臭蟲)也傳染給人一種細菌，可以引發萊姆關節炎，這種病非常嚴重，癥狀是多關節炎、神經紊亂和極度疲勞，有時甚至可能導致死亡。把實驗室的“非典”病毒人為傳給動物，然后傳給人類，這種可能性也是有的。
“非典”病毒在水和土壤中可以通過熱水管道和空調系統進一步擴散，從而引起類似于眾所周知的軍團病那樣，使免疫系統受抑制的人患上致命的肺炎。
第三節 一個無形的計劃步驟
一 “非典”疫情發展的初期
當“非典”疫情在中國大地上傳播時，美國政府與生物專家冷靜得有些過分，與以往美國的做法完全不一樣，好像是在靜觀“非典”疫情的發展動態。在世界衛生組織的努力下，各國的研究人員迅速展開合作：設立一個實驗室網絡，使全世界的研究人員能緊密合作。很快就有3個實驗室，分別在加拿大、越南和德國，取得了可能與“非典”有關的病毒樣本。以世界衛生組織的全球流感監督網為基礎，共有12個實驗室參與“非典”研究。這次美國卻置之度外。
幾天以后，即2003年3月18日，德國和中國香港中文大學的實驗室說，他們用電子顯微鏡拍到了這種病毒。5分鐘之內，該病毒的照片就出現在世界衛生組織資助的網站上，供其他實驗室的科學家觀看。
但是，利用從3月初收治的病人身上獲取的樣本，沒多久美國疾病防治中心的實驗室才打破沉默，聲稱以自己的研究證明，否定了最初由中國、中國香港、德國各實驗室提出的最初論證和假設。
后來，以世界衛生組織為中心的一些實驗室認為，如果想找到高度準確的診斷方法，就必須了解這種目前已經得到確認的病毒的完整序列。這一序列還將為研究人員研制藥物或疫苗提供重要資料。從2003年4月2日開始，基因排序小組確定了關于這種病毒的越來越長的基因組。其他實驗室借助這些信息，也開始展開部分的基因組排序工作。
2003年4月5日，溫哥華的研究人員接到了加拿大國家微生物研究所送來的一個盒子，里面是一個小小的塑料試管，試管里裝有取自一種病毒的一百萬分之一克的基因物質，據說就是這種病毒導致了“非典”。
在溫哥華的一個基因組中心，90名工作人員中的40人放下手頭的其他項目，全力以赴研究導致“非典”的病毒。在隨后的一個星期里，他們幾乎沒睡過整覺。
第一步，也可能是最艱難的一步，是把致病病毒的RNA(核糖核酸)轉換成DNA(脫氧核糖核酸)。這是一個復雜、不穩定的過程，也是研究人員提取基因物質、找到病毒基因組排列所必不可少的階段。以分子生物學家賈斯溫德爾·哈特拉為首的12名科學家組成研究小組，日夜進行RNA—DNA轉換工作；與此同時，霍爾特醫生著手準備3臺先進的基因組排列分析儀。到4月12日凌晨2點25分，他們首次得出可疑冠狀病毒的基因組排列。當天晚些時候，他們在網上公布了這種病毒的基因組圖。
美國亞特蘭大的安德森醫生領導的研究小組獲知溫哥華基因組中心的成功大為震驚，簡直不敢相信這是事實，這就意味著他們喪失了在美國本土申請專利的可能，美國的專利申請原則是誰先發明誰就獲得專利；但是很多國家專利法規定的是先申請原則，不管你的發明在前在后，誰先到專利局去申請專利，誰就能夠獲得專利權。僅僅過了一天多時間，美國亞特蘭大研究小組急忙公布它得出的基因組圖，經過比較發現，與溫哥華基因組中心公布的“非典”病毒基因組圖是相同的。這就讓一些國際生物專家大跌眼鏡，因為美國沒有“非典”死亡病例，他們的研究是從哪里來的樣本?
二 180度的大轉彎
自從溫哥華基因組中心公布了“非典”病毒的基因組圖之后，美國從異常冷淡轉變為異常關心和參與。仿佛美國對“非典”的病毒特性非常熟悉和了解，據美國《亞特蘭大憲法報》報道，美國《科學》雜志的網站星期五發表了來自兩組研究人員的論文，科學家肯定說，如果不采取充分的控制措施的話，“非典”有可能在全球蔓延。如果及時部署嚴厲的控制措施的話，這種疾病是可以制止的。這兩組科學研究人員在論文中，都使用了數學模式來預測“非典”的傳播。
美國國家地理雜志最近發表了一篇新聞評論，標題就是《中國是產生類似“非典”病毒的溫床》，對中國一些人的生活方式進行了抨擊，道理當然還是那個道理，但文中透射出一種孤立中國、隔離中國的弦外之音。
2003年4月4日，美國總統布什在指揮伊拉克戰爭的緊張時刻，簽署了一份針對“非典”的總統令：把“非典”列為傳染病，規定衛生官員有權力在患者不情愿的情況下，進行強制隔離。據悉，這是20多年來，美國首次實施強制隔離措施。隨后不久，在美洲航空公司的客機上，幾位乘客出現了感冒癥狀，無論當事人如何抗議控告，衛生官員還是強制對其隔離、體檢。有了“總統令”，人權、自由之類的托辭就顯得蒼白無力了。
另一方面，美國輿論引導整個世界的輿論對中國進行指責，并通過一些渠道向中國施加壓力。后來中國政府每天公開病例消息，他們仍然攻擊中國公布的病例數是虛假的；“非典”疫情快結束時，連世界衛生組織內部對中國疫情的判斷也存在分歧，比如，在世界衛生組織駐日內瓦官員指責中國官方數字存在“信用問題”的兩天后，世界衛生組織在華幾位專家卻一致表示，相信中國的數字是準確的。世界衛生組織醫學官員李瑜平在北京的記者會上說：“就那些我們考察過的(中國)省份來講，我們對新增病例減少的情況沒有懷疑……總的來說我們認為這些地方診斷病人的工作做得很好，沒有刻意少報的跡象。”“我相信北京的疫情數字是準確的，雖然這不意味著風險已經完全消失。”世界衛生組織在華的另一女專家舒赫特在記者會上澄清說，至少在她5月12日到中國就任以后，世界衛生組織在取得北京的病理學信息方面并沒有碰到障礙。“(不過)我們應該把不愿意公開信息，和在公開信息的工作上反應遲緩，或是不懂得用外界容易理解的方式公開信息給區分開來。中國確實有一段時間出現第一種情況，但那個階段已經過去了，我們現在談的是第二或是第三種現象。”“我們發現我們在中國的同事(指中國的衛生官員或醫學專家)在許多時候即使手頭上掌握了一些信息，也不知道如何用一種能夠讓外界容易理解的方式和國際社會分享。”
但世界衛生組織主管亞洲防治“非典”事務的高級官員押谷仁在馬尼拉受訪時，批評中國并沒有向世界衛生組織提供足夠的病理學信息，來讓國際社會了解當地疫情“真實的情況”，也沒有積極和國際科研人員合作，分享病毒的研究資料。在押谷仁這篇訪談刊登的同一天，世界衛生組織日內瓦發言人辛普森也表示“關注”中國當局計算病例的方式，他說，中國的新發病例或許確是減少得很快，但考慮到疫情爆發初期當局的表現，中國的“信用問題”仍讓世界衛生組織心存疑慮。世界衛生組織亞洲對抗“非典”領導人中的一位先生，對中國發表的新資料持懷疑態度，并批評中國隱瞞資訊。2002年11月廣東已發現第一起“非典”病例，世界衛生組織卻在2003年4月才被允許進入中國。國際先鋒論壇周二引用了一位官員的話，稱中國對病例背景、數目、發作日期、治療方法和可能病源等相關資訊透露太少，世界衛生組織仍然迫切需要得知中國還未公開的資訊。那位先生說：“我們和新加坡、香港、加拿大，甚至越南都有良好的合作，中國在政策層面已有所改變，但在實際運作的層面上，卻仍未轉變態度。”他還批評中國在全球努力攻克此病方面，沒有做任何貢獻。他說：“不像香港和新加坡，中國一直沒有參與國際研究合作，或主動參與共同實驗調查。”
不過舒赫特等人也警告，在北京5月1日后確診的“非典”病人當中，有70%至今還找不到傳染源，因此社會上仍有未被發現的SARS感染者在繼續把病毒傳染給其他人的可能性不能排除，現在還不是人們放松戒備的時候。2003年8月15日北方交大的學生孫崢和另一位“非典”合并癥的患者從病房走了出來。他們是2003年初“非典”瘟疫中最后康復的病人，他們辦了出院手續，還特意參加北京地壇醫院上午舉辦的“告別非典，走向明天”活動，在這個活動中北京市衛生局副局長韓德民表示，雖然所有“非典”患者都已經結束了“非典”的治療，但是，目前，“非典”病毒還并沒有完全離我們而去，因為我們對于病毒的存在、病毒發生的可能性還沒能完全把握，對“非典”的病源、如何發病、傳染的途徑等病源學方面的問題還沒有完全搞清。他強調，整個社會還不能對“非典”掉以輕心。
當中國在2003年6月初成功控制了“非典”的疫情時，美國衛生專家卻又警告，雖然目前幾個“非典”疫區疫情減緩，惟一的原因可能只是季節因素，因此政府及民眾都不應掉以輕心。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流行病學家西蒙森博士警告：“我們可能還沒有看到‘非典’疫情最糟糕的時候”；“它可能是一種季節性病毒，我們正全力為今年冬天做準備。”西蒙森說，加拿大的情況完全有可能發生在美國，美國至今還沒有發生大規模流行，一方面是因為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等機構的努力，一方面是因為運氣。她說：“我們必須保持警惕，密切監視外來病例。”她強調“一切還沒有結束”。她說，CDC完全了解狀況，并已在著手防范今年冬天可能發生的情況。西蒙森說，美國除了加強防范外來病例之外，也在積極進行有關“非典”疫苗和各種藥物的研究。西蒙森指出，令流行病學家感到困惑的是，為什么某些病人傳染了一大批人，而有的人卻一點也不傳染。她覺得非常有必要了解其中道理，到底是因為載體原因，還是環境因素。她表示，國際合作非常重要，世界衛生組織必須協調各國分享資源。由于超級傳染者不多，只有把全球的資料放在一起分析，才能取得一些進步，了解這些原因。西蒙森博士還說，最近研究人員發現，“非典”在兒童身上的臨床表現不如成人那么嚴重，這是一個好消息，也是值得研究的課題。
第六章 基因戰爭將毀滅人類
目前世界上有十多個國家在研究基因武器，其一，許多國家都在絕密的狀態下進行新的分子生物技術實驗；其二，1972年簽訂的《禁止生化武器公約》，沒有對公約履行情況的檢查機制做出規定。因此，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共同向全球發出強烈呼吁，各國政府有必要采取緊急措施，以制止基因武器的研制與擴散。人類千萬不能打開基因武器這只“潘多拉匣子”，基因武器一旦問世，人類將面臨巨大的災難！
第一節 基因恐懼在可能性之中
一 客觀存在針對人種的基因武器
基因武器的原理與基因療法類似，基因療法往往瞄準特定人所具有的、與別人不同的可導致疾病的基因，用新基因或有治療效果的蛋白質，可以用遺傳工程手段輸送至突變部位，這一原理為制造基因武器提供了便利。
有實驗分析表明，每一個人與另一個人的遺傳差別在01%左右，這個差別比種族與族群之間的差別要大得多。但是，在人群中，確實存在著一種特殊的、對某一疾病具有抵抗
性和易感性的基因，比如這次“非典”病毒，有的人攜帶抵抗“非典”病毒的基因，有的人攜帶易感“非典”病毒的基因。最近發現在白種人中有1%—5%的人由于一個“受體”基因缺少了31個核苷酸而不會被艾滋病病毒感染，而黃種人中有這一缺失的人要少得多；因此，如果把艾滋病病毒用遺傳工程的辦法加以改造使之具有感染力更大、感染速度更快的病毒，這樣的生物武器可以滅絕大多數人，只有那幾個經基因鑒定而挑選出來的“戰士”才能毫發無損。而且這樣的武器的制造非常容易，生產規模小、產量很高又難以監控。
另一方面，了解了人體基因結構特點，確實可以創造出能夠對人體產生負面影響的外部環境。例如，一杯牛奶就是一件“基因武器”，因為有一種人天生具有遺傳性，牛奶承受力差，這種病在一些民族中很普遍，其病因就是基因。有一種能夠把乳糖轉化為更普遍物質的酶，如果識別它的基因出現缺損，那么人在飲用牛奶時，消化系統就會出現嚴重不適感而發病。對這些人來說，普通的糖也算得上是一種“基因武器”。
英國醫學會在委托有關專家編寫的《生物技術、武器與人類》的報告中斷言：如果在種族之間存在著得以相互區分開來的遺傳基因順序，而且又能以一種可以產生有害后果的方法把這些因素作為目標，基因武器是有可能制造出來的。基因武器可能主要以兩種形式出現：一是利用技術來改造生物武器的性能；二是在理論上有可能研制出可感染和攻擊特定基因組成的種族或人群的專門武器。
二 基因的另類思考
歷史證明，任何科學技術都是一把雙刃劍，正當人們為人類跨出基因組草圖繪制這一偉大的一步而歡呼、激動之時，許多人又在為基因技術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倫理、法律問題而憂心忡忡。他們提出的問題是：當我們向這個新領域勇敢地邁進一步后，我們將為此付出什么代價？人能否代行上帝的職權？會不會有個別狂人，濫用人體基因組知識，制造出毀滅人類的基因武器，比如制造類似“非典”病毒再來進行一次世界惡作劇。基因優化會不會導致第二次納粹式的種族清洗？人類生命的延長導致人口的激增，會不會帶來資源能源危機？轉
基因食品會不會生產出人類難以控制的危害人類的基因魔鬼？基因生物會不會給環境帶來難以應付的基因污染問題？保險公司或者顧主會不會拒絕帶有某種癌癥基因的人？哪些人可以知道我們的基因隱私？基因有專利嗎？基因專利會不會導致基因壟斷，某些人或集團是否因此而牟取暴利？
國際人類基因組織可以幫助我們了解人類自身的基本單位，人類的生物史，人群流動，以及種種人類疾病的易感性或抵抗性。另一方面也提出了一些擔心，而中國大量的人類遺傳基因的流失，更增加了擔心的程度。
1擔心基因組研究可導致對個人和群體的歧視和侮辱，被濫用來助長種族主義。
2尤其是由于專利和商業化而喪失為了進行研究而獲得發現成果的機會。
3將人歸結為他們的基因序列，將社會和人類問題歸諸于遺傳原因。
4缺乏對人群、家庭和個人的價值、傳統和完整性的尊重。
5在計劃和進行遺傳研究時，科學共同體與公眾沒有充分的交流。
基于此，國際人類基因組織提出了四項原則：
第一，認識到人類基因組是人類共同遺產的一部分；
第二，堅持人權的國際規則；
第三，尊重參與者的價值、傳統、文化和完整性；
第四，承認和堅持人類的尊嚴和自由。
20世紀90年代，美國、德國、丹麥、日本等國掠奪中國人的遺傳基因資源，并沒有遵循國際人類基因組織提出的四項原則，而且也不符合國際人類基因組織提出的其他建議，比如：
1科學能力是進行合乎倫理的研究的基本前提。它包括合適的訓練、計劃、預試驗和現場試驗以及質量控制。
2交流不僅應該在科學上是準確的，而且應該為有關人群、家庭和個人所能理解，并且對他們的社會和文化情景敏感。交流是一個相互的過程，研究人員必須努力理解他人并被他人理解。
3咨詢應該在招募可能的參加者以前進行，并且應該貫穿在研究過程中；文化規范各種各樣，對健康、疾病和殘疾的感知，對家庭以及個人的地位和重要性的感知也是如此。
4同意參加試驗者可以是個人，也可以是家庭，或者社區人員。理解研究的性質、風險和客觀存在的利益，以及其他任何可供選擇的辦法是很關鍵的。在一定條件下獲得適當的許可，為了流行病學的目的和監測，匿名檢測可以是同意要求的一個例外。
5參加者就從他們那里取得或獲得的材料或信息的儲存或其他用途作出的任何選擇應該得到尊重；要知道或不要知道伴隨的研究成果的選擇也應得到尊重；這種選擇對其他研究人員和實驗室具有約束力；這樣，個人、文化和社會的價值就得到尊重。
6對遺傳信息加以保密，保護隱私，防止未經授權地獲得這些信息；應該規定對這些信息加以編碼，確定合理獲得這些信息的程序，以及指定轉讓和保留樣本和信息的政策，并在取樣以前就確定下來；對家庭成員的實際和潛在的利益應給予特殊考慮。
7個人、人群與研究人員之間，以及各規劃之間的協作，住處的獲知和交換不僅對科學進步不可缺少，對所有參加者的目前和未來受益也不可缺乏。應該促進工業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合作和協調；為保證有活力的協作和成果的比較，采取整合方法和條件的標準化是不可缺少的。
8應該禁止通過給個人參加者、家庭和人群補償而進行不正當的引誘；然而，這種禁止不包括與個人、家庭、團體或人群的協議，這些涉及技術轉讓、為當地人提供訓練、合資提供醫療保健或住處基礎設施、報銷費用，或可能利用一定百分比的專利權稅用于人道主義目的。
為實施上述建議，對任何一個項目的審查、監督和監測是不可缺少的，除此之外，遵守所在國的法律是義不容辭的；但對中國進行的一些基因項目的合作，一些國家卻是偷偷地進行，事實上出現了欺騙、剝削、放任和濫用的現象。
對中國來說，基因技術的發展，不僅是一個科學技術的發展能否趕上世界先進水平的問題，還是一個生死攸關的生存和發展問題。從近點來說，基因技術所導致的生物產業的發展，將對中國的經濟發展到來產生巨大的影響。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評價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將越來越不依據“國民生產總值”這個標準，也不再依據“產業結構是否合理”的經濟學標準。現在的標準很簡單，就是你是否擁有最先進的產業。美國在20世紀擁有了最先進的信息技術，于是全世界的經濟就受它控制，它就是最發達的國家；余下的國家，就只能為它提供農業、工業和服務業，即三大傳統產業的產品；一個“視窗系統”，就能夠交換你幾火車，甚至幾十火車的糧食、鋼材，而且可以無限制地交換下去。當今的歷史邏輯就是，誰強占了先進產業的龍頭，誰就強占了世界。本世紀是生物產業的世紀，因而美國人就千方百計推動基因技術的發展。從遠一點來說，基因技術關系到我們的生存，姑且不提經濟空間越來越小，而是我們的生存空間越來越小的問題，單單基因技術運用于軍事的事實，就足以讓我們抽了一口冷氣。
三 基因殖民主義
基因殖民主義，顧名思義是指掠奪其他國家的基因資源，進而達到商業和政治目的的行為，是比侵占土地更為可怕的殖民主義。高科技時代，基因殖民主義主要表現為發達國家憑借自己的科研實力對發展中國家基因資源的掠奪性研究。
在未來歲月，地球上正在收縮變小的基因庫，將成為不斷升值的資產。一些跨國公司和政府，已經開始搜尋“綠色黃金”的新大陸，希望發現將來有市場潛力的微生物、植物
品種和人的稀有遺傳特征，一旦發現所期望的遺傳特征，生物技術公司就可以加以修飾制作，并申請專利以保護他們的新“發明”。現在，美國一些實驗室里的中國人遺傳基因資源也被修飾制作，被保護起來，其資產也正在迅速升值。
就像英國歷史上的圈地運動一樣，一場新的圈地運動——對地球上遺傳資源的私人占有已經如火如荼地開始了。人們將國際上把進化了數百萬年的生物遺傳藍圖轉化為私有知識產權的努力，即代表著500年來商業化歷史的完成，也標志著大自然留下的最后財產歸屬的終結。
許多發達國家的大公司，到發展中國家進行生物勘探，然后通過修飾、制作植物的基因構成等方法，將遺傳資源轉變為可以標價上市的商品。這種不付任何代價的商業性圈占已激起了發展中國家的強烈反對。
2000年1月，美國塞萊拉公司開始了大規模攫取中國基因資源的行動。在中國臺灣，該公司得到了商界的協力支持，計劃投資1億美元，建立臺灣的生物基因資源序列資料庫。在上海，該公司收購了測序公司95%的股份，并公然聲稱，獲得中國富甲天下的植物、動物與人類遺傳資源多樣性，對塞萊拉攫取遺傳信息是至關重要的。
中國人口多、民族多、病種多，基因資源的確稱得上是世界首富。由于各民族在文化背景、生活習慣上的差異，遺傳學上所稱的相對隔離的人群也就最多最“純”；此外，疾病譜特別廣，既有發展中國家高發的傳染病或某些遺傳病，又有因生活方式改變而引起的“富貴病”；因此，中國人群的基因組既是認識人類遺傳多樣性不可多得的材料，也是發現疾病相關基因的源泉。
到中國來攫取遺傳基因，其表現是大肆采集中國人的血樣，而中國百姓并不知道自己的遺傳物質被取走后很快轉變為商品。由于中國國內某些基層醫療機構和其他一些單位對人類基因資源的重要性認識不足，或被眼前的小利所蒙蔽，給了其他國家公司和研究單位可乘之機，中國很多珍貴的疾病家系資料已從各種渠道流向國外，卻從未聽說有人提起知識產權問題。大規模采集中國人基因資源的方式多種多樣，有的以培養人才為名獲取廉價勞動力；有的以提供資金為名，實為出一筆雇傭勞動力的勞務費；有的以合作研究為名，協議上卻寫著專利成果歸外方所有。
如果任此情況一味發展下去而不加改變，在以生物技術為代表的21世紀，中國人就有可能受制于人，甚至付出慘重的代價。假如“非典”的“生化武器說”能夠證實，那么，這就是我們為此而付出的第一筆慘重代價。
第二節 誰敢打開“潘多拉匣子”
一 靜悄悄的謀殺
自1945年人間升起了第一朵核蘑菇云后，人們對核武器的關注超過了對世界上任何一種武器的關注。然而，就在公眾注意力幾乎全集中在核武器上時，有人卻在暗地里加快了研制一種更加可怕的神秘武器——基因武器的步伐。這種基因武器不是用核威力殺傷生靈，但具有近似于或超過核武器的殺傷效果。這種具有一般武器所不具有的殺傷效能和不同于核武器的若干獨特長處的武器，備受一些超級大國的青睞。它像毒蛇猛獸，正悄悄地逼近人類，它帶來的災難將是空前的，它將使未來戰爭更加殘酷，更加復雜多變。
1979年4月3日，蘇聯的斯維爾德洛夫斯克市(今屬俄羅斯)西南部一個生化武器基地發生爆炸，逸出了大量的炭疽桿菌，盡管政府采取了極其嚴密的保護和急救措施，結果仍引起炭疽病流行，死亡1000余人。可見，基因武器的殺傷力是一打一大片，一殺一條線，遺患無窮。
冷戰時期，蘇聯曾將天花病毒裝入核彈頭，一旦蘇美核大戰爆發，這些彈頭將瞄準美國大小城市，直到最后一個美國人在地球上消失。蘇聯曾為此密謀20年，美國竟毫不知情。科學家卡納特詹·阿利別科夫是蘇聯“天花大戰”計劃的總設計師，于1992年變節叛逃到美國。他證實：“在這樣一個特定的戰場上，將會有不計其數的人感染上天花病毒，最后全部痛苦地死去。”
在美蘇冷戰期間的近20年里，蘇聯至少有4種洲際彈道導彈——SS-11、SS-13、SS-17和SS-18——的核彈頭都裝備有“某種特殊”的生化武器！在北極圈附近的蘇聯發射基地，大多數裝有天花病毒的導彈都架在發射井上，隨時可以執行任務。北極的嚴寒能使這些天花病毒存活很長時間。“天花核彈頭”引出了更讓人毛骨悚然的內幕：當時的蘇共中央總書記戈爾巴喬夫1986年2月親自簽署了這個“天花大戰”的計劃！戈爾巴喬夫不僅知道“天花導彈”的存在，甚至親自簽署了蘇共中央政治局文件，允許發展瞄準美國的天花病毒！
蘇聯不僅在北部地區部署了SS-11、SS-13和SS-17等導彈，它的核專家們后來還研發了一種經過冷凍的特殊核彈頭，裝配在更先進的蘇SS-18洲際彈道導彈上。一般來說，核彈頭發射進入大氣層后，由于摩擦生熱會使周圍大氣急劇升溫，而這種經過冷凍處理的核彈頭“能使它載有的生化物質不致受到高溫的破壞”。蘇聯的“天花導彈”對準紐約和芝加哥，一旦爆發天花大戰，后果將不堪設想。如果蘇聯的天花彈頭瞄準美國繁華鬧市，這可能使美國遭受滅頂之災，整個社會將在短時間內徹底崩潰。
天花之所以讓人談之色變，因為這種病毒不僅繁殖很快，能在空氣中以驚人的速度傳播，而且在感染后的短短15—20天內致命率高達30%。更嚴重的是，天花病毒目前是無藥可治的。而當時，最先進入蘇聯天花核彈頭發射目標區的是紐約、芝加哥、西雅圖和波士頓這些全美乃至全世界最繁華的城市！令美國人感到萬幸的是，這場駭人聽聞的“天花大戰”最終沒有爆發，美蘇冷戰也隨著蘇聯解體而結束。一場滅頂之災最終化險為夷。
二 基因技術在軍事上的應用
英國馬爾科姆·丹多教授認為：人們可以寄希望于滅絕種族的特種基因武器永遠不能成為現實，但如果以為造不出這種武器或者說不可能精確命中，那是愚蠢的。
隨著重組基因技術的實現，基因技術顯示出軍事應用的巨大潛在的價值。主要表現在重組基因技術能容易地把一些非致病的有機體改造為劇毒的使敵方毫無所知的生物戰劑；另一方面重組基因技術能輕易地克服過去傳統生物戰劑不易儲藏和戰時應用不穩定等的缺陷
。而正是由于這些潛在的價值，一些國家的軍界對基因技術研究給予了極大的關注，便置1972年各國締約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約》于不顧，競相投入大量的經費和人力研究基因武器。美國作家查爾斯·皮勒在《基因戰爭》一書中透露，西方一些國家已制定了研制其基因武器的計劃，這些國家以研制疫苗為名進行著危險的傳染病和微生物研究。
美國最早注意到重組基因技術在軍事應用的價值。20世紀70年代末，重組基因技術方興未艾，美國人就提出如果生物戰軍備競賽重新開始的話，首先考慮的是重組基因技術，所以美國國防部不惜重金資助。1990年到1993年，美國國防部每年投資1億美元，1994年到1996年每年再遞增500萬美元。這是美國少有的幾項每年投資超過1億美金的關鍵技術之一。美國專門從事生物戰、科學與國防事務的皮特爾調查發現，在國防部的研究課題中，有329個項目直接與生物技術有關，其中軍內有143項，與外單位合作研究的有186項，采用重組基因技術研究的有126項。在329項中有6項可能涉及進攻性生物武器的研究，包括缺乏疫苗、不易診斷的生物戰劑，用基因工程增毒的毒素生物戰劑、抗菌性生物戰劑，增加毒素產量能力等等。
2000年人類第一個基因組草圖完成以后，世界各國對生物和基因工程研究的關注再次升溫，美、英、德、日等國紛紛加大了對基因工程的投資。美國政府2000年用于生物工程研究的經費為20億美元。
基因武器產量極高而生產規模小，沒有輻射而難以檢測；沒有煙火卻殺人于無形；沒有特殊傷口而極難及時救治；沒有特殊標記而極難隔離。而且，基因武器、基因細菌可能在未來所有的基因食品廠或化工廠只要稍微改一下配方都有能力生產出來，無疑，這樣的工廠很難被發現。
三 美國對這次“非典”的應急措施
與此同時，美國也在積極研究對基因武器的防護。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對生物戰劑防護措施的研究工作，并研制出多種預防生物武器侵襲的疫苗。1997年，美國國防部長科恩下令，自當年起，所有美國現役軍人和后備役軍人必須按規定接種生物戰劑防護疫苗，并于2003年前全部接種完畢。1998年4月，美國總統克林頓主持會議，討論有關基因工程和生物技術發展與軍事的關聯。同年5月，克林頓下令加強防生化戰疫苗和抗生素的儲備，以應付可能發生的生物戰。2000年1月，美國國防部對核生化防護戰略進行調整，提出建立防護大規模
殺傷性武器兵種聯合計劃，改進武器系統聯合作戰能力，提高非傳統作戰能力，提高非傳統作戰模式的認識，調整防護裝備的研制開發、采辦、經費投入、計劃和人員部署。1999—2003年美國投資了46億美元用于化學生物戰。
這次“非典”瘟疫的襲擊，美國僅有不超過80名已經確診為感染“非典”的患者，但無死亡紀錄。在與美國相鄰的加拿大多倫多地區發現100多名患者和16人死亡后，人們不禁要問，人口流動如此頻繁的美國，迄今為止能幸免于大難，是一種必然的結果還是僅僅因為幸運？如果說健全的醫療衛生制度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為什么醫療體制一點都不比美國差的加拿大不能幸免？環境因素和先進的防范措施是否可以杜絕病源？
美國紅十字會國際部高級技術顧問格拉保爾斯醫生認為：“一個國家是否會產生危險的傳染病，和這個國家的醫療體制沒有什么關系，因為誰都無法預料病毒在什么地方和在什么時候開始傳播。”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主任格爾貝丁表示：“我們尚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讓美國如此幸運，但我們一直都保持著高度警惕，并不以為美國很安全。”
對于這些問題，加上“非典”的不可知性，美國醫學界人士眾說紛紜。但是，專家們普遍肯定的是，美國對“非典”病毒的反應極為迅速，從一開始便采取了主動出擊的辦法；但主要的是美國花了兩年多時間發展起來的對付化學生物武器恐怖襲擊的設施，已經開始發揮作用，也就是說美國對一些病毒的防治研究使美國事先就做到了有備無患，明顯提前遏制了病源的擴展。
當“非典”出現在中國時，美國的態度是極其冷漠，但美國自己卻迅速啟動了應急措施，仿佛美國對“非典”病毒很了解。比如，美國在亞洲“非典”危機剛一爆發就迅速作出反應，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于3月15日緊急向全美醫院和醫生發出“非典”警告與防治指導方案，并向美國各地區衛生部門發出了加強對“非典”監控的工作指導守則。政府衛生官員每周至少舉行一到兩次電話新聞發布會，向公眾通報全球和美國的“非典”疫情及防治進展；各大媒體網站也可直通該中心的網址，網上不僅公開“非典”病毒最新情況，并以問答方式向公眾解疑。在這個中心的網上還分門別類對炭疽、天花等病毒進行詳細通報，透明度極高。
全美各大醫院的急診室到處張貼著醒目的標語，要求曾經前往“非典”感染地區和患有呼吸道疾病的人們帶上防病毒口罩。一些出現發燒、咳嗽等癥狀的病人更是被防護嚴密的公共衛生人員緊急送入隔離室。美國健康控制和預防中心還建議“非典”病人的家屬也戴上手套和防護面罩，頻繁洗手，并且要避免與患者同床、共用洗漱用品等。
即使美國病例較少，面對一天天侵入世界各個角落的“非典”病毒，普通的美國人也開始坐立不安，尤其是接近多倫多的美國東北部地區的居民，對于“非典”病毒越發地緊張起來。全美各大醫院的醫生護士對到急診室就診的病人的警惕進一步升級。為了第一時間隔離帶有“非典”病毒的病人，他們攔住病人檢查他們是否顯露出發燒、咳嗽等端倪，還上前盤問病人的親戚朋友的旅行情況，任何人只要稍稍被懷疑有帶病毒的可能，就會被立即送入一間裝有通風設備的隔離房，與外界徹底分離，接近他的醫護人員也必須穿上隔離服，戴上手套、面罩和防護眼鏡才能進入。
美國人口流動頻繁，每天都有眾多的旅客穿梭于美國和世界各地之間，美國各大機場更成了病源散播的危險之地。為控制游客從外面帶入美國的傳染源，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在洛杉磯等地的8個國際機場建立了隔離中心。一旦某架飛機上發現有可疑的“非典”病人，隔離中心的官員可以直接到飛機上去鑒定病人是否具有SARS癥狀；如果任何一架飛機上的乘客感到不適，訓練有素的飛行員會立刻通知距離飛機最近的隔離中心，官員們獲悉消息后會在第一時間趕到事發飛機所處位置，快速處理疫情。
4月4日，布什簽署總統令，賦予醫療衛生工作人員隔離嫌疑病毒攜帶者的權力，如果一個體格健康尚無病兆的人被懷疑帶有“非典”病毒，隔離中心工作人員可隨時將他帶走。
從3月中旬開始，每一個前往亞洲國家或從這些國家返回的旅客都收到了一張黃色的健康警告卡，卡片上印有英文、簡體中文、繁體中文、日文、朝鮮文、越南文等多種文字，警告每一個國際旅客，他們有可能曾將自己暴露于“非典”病毒之下，旅客應在旅行后10天內悉心觀察自己的健康狀況，比如說每天至少兩次測試自己的體溫等，如果有發燒、咳嗽和呼吸困難等癥狀應立即就醫。卡片上還印有相關的電話號碼以及醫生的建議等。
上述美國防治“非典”的經驗被全世界采用，中國也照搬了這個模式。由于在美國“非典”爆發的時機正逢感冒流行季節，美國每年有大量患有流感的病人，卻很少染上這種可怕的“非典”病癥，而且美國的醫務人員受“非典”傳染的也很少，這說明了美國人對“非典”病毒屬于不易感人群，至少“非典”病毒不會置美國人于死地；另一方面，美國對各種病毒的研究極其深入，而且摸索了一整套防止各種病毒侵襲的方法和措施。也就是說今后世界上出現任何一種自然的或者人為的病毒，對美國都無妨或無大妨，因為，美國即掌握了研制病毒的矛，又掌握了防治病毒的盾。
四 人類將毀滅在自己手里
2000年夏天，在中國北京舉行的一次生物技術研討會上，專家們對基因成為武器表示了擔憂。一些專家認為，以人類目前所掌握的基因技術，完全可能以遺傳工程手段，將艾滋病病毒改造成易傳播的病毒，如利用人類抵抗力較弱的肝炎病毒和感冒病毒，培育出“雜種病毒”。不料3年后的今天，被俄羅斯一些生物專家稱為混合病毒的“非典”降臨在中國大地。
位于美國馬里蘭州的美國軍事醫學研究所，其實就是基因武器研究中心，那里的研究人員已經研制了一些具有實用價值的基因武器。他們在普通釀酒菌中接入一種在非洲和中東引起可怕的裂各熱細菌的基因，從而使釀酒菌可以傳播裂各熱病。另外，據說美國已完成了把具有抗四環素作用的大腸桿菌遺傳基因與具有抗青霉素作用的金色葡萄球菌的基因拼接，再把拼接的分子引入大腸桿菌中，培養出具有抗上述兩種抗菌素的新大腸桿菌。
據英國國防部透露，英政府管轄下的化學及生物防疫中心的科學家正運用基因工程技術做深入研究，就基因殺人“蟲”發展的可能性進行實驗；雖然英國政府對于基因殺人“蟲”的研究秘而不談，但英國報章指出政府秘密進行這項研究至少已有5年了。
俄羅斯被認為擁有世界上最大的生物武器和化學武器儲備，也是世界上核武器儲備最多的國家。據蘇聯細菌戰研究部門叛逃者詹·阿利別科夫博士說，俄羅斯目前有4個從事基因類生物武器研究的主要試驗室。俄羅斯也早就著手研究劇毒的眼鏡蛇毒素基因與流感病毒基因的拼接，試圖培育出具有眼鏡蛇毒素的新流感病毒，它能使人既出現流感癥狀，又出現蛇毒中毒癥狀，導致患者癱瘓和死亡。
2001年，澳大利亞的科學家在研究一種以基因為基礎的避孕藥，以控制該國的鼠害。但在此過程中，他們無意中制造出一種罕見致命的鼠痘病毒變種，這個病毒變種同人體天花病毒有關。
目前世界上有十多個國家在研究基因武器，其一，許多國家都在絕密的狀態下進行新的分子生物技術實驗；其二，1972年簽訂的《禁止生化武器公約》，沒有對公約履行情況的檢查機制做出規定。因此，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共同向全球發出強烈呼吁，各國政府有必要采取緊急措施，以制止基因武器的研制與擴散。人類千萬不能打開基因武器這只“潘多拉匣子”，基因武器一旦問世，人類將面臨巨大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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