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薦新書書名: 斯大林評價的歷史與現實
作 者：劉書林 蔡文鵬 張小川
出版社：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出版時間： 2009年10月
ISBN: 9787509710869
定價: 35.00 元
內容簡介
本書是對斯大林評價問題的一部總結性著作，隨著俄羅斯把蘇聯時期的檔案材料公之于世，隨著與斯大林具有直接恩怨關系的人們的逝去，隨著俄羅斯人民對歷史與現實的體驗加深，人們終于可以在比較客觀的基礎上回憶和評價斯大林了。在俄羅斯境內和前蘇聯范圍，從政府到百姓，從老人到青年，從過去的反斯大林的人物到斯大林時代的優秀人物，都經過反思而對斯大林充滿了敬仰，重新評價斯大林的高潮正在升溫。隨著世界各國人民，尤其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通過自身和兄弟國家的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教訓，更加看清了在評價斯大林問題上的是非曲直和利害關系，從而更加科學地認識和評價斯大林。
編輯推薦
《斯大林評價的歷史與現實》同時收錄：
《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
《關于斯大林問題——二評蘇共中央公開信》
毛澤東同志對以上三篇的批語和修改
目錄
導 言……………………………………………………………………………………………1
第一章 對新社會制度創建者評價的歷史經驗與教訓………………………………………10
第一節 成熟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對待新制度創立者的比較………………11
第二節 社會主義國家破除“個人迷信”的兩種出發點………………………………16
第三節 對新制度創立者的評價與改革的方向…………………………………………19
第二章 斯大林的歷史地位……………………………………………………………………20
第一節 列寧主義的忠誠繼承者和卓越發展者…………………………………………20
第二節 蘇聯30年代社會主義大建設的領導者…………………………………………30
第三節 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統帥………………………………………………………39
第四節 在肅反擴大化問題上的責任……………………………………………………51
第五節 關于斯大林評價中的幾個有爭議的問題………………………………………68
第六節 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對斯大林作出科學評價…………………………77
第七節 歷史將把斯大林墳墓上的垃圾席卷而去………………………………………84
第三章 “非斯大林化”最終導致蘇聯的崩潰………………………………………………86
第一節 赫魯曉夫發動的“非斯大林化”運動…………………………………………86
第二節 勃列日涅夫繼續了“非斯大林化”的錯誤……………………………………100
第三節 戈爾巴喬夫發動的“非斯大林化”運動………………………………………119
第四節 “非斯大林化”的災難性后果…………………………………………………130
第四章 俄羅斯人民重新評價斯大林…………………………………………………………140
第一節 俄羅斯各個政黨對斯大林的重新評價…………………………………………141
第二節 昔日“持不同政見者”對斯大林的重新評價…………………………………142
第三節 俄羅斯各級政府和領導人對斯大林的重新評價………………………………145
第四節 俄羅斯學界對斯大林的重新評價………………………………………………148
第五節 俄羅斯民眾和青年對斯大林的重新評價………………………………………151
附錄一 中共中央評價斯大林的有關歷史文獻………………………………………………156
1.《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1956年4月5日《人民日報》）………………156
2.《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1956年12月29日《人民日報》）……………167
3.《關于斯大林問題——二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1963年9月
13日《人民日報》、《紅旗》雜志1963年第18期）………………………………191
附錄二 毛澤東同志論斯大林評價（《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有關部分摘錄）…………206
1.對《關于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稿的批語和修改（1954年4月）（十一） …206
2.對《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稿的修改（1956年12月）（二、三）………208
3.對二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稿的批語和修改（1963年9月）（二至十二） …………209
導 言
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斯大林已經逝世50多年了。這50多年，世界歷史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斯大林評價也曾隨著歷史的變遷，起伏漲落。然而，隨著世事的變遷，對斯大林的評價，近來越來越具有接近真實的演進。
近年來，隨著俄羅斯把蘇聯時期的檔案材料公之于世，隨著與斯大林具有直接恩怨關系的人們的逝去，隨著俄羅斯人民對歷史與現實的體驗加深，人們終于可以在比較客觀的基礎上回憶和評價斯大林了。在俄羅斯境內和原蘇聯范圍，從政府到百姓，從老人到青年，從過去反斯大林的人到斯大林時代的優秀人物，都經過反思而對斯大林充滿了敬仰，已掀起重新評價斯大林的高潮。
世界各國人民，尤其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人民通過自身和兄弟國家的正反兩個方面的經驗教訓，更加看清了在評價斯大林問題上的是非曲直和利害關系，從而可以更加科學地認識和評價斯大林。
一 斯大林評價經歷了一個充滿爭議的過程
從斯大林離開人世開始，對他的評價就成為一個典型的具有爭議的問題。蘇聯解體之后，人們更加清楚地看到：那些關于斯大林評價的具有爭議的問題實質上是由具有不同的社會經濟利益的人物和集團抱著不同的政治追求制造出來的。
斯大林是在1953年逝世的。三年以后，蘇共領導人赫魯曉夫就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大反斯大林，拋出“秘密報告”，發動了全盤否定斯大林的浪潮。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表明，斯大林評價在蘇共內部產生了分歧。赫魯曉夫把斯大林貶低到史無前例的程度，并因此而撈到了一些政治資本，但同時他也付出了更大的代價。蘇共內部的許多當年和斯大林并肩戰斗過的戰友不能接受赫魯曉夫的做法，甚至西方的政治家丘吉爾等人對斯大林的評價也遠遠高于赫魯曉夫的評價。即使是受到斯大林時代的錯誤牽連的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也評價斯大林時代是一個欣欣向榮的時代，是創造了奇跡的時代。盡管后來的蘇聯領導人對斯大林評價做了某些貌似公允的糾正，但實際上并沒有解決前任大反斯大林帶來的嚴重惡果。
斯大林評價的歷史與現實導言20世紀50年代中期在東歐國家發生的動蕩，證明了斯大林評價在這些國家也激起了新舊之爭，一些政治勢力從此把斯大林當成抨擊社會主義制度的靶子，進行肆無忌憚的攻擊和誣蔑。當時，只有中國共產黨人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態度評價斯大林，認為他雖然犯有錯誤，但仍然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中國共產黨人的評價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具有深遠的意義。
隨著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運動，斯大林的評價問題重新高漲。特別是在蘇聯，戈爾巴喬夫把大反斯大林當成了所謂改革的敲門磚，把大反斯大林當成否定列寧的前奏，一時間，各種反共分子和自由派分子對斯大林的誣蔑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然而，物極必反。俄羅斯近些年來發生的民間和官方重新評價斯大林的現象，值得人們深思。這正如斯大林所預言的：我死后有人會把一大堆垃圾扔到我的墳上，但是歷史的風一定會毫不留情地把這堆垃圾刮走。斯大林的預言果然實現了。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在俄羅斯發生的重新評價斯大林的現象卻在中國某些人之中引起了反向思維。中國在21世紀初發生了一小股大反斯大林的雜音和噪音。他們和中國共產黨一貫堅持的對斯大林的評價唱反調，力圖把蘇聯已經發生的慘痛教訓在中國重演。有人把斯大林堅持的無產階級專政等重大原則稱做什么“三條鯨魚”；毛澤東同志批評（20世紀）60年代的赫魯曉夫丟了斯大林這把刀子，有人就說：斯大林這把刀子所體現的是強制、鎮壓、清洗，這樣的刀子不拋棄不行。鄭異凡：《斯大林的“三條鯨魚”撿不得》，2007年3月22日上海《社會科學報》。還有的人看到俄羅斯人民對斯大林的重新評價，竟然一反中國共產黨對斯大林“七分功勞、三分錯誤”的原則評價，主張來個“倒三七開”，力圖制造斯大林是“七分錯誤、三分功勞”的輿論。2006年7月10日《北京日報》，第18版。對斯大林評價的爭論一時間在中國很“熱鬧”。
今天，對斯大林的評價中雖然依舊存在激烈的爭論，但歷史畢竟是進步了。蘇聯人民的體驗，蘇聯檔案的不斷解密和公布，為全世界人民正確評價斯大林創造了越來越好的條件。所以，應該根據事實，去偽存真，還歷史以本來面目，讓廣大具有客觀思維和良知的人經過深刻反思，深刻認識斯大林評價的真相。
二 斯大林評價是一個關系重大的問題
社會主義國家的創始者不僅僅是領導人，更是一種制度的象征，一段歷史的標志，一代人的精神歸宿，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的化身。一切想繼續推進社會主義事業的人，都會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愛護自己的領袖。
蘇共領導人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大反斯大林，發動了全盤否定斯大林的浪潮。這個過去把斯大林捧到一萬丈高的人，現在又把斯大林貶到地下九千丈。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的做法，引發了世界上一股反共的浪潮，同時也導致東歐各社會主義國家出現了嚴重的動蕩。八年以后，蘇共領導在蘇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會上，又一次大反斯大林，并且搬尸焚尸。這種極端過分的行為不但被西方敵對勢力用來對社會主義制度進行攻擊和丑化，而且從一定意義上說，引發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分裂。這些教訓是十分慘痛的。
在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的時候，盡管國內也有人跟著轉，但是中國共產黨堅持對斯大林進行科學公正的評價。中國共產黨在《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兩篇文章中表明科學的態度：“中央認為斯大林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總起來還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斯大林對中國做了一些錯事。……可是，我們還認為他是三分錯誤，七分成績。這是公正的。”《毛澤東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第42頁。中國共產黨正確評價斯大林，對于斯大林堅持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對于斯大林說得正確的方面，還要繼續努力學習。實際上，這就留下了一筆寶貴的精神財富。這不但使得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沿著正確的道路前進，而且日后鄧小平同志在糾正毛澤東同志晚年錯誤的時候，堅持主張不能用當年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的態度對待毛主席。這同樣保證了中國的穩定、團結和健康發展。
東歐的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在一定的時期內曾經照搬蘇聯的做法。但是在糾正過去的做法的同時，走向極端，跟著赫魯曉夫大反斯大林，片面地把過去的錯誤和怨恨加在斯大林和社會主義制度身上，把共產黨的民主集中制、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也當成斯大林的錯誤來否定，導致黨的方針路線傾斜，黨的性質發生蛻變。可以說，20世紀東歐發生的劇變，起源就是從50年代對斯大林評價問題上產生的失誤開始的。
戈爾巴喬夫在擔任蘇共中央總書記期間更是發動了“非斯大林化”運動，從全面否定斯大林到全面否定蘇聯歷史，全面否定社會主義制度，最終直接否定列寧主義。在這期間，斯大林的全部歷史以及與他有關的一切，包括他的身世、青少年時代的生活、革命活動、思想政治觀點、與他有關的大小事件以及他的家庭生活和親戚朋友等等完全被妖魔化了。在否定斯大林的過程中，蘇聯共產黨玷污了自己的名字，拋棄了共產黨人追求的共產主義理想，拋棄了科學社會主義的道路，拋棄了共產黨領導國家的憲法地位，拋棄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走上了一條不歸路。
在今天的中國，如何評價斯大林，仍然是一個關系國家前途和命運的重大政治問題。有人借口大反斯大林，把無產階級專政、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共產黨的領導，都當成所謂斯大林模式加以否定。有的甚至把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理想都當成所謂“斯大林社會主義模式”加以否定，甚至顛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基本概念。實際上，這是關系中國向何處去的一場重大政治斗爭。其嚴重性質，完全超出了斯大林評價自身的范疇。事實和教訓都一次又一次地告訴人們：在當今世界上，有人妄圖通過全盤否定斯大林來改變社會主義制度的性質；蘇共內部否定斯大林，是企圖改變馬克思列寧主義政黨的路線；中國國內全盤否定斯大林的思潮，意在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使中國走上蘇東劇變的道路。
三 俄羅斯人民重新評價斯大林
歷史的風將把任何人為地堆在偉人墳上的垃圾吹得干干凈凈。這樣的風首先已經在俄羅斯吹起來了。人民運動正在清洗共產主義運動的敵人在斯大林身上的妄加罪名，還斯大林偉大馬克思主義者的本來面貌。
斯大林是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在蘇聯他繼承了列寧的事業，在擔任蘇共中央總書記長達30年的時間里，做出了偉大的功績，也犯有嚴重錯誤。斯大林既是一個偉大的歷史人物，也是一個復雜的歷史人物。對斯大林的歷史地位和功過評價，成為后人長期爭議的課題。長時期以來，斯大林不但遭到西方敵對勢力的攻擊和誹謗，更遭到了黨內赫魯曉夫之類人物的丑化和玷污，對于這些，現在需要正本清源。俄羅斯朝野興起的重新評價斯大林就是這樣一個正本清源的歷史運動。
關于俄羅斯人民重新評價斯大林的情況，國內的專家吳恩遠教授、張捷教授等有充分的研究。他們以充分的事實告訴人們，俄羅斯朝野都出現了重新評價斯大林的運動。
俄羅斯現任總統普京在正式講話中指出，衛國戰爭的勝利是與斯大林的名字連在一起的。克里姆林宮建立的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紀念碑，斯大林位列英雄榜第一。2004年7月24日，普京簽署命令要求將一個碑銘中的“伏爾加格勒”字樣恢復為“斯大林格勒”。 2005年5月，俄羅斯國家杜馬主席鮑里斯·格雷茲洛夫則明確提出“對斯大林要給以歷史的重新評價”。為了贏得人心，俄羅斯許多城市的政府做出決定，重新建立斯大林的雕像。
民間對斯大林的重新評價和懷念可以從一個調查統計中表現出來。1996年底“俄羅斯獨立政治素養研究中心”對“改革”以來俄羅斯人對斯大林的看法和態度的測試和分析結果是：1988～1989年，在戈爾巴喬夫發動的攻擊斯大林的浪潮中，敢于把斯大林作為一位國務活動家和政治家的榜樣來提的俄羅斯人只占1%～3％；1991～1993年，30%～50％居民開始懷疑繼續揭露斯大林做法的合理性和益處；1994～1996年，80％的俄羅斯人表示已不能不注意到斯大林在俄羅斯歷史上的積極作用。〔俄〕1996年12月26日《蘇維埃俄羅斯報》。這足以看出俄羅斯人民對斯大林看法的巨大變化。曾經擔任過赫魯曉夫顧問的自由派人士布爾拉茨基為了說明斯大林影響的擴大，在他的一篇長文中寫道：“應當承認一個很難解釋的事實：一個幽靈，斯大林的幽靈，在俄羅斯徘徊。”〔俄〕1997年5月22日《獨立報》。
值得注意的是，過去曾經激烈批判斯大林的人也發生了方向性的變化。前持不同政見者、哲學家、社會學家和作家季諾維耶夫在青年時代是痛恨斯大林，甚至曾想要刺殺斯大林的，經過反思，現在他稱斯大林為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之一，把20世紀稱為“列寧和斯大林的世紀”。對斯大林一直采取敵對態度的索爾仁尼琴，看到蘇聯毀滅后出現的混亂狀態，思想發生變化，開始用肯定的筆調寫道，斯大林“是永恒現象，不可能停止存在”，“大家都懂得失去了一個最偉大的人”；他多次提到斯大林開始的“偉大的向未來的奔跑”，造就了大批杰出人物，創造了在通常情況下無法想象的奇跡。
無論這樣的重新評價將來發展到什么程度，俄羅斯人民重新評價斯大林體現了歷史的公正，人民的公正。
四 科學公正地評價斯大林
對一個歷史人物的評價，有時需要經過正反兩個方面的比較交叉進行的過程。俗話說，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這是辯證法在事物的發展中起作用的現象。但是這種變化不是無條件的，條件就是堅持科學世界觀的人們為真理而努力奮斗，條件就是人們在實踐中發現真相和真理。這樣的條件，就是事物轉化的推動力量。所以，在新的社會現實面前，堅持馬克思主義的進步力量，堅持科學的態度，才換來了對斯大林的重新評價。
俄羅斯人民對斯大林評價的反思和重新認識，反映了人類的進步。人們最終還是尊重事實，尊重社會發展規律的。歷史的發展最終會把一切人都擺到他應該存在的地方。幾十年來，由于種種復雜的原因，斯大林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最終也會被歷史的潮流所糾正。
對斯大林的科學、正確評價反映在中國共產黨一貫對斯大林的評價之中。
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懼國際壓力，堅持對斯大林的歷史地位做科學評價。1963年9月，在中國共產黨起草答復蘇聯共產黨中央公開信的過程中，毛澤東對斯大林的歷史地位和斯大林評價做出了科學而精辟的論斷，這些論斷至今看來仍然是指導我們科學評價斯大林的總綱。毛澤東同志指出：“斯大林問題，是一個世界范圍內的大問題，曾經引起了世界各國一切階級的反響，至今還在議論紛紛。各個不同的階級，代表各個不同階級的政黨或政治派別，意見不同。估計在本世紀內，這個問題還不可能作出定論。但是，在國際工人階級和革命人民范圍之內，多數人的意見其實是相同的，他們不贊成全盤否定斯大林，而且越來越懷念斯大林。就是在蘇聯也是如此。” “對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錯誤方面，應當作為歷史教訓，使蘇聯共產黨人和各國共產黨人引以為戒，不再重犯，或者少犯一些，這也是有益的。正反兩面的歷史經驗，只要是總結得正確，合乎歷史實際，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對于一切共產黨人，都是有益的。”毛澤東同志還指出：“倍倍爾、盧森堡等人在歷史上所起的作用，遠不能同斯大林相比。斯大林是一個歷史時代的無產階級專政和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的領導人，對他的評價，應當更加慎重些。”對于蘇聯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謾罵和否定，毛澤東同志指出：“絕大多數蘇聯人，不贊成這樣謾罵斯大林。他們越來越懷念斯大林。蘇共領導人嚴重地脫離了群眾。他們時時刻刻感覺到斯大林的陰魂不散，在威脅著他們，其實是廣大人民群眾對于全盤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滿意。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全盤否定斯大林的秘密報告，至今不敢拿出來同蘇聯人民和整個社會主義陣營各國人民見面，其原因就在于這個報告是一個見不得人的報告，是一個嚴重脫離實際的報告。”毛澤東對《二評》修改稿的修改，手稿，1963年9月11日。轉引自《毛澤東傳》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第1285～1287頁。
科學評價斯大林，必須抓住斯大林一生最基本的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只要抓住這些基本問題，在尊重歷史事實的基礎上，就能夠得出客觀公正的結論。斯大林一生都堅持客觀地看待自己與馬克思主義創始人的關系，始終做列寧主義的學生，他不愧為列寧主義的忠誠繼承者和發展者。斯大林領導蘇聯社會主義建設30余年，向全世界證明了社會主義制度巨大的活力和潛力，在二戰前用13年使蘇聯的工業從一個落后國家上升到歐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正如斯特朗在《斯大林時代》一書中所說：“這是歷史上的一個生氣勃勃的偉大時代，也許是最偉大的時代。”〔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斯大林時代》，石人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79，第2～3頁。斯大林不愧為蘇聯20世紀30年代社會主義建設的卓越領導者。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戰爭期間，領導蘇聯人民，成為反擊法西斯戰爭的主力，并與英、美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結成了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在全世界沒有其他力量阻止法西斯軍事進攻時，斯大林領導蘇聯紅軍攻克柏林，徹底消滅了法西斯。斯大林不愧為戰勝法西斯的偉大領導者。人生能夠有以上三大貢獻之中的一個貢獻就很偉大了，就足以值得世界人民永遠懷念的了。斯大林卻具有這樣三個方面的偉大貢獻，他理應享受世世代代正直的人們的懷念和敬仰。
五 讓現實反照歷史，讓歷史告訴未來
新興的社會主義制度在世界范圍內的發展，在20世紀出現了截然不同的兩種結局。在世界社會主義運動中影響最大的兩個社會主義國家，中國和蘇聯開展的改革出現完全相反的兩種結果。為了破解20世紀中蘇兩國改革成敗之謎，不同的學者和學術派別做出了種種不同的分析，各執一端，莫衷一是。但是，只要循著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發展的脈絡，歷史地、系統地、實事求是地進行分析，就會在事實面前達成新的共識，皈依真理。
縱觀中、蘇兩國改革的歷史，不難發現，兩國改革的起點不同。這種根本的差別首先集中表現在改革開始之初執政黨對社會主義制度創建者功過評價的論爭。在這個問題上的嚴重分野，導致了改革發展的不同的政治方向，并最終導致了不同的結局。
“非斯大林化”的災難性后果
在蘇聯，延續了幾十年的官方的“非斯大林化”，導致了嚴重的、災難性的后果。從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到戈爾巴喬夫，在不間斷地“非斯大林化”的浪潮中越來越背離馬克思列寧主義，最終釀成了蘇聯的解體。
實際上，在蘇聯的“非斯大林化”，實質根本不在于糾正斯大林的錯誤。否則，怎么能解釋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戈爾巴喬夫之流大反斯大林的個人迷信而自己卻搞起了更加嚴重的個人迷信，大批斯大林專權而自己比斯大林更加專權，大批斯大林帶來了災難而自己給蘇聯帶來更大得無法比擬的災難？“非斯大林化”能夠令人信服的解釋只能是：他們想借“非斯大林化”而改弦更張、脫離科學社會主義道路，投靠西方資本主義勢力，做西方的附屬國。這就是“非斯大林化”的實質。這個實質在蘇聯的末期就越來越明顯地表現出來了。這樣的“非斯大林化”在蘇聯末期產生的幾個突出的政治后果就是證明。
一、從全面否定斯大林到全面否定蘇聯歷史
在誹謗斯大林的氛圍中，似乎蘇聯的歷史是一段不斷犯錯誤的歷史，不光彩的歷史，與這樣的歷史徹底決裂，必然導致走向滅亡蘇聯的方向。據布熱津斯基透露：“1987年5月戈爾巴喬夫在與匈牙利共產黨最高領導人舉行的一次私人會談中指出：‘蘇聯自1929年以來的經驗全部都是錯誤的。’實際上，據蘇聯這位最高領導人說，蘇聯的經驗有四分之三以上是令人懷疑的，應該予以否定或糾正。”〔美〕茲·布熱津斯基：《大失敗——二十世紀共產主義的興亡》，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譯，北京，軍事科學出版社，1989，第54～55頁。其實，“四分之三以上”的程度用語僅是“全部”的委婉說法而已，剩下的所謂“四分之一”不過是基本肯定了赫魯曉夫執政期間的所謂“改革”時期。在面對即將提交蘇共二十八大的綱領時，蘇共中央委員、蘇聯駐波蘭大使布羅維克夫的發言就證明了這一點。他指出了戈爾巴喬夫從否定斯大林到否定蘇聯的惡果。他說：“坦率地說，最高人士的立場十分古怪。但我們這里最時髦的做法是把我們的全部不幸都歸咎于‘萬惡的過去’。”“有人使祖國——我們的母親狀況惡化，使她由一個舉世欽佩的強國變成了一個過去充滿錯誤、現在沒有快樂和前途未卜的國家。”《蘇聯問題資料》，中國社會科學院蘇聯東歐研究所編，東方出版社，1990，第124頁。原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博爾金在回首往事時指出：“社會形勢日趨緊張，而黨似乎看不準方向。經濟形勢最令人不安。領導集團忙于解釋改革的含義，就像表演脫衣舞那樣，把一層層弊端一股腦兒都甩到前人頭上。”“情況越來越糟：黨總是在自我批評，說要為自己過去的罪過負責，可是又無力改變現狀。這使得人民對它疏遠，把它視為萬惡之源……他們大聲疾呼，既否定過去，也否定現在，可是又拿不出自己的解決方案。”〔俄〕瓦·博爾金：《震撼世界的十年》，甄西等譯，昆侖出版社，1998，第112、121頁。1991年8月11日，由蘇聯十幾位所謂“主要歷史學家”編寫的新教科書《我們的祖國》以100萬冊的發行量進入了蘇聯大、中學校課堂，該書抨擊列寧以來的蘇共歷史，同時積極評價沙皇歷史作用，對以往人們所熟知的蘇聯歷史作了徹底的顛覆。英國《星期日泰晤士報》評論這本教科書“可稱為第一部在不受共產主義影響下寫成的歷史教科書。它擺脫了馬克思和列寧的著作，填補了蘇聯歷史的空白。”出版商則歡呼曰：“我們只有一個領袖、一個黨、一種意識形態和一部教科書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轉引自宇劍《超級大國的裂變——從戈爾巴喬夫到葉利欽時代風云放眼錄》，北京，紅旗出版社，1993，第108~109頁。面對當時蘇聯國內全面否定蘇共和社會主義歷史的熱浪，連一些西方學者都感到十分費解。1991年2月美國學者米克爾·達維多曾撰文指出：“為數不多的黨和國家的歷史才被這一種顏色涂染。美國的歷史過去和現在都有黑暗的章節——奴隸制、消滅土著印第安人。但它從未受過如此片面的否定。事情到了這種地步，我不得不遺憾地提醒蘇聯人，其中包括蘇聯知識分子……如果說以前這些對事實的歪曲來自國外的反蘇勢力，你們現在則是由蘇聯的主要報紙雜志和往往是知名的共產黨員通過蘇聯電視臺向蘇聯人提供的。”〔美〕米克爾·達維多：《剖析蘇聯出現的反共現象》，徐錦棟譯，《蘇聯東歐問題譯叢》1991年第4期，第64～68頁（原載《真理報》1991年2月6日）。維·伊柳辛曾恰如其分地評析道：“戈爾巴喬夫在開始‘掘老墳’時忘記了這些墳墓是會散發臭氣的，而這種臭氣會把周圍的人熏死。他在臺上時整個蘇聯變成一個考古發掘場。不過，誰也沒有去想把出土文物往哪兒放，以后怎樣劃分國界，劃分疆土，劃分早已生活在一起的不同民族不同信仰的人。”〔俄〕維·伊柳辛：《控告總統——戈爾巴喬夫》，李淑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1993，第11頁。這就是否定蘇聯歷史而導致的政治崩潰。
二、從全面否定斯大林到全面否定社會主義制度
在蘇聯官方持久地“非斯大林化”的過程中，國內外的一些人制造了“斯大林模式”的概念，同時把蘇聯一切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實踐都歸于“斯大林模式”，把整個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也歸于“斯大林模式”。隨著斯大林的被否定，蘇聯的社會主義制度也隨之被否定，繼而被拋棄了。戈爾巴喬夫在1989年11月26日發表的《社會主義思想與革命性改革》一文中明確指出：在斯大林時期，“社會主義思想越來越緊密地接近專制的社會主義行政命令制度”，蘇共二十大“拋棄和譴責了斯大林政權的黑暗方面，拋棄和譴責了斯大林政權的極端行為，但卻一般沒有什么變化地保留了官僚主義制度”，而以后勃列日涅夫時期“把已經達到的社會狀況說成是‘發達社會主義’……主要是保存了原有的官僚主義制度”。“如果說在初期我們認為這基本上指的只是糾正社會機體部分扭曲的現象，只是完善過去幾十年間形成的、已經完全定型的制度的話，那么，現在我們說，必須根本改造我們的整個社會大廈：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這表明，戈爾巴喬夫認為斯大林及其以后的歷屆領導人都程度不同地維護著、保存了“官僚主義制度”，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執政時期，和斯大林體制實質都一樣，稱為“新斯大林體制”。只是與斯大林時期相比沒有了大規模的鎮壓，故曰“新”，所以統統要摧毀。蘇聯解體后，戈爾巴喬夫對此更加直言不諱：“在蘇聯占上風的是僵化的、甚至是殘酷的極權主義制度。這種制度當然是在演變的……但實質依然故我。”〔俄〕戈爾巴喬夫：《對過去和未來的思考》，徐葵、張達楠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第19頁。而徹底摧毀這種“官僚主義制度”的歷史責任便自然落到了如今戈爾巴喬夫等蘇聯領導人的肩上。這樣，蘇聯發展的方向就不再是他自己口口聲聲“強調”的“完善社會主義”，而是要對社會主義制度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加以“根本改造”了。1990年蘇共二十八大在決議中寫明：“給國家、人民、黨、社會主義思想本身造成巨大損失的極權的斯大林體制在逐步消除中，建立在社會主義價值原則基礎上的自由公民的社會正在形成。”蘇群譯《蘇聯共產黨第二十八次代表大會主要文件資料匯編》，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第69頁。而所謂的“自由公民的社會”恰恰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治世之道的基礎和理想目標。這個“公民社會”，實質上是以完全脫離共產黨領導，獨立于國家政權控制之外的非正式組織為外部標志，以多元主義為思想特征的社會。
三、從全面否定斯大林到全面否定共產主義目標
由于蘇聯的“非斯大林化”過程徹底否定了蘇聯的歷史和現實，立足于這個基礎上的、一直吸引人們為之奮斗的共產主義目標也就成為敵對勢力和背叛勢力的攻擊目標。蘇聯的歷史一旦被踐踏，那么共產主義理想也就失去了現實的基礎。在1990年蘇共二月全會上提出的蘇共二十八大的綱領，最終作出了拋棄共產主義目標的決定。在這個綱領“應當堅決放棄什么和保留什么”的部分中，就公開提出：“我們的理想是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在踏上革命性變革的道路之后，必須毫不猶豫地擯棄自己身上妨礙我們向這一目標前進的過去的桎梏。”《蘇聯問題資料》，中國社會科學院蘇聯東歐研究所編，東方出版社，1990，第2頁。看來，共產主義的目標也成為戈爾巴喬夫之流所謂“改革”的“桎梏”，從而輕松地拋棄了。戈爾巴喬夫的辦公廳主任博爾金對此百思而不得其解。他說道：“歷史學家終將弄明白戈爾巴喬夫的政策是在什么時候以及怎樣發生了如此急劇的變化。究竟是什么使得他從宣揚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轉為贊揚資本主義的發展方式呢？”他傾向于這種說法：“他被迫帶領黨的信徒們進了屠場，而最后只有他自己不僅毫發未損，還更加肥了。”〔俄〕瓦·博爾金：《震撼世界的十年》，甄西等譯，昆侖出版社，1998，第91頁。1991年9月17日，戈爾巴喬夫在會見社會黨國際代表團時露骨地指出：“共產主義運動的危機及其分崩離析實際上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它源于‘共產主義思想’內在的弊端，正是由于實現這種思想才導致極權社會的誕生。這種社會模式遲早必然會失敗。”〔俄〕米·謝·戈爾巴喬夫：《戈爾巴喬夫回憶錄》，述弢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第1257頁。馬特洛克曾對戈爾巴喬夫背棄共產主義信仰的言行作過這樣一針見血的評述：“從1988年到1989年，他已經一步一步地抽去了影響蘇聯歷史70年的‘社會主義’的真正含義。到1991年中，他實際上已經成為一個隱藏的資本主義者，甚至他自己對此毫無覺察。”〔美〕小杰克·F馬特洛克：《蘇聯解體親歷記》（下），吳乃華等譯，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6，第655頁。曾經作為戈爾巴喬夫政治上的對手的葉利欽事實上在瓦解蘇聯和蘇共的過程中和戈爾巴喬夫扮演了“唱雙簧”的角色。葉利欽后來坦言：1988年改革的高潮時期，他徹底弄清楚了自己與戈爾巴喬夫之間的關系。“我看清了他的力量和軟弱，懂得了來源于他的不幸與危險的精神實質。我從來沒有把同他的斗爭作為自己的目標。不但如此，在諸多方面，我是跟著他亦步亦趨，拆掉共產主義大廈的一磚一瓦。但是，既然我的許許多多行為都與我們之間的沖突牽連在一起，而這種沖突實際上就是在那些時候萌發的，那么有什么可以隱瞞呢？”〔俄〕鮑里斯·葉利欽：《總統筆記》，李垂發、何希泉等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第19頁。葉利欽還曾更加赤裸裸地攻擊共產主義：“從大部分時間上說，20世紀是一個可怕的世紀。極權主義、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集中營、種族滅絕等，凡此種種的噩夢都是史無前例的。”〔俄〕鮑里斯·葉利欽：《總統筆記》，李垂發、何希泉等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95，第48頁。這就徹底暴露了一切堅持“非斯大林化”的人的真正本質：他們反對“斯大林的錯誤”是假，反對共產主義才是真的。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最終目標，就是從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直到戈爾巴喬夫“非斯大林化”真正目的的大暴露。
四、從全面否定斯大林到全面否定社會主義意識形態
斯大林雖然有錯誤，但他的理論與實踐代表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基本特點，把他徹底否定，必然導致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危機。蘇聯前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克留奇科夫在蘇共1990年二月全會上提到了各種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情況。他說：“最近，各種勢力明確地顯示出了意識形態上的面目：從具有左翼激進色彩和社會民主黨色彩的勢力，到具有公開的民族主義、反共主義、甚至君主制色彩的勢力。其中許多勢力正在搞反社會主義的破壞活動。如果說它們以前是在改革的口號下暗中搞鬼的話，那么現在它們往往則是否定蘇共的政策，并公然企圖奪取政權。”《蘇聯問題資料》，中國社會科學院蘇聯東歐研究所編，東方出版社，1990，第106頁。在蘇共1990年的二月全會上，立陶宛共產黨（蘇共綱領派）臨時中央書記庫奧利亞利斯說得最透徹：“這就是說，分裂——這很好，這是模式。拋棄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模式。拋棄國際主義——這是模式。”《蘇聯問題資料》，中國社會科學院蘇聯東歐研究所編，東方出版社，1990，第451頁。雖然在場的利加喬夫大呼“無論如何也不能這樣”，但這畢竟是蘇聯當?的現實。在蘇共二十八大的綱領中，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簡單化為“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唯物主義世界觀和辯證法的創造精神”，拋棄了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學說、政治經濟學學說和科學社會主義學說。更加公開地提出指導思想的多元化：“我們堅決擯棄對其他觀點與思想的意識形態限制、教條主義和不容忍態度。”《蘇聯問題資料》，中國社會科學院蘇聯東歐研究所編，東方出版社，1990，第2頁。1990年，蘇聯女經濟學家阿·彼婭舍娃撰文寫道：“俄羅斯應當在最短的時間內……取消并禁止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將歷史的罪人推上‘審判臺’。”“將列寧的遺體遷出埋葬。將所有的共產主義象征物搬進博物館。等到俄羅斯人蘊藏的商業意識全部釋放出來之時，正是俄羅斯的復興之日。”阿·彼婭舍娃：《靠自由痊愈》，〔俄〕《祖國》雜志，1990年第5期，第345～346頁。俄羅斯著名作家邦達列夫在總結這一時期的情況時說:在幾年的時間內，他們千方百計在電臺、報紙和刊物安插自己的親信，然后“規定策略手段，灌輸破壞各種聯系的多元論思想，利用人們對公開性的熱情，也講一點真實的情況，講完后馬上加以歪曲。在千百萬人中煽風點火，毫無顧忌地散布懷疑情緒，損害了對人民的理智、對民族的文化、歷史和社會主義的信任。在6年當中，報刊實現了歐洲裝備最精良的軍隊在40年代用火與劍入侵我國時未能實現的目標。那支軍隊有第一流的技術設備，但缺少一樣東西——這就是千萬份帶菌的出版物。”〔俄〕《第9次作家代表大會速記記錄》，1992年，第35頁。轉引自《俄羅斯作家的昨天和今天》，第196～197頁。
五、從全面否定斯大林到全面否定列寧
本來，在蘇聯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之初，蘇共有人打算“擺脫斯大林主義，巧妙地捍衛列寧和列寧主義”，但結果卻恰恰相反，背叛的思潮很快就從否定斯大林轉向全面否定列寧。在蘇共1990年的二月全會上，《蘇維埃文化報》主編發言指出：“現在，正是列寧遭到了集中攻擊，恰恰在我們的報刊上，而不是在外國的報刊上。某些出版物把他描繪成暴君，據說列寧策動了恐怖行動，也是他建立了集中營。一句話，他不是勞動人民的領袖，而是個鬼蜮。”“我們在某些雜志上看到了談十月革命和列寧本人在以后國家遭遇到的災難中所起的罪惡作用的重頭文章。而斯大林僅被認為在恐怖方面繼承了列寧的事業。”《蘇聯問題資料》，中國社會科學院蘇聯東歐研究所編，東方出版社，1990，第140頁。當蘇聯劇變成為歷史的時候，戈爾巴喬夫向日本的池田大作說出了自己的真實想法：“《共產黨宣言》大部分地包含了繼承了法國大革命時代的共產主義者的革命的極左主義的東西。”“俄羅斯的悲劇，就在于西歐在卡爾·馬克思的晚年時代里已經死去的思想，卻在20世紀初的俄羅斯被選擇，它被引進到俄羅斯的現實社會里，這是一種錯誤……不幸的是，列寧，特別是在年輕的時候的列寧比馬克思的戰友恩格斯顯得更為教條。”“今天，我們已經很清楚了，共產主義是一種絕對性、極權性的空想社會改良說。也就是說，那是一種幾乎不可能實現的口號，或者是一種只有在極遙遠的歷史狀況下才能實現的東西。”〔俄〕米·謝·戈爾巴喬夫、〔日〕池田大作：《二十世紀的精神教訓》，孫立川譯，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4，第361頁。這就是戈爾巴喬夫的自白。這樣的結果是必然的。本來，斯大林的事業繼承自列寧，否定了斯大林，必然禍及列寧。國內外反動勢力，始終把否定斯大林當作徹底否定共產黨、否定列寧的一個步驟。從正反兩個方面的情況看來，斯大林與列寧是不可分割的。
六、從全面否定斯大林到全面否定共產黨的領導
蘇聯的“非斯大林化”過程把斯大林的權力妖魔化，這樣就為剝奪共產黨的領導權創造了條件。在蘇共提交的二十八大綱領中，就公然提出建議取消憲法第6條關于共產黨是國家執政黨的規定。它規定：“蘇共同其他社會政治團體和群眾運動一樣，參加國家事務的管理……黨將不再獨攬國家大權。它的作用是通過共產黨員發揮作用的、經民主認可的政治領袖，不覬覦特權和在蘇聯憲法中鞏固自己的特殊地位。有鑒于此，黨認為有必要以立法動議方式，就國家根本法第6條向蘇聯人民代表大會提出有關建議。”《蘇聯問題資料》，中國社會科學院蘇聯東歐研究所編，東方出版社，1990，第26頁。2003年8月，鳳凰衛視駐美國的記者趙一力采訪了戈爾巴喬夫，當記者問道：“在蘇聯主政的6年間，你認為自己所犯的最大錯誤是什么？”戈氏：“最大錯誤在于，太晚開始改革及重建蘇聯共產黨。因為反對改革的聲音，一開始就來自黨內，因此對我們造成極大的壓力。共產黨在蘇聯是獨占政權的力量，進而成為國家的代稱。我實施的直接開放步伐實在太快了，無論在宗教、文化，還是在民主方面。權力分散是必需的，但步伐太快，人民、社會無法跟上在蘇聯有官僚體制的存在，推行民主改革所必需的步伐需要調整，因為有許多來自官僚體制的阻礙。在蘇聯崩潰的過程中，黨內的機制失去控制，他們趁機各自營私，那是最大的錯誤。”中新網2003年8月20日，《12年后回顧得失戈爾巴喬夫：政治應是潔凈無私》。對于蘇聯共產黨分崩離析的事實，戈爾巴喬夫表示：“蘇共到一定的階段要解體，這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它包含了各種各樣思想—政治派別的代表。我主張通過民主的道路達到這一點——11月舉行黨的代表大會，到時候在會上提出黨綱模式。我和我的志同道合者提出的黨綱模式，根據一些民意調查，黨員支持率在三分之一左右。其余部分就各奔東西了。”所以，“為蘇共的解散而大為惋惜是沒有意思的。它起到了自己的歷史作用，該退出歷史舞臺了。”〔俄〕米·謝·戈爾巴喬夫：《真相與自白——戈爾巴喬夫回憶錄》，述弢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第400頁。可見，作為蘇共中央總書記的戈爾巴喬夫對蘇共喪失執政地位及后來的解散，并沒有任何的愧疚與遺憾。
正是以上六個方面的因素直接導致了蘇共的垮臺和蘇聯的解體。1991年3月就保留更新后的聯盟國家進行的全民公決表明，國家大多數公民對此感興趣。當時登在《國際先驅論壇報》上的一幅漫畫相當準確地反映了局勢。它描述了一個劇烈晃動的飛機座艙，從行李架到旅客的頭上塞滿了東西。一些人昏倒了，另一些人感到惡心，有的用兩只手抱著頭。而服務員在過道里穿行，散發帶有以下問題的調查表：“您對乘務組的飛行技術是否信任？”只用“是”或“不是”來回答。許多評論員做出的結論之一歸結為：蘇聯現存的制度無法變革，必須更換。只有取消國有制的壟斷、共產黨的領導地位，放棄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統治，不再利用人們的恐懼感作為管理社會的工具，真正的民主改革才是可能的。只要不拆除這些基礎，就很難指望蘇聯會回到文明的軌道上。〔俄〕博戈莫洛夫：《俄羅斯的過渡年代》，張馳譯，沈陽，遼寧大學出版社，2002，第76頁。無論今天那些自恃高明的理論家怎樣扭曲蘇聯解體的原因，這六個直接因素也是不能否定的。而這六個導致蘇聯解體的因素，都起源于近幾代蘇聯領導人操作的“非斯大林化”的運動。
第一章 對新社會制度創建者評價的歷史經驗與教訓
在人類歷史上，取代舊的社會制度的任何新型社會制度，在其創建和建立后最初的一兩百年里，都有一個曲折發展和完善調整的過程。英、法、美的資本主義制度在戰勝封建主義或殖民主義制度時就是這樣。同樣，建立在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基礎上的社會主義制度也不能例外。社會主義制度的完善也有一個探索、實踐和逐步展開的過程。歷史事實證明，在這一過程中，曲折、錯誤幾乎是在所難免的。抓住某些錯誤或曲折的具體材料，嘲笑或否定新興社會制度的合理性，作出否定新的社會制度的輕率結論是再容易不過的事了。然而這絕不是對待歷史的科學的態度。
由于社會主義國家是在經濟文化相對落后的國家建立的。在社會主義制度建立以后，調整和建設的任務就更加繁重，必然要經過較長時間的改革和完善，才能充分發揮新制度潛在的優越性。這如同社會主義國家要盡可能快地發展生產力一樣，在思想文化上徹底擺脫舊社會的影響，也是一個不可超越的歷史過程。早期的資本主義制度曾經在長達兩百多年的時間里，經過了種種曲折和失敗，才完成了這樣一個自我改革和完善的過程。作為人類歷史上空前先進的以消滅人剝削人的社會為目標的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當然更需要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進行自我完善和調整。在這個過程中，新興的無產階級的執政黨，同樣要在種種艱難曲折中經受考驗，使新型的社會制度日益完善和鞏固。
社會主義國家的第一代領袖人物是在長期艱苦卓絕的斗爭中，經過生死考驗，由群眾和無產階級政黨選擇出來的領袖，是領導人民群眾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導師。他們代表了一段歷史、一個制度、一代人或幾代人的追求。當然，領袖也是人，也會有缺點和失誤，甚至嚴重錯誤，既不能求全責備，也不能將其神化。但是，他們的豐功偉績是永記史冊、不可抹殺的。對他們的評價，實際上就是對他們所代表的那一段歷史、對他們所代表的那一種制度、對他們所代表的那一代人或幾代人的評價。
斯大林評價的歷史與現實第一章對新社會制度創建者評價的歷史經驗與教訓由于社會主義制度的建設是前無古人的事業，在完善和鞏固的過程中社會主義制度創建者都創立了輝煌的歷史功績，同時也難免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失誤或錯誤。如何評價社會主義制度創建者的歷史功過，涉及是繼續沿著革命先輩開創的共產主義事業繼續前進，還是改弦更張葬送革命事業的大是大非的問題。
第一節 成熟資本主義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對待新制度創立者的比較
一美國對待新制度創立者的啟示
蘇聯解體后，曾經擔任過20多年《真理報》總編輯的阿法納西耶夫講了一段發人深省的話：“這里，我想起美國首都華盛頓的白宮，白宮有一個著名的橢圓形大廳，在大廳周圍走廊的墻上繪有美國歷屆總統的畫像，從林肯到里根。他們用睿智而和善的目光看著來訪者。而誰都不去回想這位睿智和善的林肯當初曾把試圖脫離北方中心而獨立的南方各州淹沒在血泊中。在我國卻一切都正好相反。斯大林一死，所有的臟水都潑到他身上，所有壞事都歸罪于他。我們黨和我們國家的所有第一號領導人，如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羅波夫、契爾年科，全都不能幸免。他們的肖像早就被丟到垃圾箱里去了。在沃爾洪卡街我的辦公室里，墻上掛著戈爾巴喬夫的肖像。可當他從總統位子上退下來之后，他的肖像馬上便被摘下并被拋掉。同時連馬克思和列寧的肖像也被摘掉了。”〔俄〕阿法納西耶夫：《〈真理報〉總編輯沉浮錄》，賈澤林譯，北京，東方出版社，1993，第139頁。
美國對歷屆總統的這種穩定的尊重態度，反映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成熟程度，反映了資產階級豐富的統治經驗，這對資本主義的安定顯然起到了不容忽視的作用。如果說我們可以從資本主義身上學點什么的話，這一點倒是應該學習。他們懂得歷屆總統的形象涉及自己制度的形象，涉及自己的統治基礎，涉及資本主義的歷史。他們并不是一開始就明白這一點，而是在實踐中學會的。
如今被美國人稱為“國父”的第一任總統華盛頓，在1796年9月19日發表告別詞后，新政府就立即把他年初任命的陸軍部長逼下臺。費城的《曙光報》在華盛頓告退的次日宣稱：“這一天應成為合眾國的紀念日，因為，原是我國一切災難根源的那個人，今天已降到了與他的同胞們平等的地位。”后來的副總統杰斐遜也斥責華盛頓是“被英國這個娼妓剪光了頭發”的人。整個上層對他的冷淡使他很難接受。他在退下幾個月后寫道：“人們聽任你安安靜靜地這樣做，這未免太過分了。”〔美〕莫里森：《美利堅共和國的成長》，南開大學歷史系美國史研究室譯，天津人民出版社，1975，第408頁。第二任總統亞當斯在競選中竟然被譴責為“專制暴君和不列顛君主國奴顏婢膝的崇拜者”。〔美〕莫里森：《美利堅共和國的成長》，南開大學歷史系美國史研究室譯，天津人民出版社，1975，第408頁。隨著美國資本主義的成熟，特別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反共浪潮中，美國對統治者的保護達到制高點。那個打破美國總統連任不超過兩任規矩、連任四屆總統的富蘭克林·羅斯福，于1945年4月去世后，美國迫不及待地通過了禁止總統連任兩屆以上的第22條憲法修正案。盡管美國史學家承認這是“國會對富蘭克林·羅斯福進行身后報復”，但并沒有進行任何官方或民間的譴責。〔美〕莫里森：《美利堅共和國的成長》，南開大學歷史系美國史研究室譯，天津人民出版社，1975，第806頁。這說明美國統治階級的政治成熟程度已經相當高了。
1974年發生的“水門事件”，是美國憲政史上最有影響的事件之一。因為這是美國建國以來確立的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分立原則，第一次受到一名現任總統的強力挑戰。尼克松因此事件辭職，也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位因丑聞下臺的總統。可以說，尼克松所犯的罪行本來將使他成為有史以來第一個走進監獄的美國總統。“水門事件”之后，福特直接被任命為美國總統。就職還不到一個月，福特就作出一個令大多數美國人吃驚的決定，他宣布動用總統特權，無條件赦免涉及尼克松在任總統期間的所有罪行。福特此舉不僅引發巨大爭議和指責，他還因此付出巨大的政治代價。福特在就職總統時告訴美國公眾，他清楚自己不是用選票選出來的總統。他顯然希望能在下次競選中堂堂正正入主白宮。但事與愿違，福特在1976年11月舉行的總統選舉中敗給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吉米·卡特，并于1977年1月卸任，赦免尼克松被認為是導致失利的主要因素。后來，福特對此曾道出了經典的“老實話”：“我并不是因為可憐他才赦免他，而是出于國家利益才做出這樣的決定。”參見《美國最長壽總統福特去世》，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12/28/content_5540855_3htm。當時間沖刷走政治的紛擾和塵埃后，美國人開始理解福特赦免尼克松的苦心。2002年，“水門事件”案發30周年，美國廣播公司（ＡＢＣ）進行的一份民意調查顯示，60％美國人認為寬恕尼克松是正確的判斷。曾擔任杜魯門總統顧問的民主黨政要克拉克·克利福德在回憶錄中代言了許多美國人的心聲。他說，在一個美國總統下臺后把他送進監獄蹲幾年，對國家不會有好處。澳大利亞學者科伊喬·佩特羅夫曾深刻地指出：假如社會主義國家的記者幻想著會出現資本主義的戈爾巴喬夫，那看起來會是什么樣呢？舉例說，我們來做這樣的假設：布什批評起艾森豪威爾、羅斯福、杜魯門或他們的幾位前任的錯誤來。“對于共產黨人來說，這樣的美國總統就會是真正的、不朽的英雄；對于資產階級領袖來說，此人會被看成是叛國的罪人，被看作十足的白癡和精神變態者。”〔澳大利亞〕科伊喬·佩特羅夫：《戈爾巴喬夫現象——改革時代：蘇聯東歐與中國》，葛志強、馬細譜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第266頁。如今，美國對待自己的開國元勛華盛頓或任何一屆總統，都是采取了以上阿法納西耶夫講的那種情況。
二 蘇聯對待新制度創建者的兩種典型
社會主義制度是20世紀出現的新型的社會制度。它雖然經過70多年的實踐，但畢竟還是幼年階段，在整體上還沒有取得相對于資本主義制度的優勢。這不單是由于生產力在相對落后的基礎上起步、不能表現出優于資本主義的經濟實力，還明顯地表現在政治方面的不成熟。這種政治上的不成熟，不單表現在制度的不完善和趨向的動蕩不定，總出現“錯把他鄉當故鄉”的人物，而且集中表現在不能正確地對待自己的開國元勛或自己的前任，表現出政策的中斷性和更換性，而不是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在蘇聯，只有斯大林正確地對待列寧，使列寧的思想、聲譽和形象在自己執政的年代未受到任何傷害。在社會主義制度極不成熟的年代，這是難能可貴、值得后人尊敬的。但是，斯大林逝世不久，就遭到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編造的聳人聽聞的誹謗，并被焚尸揚灰，同時把他的正確理論和主張定性為“斯大林模式”從而加以否定。眾所周知，這在當時引發了世界性的反共浪潮，使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受到了極大的傷害。從此蘇聯領導人的更迭形成了一個惡性的繼承模式，一屆否定一屆，直到戈爾巴喬夫上臺，把蘇聯社會主義制度最后葬送，才算為這種否定開國元勛的做法作了一個明白的注腳。阿法納西耶夫的感受太深刻、太寶貴了，可惜出現在蘇聯消亡之后。如今，堆到斯大林墳上的垃圾已經被歷史之風吹凈，人民日益看清了作為一個偉大馬克思主義者的斯大林，一個高尚、磊落的斯大林，但歷史卻難于回轉。從某種意義上說，對斯大林的誹謗，是以社會主義國家的垮臺為代價的。這是歷史的報復。
三 鄧小平：我們不會像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那樣對待毛主席
在我國，毛澤東主席逝世時，億萬人民悲痛欲絕，展現了毛主席在絕大多數人民心中的地位。任何敵對勢力不敢有桀犬吠堯之舉。但是，隨著糾正毛澤東同志晚年錯誤過程的展開，國內外的敵對勢力開始活躍起來，制造種種煽動性的謠言，以搞亂社會主義中國的民心。他們試探著捅出了全盤否定毛澤東同志的口號，巧妙地散布著以卑鄙而陰暗的心理編造出來的“小道消息”，試圖敗壞毛主席的聲譽和形象，涂黑毛澤東時代的歷史。這使中國的前途一時間布滿陰云。這個時候，正如江澤民同志所講：“這是毛澤東同志逝世以后我們黨遇到的一個全局性的、緊迫的、至關重要的問題。”《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第605~627頁。令人欣慰的是，鄧小平同志在1979年提出包括堅持毛澤東思想在內的黨的“四項基本原則”，并主持制定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維護了毛澤東思想的地位。鄧小平同志指出：“毛澤東思想這個旗幟丟不得。丟了這個旗幟，實際上就否定了我們黨的光輝歷史。”“給毛澤東同志抹黑，也就是給我們黨、我們國家抹黑。”“在前一段時間里，對毛澤東同志有些問題的議論講得太重了，應該改過來。這樣比較合乎實際，對我們整個國家、整個黨的形象也比較有利。”“我們不但要把毛主席的像永遠掛在天安門前，作為我們國家的象征，要把毛主席作為我們黨和國家的締造者來紀念，而且還要堅持毛澤東思想。我們不會像赫魯曉夫對待斯大林那樣對待毛主席。”《鄧小平文選》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298、301~302、308、347頁。現在看來，中國人民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經歷了一場如何對待自己開國元勛的歷史性的嚴峻考驗。在這場考驗中，整個說來中國共產黨人是合格的。這說明，社會主義在中國又走出了趨向成熟的一步。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經受了蘇聯、東歐劇變的考驗而屹立于東方，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歷史對中國人民維護毛澤東地位的回報。
任何事物都是從不成熟走向成熟的。發生在蘇聯、東歐國家的災難后果激起了中國共產黨人的驚醒。人民總是在教訓中學得更深刻些，因而也就更向成熟邁出一步。毛澤東屬于人民、屬于全世界，任何少數人都不可能把他否定。正確評價領袖毛澤東、尊重他的思想、維護他的聲譽、愛護他的形象，這才是走向勝利的前提，這才是社會主義制度在中國走向成熟的步伐。
第二節 社會主義國家破除“個人迷信”的兩種出發點
一防止“個人迷信”現象是一個長遠的任務
“個人迷信” 或“個人崇拜”現象是指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和國際工人運動中，人為地神化個別領袖人物，并盲目地加以崇拜的現象。“個人迷信” 或“個人崇拜”現象是英雄創造歷史的唯心史觀的反映，是歷代剝削階級愚弄和欺騙勞動人民意識的殘余和影響。它的產生，具有深刻的社會歷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它是整個社會的文化愚昧和黨內缺少民主運行機制等諸多原因造成的，絕不僅僅是領袖人物個人的個性問題或心理問題。
無產階級先進政黨的組織原則是民主集中制，這個制度在本質上是排除個人迷信的。在歷史上有的社會主義國家出現的個人迷信現象，顛倒了個人與群眾、領袖與政黨的關系，破壞了民主集中制，給革命和建設事業造成了嚴重的損失，這樣的教訓十分深刻。今天，應該總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的經驗教訓，把對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的權威與“個人迷信”或“個人崇拜”分別開來，防止出現“個人迷信” 或“個人崇拜”現象。
但是，在反對“個人迷信” 或“個人崇拜”現象的斗爭中，也常常出現十分復雜的情況。反對“個人迷信”的動機不同，做法不同，結果也不同。
二赫魯曉夫：反對別人的“個人迷信”，大搞自己的“個人迷信”
在50年代的蘇聯，赫魯曉夫打著反對“個人迷信”的幌子，拋出“秘密報告”，以對待敵人的態度對待斯大林。實際上，他是以反對“個人迷信”為手段，撈取政治資本，為推行其修正主義路線服務。赫魯曉夫拙劣地開展對“斯大林個人迷信”的譴責，破壞了人們對社會主義的信任，造成了思想上的真空，使資產階級意識形態得以乘虛而入。實際上他是反對別人的“個人迷信”，而同時又大搞自己的“個人迷信”。這是一個規律。
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激起了嚴重的社會不安。根據蘇聯檔案，當時蘇聯的許多地方發生了暴亂。斯大林的故鄉格魯吉亞也發生了混亂局面。檔案材料記載：“1956年3月5日，也就是斯大林去世三周年紀念日，格魯吉亞共和國首都第比利斯和其他一些城市發生了大規模的示威和集會。這是2月25日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秘密會議上作了《關于個人迷信》報告后，在斯大林故鄉引起的強烈反響。示威和集會是在哀悼斯大林和保衛斯大林的口號下進行的。開始，格魯吉亞黨和政府采取觀望的態度，大規模的示威和集會持續到3月9日，局勢越來越激烈。為了驅散示威群眾，當局動員了軍隊并使用了武器。蘇聯當局一直封鎖這方面的消息。這一天發言的還有格魯吉亞知識分子的其他代表人物：阿巴希澤、卡拉澤、博博希澤等詩人和作家。他們朗讀了在斯大林逝世之后寫的詩。”《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8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第407~436頁。還有許多人建議立即停止傳達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在當時的蘇聯，有人建議說：“依我看來，這幾天應當暫停傳達‘關于個人崇拜’的信件（黨中央約有150人在3月4日和6日得知了這封信）。因為5日和6日已經有了跡象——送花圈的游行隊伍。‘有誰膽敢玷污對斯大林的光輝記憶，格魯吉亞人是不會原諒的。不準批評斯大林——我們的領袖。修正斯大林的觀點就是修正馬克思主義。他們將因攻擊斯大林而付出血的代價。’這位‘演說家’贏得了長時間的鼓掌，而這竟發生在格魯吉亞首都的中心廣場上。”《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8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第407~436頁。目睹這一事件的卡岡諾維奇回憶當時的情況時說：“并非斯大林時期的一切，包括偉大的值得肯定的成績，都要否定。這樣做只會有利于社會主義的敵人，使資產階級可以輕易地對我們黨、對蘇聯、對社會主義發動新的進攻。赫魯曉夫拋棄了斯大林時期的一切東西，無意中幫助敵人對人民在斯大林領導下通過努力取得的一切珍貴的東西發動進攻。”《蘇聯歷史檔案選編》第28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第412頁。
在蘇聯“非斯大林化”中引起的負面影響，越來越多地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反映出來。可見赫魯曉夫對“個人迷信”的反對，沒有起到什么好的作用，倒是帶來了更多的混亂。
三 毛澤東：反對“個人迷信”，重在總結防止重新出現類似錯誤
毛澤東同志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站在了科學地反對“個人迷信”斗爭的最前線。他反對“個人迷信”的態度是冷靜和真誠的，因而比較客觀和公正。在國內，留下了科學評價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歷史人物的正確原則。
毛澤東同志帶領中國共產黨人參加了反對斯大林“個人迷信”的斗爭。但是毛澤東同志批評斯大林的錯誤，不是全盤否定，而是有分析地批評，主張三七開，功勞為主，錯誤為輔。毛澤東同志的主要目的是總結歷史上搞“個人迷信”的經驗教訓，避免在未來重新出現類似的錯誤。這個目的就使得他采取的方法是科學的。
至于在中國批評“個人迷信”的情況，就與蘇聯大不一樣了。首先，人民群眾對毛澤東同志的崇敬，不完全是“個人迷信”，是把毛澤東同志當作人民大革命勝利的象征和標志來對待的；其次，毛澤東同志本人不喜歡搞低級趣味的“個人迷信”，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就說過“四個偉大討嫌”；因此，糾正“個人迷信”的做法比較容易。
總之，反對“個人迷信”的不同態度，就產生不同的社會效果。為了個人的私利和野心，就會不加分析、全盤否定，必然導致社會混亂；為了共產主義事業的發展而總結教訓，就會認真進行科學的分析，在充分肯定成績和功勞的基礎上，指出“個人迷信”的錯誤，并立即改正，這樣就不會產生社會混亂和震動，保持社會的安定和發展。
第三節 對新制度創立者的評價與改革的方向
在社會主義國家的歷史上，如果產生了“個人迷信”現象，就要采取正確的態度進行糾正。因為，破除“個人迷信”，解放思想，常常是進行社會主義改革的必要的思想準備。對社會主義制度創建者的歷史功過能否作出科學、公正的評價，將對改革的方向產生重大、深遠的影響。
尊重社會主義制度的創立者，科學地評價社會主義制度的創立者，就會使社會主義的改革順利開展。這樣的改革是社會主義歷史的延續，不是社會主義事業的斷裂。實際上，改革前夕對社會主義創立者的評價，是進行改革的輿論準備、思想上的務虛，這對于保持正確的方向，具有極大的現實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
不尊重社會主義制度的創立者，不能科學地評價社會主義制度的創立者，就會導致對社會主義制度創立者的背叛，這樣的所謂“改革”，就必然是改弦更張，迅速走向失敗的泥潭。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社會主義國家破除迷信的運動和開展改革的經驗教訓，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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