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主義為什么會自我崩潰，作者：中谷巖，出版社：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時間：    2010-7，定價：￥35.0

本書的作者是誰？

一位堅定的新自由主義者——中谷巖，三菱UFJ研究咨詢股份公司董事長，多摩大學教授，多摩大學文藝復興中心主任，多摩大學前校長，一橋大學名譽教授。

這是一位堅定的新自由主義者的懺悔書，是對全球化的反思，也是對歐美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反思。

中谷坦言，“日本套用基于美國個人主義價值觀形成的新自由主義思想推進改革，結果導致日本喪失優良傳統和產業競爭力，日本社會開始分裂。我要坦率地寫下自己的觀察。”過去相信資源分配應該盡可能交給反映個人自由意志的“市場”，“國家”應該盡可能回避介入“市場”。

世界經濟進入蕭條局面。要結束這種混亂，恐怕需要幾年的調整。

但是，還存在更本質性的問題。那就是，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本質是什么？只要沒有明確理解這個問題，我們將來必定還會多少次地犯與這次同樣的錯誤。

全球化資本主義是給世界經濟帶來活力的招牌，同時也是造成世界經濟的不穩定化、貧富差距擴大、地球環境被破壞等，給人類社會帶來“負的效果”的主犯。全球化資本越是獲得“自由”，就會越發助長這種傾向。

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應該給全球化資本這個“巨獸”以更大的自由呢？還是應該對它的行動給以一定的限制呢？

自然，新自由主義勢力會要求更大的“自由”。因為，全球化資本是擴大自身的最大的營養源。但是，到手更多的“自由”的人，會正是因為那些“自由”而毀滅自身。最終，不受規律限制的“自由”的擴大，會造成資本主義的自我毀滅。

曾經一時，風靡日本的“沒有改革便沒有增長”的口號，使財政投資融資制度，取得巨大成果，而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的過度，也帶來日本社會的劣化。比如，這二十年中“貧困率”的急劇上升，給日本社會帶來各種各樣的扭曲。或許，救急難民、異常犯罪的增加，也可以算入其“負的效果”吧。

“改革”是必要的。但如果改革不能使人們幸福，便沒有意義。使人“孤立”的改革有負于改革的名稱。

中文版序

拙著《資本主義為什么會自我崩潰》的中文版將與中國讀者見面，我從內心感到高興。

或許有讀者會認為書名未免顯得過于“急切”，因為資本主義尚未“自我崩潰”。但是，世界資本主義已經開始暴露種種矛盾，這是基本事實。

如果投機活動驅使資本在全球范圍內繼續自由移動，國際金融市場的動蕩必將加劇。其結果，就是造成我們記憶猶新的“雷曼沖擊”。

地球環境問題也還在加劇。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為目的的企業，它們想盡量不負擔保護環境所需的成本。

另一個問題是收入差距的擴大。由于全球化，市場擴大，商業機會明顯增多。結果，全球市場中能夠充分發揮競爭能力的企業和個人，可以創造多于以往的龐大利益，會增加收入；而其他企業和個人在競爭壓力下，則利益受擠壓，收入減少，有人或許還會蒙受失業的痛苦。

再有一點就是出現社會冷漠現象。資本主義把人的勞動商品化，使得人們構建人與人相互幫助的和諧溫馨的社會的動機變得淡薄。人們不再是在溫暖的共同體中相互幫攜著生活，而是被利己主義糾纏，認為只要自己富裕就好。結果社會變得不再安定，人際關系也變差。

如果資本主義不能解決這些矛盾，今后的世界將會變成什么樣子？可以想見，那樣會有一部分人變得富有，但同時上述“市場動蕩加劇”、“地球環境惡化”、“收入差距擴大”和“社會冷漠”問題將更加嚴重，并覆蓋整個世界。這種狀況不可能永遠持續下去。世界遲早必將面對這些矛盾。

我相信，中國人民對解決這些問題將會作出非常多的貢獻。因為，中國如今即將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并且扮演著推動世界經濟“復蘇引擎”的角色。毫不過分地說，中國的想法、中國的行動，將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今后的世界經濟動向。

很明顯，一味推行這兩百年間支配世界的歐美式價值觀，已經不能解決世界的問題。如何抑制全球化資本的投機活動？為了保護地球環境必須做什么？有什么辦法可以消除地球整體的貧困，實現“和諧社會”？怎么做才能阻止社會的冷漠，實現人們能夠安心生活的富裕社會？對于這些問題，如果中國提出根本性的解決辦法，世界一定會深表歡迎。這對于中國的長期發展來說，也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我相信，中國人民不久一定會給我們提出極佳的解決方案。在中國人民思考以上問題時，如果這本書能夠為大家提供一點參考，我將不勝榮幸。

中谷 巖

2010年2月12日

前言

世界經濟進入了大蕭條局面。要結束這種混亂，恐怕需要用幾年的時間來調整。

但是，還有更本質的問題存在。那就是，“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本質到底是什么？”因為，如果不搞清楚這個問題，我們將來必定還會無數次地重復同樣的錯誤。

全球化資本主義是給世界經濟帶來活力的王牌，同時也是給人類社會帶來“負面效果”的罪魁禍首。它使得世界經濟不穩定，貧富差距擴大，地球環境被破壞。全球化資本越是獲得“自由”，就越發會助長這種傾向。

21世紀的世界，應該給全球化資本以更大的自由呢，還是對它的行動給予一定的限制呢？

自然，新自由主義勢力會要求更多的“自由”。因為，資本的全球化是它發展自身的最大的營養源。但是，獲得更多“自由”的人，也會因那些“自由”而毀滅自己。最終，“自由”無限制的擴大，會造成資本主義的自我崩潰。

曾經一度風靡日本的“沒有改革便沒有經濟增長”的口號，改變了日本財政投資融資制度，取得了巨大成果。但另一方面，新自由主義的過激發展，也造成了日本社會形勢的惡化。比如，這20年中“貧困率”的急劇上升，就使日本社會產生了各種各樣的扭曲。或許，需急救的醫療難民和異常犯罪的增加，也可以算作其“負面效果”吧。

“改革”是必要的，但如果那些改革不能給人們帶來幸福，便沒有意義。使人“孤立”的改革有負于改革之名。

我也曾經充當過“改革”的左膀右臂。在這個意義上，本書可以說是充滿自誡之念而寫的“懺悔錄”。或許我的懺悔還不夠，但迫于世界情勢的緊迫，我不能再沉默。因此，這次我下定決心，將我不成熟的想法寫進這本書敬獻給讀者，務必懇請大家批評指正。

本書能夠付梓出版，首先我要感謝集英社國際的前董事長島地勝彥先生。他在就任該出版社董事長后，最先出版的書就是我的《痛快！經濟學》（1999）。幸運的是，這本書成了暢銷書。與《痛快！經濟學》是島地先生出版的第一本書相反的是，《資本主義為什么會自我崩潰》成為島地社長推出的最后一本書。這或許就是緣分。在此，我要向島地先生表示深深的謝意。總之，在多重意義上，島地先生是培養了我的恩人。

如果說本書還值得一讀的話，多數功勞都仰仗了該出版社的著名編輯佐藤真先生。本書的內容，我與佐藤先生前后反復進行了十幾次徹底的討論。他提出的各種理性建議,他廣博的學識和銳利的問題意識，在我看來，多次幫助我增加了本書內容的縱深度。在這個意義上，幾乎可以說，本書是我與佐藤先生的合作成果。

當然，為本書的完成而盡力的人還有很多，不勝枚舉。我到了這個年紀，還能夠對經濟學以外的歷史、宗教、文化、哲學等“知識的世界”投入巨大的興趣，其直接的契機是我參與的多摩大學“40歲CEO培養講座”，我擔任“私塾頭領”。開設這個講座的動機是出于我們的一個信念。我們認為，要使未來的企業干部能夠作為日本的上層人物活躍在全球化舞臺上，在單純的商務才干之外需要具備對歷史和世界的全局意識以及對人性的認識。可以說雖是“私塾”，但實際上通過在那里進行的“智慧博弈”，我獲得了無數的切磋成果，盡管還不成熟，但我暗自期待著它凝縮、顯現在本書的每一個角落。

從這一點上講，我找不到更好的語言來感謝和我一起參與了七年講座的伙伴：以吹野博志、米倉誠一郎、小川尚登、岐部一誠、龍澤弘和、乾文子、中村真理各位先生為首的眾多的有關人員。另外，全面配合我的工作、在各自領域鉆研的該講座的講師們，特別是野中郁次郎、松岡正剛、山內昌之、中西輝政、安田喜憲、渡邊利夫、三枝匡、川勝平太、巖井克人、北川正恭、中川健一、野田智義、河合隼雄（故）、楠木建、小室直樹、伊東俊太郎、岡崎久彥、山折哲雄、山崎正和、豬木武德、佐藤優、吉田敦彥、小川和久、藤本隆弘、橋本大三郎、大楠泰治、末吉竹二郎、吳善花各位先生，我要衷心感謝他們。我從諸位先生深厚的學術造詣和深刻的洞察力中，受到了莫大的知性啟發。我還要感謝一直派遣聽課生來的企業贊助者。七年當中，我通過“智慧博弈”，從175名40歲左右的“年輕”聽講生那里也得到了啟發。在此表示感謝。

最后，我要感謝三菱UFJ調查咨詢股份公司以及多摩大學給了我良好的研究環境。三菱UFJ調查咨詢股份公司主任研究員塚田裕昭先生，在數據的整理、發掘方面，給了我很大幫助。該公司秘書山本美津子女士，為了讓我能夠專心寫作本書，花費了很多心思。

包括以各種形式支持我的家人、朋友在內，我想向所有的人表示由衷的謝意。

中谷 巖

2008年11月14日

寫于久違的秋高氣爽的東京

內容簡介

本書是一本反思歐美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想的著作。作者通過對資本主義全球化和市場原理實質的揭露和批判，以及對日本社會過去和現在的對比分析，指出新自由主義的無限擴張，在給世界經濟帶來增長的同時，也讓世界蒙受了巨大災難，而資本主義全球化具有的本質性的缺陷，必然會破壞社會和諧關系、導致貧富差距擴大并加速地球環境污染。因此必須用全新的眼光來檢視現代經濟學以及資本主義全球化，在推進經濟發展的同時，要兼顧傳統價值、文化習俗、生態環境等的保護和維持，只有物質建設和精神建設同步進行，才能創造一個健全的社會。

作者簡介

中谷巖，三菱UFJ研究咨詢股份公司董事長，多摩大學教授，多摩大學文藝復興中心主任，多摩大學前校長，一橋大學名譽教授。

1942年大阪出生，1965年一橋大學經濟學部畢業。曾在日產汽車工作，后赴哈佛大學留學。1973年獲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PhD），后任該大學研究員。經過大阪大學教授等之后，就任一橋大學教授。

歷任細川內閣“經濟改革研究會”委員、小淵內閣“經濟戰略會議”代理議長。1999年，任索尼股份公司董事。2003年至2005年，任索尼公司董事會議長。

代表作：《宏觀經濟學入門》、《痛快！ 經濟學》、《日本經濟的歷史性轉折》等。

　目錄

前　言………1

序　章　別了，“全球化資本主義”！……………1

美國的富裕已經變質………1

頹廢的美國經濟……………2

全球化資本主義這個怪獸…4

我曾是“結構改革”的急先鋒…………………5

“中產社會日本”的消失…6

失去了安全感和安心感……7

潘多拉的盒子打開了………9

資本主義如何破壞環境……11

日本人對“結構改革”的幻滅…………………12

我的懺悔和轉向……………13

第一章　我為什么“轉向”？…15

我的“美國經歷”…………15

大相徑庭的日美學術風氣…16

成為“美國迷”……………18

富裕的美國是“大壓縮”的產物………………20

差距擴大、中產階層消失、醫療福利后退……21

政府介入創造了“富裕的美國”………………23

美國的“日本式經營”……24

被成見欺騙…………………25

凱恩斯主義經濟的衰退、新自由主義春天的到來…………………26

日本學生對市場原理“教義”的疑惑…………28

作為改革派的急先鋒………30

“結構改革”使日本人幸福了嗎？……………32

民主這件“隱身衣”………33

民主與近代經濟學皆為精英統治的“工具”…34

作為日本人重新探討“全球化資本主義”……37

第二章　全球化資本主義為什么產生貧富差距……40

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恩惠”40

謳歌人間盛世的世界經濟…41

無暇顧及的全球化資本主義的副作用…………42

果真是“市場失敗”嗎？…44

收益遞增型產業拉動景氣…45

被次貸欺騙的人們…………46

“杠桿經營”崩潰的歷程…47

會發生貸款緊縮嗎？………48

美國“金融立國”戰略的失敗…………………50

貧富差距擴大的社會………51

“生產與消費分離”造成的差距………………53

生活不穩定勞動者的登場…54

資本主義的原動力是什么？57

“完全信息”這個假定……58

外行人不可能靠股票賺錢…59

信息的完全性——不可能！61

福利經濟學的兩個定理……62

經濟學假定的“社會公正”之欺騙性…………63

全球化資本主義破壞地球環境…………………65

作為統治工具的新自由主義66

第三章　作為“撒旦的磨坊”的市場社會…………69

資本主義果真使人幸福嗎？69

為什么他們的臉上洋溢著滿足感？……………70

貧困但人心沒有荒蕪的社會71

古巴醫療的成功……………73

人是社會性動物……………74

家庭醫生制度構建的“社會紐帶”……………76

以醫療立國為目標的古巴…77

不丹的理念——提倡“國民幸福總值”………78

經濟學無法保護自然和社會傳統的原因………79

選擇與仙鶴共存，而不是生活的富裕…………81

亞洲最幸福的國家…………82

資本主義破壞“人與社會的聯系”……………84

波蘭尼對資本主義的激烈批判…………………85

為什么市場經濟使人不幸？87

“勞動力商品化”是問題的開端………………88

資本主義造成貧困的原因…89

土地是誰的？………………91

土地私有化破壞了傳統社會和環境……………92

愚蠢的金錢游戲……………93

不丹和古巴的“幸福感”…95

“一戰”給歐洲人造成的沖擊…………………96

“市場經濟不能創造和平與自由”……………97

波蘭尼的警告為什么被遺忘了？………………98

第四章　作為宗教國家、理念國家的美國…………101

美國社會的變質……………101

“托克維爾的美國”消失了102

4700萬未參保者……………103

責任自負社會的悲慘現實…105

潮流的變化…………………106

美國式資本主義潛在的暴力性…………………107

多極化的世界………………108

排除特殊性的美國邏輯……109

美國人為什么成為市場原理的信徒？…………111

歐洲人為什么不相信理性？112

美國十字軍精神的起源……113

宗教國家美國的創建者……114

所謂“美國的成功是上帝的約定”理論………115

美國為什么時而陷入門羅主義？………………116

殺戮原住民是《舊約全書》的再現嗎？………118

作為圣戰的南北戰爭………119

未開拓地創造出的個人主義120

宗教信念的西進……………121

美國西進運動終于碰壁……122

大轉型時期——美國走向何方？………………123

奧巴馬總統治理下的美國…124

第五章　“一神教思想”為什么破壞大自然………127

世界最初的“人造國家”——美國……………127

美國經濟控制世界的理由…128

新自由主義并非“普適原理”…………………130

美國式新自由主義已經走到了極限……………131

為了從“滅亡的深淵”中拯救人類……………132

“蛇與十字架”的秘密……133

“殺死美杜莎”的意義……135

一神教認為“自然是征服的對象”……………136

為什么日本人能與自然和諧共存？……………138

融合了神道與佛教的日本人140

本地垂跡說與“日本式自然哲學”的確立……142

西行與芭蕉之所以被當做圣人景仰……………143

世界史上例外的“獨一國家”、“獨一文明”145

彌生人沒有征服繩文人……146

沾滿鮮血的希臘神靈………148

日本以獨特的“讓國”方式實現統一…………149

繩文文化與彌生文化融合的原因………………151

繩文時代一萬年歷史的秘密152

敬畏自然的日本人和征服自然的歐美人………153

日本文化對解決環境問題的貢獻………………155

第六章　把日本的“安心感和安全感”輸送給世界157

日本人與古羅馬人的共同點157

外國人驚嘆幕末和明治時期的“安心感和安全感”………………158

緣于島國的長期互惠戰略…159

奠定戰后日本經濟大國地位的“談合”、“系列”的秘密………160

協商生產思想打造日本汽車王國………………161

美國汽車業為什么敗給了日本？………………163

長期信任關系才是力量……165

“日本人沒有戰略”是謊言166

檸檬市場是什么？…………167

信息不對稱產生的不信任結構…………………168

信用才是社會資本…………169

與武士道抗衡的江戶的商人道…………………171

石門心學中的商業與社會貢獻…………………173

中國人為什么不能理解日本式雇傭制度？……174

美國式戰略與日本式戰略…176

不為日本人所知的“階級社會”的真實………177

孔子講述的“統治者理論”178

江戶時代的日本果真是等級社會嗎？…………179

罕見的“均質性”正是日本近代化的關鍵……181

勞動是“神事”的古代日本183

階級思想在當今歐美社會的生命力……………184

歐美企業為什么難以培養出“現場主義”……186

日本人的平等意識為什么發達？………………187

思考“中空結構”的功與過188

把日本的價值觀輸送給世界188

第七章　對日本振興的提議……191

淪為“貧困大國”的日本…191

令人震撼的OECD報告………192

“二次分配后”的世界第二惡國：日本………194

讓人震驚的單親家庭的貧困率…………………195

瀕臨險境的“全民保險制度”…………………196

從基尼系數看日本的不平等198

悄然擴大的貧富差距………199

日本的國際競爭力為什么下降？………………201

雇傭改革破壞了日本社會的“安心感和安全感”…………………203

日本失去了“信用第一”…205

為日本人“量身定做”的經營方式……………206

北歐的經濟為什么呈現活力？…………………208

真正的“改革”是什么？…210

稅制改革應該怎么做？……211

將基礎年金改為稅收方式…212

消除消費稅“缺點”的策略213

為什么提出“基本收入”的設想………………215

“用現金進行收入二次分配”的局限…………216

“大政府”也能搞活經濟…218

“國家”救不了社會………220

“被社會支撐著”的真實感受之必要…………221

地方分權才是日本經濟振興的關鍵……………222

日本在世界上引以為豪的優秀品質……………224

環境立國的緊迫性與必要性226

政策范式的大轉換不可或缺227

末　章　給“怪獸”套上鎖鏈…229

怪獸造成的“三個創傷”…229

金融危機為什么頻繁發生？230

鑄幣稅的誘惑………………231

貧富差距與環境破壞問題的本質………………233

禁果……234

資本主義將因“自由”而自我崩潰……………235

“相互承認”的思想………237

人的欲望喚醒怪獸…………238

譯后記………239

書摘——

第一章 我為什么“轉向”

成為“美國迷”

在這樣的環境中，我一頭扎進美國市場主義的世界觀中。不，用“一頭扎進”來表述還不夠準確，是成了“美國迷”！

“癡迷”，意味著失去客觀的眼光和批判的能力，無疑是輕率的行為；但另一方面，因為相信“這個絕對好”，所以學習起來效率很高。因為“癡迷”，所以崇拜對方，不持疑義，能無條件地朝著“吸收”邁進。

我之所以癡迷于美國經濟學，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我親身體驗到了美國的“富裕”。前面我也寫到了，對于來自日本的窮留學生，美國社會物質上的富有和人們精神上的寬厚，讓我產生了一種仿佛看到了烏托邦的感覺。不僅美國人，或許大家都一樣，當人們感到自己處于絕對優勢的時候，就會變得寬宏大量。當時美國人對日本人的態度，從這層意義上講，確實非常寬厚。

盡管如此，20世紀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富有的美國社會實際上也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

當時，圍繞著深陷泥潭之中的越南戰爭以及黑人民權問題，發生了所謂的“年輕人的反叛”。美國的大學也和日本一樣，正處于以反對越南戰爭為中心的校園紛爭之中。校園內，嬉皮士打扮的學生闊步而行，鮑勃?迪倫的《在風中飄蕩》、瓊?貝茲的反戰歌曲都很流行。

但是在我看來，這些騷動的氣氛與其說是社會混亂，毋寧把它們看做是美國真摯理性的反映，甚至有一種新鮮感（當然，大學周邊的保守當權派，對這些學生的反叛皺眉）。當然，學生時而也有越軌行為，但從社會整體來看，我并沒有感受到美國的“黑暗”面。造成這種印象的一個很大的原因是，美國有生活富裕并持有健全價值觀的中產階層，他們表現出穩重的優越感，坐鎮于美國社會的核心。

這個時期美國工薪族的典型生活就像下面所描述的。無論多忙，他們都要在傍晚5點離開公司，照直回到郊外寬敞的家，然后，到晚餐為止把時間花在修剪自家花園的花草上，這時你會看到花園里的灑水器噴著耀眼的水花。女主人則在設有自動洗碗機的嶄新的廚房里愉快地準備晚餐。年幼的孩子們圍著她打鬧玩耍，大型愛犬隨意地趴在柔軟的地毯上看著他們。晚上則是全家一起看電視，輕松地度過。到周末，一家人驅車去郊外兜風，或吃野外燒烤或參加社區、教會舉辦的活動 這樣的生活方式，讓我看到的不單純是物質的豐富，還看到了人們健全的和積極向上的精神、珍惜家庭和社區氛圍的態度。

目睹這樣的美國，年輕的我覺得“還是哈佛學的美國式經濟學才是正確的”。有這樣的想法，當然無可非議。在美國生活的那段時間，我看到的日本是一個被集團公司、終身雇傭制和政官商的鐵三角這些既得權益的大網五花大綁的封閉社會，一個被美國經濟學最重視的市場原理完全沒有發揮作用的“前近代社會”。

于是我天真地認定，如果日本也能像美國那樣進行自由經濟活動，轉變成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社會，就能變得像美國人那樣富裕、幸福。于是，一個醉心于市場主義經濟學的激進“改革派”，就這樣形成了。

這就是我成為美國迷、激進“改革派”的經歷。但是，我想，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在富布賴特體制下留美的多數日本學生，其經歷應該與我大致相同，他們也都在其他領域成為我這樣的“美國迷”。

從美國來講，它是抱有明確的打算的。美國希望通過給世界上的年輕學生和知識分子提供資金，來增加“美國迷”。從長遠的眼光看，這關系到美國的國家安全。因此，眾多有過留美經歷的年輕人都成了親美派。從某種意義上講，這是無法阻止的。

被成見欺騙

通過以上考察會發現，我們曾經以為“美國是自由競爭的國家，是講究責任自負的國家，所以成為世界第一富的國家”，這實際上只說對了一半。因為，如果讓經濟活動一味地自由競爭，貧富差距將會擴大，社會穩定將會受損，最終，將不可能創造出一個富裕的社會。所以，為了創造社會整體的“富裕”，需要政府“適當地”介入。

然而關于這一點，正如不久前我還抱著誤解一樣，美國人自己也誤解了。他們多數人相信一個神話，那就是：戰后美國經濟的發展，是因為美國是一個自由的國家，人人都有成功的機會，是能夠實現“美國夢”的國家。

這個“美國夢”的神話，現在還有許多人相信。因為美國時而就有比爾?蓋茨、泰格?伍茲那樣的大成功者出現。由于出現了他們那樣耀眼的成功者，于是人們就夢想：“或許我也能行！”于是人們從世界各地聚集到美國。

但是，這些人絕大多數淪為失敗者，以被迫過上悲慘的生活而告終。美國社會的厲害之處，大概就在于它能持續地讓人看到：盡管幾率極小，但出奇的成功者層出不窮。但是，僅憑著這種萬分之一的“美國夢”，不能使美國成為真正富裕的國家。

成見是可怕的。看過實際數據，我們會發現，即使眾人都清楚的事情，也會因為“美國是自由國家”這種既有觀念，使得即使是專家也誤以為“因為美國是自由國家，所以能有今天的發展”，于是變得看不見事實。

但是，美國人引以為豪的富裕，特別是戰后美國的富裕，除了是自由經濟活動的成果，也是政府積極參與經濟、采取適當的社會福利政策、實行適當的二次分配政策的結果。再有就是，美國也與日本一樣形成了勞資協調關系，社會才得以安定。

任何事情都需要有一個適當的平衡。戰后，在凱恩斯經濟政策支持下實行的政府干預，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后，終于出現了問題。

這是怎么回事呢？原來，凱恩斯經濟學主張穩定景氣是政府的工作，既然是這樣，那么在景氣好的時候，政府就不應該介入，而應轉到觀望的立場上去。如果景氣變得過熱，則必須采取緊縮政策。

然而，事實并非如此。因為，雖然景氣過熱，但為了收買選民，不僅不實行“緊縮”，議員們還要拋出人人都樂意見到的推進公共事業和福利政策的計劃。對議員們來說，凱恩斯經濟學成為他們最方便實用的理論支柱。

這樣一來，凱恩斯經濟學“控制過熱”的功能就失效了。相反，還進一步造成了景氣過熱以及公共部門的膨脹，產生了許多副作用。實際上，美國經濟由于“過熱”而染上了通貨膨脹、財政赤字巨大、公共部門機構臃腫等一系列“發達國家病”。

1964年的總統大選中，獲得了“徹底勝利”的林登?約翰遜總統，憑借著民主黨占議會壓倒性多數的優勢，相繼推出了一系列社會改革立法，以期實現“偉大的社會”。他的舉措，被評價為羅斯福新政以來劃時代的功績。

然而，正是在約翰遜執政時期，對外，越南戰爭逐步升級，戰爭費用急速增大；對內，高齡者醫療補助制度等福利政策實施范圍擴大，美國的財政赤字越發趨向嚴重。之后，又落井下石般地發生了石油危機，因此，通貨膨脹愈演愈烈。結果，進入70年代后半葉，指責“大政府”的勢頭漸漸高漲起來。

隨后，70年代后半葉美國經濟學的主流就從凱恩斯經濟學和新古典綜合派，轉向以“小政府”、“市場原理”、“責任自負”為中心的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學派。

貨幣主義和理性預期學派的思想，概括起來說就是，凱恩斯形式的經濟政策不僅起不到作用，反而是有害的，它會使公共部門機構臃腫，喪失經濟活力。這種思想在美國逐漸占據主導地位，終于在1981年誕生了里根政權。

如此看來，美國歷史也是循環著走過來的。先是因為收入差距“大壓縮”和擴充社會福利政策，創造了戰后美國的富裕；然后又因為它超過了限度，導致標榜“小政府”的里根經濟政策登場，使美國再次退回到戰前的那種等級社會。

這樣，如果從稍長時間段的視角來觀察歷史，線條就會非常簡單明快，我們就可以知道，并不是追求自由放任政策才使美國社會安定并創造出了“富裕社會”。但如果很近視眼地看待這一切，就不能準確地讀懂其中的奧妙。

根據最新的研究，我們能夠確認一點：美國的經濟政策是30~40年重復一個循環，在一個完整的循環期中，進行了“適當的”政府介入的時期，就是美國真正意義上的黃金時代。

從這種循環論的視角考察，美國的經濟政策，遲早會從個人自由優先的新自由主義，過渡到更加關注收入差距、擴充社會保障制度等公共利益的民主黨式政策上來。

實際上，2008年11月，美國就選出了主張對中間層減稅、以調整收入差距為中心政策的民主黨的奧巴馬擔任總統。因此，2009年以后的美國，將會從共和黨“個人自由”優先的政策，轉換成民主黨“公共利益”優先的政策。這對美國來說，應該是福音。

日本學生對市場原理“教義”的疑惑

那么，請允許我再回頭談談個人經歷。

1974年回國后，我站到了大學的講壇上，試圖熱心地把我在哈佛被灌輸的近代經濟學特別是“市場機制之完美”傳授給學生們。同時，我還告訴學生：日本是如何沒有靈活有效地利用市場；日本是一個多么嚴重地被管理和保護主義限制著的“封閉國家”；在政治方面，“政官商”的鐵三角如何把社會弄得一團糟糕；等等。因此，我堅持主張：為了今后日本經濟的發展，不可避免地需要進行“結構改革”，廢除管制，開放市場。

然而，我如此滿懷激情地講課，學生們卻似乎毫不領會。我很納悶，“理論上沒有比現代經濟學更明快極致的學問了，怎么日本學生這么不明白道理呢？”

但是，現在想起來，學生們露出疑惑的表情，是有他們的道理的。可能是直覺告訴他們，現代經濟學理論的“明快”當中有某種“可疑點”，他們或許感覺到了它與日本人擁有的傳統價值觀有不相容之處。但是，學生們還不具備指出“可疑點”的語言和理論能力，所以只有做出不釋然的表情。

他們對什么地方感覺到了“可疑”呢？第一點應該是，前提過于個人主義。

比如，亞當?斯密以來的經濟學中，將人假設為“經濟人”，即在近代經濟學中出場的人，是以滿足自我為最大目的而采取合理行動的存在，“社會”這個概念沒有進入的余地。至于應該建立什么樣的社會，經濟學家們僅僅指出：市場將會實現最合適的資源配置，收入分配和公共物品的最優供給可以通過投票決定。但是，什么樣的收入分配是“正確”的、應該多大程度上供給公共產品、什么樣的社會能使人幸福等，這些關系到主觀認識的問題，一概不進行價值判斷。

個人是獨立于社會的原子存在，這些利己的經濟人，為了最大限度地滿足自己的物質利益而加入市場，于是“看不見的手”開始運作，進行資源的最優分配。這就是近代經濟學的基本綱領。

但是，即使常識性地思考也很容易明白，人并非只為自己的利益而活著。相反，對人來說，更重要的是自己的行為是否得到了社會好評。把伙伴們都踢到在一邊唯獨自己賺錢，和與伙伴一起為了共同的目標而艱苦奮斗最終實現目的，這兩種情形比較起來，獲得成功時的滿足感，恐怕前一種情況絕對不會多于后一種情況（當然，可能存在個體差異）。

看看從前的日本。江戶時代的武士并不生活在經濟合理性之中。他們認為“武士落魄不失節”，認為這是一種精神氣概，是武士道。另外，也不只武士，江戶時代的商人也講究“三方得利”，認為買賣的理想形式是不僅自己賺錢，還要讓對方賺錢，并且將利益回饋社會才算好。

這種思想不只限于江戶時代。在現代社會，也有許多人在努力這樣做。有人以看到客人歡喜的面孔為人生的最大價值，有人千辛萬苦地要做出別人無法模仿的優秀工藝品，等等。

但是，這種“利益第二”的思想，在經濟學上全部被舍棄掉了。

如亞里士多德所說的那樣，“人是社會性動物”，是群居動物。人是在與家人、朋友等其他人的關系中，尋找到自己的生存價值的。無論積累多少財富，生活如何安定，很少有人甘愿沒有家人和知心朋友，滿足于在天涯孤獨地度過一生。

然而，在近代經濟學理論中，為他人盡力、保持與社會的溝通，這些人類原本具有的“本性”，統統被作為不合理的東西排除掉了。

但是，當時傾心于現代經濟學的我，并沒有明白這些“當然”的道理。我堅信不疑地認為：近代人應該合理地思考，為最大限度地滿足自身利益而行動，這種人生觀才是正確的。正因為這樣，我才不能理解學生們疑惑的表情。

作為改革派的急先鋒

就這樣，當我在大學課堂講授近代經濟學的過程中，日本社會的潮流開始發生巨大變化。自民黨政權倒臺，細川內閣誕生。這是1993年的事情。在這個政權交替的急劇變動當中，我這樣的“改革派”受到賞識。不，因為是“改革派”，所以才受到賞識。我受命作為細川首相親自設立的咨詢委員會“經濟改革研究會”（通稱“平巖委員會”）的委員，就如何推進經濟改革提出建議。我如魚得水般地執行“改革派”的一貫意見，高聲主張“應該撤廢一切經濟管制”，與恪守規制的政府部門及企業界全面對抗。

無論什么時候，人們在討論“總論”時都會給予一定的好評，但一談到“分論”，態度就會驟然改變。平巖委員會也不例外。一旦具體到各個業界的規制改革，反對派的力量就驟然間強大起來。于是，作為改革對象的業界，就與政府部門和政治家聯起手來破壞改革。

一天，我去大學上班，秘書對我講：“我請求辭職。”我吃驚地問他原因，他說：“害怕接電話。”

自從我開始在平巖委員會活動以來，我在大學的研究室，開始頻繁接到陌生人打來的電話。多數電話是抗議，或者是“想說明業界的情況”。多的時候，我記得一天有幾十個電話。如果是我上班的日子，我可以直接對話；我不在的時候，秘書就必須接待。“我受不了在電話里被怒罵”，這就是秘書辭職的理由。“鐵三角”對于撤廢規制的抵抗，竟如此之激烈。

或許由于我一味地主張激進的東西，不久，我開始被業界許多人看做“危險分子”，成為他們的眼中釘。

后來，細川內閣由于佐川急便1億日元的政治獻金問題，以及引入名為福利稅的消費稅造成的混亂而瓦解。僅僅上臺執政8個月的時間，內閣就全體辭職了。隨后，“經濟改革研究會”也解散了。

之后，我再次踏入首相官邸是在小淵內閣執政的1998年夏天。小淵內閣成立不久，高中時代的學長堺屋太一給我打來電話。堺屋學長被任命為小淵內閣的經濟大臣，他邀請我參加為推進經濟改革而設立的“經濟戰略會議”。

堺屋對我說，中谷巖這個名字，在政府部門選定的政府審議會委員最不合適人選的“黑名單”上名列第一。我不知道是否真有那樣的名單，但我堅決推辭道：“您能指名我，我很榮幸，但情況既然是那樣，如果任命我，您與官方的關系不就搞糟了嗎？”然而，堺屋對我說的卻是：“不，正因為你是官方討厭的人，所以才拜托你。”

于是，我就成為“經濟戰略會議”的成員，參加到整理“結構改革”的建議這樣的工作中去。我被任命為代理議長。“經濟戰略會議”的成員中，還有后來小泉內閣中的活躍人物竹中平藏。我們整理出了由二百幾十個項目組成的改革色彩濃厚的建議。

后來，小淵首相突然逝世。經過森喜朗內閣，到了提倡“沒有結構改革就沒有經濟增長”的小泉內閣。在小泉內閣中，竹中平藏發揮了引領經濟改革的作用。借這個機會，我不再涉足首相官邸，開始保持一定的距離來思考日本社會應有的狀態。

第二章 全球化資本主義為什么產生貧富差距

“完全信息”這個假定

正如我講過的那樣，亞當?斯密以來的近代經濟學的基本主張是，遵從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很好地進行資源再分配，就不會再有失業。以減少市場限制、實行“小政府”為目標的新自由主義思想，也在其延長線上。

可以說，現代經濟學就是在這種思想基礎上，由許多經濟學家謹密地組建起來的“知識體系”。斯蒂格利茨主張“現代的全球化資本主義中 看不見的手 沒有運作，是因為有阻礙市場原理運作的因素”，這也正表明他從內心相信“經濟學理論體系應該沒有錯”。

但經濟學理論體系果真是正確無疑的嗎？前面講到，我在哈佛大學學經濟時，就對它的理論之系統和復雜表示驚嘆。但是，隨著對近年來資本主義經濟狀況的觀察，我開始認為：“對這個理論囫圇吞棗是危險的。”更準確地講，我開始認為有必要對近代經濟理論的“前提條件”進行一番懷疑。因為無論邏輯如何正確，如果其前提有勉強之處的話，那么從那里導出的結論也就沒有用處了。

經濟學中最重要的前提之一是“完全競爭”。所謂“完全競爭”，指的是同時滿足以下四個條件的狀態： 復數的經濟主體； 同質的產品； 完全的信息； 企業自由地參與和退出。

“復數的經濟主體”是指“市場上有充足的賣方和買方”；“同質的產品”是指以同樣的價格買賣同等質量的產品和服務，即意味著“一物一價的法則”成立；“完全的信息”是指市場的參與者共同擁有同等的信息；最后一點“企業自由地參與和退出”是指對新參與者沒有限制，有隨時退出競爭的自由。

當然，這四個條件不過是“理想的形式”，現實中幾乎不能滿足。這一點經濟學是承認的，但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也認為，越是接近理想狀態，市場機制也越會適當地運作。

依據這種論點，主張“由于全球化市場的形成、IT革命的發展，這四個條件事實上已經成立”的，不是別人，正是新自由主義。

在這里沒有篇幅詳細介紹新自由主義理論，僅以“完全的信息”為例，檢驗一下全球化市場的形成和IT革命的發展，是否使“完全的信息”這個前提得到了滿足。

我先講結論，答案很明確，是“否”。

外行人不可能靠股票賺錢

的確，隨著網絡的普及，任何人都可以實時得知世界上的信息，這對市場經濟來說是好事。

在網絡時代之前的世界，像紐約證券交易所（NYSE）最新的股票價格這樣的信息，最先接觸到的是路透社等通訊社的人，他們有直接信息發送約定，而普通股民則只能在那之后得知。但是，IT革命消除了這些“信息差距”。只要使用互聯網，世界資本市場的信息可以即時并且用幾近免費的成本獲得。

然而，無論信息的獲取如何接近平等，但那些信息不過屬于言語化的或是可以反映在電腦上（數字化）的“顯性知識”。而不能用語言表達的，也就是那些必須從其他渠道獲得的“隱性知識”，則不能公開在網絡上。

用另外的表達方式來說就是，在網絡上可以搞到手的信息是全世界共享的，因此它的信息價值無限接近于零。相反，真正有價值的信息，絕對不會在網絡上講，也不可能搞到手。而能否獲取那些“真正有價值的信息”，才是獲得利益的關鍵。

我們再來想想下面的例子。

對于一部分人和企業來說，所謂信息并不是單純用來接收的。對他們來說，信息也是可以“創造的”。有能力創造信息的人們，可以通過那些信息輕而易舉地影響市場。但大多數參與市場的人，則沒有那樣的能力。所以很自然，能創造對自己有利信息的人，將會有更多的獲利機會。從這層意義上講，信息絕不可能具有完全性。

在金融危機發生前，美國的投資證券公司雷曼兄弟、高盛集團的商人和經營者們，他們獲得的高薪幾乎超出了我們用一般常識所能理解的范圍。據高盛集團的年度報告統計，2007年，全世界在高盛集團工作的從業人員的“平均年收入”，竟然達到7000萬日元！無論高盛集團網羅了如何一流的人才，這么高的年薪，還是太多了吧？我想，和我有同感的人，不會只是我自己吧？恐怕，能夠支付如此高薪的背景之一，是因為他們具備了“創造信息”的能力。

我們屢屢可以發現，正是由于權威的投資銀行向市場傳送出了這樣的信息：“某某公司股票合適的價位是某某”，于是那家公司就朝著那個方向修正股價。我見過很多憤怒的經營者，他們的股票受傳出的負面信息影響而價格大跌。而且越是權威的投資銀行和證券公司，提供的信息的影響力就越大。這樣，我們透過日常屢屢看到的現實也能夠發現，“信息的完全性”這個假定沒有被滿足。

我的朋友A先生的兒子，在著名的外資投資銀行工作。據說有一次，A先生的兒子對A先生說：“爸爸，外行人想要靠股票賺錢根本就是不可能的。因為，這就像喝湯時我們這些內行人先喝了精華，然后剩下的再由普通投資者來分一樣。”這難道不是信息“不對稱”的有力旁證嗎（當然，那些投資銀行，現在也被市場擺弄著。因此可以說，即使對專家來講，全球化市場也變得十分難以掌控）。

信息的完全性 不可能！

但我要申明，我并不是在批評專家們搞了內幕交易之類的非法行為。我想說的是，事實上，即使遵從市場規則，像他們那樣的“大玩家”，也總比其他玩家處于更有利的地位。

完全競爭模式下，假定進入市場的玩家都平等。在那里，賣方和買方都是對等的，新手、老手都可以用同樣的條件進行買賣。但那樣的情況在現實中不可能出現。因為，正如前面我指出的那樣，對一部分人來說，信息并不只是用來接收的，還是可以創造的。

像曾經作為投資基金的風云人物而名噪天下的喬治?索羅斯那樣的名人，他的一舉一動都成為市場參與者關注的焦點。對于市場參與者來說，“索羅斯做什么”是重要的信息 他會投資到哪個國家，使用哪個國家的匯率來制定賣出戰略？這種時候，還能說索羅斯與其他玩家是對等的、平等的嗎？當然回答是“不”。只要索羅斯自己愿意，他就可以向市場吹進他喜歡的風，因為他是能夠創造信息、有特權的玩家。

像喬治?索羅斯那樣可以用個人行為操縱市場的例子的確少見。一個人如果過于受關注，同時也很可能會被世人“敲打”。在日本，村上基金的村上世彰、“活力門”中堀江貴文那樣的“明星”，都被請入了高墻之內。

然而同樣的事情，如果不是大張旗鼓地進行，而是由更多的人更高雅地進行，又會怎么樣呢？比如，在僅僅是富豪們聚集的社交場所 可以是大學的同窗會或高爾夫俱樂部，也可以是共濟會那樣的秘密集會或國際會議后的宴會，一個有影響的人說起新興國家A國經濟的話題道：“現在，我很關注那個國家。我建議大家也密切注意它的股市。”聽到這話，另一個有影響力的人回答道：“實際上我對A國經濟的潛力也很感興趣。”聽了這些話，其他富豪們就會在心里想：“他們都說到這個程度了，我也考慮考慮把我的資產分一部分投資到A國市場吧。”

那么，即使由于宴會的參加者全部都投資到A國而使這個國家的股市高漲，那也不觸犯內部交易的規定。因為他們的行為不過是單純的閑聊，并沒有進行共謀，完全合法。但能夠加入這種“內部信息交換”的人，只是一部分特權人物和企業，其他的玩家則只有被那個結果耍弄。在現實的市場中，“信息的完全性”從一開始就不存在。

福利經濟學的兩個定理(1)

新自由主義主張：“在自由競爭下，人、錢、物的適當分配將自動進行”，要減少規制，讓市場原理運作。但公平的收入和財富的分配并不會因此得以保障。為了實現“公平的”收入和財富分配，就必須通過民主化的政治機制，構建適當的稅收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但是新自由主義又認為，政府應該盡可能少地介入“公平的”收入和財富分配。這些想法的具體表現就是“小政府”、“責任自負”、“減稅政策”等主張。

經濟學的基本主張認為：如果在“完全競爭”的前提下利用市場原理，資源和資本就能得到最佳分配，但分配政策不是市場的工作。再詳細一些講，經濟學采取的立場是：首先貫徹自由競爭，然后考慮再分配政策。支持這種主張的根據是福利經濟學的兩個基本定理。

順便提一句，所謂福利經濟學是分析“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實現社會福利水平”的經濟學，它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

福利經濟學的第一定理，簡單地講就是：“只要遵從市場原理，資源就能無浪費地、有效地進行配置。”

像蘇聯和現在的朝鮮，由國家統籌、控制資源配置，就一定會出現生產過剩（不良囤積）和商品不足（供求不一致）。在蘇聯時期類似的傳聞很多，如辛苦收獲的卷心菜裝在運送的貨車上爛掉了，卻沒有讓人吃到。之所以出現這樣的浪費，是沒有利用市場原理的緣故。如果進行自由的經濟活動，形成合適的價格，卷心菜就不會賣不掉。也就是說，福利經濟學教授的第一定理是，有效地利用資源。

資源在所有市場上的分配達到供需一致，這在經濟學上被稱做“一般均衡”，即在一定的條件下實現有效的資源分配（想更詳細地了解相關內容的讀者，請參閱標準微觀經濟學講義）。

經濟學假定的“社會公正”之欺騙性

如果這樣進行完全競爭 前面已經講過，這種假定本身就很奇怪，但我們暫且往下講 資源的配置或許不會出現浪費。但是，這并不意味著社會的福利水平達到了最高程度。也有可能正因為只是有錢人買到了卷心菜，而使貧困階層買不到卷心菜。

于是產生了福利經濟學的第二定理。

第二定理的內容，簡單地說就是，“如果通過稅收、補助金、社會保障金等進行人們認可的收入再分配，從社會整體來看，就可以實現人們福利水平的最大化。”

更具體地講，“政府沒有必要為了使窮人也能夠買得起卷心菜而介入市場，特意調整價格和出貨。只要制定好所得稅等向有錢人征稅的制度，然后把征稅獲得的錢再分配給窮人，窮人也就能夠買得起卷心菜了。只要做好了這一條，剩下的就聽任市場，自然會順利進行的。”也就是說，“政府不插手市場機制，盡可能地自由競爭，而收入再分配則可以由政府另行考慮。”

聽了這些話，讀者會怎么想呢？

福利經濟學認為，“要使人們幸福，政府沒有必要參與下游 市場。只要認真地做好上游 收入再分配就足夠了”。也就是“推行小政府”。但這里存在著“看起來似乎很有道理的欺瞞”，或者說一切都是“虛假”的。

因為，福利經濟學第二定理成立的默認前提是，“政府推行人們認可的政治”這個假定。

提倡新自由主義的人們，比如福山，其理論中也大量談到“只要有自由民主與自由資本主義，就足夠了”，實際上這正是因為他的觀念中，首先有福利經濟學的這種理論。

他們的意思是，“僅僅依靠市場，或許的確只會讓有錢人得益，但我們有令人自豪的民主制度，通過選舉，社會公正就可以得以保證，只要實行人人都能信服的收入分配就可以了，所以，社會上的弱者和貧困階層不需要有任何擔心。”

但所謂人人都信服的政治果真存在嗎？ 回答是“這么提問本身就是愚蠢的”。

實際上，看看美國的總統選舉就可以明白，操縱著政治家們的，或者是運用巨額資金向華盛頓輸送說客的大企業，或者是提供大筆捐款的部分權力階級。在這種狀態下，新自由主義提倡的或福利經濟學主張的定理，事實上不可能成立。

豈止如此，說到收入再分配，以近30年為例，無論美國還是日本，由于對高收入者的所得稅實行了大幅度減免，因此收入分配不公正現象愈加嚴重。也可以說，差距由于新自由主義而進一步擴大，這正是其理論所致。

另外，當今世界上還不存在“世界政府”，這也是個問題。

即使世界變得比現在更加不平等、國家間的差距比現在更加明顯，也不存在一個執行主體，來進行以國家為單位的收入再分配。如果糧食價格暴漲，那么最貧窮的國家會因為沒有資金購買糧食而出現大量的饑餓者。現在僅有的不過是聯合國這樣的國際組織，通過政府開發援助（ODA）來支援發展中國家，但在糾正國際上的不平等這層意義上，其作用是很有限的。

即便一個國家內部的收入分配不那么平等，但與國際的不平等相比較，多數情況是，其程度要遠遠輕得多。全球化資本主義無疑給一些發展中國家帶來了恩惠，但國際的貧富差距并沒有因此消除。

第三章 作為“撒旦的磨坊”的市場社會

為什么他們的臉上洋溢著滿足感？

資本主義果真是優秀的經濟體制嗎？人們通過資本主義真的能變得幸福嗎？

實際上，我之所以產生這樣的疑問，緣于我親自訪問了不丹和古巴這兩個“拒絕接受民主和市場機制的國家”。實行立憲君主制的佛教國家不丹和實行獨立的社會主義體制的古巴，盡管社會體制有所區別，但都主動拒絕進入全球化資本主義的體系，走了一條難能可貴的獨立自主的道路。

因為沒有進入創造財富的資本主義體系，這兩個國家很自然地絕對稱不上富裕。而且，從日本人的感覺來講，豈止是不富裕，簡直就是貧窮、可憐的國家。

實際上，不丹的人均GDP約為1000美元，在世界所有國家中位居第123位（2005年）。而古巴雖然沒有發表正式數據，但據說推算為幾百美元到2000美元之間。總之，與日本（35000美元）和美國（42000美元）簡直無法相比，無疑是兩個窮國（2005年）。

然而，訪問這兩個國家，讓我感到吃驚的是：人們的表情十分“開朗”。這不是出于“富國人的懷舊”情緒而產生的想當然的推斷，而是通過在這兩個國家進行實地采訪得出的結論。這兩個國家幾乎所有的人都說：“很滿足現在自己的生活。”

不丹和古巴的物資絕不豐富，基礎設施貧乏得無法與發達國家相比。但看得出來，在那里生活的人們，對自己的生活持肯定態度。他們以寬松的心情度過每一天。總之，讓我最吃驚的是人心沒有荒蕪。

江戶時代末期，許多來到日本的歐美人，觀察日本百姓的生活狀態、待人接物的態度、人們的表情等，按捺不住地驚訝道：日本的百姓生活得多么安穩啊！好奇心多么旺盛啊！對人多么親切呀！。

當然，那些傳統，現在仍然在日本有所保留。但不可否認的是，它們正逐漸受到全球化資本主義的消極影響。每當我看到與秋葉原發生的濫殺無辜事件、由于個人原因導致親子之間相互殺害等類似的報道時，就不得不想到：從前日本社會的優良風氣也正在漸漸地遭到破壞。

從開始充滿暴戾之氣的日本出發，旅行訪問了不丹、古巴（2006年不丹，2005年古巴）這兩個國家，我似乎也感受到了類似于幕府末期歐美人對當時日本百姓產生的那種驚訝。那里有開朗的百姓，完全沒有騙人圖謀的社會氛圍以及由此體現出的社會安定感；最重要的是國民雖然貧窮，精神卻并未受侵蝕，這充分表現出社會的健全。這些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貧困但人心沒有荒蕪的社會

我在國外旅行，有過多次遇到小偷的經歷。

大約四年前，在法國里昂車站。我上了火車，就在把箱子往行李架上放的時候，不足30秒鐘，放在腳下的手提包就不見了。看看周圍，也沒有發現可疑人物。護照、放著現金和信用卡的錢包、機票、手機等所有東西在一瞬間就消失了。很慘的一次經歷。

粗心大意地隨便放行李，一眼照看不到，立刻就會被偷 這是世界上的“行情”。從這樣的現實來看，不丹和古巴簡直就是世外桃源般的“讓人有安心感和安全感的社會”。

無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很多國家都有類似紐約貧民街的貧困地區。住在那里的被壓榨階級的精神狀態，大體上是相當悲慘的，讓人感覺他們“人心已死”。處于那種狀態下的人們走上違法犯罪之路，與其說是咎由自取，不如說是被逼迫。我想這恐怕要從社會經濟體制中去找原因。

不丹和古巴同樣很貧窮，但不可思議的是，無論走到哪里都沒有遇見上面所說的那種人。無論走到哪里，人們都用開朗、親切的表情向你問候。另外，我也沒有遇見乞討者。這不只是由于國家的限制，還因為社會風氣認定做那種事很難為情。我雖然沒有徹底弄清楚沒有乞丐的原因，但必須說，在所謂的“發展中國家”沒有遇見這樣的人是相當稀奇的。

當然，這些國家肯定存在旅行者眼睛看不到的各種問題。

比如古巴是社會主義國家，所以沒有什么競爭。結果，資源分配沒有效率，物資不足很明顯。公民靠國家配給的糧食生活，從精英到農民工資都相同，每月最多只有十幾美元的現金收入。

印象很深的是，一個曾經是哈瓦那大學教授的人在日本大使館做西班牙語、英語的翻譯。我明知很失禮，但還是問了他：“您為什么竟然放棄哈瓦那大學教授的要職，來大使館做翻譯呢？”他回答：“做哈瓦那大學教授，月工資是10美元，沒法生活。在大使館做翻譯工作，一個月可以拿200美元。”

盡管糧食、醫療、教育全部免費，但用10美元生活好像還是很艱難，這也暴露了社會主義國家特有的各種“副業”很發達的現實。

我和一起訪問古巴的伙伴租了輛車到郊外去，走了100公里的路，被警察叫停盤查了3次。我們以為發生了什么事，就停下車，結果一問說是超速了。因為事先聽說過，要想迅速擺脫盤問，可以使用10美元的賄賂。因此，我們悄悄地把10美元遞給走近來的交通警察，于是他也沒有責難我們就放行了。這樣的事情，按理說是不可以的，但我們急著趕路，不得已而為之了。聽熟悉當地情況的人講，只要看車牌就能知道是租來的車，所以這樣的車很容易被瞄上。好像沒有當地人開的車被叫停的情況。

還有一件事。據說在古巴，來錢比較容易的是某些飯店的女傭。因為這些飯店有國際旅行團入住，旅客在枕頭邊給清掃房間的工人放小費，所以據說一天可以掙10美元左右。在月工資10美元的國家，一天能掙10美元的人，應該是有錢人了。

這樣，仔細看，因為是社會主義國家 或者，因為不存在市場機制 所以各種不正之風到處發生，致使國家的生產力停留在很低的水平上。事實上，從GDP來看，古巴是貧困國。

但是，另一面，那里的社會著實讓人感覺溫暖。這到底又是怎么回事呢？

當然，我不認為日本也應該搞社會主義，但那些國家給人的印象是：這里是幸福的社會。它們明顯不同于充滿暴戾之氣的日本和美國，不會僅僅因為“沒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誰也不理睬我”這樣的理由就發生殺人事件。

亞洲最幸福的國家

與市場原理、經濟效益相比，不丹實行的政策優先維持社會傳統，保護自然環境。對此，不丹人的感受如何呢？

令我吃驚的是，這樣的措施并不一定是由國王或政府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進行的。

在不丹，至今還有地區沒有通汽車，但這不是因為那些地區被政府拋棄、擱置，而是因為農民擔心修了公路會破壞生態環境，致使無法維持傳統農業；或是像前面講到的，人們擔心失去仙鶴生息的寶貴自然，于是主動地不進行建設。據說有很多這樣的例子，著實令我吃驚。

另外，作為義務，不丹原則上要求國民白天穿著民族服裝。再有，全國禁止吸煙，同時悉心保護佛教。

如果經濟發展優先，國家肯定會鼓勵國民大量購買新的西式服裝。宗教也同樣，如果讓宗教世俗化將更有利于經濟發展。但在不丹這個國家，在追求經濟的富裕之前，保護自己的文化傳統是它的國策。

只是，無論理念多么美好，如果當事的國民只是不情愿地服從國王的方針，而不能實際感受他們自己的幸福，這一切便沒有意義。將幸福程度和滿足感數值化相當困難，但這里有一份統計報告應該值得注意。

據英國萊斯特大學發表的報告（Adrian G White, University of Leicester，“A Global Projective Well being”，2006）講，研究人員使用各種指標調查了世界上人們的“幸福感”（主觀上的滿足感），結果是：與福利制度發達的北歐各國相并列，不丹位于世界第8位，居然處于亞洲領先地位（附帶說明一下，據這份統計，日本人的幸福感處于世界第90位）。

實際上，當我訪問不丹在街頭采訪人們時，令我吃驚的是，回答幾乎都是對現在的生活表示滿意。雖說不丹重視保護文化傳統，但它既有媒體，使用互聯網的人也在增加。因此，人們對于發達國家的信息應該是相當了解的。這說明，有眾多的人即使明知現在的生活多少有些不便，與其他國家相比本國在物質上并不富裕，但他們也寧愿維持傳統的生活，而不去追趕歐美和日本的物質文明。

當然，要形成這樣一致的社會意見，是與國王的不懈努力分不開的，他親自四處向國民游說GNH精神。但是，正如國王主動廢除君主制，過渡到立憲制所體現的那樣，不丹通過“國民公決”的形式推進了獨立自主政策，得到了世界上許多人的支持與好評。

不丹人口剛剛超過60萬，國土面積為4 7萬平方公里，并且幾乎都是高山地帶，是名副其實的小國。但它的優越感遠遠超過了它的領土和經濟實力所能表現出的程度。這一點，它與古巴有相同之處。古巴通過向世界積極宣傳本國的醫療制度，特別是為中南美洲的患者免費治療等，向世界顯示了它的優越感。

說得更現實些，不丹和古巴通過顯示它們獨特的優越感，擴大了國際社會對它們的支持，這實際上也是一種軟實力的國防建設。侵略這樣的國家，很容易招致國際社會的反對。因此，周邊大國也必須對它們慎重行事。這樣想來，我們不得不對塑造它們“不好惹”形象的國家戰略脫帽致意。

第四章 作為宗教國家、理念國家的美國

美國十字軍精神的起源

我再重復一遍，在美國人的信念中，市場機制是全世界通用的、具有普適性的經濟原理，而自由民主主義是市場機制的保障。也就是說，如果沒有思想和言論自由，就不可能進行對等的交易。因為在沒有思想和言論自由的國家，國家和權力必定會公然地限制個人的經濟活動。

反過來說，不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也就意味著是一個不民主的國家。于是按照美國人的邏輯，如果哪個國家不喜歡加入全球化市場，那么這個國家就一定在某些方面存在“落后的地方”和“不民主的因素”。

20世紀80年代，美國在“日美經濟交涉”、“日美經濟協商”等名義下，對日本進行了幾乎可以說是干涉內政的介入。這些行為，是以維護美國自身利益為目的極端自私的考慮，同時也是出于那種普適主義的想法。日本人原本所信奉的獨特的“系列”制度，或長期建立起來的互持股份的做法、主銀行制度、政府官員為經濟護航等，全部被美國人認為是違背市場原則的不光明磊落的東西。美國人相信，排除這些東西，無論對日本人還是對世界，都是伸張正義的行為，所以美國對日本采取了強硬的態度。

這實際上與美國對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行為如出一轍。美國不惜動用軍事力量，也要試圖實現作為普遍性正義的民主主義體制。

伊斯蘭國家對美國的民主主義抱有抵觸情緒，這是因為對伊斯蘭教徒來說，《古蘭經》才是他們的全部。伊斯蘭教徒認為《古蘭經》上寫的東西是真實的，如果民主選舉出來的政治家決定的事情與《古蘭經》的教義不同，他們是不會服從那個決定的。由此一點就會明白，把美國式的民主強加給伊斯蘭教徒，無異于對他們說：“放棄你們的伊斯蘭教。”

“我們國家才是自由民主的國家，我們才懂得自由主義的市場原理的本質，向世界普及這些原理，是我們的歷史使命。”美國人對此深信不疑。也就是說，美國人具有“十字軍精神”，相信上帝賦予美國以使命，這種精神與理性主義、現代主義一起構成了美國龐大的信念體系。

換句話說，美國人認為，“美國在世界上是特殊國家，肩負著歷史使命”。這種不著邊際的自我意識和使命感，到底是從哪里產生的呢？

為弄清這個問題，我們有必要再次回到美國建國時代去看看。

宗教國家美國的創建者

日本人所知道的“美國建國故事”中講的美國歷史，開始于1620年。說的是為了逃避英國教會的宗教迫害，百余名清教徒，乘坐“五月花號”，從馬薩諸塞州普利茅斯登陸的那一年。也就是所謂的清教徒前輩們移民的故事。

讀者也都知道，那時，他們在搖晃的船上簽訂的“五月花號公約”成為民主主義國家美國的精神原點。不受過去的舊習約束，通過平等地簽訂社會契約，建立新的共同體 “五月花號公約”的精神，奠定了之后美國的建國理念。

但是，中西輝政在《美國外交的靈魂》（集英社）中指出，那些清教徒移民前輩，與其說是抱著崇高理念來到新大陸的“移民”，毋寧說是為了逃避宗教迫害而來的“難民”。實際情況是，在歐洲無處可去的清教徒，不得已遷居到了現在的美國。說他們抱著理想，說他們有明確的清教徒理念并在契約基礎上建立了共同體，不過是一種建國神話而已，是不符合史實的。

那么，美國這個國家，只不過是在本國難以謀生的難民湊在一起形成的國家嗎？也并非如此。根據中西輝政的論述，實際上，在“五月花號公約”之后的第十年，即1630年，發生了奠定美國“精神基因”的一個歷史事件，那就是，約翰?溫斯羅普懷揣英國國王敕令，帶領1000名富裕的清教徒，在馬薩諸塞灣上岸。

這些清教徒，從一開始就抱著明確的目標，乘坐“阿貝拉號”來到了新世界。他們的理想是，“在美國大陸創建以真正的宗教為基礎的 新國家 ，以此改造墮落的英國及教會，進而重新建造 全世界 ”（前引中西輝政，第106頁）。這無疑就是試圖在新大陸建立真正的基督教國家的宗教運動，他們有別于追求政治自由和富裕而移民過來的其他清教徒。

中西輝政在書中斷言：“美國這個國家，從一開始就是徹頭徹尾的 宗教國家 ”（前引中西輝政，第107頁）。可以說，溫斯羅普這個虔誠的加爾文主義者的到來，形成了美國的精神基因。總而言之，新英格蘭地區早期開拓者的宗教理念，無疑成為整個美國的重要方針。托克維爾寫道：“新英格蘭的文明，象高地燃起的大火，除烤暖了周圍的地區之外，還用它的光輝照亮了遙遠的天邊。”

第五章 “一神教思想”為什么破壞大自然

為什么日本人能與自然和諧共存？

從上述的觀點看，日本的宗教觀和自然觀，在當今世界難道不具有重要意義嗎？

在世界的各種文明中，很少有像日本這樣的國家，孕育了對自然樸素的信仰和愛。之所以這么講，是因為自明治維新以來，盡管這種信仰和愛在西化的潮流中不斷受排擠，卻幾乎沒有改變地繼續留在人們心底。這種文明，至少在其他發達國家中找不到。

所謂人類文明，產生于不能獨自生活的人為了對抗大自然的威脅而進行的集體生活中。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埃及、黃河文明 無論考察哪一種古代文明，它們都并非偶然地誕生于城市。城市不僅可以起到抵御外敵、保護自身的作用，還可以說是人類為了對抗自然的巨大威力而創造的“一大發明”。從這個意義上講，在高度發達的文明中，自然可以成為敬畏的對象，但人類不會發展對自然的親近感,或者與自然和諧共存。

例如，在今天的中國，城市周圍必然要進行大規模的森林砍伐。為了獲得作為生活燃料的木柴，森林被耗盡，結果，出現了許多禿山，沙漠化加劇。失去了森林的大地，因無法留住雨水而衰竭。貧瘠的土壤隨著雨水流走，生物或死或消失，逐漸成為人類無法生存的地方。這就是中國嚴重的環境問題。

地中海地區也一樣。據說過去的黎巴嫩擁有廣闊的杉樹林，但為了造船舶，不斷采伐杉樹，于是在很久以前的古代，廣闊的森林就消失了。地中海島嶼上的情形也相同。這樣看來，城市文明破壞自然、耗盡森林資源是常有的事。

在歐洲的主要國家中，對于采伐森林進行了最后抵抗的，恐怕是德國。德國這片土地，從前被稱做“德意志帝國”，無論走到哪里，到處都是連綿不斷的茂密森林。住在這里的德魯伊教士信仰森林中的神，把森林當做圣物。他們抵抗基督教傳教士，但基督教終于還是取得了勝利，于是，德意志帝國的森林就一片一片地被砍伐。結果，到17世紀時，德國的森林有八成已經被采伐掉了。

然而，在日本，以這種形式破壞自然的情況，至少到明治維新時期為止都沒有發生。這一方面因為日本列島是一塊天然資源豐富的土地，另一方面，因為日本自古以來就有珍惜自然、培育自然的文化。

由于生活需要，日本人也砍樹，但并不只管砍伐，不管善后。他們規定，必須認真植樹，這些樹木將作為地區共有的山林 “里山”加以維護。因為，種植水稻時，具有保水功能的“里山”是必不可少的。日本把種植水稻放在農業的中心地位，在這個意義上，不能不保留森林。另外，日本把古老的原始林稱做“鎮守之林”，是神圣的地區，禁止伐樹。在日本，神社一定建造在鎮守神廟的樹林當中，這不外乎因為日本人認為神靈棲身于森林之中。日本人正是在與自然和諧共存的生活當中，孕育了獨特的宗教觀。

盡管時代在推移，但這種心理到了德川幕府時期也沒有消失。德川時期的江戶人口達100萬，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但是，據說像歐洲其他城市那樣的衛生或傳染病問題，幾乎沒有在這里出現過。最大的原因是，江戶有一套完整的制度，能將城市生活中的垃圾和排泄物等進行再生處理。進行不破壞自然環境的生活，這種觀念已經理所當然地深入到了德川時期的日本人心中。

據前文出現過的安田喜憲講：“在江戶時期的日本 關于森林利用有嚴格的規定。 一棵樹一顆頭，一條樹枝一條胳膊 ，偷盜山中樹木者，即刻斬首”（前引安田，第223頁）。日本人就是這樣悉心保護樹木的。明治維新以后，日本人開始西化，自然環境也遭到相當程度的破壞。即使這樣，日本的森林覆蓋率仍占到國土面積的70%以上。這是日本人的自然觀為日本保存下來的財產，我認為必須珍惜下去。

來到日本的外國人，特別是西方人，常感嘆日本綠色之多。日本青翠欲滴的美麗風景，并不單純是日本所屬的溫帶氣候造就的，還是日本人常年保護的結果。

融合了神道與佛教的日本人

那么，到底為什么日本人能夠自古以來就珍惜森林，重視與自然的和諧共存呢？

答案不言自明。

蔥郁的森林、參天的大樹、深山里涌出的泉水，還有巨大的巖石 日本人自古以來就把這些自然之物當做圣靈崇拜，愛惜至今。在這些神圣的地方，幾乎毫無例外地建有神社，而山和森林就被作為神體崇奉。

當然，這種萬物有靈的自然信仰，并不限于日本，在古代的世界到處可見，所以并不特別稀奇。然而，日本的與眾不同之處在于，這種樸素的以自然崇拜為基礎的神道，融合了外來宗教佛教，形成了可稱為“日本式神學”的思想。

將神道與佛教相融合，并進行理論性的正當化，我們稱做“本地垂跡說”。

原本從印度經中國傳到日本的佛教中沒有自然崇拜的因素。因為佛教本是為了消除給人帶來痛苦的“煩惱之火”，以達到悟徹的境地為目的，因此最終努力的主體是人本身，而不存在依靠自然的神圣和靈性的思維。當然，佛教的修行者中，也有隱居到森林中、大山中去的人，但那是為了把自己置于嚴酷的自然中修煉，以改變對事物的認識，而不是以從自然中“悟道”為目的。

因此，雖然佛教不像基督教那樣命令人們積極地征服自然，但佛教中原本也沒有自然崇拜思想進入的余地。

然而，當佛教進入日本時，日本人把古代流傳下來的神道與佛教思想進行了巧妙的融合。所謂“本地垂跡說”思想，下文我還會詳細說明，簡單地講就是，“不論眼前崇拜的神的體態如何，均是本地佛的化身，可以崇拜，沒有任何問題。”

例如，伊勢神宮祭祀太陽神天照大神，而天照的本地佛是大日如來。再如，熊野本宮祭祀“素盞鳴尊”，它的本地佛是阿彌陀佛。也就是說，拜神本身也等于在拜佛，這就是本地垂跡說思想。

常有人說，日本人新年首次參拜去神社，到了春分、秋分和盂蘭盆節就去寺院供奉祖先，而到了冬天又慶祝圣誕。對此，很早就有人批評道：這樣的日本人，難道不是沒有真正意義上的信仰嗎？日本莫不是沒有宗教的民族？但那只是表面現象，至少，對于佛教和神道兩者并立，古代的日本人有系統的神學解釋。

日本沒有將天上的神尊為唯一神的宗教。但是，日本人有獨特的宗教觀。他們從路邊生長的一草一木中感受神和佛的存在，認為人是依托自然而生的。日本人日常使用的語言中，表示感謝的心情、誠惶誠恐的心情的用語以及吃飯前的祈禱等，原本都來自佛教。如果從是否信奉特定的神這點來講，日本是“無宗教”；但說到是否有整體的宗教心，還是應該說，日本人是世界上最有宗教心的國民。

我無比尊敬的已故心理學家河合隼雄常開玩笑道：“天主教是小時制宗教，日本的宗教是全日制宗教。”意思是說，“天主教徒從禮拜一到禮拜六可以隨心所欲，到了禮拜日只要去教堂懺悔就能得到寬恕。所以他們沉浸在虔誠心中的日子，只有禮拜日”，“但是，日本人整天都在說謝謝款待啦、感謝好意啦，看見路邊的小神社和地藏菩薩，也要馬上祈禱。日本人有的是那種日常化的宗教觀”。

試著想想看，已經進入了21世紀，但成百上千上萬的人到了正月就去進行新年的首次參拜，這件事本身在發達國家中就是異常現象。說日本人沒有宗教心，那是大錯特錯。

本地垂跡說與“日本式自然哲學”的確立

據古代傳承下來的建國神話講，日本被認為是“神國”。

綜合《古事記》、《日本書紀》和《風土記》的記載，日本列島原本是諸神創造的土地，為了直接統治這片土地，天上的高天原國的諸神命天孫瓊瓊杵尊降臨。這樣，高天原的神就被認為是延續至今的日本皇室的祖先。

并且，在日本這塊地方，不單有皇室的祖神（皇祖皇宗），還有千千萬萬的神存在。無須多言，這千千萬萬的神，多數以大樹、巨巖或者深山為神體。也就是說，日本各地的自然本身就是神，古時的人故而認為日本是神國。

日本信仰的神道，起源于這樣的自然崇拜，當佛教傳入時，日本人并沒有在自然崇拜或佛教思想中作選擇，而是讓兩者并立共存，于是就產生了“本地垂跡說”。

關于“本地垂跡說”，我已經講過了，下面再從神學角度做一些說明。

神學的解釋大意是這樣的。由于佛教的教誨、釋迦牟尼創造的緣起思想，是超越時空的永恒的真理，所以，這個真理，不僅在古代印度，在古代日本也應該是普遍存在的。既然這樣，普度眾生的佛，從世界開始那天也就在日本存在了，不然就不合理了。這樣想來，在創造日本列島的時候，日本就有了諸神。于是，日本的諸神，實際上，就應該認為是佛為了拯救日本的眾生而顯現的化身。

歷史小說中，常描寫從前的武士，出征前去“南無八幡大菩薩”等處參拜的情景。據說，原本“八幡神”是從日本最古老的時候就信仰的一個神，從大分縣的宇佐八幡宮開始，普及全日本。八幡神的起源，還有很多部分籠罩在迷霧中，但肯定是有史以來就被信奉的一尊神。至于八幡神為什么用佛教的“菩薩”來稱呼，有解釋說，是因為印度的菩薩在日本現身時，變成了八幡神的模樣。于是就用“八幡大菩薩”來稱呼了。

所謂本地，原意是“佛教的真理”，因為在日本垂跡（作為神的形式出現），于是出現了本地垂跡說。不只是八幡神如此。日本神話中的最高神天照大神，也被認為是密教的中心本尊大日如來。當這種思想推廣之后，各地神社為了祭奠神也就是佛，開始建造有僧侶侍奉的“神宮寺”。所謂“神佛習合”即神佛合二為一的信仰，就這樣開始了。

西行與芭蕉之所以被當做圣人景仰

那么，隨著這種本地垂跡思想的形成，日本人自古傳承下來的自然崇拜心理變得越發強烈。總之，從這種思想出發，日本列島不僅是千千萬萬神靈所在的“神國”，同時也成了佛祖保佑的“佛國”。

在我們這些受近代思想影響的人看來，這種本地垂跡思想簡直是奇特的學說。但是，由于這種神佛融合的獨特思想，日本人自古持有的樸素的自然崇拜就被定位為日本文化的基礎。

因為，日本是神國的同時還是佛國，故而日本人開始相信，就連生長在路旁的無名小草也有神性和佛性。這種情況用語言來表達，就是“山川草木國土悉皆佛性”或“山川草木國土悉皆成佛”。因此，人們相信，一味根據人的需要采伐森林會受懲罰，森林中的鳥鳴、蟲叫，都是祈禱人們成佛念的經。

這樣，自然是神圣的，人在它的保佑下生活，這種思想就開始在日本社會扎根。因此，如果不能理解本地垂跡思想，也就不能理解日本文化。

然而，最近的日本歷史教科書中卻不再出現“本地垂跡說”。在演講中提到這個話題，能有反應的，也只是我這個年齡的人，或者更年長的人。

日本的學校為什么不再教授如此重要的歷史事實呢？答案很簡單。因為麥克阿瑟進駐日本時，命令停止了三個教學科目。這三個科目就是“歷史”、“地理”、“道德”。麥克阿瑟的意圖在于，通過不教授這些科目，來剝奪日本人的愛國心。這是麥克阿瑟削弱日本的戰略。日本的教育界完全地上了這個圈套。日本的年輕人不再學習任何與本國歷史、神話、宗教有關的知識了。我自身的經驗也如此，在外國生活的日本人最困惑的是，對本國的事情所知甚少。

文章寫到這里，有些離題了，言歸正傳。使這樣的日本式自然觀以文學的形式結晶的，是有歌圣之稱的西行法師以及無比尊敬西行的俳圣松尾芭蕉。

西行和芭蕉都曾在日本列島漂泊，所到之處用和歌或俳句形式詠出了自然的風貌。他們熱愛自然，把自然作為題材，卻并不單純是因為喜愛自然。他們相信，把盛開的鮮花、潺潺流水或者青山和蟬鳴作為文學素材處理，本身就是修行，也算是對死者的供奉。在旅行中生，在自然中活。正因為有很多日本人感覺像他們那樣的生活方式才是人生的理想，西行和芭蕉才分別被稱做歌圣和俳圣。

這種感情，至今仍存在日本人心中。元旦的清晨，男女老幼都去登山，在山頂，面對日出合掌，祈禱一年的幸福；到了春季，全日本的人們一齊出動去賞櫻花，這個習慣延續至今。這些活動并不單純為了娛樂，無疑在這當中還包含著某些刺激日本人宗教感情的因素。

新年去神社參拜，盂蘭盆節去寺院祭祀，日本人對此不感覺矛盾。這并不是因為他們沒有信仰，而是因為在“日本式神學”中，去神社和去寺院完全可能并立。正因為有這種日本式神學的存在，日本才能從古至今地保護美麗的自然。

世界史上例外的“獨一國家”、“獨一文明”

關于本地垂跡，我已經做了很長的說明。像日本這樣，自古以來就維持著自然崇拜的國家，至少在所謂的先進國家中沒有第二例。原本在G7（西方七國集團首腦會議）中，非基督教的國家就只有日本。

雖然，現在在日本之外的非西方、非基督教文明圈中，出現了中國、印度、韓國等經濟新興國家，但是，如果問到這些國家的人們，是否也像日本人一樣，認為一草一木中都有神靈棲身，從而一貫地保護自然？回答是否定的（當然，印度人普遍信仰的印度教是多神教，與日本相似，崇拜起源于自然的各種神，但印度教并沒有與自然崇拜相結合）。

那么，為什么同在亞洲圈，受基督教影響都很少，卻只有日本從古至今一直保持了自然崇拜呢？

在思考這個問題時，我們首先應該注意到，日本這個國家在世界史上有它的獨特性。

關于這一點，哈佛大學塞繆爾?菲利普斯?亨廷頓教授指出：在地球上的主要文明當中，有史以來一直維持著“獨一國家”、“獨一文明”的，只有日本。在《文明的沖突》（集英社）中，亨廷頓將地球上的主要文明分為七個，但無論中華文明、伊斯蘭文明還是西歐文明，都有過大規模的民族遷移和受到其他民族支配的經歷。

最先統治西歐大部分地區的，是繼承了古希臘文明衣缽的古羅馬帝國，但不久，這個羅馬帝國又由于日耳曼民族的大遷徙而滅亡。隨之，歐洲進入中世紀。而支撐歐洲精神的，則是舊教的羅馬教會。所謂西歐文明社會，一般性地解釋認為，是依據希臘哲學（希臘精神）、羅馬法、基督教（希伯來精神）三種因素形成的。再補充一點，現在生活在希臘的人們，不是古希臘人的后裔；而現代意大利人，也并非古羅馬人的直系子孫。

至于中華文明，情形也相同。

當今歷史學家的定論是，現在的中國人，與春秋戰國時代的中國住民，從人種角度講，已經完全不同了。從4世紀初開始，即從所謂的五胡十六國時代開始，中華大地上的主人公，就是以鮮卑族為首的周邊游牧民族。據說持續了一個多世紀的戰亂后，漢族幾乎被滅亡。而成為之后稱霸中原的隋唐帝國中心的，正是鮮卑族。再之后，戰亂反復不斷，出現了蒙古的元帝國、女真族的清帝國。因此，雖說“中國有4000年的歷史”，但當中已經沒有人種的連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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