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論完整地準確地理解《資本論》

——三評衛興華教授的“可以不講‘資本總公式的矛盾’”說

奚兆永

[作者說明]本文是對衛興華教授《該怎樣“完整地、準確地理解馬克思的〈資本論〉”——評奚兆永教授的有關觀點和爭辯邏輯》一文的答復，同時也是對他所堅持的“政治經濟學教材可以不講資本總公式的矛盾”的觀點提出的進一步的批評。文章強調，應該從整個《資本論》的體系來認識“資本總公式的矛盾”的極端重要性，批評了衛文把馬克思主義分為基本原理和非基本原理的做法，并從經濟學說史的角度論證了馬克思解決導致李嘉圖學派破產的資本和勞動交換這個難題對于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的偉大意義，指出了衛教授在“學術資料引用上的疏漏和紕誤”遠不止一處，還有許多，應予糾正。文章還對衛教授所謂“不應提出和爭論的一些問題”提出了批評的意見。

這篇文章已發表于《當代經濟研究》2010年第9期。由于受到篇幅限制，作者不得不對原稿作了較大壓縮，編輯部也在文字和內容上作了某些刪改，因此刊物所登之拙作已不能充分反映作者之原意，故特在原稿基礎上略作修改，將其在網上發表，供讀者參閱。

衛興華教授在《當代經濟研究》2009年第7期上發表了《該怎樣“完整地、正確地理解馬克思的〈資本論〉”——評奚兆永教授的有關觀點和爭辯邏輯》一文。本來，學術上的分歧要靠要靠正確的觀點和充分的論證來解決，但是，恰恰在這方面衛教授并沒有切實去下真功夫，相反，他擺出一副權威的架勢，想用強詞奪理、亂扣帽子和人身攻擊的辦法來壓倒對方，如說拙文是“道理顛倒”、“邏輯混亂”、“胡攪蠻纏”、“思維邏輯失范”，說我是什么“本本主義”、“教條主義”、“實用主義”，是“靠對馬克思的著作搞‘凡是’和‘句句是真理’吃飯的”，此外，還有什么“故作姿態”、“有點無聊”、“無理批評”、“無知論斷”，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把一場嚴肅的學術爭論變成了罵街，企圖以此阻止對他的批評。不用說，他的這一套是不可能奏效的?，F在，雙方的文章都是白紙黑字放在那里，是非自有公論，想以勢壓人肯定是行不通的。在我看來，衛教授作為“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見衛文的“作者簡介”），他這樣做不但不能制服對方，而只會敗壞自己的名聲，敗壞整個社會的學術風氣。對此，我只能感到遺憾。為了追求真理和捍衛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純潔性，同時也為了我國學術文化事業的健康發展，特再作此“三評”，作為對衛文的回答。

一、           再談“完整地準確地理解”的含義

我在第一篇文章里即強調，《資本論》“是一個藝術的整體”，“是一個完整的藝術品”，而在第二篇文章里則進一步根據列寧關于“馬克思主義的全部精神，它的整個體系，要求每一個人都要（α）歷史地，（β）都要同其它原理聯系起來，（γ）都要同具體的歷史經驗聯系起來加以考察?！?A title="" style="mso-endnote-id: edn1" name=_ednref1>[1]的論述對爭論的問題展開了說明。衛教授要反駁我的觀點，本應針對我所強調的這些內容提出不同的意見，但是他不是這樣，而是從我進入論述過程之前的一個過渡性的句子來做文章，說什么“鄧小平明明講的是‘完整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奚文則說鄧小平講的是‘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馬克思主義’”還說什么“他用與鄧小平原意相反的思路去套用鄧小平所強調的‘完整地準確地理解’的論述。”其實，不是別人，正是鄧小平自己曾說，“毛澤東思想和馬克思列寧主義是一回事”，“不要把毛澤東思想同馬克思列寧主義割裂開來，好像它是另外一個東西。”[2]至于說鄧小平當年提出這個問題是針對什么講的，這當然是人所皆知的，問題是，我們難道只能限于當時那個情況，在其他情況下就不能講“完整地準確地理解”了？在我看來，僅僅知道鄧小平當時講話的背景是遠遠不夠的，還應該知道這句話本身的含義。這個問題，鄧小平講得很清楚，他說，“我說要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作指導的意思是，要對毛澤東思想有一個完整準確的認識，要善于學習、掌握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體系來指導我們的各項工作。只有這樣，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澤東思想，損害毛澤東思想?！彼€強調，“我們不能夠只從個別詞句來理解毛澤東思想，而必須從毛澤東思想的整個體系去獲得正確的理解?！?A title="" style="mso-endnote-id: edn3" name=_ednref3>[3]衛教授恰恰回避了這一點，可以說，衛文的要害恰恰是沒有從“整個體系”來理解“資本總公式”及其矛盾的意義。我在前兩篇文章里一再強調《資本論》是一個“藝術的整體”，是一個“完整的藝術品”，強調它的各個部分是互相聯系、互相支撐的，而從未強調某一詞語或某一句話，而衛教授卻批判我是搞“句句是真理”。試問：究竟是誰割裂《資本論》的體系？究竟是誰只重視個別語句而不重視整個思想的體系？究竟是誰“用與鄧小平原意相反的思路去套用鄧小平所強調的‘完整地準確地理解’的論述”？

衛教授引用鄧小平的話說，“毛澤東同志自己也多次講過，他有些話講錯了?！终f，馬恩列斯都犯過錯誤，如果不犯錯誤，為什么他們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改了又改就是因為原來有些觀點不完全正確，不那么完備、準確嘛?！?A title="" style="mso-endnote-id: edn4" name=_ednref4>[4]但是，難道我們就可以因此懷疑馬克思《資本論》中有關“資本的總公式”和“總公式的矛盾”論述“不夠完備、準確”嗎？毛澤東說的是“手稿”，而現在討論的是正式出版的《資本論》。實際上，《資本論》手稿及其出版后的修改，基本上都不是因為觀點的變化，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屬于所謂“表述”和“修辭”的問題。這一點，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版跋里有清楚的說明。他在具體說到第二版的幾處改寫后說，“原文中的局部的、往往只是修辭上的修改，用不著一一列舉出來。這些修改全書各處都有?！碑斎?，法譯本作了較大和較多的修改，但那也只是為了“使讀者更容易理解”而進行的“對表述方法”所作的修改。[5]這些修改都不涉及內容和觀點的問題。事實上，從《資本論》第一卷的第一版、第二版、法文版，一直到他去世后由恩格斯出版的第三版和第四版，其體系和基本觀點都沒有什么大的變化。聯系到我們所爭論的“貨幣轉化為資本”，各種版本都是由“資本的總公式”、“總公式的矛盾”、“勞動力的買和買”三部分構成，而未作任何變動。應該說，《資本論》第一卷的體系是一個很成熟也很成功的體系。特別是“貨幣轉化為資本”部分在《資本論》中處于極其關鍵的地位，馬克思自己和恩格斯對于這一部分的論述也非常滿意和珍視，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而衛教授卻置這些于不顧，似乎他比馬克思更高明，在他的文章里對“資本的總公式”和“總公式的矛盾”提出了“可以不講”的否定的看法。衛教授曾要《教學與研究》編輯部寄出一些抽印本給一些熟人以爭取獲得支持。據衛文說，其中已經有兩位對他表示了支持，看來那也只是私下的表示，我至今也沒有看到有哪位公開撰文支持他的觀點，更沒有看到有哪位站出來來與我進行爭論。相反，倒是他的文章一發表，編輯部就收到了幾篇反駁的文章，只是編輯部認為這些文章的作者“沒有名氣”而未予刊登。在此，我想呼吁我們的報刊，應該更好地貫徹“雙百”方針，給那些“沒有名氣”的青年作者以發表文章的機會；應該看到，他們是理論界的未來，刊物要為他們的成長創造條件，而不應該歧視和壓制他們。如今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隊伍青黃不接，這個問題尤其應該引起重視。

要完整地準確地理解《資本論》，不僅要從體系上弄清楚馬克思的有關論述，而且還要掌握他的方法論原理。

衛教授問：“什么叫抽象上升為具體？難道G-W-G’ 是抽象，而G-W…P…W’-G’是具體？”

對于抽象上升為具體，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里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論述，他說：

“從實在和具體開始，從現實的前提開始，因而，例如在經濟學上從作為生產行為的基礎和主體的人口開始，似乎是正確的。但是，更仔細地考察起來，這是錯誤的。如果我，例如，拋開構成人口的階級，人口就是一個抽象。如果我不知道這些階級所根據的因素，如雇傭勞動、資本等等，階級又是一句空話。而這些因素是以交換、分工、價格等等為前提的。比如資本，如果沒有雇傭勞動、價值、貨幣、價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因此，如果我從人口著手，那么，這就是關于主體的一個混沌的表象，并且通過更切近的規定，我就會在分析中達到越來越簡單的概念：從表象中的具體達到越來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達到一些最簡單的規定。于是行程又得從那里回過頭來，直到我最后又回到人口，但是這回人口已不是關于整體的一個混沌的表象，而是許多規定和關系的豐富的總體了?！彼J為，“第一條道路是經濟學在它產生時期在歷史上走過的道路”，“后一種方法是科學上正確的方法。”“在第一條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在第二條道路上，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程中導致具體的再現?！?A title="" style="mso-endnote-id: edn6" name=_ednref6>[6]

可見，從抽象上升為具體不僅是分清本質形態和現象形態的問題，它包含著整個經濟學范疇敘述的前后次序，——這是一個從最簡單最抽象的范疇一步一步地到最復雜最具體的范疇的過程。《資本論》正是按照這個順序進行論述的，它從第一卷第一章的“商品”開始到第三卷第五十二章的“階級”結束，所體現的就是這樣一個從抽象一步一步地上升為具體的過程。馬克思稱“資本一般公式”是“資本的基本形式”，而產業資本、商業資本等則是資本的更為具體的形式，其公式只有在資本一般公式得到說明后“經過一長串的中間環節”才能逐步地得到說明。這個問題，馬克思已經說得夠明白了，但衛教授卻還要說資本一般公式只是貨幣轉化為產業資本的公式！值得注意的是，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章 “資本總公式”一節的結尾處，還特地提到了商業資本、產業資本和生息資本，指出它們的共性，然后說，“因此，G-W-G’事實上是直接在流通領域內表現出來的資本總公式?！?A title="" style="mso-endnote-id: edn7" name=_ednref7>[7]

這里我要回答衛教授在“賤買貴賣”問題上對我提出的指責。

我在第一篇文章里曾說，“馬克思對‘賤買貴賣’論進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和批駁”，這本來是每個讀過《資本論》的人都非常清楚的，為了節省篇幅，所以當時沒有再引用馬克思的原話，但是，衛教授對此卻大做文章，說什么：“奚教授在發表的大批判文章和商榷性文章中，習慣于大量引證馬克思的話，但在這里他不引一句馬克思的原話作依據。”“他引證不出來，因為這是他的編造?！彼€說我“竟敢虛構馬克思的話來嚇人”。我真為衛教授說這些話感到難為情：一個搞了幾十年《資本論》的人，一個正在與別人對“資本總公式的矛盾”展開爭論的人，居然不知道馬克思在《資本論》里曾經很深刻地分析和批判過“賤買貴賣”論，居然還說我 “竟敢虛構馬克思電話來嚇人”！其實，馬克思的論述就在“總公式的矛盾”這一節。在那里，馬克思通過假設分析了不同的情況，對“賤買貴賣”論作了鞭辟入里的批駁，可以說無懈可擊，令人信服不置。如果不信，衛教授可以讀讀《資本論》第1卷第183-186頁的有關論述，這里只指出其中的一句話：“剩余價值的形成，從而貨幣的轉化為資本，既不能用賣者高于商品價值出賣商品來說明，也不能用買者低于商品價值購買商品來說明?！?A title="" style="mso-endnote-id: edn8" name=_ednref8>[8]事情是如此清楚明白，衛教授怎么能夠否定馬克思曾經鞭辟入里地批判過“賤買貴賣”論呢？又怎么能夠信口開河說我是“編造”和“虛構馬克思的話”呢？

衛教授還引用馬克思在《資本論》里說的一句話——“賤買貴賣是商業的規律”，來為自己的觀點辯護。對此，我們不妨看看此話的前后文。就在馬克思這句話的前一句，馬克思說，“乍一看來，只要產品按照它們的價值出售，純粹的獨立的商業利潤好像就是不可能的?！边@“乍一看”說明只是初看時的表面現象，而“好像就是不可能的”實際上是說是可能的。這里還有一個翻譯問題。這句話的德文原文是：Wohlfeil kaufen, um teuer zu verkaufen ,ist das Gesetz des Hendels.，[9]其中的關鍵詞Gesetz雖然也有“規律”的意思，但是，它是一個多義詞，還有“法”、“法律”、“準則”、“準繩”、“規則”、“規范”等含義。要正確理解和翻譯，顯然還應該聯系具體語言環境而不能僅僅抓住一個詞作孤立的理解。而在這一章的末尾，馬克思還十分明確地指出，“對現代生產方式的最早的理論探討——重商主義——必然從流通過程獨立化為商業資本的運動時所呈現出的表面現象出發，因此只是抓住了假象?！?A title="" style="mso-endnote-id: edn10" name=_ednref10>[10]可見，馬克思對于重商主義者用賤買貴賣來說明剩余價值來源的觀點是否定的，當然也不會認為它是反映事物本質的規律。因此，Gesetz一詞究竟如何翻譯更好，還希望編譯局的同志能夠加以斟酌。

必須指出，衛教授的引文來自《資本論》第三卷，那里說的是商業資本，但是在第一卷，馬克思說的既不是商業資本，也不是產業資本，而是資本一般。關于資本一般，馬克思說，“盡管與各特殊資本相區別的資本一般，（1）僅僅表現為一種抽象；……（2）但是，與各特殊的現實資本相區別的資本一般，本身是一種現實的存在。”[11]這里所說當然不是各個特使資本，這在馬克思來說是很明確的。至于衛教授把資本一般與資本一般公式說成是兩回事也是不對的。實際上，資本一般公式就是表述資本或資本一般的本質特征的。經過恩格斯校閱、后來又受到列寧肯定的考茨基的名著《馬克思的經濟學說》，在講“資本一般公式”一節時所用的標題就是“什么是資本”，可見二者關系之密切，怎么可以將它們對立起來呢？根據馬克思“從抽象上升為具體”的敘述方法，在《資本論》第一卷第四章所論述的資本只能是資本一般，而不可能是產業資本、商業資本和生息資本。我們知道，產業資本是在《資本論》第二卷才加以闡述的，而商業資本和生息資本是在第三卷才闡述的，馬克思僅僅是為了區分才在第一卷中順便提到某些資本的特殊形式，不過馬克思當即聲明：“我們在分析資本的基本形式，分析決定現代社會的經濟組織的資本形式時，開始根本不提資本的常見的、所謂洪水期前的形態，即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薄叭绻皇菃渭冇脤ι唐飞a者的欺騙來說明商業資本的增殖，那就必須舉出一長串的中間環節，但是在這里，商品流通及其簡單要素是我們唯一的前提，這些環節還完全不存在?！?A title="" style="mso-endnote-id: edn12" name=_ednref12>[12]馬克思說的“一長串的中間環節”，實際上就是一個從抽象上升為具體的必經階段。

二、可以將馬克思主義理論或原理分割為“基本原理”和“非基本原理”嗎？

衛文為說明“馬恩著作中的有些觀點不完全正確，不那么完備準確”，舉了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1972年德文版序言里的話：《宣言》“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沒有特別的意義”，“所以這個綱領有些地方現在有些地方已經過時了”，“對于社會主義文獻所作的批判在今天看來也是不完全的”。 [13]近幾年來，恩格斯的這些話被某些所謂“精英人士”一再引用，不想衛教授也參加進了這個行列。我要指出，這是對恩格斯1872年序言所作的移花接木式的曲解。實際上，恩格斯在這個序言一開始就非常肯定地說，“不管最近25年來的情況發生了多大的變化，這個《宣言》中所闡述的一般原理整個說來還是完全正確的。”[14]所謂“沒有特別的意義”和“有些地方過時”或“不完全”所涉及的只是“這些原理的實際運用”而不是原理本身。應該說，原理的運用是隨著歷史條件的變化而變化的，但這并不說明原理本身已經過時了。試問，這和衛教授想要說明的“馬恩著作中的有些觀點不完全正確，不那么完備準確”是一回事嗎？

需要指出的是，恩格斯的這一論述具有極其重要的方法論的意義，這就是要區分原理本身和原理的運用。就原理本身來說，它揭示的事物的發展規律，將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發揮作用而不會過時；而原理的運用，或者說是由原理得出的具體結論，它要受各種不同的歷史條件的影響，只能在比較短的時期里發揮作用，一旦歷史條件變化，它就可能過時。關于這個問題，恩格斯在其他場合也有所論及。比如他在1885年寫給俄國女革命家查蘇里奇的信中也說過類似的話。他說，“得知在俄國青年中有一派人真誠地、無保留地接受了馬克思的偉大的經濟理論和歷史理論，并堅決地同他們的前輩的一切無政府主義的和帶點泛斯拉夫主義的傳統決裂，我感到自豪。如果馬克思能夠多活幾年，那他本人也同樣會以此自豪的。這是一個對俄國革命運動的發展將會具有重大意義的進步。在我看來，馬克思的歷史理論是任何堅定不移和始終一貫的革命策略的基本條件；為了找到這種策略，需要的只是把這一理論應用于本國的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A title="" style="mso-endnote-id: edn15" name=_ednref15>[15]在這里，恩格斯區分了理論與策略。他強調理論的重大意義，贊揚了普列漢諾夫等“無保留地接受了馬克思的偉大的經濟理論和歷史理論”的俄國青年；而策略則不同，“為了找到這種策略，需要的只是把這一理論應用于本國的經濟條件和政治條件”。（著重號為引者所加）恩格斯這樣說，衛教授是不是認為他也是搞“凡是”、搞“句句是真理”呢？

衛教授并沒有認識到理論本身和理論的應用這二者之間的區別。他以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未來社會將不存在商品生產問題為例，認為馬恩的這一理論已經為社會主義的實踐證明不能固守。我在以前的文章里已經指出，這并不是理論本身有什么不正確。而只不過是運用這一條件是否具備的問題。不管怎么說，商品生產只是一個歷史的范疇，它中壢三店一定階段上產生，也必將在歷史的一定階段上消亡，而決不是一個永恒的范疇，這一點應該是確定無疑的，也是任何人所否無法否定的。

衛教授認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或原理應該區分為基本原理和非基本原理，我認為這個看法是不正確的。查中國社科院語言所編的《現代漢語詞典》，其對“原理”一詞的解釋就是“帶有普遍性的、最基本的、可以作為其他規律的基礎的規律”或“具有普遍意義的道理”。顯然，在“原理”之前再加上“基本”二字就顯得重復和多余了。當然，“基本原理”一說現在已經約定俗成，繼續這樣說當然也可以，但是衛教授一定要將原理分為“基本原理”和“非基本原理”，就不妥當了。特別是，由于《資本論》是一個藝術的整體，是一個完整的體系，將其再分為“基本原理”和“非基本原理”，認為一部分要講，而另一部分可以不講，這顯然是肢解和割裂了這個整體，這與“完整地和準確地理解”所要求的精神顯然背道而馳的。

在這方面，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的提法。毛澤東曾說，“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16]他并沒有把理論分為“基本原理”和“非基本原理”。他還多次把馬列主義稱為“普遍真理”，應該說，指的就是這個理論或原理。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原理，作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真理”顯然具有空間上的普遍性和時間上的長久性，它能夠在極其廣大的范圍和極為長久的時間里指導我們的實踐。但是，作為這個理論或原理的應用所得出的一些具體結論，它總是和一定的具體歷史條件相聯系的，它不能成為普遍真理，而只能叫作“個別結論”?！皞€別結論”具有特殊性，它的時效是有限的，顯然不能把它同普遍真理同等看待。比如馬克思關于無產階級革命首先在西方幾個國家同時取得勝利的結論就不具有普遍真理的性質。就此而言，我們可以說，《資本論》所闡述的原理是普遍真理，它至今也沒有過時；而馬克思關于無產階級革命首先在西方幾個國家同時取得勝利的結論就只是個別結論，在帝國主義時代，由于經濟政治發展不平衡規律的作用，它已經過時了。50年前，毛澤東在和智利《最后一點鐘》報社社長馬特談話時就說過，“馬列主義基本原理至今未變，個別結論可以改變。”[17]我們講堅持，其實就是指堅持這個基本原理；而我們講運用和發展，其實就是指根據具體條件的變化來正確地應用理論，使其與具體的條件相結合，而絕不是否定基本原理本身，或把基本原理“改造”得面目全非。

我曾在文章中批評現在有些人用否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做法來“發展馬克思主義”，衛教授也承認有這樣的人，但是因為現在問題涉及到自己，于是火冒三丈，大發雷霆。他責問道：“我講發展馬克思主義的論述，有哪一點是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的？”其實，只要看看衛教授第一篇文章提出的四個挑戰性的問題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對《資本論》的態度：“第一個問題、關于兩種流通形式的區別”，他認為“存在兩個問題：其一，在G-W-G’流通公式中，沒有生產過程，只是個商品買賣過程，并非產業資本的流通形式，與第一篇所論述的勞動價值理論隔離開了。其二，W-G-W這一流通公式基本上適用于個體農民的買賣關系，而小手工業者的商品流通形式，也應是G-W-G’，與資本流通形式相同?！薄暗诙€問題，用G-W-G’作為資本總公式，是否完全合理、準確？”“第三個問題，商業資本流通公式G-W-G’，是否存在矛盾？”“第四個問題，勞動價值論的的適用范圍要不要拓寬？”這四個問題，其批判的矛頭哪一個不是指向《資本論》本身的？哪一個不是對《資本論》基本原理的否定？在這里，他不僅否定了馬克思所論述的簡單商品流通和資本流通的區別，混淆了馬克思所一再強調的小手工業者、小業主和資本家的界限，他還否定馬克思所指定的G-W-G’這個資本一般公式的合理性，并且把資本一般這個資本抽象形態與商業資本這個資本的具體形態混為一談，還企圖混淆馬克思說明白闡明的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在價值創造方面的不同作用，試問：這究竟是發展馬克思主義還是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而所謂“可以不講”這句話顯然也是這種否定態度的一個表現。這種否定的態度從其所使用的語言也可以清楚地看出來。比如他說馬克思“繞了一個大圈子，費了不少筆墨去解決一個看似引人入勝、饒有興趣，但并非客觀存在而是自我設置的矛盾?！庇眠@樣的語言顯然是一種不懷好意的攻擊，而更為重要的是，它并不符合事實。因為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說的“總公式的矛盾”恰恰是李嘉圖學派說未能解決的影響經濟學發展的一個大難題，這個難題本身就是一個客觀存在，而絕不是什么馬克思的“自我設置”。又比如衛文說，“《資本論》中認為只有金屬貨幣才能作為世界貨幣的論斷現在已經不適用”，這不是否定又是什么？其實，1944年布雷頓森林會議所確立的美元等同于黃金的世界貨幣體系并不能證明馬克思的論斷“已經不適用”，因為它規定各國和中央銀行可以隨時按1盎司黃金=35美元的價格用美元兌換黃金，就是說，美元充當世界貨幣是由黃金這個貴金屬來做保證的。這一制度開始還執行得可以，后來由于黃金儲備不足曾多次爆發美元危機，這一事實也正好從反面證明馬克思貨幣理論的正確。1971年8月15日美國實行所謂新的經濟政策，宣布美元不能兌換黃金，這顯然是對各擁有美元國家的并非客觀存在而是自我設置的矛盾”，這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所應該使用的語言嗎？他還一再說掠奪，但是美元還是有黃金和其他有價值的東西作保證的，否則，僅僅靠印鈔機它能夠維持下去嗎？此外，衛教授還一再宣傳經過馬克思默認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對“重建個人所有制（Eigentum,財產）”的闡述，認為這個闡述（后來列寧也做了同樣的闡述）是“錯誤的”。等等。這些難道不是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的否定？衛教授對我的這一批評當然可以繼續爭辯，但是，他竟然說出了這樣的話：“我愿正告奚教授，借發展馬克思主義之名行否定馬克思主義之實的人是的確有，但不是我。把這頂帽子加到我頭上，恰恰可以看出和證明，奚兆永教授是靠對馬克思的著作搞‘凡是’和‘句句是真理’吃飯的，是在搞本本主義和教條主義?！边@里用了“正告×××”這個專門對付階級敵人的具有威脅性的詞匯，不過它又能嚇得了誰呢？問題是，怎么一批評衛教授就可以“看出和證明” 我“是靠對馬克思的著作搞‘凡是’和‘句句是真理’吃飯的”，是在搞“本本主義”和“教條主義”了呢？莫非衛教授把自己看成了是一個100%的標準的馬克思主義者了，他似乎成了真假馬克思主義的分水嶺、試金石，這是不是做得太過分了呢？

衛教授還對本人引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非常反感。在他看來，多引馬列和毛澤東的原著就是“教條主義”、“本本主義”的表現。其實問題并不在于引述文字的多少，而在于能不能夠聯系當前的實際。在今天，當馬克思主義處于低潮，馬克思的許多原理遭到閹割、歪曲，他的許多重要思想已經被一些人大大“淡化”時，引用經典作家的原話就是絕對必需的。2007年在北京，我曾當面回答了他提出的引文過多的問題，并且還舉了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一書里大量引用馬恩著作的例子。他當時沒有進行反駁，還不止一次地說我寫的文章批判錯誤思潮的文章“很有戰斗力”。這次他在文章里又來指責我的引文，在這里，我愿引用列寧在《國家與革命》中一段話來作答：“在對馬克思主義的這種歪曲空前流行的時候，我們的任務首先就是要恢復真正的馬克思的國家學說。為此，必須大段大段地引證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的著作。（著重號為引者所加）當然，大段的引證會使文章冗長，并且絲毫無助于通俗化，但是沒有這樣的引證是絕對不行的。”[18]還需要指出的是，當時衛教授一方面說我的文章“很有戰斗力”，另一方面又把這些文章說成是“大批判文章”，竭力加以貶低，難道這兩者能夠統一在一起嗎？看來衛教授是“兩樣貨色具備，各有各的用處”，這叫什么呢？這不是實用主義又是什么？！

衛教授還譏笑本人“除了批判還是批判”，“除了商榷還是商榷”，其實，學術批評乃是學術發展的必由之路，百家爭鳴乃是繁榮學術的正確方針，怎么可以歧視批判和商榷性的文章？在這方面，我們看到，馬克思主義的創始人就非常重視學術批判。馬克思說，“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A title="" style="mso-endnote-id: edn19" name=_ednref19>[19]我們從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的著作里到處都可以看到他們的這種批判的和革命的精神。特別是在今天，由于國門大開，西方的各種思潮，包括主流的和非主流的，特別是新自由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的思潮，正在通過各種渠道向我們襲來，在這種情況下，不拿起批評的武器，不對其進行批判和斗爭行嗎？在我看來，這種批判和斗爭不是多了，而是少了，還應該大大加強才是。衛教授反對批判，反對商榷，正好說明，他并沒有和廣大人民群眾站在一道，并沒有真正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上來講話，而是站在被批判的錯誤思潮一方的立場上講話的。

三、從經濟學說史的角度來看“總公式的矛盾”為什么非講不可？

我在前兩篇文章里都強調，講還是不講“總公式的矛盾”關系到能否正確認識馬克思在經濟學說史的地位，而衛教授對此卻沒有什么回應，只是一再重復，“不從‘資本總公式的矛盾’切入，不但不會削弱反而有利于消除疑點，更簡明地闡述和把握剩余價值”；“既然勞動價值論已經闡明，商品價值的唯一源泉是勞動，不言而喻，資本家所獲取的作為價值增殖的剩余價值，自然也是來源于勞動?！?

其實，問題根本不是什么從哪里“切入”的問題，而是要弄清楚馬克思是怎樣解決前人所遇到而沒有能夠解決的問題的。這個問題絕不是如衛教授所說的是什么“不言而喻”就解決得了的，而是是一個經濟學說史上長期未能解決的的重大難題，不講就不知道馬克思在經濟學說史上的重要地位，就不知道馬克思在經濟學歷史上所完成的偉大變革。因此，這是一個不能不講、非講不可的問題。

我們知道，重商主義是從流通領域研究剩余價值起源的，他們當然不可能得出正確的結論來。古典經濟學把對這個問題的研究從流通領域轉向生產領域，是一大進步。在這方面，亞當·斯密對于勞動價值論是有巨大貢獻的，但是“他經常把商品價值決定于商品中所包含的勞動時間這一規定，同商品價值決定于勞動價值這一規定混為一談?！?A title="" style="mso-endnote-id: edn20" name=_ednref20>[20]而李嘉圖作為古典學派的集大成者，他在1817年出版的那本名著《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一開頭就提出了這樣的命題：“商品的價值或其所能交換的任何另一種商品的量，取決于其生產所必需的相對勞動量，而不取決于付給這種勞動的報酬的多少?！?A title="" style="mso-endnote-id: edn21" name=_ednref21>[21]應該說，李嘉圖的勞動價值論是徹底的，較之于亞當·斯密的“雙重見解”是前進了一大步。但是，他提出的命題同時也帶來了新的問題：資本和勞動的交換，如果是不等價交換，那就違背了價值規律；如果是等價交換，利潤又從何而來？這是一個難題，李嘉圖無法解決它，這個難題加上另外一個難題，即等量資本獲得等量利潤和勞動創造價值的矛盾，結果導致了李嘉圖學派的破產。但是，李嘉圖提出的命題在經濟學上雖然遇到了困難，但是，它很快被一些社會主義者所應用，他們從道德的角度看到了不平等，因而要通過社會主義來實現這種平等。1821年，在倫敦出版了一本匿名作者的小冊子，標題叫做“根據政治經濟學原理得出的國民困難的根源及其解決辦法。給約翰·羅素勛爵的信”。這是應用李嘉圖理論寫的最早的一本社會主義著作。因此，李嘉圖也被人們稱為“社會主義之父”。

這個問題理所當然地引起了馬克思的注意。早在1847年，他就在《哲學的貧困》一書中說，“只要對英國政治經濟學的發展有一點點了解，就不會不知道，這個國家所有的社會主義者在各個不同時候幾乎都提倡過平均主義地應用李嘉圖的理論。”[22]他在1859年寫的《政治經濟學批判》中又再次談到這個問題。他寫道：“如果一個產品的交換價值等于它所包含的勞動時間，一個勞動日的交換價值就等于一個勞動日的產品，換句話說，工資應當等于勞動的產品。但是實際情況恰好相反。Ergo[因此]，這種非難歸結為這樣一個問題：為什么純粹由勞動時間決定的交換價值的基礎上進行的生產，結果竟會使勞動的交換價值小于這勞動的產品的交換價值呢？這個問題，我們在研究資本時解決?！痹谶@段話當中，馬克思還插了一段注：“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對李嘉圖的這種非難，后來被社會主義者抓住了。他們假定這個公式在理論上是正確的，責備實際與理論相矛盾，要求資產階級社會在實踐中貫徹它的理論原則和臆想的結論。英國的社會主義者就是這樣把李嘉圖的交換價值理論公式倒轉過來反對政治經濟學。……”[23]

馬克思在1857-1858年寫的經濟學手稿里也研究了資本和勞動的交換問題，但是，由于還沒有提出勞動力的范疇，他還不能解決導致李嘉圖學派破產的難題。這個問題是他在寫作《經濟學手稿（1861-1863年）》的過程中解決的。馬克思在手稿的第一篇第一章（“貨幣轉化為資本”），當時使用的語言雖然與后來《資本論》的語言不同，但是有關的思想內容已經基本具備。手稿中所用的標題是：“(a)G-W-G.。資本的最一般形式”；“（b）由價值的本性產生的困難等等”；“(c)資本和勞動力之間的交換”；“(d)勞動能力的價值。最低限度工資或平均工資”。[24]此外，還有一部分后來歸入“絕對剩余價值生產”部分的內容。這幾點和1867年出版的《資本論》里的“資本總公式”、“總公式的矛盾”和“勞動力的買和賣”的內容是相一致的，它可以幫助我們對《資本論》有關內容的理解。在這里，馬克思解決了資產階級經濟學家長期未能解決的難題，在遵循價值規律的條件下，科學地說明了剩余價值的來源問題。這是馬克思對于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的一個偉大貢獻，也是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歷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特別珍視《資本論》的這一部分也就不難理解了。

以上我不厭其煩地介紹了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理論的這一段歷史，其原因，就是因為如果不能正確了解這一段歷史，就不能真正理解《資本論》中有關 “資本總公式”、“總公式的矛盾”和“勞動力的買和賣”的意義所在，也不能真正理解《反杜林論》中“資本和剩余價值”部分所說的“這個問題的解決”里的問題究竟是什么。

我們先回到《資本論》?！顿Y本論》第一卷是由“商品和貨幣”進入“貨幣轉化為資本”的。這實際上是由簡單商品流通進入資本流通的一個過程。在這里，馬克是首先分析了兩種流通的相同點和不同點，提出“資本總公式”的概念就是為了區分作為貨幣的貨幣和作為資本的貨幣的不同，明確資本不同于貨幣的本質屬性。這當然是不可缺少的。接著提出了“總公式的矛盾”，這個矛盾實際上也就是導致李嘉圖學派破產的第一個難題，即價值增殖和價值規律的矛盾。馬克思設定了解決這個難題的條件：要遵循價值規律，按價值購買，按價值售賣，而在過程結束時取回的價值要大于投入的價值。就是說，要在遵守價值規律的條件下解決價值增殖的問題。最后，提出勞動力的買和賣，指出勞動力商品的價值和特殊使用價值即勞動，從而解決了按價值購買、按價值售賣，并且使收回的價值大于投入的價值，實現價值增殖這個難題。

我們再回到《反杜林論》?！斗炊帕终摗分嘘P于“這個問題的解決”那段話，如果離開了政治經濟學和社會主義的歷史，是很難說得清楚的。知道了李嘉圖的難題和空想社會主義者應用李嘉圖的理論建立空想社會主義就十分清楚了。為什么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和社會主義者會在“黑暗中摸索”？了解了李嘉圖的難題，就知道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困境；了解了李嘉圖理論的社會主義應用，就知道空想社會主義者是在錯誤的李嘉圖理論的基礎上要使實踐與理論相符，實際上是訴之于道德，訴之于公平。空想社會主義者由于離開了經濟這個基礎，他們就必然陷入空想，成為空想的社會主義。衛教授說“既然勞動價值論已經闡明，商品價值的唯一源泉是勞動，不言而喻，資本家所獲取的作為價值增殖的剩余價值，自然也是來源于勞動?！逼鋵崳绻辉趦r值規律的基礎上說明價值的增殖，實際上也是訴之于道德，訴之于公平，這難道是科學社會主義嗎？而馬克思在經濟學上解決了李嘉圖的難題，這就使社會主義有了一個科學的基礎，從而使科學社會主義能夠“以此為起點，以此為中心發展起來?！?/p>

在上篇文章里，我已從恩格斯的有關論述的前后文的內容指出他所說的“這個問題”究竟是什么問題；那里的話表明，“這個問題”就是在遵循價值規律的條件下解決資本增殖的問題，這和《資本論》所論述的“貨幣轉化為資本”中所論述的內容是完全一致的，而且恩格斯還引用了《資本論》這一部分的里原話，應該說，問題已是非常清楚了。但是衛教授還是采取“不承認主義”。這里，我要進一步指出兩點：第一，恩格斯在說明了“這個問題是這樣解決的”后強調：“由于馬克思以這種方式說明了剩余價值是怎樣產生的，剩余價值怎樣只能在調節商品交換的規律的支配下產生，所以他就揭露了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以它為基礎的占有方式的機制，揭示了整個現代社會制度在其周圍凝結起來的核心。”[25]這里講的顯然不是衛教授的“不言而喻”的那個剩余價值，而是以“馬克思的方式”，“在調節商品交換的規律的支配下產生”的剩余價值。也就是說，是在“總公式的矛盾”所設定的條件下來解決剩余價值的產生問題。第二，《反杜林論》中有關“資本和剩余價值”的內容是由第二編的七、八兩章構成的，但是，講“這個問題的解決”是在第七章的開頭部分，而不是在第八章的末尾，顯然它不可能是指整個剩余價值理論，而只能是指“總公式的矛盾”中所講的那個矛盾或難題，實際上也就是李嘉圖留下的使“從前社會主義者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一樣曾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的難題。

四、衛教授“學術資料引用上的疏漏和紕誤”遠不止一處，還有不少

衛教授在他的第二篇文章里說，拙作“提出的同我商榷的論點和全部論述是缺乏說服力和站不住腳的”，“奚文沒有任何理論與事實根據”。在第三篇文章里雖然改了口，但仍說“奚教授對我的批駁從總體上和根本上說是不能成立的，他的理論觀點和邏輯思維是不科學的?！北M管他繼續為其過去的觀點辯護，但是終于不得不承認，“講河上肇的《經濟學大綱》沒有提‘資本總公式的矛盾’，是一種學術資料引用上的疏漏和紕誤。因為我沒有細讀該書‘剩余價值的源泉’這一節的內容，應引以為戒。奚文就此問題對我的批評，完全接受。”應該說，衛教授從“承認有“疏漏和紕誤”，這是一個不小的進步，但是實際上他并沒有真正從中吸取教訓。這一點，從他說“對奚文的其他批評和辯駁，我認為是完全站不住腳的”一語里人們可以清楚地看出來。事實上，他這種“沒有細讀”而只是粗看標題就下結論的現象仍然不少。比如他在第三篇文章里仍然堅持說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沒有講“資本總公式及其矛盾”。其實，該書非常明確地說：“商品流通公式是這樣：т（商品）—д（貨幣）—т（商品），這就是說，為買而賣 。貨幣在用來剝削別人勞動時才成為資本。資本的一般公式是д—т—д’這就是說，為賣而買，以達到致富的目的。”[26]這里明白無誤說說了“資本一般公式”，其實也就是“資本總公式”的另一說法，而教科書用俄文表達的д—т—д’其實也就是通常用G—W—G’表達的同一公式，怎么能夠說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沒有講“資本一般公式”或“資本總公式”呢？至于“總公式的矛盾”，也就是價值增殖與價值規律的矛盾，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說，“事實上是這樣：如果商品與同等價值的貨幣即等價物交換，那么，任何一個商品所有者從流通中獲得的價值，都不會多于他商品中體現的價值。如果賣主能夠把商品賣得彼商品價值高些，譬如說，高10%，那么，他在做買主時一定要把這個10%又付給賣主。這樣一來，商品所有者在在做賣主時所賺得的，正式他做買主時所失去的。而事實上，整個資本家階級的資本都在增殖?！?A title="" style="mso-endnote-id: edn27" name=_ednref27>[27]這里所論述的不正是馬克思在“總公式的矛盾”中所說的“貨幣羽化為資本的流通公式，是和前面闡明的關于商品價值、貨幣和流通本身的性質的規律相矛盾的”嗎？而且，這個具體的論述和馬克思在“總公式的矛盾”中的具體論述（見《資本論》第1卷，第182-183頁）也是完全一致的，甚至連舉例的數字（加10%）也都完全一致，衛教授怎么能一再堅持說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沒有講總公式的矛盾呢？看來，問題還是由于他只看標題而“沒有細讀該書這一節的內容”所致。

衛教授這次又提出蘇聯列昂節夫1935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說“這本書中既沒有‘資本總公式的矛盾’的節或目，也沒有提這個概念”?？磥?，衛教授又犯了只看標題（所謂“節或目”）而“沒有細讀該書內容”的老毛病。實際上，在列昂節夫的《政治經濟學》里，在“貨幣轉化為資本”一節，首先就分析了商品流通公式和資本一般公式的區別，其表述幾乎與前面提到的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完全一樣，而其根據當然是來自《資本論》。列昂節夫還在書中指出，無論是高價出售，還是低價購買，或是同時賺取上述兩方面的錢，都不能說明利潤的來源，因為“整個資本家階級不能靠欺騙這個階級本身而致富?！?A title="" style="mso-endnote-id: edn28" name=_ednref28>[28]在這里，不僅思想來自《資本論》中的“總公式的矛盾”，連語言都和“總公式的矛盾”中的論述完全一致。在那里，馬克思說，“一個國家的這個資本家階級不能靠欺騙自己來致富?！?A title="" style="mso-endnote-id: edn29" name=_ednref29>[29]

衛教授還舉了于光遠和蘇星主編的《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為例，說該書“雖然提及了‘資本的一般公式’，但未提資本總公式的矛盾，而是直接分析了剩余價值的生產。”其實，在于、蘇主編的這本教材里，不僅講了資本的一般公式，而且緊接著就提出了“剩余價值是怎樣產生的？”這個問題，這個問題曾是經濟學史上的難題，也是馬克思要解決的“總公式的矛盾”。在于、蘇主編的書里，根據《資本論》里關于“總公式的矛盾”所作的論述進行了闡述，甚至所舉的數字都是來自“總公式的矛盾”。其結論是，“無論是等價交換或不等價交換，在流通中是不能產生剩余價值的?！蓖瑫r它又說明，“剩余價值不能在流通中產生，這是不是，剩余價值的產生和流通毫不相干呢？不是，剩余價值的產生，是以貨幣投入流通為條件的。如果資本家不把貨幣投入流通，不買不賣，把它藏起來，哪怕藏它一輩子，也不會多出一個錢來，不會產生剩余價值。”[30]這些話實際上是對《資本論》中有關“資本不能從流通中產生，又不能不從流通中產生。它必須既在流通中又不在流通中產生”[31]論述所作的一個闡釋；而馬克思的這一論述乃是“以馬克思的方式”解決“總公式的矛盾”所必須遵循的條件，衛教授又怎么能說該書沒有講資本總公式的矛盾呢？看來，問題還出在他讀書只讀標題而“沒有細讀該書內容”這個毛病上。

衛教授還提到吳振坤主編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一書，說該書分析了貨幣轉化為資本、勞動力成為商品，但沒有提“資本總公式的矛盾”，可是我在南大圖書館和南京圖書館都沒有找到該書，所以暫不評論他是否也“沒有細讀該書內容”。不過在找書過程中倒是見到了衛教授主編或參與編寫的幾本教材：一本是他與余學本、李宗正聯合主編的《政治經濟學講解》（遼寧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本是他與顧學榮教授主編的《政治經濟學原理》（經濟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一本是他與吳樹青、洪文達教授主編的《政治經濟學（資本主義部分）》（中國經濟出版社1993年版），還有一本是他與林崗教授主編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這幾本教材對“貨幣轉化為資本”的闡述雖然有的用三節，有的用兩節，標題有的和《資本論》完全一樣，有的與《資本論》有所不同，詳略也不一樣，但是，所闡述的內容都來自《資本論》，來自包括“總公式的矛盾”在內的“貨幣轉化為資本”那一章三節的論述。在這里，衛教授對于“總公式的矛盾”也都是照講不誤，而并沒有認為“可以不講”。

由于衛教授只看標題而“沒有細讀”書的“內容”，可以說，他所舉的“不講‘總公式的矛盾’”的例子，差不多都是不確實的。

應該指出，衛教授這類“學術資料引用上的疏漏和紕誤”也不僅表現在“可以不講‘總公式的矛盾’”在這方面，他過去的文章也有類似的表現。記得他在1997發表的一篇文章里曾說，“過去，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講‘政治經濟學的階級性與黨性’，我們也長期照講不誤。政治經濟學的黨性是什么?它具有哪個黨的黨性呢?我一直不清楚，我看沒有必要再講‘政治經濟學的黨性’”。[32]衛教授既然承認自己“一直不清楚”，那就應該通過學習把它弄清楚，但是他不，他卻“教導”人們說，“沒有必要再講”。對自己不清楚的東西用一個“不要再講”了之，難道這是嚴謹的治學態度嗎？其實，“政治經濟學的黨性”的說法根本不是始于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它是列寧在《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一書中講出來的。在那里，列寧寫道:“政治經濟學正象認識論一樣，是一門有黨性的科學?？偟恼f來，經濟學教授們不過是資產階級手下的有學問的幫辦；而哲學教授們不過是神學家手下的有學問的幫辦”[33]這里所說的“黨性”其實也就是階級性。就政治經濟學代表一定的階級利益來說，政治經濟學的黨性和政治經濟學的階級性是一致的。不過，黨性和階級性也還是有某些區別的。因為階級是一個大的社會集團，而在一個階級內部還會有不同的小的社會集團，因而，同是一個階級的政治經濟學也會出現不同的派別，從而表現出其黨派性質。衛教授因為自己沒有弄清楚這個問題，就斷言這是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講的，甚至提出“沒有必要講”，這是不是太武斷了呢？說老實話，我當時就想專門寫一篇文章批評他的這一錯誤，由于考慮到衛教授的面子，只在《當代經濟研究》發表的一篇文章[34]的注里順帶指出了他在這個問題上的錯誤，而沒有多加評論?！懂敶洕芯俊肥恰顿Y本論》研究會的會刊，而衛教授當時是《資本論》研究會的會長，我相信他是會看到我這篇文章的這個注的。但是，事實證明，他并沒有從中吸取教訓。因此后來又一再重犯類似的錯誤也就毫不奇怪了。

當然，如果衛教授要為“可以不講”舉確實可靠的例子的話，其實也并不難。我在第一篇評論文章里即已指出，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博洽德在1919年出版的 《通俗“資本論”》就是一本典型的“不講‘總公式的矛盾’”的書。該書是三卷《資本論》的摘編，由于編者不懂得馬克思的由抽象上升為具體的敘述方法，不懂得馬克思解決李嘉圖學派的難題在經濟學說史上所完成的偉大革命，完全打亂了《資本論》的體系，竟把馬克思放在第三卷才講的價格和利潤問題提到了全書的開頭，并且刪除了“貨幣轉換為資本”的三節內容的“資本總公式”和“總公式的矛盾”部分，博洽德此書解放前曾由李季翻譯、由神州國光社出版了中文本，因為有“較嚴重的錯誤”[35],解放后未見再版。如果找根源，衛教授的“可以不講”論很可能是受博洽德的影響，不過由于博洽德的《通俗‘資本論“》的名聲不好，而且一般人早已將其遺忘，所以衛教授當然也就不屑再提到它了。

衛教授還大談馬克思在《工資、價格和利潤》里也沒有講“總公式的矛盾”，我是第二篇文章里已經指出，馬克思此書是為批判韋斯頓的錯誤的工資觀點而寫的一個具有論戰性的報告，而不是一部系統的完整的政治經濟學著作，當然不可能面面俱到，這和《資本論》對政治經濟學進行系統的、完整的論述顯然是不同的。而他在第三篇文章里竟然提出“為什么只許引用《資本論》中的話，而不許引用馬克思其他著作中的話，一引用就是否定《資本論》中的內容，是‘違背馬克思的態度’呢？”其實，衛教授否定馬克思的“總公式的矛盾”這是一個客觀存在，他的三篇文章都是為此而寫的。問題在于，他的那些“佐證”是經不起推敲的，而引用馬克思的《工資、價格和利潤》也一樣。馬克思的論戰對手韋斯頓是木匠出身，對于經濟學并不內行，但是他主張工資決定價值，認為提高工資對工人不利，工聯的作用是有害的。他曾經寫過一本小冊子，并且還受到一些土生土長的英國人的支持。因此，馬克思的朋友們希望馬克思對他進行反駁。馬克思當時正在忙于寫《資本論》，認為“更重要的是繼續寫我的書”，并不想寫文章對他進行批駁，只準備“臨時去講一通”。在馬克思看來，“要對完全不懂的人把與此有關但一切經濟學問題解釋清楚，的確不是容易的事。不可能把一門政治經濟學課程壓縮在一小時之內講完?！?A title="" style="mso-endnote-id: edn36" name=_ednref36>[36]后來，馬克思雖然決定要把“講一通”的內容寫成文字，但是對于人們想把這份報告印出來，馬克思還是心存猶豫：“⑴因為韋斯頓先生‘成為我的反對者并不是一個太值得高興的事；⑵這個報告的第二部分用非常緊湊擔憂相當通俗的形式敘述了預先從我的書（《資本論>.——編者注》中取出的新東西。同時對許多問題我又不得不只是粗略地提一下。問題是，用這樣的方式預先從我的書中拿出東西是否適宜？”[37]馬克思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恩格斯回答說，“我不認為，你在同韋斯頓形式的筆戰中關于得到很多桂冠，而一次作為英國經濟學著作的處女作，當然是不好的。而在其他方面我看不出預先發表你的書中的個別論點會有什么特別的壞處——當然，如果你現在真正就要完成這本書的話”。[38]而馬克思對這個問題的最后結論是：“我不能下決心在一個完整的東西還沒有擺正我面前時，就送出任何一部分。不論我的著作有什么缺點，它們卻有一個長處，即它們是一個藝術的整體；但是要達到這一點，只有用我的方法，在它們沒有完整地擺在我面前時，不拿去付印?！?A title="" style="mso-endnote-id: edn39" name=_ednref39>[39]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馬克思對于《資本論》是何等的重視和珍惜，他不愿意預先發表其中的一部分，雖然在《工資、價格和利潤》里只是預先用了其中很少的一部分，他也不愿意將其發表。我們知道，《工資、價格和利潤》在馬克思生前沒有出版過，恩格斯也沒有發表這篇報告，直到1898年才由馬克思的女兒艾琳娜在倫敦發表，同年，伯恩斯坦在《新時代》上發表了他的德文版。如果衛教授了解事情的全過程，恐怕就不會認為因為《工資、價格和利潤》未講總公式的矛盾而認為《資本論》也不應該再講這個問題了。畢竟，《資本論》所論是經濟學的一個整體，而《工資、價格和利潤》所論只是經濟學的一個局部，顯然不能說局部未講到的東西，其整體也不應該講，這是什么邏輯呢？從邏輯上來說，整體總是大于部分，企圖用部分來否定整體，這顯然所說不通的。實際上，我在第二篇文章里就已經講到了馬克思寫作《工資、價格和利潤》的一些情況，講到了馬克思不愿把《資本論》中的一些內容預先拿到《工資、價格和利潤》中去的想法，只是由于受篇幅限制，雜志上刊登的文章刪去了這一部分，但是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網”上發的文章就有這方面的內容，相信衛教授也是看到了這篇文章的。我說衛教授的說法“違背了馬克思的態度”應該說是有充分的事實根據的。

另外，衛教授已經承認河上肇的《經濟學大綱》是講了“資本總公式的矛盾”的，但是對于我講河上肇的《“資本論”入門》曾講到這個問題卻大為惱火，認為這 “違反辯論的邏輯規則”。其實，如果河上肇在《經濟學大綱》里是否定“總公式的矛盾”的，他在《“資本論”入門》里也不會肯定“總公式的矛盾”。世界上的事物總是互相聯系的，而不是彼此割裂的，不管這么說，一個作者寫兩本書絕不會自己反對自己，自己打自己的耳光，這是顯而易見的。我在討論河上肇的《經濟學大綱》是不是“不講”“總公式的矛盾”時附帶地提出他的《“資本論”入門》一書是很自然的，所謂“違反辯論的邏輯規則”一說是不能成立的。

說到這里，還需要指出的是：為什么一些有影響的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通俗讀物在闡述“貨幣轉化為資本”時不用《資本論》的標題而用別的標題呢？應該說，馬克思的《資本論》在政治經濟學的歷史上是一部革命性的著作，正如馬克思自己所說，“使一門科學革命化的科學嘗試，從來就不可能真正通俗易懂?？墒侵灰茖W的基礎一奠定，通俗化也就容易了。[40]在《資本論》出版后曾經出現了荷蘭工人運動活動家鈕文胡斯和法國社會主義者杰維爾寫的將《資本論》通俗化的簡述本?？即幕浵氚呀芫S爾的書譯成德文出版，但是恩格斯認為，“就純理論部分來說，杰維爾的著作在至今出版的簡述中是最好的。他的理解都是正確的，可是表達得極其馬虎，我在稿子上作了訂正?！薄按送?，他逐字逐句地復述馬克思的概括性的原理，而對這些原理的前提只是一筆帶過?！彼诮o給考茨基的回信里說，“出一本新的、通俗的、簡短的（篇幅比杰維爾的少一半）闡述剩余價值理論的著作非常需要?！?A title="" style="mso-endnote-id: edn41" name=_ednref41>[41]這樣，在恩格斯的指導下，考茨基開始了《馬克思的經濟學說》一書的寫作。由于有恩格斯的指導和幫助，而且書稿還經過恩格斯的校訂，考茨基此書寫得很成功，它的篇幅不大，既很好地表達了原著的精神，又寫得非常生動和通俗易懂。關于“貨幣轉化為資本”部分，考茨基此書用的三個小標題是：第一個小標題是“什么是資本？”而不是“資本的總公式”；第二個小標題是“剩余價值的源泉”而不是“總公式的矛盾”，第三個小標題是“勞動力成為商品”而不是“勞動力的買和買”。但是，只要我們的閱讀不限于標題而能“細讀”其內容，就能夠清楚地看到，考茨基的闡述和《資本論》的論述是完全一致的，馬克思《資本論》中論述的有關資本總公式、總公式的矛盾和勞動力的買和賣的內容都講到了，什么內容也沒有少。正因為考茨基此書在把《資本論》通俗化方面做得是如此之好，恩格斯和列寧都給予了肯定的評價，并且一再向人們進行推介。當然，也有人否定此書，如蘇聯的盧森貝、我國的漆琪生就是。但是這些否定是沒有根據的，對此，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專門做過論證。[42]后來，河上肇寫《經濟學大綱》、列昂節夫寫《政治經濟學》實際上都受考茨基此書的影響。這一點從兩書所用的一些語言也可以看出來。

不過，教材和一般通俗讀物還是應該有所區別的：教材是為學習這門課程的學生準備的，學生一般都有相應的學習基礎，學習一門課也有時間的保證，還有教師的講解與輔導；而普及讀物的讀者就比較雜，其基礎參差不齊，又沒有足夠的時間保證和教師的講解與輔導。因此教材在科學性、系統性方面比之一般普及讀物理應有更高的要求，它應該更接近于原著。實際上，對于學這門專業的學生來說，還應該積極引導他們學習大師的原著。這是真正掌握一門科學的不二法門。看來衛教授是不贊成這樣做的，他認為這樣一來教材就會大大增加。其實，關鍵的問題并不在于教材篇幅的多少，而在于教材的編寫者是否真正吃透了原著?？即幕摹恶R克思的經濟學說》并不長，但是它很好地闡述了原著的精神，對于人們理解原著就能夠其很好的作用。而列寧的《卡爾·馬克思》[43]篇幅更小，只不過是為格拉納特詞典寫的一個詞條，只有四十多頁，但是卻包括了馬克思的傳略和馬克思主義的一切主要內容。在“馬克思的學說”部分，他論述了“哲學唯物主義”、“辯證法”、“唯物主義歷史觀”和“階級斗爭”。而在“馬克思的經濟學說”部分他論述了“價值”和“剩余價值”兩個部分，在“剩余價值”部分就講到了“資本的一般公式”（即“資本總公式”），講到了總公式的矛盾（“剩余價值不能從商品流通中產生，因為商品只能是等價物的交換；也不能從加價中產生，因為買主和賣主相互間的盈虧會抵消，……。”），還講到了勞動力的買和賣這樣一些帶有關鍵性的問題。他只用極短的幾句話就揭示了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講清了覺得絕對剩余價值生產和相對剩余價值生產，講清了積累、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資本主義人口過剩和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等極其重要的問題，還簡要地闡述了《資本論》第二卷和第三卷的一系列重要問題。他還論述了“社會主義”和“無產階級階級斗爭的策略”。最后他還為讀者提供了進一步學習的“書目”。列寧的這一論述生動地說明，問題并不在于篇幅，而在于對馬克思主義理解的深度。在這方面，列寧為我們做出了一個光輝的榜樣。當然，為了保證完整地、準確地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原理，教材的篇幅和教學的時間還是應該給予保證的，而隊經濟學專業的學生來說，學習《資本論》這樣的原著更應該在課時和閱讀的時間上給予充分的保證，否則，要培養合格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人才是不可能的。

五、關于衛教授所謂的“不應該提出和爭論的一些問題”

衛教授的第三篇文章里有一個小標題叫做“不應該提出和爭論的一些問題”。衛教授的這個提法讓人很費解。因為 “科學沒有禁區”，而中央發展文藝和學術的方針就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衛教授怎么可以設定應該和不應該提出和爭論的界限？是誰給了他 這樣的權利呢？這不禁使我想起斯大林的《馬克思主義和語言學問題》一書。70多年前，蘇聯語言學界有一個權威叫尼·雅·馬爾，但他的語言學里包含著一些錯誤觀點，如認為語言是上層建筑，是有階級性的。馬爾死后他的“學生門”奉他為祖師，組成了一個宗派集團，把持蘇聯的語言學界，拒絕外界的批評。斯大林在書中針對這一現象提出了嚴肅的批評，他說，“沒有不同意見的爭論，沒有批評的自由，任何科學都不能發展，不可能有成就。可是這個公認的原則，竟被忽視和極粗暴地踐踏了。一些自認為完全正確的領導者組成了一個排他的小集團，保證自己不受任何批評，恣意橫行，為所欲為?！?A title="" style="mso-endnote-id: edn44" name=_ednref44>[44]應該說，斯大林所批評的這種拒絕批評、反對爭論、以勢壓人的學閥作風乃是學術發展的大敵，他的這一批評即使在今天也沒有失去其現實意義。

下面就對衛教授說的“不應該提出和爭論的”幾個問題再談談我的看法。

⒈關于小手工業者的流通是簡單商品流通還是資本流通的問題。

本來，小手工業者和個體農民一樣，就生產關系來說，他們都是自己占有生產資料，自己進行勞動，既不剝削別人，也不被別人剝削的勞動者。他們的生產目的是為了使用價值，而不是為了價值增殖。對他們的流通來說，適用的是簡單商品流通公式，而不是資本流通公式。這些早已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常識?？墒切l教授卻說，“W-G-W這一公式，只是貨幣作為貨幣的簡單商品流通公式，不是簡單商品經濟（包括商品生產和流通）如手工業經濟的活動公式?！毙l教授提出這個“簡單商品經濟如手工業經濟的運動公式”，恕我孤陋寡聞，過去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著作里還從來沒有見到過，在我讀過的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教材里也從來沒有見到過，這顯然是衛教授的一個“創造”。這個“創造”如果沒有得到經濟學界的普遍認同就想把它寫進教材顯然是不適合的。須知，所謂教材，不過是把某一學科所已經取得的成果系統地加以闡述用以對學生進行教育的課本，沒有得到學界認可的個人意見顯然是不適合寫進教材的。衛教授說“簡單商品流通公式不是簡單商品經濟的運動公式”究竟有什么根據呢？我們沒有看到他的論證，看到的只是他的斷語。這種未經論證的斷語只能是一種武斷，誰也不會接受他的這一武斷的結論。其實，無論是個體農民，還是個體手工業者，他們的商品流通都是簡單商品流通，其適用的流通公式都只能是簡單商品流通公式，即W-G-W。在這方面，小手工業者和小農民沒有任何區別。衛文說“如果講手工業者的運動公式，也需要先買生產資料，再將產品交換為貨幣，因而不適用于W-G-W的公式”。那我們要問，這個最先購買買生產資料的貨幣又是從何而來的呢？是不是小手工業者也有一個原始積累，用暴力使生產者生產資料相分離的過程呢？顯然，這樣的原始積累是不是用于小手工業者的。一般來說，小手工業者所使用的生產資料比較簡單，很多是自己就能夠加工制造的，他一般都是先生產出產品，然后再出賣產品，在換得貨幣后才用貨幣購買所需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在這方面，小農民和小手工業者其實并沒有什么不同。試問，農民難道不要購買生產資料嗎？他也一樣要購買，不過這種購買也是在出賣了產品換得了貨幣之后才能進行。難道我們看到的現實生活不是這樣的嗎？怎么能說這個W-G-W公式是只適用于個體農民而不適合小手工業者的呢？

衛教授在論述小手工業者購買生產資料時曾說了一句話外行話：“如果不先買紡織機、棉花及其他勞動資料，他能兩手空空生產出紡織品去賣嗎？”在這里，他本來應該說“及其它生產資料”，因為棉花是勞動對象，講三者放在一起說它們是生產資料則可，而說它們是勞動資料則不可。我相信，任何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初學者也都會指出這個錯誤。我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倒不是故意出衛教授的丑，而是從過去的教學實踐中發現有些學生對于勞動資料和生產資料也常發生混淆的情況，雜志的讀者里也有學生，指出來可以使他們印象深刻，不致再犯這樣的錯誤。但是衛教授卻拒不認賬，可能是認為自己是大教授，豈能犯這樣的錯誤？但是事實就是事實，不承認只會欲蓋彌彰，影響更壞，那就怪不得別人了。在這方面，衛教授說到了“紡織機”，我說那不是小手工業者的事，他買不起，也用不上，因為及其所處是社會化生產，要一家人既用紡紗機紡紗，又用織布機織布，那是做不到的。這難道不是事實？再說，世界上也根本不存在既紡紗又織布即將二者合為一體的所謂“紡織機”。衛教授說我我“對現實經濟生活也是離異的”，說我是“無知的的論斷”、“是主觀武斷”，在我看來，他對現實的經濟生活的了解其實也十分有限，卻偏要不懂裝懂，冒充內行，他說的外行話就是證明。而他認為“現代的中外個體或家庭工業也有使用現代化生產工具的?！痹谶@里，我要問衛教授，個體小手工業和家庭工業是一回事嗎？能夠在二者之間用“或”字把它們畫上等號嗎？國外的家庭工廠和家庭農場是不是存在雇工的情況你了解了嗎？

在這里還要指出的是，衛教授把一些手搖紡車和手工織機稱為紡織機，這就混淆了手工工具和機器的界限。如果手搖紡車和手工織機也能夠叫做機器，那產業革命發明紡紗機、織布機還能叫革命嗎？要知道，當時歐洲的腳踏紡車用腳踏作動力，用手來捻紗，作為機器的簡單要素的工具機或工作機的定義：“實現了手腳分工，比中國的手搖紡車先進得多，但是那也算不上是機器。關于“機器”，馬克思曾下過兩個定義，一個是發達機器的的定義：“所有發達的機器都有三個本質上不同的部分組成：發動機，傳動機構，工具機或工作機。”另一個是作為機器的簡單要素的工具機或工作機的定義：“作為工業革命起點的機器，是用一個機構代替只是用一個工具的工人，這個機構用許多同樣的或同種的工具一起作業，有一個單一的動力來推動，而不管這個動力具有什么形式?！?A title="" style="mso-endnote-id: edn45" name=_ednref45>[45]顯然，個手工業者的手工工具是不能稱作機器的。

⒉關于所謂“手工業者的運動公式”和小手工業者的“價值增殖”問題

衛教授不僅大破馬克思提出的公式，而且還立了一個所謂“手工業者的運動公式”:                 

 Pm

G-W(Pm)…P…W’-W{

Lm

對這個所謂“手工業者的運動公式”，我在上一篇文章里提出了批評。衛教授后來在文章里說，這個公式存在排印錯誤，但是讀者怎么知道這是排印錯誤呢？衛教授做為作者在長達一年多的時間里不主動去更正這一錯誤，反而認為對此錯誤提出批評的人是“惡意炒作”，這說得通嗎？

其實，這個公式的錯誤不僅僅是排印的問題，即使把排印中漏掉的部分補上，成為以下公式，它仍然是一個錯誤百出的公式。這一點，我上一篇文章里其實已經說到了。衛教授似乎沒有注意到。我們且看：

Pm

G-W(Pm)…P…W’-G’-W{

Lm

這里首先遇到的是，這個最初的貨幣（G）從何而來的問題。上面已經講到，小手工業者不存在什么原始積累的問題，他不可能用暴力使生產者和生產資料相分離，獲得最初的貨幣財富。其次，G-W(Pm)只購買生產資料，而不購買生活資料，好像生產者可以餓著肚子從事生產勞動似的。復次，生產出的商品W’有了一個加量，出現了增殖。這是完全不應該有的錯誤。對此，馬克思說得很明確：“流通是商品所有者的全部相互關系的總和。在流通以外，商品所有者只同他自己的商品發生關系。……商品所有者能夠用自己的勞動創造價值，但是不能創造自行增殖的價值。他能夠通過新的勞動給原有價值添加新價值，從而使商品的價值增大，如把皮子制成皮靴就是這樣?！鼪]有增殖，沒有在制作皮靴時添加剩余價值。可見，商品生產者在流通領域以外，也就是不同其他商品占有者接觸，就不能使價值增殖，從而使貨幣或商品轉化為資本?！?A title="" style="mso-endnote-id: edn46" name=_ednref46>[46]再次，該公式始初的購買只包括生產資料（Pm），而第二次購買則不僅有生產資料（Pm）,而且有生活資料（Lm）,生產和再生產是不一致的。最后，他的這個公式起點和終點不一致，不能形成一個循環。顯然，把這樣一個公式放在貨幣轉化為資本一章，與其它問題又不銜接，使人感到不倫不類，是很不科學的。值得注意的是，在衛教授2010年新出版的一本教材《政治經濟學概論》里也沒有見到他的這個新公式。而且，該書在講簡單商品流通公式時也是把小手工業者和農民一體看待的，并沒有講到二者的不同。書中寫道：“一般的商品流通公式可以用W-G-W(商品-貨幣-商品)來表示。比如一個農民或小手工業者，將自己的農產品獲手工業品（W）拿到市場上去出賣，換回貨幣（G）,再用貨幣去購買自己需要的商品（W），交換的目的是追求另一種使用價值?！?A title="" style="mso-endnote-id: edn47" name=_ednref47>[47]當然，這本書是集體編寫的，衛教授雖然貴為主編，但是也無法把自己的觀點強加給他的合作者，至于要讓更多的人接受它自然就更不用說了。

衛教授反問道，“按奚教授的邏輯，馬克思講的產業資本公式也沒有購買生活資料的表示，是否也錯了呢？”其實，對于資本來說，它所購買的是勞動力（A）和生產資料（Pm）兩項。資本并不購買生活資料。正是購買的勞動力與購買的生產資料(Pm)結合起來才可以進行生產而生產出具有剩余價值的商品，實現價值增殖。至于勞動力的所有者如何購買生活資料以及資本家在取得剩余價值之后如何購買生活資料，那都是在生產過程之外進行的，與資本的循環無關，當然無需將其表現出來。而簡單商品流通所涉及的是商品和貨幣之間的交換或商品流通，它當然應該包括所有的售賣和購買。這二者顯然不能混為一談。衛教授還想用混同兩種不同含義剩余勞動來說明小手工業者的“增殖”，這是在偷換概念。小手工業者和個體農民一樣，其特點恰恰不是擴大再生產，而是簡單再生產，有時甚至連簡單再生產都不能正常進行，成了萎縮的再生產，另一種意義的剩余勞動時間顯然沒有提出的必要，而且那種剩余勞動和具有剝削性質的剩余勞動根本就不是一回事，用它來說明價值增殖更是明顯違背馬克思的論述的。

在這里，我要再次強調，衛教授把小手工業者的簡單商品流通納入到資本流通的范疇，混淆了兩種根本不同的生產關系，完全違背了《資本論》的基本原理，是根本錯誤的。

⒊關于所謂“商品資本所所經營的商品價值與其所實現的價值總量不一致的問題”。

衛教授認為這是一個問題，這是他把商業雇員的勞動力的價值加到商品價值智商造成的。其實，商業雇員的勞動就其是一種純粹的買賣活動來說，屬于純粹流通費用，應該是剩余價值的扣除，而不應加到原有商品價值之上。值得一提的是，在衛教授擔任主編于2010年出版的《政治經濟學概論》的有關商業資本和商業利潤的部分的闡述也是持這種觀點，而不是持衛教授文章的觀點。該書在《商業利潤及其來源》部分明確寫道，“純粹的商品買賣活動，是不能創造價值和剩余價值的?！薄吧虡I利潤是產業資本家讓渡給商業資本家的一部分剩余價值，它的來源是產業部門的工人創造的剩余價值?！痹摃@部分還通過計算說明，“事業資本家的商品銷售價格與商品的生產價格是相等的，而商品的出廠價格低于商品生產價格的差額，就是商業資本家獲得的商業利潤。”[48]所有這些都清楚地說明，《概論》的編寫者都不贊成衛教授這位主編的觀點。他的觀點甚至在他自己領導的寫作集體里都不能為人們所接受，又怎么能夠為整個學術界所接受呢？我在上一篇文章里根據蘇聯經濟學家盧森貝和國內一些《資本論》研究者的計算，已經說明所謂商品價值和商品所實現的價值不一致是一個根本不存在的偽問題，這一點甚至得到了衛教授所主編的《政治經濟學概論》一書的印證。與衛教授所主編的《政治經濟學概論》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衛教授在他的第三篇文章里仍然硬著頭皮堅持他的觀點。他沒有提出任何反駁的論據，卻說拙文“又是文不對題”，“遠離和根本解決不了”他的問題。他說他要“留待另一篇文章中討論”。從那時起，我一直在等待他的這個“另一篇文章”的發表，遺憾的是，一年另三個月過去了，他的這篇文章還沒有發表出來。當然，我將繼續耐心等待；與此同時，我也希望他的大作能夠早日發表。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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