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撼主義：災難經濟的興起－文化叢書180 

I S B N：9571350451
I S B N 13：9789571350455
原始書名：The Shock Doctrine: The Rise of Disaster Capitalism
作    者：娜歐蜜．克萊恩
精平裝/頁數： 平裝本 / 560頁 
出版社：時報文化 
出版日： 98/06/01 
中國圖書分類： 原理 
 
 
 
 
定  價：NT$ 550元
優惠價：  79折 435 元   
可得紅利積點： 13 點 

    內容簡介

災難與資本主義有何關系？
一部自由市場的秘密歷史

二○○七年紐約時報、村聲雜志、亞馬遜書店、出版人周刊等年度好書，翻譯成二十五國語言

「對這個時代的重大暴行所作的杰出研究，令人熱血沸騰。」
──二○○九年第一屆Warwick大學寫作獎獲獎理由

誰在大炮上吃魚子醬﹖
解構三十五年來自由市場席卷全球的神話
美國中情局曾資助一項駭人的心理實驗，意圖透過各種手段將病人固有的人格與記憶徹底清除，變成一張完全空白的白紙，好讓醫生強行重建全新的人格。然而這樣的震撼療法不但沒有帶來任何好處，反而幾乎毀掉遭此待遇的人。
娜歐蜜．克萊恩以此為比喻，批判傅利曼及芝加哥學派領軍的自由市場經濟狂熱信徒，其手段與目的就如同上述心理實驗。這些人近四十年來趁著天災人禍的「大好機會」，在世界各地發動經濟震撼治療，不論是智利政變、蘇聯解體、……、亞洲金融風暴，還是9/11恐怖攻擊、伊拉克戰爭、南亞海嘯、卡崔娜颶風，皆成為他們推動「震撼主義」的絕佳舞臺。
自由市場鼓吹者不斷散播的迷思之一，是經濟開放可以促成政治民主，然而克萊恩細究數十年來全球各地的狀況，實情卻是市場經濟常不惜鎮壓民主。以激烈手段徹底實行自由市場及私有化政策，帶來的不是「短期陣痛」后富裕的新世界，而是廣大民眾的悲慘處境。
幸而我們并非總是用退化來因應震撼，克萊恩也發現，某些深受「震撼主義」之苦的地區，草根的小區力量正逐漸覺醒。源自基層人民的力量開始相互連結，以極具創意和勇氣的民主方式，取回他們被剝奪的事物。在下一次危機與震撼來臨之前，他們已經做好準備。

 
    作者介紹

娜歐蜜．克萊恩（Naomi Klein），一九七○年生于加拿大魁北克，文章常見于美國的《國家》（The Nation）、《新政治家》（The New Statesman）、《紐約時報》、《女士雜志》（Ms. Magazine），加拿大《環球郵電》（The Globe and Mail）與英國《衛報》（The Guardian）等媒體。二○○○年反思品牌文化、關照全球化黑暗面的《No Logo》出版時，被《泰晤士報》譽為三十五歲以下最有影響力的人。

譯者簡介
吳國卿
臺北市人，1956年生。政大新聞系畢，為資深新聞從業人員，從事翻譯工作十數年。譯作包括：《下一個榮景》、《誰劫走了全球經濟》、《趨勢力》、《亞洲未來沖擊》、《碳交易》、《債券天王葛洛斯》、《共鳴領導學》等數十本。

王柏鴻
臺大外文系畢，曾任國內重要報紙編譯多年，現專事翻譯，譯作繁多，曾獲得《中國時報》、《聯合報》年度十大好書獎及其它獎項。重要譯作包括《藍色巨人─IBM》、《基業長青》、《上億資金怎么玩》、《魔球投資學》、《石油沖擊》、《不確定的世界》、《猶太人的賺錢智慧》、《一分鐘億萬富翁》、《新泡沫經濟》（中時開卷年度十大好書）、《杜拉克談未來管理》、《選對時機買對股》、《美元失色黃金發熱》、《女人變壞才有錢》等書。

 
    目次

推薦序
南方朔  災難資本主義──一種雙重帝國主義
胡晴舫  全球化運動就是這么嚇大的
徐進鈺  災難資本主義──掀開新自由主義的反民主積累假面
陳信行  逆轉三十年論戰的如椽大筆
張翠容  不一樣的新聞角度震蕩世界
張鐵志  擲出手上的石頭──從《No Logo》到《震撼主義》
馮建三  市場原教派有一只殘暴的手

引言
空白即是美：三十年的抹除和重造世界

第一篇
兩種醫生的震撼：研發

第一章 酷刑實驗室
卡麥隆、中情局，以及抹除與重造人類心智的瘋狂追求

第二章 另一種醫生的震撼
傅利曼與放任主義實驗室的追尋

第二篇
初次測試：誕生的陣痛

第三章 震撼狀態
反革命血腥的誕生

第四章 清洗石板
恐怖的效用

第五章 「完全無關」
如何清洗意識形態的罪惡

第三篇
茍延的民主：法律制成的炸彈

第六章 因戰爭而獲救
撒切爾主義與有用的敵人

第七章 新震撼醫生
經濟戰爭取代獨裁統治

第八章 危機的用處
震撼治療的包裝

第四篇
迷失在轉型中：當我們哭泣，當我們戰栗，當我們跳舞

第九章 捍拒歷史
波蘭危機與中國大屠殺

第十章 鎖煉下誕生的民主
南非被捆綁的自由

第十一章  一個年輕民主國家的篝火
俄羅斯選擇「皮諾契選項」

第十二章  資本家本色
俄羅斯與野蠻市場的新時代

第十三章  讓它燒
劫掠亞洲與「第二道柏林圍墻倒塌」

第五篇
震撼時代：災難資本主義復合體崛起

第十四章  美國的震撼治療
國土安全泡沫

第十五章  政商財團制國家
拆除旋轉門，鋪好陽關道

第六篇
伊拉克的完整循環：過度震撼

第十六章  消滅伊拉克
尋找中東「模范」

第十七章  意識形態的反彈
真正的資本主義災難

第十八章  完整的循環
從空白的石板到燒焦的大地

第七篇
移動的綠區：緩沖區與防爆墻

第十九章  凈灘
「第二次大海嘯」

第二十章  災難總是欺負可憐人
綠區與紅區構成的世界

第二十一章  和平的誘因消失
以色列的警訊

結論
震撼力量消退：人民重建崛起

災難資本主義──一種雙重帝國主義

◎文／ 南方朔（ 作家 ）

前代美國經濟學大家高伯瑞（Galbraith）曾言，經濟學絕非有些人所說的那么科學與價值中立，而是充斥太多「似是而非習以為常的見解」，以及「無知的詐欺」！

高伯瑞其實還算委婉的。經濟學常和文學相差無幾，它是被修辭包裝起來的意識形態，蘊涵許多自利、恨人類、冷血甚至殘酷的前提。經濟學的論述除了那只看不見的手，沒有說出來的另一只手可能更為重要。因此，經濟學注定也是政治經濟學，政治的含量可能更多過經濟！

古典帝國主義鋒芒不再

近年在反「新自由主義」及反「全球化」論題有批判貢獻的娜歐蜜．克萊恩，在《震撼主義：災難經濟的興起》就把當前已被遮蔽的政治與經濟連系紐帶重新找了回來。克萊恩已成當代政治經濟學新的控訴天使，她創造出一種全新的「災難資本主義」批判論，對帝國主義問題等于打開了新窗口！因此，在進入克萊恩這本著作前，或許我們需要對近代帝國主義問題做出一些提綱挈領的復習思考。

從最原始的角度來復習。我們可以說，任何國家對超出自己領土范圍的國家與人民，做出具有主權性質的活動，如軍事侵略和占領、政治命令和傳達，以及經濟利益的剝削和聚斂，都可稱之為帝國主義。但上述說法畢竟只是概念，因而留下許多爭論空間：

例如有一派自由經濟學家認為從海權擴張時代以來的帝國主義，乃是與資本主義無關的兩碼事。帝國是政治與軍事征服意志的產物，與經濟面的資本主義無關。但另有一派則認為帝國乃是資本主義的另一只手，當資本主義為了擴張，無論為爭原料、爭市場，為運作造成的利潤率遽減危機，它都必然會且必須走向帝國主義。發展到最后，就是「金融帝國主義」這種最高形式。

除了概念層次的對立與爭論，在戰后國際經濟運作上，資本主義體系的中心國家，為撇掉被指控為帝國主義的嫌疑，操作上也日趨審慎與周密。明目張膽的軍事侵略已告減少。戰后全球市場的擴大，使過去單單為市場即劍拔弩張的情況也趨減少，經濟支配也可透過貸款投資、經濟合作與思想操控等方式達成。這些新的發展，在過去將近半世紀以來，的確使傳統上極有影響力的「帝國主義論」失去昔日光彩。

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帝國

除了「帝國主義論」鋒芒不再，我們還應注意到，乃是二次大戰后，美歐的經濟放任主義者為搶回被大蕭條后崛起的凱因斯主義奪走的經濟思想論壇，開始重新整合并動員。這是一場思想運動，無論被稱為「新自由主義」、「新保守主義」或「新放任主義」，它所鼓吹的乃是一種「私有神圣化，國家干涉邪惡化」的思想與價值，這派學說以芝加哥學派為代表，精神領袖就是諾貝爾獎得主傅利曼。這派學說認為在將來，國家只需提供軍隊和警察，其它如福利、工程、教育甚至監獄等都應交到私人手中。其終極觀點即是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及美國小布什總統所謂的「所有權的社會」（Ownership Society）。

對這派學說，經濟學界早已稱之為「經濟學里的帝國主義」。可以說，這派思想乃企圖藉「自由」之名消滅其它國家，藉「自由」之名將資本家的地位無限提高，而后美國資本家集團即可穩坐全球金字塔頂端。美國一九八○年代以來，藉「華盛頓共識」推動全球資本自由流動，對內則無限制的放松信用，要以全球資本市場替美國打造出一個「所有權的社會」。這個學派是一種經濟學里的帝國主義，也就無言而自明了。

芝加哥學派過去三十多年主導了美國的經濟決策，而隨著一九九○蘇聯的瓦解，它在論述上不再有社會主義的威脅，更加肆無忌憚。例如對卡崔娜颶風造成巨大災難，不但沒有任何人道悲憐之心，反而欣喜于色地認為是老天爺清理出了一片「空白石板」。過去被遮掩掉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紐帶開始赤裸裸地出現，它甚至還是一個雙重的帝國主義—不只對外是帝國主義，對內也同樣是帝國主義。由是它是在廢墟及災難上建造自己的基礎，因而克萊恩遂提出了「災難資本主義」這樣的新概念。

克萊恩的三個原創貢獻

至此，克萊恩這本新書雖然形同一種現實批判，但它其實有著極大的理論延伸性。綜合而言，本書在下述幾點可謂有相當原創的貢獻：

其一，她由卡崔娜風災及入侵與攻占伊拉克，并在這兩件對內對外的重大災難事件上，找回資本主義和雙重帝國主義間已被人疏忽掉的紐帶。在有了這種體察后，她又進一步追尋，將新自由主義過去二、 三十年來在其它國家制造分裂暴亂、顛覆暗殺、政策誤導，要使全球都成為災難廢墟，以供他們制造新的支配與壟斷架構的做法，做了一次回顧。

其二，她所謂的「災難資本主義」，乃是一種具有集中營刑求特性的「震撼主義」做法，一種強勢的、以別人的災難為自己利基的做法，這種震撼的手段，自然包含利用軍事政變的屠殺與刑求（如智利），對不服從國家的鎮壓與刑求（如伊拉克），誤導別的國家使其造成經濟災難（如對俄國）；以強制性的國際機構如國際貨幣基金等為施壓機器造成驚恐與膽怯（如亞洲金融風暴）……等。俾使對方心智停頓和失去抗力。當震撼懾服的因素加入，災難資本主義的邪惡性也就更加清晰。

其三，乃是本書對傅利曼這一家經濟思想做出極為深入的反省。美國前總統艾森豪威爾在任滿離職的告別演說曾警告其國民，一個「軍產復合體」（Military-Industry complex）的體制已在美國出現，它會培養出侵略好戰以及毀滅民主的趨勢；而克萊恩則在本書指出比前者更嚴峻的「災難資本主義復合體」（Disaster Capitalism complex）已在形成。有關這部分，其實還可以做出更多延伸討論，如由于金融壟斷加深，壟斷資本主義已將全球作為風險輸出的對象；美國近年來在干涉主義上持續松綁，已使得全球軍事及顛覆性的風險日增。如果我們愿意追究，當今金融海嘯及全球深度衰退，其實都和災難資本主義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

把別人的災難作為自己的利基，為了擴大利基而去制造更多災難，這是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另一章。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表面以一種簡化的自由觀為資本家造勢，并以彌賽亞的姿態宣稱它可讓人們成為「自由人」，但事實上這派學說里有著太多詭辯修辭的成分，它其實是替人類開辟了一條「到奴役之路」啊！克萊恩這本著作盡管使用「災難資本主義」的新說法，事實上只是把古典的「帝國主義論」做了翻新，因此，當我們讀了此書后，或許已有必要重新去省思古典「帝國主義論」相關的問題了！

逆轉三十年論戰的如椽大筆:Naomi Klein 《震撼主義》

陳信行

「山也BOT，海也BOT！」

這或許是二○○八年臺灣最夯的臺詞之一吧。
《海角七號》里的恒春鎮代表會主席抱怨著這個明顯的不公與不便。隨著這部臺灣電影少見的票房一路高漲，片中淡薄卻雋永的社會意識讓人一再咀嚼，終至一再引用，成為時代氛圍的一部分。這種感覺也符合了我們的集體經驗。除了風光明媚的墾丁海灘，臺北市的街道停車格、近幾年的世界第一高樓臺北101、負擔日重的社會扶助措施以及正在累積驚人虧損的臺灣高鐵，各式各樣的公共設施與經濟活動，從一九九○年代以來逐漸變成財團獲利走人、納稅人付帳接爛攤子的惱人丑聞。BOT（建造─營運─轉移）方案只是各種私有化方案之一，公司化、釋股、委外辦理、政府再造、「勞動彈性化」，名堂多著呢。掠奪的歷史主旋律然而，海的BOT，在二○○四年受南亞海嘯摧殘、無數人喪生的國家，不僅僅是惱人，而是駭人的不義。

趁居民流離失所、無暇他顧之際，斯里蘭卡、馬爾地夫等國政府將風光明媚的海岸承包（事實上是奉送）給跨國企業開度假村，剝奪數十萬災民的祖居地。面對矛盾沖突的加劇，二○○六年，原來宣布片面停火、與政府共同致力海嘯災民安置重建工作的斯里蘭卡坦米爾之虎游擊隊被迫重起戰火，至二○○九年五月，該運動被徹底殲滅。數十萬被懷疑支持游擊隊的村民至今還被關在集中營內，承受著天災之后的人禍。
這種毫不講究體面、發災難財的掠奪式官商勾結，竟然是一九七○年代以來人類歷史的主旋律。xxxxx所保住的中國改革開放、蘇聯災難性垮臺后的饑饉、對伊拉克的侵略戰爭、關達那摩的酷刑逼供、美國紐奧良卡崔娜風災后災民的慘狀，這些，都成了大財團發財的機會。
而指導這一系列災難性發展的思想導師，是新古典主義經濟學大師，芝加哥學派掌門人米爾頓．傅利曼！傅利曼說過：「只有危機會造成實質改變，無論是實際的危機或感覺上像危機。當危機發生時，人所采取的行動決定于周圍可得的想法。我相信這就是我們的基本職責：發展出既有政策的替代方案，讓它們保持活躍而且可得，直到政治上的不可能變成政治上的不可避免。」
天災、戰禍、沖突，這些危機都有助于傅利曼派學者兼官員兼商人大展宏圖。而如果災難沒發生，就制造災難。就像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智利軍閥皮諾契在美國策劃下政變推翻政府、屠殺人民，將全國陷入恐怖之中，隨之傅利曼本人及其學生——「芝加哥男孩們」，就有了實踐其經濟政策的第一個全新機會。
這個模式從此在各地復制又復制，到最后傅利曼思想在世界上幾乎成了「經濟學」這個領域的全部，其政策成了「經濟政策」的唯一模型。
娜歐蜜．克萊恩的如椽大筆匯集一件、又一件、再一件令人發指的當代人類災難，并清楚地將因果線拉到一個一致的經濟思維：當年英國首相撒切爾宣稱「別無出路」的「自由市場」。
她的筆鋒雄渾到令對手戰栗。保守派（他們自稱「自由市場派」）智庫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研究員諾伯格（Johan Norborg）評論《震撼主義》一書時，說：「未來，如果你跟學生或記者講說你支持自由市場，很有可能他們會問你為什么要支持獨裁、酷刑和圖利財團。」
但是，諾伯格對《震撼主義》能提出的最有力的反駁，也只是傅利曼這些話是出自其書的序言而非本文，所以認為克萊恩是斷章取義。
如果諾伯格的預言命中，《震撼主義》一書對于之后的世界政治所起的作用，會類似當年索忍尼辛揭發蘇聯集中營的《古拉格群島》，嚴重撼動之前看來難以置疑的道德權威，只是作用的方向相反。對臺灣來說，當年《古拉格群島》的出版與宣傳是黨國反共教育機構大力推動的交辦事項，具體目標是合理化當時本地的政治經濟現況，讓所有反對現狀的人似乎都必須回答「難道你支持集中營？」。而通過《震撼主義》一書，或許我們可以開始質疑，二次大戰之后迄今的臺灣社會，是否可能有「經濟奇跡」之外，另一種面向的歷史陳述。

臺灣亦有震撼歷史

《古拉格群島》出版的一九七三年，美國在越戰正節節敗退，臺灣的經濟卻正在起飛。之前二十余年的白色恐怖震撼，如克萊恩所說，確保沒什么人會對李國鼎、蔣經國推動的加工出口工業化政策之下，享有無數特權的外國資本，提出任何有效的質疑。
然而，事實是壓不住的。前一年，一九七二年的七月到十一月，美商飛歌電子在淡水竹圍與日商三美電子在高雄前鎮的工廠，爆發年輕女工吸入三氯乙烯中毒，數十名中毒女工不治死亡，死狀甚慘，全身腫脹、起水泡、流膿。各報紙發表數篇報導后，消息嘎然而止，加工出口區管理局宣布死亡與工作無關。雖然之后臺灣政府頒布了《勞工安全衛生法》，同樣使用三氯乙烯的美商桃園RCA電子廠依舊持續地把明知含三氯乙烯的廢水打入地下水層，并抽出來喂給工人吃，直到一九九二年該廠為規避退休金關廠外移為止。數千位因此罹癌的前RCA工人現在還在打著遙遙無期的索賠官司，但李國鼎與RCA合作的人才訓練計劃成為后來臺灣高科技電子業領袖的搖籃。
那一年，綠島、巖灣和泰源等監獄的政治犯還有數千人。吳榮源等十九個不滿保釣運動被鎮壓而串連討論的各校大學生正在軍法處看守所受審，被戴上個莫名其妙的「成大共產黨」名號，其中兩位已判了死刑。再過四年，老政治犯陳明忠因為資助之后成為鄉土文學運動堡壘的《夏潮雜志》創刊而被捕，刑求一百多天。受鄉土文學熏陶而密謀抗議跨國公司的戴華光、賴明烈、劉國基等十余位大學生于一九七七年被捕、刑求，判刑十余年。而一九六七年回臺研究跨國企業影響而被捕、被刑求，但幸運被國際組織救援出獄的學者陳玉璽正在夏威夷大學撰寫他的《臺灣的依附型發展》。美麗島事件還等著要發生呢。
這些逮捕、監禁、刑求，和《震撼主義》的論點一致，與臺灣「經濟起飛」的歷史可說是一體兩面。
但是至少當年逮捕刑求異議者的特務們還是「國家公務員」。美國在九一一事件的震撼威懾全國之后，布什政府四處投射的武力，包括軍隊和黑牢里的獄卒和刑求專家，越來越多是外包公司、傭兵，享治外法權，殺人免罪。這些「國家安全產業」的大股東們包括副總統錢尼、國防部長倫斯斐等人。倫斯斐，順帶一提，曾任第一個到臺投資的外商電子廠美國通用器材公司董事長，臺北縣新店寶橋路的老廠區還有他的足跡。
克萊恩或許不算是一個法度嚴謹的社會科學家。她的手法不是論證，而是舉證，一件又一件的事實擺出來。被她批評的人也許會不滿地說：這些事情有什么關連？《震撼主義》呈現的觀點，地理學家哈維（David Harvey）、社會學家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都對當代新自由主義經濟提出過理路更清晰、歷史向度更深遠的分析與概念工具。但是她筆鋒的力度是任何學術著作難以比擬的，作為一個不斷在災難最前線親眼見證的記者，她的可信度也是不可取代的。
在「西雅圖戰爭」開啟這一波全球反資本主義社會運動后的三個月，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克萊恩的《No Logo》出版了，她結合文化研究與實地調查的恢弘氣勢讓此書成為當代社運的經典之一。《震撼主義》，或許也將標志著一個時代的分水嶺。從今以后，傅利曼的信徒們再也不能把他們的信仰當成無庸解釋的真理。

《唱反調》揪出操弄災難經濟的黑手

工商時報 C5/悅讀館 2009/06/13
(原題:市場原教派有一只殘暴的手)
【馮建三】
■書名:震撼主義
■作者:娜歐蜜.克萊恩
■出版:時報

金融風暴,金融海嘯,人人朗朗上口.但是,我們親身目睹與經歷的這些現象是一種自然而然,必定發生的風暴或海嘯嗎 顯然不是,這是人禍,與其言必稱風暴或海嘯,不如采用鄭村祺的建議,使之正名為金融「核爆」.
相同道理,《震撼主義:災難經濟的興起》揭露的「經濟新自由主義」30余年歷史,也是名實不符.「新」與「自由」都是正面的,吸引人的字眼與概念,但《No Logo》作者娜歐蜜.克萊恩(Naomi Klein)信而有徵,讓讀者看到迥異景象.
●放火打劫的經濟自由主義
首先,它完全不同於羅爾斯(John Rawls)強調公平正義之「政治自由主義」;其次,它是對亞當.斯密(Adam Smith)的曲解.斯密在《國富論》雖然戲謔提及市場有只「看不見的手」,但這句話至少有九或十種意思,不一定是最小政府論.根據后人詳細考察斯密的著作,發現他贊成或鼓吹政府干預的情況至少有35種,赫然包括藉助管制以「取代市場來增進效率」,通過「租稅來重分配所得」與「約束國際貿易」等.這些構成公權力介入與規范的理由,足以讓今日的經濟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派(market fund amentalism),以為只有一種市場的人,大驚失色.
它對語意的誤用也是對民主的背叛.如同風暴掩飾了人為的核爆,「自由」則掩飾了根源於殘暴不仁的本質,根源於一些偏執所制造的血腥.海耶克(Friedrich A. Hayek)與傅利曼(Milton Friedman )是偏執的代表.1973年9月11日皮納契(Pinochet, A.)在美國總統尼克森及其中央情報局的外應下,發動軍事政變以飛機轟炸智利總統府,推翻民選的阿葉德(Allende, S.),隨后再鎮壓與殺害成千上萬的異端.對此,海耶克大言不慚地說,「我個人寧取自由主義的獨裁,而不是民主政府卻無自由主義色彩…軍事政變后,在皮納契年代的個人自由,遠比前朝大得多了,我還真無法在智利找到任何一個人會不同意這個說法.」
2005年美國紐奧良淹大水后,高齡90多的傅利曼撰文:他從「悲劇」中看到「大刀闊斧改革教育體系的機會」.若說這類思維與習慣是「趁火」打劫,還不是完全那麼準確.
本書談及許多案例(特別是伊拉克),更接近於「放火」打劫.經濟新自由主義的信仰者磨刀霍霍,虎視眈眈而積極地等待災難發生或設法催生災難,以便與大權在握的政府大員及其代言的大資本,共同推進「自由市場」的擴大速度.
實情如此,作者以「災難經濟(依英文disaster capitalism,應該是災難「資本主義」,出版社改為「經濟」一詞,拔除了作者的政治意圖)」作為本書副題就很貼切.另外,克萊恩清楚表明,顛覆字義的「經濟新自由主義」并不是源於1979年的英國與1980年的美國.早從1960年代,它的偏執與宗教般的熱情就在發酵,1973年在智利「初試啼聲」,其后才是英美與拉美國家.至1 985年,通過美國的「廣場協定」(Plaza Accord)所謂華盛頓共識,英美的經濟新自由主義推向全球,次年關稅暨貿易總協定的烏拉圭回合談判開始,至1993年底暫告完成,象徵「新」的聲勢上揚,遍地開花.
●對資本市場的反抗
生活在槍口下的強制自由,很多人不免焦慮,憤怒,不解,無奈,氣悶,慶幸與僥幸.然而,這些反應并不窮盡人的動能,生命不停地找尋出口.總有人相信歷史還沒有終結,人類還有另一種未來,生活方式,是以努力構思與行動,結社與串連,永不止息.
1994年,墨西哥原住民在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生效日,起而反抗,「蒙面騎士」震驚世界.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成軍,其后進展無法平順.1999年部長會議首次在美國本土舉行,6萬余社運者群集西雅圖火爆抗爭.其后,反自由貿易而追求公平貿易的力量日有所成,2 001年從巴西開始的「世界社會論壇」水漲船高,年年舉辦而延續反抗聲浪.
世貿組織的部長會議在2008年無法達成協議而停擺,不見得較可喜的,以美國為首的雙邊協定蠢蠢欲動,但以區域為主的協作關系,從 1992年低於50項,至2008年超過200項.
其中,受害最早也最深的拉丁美洲1998年起由查維茲(Chavez)領軍,大唱反調.隔年,他祭出「21世紀社會主義」大旗,優先推動區域合作而有「玻利維亞另類美洲組織」反擊自由貿易,「要讓每個國家提供自己最擅長生產的東西,換取自己最需要的東西,不受全球行情左右.」至今年3月,委內瑞拉之外,巴西,烏拉圭,玻利維亞,智利,尼加拉瓜,厄瓜多爾,阿根廷,巴拉圭與薩爾瓦多等9國都由左翼政權主政,加上古巴50年國際主義的示范,拉美的動向及得失成敗,世人不得不矚目.

克萊恩的筆勝於劍,文字生動,邏輯井然而論理有據.她飽覽群書,又行萬里路,走訪拉美亞非至中東許多國家.作者的調查鼓舞新聞人,也讓學院工作者景仰,見賢思齊,有為者亦若是的心思冉冉浮現.全書具有歷史縱深,也帶領讀者親臨現場,我們需要的國際觀,就在這里.書出之日,適巧是這次核爆的引燃點,也就是美國次級房貸敗象已經清楚展現的2007年.中譯本則剛好作為歷史見證,「驗收」作者的論述果然是未卜先知.

(摘自本書推薦序,作者為政大新聞系教授)

不一樣的新聞角度震蕩世界

◎文／張翠容（香港資深新聞工作者）

不少記者的書寫，很容易變成流水帳，就如一個沒有裝上東西的布袋，缺乏分析和角度，便無法站起來。但，加拿大女記者兼作家娜歐蜜．克萊恩卻不同，她不僅發掘了樹木，也為我們展示樹林，且形成一種近乎于有系統的學說，一說出來便令人恍然大悟。它解開了一種現象的密碼，而這現象就是災難資本主義，解開的則是讓世界震蕩的密碼。

災難與私有化的共生

新自由主義在上個世紀七、 八○年代興起之后，不少發展中國家的私有化過程都是繼天災人禍而出現的現象，克萊恩質問，為什么災難與私有化兩者看似毫不相干，卻同時發生？為什么新自由主義者樂于看見災難，同時也積極制造危機？

她這一問，令她寫成了一本非常不一樣的書—《震撼主義：災難經濟的興起》，當中有你和我身處的情境。

能成為一家之學說絕不容易，但克萊恩做到了，這真是記者的學習榜樣。

克萊恩首先追溯歷史，從四○年代歐美精神治療師用電擊震撼改造病人說起，這實驗引起美國中情局的興趣，后來更得到財團支持，與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合作。當時就是由已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兼放任經濟鼓吹者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帶領他的子弟，將電擊震撼原理應用在國民經濟上。第一個成為放任政策實驗品的就是南美洲的智利，而他們采用的手段正是「震撼」，災難正好帶來震撼效果。

智利遂在中情局操弄下經歷戰爭、政變和軍人政權的白色恐怖，人民在震撼中處于極度恐慌，不知所措，無法抗拒當權者所進行的全面私有化。

傅利曼曾說：「只有危機會造成實質改變，無論是實際的危機或感覺上像危機。當危機發生時，人所采取的行動決定于周圍可得的想法。」而他的放任經濟主張便是藉天災人禍出籠，成為人們眼前的理論思想，這深深影響了過去的全球政經發展。

上世紀八、 九○年代東歐經歷了「變天」，自由市場經濟借機「侵占」了東歐，從東歐到蘇聯，均求助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這些機構推銷以傅利曼學說為改革基礎的一系列私有化方案，甚至將這方案也推銷到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的重災地區。不過，最詭秘的，還是克萊恩提及到中國……悲劇，如何成為中國日后自由經濟發展的震撼催化劑。

此外，踏入二十一世紀，由「九一一」恐怖襲擊所帶來的兩場重大戰爭：阿富汗和伊拉克之戰，戰后也同樣向跨國企業大開方便之大門，兩國經濟全面私有化。接還有南亞海嘯、紐奧良水災等，災難過后私有化項目乘勢而起。

解構當代的自由市場

原來，當代自由市場的歷史是在震撼中形成的。過去三十五年來最不名譽的反人權事件，不單是由非民主政權所制造出來的，所謂民主政權一樣可以通過天災或刻意恫嚇公眾，為激進的自由市場改革鋪路。

可是，新自由主義換來了社會的不公義，例如高經濟增長卻低度發展、財富嚴重分配不均、貧富極度懸殊等。而克萊恩的結論就是：該主義其實無關乎自由與民主，而新自由主義者卻巧妙利用災難來推動他們的隱藏議呈，以獲最大的政經利益，這正是克萊恩所要解構的「災難資本主義」。

克萊恩是多份報章雜志的專欄作家和評論員，在她出版《震撼主義》之前，我已經常拜讀她的文章，從她的獨特觀點和宏觀分析中獲得很大的裨益，甚至成為我解讀世界的參考架構。

每當我出外采訪，都會這樣想：這次將在采訪中引證她的見解，還是推翻她的看法？從中東地區到拉丁美洲，又從東歐到亞洲，新自由主義是造福當地人民，或是「趁你病、你命」（廣東話：意思指趁你病倒之時，來奪取你性命）？

然而，在多個不同的地方，我目賭當地人民有一樣的命運，他們在新自由主義神話面前忍受著極不公平的待遇。到底要自生自滅或是起來反抗？人類歷史在震蕩的搖晃中摸索前路。

作為資本主義變身的新自由主義，過去已遭到來自民間社會和學者的不少批判，只有少數既得利益者還豎起大姆指，國家與資本繼續勾結。

在洪水滔滔的抨擊聲浪里，克萊恩卻能探求出新的理論，令人刮目相看。

對于我們這些曾采訪過災難國家的記者，都深深明白到，跨國企業如何利用災難重新獲得操控當地的經濟發展權，例如伊拉克的石油在戰后重投跨國財團的懷抱。

又如阿富汗，當阿富汗面對干旱和貧窮時，可口可樂卻在首都喀布爾重開，這對人民可說是百害而無一利，因為一瓶可口可樂需要消耗七瓶水，況且老百姓根本無力消費，但阿富汗總統仍自鳴得意地主持可口可樂的開幕剪彩活動，并表示阿富汗將由此邁向經濟發展新頁，在場記者無不搖頭嘆息，金權政治將在阿富汗扎根。

至于南亞海嘯后的情形，克萊恩在香港一次座談會中告訴我們，從印度尼西亞到斯里蘭卡的海嘯災區，跨國資本如何發災難財，怎樣借機奪取當地土地與資源。當時，我想，這位加拿大記者從老遠的加拿大跑去做了研究，為什么我們華人記者只懂一窩蜂報導海嘯，寫得多悲慘，但海嘯完結后卻全無跟進報導或深入研究，是否應該覺得慚愧呢？

意見記者的良知驚雷

我們或許不可以逃避天災，但人禍則可制止，至少發出預警。當無辜的老百姓在天災人禍里感到迷茫，在震撼中無所適從，克萊恩卻以清澈的眼睛看到事件背后的真相，以豐富的人文學養作出宏觀大論述，令我們在無聲之處聽隆然巨響的驚雷。難道我們仍可以袖手旁觀，寧為任人宰割的沉默一群？

當我走在伊拉克滿目瘡痍的土地上，或是去探訪坐在金礦上的南美窮國玻利維亞，再回頭看香港和臺灣在九七金融風暴后，大家仍然擁抱新自由主義神話而熱炒不健康的經濟，當中又有多少受害者的嘆息被聽見？所以，我不僅無法推倒克萊恩對災難資本主義的論述，甚至驚訝于她的洞見。

世界烽煙四起，克萊恩的《震撼主義》帶來震撼也遭到非議、攻擊。有批評者指她是意見記者（opinion journalist），但只要一位記者的立場乃是建基于事實之上，這無礙于他／她的客觀。反之，當一位記者在梳理復雜的新聞事件中，在思考一個個歷史、政治、經濟、文化的難題過程里，能夠按良知明確表示出他／她起碼的贊成和反對，我的敬意則會油然而生。

克萊恩憑著無比勇氣鑿破災難資本主義的面目，即使論點具爭議，那就讓我們來一場大辯論吧。

《震撼主義：災難經濟的興起》可說是中文讀者的及時雨，好讓我們不至于在紛擾的世界里，迷失、墮后！

災難資本主義──掀開新自由主義的反民主積累假面

◎文／ 徐進鈺（臺大地理系特聘教授、《臺灣社會研究季刊》前主編）

一個好的新聞工作者在闡述社會現實時，往往可以比一個受過良好訓練的政治經濟學者更加清晰有力。娜歐蜜．克萊恩這本有關災難、震撼、刑求與資本主義發展，或者她稱之為「災難資本主義」興起的書，閱讀起來確實比學院中有關新自由主義與威權主義共謀再多的論證都來得吸引人，來得更令人震撼。繼《No Logo》（二○○○年出版）一書批判品牌背后的血淚以及訴諸政治運動反抗之后，克萊恩二○○七年出版的這本《震撼主義》更進一步揭露了當前資本主義亮麗發展背后的政商權力邏輯。

災難的資本主義？資本主義的災難？

什么是災難資本主義？克萊恩指出，就是那種趁著災難對公共領域進行精心策劃的掠奪，以及看待災難有如刺激的市場機會的模式，藉此在災難之后進行包括私有化、解除管制以及縮減政府支出的財團計劃。這包括二○○五年卡崔娜颶風侵襲紐奧良之后的整個重建更新計劃、二○○四年南亞海嘯之后的沿岸觀光區開發計劃、二○○三年美國入侵伊拉克之后的重建計劃、一九……事件后的中國經濟改革計劃，以及一九八○年代中期之后東歐與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轉型所經歷的「震撼療法」（shock therapy）等，但最早的經驗則是一九七○年代中期的智利左翼政權被軍事政變推翻之后一連串自由化政策。在這些「天然的」（？）與人為的災難之后，一切既有的反抗發展的力量被一掃而空，留下來的反而是如同紐奧良最富有的地產開發商坎尼查洛所說：「我想我們有了一片可以重新開始的空白石板。有了這片空白石板，我們會有龐大的商機。」這種清空重建的主角不再是以公共利益為考慮的政府計劃，相反的，是由一群包括政府官員、利益財團以及更重要的來自大學研究機構的智庫學者專家所組成的一種政商財團主義，進行以私人資本積累為核心的計劃，或者用著名馬克思主義地理學者戴維．哈維（David Harvey）的話來講，這是一種經常帶著威權鎮壓式的原始資本積累形態，所進行的階級復辟（restoration of class）。這樣計劃經常被稱為「新自由主義」，可以追溯到一九七○年代以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為核心的芝加哥學派。

通往威權震撼的自由市場之路

新自由主義基本上是對于從一九三○到六○年代在歐美國家主要奉行的凱因斯主義以及發展主義的反撲，而凱因斯主義（或者所謂福利國家模型）是一九二九年經濟大蕭條后產生危機的主要政策回應，而締造了戰后在歐美先進主義國家中的一九五○至六○年代黃金時期。這樣的榮景到一九七○年代初期開始面臨經濟循環的危機，加上石油問題加深了危機的惡化，這使得包括英國的撒切爾夫人與美國的里根開始在政策上轉向以減稅、解除管制、私有化、縮減福利支出，以及鼓吹企業精神為主的新自由主義經濟體系。但這樣圖利特定私人資本的經濟計劃，遭遇來自內部工會以及依賴福利生活的弱勢團體的抗爭，而英美的保守政權也毫不留情地加以鎮壓與分化；對外，為了市場擴張，以自由民主為名發動許多侵略戰爭，形成哈維所稱的新帝國主義。

乍看之下，災難資本主義的說法與長期以來討論資本主義發展過程所使用的熊彼得「創造性毀滅」說法一致，也就是辯證地看待災難與重建的關系，但是克萊恩有更重要的企圖，她要說明在這些災難重建背后所運作的政治權力的邏輯，是一個由利益集團所創造、同時也是一個反民主的積累策略，而不只是資本主義經濟循環的自然過程。她呼應了哈維階級復辟的說法，看到了新自由主義的霸權并非如那些專家學者與智庫所宣稱是市場邏輯的必然，相反的，是藉由統治集團所進行的鎮壓、威嚇乃至刑求等反民主、反人道手段所達成的歷史性計劃。從智利的左翼政權被推翻以致數萬人不明失蹤到伊拉克戰爭中百姓涂炭，都在在說明震撼威嚇的威權主義與新自由主義密不可分的關系，這與許多相信市場邏輯與民主生活必然正向相關的陳腔濫調恰恰相反，自由市場并沒有同時帶來自由的人。誠如克萊恩所說的：「把公共財富大規模轉移到私人手中，通常伴隨著國家債務激增，巨富與赤貧間的鴻溝不斷擴大，還有以狂熱的民族主義合理化無止境增加的安全支出。對身處這種由體制創造的巨大財富泡沫內的人而言，沒有比這種架構社會的方式更有利可圖了。但因為絕大多數人被排拒在泡沫之外，往往包括嚴密的監視、大規模監禁、限縮人民自由，以及不必然有、但很常見的酷刑。」

新自由主義化的臺灣

臺灣的新自由主義化大抵追溯到舊國民黨政權在一九九○年代中期提出的「亞太營運中心」的計劃，盡管發展型干預式國家的遺緒還保留，但無疑的，政商關系在這階段有了戲劇性轉變。基本上，從一九八○年代中期以來臺灣的政經結構產生很大危機，包括政治上接班危機以及經濟上投資減弱、大陸經濟的磁吸等等挑戰，也就給予政商集團一個新的資本積累的空間。與歐美經驗不同的是，臺灣并沒有經歷福利國家的發展模型，而是以黨國資本為主發展模式，因此，這一波的新自由主義化得到包括地方派系以及反對黨，乃至學院中的經濟學者的支持。從此私有化、自由化、公私部門伙伴關系（例如ＢＯＴ），以及管制松綁等政策耳熟能詳，也經常被視為政策主流，往往政府的介入就招致批評為扭曲市場，換言之市場是先驗存在的，是最自然的（盡管從來沒有真正純然自由放任市場出現過），而任何的國家干預行動都將破壞這種市場的純潔。而這樣的計劃在民進黨執政后并沒有減弱，反而更加強化，藉以建立新的政商關系。

但這種發展結果帶來的是原本由國家提供的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大量削減，包括運輸、公共衛生、金融服務以及教育支出都面臨私有化而大幅滑落，取而代之的是以圖利為目的的商業活動。而在私人利益考慮下，偏遠地區的客運班次減少或取消、無利可圖的公共衛生被私人醫院的醫療獲利所忽視、金融兼并集團化使得鄉間金融服務水平下降造成金融排除的現象、而教育私有化迫使學費急速上升導致貧戶家庭學子無力就學。這類政策執行下來具體的影響，就是原本在新興工業化國家中社會與空間相對上較為均衡發展的臺灣，面臨社會極化（polarization）、城鄉之間的差距擴大、公衛體系瓦解造成傳染疾病盛行，以及原本作為階級流動主要機制的教育體系逐漸成為階級鞏固的工具。更不要談所帶來的貪腐政商關系。而這一切并沒有隨著第一次或第二次政黨輪替而改變。因此，《震撼主義》的出版將有其重要的現實意義，可以提供一面明鏡，檢驗在當前臺灣由次級房貸危機所掀起的全球金融海嘯災難中，任何紓困政策中的政商結盟。

批判的深化

當然，如前所說，雖然好的新聞工作者的報導會比社會研究者更生動地指出問題，加以揭露厘清；但社會研究工作者也可以彌補新聞工作者報導的深度。除了正統經濟學家（例如著名諾貝爾獎得主史迪格利茲﹝Joseph Stiglitz﹞）對此以「陰謀論」嗤之以鼻，而非公允地與之對話外，在閱讀《震撼主義》上，有兩個問題可以深化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首先，雖然新自由主義化經常是由政商利益共同體所發動，但卻是在「自由選擇」等口號下進行，而得到民眾的支持。換言之，盡管新自由主義與威權震撼共謀，但在許多民主國家中，是藉由民粹的支持而掌權，因此，僅僅揭露背后的階級復辟企圖并不夠，需要在更多面向上多一些深刻研究，包括解密消費文化霸權，以及揭露新自由主義如何建構這種積極迎合自由選擇想象的主體（neoliberal subject）。例如，以這次的金融海嘯而言，雖然主要原因來自全球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以及管制松綁所造成，但是透過類似次級房貸的制度，提供美國許多中下階級購屋的機會，這樣的政策是一種賦權（empowerment）的過程，很難簡化成威權下的產物。也因此，在進行政策修復時，就應該要注意到不損及這些中下階級的利益，這也是經濟是否民主化的指標。

其次，盡管在書中最后提到反新自由主義運動在前述各個經歷震撼災難的地區陸續展開，無論是紐奧良的小區組織或者拉丁美洲的新一波左翼政權，都展開激烈的反抗，這些社會與政治運動，給我們帶來一些希望的空間，也是扭轉災難資本主義的契機。然而，許多地區的新自由主義化并非使用震撼威嚇方式發動，而經常是以參與的方式來進行，在這個過程中，往往社會組織（例如非政府組織ＮＧＯ）會整編進入新自由主義化的計劃中，形成社會參與的表象。但事實是，這些社會組織的建制化逐漸成為社會治理術的重要元素，越來越多政策交由ＮＧＯ 來代為制訂，乃至執行，這在臺灣社會越來越清楚。然而，這些ＮＧＯ 與政商利益集團之間的糾葛往往為人們所忽視，經常造成ＮＧＯ 在執行國家政策時無法問責（accountability）的問題，這是在反省像臺灣這樣沒有經歷大型震撼災難卻進行新自由主義化的案例時，必須嚴肅面對的課題。

擲出手上的石頭──從《No Logo》到《震撼主義》

◎文／張鐵志（政治與文化評論者）

一九九九年，當娜歐密．克萊恩完成《No Logo》，在西雅圖街上，正發生一場攫取世人眼光的激烈暴動。這是二十世紀末最終的一場大型人民暴動，卻是反全球化運動的第一場大抗爭。自此，全球化的力量和反全球化的斗爭構成了二十一世紀前十年的政治主軸。在紛飛的瓦礫煙硝中，新世紀的扉頁向我們開啟。

反全球化的代言人

《No Logo》被視為預示一個新時代的來臨，成為一本超級暢銷書 。作者說，當她一九九七年左右開始寫書時，她以為她報導的是一個邊緣性的抗議行動，沒想到在書將完成的一九九九年，卻目睹到一個波瀾壯闊的反抗運動。而那還只是開始。

外表甜美的克萊恩逐漸成為左翼陣營的搖滾明星、青年偶像……不，她甚至是搖滾明星的偶像，如當前世上最重要樂隊電臺司令（Radiohead）就公開表示是她的粉絲。她比左翼大師杭士基（Noam Chomsky）更受歡迎，因為她更關注青年文化，且了解年輕人的語言。前年她出版《震撼主義》英文版，甚至找了曾拍攝《哈利波特》的知名導演艾方索．柯朗（Alfonso Cuarn）幫新書拍攝一部短片。（我也曾在紐約排過長隊等著聽她演講。）

二○○一年，美國《時代》雜志宣稱反全球化運動已經變成新世代的最重要議題，而這個議題的代言人就是克萊恩。二○○五年，由英國《展望》雜志（Prospect）和美國《外交政策》期刊（Foreign Policy）合辦的全球百大公共知識分子排行中，不到四十歲的她是第十一名，女性最高名次者。

轉向政治經濟批判

不過，在《No Logo》中，克萊恩雖然鼓吹人們用文化干擾 （cultural jamming），以及針對勞工權益和人權的抗爭，去對抗企業宰制，然而她卻幾乎沒有提供企業支配力量背后的政治經濟分析。

直到二○○七年出版第三本書《震撼主義：災難經濟的興起》，她終于把焦點從針對企業，轉變到背后更大的政治經濟結構。

克萊恩最早開始發展這個概念，是二○○四年她去報導戰后的巴格達，發現美國占領軍引進大量私人資本進入伊拉克。然后她看見二○○五年南亞海嘯后的斯里蘭卡海岸，大量的海邊高級旅館取代原來漁民的小區；再來是卡崔娜風災摧毀了美國南方美麗城市紐奧良，而自由市場的神圣經濟學家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建議要趁機用私立學校取代公立學校。

一開始，克萊恩以為這種巨大利益和巨大災難的結合是一種新的市場擴張方式，后來才發現這個形式有深刻的歷史根源。甚至，這種利用危機和災難的模式是傅利曼主義一開始就遵循的，一九七○年初期智利的皮諾契政府是其最早的典范。然后，過去三十年，新自由主義「已經完善了這種策略：他們等待重大危機，把國家私有化，而當公民仍然在余震的驚嚇中，他們就把這些『改革』制度化。」這就是所謂的震撼主義（The Shock Doctrine）。

一部震撼主義歷史

這本書最大膽的論證在于克萊恩認為這個震撼有三個彼此相關的層次：人民先是被戰爭、恐怖攻擊、政變和自然災害所震撼。然后人民又被震撼一次：企業和政客利用第一次震撼造成的恐懼和困惑來推動震撼經濟治療。然后抵抗的這些人會經歷第三次震撼：這一次是由警察、軍人和監獄的偵訊者執行。

基本教義式的極端資本主義，或者說傅利曼鼓吹的那種市場至上資本主義，因為一般人民無法得利，很難獲得公眾支持，所以需要憑借恐怖和酷刑來推動；需要一場危機，一種強力的「震撼」，公眾才會愿意給予統治者更多權力，來推動極端的新自由主義市場改革。例如……讓中國可以在九○年代大力推動市場改革；智利皮諾契將軍的恐怖統治讓傅利曼的激進市場改革得以進行；波蘭和蘇聯在共黨垮臺后的不穩定讓新政府可以推動震撼治療。除了政治和經濟的危機，還包括自然危機：卡崔娜風災后的紐奧良，私人學校取代了公立學校；海嘯后的斯里蘭卡，蓋起了大量度假旅館。還有戰爭：二○○三年美國攻打后的伊拉克，各種私人資本大量進入，徹底「占領」伊拉克。

簡言之，「最基本教義的資本主義永遠需要災難來推動」。

這本書依然保有克萊恩最大的長處：精采的報導、資料收集與說故事能力，所以本書讀來真的讓人對那些殘暴、貪婪與黑暗感到「震驚」。但要將眾多歷史事件化約為一個共同理論—震撼主義—則顯得過于牽強。例如，她把不同災難（天災或者人為政治鎮壓）視為同類已經不太適當，而要進一步以經濟利益或傅利曼式的放任自由主義思想，來解釋這些災難的發生，更讓人懷疑這是最粗糙版本的馬克思主義—用經濟利益解釋一切，政治，或者政治人物對權力的追求都消失了。例如，她強調一九八……不是為了挽救政權，而是為了實踐新自由主義。美國之所以要介入柯索沃不是為了阻止種族屠殺，而是為了資本主義：「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國家一九九九年攻擊貝爾格勒（Belgrade），為這個舊稱南斯拉夫的國家創造了快速私有化的條件—一個戰爭前就已設定的目標。」而俄羅斯的車臣戰爭不是要鎮壓分離主義，而是要保護葉爾辛的經濟政策。而美國攻打伊拉克，純粹是為了經濟原因嗎？基督教右派對布什政府的影響呢？或者新保守主義呢？克萊恩確實提到新保守主義， 但她對這個主義有若干誤解，例如新保守主義并非是從九○年代才出現，也不是以傅利曼的自由經濟理念為核心，更不要說，傅利曼從一開始就是反對伊拉克戰爭的。新自由主義和新保守主義并非同義詞。

同時，當統治者為了強制實行市場制度而實行威權統治時，我們難以知道這是因為統治者的意識形態，或是他們被財團利益綁架，或者如美國的例子，是政治菁英本身就掌握巨大商業利益（這是克萊恩清楚點出的）。企業的貪婪和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這兩者固然相關，但在分析上必須區分。

永遠的青年安那其

本書最大的創意，也是最大的問題是，她把三種震撼合并為一：對人體的電擊等震撼、經濟的震撼治療和政治上的震撼（鎮壓、恐怖統治或戰爭）。正如政治理論名家荷姆斯（Stephen Homles）在《倫敦書評》雜志上所說，認為這三者有同樣邏輯，并不太具有說服力。

另方面，如果這本書的目的僅是在于「挑戰這個官方故事的核心和最細心呵護的聲言—解除管制的資本主義勝利是從自由中誕生，放任的自由市場能與民主政治攜手而行」，那么這是完全正確的。博蘭尼（Karl Polanyi）考察十九世紀的市場發展就說過，資本主義的創造必須建立在組織性的暴力上，因為一般人不會接受資本主義帶來的社會破壞。過去二十年經濟新自由主義的全球性擴張，的確有很多是建立在獨裁政權統治上。資本主義并非民主的好友。正如克萊恩對中國的生動比喻：「民主和芝加哥學派經濟學并未攜手前進，他們站在……四周路障的不同側。」

不過，雖然她的理論過于簡化，但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利茲（Joseph Stiglitz）指出，傅利曼和其它經濟學者也都對現實世界過分簡化，對預設完全信息、完全競爭的市場模型深信不疑，而「由這些模型制定的政策比克萊恩的理論問題更大」。

從《No Logo》揭露企業的偽善與丑惡，到《震撼主義》穿透國家、資本與意識形態的邪惡同盟，克萊恩始終宛如是十年前在西雅圖街頭對著星巴克丟擲石頭的青年安那其—她雖然不在現場，但犀利文字和石頭一樣，或更有破壞力。現在，她把這個石頭擲向國家機器與政商利益共同體。

在《No Logo》，她所看到的美好未來是一群松散連結的行動者對抗大企業，是世界社會論壇對抗世界經濟論壇；在《震撼主義》中，她則把焦點放在國家之內的人民力量，及具體的政經制度，例如過去十年拉丁美洲的民主社會主義實踐如何對抗新自由主義，或者中國底層群眾日益激烈的維權反抗。

克萊恩仍然在手中緊握著石頭，而在路障這邊的我們準備好了和她一起拿起石頭，來爭取「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這個夢嗎？

全球化運動就是這么嚇大的

◎文／ 胡晴舫（ 全球化寫作的華文作家 ）

娜歐蜜．克萊恩是反全球化的全球化明星。

反全球化知名品牌

如此定位她，是為了指出全球化運動與反全球化運動其實是一對背靠背成長的孿生子。一九九九年冬季世界貿易組織在西雅圖開會，大批反全球化運動群眾聚集抗議，發生嚴重警民沖突，卻非正式開啟了反全球化運動的序幕。之后，全球化運動即被濃縮為幾個國際機構的代號，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世界經濟論壇、世界貿易組織，以及由G 8八國峰會擴充而成的G 20二十國峰會。每當這些代表了全球化符號的機構聚集開會，就會看見反全球化的民眾從全球各地飛來，以另一種全球化運作的組織方式，對抗主流全球化運動。

來年一月，與西雅圖反全球化示威的同一個冬季，住在加拿大多倫多市的克萊恩出版《No Logo》，這本書很快地成為反全球化運動的基本教科書之一。透過全球化有效率的商業營銷結構，她的著作被翻譯成二十七國語文，擺在各國機場以及世界各大連鎖書店明顯位置販賣，這位反對品牌市場學并因此盡心寫了一整本書去揭發該系統之邪惡的作者，傾刻，成了一個反全球化的世界知名品牌。日后，寫了《新世界藍圖》一書以論述全球化經濟重要性的金融時報首席經濟學家馬丁．沃夫評論，「娜歐蜜．克萊恩是名人」，雖然語氣很酸，卻一語精準道出克萊恩在反全球化運動里幾近教母地位的超人氣。

然而，多年來，反全球化論述如同柏林圍墻倒塌之后的左派理論，面對全球化運動的蓬勃發展與顯而易見的經濟利益與個體自由，雖然力陳自由經濟體制諸多缺失，自身卻無法舉出一套嶄新的經濟理論，將之完全取代，使得反全球化論述始終只能跟著全球化論述的步伐走，零零碎碎地在后追打。這解釋了為何克萊恩的《震撼主義》一出版，隨即獲得全世界反全球化運動者的熱烈歡迎。

在《震撼主義》這本書里，克萊恩想要做的已經不僅是解構資本主義的體制，藉此指陳全球化運動的弊端，而是完全站到自由經濟的對立面，重新闡述過去五十年的世界經濟史。

五十年世界經濟史

對克萊恩來說，自由經濟在二十世紀末期得到蓬勃發展，進而完熟為今日我們所認識的全球化運動，并不是因為弗朗西斯．福山所說的歷史終結—冷戰時期共產實驗失敗，大多數社會決定全面擁抱市場自由；而是因為她稱之為「災難資本主義」這種專以剝削人類災難的獨門推銷術。

以五○年代惡名昭彰的電休克療法開場，克萊恩指出，當一個社會發生政變、天災或戰爭，產生文明演進的斷裂，人們過度驚嚇，茫然失措，宛如病患心智遭受強烈電擊，感官失靈，出現生命暫停狀態，此時，自由經濟卻另類看待災難有如天賜良機，因為災難摧毀了既有體制與老舊建設，留給他們一張代表全新市場的白紙，任其恣意涂抹，「就像毛澤東告訴中國人民的，『可以寫下最新和最美的字句』。」如同七○年代的智利、種族籓離撤除之后的南非、共產體制解體之后的俄國與東歐、金融風暴之后的亞洲，乃至發生自然天災的地區，卡崔娜颶風之后的美國紐奧良、南亞海嘯之后的斯里蘭卡，人民以往信奉的價值體系受到人為或天然的破壞，社會退回孩童化，野心勃勃的政客與他們請來的自由經濟學家于是見獵心喜，視廢墟為刺激的市場空窗，正好讓他們長驅直入，「利用集體創傷的機會，進行激進的社會與經濟改革」，實現「三位一體的政策目標──鏟除公共領域，完全解放企業和削減社會支出」。而過于驚恐的人們因為無助，因為害怕，將無力反抗這些自由經濟的極端改革，只能眼睜睜看著生米煮成熟飯。

「只有在這種可怕的時刻，當我們心理上無所依靠時，這些敢于大冒險的藝術家，便開始他們重造世界的工作。」「他們」，那些自稱經濟醫生、幫助政客對本國經濟進行「震撼治療」的人，對克萊恩來說有張明確的臉孔，那就是二○○六年以九十四歲高齡過世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米爾頓．傅利曼與以他為首是瞻的美國芝加哥經濟學派。在一些國家轉型或受苦之際，這些「芝加哥男孩們」往往適時出現，挾帶美國政府與西方資本社會的金援，拿自由經濟作解藥，并保證一時陣痛將會換來長期的繁榮。

聽取一個警世聲音

在她眼中，這些解藥不但苦口，不是良藥，根本就是毒藥，因為那是美國政府與芝加哥學派的自由經濟陣營涂寫世界版圖的惡劣手段。克萊恩在此提出她對「芝加哥男孩們」最凌厲的攻擊，她指控傅利曼這位老派自由經濟學者夢想著一種純粹的基本教義派資本主義 ，「這種意識形態渴望不可能的空白石板，只能靠某種大動亂來達成，因此是危險的意識形態。」

克萊恩認為，因為自由經濟喜歡靠震撼治療達到改革社會的目的，為了取得這種社會空白，以順利推動經濟改革，政府甚至不惜發兵開戰，英國撒切爾夫人當首相時發動福克蘭群島戰爭，小布什總統侵略伊拉克，對她來說都是為了自由經濟需要一塊白板重新開始。若出現反對聲音，政府就采取殘酷鎮壓，克萊恩舉例，……，智利總統皮諾契大規模捕殺國內左派分子，都是為了不擇手段推動自由經濟，因為傅利曼的經濟模式在民主政治下實施不全，「極權政治」才是「它發揮到淋漓盡致的必要條件」。

可以想見自由經濟分子對她這番幾近全球陰謀論的歷史觀感到憤怒，斥之荒謬可笑，學院派對她簡化經濟原理而感到不安，替她捏把冷汗；反全球化分子與左派當然歡欣鼓舞，直稱她指出了全球歷史的底層真相。然而，依我個人閱讀克萊恩的經驗，從來不是為了期待她丟出一個大論述，而是聽取一個警世的聲音。我以為自十七世紀開始正式成形的全球化經濟早已難以逆轉，就連克萊恩本人其實都是棲身其中的受益分子，可以說沒有全球化經濟，就沒有娜歐蜜．克萊恩這個人。但，面對一個以轟雷之姿隆隆運轉的龐大機制，就算螳臂擋車，世人仍應時時反思，盡力修正，使之盡量完美，至少讓此刻落在全球化漩渦之外的那群人將來也能納入經濟圈子內。

自由經濟巨輪推動了整個時代的進步，也同時碾過了不少無辜犧牲者。在《震撼主義》，記者出身的克萊恩走訪各地，第一手紀錄了那些生活在自由經濟巨輪陰影之下的眾生圖像，例如海嘯之后的斯里蘭卡漁民無法回到原先居住的海灘，只因政府以重整經濟之名，鎖定發展高級觀光業，決定把最美沙灘外包給大型企業建造奢華旅館，而忽略了真正需要照顧的弱者。這些提醒，是真實的，也是必要的。又如，她寫到國家進行民營化，若缺乏了民主的監管，將使整個經濟改革過程失焦，造成政商財團主義（corporatism）現象，獨厚特殊階級，公共財富未經監督大規模轉移到私人手中，不斷擴大巨富與赤貧間的鴻溝，蘇聯解體后的俄國、現階段的中國都處處可見她所描述的社會征兆。

就像夏日享受冷氣機的人工清涼，不能忘記地球暖化正在瓦解我們所認知的物質環境，在追逐無邊界的移動自由之余，也需要擔負身為人類一分子的社群責任。生活在全球化年代里，進行這些社會思考，已經成為當代人不可缺少的公民要件。無須等到人類整體文明的下一個驚嚇時刻。

中國時報 10/開卷有書香 2009/06/21

《開卷嚴選》貧富差距愈來愈大，是誰惹的禍？

◎文／王怡修（世新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誠如《公司的歷史》一書所言，整個20世紀的商業史，即為政府與企業的權力爭奪史。

30年來，先進國家為促進經濟效率、開發中國家則受迫于華盛頓共識，礦產、能源、交通等紛紛移轉到私人企業手中，各國的租稅競爭更助長了跨國公司的發展，許多企業的年度營收勝過世界上半數國家的GDP。

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國家之間與個人之間的貧富差距都愈來愈大，企業CEO的年收入膨脹到一般員工的400倍，這種贏家通吃的發展結果，自然擠壓了社會底層的生存空間。

如此不利于弱勢者的游戲規則是怎么產生的？娜歐蜜‧克萊恩斬釘截鐵說：這都是「芝加哥學派意識形態」惹的禍！

延續著《No Logo》對現代商業體系及消費文化的深刻批判，以及《破窗》的反全球化宣示，克萊恩再度以《震撼主義》一書，控訴過去30年來蔚為風潮的新自由主義。藉由第一手觀察數據，克萊恩以辛辣的描述指控企業的為富不仁及政府的不負責任，再次成就了一本大部頭的暢銷著作。

全書從智利的經濟改革談起，鋪陳的架構很龐大。1973年軍事獨裁者皮諾契特推翻阿葉德的社會主義體制，在智利采取恐怖統治，同時邀請美國經濟學者傅利曼為智利規劃自由市場的經濟政策。

身為芝加哥學派的領導人，傅利曼很高興天上掉下來一個實踐其所奉行之自由市場理念的機會，欣然前往，也因此導致他在1976年諾貝爾頒獎典禮的會場外慘遭數千民眾示威抗議。

以事后的眼光來看，傅利曼實在是缺乏政治敏感度。其實九成九的經濟學家都是閉門搞真空式的研究，對于政治現實一向漠視，故傅利曼為軍事獨裁者服務的事實，并無損他在經濟學界的地位，但左派人士可不同意。

克萊恩即認為，自由市場所引發的通貨膨脹剝奪了社會多數人的購買力，進而引發民怨。而為了使傅利曼的自由市場政策能順利推行，皮諾契特的高壓統治實屬必然。多年之后，中國……，目的也是為了確保經濟改革得以繼續。在作者的推論下，市場自由化與極權統治劃上了等號，是反民主的作為。

克萊恩以傅利曼為箭靶展開攻勢，批判在芝加哥學派意識型態的先導下，凡自由化的阻礙都須去之而后快，手段粗糙者如皮諾契特或中國政府，細致者則利用政商勾結、專利權、華盛頓共識、反恐心理等手段，來剝奪社會底層的經濟自由，甚至劫掠開發中國家的資產，形成新一波的經濟殖民主義。

作者不愧是閱讀氣氛的營造高手，在書中拋出一個又一個帶有濃厚控訴意味的名詞：災難資本主義、巫毒政治、馬基維利經濟學、震撼療法…，而串連這些名詞的，則是一個又一個令人沉痛的事實。

不過，作者的論述顯然落入了黑白二分法的迷思：弱勢者是好人，新自由主義者是壞人；左派政策是民主，市場自由化則是反民主。不同于堤未果在《貧困大國美國》一書中對布什政府整體體制的批判，克萊恩在書中可是一一指名道姓，將「壞人」糾出來。書中一些推論雖然有待商榷，但作者資料搜集之詳全則令人佩服。

所謂的震撼療法（shock therapy），是藉用醫學上的「電擊」一詞。電擊用于手術臺上是治療，但用于刑椅上則是懲罰。震撼式的經濟改革到底是治療還是懲罰？作者由「shock」的雙面解釋開始，帶出其后所有的故事，十足展現她的細膩文思，也預告了全書的精彩絕倫。

▼  國際書評贊譽

慷慨激昂，數據豐富，爭議性十足，而且像地獄一般驚駭。
──勒卡雷（John Le Carre），小說家

克萊恩是化身作家的控訴天使。這本拯救蒼生的書以生動活躍的思想為包裝，激動人心卻又帶來冷靜。它揭露了中情局的審問犯人技巧，與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為了在世界各地推行災難資本主義而使用的勒索技術如出一轍；兩者都藉震撼制造出自我意識的迷失。因此，冷靜是一種反抗的形式。這是一本全世界都該讀的書。
──博格（John Berger），《Ｇ》與《觀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g）作者，布克獎得主

這本巨著是慎重而充滿義憤的戰斗號召。克萊恩是國王面前的安蒂岡妮（Antigone），她為我們不得不接受兇手當我們的經濟決策者而感到無奈時，提出了解藥。她敢于相信正義，并以令人折服的勇氣，為一種不但崇拜市場、而且靠殺生獲得喂養的意識形態編寫歷史。克萊恩是開路先鋒，她刺激我們不致于加入自殺俱樂部，而讓食人的政商財團主義得逞。一本光榮勝利的書。
──約翰庫薩克（John Cusack），演員／制片家

這本文筆優美、可讀性極高的書，將改變它以冷靜的語調所記錄的令人憎惡的歷史。
──凱瑞（Peter Carey），《奧斯卡與露辛達》（Oscar and Lucinda and Theft: A Love Story）作者，布克獎得主

一本揭露真相的書！以無比的勇氣和清晰的記敘，克萊恩寫下這一代最重要、也非讀不可的書。她在書中揭發說謊者、殺人兇手和竊賊，剝去芝加哥學派經濟政策的虛偽，和它與世界各地的混亂與血腥的關聯。《震撼主義》如此重要和發人深省，它很可能成為一波經濟與社會正義運動的新觸媒、分水嶺和臨界點。
──提姆羅賓斯（Tim Robbins），演員／制片家

簡單地說，《震撼主義》是一本無與倫比的書，像史詩一樣引人入勝，每個人都應該聽聽書中傳達的訊息。克萊恩以一位杰出新聞記者的堅持不懈，和學者的精益求精，透過本書體現了深入了解政治的新典范。她的書真誠、熱情，而且非讀不可。透過本書滔滔雄辯的筆觸、深刻的分析，和令人贊嘆的開闊眼界，我們見識了妄想一片空白石板，卻一再留下一片焦土的驕傲與狂熱。《震撼主義》是一本必讀的書；只有克萊恩寫得出來。
—─夏狄德（Anthony Shadid），普立茲獎得主，《華盛頓郵報》伊拉克特派員

《震撼主義》是掌權者急于想關在歷史囚牢的真相委員會。這是一本界定我們時代的秘本歷史書，它的作者是一位不與多數強權站在一起，而為窮人、遭到酷刑者，以及不計成敗為正義奮斗者代言的新聞記者。
──史卡希爾（Jeremy Scahill），《黑水內幕》（Blackwater：The Rise of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Mercenary Army）作者

克萊恩揭發新自由主義經濟學一定會造成轟動。她剝去「自由貿易」和全球化意識形態的偽裝，暴露出為少數富人發動私有化戰爭、制造災難和攫取公共資產的陰謀……她的書正是我們長期以來欠缺的，剖析我們在社會科學和「自由」的幌子下，被拋回了封建時代。
──強森（Chalmers Johnson），《大反撲》（Blowback）作者

她的論點證據充足、合乎邏輯、令人振奮，而且極有說服力。
──斯邁利（Jane Smiley），《千畝園》（A Thousand Acres）與《山中十日》（Ten Days in the Hills）作者

克萊恩是史東（I.F. Stone）和辛克萊（Upton Sinclair）的最佳傳承者，一位揭發丑聞者，會在別人視為尋常處深入挖掘。我喜愛她的書──而且我以一個二十世紀的男人，向一位二十一世紀的女性致敬。
──特克爾（Studs Terkel），歷史學家，《勞動》（Working）作者

▼  書摘 1

引言　空白即是美：三十年的抹除和重造世界

世界在神面前敗壞，地上滿了強暴。神觀看世界、見是敗壞了；凡有血氣的人、在地上都敗壞了行為。神就對挪亞說：「凡有血氣的人，他的盡頭已經來到我面前，因為地上滿了他們的強暴，我要把他們和地一并毀滅。」 ──《圣經．創世紀》第六章第十一節（中文和合本）

震撼與威懾（Shock and Awe）就是要制造讓一般大眾、社會中的特定部門，或領導階層所無法理解的恐懼、危險和破壞。以龍卷風、颶風、地震、洪水、失控的大火、饑饉和疾病等形式所展現的自然，就能產生震撼與威懾。──《震撼與威懾：達成快速掌握》（Shock and Awe: Achieving Rapid Dominance），美國在伊拉克戰爭的軍事理論

二○○五年九月，我在路易西安那州巴頓魯治（Baton Rouge）的紅十字收容所認識裴利（Jamar Perry）。面帶笑容的年輕山達基教徒正在分配晚餐，他也排在隊伍當中。我剛被逮到未在媒體人員陪同下跟被收容者談話，正在設法混入人群，雖然我是這一大群非裔美國南方人中唯一的加拿大白人。我躲到領食物的隊伍里，排在裴利后面，好像我們是老朋友那樣要求他跟我談話，而他也和氣地照辦。

他在紐奧良出生和長大，已離開那個被水淹沒的城市一周。他看起來大約十七歲，但他告訴我是二十三歲。他跟家人苦苦等候來載他們撤離的巴士，但巴士始終未出現，他們被迫在炙熱的太陽下步行。最后他們來到這里，一個寬廣的集會中心，通常用來舉辦醫療用品展，或表演「首府大屠殺：終極鐵籠格斗」，但現在這里擠滿了二千頂帆布床，和一大堆憤怒而疲憊的人，由剛從伊拉克返國、暴躁不安的國民警衛隊士兵負責看管。

當天收容所盛傳的消息是，出身該市的知名共和黨國會議員貝克告訴一群游說者：「我們終于清光了紐奧良的國民住宅。我們無法辦到的事，上帝辦到了。」紐奧良最富有的地產開發商坎尼查洛（Joseph Canizaro）不久前才說出類似的感覺：「我想我們有了一片可以重新開始的空白石板。有了這片空白石板，我們會有龐大的商機。」一周來，巴頓魯治的路易西安那州議會里游說者熙來攘往，都在協助促成這些大商機：降低稅率、放寬管制、更低廉的勞工，和一個「較小、較安全的城市」──實際上就是鏟平國宅的計劃，以高樓公寓取代它們。聽到這些「重新開始」和「空白石板」的說法，會讓你馬上忘掉就在公路那頭幾英里外，還有一大片廢墟、外溢的化學品，以及人的排泄物混雜的毒水。

在收容所里的裴利完全聽不進去。「我真的不認為這是把城里清干凈。我看到的是城里有許多人死了，而且死得很冤枉。」

他說得很小聲，但我們前面隊伍里的一位老人聽到，回過頭來說：「巴頓魯治這些人有什么毛病？這不是什么商機，而是該死的悲劇。他們瞎了嗎？」

一名帶著兩個孩子的媽插嘴說：「不對，他們沒有瞎，他們是邪惡。他們認為這樣正好。」

從紐奧良淹大水看到機會的人，有一位叫米爾頓．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就是那位倡議放任式資本主義、為近代高度流動的全球經濟奠立理論基礎的祖師級經濟學家。九十三歲高齡、健康日漸衰弱的「米叔叔」（Uncle Miltie，他的追隨者這么稱呼他），在海堤破裂三個月后卻有力氣為《華爾街日報》寫一篇專欄。「大多數紐奧良的學校已成廢墟，」傅利曼寫道：「學童的家也一樣。這些孩子現在分散到全國各地。這是一場悲劇，但同時也是大刀闊斧改革教育體系的機會。」

傅利曼大刀闊斧的想法是，與其把數十億美元重建基金的其中一部分，用在重建和改善紐奧良既有的公立學校體系，政府應該提供消費券給家庭，用來向民間機構購買所需東西，這些民間機構有許多是以營利為目的，而且可獲得政府的補貼。傅利曼強調，這些根本的變革將不是權宜措施，而是「永久性的改革」。

一群右派智庫人士抓住傅利曼的提議，在颶風后降臨這個城市。布什政府支持他們所提的計劃，準備以數千萬美元把紐奧良的學校轉變成「委辦學校」（charter schools），由民間人士根據自訂的規則來經營這些政府資助的機構。委辦學校在美國引發兩極的意見，在紐奧良更是群情激憤，許多非洲裔美國人家長認為這會倒轉民權運動的成果，將危及所有學童接受同等水平教育的權利。不過，對傅利曼來說，整個國營學校體系的概念散發著社會主義的惡臭。根據他的觀點，國家唯一的功能是「保護我們的自由，免于國門外的敵人及我們同胞的侵害：維護法律和秩序，執行私人合約，促進競爭市場」。換句話說，就是供應警察和士兵──其它的一切作為，包括提供免費教育，都是對市場的不公平干預。

與海堤修護和電力網恢復供電的遲緩速度成鮮明對比，紐奧良學校體系的交易進行得有如軍事行動般快速和精確。在十九個月內，當紐奧良大部分的貧困居民仍流浪在外時，這個城市的公立學校體系幾乎已全被私人經營的委辦學校取代。在卡崔娜颶風（Hurricane Katrina）前，教育局管理一百二十三所公立學校，現在只剩四所。在颶風前，紐奧良有七所委辦學校，現在則有三十一所。紐奧良的教育過去由一個強而有力的工會代言，現在工會的合約已被毀棄，四千七百名教師會員全遭解雇。部分年輕教師被委辦學校以較低的薪資重新雇用；大部分人則沒有這么幸運。

據《紐約時報》報導，紐奧良現在是「美國推廣委辦學校績效卓著的實驗場」，而傅利曼學派的智庫美國企業研究院（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則熱烈贊揚「卡崔娜在一天內成就了……路易西安那州學校改革者多年來無法辦到的事」。在此同時，公立學校的教師只能眼睜睜看著救援大水災民的經費被用來廢除公立學校體系，并以私人學校取代，他們形容傅利曼的計劃為「教育版的強奪土地」。

這種趁著災難對公共領域進行精心策畫的掠奪，以及看待災難有如刺激的市場機會，我稱之為「災難資本主義」（disaster capitalism）。

傅利曼的紐奧良專欄成為他最后一篇公共政策建言；他在不到一年后的二○○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去逝，享壽九十四歲。一個中型美國城市的學校體系私有化，似乎不像是一位被譽為半世紀來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應該熱衷的事，尤其是他的信徒包括了數字美國總統、英國首相、俄羅斯獨裁者、波蘭財政部長、第三世界獨裁者、中國共產黨書記、國際貨幣基金（IMF）總經理，以及三位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主席。但他決定利用紐奧良的危機，倡導基本教義版的資本主義，也許是這位精力充沛、身高五英尺二英寸的教授對世人恰如其分的告別，畢竟他曾在聲名最盛時，形容自己是「一個在禮拜日講道的老派傳道者」。

過去三十多年來，傅利曼和他有權有勢的追隨者不斷精益求精的，正是這個策略：等待一個大危機，然后趁著受到震驚的人民仍茫無頭緒時，把國家資產一塊塊變賣給個人，并且迅速讓「改革」永久化。

傅利曼在他一篇最具影響力的文章中，明白闡述當代資本主義的核心策略，也就是我恍然大悟后所稱的震撼主義（shock doctrine）。他發現「只有危機會造成實質改變，無論是實際的危機或感覺上像危機。當危機發生時，人所采取的行動決定于周圍可得的想法。我相信這就是我們的基本職責：發展出既有政策的替代方案，讓它們保持活躍而且可得，直到政治上的不可能變成政治上的不可避免」。有些人囤積罐頭食物和水，以防備發生重大災難；傅利曼則囤積自由市場的想法。一旦發生危機，這位芝加哥大學教授相信就必須迅速行動，在受到危機破壞的社會重新陷入「現況的專制」前，強加快速且無法扭轉的改變。他估計，「一個新統治當局約有六到九個月時間可以達成重大改變；如果在這段期間不抓住機會采取果斷行動，機會將一去不復返。」這是馬基維利忠告應「立即」施加「傷害」的變異版，也是傅利曼留給世人的終極策略之一。

傅利曼第一次學到如何利用大規模的震撼或危機是在七○年代中期，當時他擔任智利獨裁者皮諾契（Augusto Pinochet）將軍的顧問。在皮諾契的暴力政變后，不僅智利人陷于震撼狀態，整個國家也遭到嚴重惡性通貨膨脹的創傷。傅利曼建議皮諾契采取一連串迅速的經濟變革──降稅、自由貿易、私有化、削減社會支出和解除管制。后來智利人甚至發現，他們的公立學校被公費補助（voucher- funded）的私校所取代。這是史上最極端的資本主義改造計劃，日后更以「芝加哥學派」革命著稱，因為皮諾契的經濟學家中，有許多在芝加哥大學就讀時拜在傅利曼門下。傅利曼預測：迅速、突然和大規模的經濟改變，將激起能「促進調整」的群眾心理反應。他為這個痛苦的技術創造一個名詞：經濟「震撼治療」（shock treatment）。此后數十年，每當政府采取大規模自由市場計劃，這種驟然實施的震撼治療或震撼療法（shock therapy），就一直是首選的方法。

皮契諾也以他自己的震撼治療來促進調整；這些治療在許多酷刑室中進行，施加在被認為最可能阻擋資本主義轉型的人痛苦掙扎的身體上。許多拉丁美洲人認為，造成數百萬人生活貧困的經濟震撼，和對數十萬名信仰不同社會的人濫施酷刑間，有直接的關聯。例如，烏拉圭作家賈利安諾（Eduardo Galeano）問：「如果不靠電擊的震撼，這種不平等怎么可能維持？」

這三種不同形式的震撼降臨智利整整三十年后，整套模式又在伊拉克復興，而且暴力程度遠為慘烈。最先是戰爭，根據「震撼與威懾軍事理論」作者群的說法，目的在于「控制敵人的意志、知覺與思想，并實際上造成敵人無力行動或反應」。接著是激進的經濟震撼治療，在國家仍然烽火連天時，由美國行政長官布雷默（Paul Bremer）進行大規模私有化、完全開放自由貿易、實施十五％的單一稅，并大幅縮小政府編制。伊拉克臨時貿易部長亞拉威（Ali Abdul Amir Allawi）當時說，他的同胞「已厭倦于被當成實驗對象。我們的體制已受到太多震撼，所以我們的經濟不需要這種震撼療法」。當伊拉克人反對時，他們被逮捕送進監牢，他們的身體和心智在那里承受更多震撼，而且這種震撼絕非譬喻。

▼  書摘 2

我從四年前開始研究自由市場如何依賴震撼的力量，當時是占領伊拉克的初期。我從巴格達報導，震撼與威懾之后美國嘗試施行震撼療法遭到挫敗。然后我前往斯里蘭卡，時值二○○四年大海嘯后數個月，也目睹不同情況下的相同操縱：外國投資人與國際放款機構連手利用驚慌的氣氛，把整個美麗的海岸交給創業家，迅速興建大型休閑旅游中心，阻擋數十萬名漁民在海邊重建他們的村莊。「在命運殘酷的作弄下，大自然給了斯里蘭卡獨特的機會，從這場大悲劇中將誕生一個世界級的旅游地點。」斯里蘭卡政府宣布說。等到卡崔娜颶風襲擊紐奧良，共和黨政治人物、智庫及土地開發商開始討論「空白石板」和令人振奮的機會時，世人已經可以明顯看出，這是一個達成企業目標的慣用策略：利用集體創傷的機會，進行激進的社會與經濟改革。

大多數逃過大劫難的人想要的不是一片空白石板：他們要的是挽救任何能救回的東西，修復被毀損的東西；他們想重新鞏固與家園的關聯。「當我重建這個城市時，我感覺像在修復自己。」紐奧良受創最重的南九區居民卡珊卓，在清除颶風過后的瓦礫時說。但災難資本主義者對修復舊觀不感興趣。在伊拉克、斯里蘭卡和紐奧良，這個過程被刻意稱為「重建」（reconstruction），第一步是完成災難未完的工作，即掃除公共領域與舊小區殘留的一切東西，然后迅速以一種商業式的新耶路撒冷圣城（New Jerusalem）取而代之──一切都趕在戰爭或自然災害的犧牲者能重新集結、并要回原本屬于他們的東西前完成。

貝托斯（Mike Battles）說得好：「對我們來說，恐懼和混亂提供了大好機會。」這位三十四歲的前中央情報局（CIA）情報員說的是，入侵伊拉克后的混亂幫助他原本沒有名氣且毫無經驗的私人安全公司貝托斯（Custer Battles），從聯邦政府弄到約一億美元的合約。他的話也可以用作當代資本主義的口號──恐懼和混亂是每一次新躍進的觸媒。

當我對大獲利與大災難間的關聯展開研究時，我以為看到的是，世界各地「解放」市場的動力正在發生根本的改變。我曾參與一九九九年首度在西雅圖登上世界舞臺的反企業勢力擴張運動，早就習于類似的親商政策透過脅迫式的世界貿易組織（WTO）高峰會，或以ＩＭＦ貸款附帶條件強加實施。這類作法有三個如同注冊商標的要求：私有化、政府放寬管制，和大幅削減社會支出。這三項要求通常極不受社會大眾歡迎，但這些協議在簽訂的時候，至少有經過各國政府之間的協商同意，也有所謂專家的共識。但現在這些意識形態計劃，卻透過最惡劣的手段強行實施：在入侵后的外國軍事占領下，或緊接在一場大天然災難后。九一一恐怖攻擊似乎提供了華盛頓特權，不必征詢其它國家是否喜歡美國式的「自由貿易與民主」，就可以藉震撼與威懾的武力強加在他國。

不過，當我愈深入發掘這種市場模式席卷全球的歷史，就愈發現利用危機與災難從一開始就是傅利曼運動的操作手法──這種資本主義的基本教義派形式向來就需要災難來達成。這在規模愈來愈大和愈嚴重的災難中明顯可見，但在伊拉克和紐奧良發生的情況并非九一一之后的新發明。相反的，這些利用危機的大膽實驗，是過去三十年嚴格遵從震撼主義的極致表現。

透過這套主義的透鏡觀看，過去三十五年看起來大不相同。一些最惡名昭彰的侵犯人權事件，和過去被視為反民主政權施行的虐待行為，實際上卻是深思熟慮的作法，目的在于威嚇大眾，或為采用激進的自由市場「改革」預作準備。在七○年代的阿根廷軍事政權下，有三萬名以左派活動分子為主的人「失蹤」，這與該國實施芝加哥學派政策密不可分，就好像恐怖和智利類似的經濟改革息息相關。在……的震撼，以及隨后數萬人遭逮捕，讓共產黨能夠放手把許多地方改造成大出口區，并填滿害怕得不敢主張自己權利的工人。在一九九三年的俄羅斯，葉爾欽（Boris Yeltsin）決定派遣坦克對國會大廈開火，囚禁反對黨領袖，以鏟除賤價拍賣國產給民間的障礙，扶植了俄羅斯惡名昭彰的經濟寡頭（oligarch）。

一九八二年的福克蘭群島戰爭（Falklands War），讓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達成類似目的：戰爭帶來的混亂和民族主義激情，讓她得以用強大的武力鎮壓煤礦工人的罷工，并掀起西方民主國家第一波民營化熱潮。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國家一九九九年攻擊貝爾格勒（Belgrade），為這個舊稱南斯拉夫的國家創造了快速私有化的條件──一個戰爭前就已設定的目標。經濟絕非這些戰爭唯一的動機，但在每一場戰爭中，重大的集體震撼都被利用來為經濟震撼療法鋪路。

這些被用來達成「軟化」作用的創傷手段，不一定都極為暴力。在八○年代的拉丁美洲和非洲，債務危機迫使國家面對一位前ＩＭＦ官員說的「不私有化就死亡」。惡性通貨膨脹和深陷債務泥淖，使這些國家無法拒絕外國貸款附帶的要求，政府被迫接受保證會解救他們免于更大災難的「震撼治療」。在亞洲，一九九七至九八年的金融危機（嚴重程度幾近大蕭條）讓亞洲小龍為之屈膝而打開市場，進行《紐約時報》形容的「全世界最大的倒店拍賣會」。這些國家有許多是民主政體，但激進的自由市場轉型執行的方式卻一點也不民主。恰好相反：正如傅利曼所熟知的，大規模危機的氣氛提供了推翻選民期望的借口，而把國家交給經濟「技術官僚」。

當然，在有些例子，采用自由市場政策是出于民主方式──政治人物以強硬的政綱競選并贏得選舉，美國的里根（Ronald Reagan）是最好的例子，法國的沙克吉（Nicolas Sarkozy）當選則是晚近的事。不過，在這些例子里，自由市場十字軍面對了大眾壓力，最后免不了被迫修正激進的計劃，接受漸進的改變而舍棄全面轉型。從根本上來說，雖然傅利曼的經濟模式在民主政治下能夠部分實施，但極權政治才是它發揮到淋漓盡致的必要條件。經濟震撼療法若要徹底實行──像七○年代的智利、八○年代末的中國、九○年代的俄羅斯，以及二○○一年九月十一日以后的美國──通常需要額外施加某種重大集體創傷，以便暫時停止或完全阻擋民主運作。這種意識形態十字軍出現在南美的獨裁政權，也存在它征服的最大領土──俄羅斯和中國──它一直與冷酷的領導階層相處最融洽，而且創造出最多利潤。

震撼療法班師回朝

傅利曼的芝加哥學派運動從七○年代以后，征服世界各地許多領土，但直到晚近它在自己的原產國一直未獲得完全的施展。里根確實跨出第一步，但美國仍然保有福利體系、社會安全計劃，以及父母堅決不肯放棄的公立學校。以傅利曼的話來說，美國仍然「非理性地依附著社會主義體制」。

共和黨一九九五年掌控國會時，歸化美國的加拿大人、日后為小布什（George W. Bush）撰寫講稿的富魯姆（David Frum），與一群所謂新保守主義者（neo-conservatives），呼吁美國應進行震撼療法式的經濟革命。「我想我們應該這么做。與其漸進地削減──這里一點、那里一點──我主張從今年夏季的某一天開始，我們一口氣取消三百個計劃，每個價值十億美元或更少。也許這種削減產生不了很大的影響，但它的意義可大了。而且你馬上可以辦到。」

富魯姆當時無緣體驗這種本土震撼療法，主要是因為沒有國內危機事先鋪好路。但二○○一年的情況大不相同。九一一攻擊發生時，白宮已擠滿傅利曼的門徒，包括他的好友倫斯斐（Donald Rumsfeld）。布什團隊以驚人的速度，掌握集體暈眩的大好機會──并非布什政府陰謀策畫了危機（像某些人說的那樣），而是因為政府要員都是拉丁美洲和東歐災難資本主義實驗的老手。他們同屬一個運動，而這個運動渴盼危機有如久旱巴望下雨的農民，或者像期待開悟的基督教錫安主義末日派教徒。當等候已久的危機降臨時，他們馬上就知道機會終于到來。

三十年多來，傅利曼和他的追隨者有系統地利用其它國家的震撼時刻──類似九一一的外國事件，最早從皮諾契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的政變開始。二○○一年九月十一日發生的是，一個在美國大學孕育并由華盛頓的機構強化的意識形態，終于有機會回到故鄉。

布什政府立即抓住攻擊事件激發的恐懼，不但發動「反恐戰爭」，而且把它變成純粹的營利事業，讓這個新產業為漸露疲態的美國經濟注入新活力。這個新產業可以稱為「災難資本主義復合體」（disaster capitalism complex），其觸角比艾森豪威爾（Dwight Eisenhower）總統任期結束時所警告的軍產復合體還廣：這是一場私人企業發動的全球戰爭，戰役是由公帑來支應，永不停息的任務則是保護美國家園永遠屹立不搖，和消滅外國的一切「邪惡」。在短短幾年內，這個復合體已不斷擴展它的市場觸角，從打擊恐怖主義到國際維安、都市政策，到因應日益頻繁的自然災害等等。位居這個復合體核心的企業財團，其終極目標是把在特殊環境下快速發展的營利政府模式，帶進承平時期和日常的運作中──換句話說，就是把政府私有化。

為了發動這個災難資本主義復合體，布什政府未經公共辯論，就把許多最敏感與核心的政府機能外包給私人公司──從提供醫療給士兵、偵訊囚犯，到搜集大眾的信息，并進行「數據采礦」（data mining）。在這場永不停止的戰爭中，政府扮演的角色不是管理各式各樣的承包商，而是一家財力雄厚的創業資本家，不但提供創立復合體的種籽基金，也變成其新服務的最大顧客。這里只舉出三個顯示這種轉變規模之大的統計數字：在二○○三年，美國政府授予三千五百一十二項合約給私人公司，以執行安全機能；到二○○六年八月為止的二十二個月期間，國土安全部授予的這類合約已超過十一萬五千項。全球「國土安全業」在二○○一年以前還是個小產業──現在年值已達二千億美元。在二○○六年，美國政府用于國土安全的支出平均每個家庭要分攤五百四十五美元。

這只是反恐戰爭本土戰場的支出；真正的大錢是花在海外戰場上。除了因為伊拉克戰爭而獲利激增的武器承包商外，美國的軍力維護現在是世界上成長最快的服務業之一。「沒有兩個擁有麥當勞餐廳的國家曾經互相打仗。」《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佛里曼（Thomas Friedman）一九九六年十二月大膽宣稱。他不但在兩年后被證明說錯話，而且拜營利戰爭的模式所賜，美國軍方還帶著漢堡王（Burger King）和必勝客（Pizza Hut）上戰場，授予它們從伊拉克美軍基地到關達那摩灣（Guantanamo Bay）「迷你市」的專賣經營權。

▼  書摘 3

還有人道救援與重建所需的經費。在伊拉克首創的營利救援與重建已變成全球的新典范，不管是先發制人戰爭造成的破壞，例如以色列二○○六年攻擊黎巴嫩，或是颶風帶來的破壞，救援和重建都采營利模式。在資源匱乏和氣候變遷造成新災難持續增加的情況下，因應危機已發展成不容非營利機構獨占的熱門市場──既然美國最大的工程公司之一貝泰（Bechtle）可以做，為什么要讓給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密西西比的難民可以住在嘉年華游艇上，何必安置于接受補貼的空公寓？既然黑水公司（Blackwater）這類民間安全業者正在尋找新客戶，為什么要部署聯合國維安部隊在蘇丹達佛（Darfur）？這就是九一一以后的差別：在之前，戰爭和災難只提供商機給經濟中有限的產業──例如戰斗機制造商，或重建被炸毀橋梁的營造商。然而，以往戰爭的首要經濟角色是打開原本封閉的新市場的手段，藉以創造戰后承平時期的繁榮。現在戰爭和災難應變已完全民營化，它們本身就是新市場；不必等候戰爭結束才有繁榮──媒介本身就是訊息。

這種后現代的作法有一項明顯的優點，以市場術語來說，就是它不會失誤。就像一位市場分析師對能源服務業哈利波頓公司（Halliburton）某一季營運特別好所下的評論：「伊拉克的情況比預期好。」當時是二○○六年十月，也是紀錄中戰役最慘烈的月份，有三千七百零九名伊拉克平民死亡。盡管如此，很少股東會對戰爭為這家公司創造二百億美元營收感到不滿。

在武器交易、民間傭兵、營利式重建和國土安全產業欣欣向榮之際，從貼著布什政府品牌的后九一一震撼治療中崛起的，是一種體系完備的新經濟。它在布什時代建立，但現在已獨立存在于任何政府之外，而且將屹立不搖，直到它深層的財團至上意識形態被發現、隔離并遭到質疑和挑戰。這個復合體雖然由美國公司支配，但它具有全球性，由英國公司帶來無所不在的保全攝影機技術，以色列公司興建高科技圍墻的專業，以及加拿大木材業銷售比當地房屋貴好幾倍的組合屋，等等。「我認為以前從來沒有人把災難重建視為真正的房屋市場，」加拿大一家林業集團的執行長貝克說：「這是一套長期多角化經營的策略。」

就規模來說，災難資本主義復合體足以媲美「新興市場」和九○年代信息科技業的榮景。事實上，圈內人透露，獲利甚至比網絡時代還高，之前的其它泡沫破滅后，「安全泡沬」接著形成。若加上激增的保險業獲利（估計光是在美國二○○六年就高達空前的六百億美元），以及石油業的超高獲利（每一次發生新危機就愈高），災難經濟可能救了世界市場，讓它免于九一一之前瀕臨的全面衰退。

這支意識形態十字軍的發展，在激進的戰爭和災難民營化中達到最高點，但在嘗試連貫它的歷史時，卻出現一個問題：這種意識形態會變形，它不斷改變名稱和轉換身分。傅利曼自稱是「自由派」（liberal），但他的美國徒眾認為自由派代表課征重稅和嬉皮，所以自稱是「保守主義者」（conservatives）、「古典經濟學家」（classical economist）、「自由市場派」（free marketer），和后來的「里根經濟學」（Reaganomics ）與「自由放任主義」（laissez-faire）的追隨者。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區，這些人的教義稱為「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但也常稱為「自由貿易」或「全球化」。九○年代中期以后由右派智庫──與傅利曼有深長的關系，包括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和美國企業研究院（AEI）──領導的知識分子運動，才自稱為「新保守主義者」，是一種挾美國軍事機器的強大力量為財團目標服務的世界觀。

所有這些化身都致力于同一個三位一體的政策目標──鏟除公共領域、完全解放企業，以及削減社會支出──但這種意識形態的各種名稱沒有一種聽起來恰當。傅利曼建構他的運動是以解除國家對市場的管制為目標，但當他純正主義的愿景在真實世界實踐時，情況卻大不相同。在過去三十年每個采用芝加哥學派政策的國家，都出現一個由少數極大企業和一群大多很富裕的政治人物組成的強大統治聯盟──且兩個集團間的區隔十分模糊而易變。在俄羅斯，這個聯盟的民間富豪參與者叫「寡頭」（Oligarch）；在中國叫「太子黨」（princeling）；在智利叫「食人魚」（piranha）；在美國則是布什─錢尼鼓吹的「先驅」（Pioneer）。這些政治與企業菁英崛起后，非但未解除國家對市場的管制，反而分進合擊，交換和分配原本由國家掌控寶貴資源的權利──從俄羅斯的油田、中國的集體土地權，到在伊拉克未經招標程序的重建工程合約。

若要說明這種鏟除大政府與大企業界線的體制，更正確的名詞不是自由主義、保守主義或資本主義，而是政商財團主義（corporatism）。它的主要特征是，把公共財富大規模轉移到私人手中，通常伴隨著國家債務激增，巨富與赤貧間的鴻溝不斷擴大，還有以狂熱的民族主義合理化無止境增加的安全支出。對身處這種由體制創造的巨大財富泡沫內的人而言，沒有比這種架構社會的方式更有利可圖了。但因為絕大多數人被排拒在泡沫之外，政商財團主義國家的其它特征往往包括嚴密的監視（同樣的，政府和大企業交換恩惠與合約）、大規模監禁、限縮人民自由，以及不必然有、但很常見的酷刑。

酷刑的隱喻

從智利、中國到伊拉克，酷刑一直是全球自由市場十字軍的沉默伙伴。但嚴刑拷打不只是對反抗者強加不受歡迎政策的工具，也是震撼主義基本邏輯的隱喻。

酷刑或中情局所說的「強制性審問」，是一套用來使犯人深陷迷失與震驚，以便迫使他們意志屈服的技巧。其指導原則詳述于兩本九○年代末期解密的中情局手冊。手冊解釋說，打破「抗拒來源」的方法是，創造犯人與他們理解周遭世界能力間的激烈斷裂。首先，感官被剝奪所有的輸入（用頭巾、耳塞、手銬腳鐐、完全隔離），然后身體被超過負荷的刺激轟炸（閃光燈、高分貝的音樂、毆打、電擊）。

這個「軟化」階段的目的是在心智激起某種颶風：犯人心理退化，并害怕到他們無法以理智思考或保護自己的利益。就是在這種震撼狀況下，大多數囚犯提供審訊者想要的任何東西──信息、自白、放棄以前的信仰。中情局的手冊提供一種特別簡潔的解釋：「會產生片刻的生命暫停（suspended animation）──時間可能極短暫──這是一種心理震撼或麻痹。它由創傷或次創傷經驗所引起，會徹底破壞對象熟悉的世界，和世界中的自我形象。有經驗的審問者看到這種效應時會認得，知道這時候抗拒來源比震撼之前更容易接受暗示，更可能聽話。」

震撼主義完全仿效這種過程，嘗試以極大的規模達成酷刑在審訊室對個人達成的事。最明顯的例子是九一一的震撼，造成數百萬人「熟悉的世界」爆炸，打開一段深陷迷失與退化的時期，而布什政府則熟練地善加利用這樣的情況。突然我們發現自己生活在全新的紀元，我們熟知的一切事物現在都可以被斥為「九一一前的思維」。我們的歷史知識從未有過這般強烈的印象，北美洲已變成「一片空白石板」，就像毛澤東告訴中國人民的，「可以寫下最新和最美的字句。」一群新專家立即出現，在我們創傷后空白的意識畫布刻下新而美麗的字句：「文明沖突」、「邪惡軸心」、「伊斯蘭──法西斯主義」、「國土安全」。趁著所有人專注在攸關生死的新文化戰爭，布什政府終于可以進行九一一之前只能夢想的事：在海外發動私有化戰爭，在國內建立一個私人企業國土安全復合體。

這就是震撼主義運作的方式：最初的災難──政變、恐怖攻擊、市場崩盤、戰爭、海嘯、颶風──使全國人口陷于集體震撼中。墜落的炸彈、迸發的恐怖、狂飆的暴風軟化了整個社會，就像酷刑室里震耳欲聾的音樂和毆打軟化了囚犯。就像被震懾的囚犯供出同志的名字和背棄他的信心，受震撼的社會往往也放棄平時捍衛的東西。裴利和他在巴頓魯治收容所的難民同伴，應該放棄他們的住宅計劃和公立學校。在海嘯肆虐后，斯里蘭卡的漁民應該放棄他們寶貴的海濱土地，交給旅館開發商。如果一切依照計劃進行，伊拉克人應該震驚和威懾到放棄他們的原油儲藏、國營企業和主權，交給美國軍隊和國際聯軍。

自由人的大謊言

在無數歌頌傅利曼的文章中，幾乎沒有人提到震撼與危機在宣揚他的世界觀中扮演的角色。不過經濟學家的疏漏反而提供了機會，讓我們可以重述他宣揚的激進資本主義，如何在幾乎全世界每個角落都變成政府正統思想的官方版說法。這是一段童話故事版的歷史，洗凈了與這支十字軍緊密交織的所有暴力和壓制，它也代表過去三十年來最成功的宣傳手法。這個故事大致是這么說的：

傅利曼奉獻一生在打一場和平的理想之戰，對抗那些相信政府有責任干預市場以減少傷害的人。他相信當政治人物開始聽從新政與現代福利國家理論的建構者凱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時，歷史便「走上錯誤的軌道」。一九二九年的市場崩盤創造了一股無可阻擋的共識，認為放任主義已經失敗，政府必須干預經濟以重新分配財富和規范企業。在放任主義黯淡無光的時期，共產黨征服東方，福利國被西方擁抱，經濟民族主義在后殖民時代的南方生根，傅利曼和他的導師海耶克（Friedrich Hayek）耐心保護著純正資本主義的火苗，不受凱因斯信徒嘗試聚積集體財富以建立正義社會的污染。

「以我所見，最大的錯誤是，」傅利曼一九七五年寫信給皮諾契說：「以為可以用別人的錢來行善。」可惜很少人聽進去，大多數人仍然堅持政府可以而且應該行善。一九六九年的《時代》雜志貶抑傅利曼為「小丑或寄生蟲」，只有少數人尊崇他是先知。

最后，當他在知識界的荒野走過數十年后，八○年代終于出現了撒切爾（她稱傅利曼為「思想自由的斗士」）和里根（他在總統競選所到之處都帶著一本傅利曼的宣言《資本主義與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終于有政治領袖敢于在現實世界中，實施解脫枷鎖的自由市場。根據這則官方版的故事，在里根和撒切爾和平而民主地解放兩國的市場后，隨之而來的自由與繁榮是如此受到歡迎，以致于當從馬尼拉到柏林的獨裁體制開始崩解時，人民無不想要大麥克漢堡（Big Mac）和實施里根經濟政策。

蘇聯終于崩潰時，「邪惡帝國」的人民也急切地加入傅利曼式的革命，就像中國的共產主義者皈依資本主義一樣。這表示邁向真正全球自由市場的路上已不再有任何阻礙，解放的私人企業不僅在自己的國家獲得自由，而且將暢行無阻地跨越國界，把繁榮散播到全世界。全球對如何管理社會形成兩個共識：政治領袖應由選舉產生，而經濟則應根據傅利曼的原理來運行。正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說的，這是「歷史的終結」，也就是「人類意識形態演變的終點」。傅利曼死時，《財星》雜志（Fortune）寫道「他帶走了歷史潮流」；美國國會通過一項決議，贊揚他是「人類自由的偉大斗士，不只在經濟方面，而是在各個領域」；加州州長阿諾史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宣布，二○○七年一月二十九日是加州的傅利曼日，數個城市和鄉鎮也這么做。《華爾街日報》的標題則濃縮成這樣一句簡潔的頌詞：「自由人」（Freedom Man）。

▼  書摘 4

本書將挑戰這個官方故事的核心和最細心呵護的聲言──解除管制的資本主義勝利是從自由中誕生，放任的自由市場能與民主政治攜手而行。相反的，我將證明這種基本教義派資本主義，總是由最殘暴形式的壓制所接生，施加于國家，也施加在無數個人身上。當代自由市場的歷史──更正確地說是政商財團主義的崛起──是在震撼中寫下的。

這牽涉極高的賭注。政商財團的聯盟正在征服其最后的邊疆：阿拉伯世界封閉的石油經濟體，以及西方經濟體中長期未受營利入侵的部門──包括對災難的因應和建立軍備。他們在國內或國外私有化這些基本機能時，甚至已不再虛偽地征求公眾同意，因此未來將需要更激烈的暴力和更大的災難，才能達成他們的目標。由于震撼與危機扮演的決定性角色，在自由市場崛起的官方紀錄中被徹底抹除，因而在伊拉克和紐奧良所展現的極端手法，往往被誤解為布什政府特有的無能或親信政治。事實上，布什的事跡代表的，正是五十年來企業解放運動窮兇惡極的暴力和發展的最高潮。

任何人嘗試以意識形態來解釋他們追隨者的罪行，都必須極其審慎，我們很容易指控意見不同的人不只是錯誤，而且極權專制、法西斯、集體屠殺。但同樣重要的是，一些危害公眾的意識形態我們也必須指認出來。這些封閉、基本教義派的教條無法與其它信仰體系共存；它們的追隨者痛恨多元，并且要求絕對的自由以實行其完美的制度。世界的現況必須加以鏟除，讓位給他們純正的創見。這種邏輯源自圣經中洪水與大火的幻想，不可避免地會導向暴力。這種意識形態渴望不可能的空白石板，只能靠某種大動亂來達成，因此是危險的意識形態。

通常只有極端宗教的和激進的理念系統，會想要鏟除整個種族和文化，以便達成一個凈化的新世界。但自從蘇聯崩潰后，一股強大的集體力量急于清算以共產主義之名所犯的滔天罪行。當蘇聯的信息密室被打破后，研究人員清點人為的饑饉、勞改營和暗殺造成的死亡人數。這個過程激起舉世的熱烈辯論，想探究有多少暴行是出于意識形態，有多少則是斯大林、希奧塞古（Nicolae Ceausescu，編按：羅馬尼亞獨裁者）、毛澤東和波布（Pol Pot，編按：柬埔寨獨裁者）的信徒扭曲的結果。

「正是共產主義的本質所施加的集體鎮壓，制造出一種國家支持的恐怖統治。」引發廣泛爭議的《共產主義黑皮書》（Black Book of Communism）共同作者柯爾特斯（Stephane Courtois）寫道：「意識形態本身就沒有罪責嗎？」當然有。并不是像部分人見獵心喜宣稱的，所有形式的共產主義本來就主張消滅異己，而是一種教條、極權、蔑視多元的共產主義詮釋，才導致斯大林整肅異己，以及毛澤東設立勞改營。極權共產主義已經（而且應該）因為這些真實世界的實驗而永遠染上污點。

但這支想解放世界市場的當代十字軍又如何？為了維護政商財團體制而發動的政變、戰爭和屠殺，從未被視為資本主義的罪行，而是被當成狂熱獨裁者的激進作法、冷戰的局部沖突，和現在的反恐戰爭，所以被輕輕帶過。政商財團主義經濟模式最堅定的反對者，都被有計劃地消滅，不管在七○年代的阿根廷或今日的伊拉克；鎮壓也被解釋成對抗共產主義或恐怖主義的骯臟戰爭的一部分──從未被視為推動純粹資本主義的斗爭。

我不是說所有形式的市場體制與生俱來都是暴力的，很可能有一種市場導向的經濟不需要這種暴力，也不要求意識形態的純粹。消費性產品的自由市場能夠和免費公共醫療、公共學校，或者國家擁有的主要經濟部門如國營石油公司共存共榮。同樣可能的是，要求大企業支付合宜的薪資，尊重員工組織工會的權利，以及政府藉課稅和重分配財富，以降低政商財團國家明顯的高度不平等。市場不需要走基本教義路線。

凱因斯在大蕭條后主張的正是這種混合性的管制經濟，那是公共政策的一場革命，造就了新政（New Deal）和遍及世界各國的類似轉變。傅利曼的反革命在一個又一個國家想拆解的，就是這種妥協、查核和制衡的體制。從這個觀點看，芝加哥學派的資本主義，確實與其它危險的意識形態有共同的特質：渴望追求不可能達到的純粹，企盼可以重建社會模型的空白石板。

這種渴望想獲得神造萬物般的力量，就是自由市場意識形態對危機和災難如此感興趣的原因。尋常的現實世界不合他們野心勃勃的口味。過去三十五年來，讓傅利曼的反革命如此生氣勃勃的，就是只有在災難式的改變中才可能得到的自由與可能性──當因循舊習和需索不斷的人都被掃到一旁，當民主政治無法實際運作的時候。

震撼主義的信徒深信，只有大斷裂──一場大洪水、戰爭、恐怖攻擊──才能創造他們渴望中的巨大而干凈的畫布。只有在這種最有可塑性的時刻，當我們心理上無所依靠時，這些敢于大冒險的藝術家，便開始他們重造世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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