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賤民的時髦”與“失敗主義”　　

——《中國不高興》讀后感之七　　

楊景水　　

宋強說：“若干年前,我也寫過這樣的話：問題就在這兒——某些在國內、在海外把自己打扮成‘為民請命’的代表的書生,披著偽善的民生主義和自由主義的包裝,在這種合法性的外衣后面,拋出他們對現代中國歷史的基本估計：不講道理,不修仁愛,對人類文明基本上沒有什么貢獻！一句話,百年慘無人道的中國歷史罪孽深重,叫別人滅了去也沒有什么可惜。”作者雖沒明指這“為民請命”的是誰,但根據作者的年齡和所處的年代推論，也能略知一二。如果把這也算作當今的“憤懣主義”，我以為多少有點今非昔比之感。因為那時，只是個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而今，不只是資本主義自由化的問題，還多了一個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擔心的問題,情況更趨“多元化”了！　　

在宋強的文章中，對我國百年歷史有如下似是而非、莫衷一是地論述：“我沒有把憤懣主義一棒子打死，我想還是得重復這樣的觀點：必須承認沒有一個人為做一個20世紀的中國人而感到特別慶幸。在這個世紀里的很長時間，我們走了很多彎路、歧路。由這種沉重的歷史而生出的憤懣之情是可以理解的，甚至是必要的，因為我們必須求索。”我以為,求索當然是必須的，但其中有一個對歷史如何看待的問題。須知,求索的動力并非只是憤懣,更重要的是信仰,是追求,是對民族的愛,是大無畏的獻身精神！在走過的彎路、歧路中,有多少志士仁人、革命先輩,面對敵人的殺戮,“擦干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尸體,又繼續前進了！”亂世出忠臣,時代造英雄！我們的中華民族才得以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戰勝國內外強敵,推倒了“三座大山”,建立了偉大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終于站起來了！這難道不值得慶幸嗎？難道這是“渲染仇恨”嗎？難道“延續下來”的是“歷史的悲情”嗎？難道“在精神構建方面,……在觀念交鋒方面,我們只看到‘非此即彼’的兩端,而很少那種沉穩的中間值”嗎？宋強等《中國不高興》的作者們也是“精英”吧？為何竟有如此的割裂歷史的歷史觀呢？不僅是歷史觀,還不能不包括現實的世界觀！何以如此？從頭到尾縱觀《中國不高興》全書,未見作者們站在馬克思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高度審視自己的觀點,便可得出答案。　　

在建國60年之際,如何評價毛澤東,宋強說：“我們認為毛澤東時代中國在國家獨立、社會革命（包括婦女解放）、工業革命和國家基礎建設方面是有貢獻的。首先最大的功勞是實現獨立”,但接下來卻說：“有點遺憾的是,‘獨立’現在好像是一個充滿了異質感的名詞了,古舊得大家感覺不到它有什么：‘獨立？獨立還需要說嗎？就像我們呼吸的是空氣,還需要特別說道嗎？’血跡已經淡漠,時代多么太平,”筆者卻以為,我們雖從未感到的空氣的存在,可一旦沒有了它,我們就會立碼兒窒息而死！難道不是嗎？宋強說：“我們不想否定毛澤東,也不會假裝不理解‘傷痕派’的情感。”這種模棱兩可的地和稀泥,而且“還是1996年的話,寄希望于‘沉默的大多數’。”至此我才算明白,宋強所說“沉默的大多數”真正的含義所在了！我不禁要問：　宋強　先生,您到底想要怎樣？　　

宋強說：“我們的敵人就是我們自己的失敗主義。”這話不錯。但所謂“失敗主義”,只不過是那些曾被推翻了的、腐朽了的、又蠢蠢欲動的階級發出的哀鳴！真正的“我們”是不會有失敗主義的。宋強說：“失敗主義的調值,撒嬌式的玩憤懣,相輔相成,不知不覺成為‘賤民的時髦’,這就是中國當代社會的心理性悲劇。歸到底,就是煽動大家都不負責任。說出這個,也不怕誰起哄,,我就高調了,怎么著？憤懣孿生的失敗主義對待正面價值,口頭禪是：裝逼。我覺得不妨這樣回答：要是誰都不裝逼了,這世界就亂套了。”這所謂的“賤民的時髦”,以我看來,說穿了也只不過是近年來經濟快速發展的副產品而已,　宋強　先生的“高調”酷似舞臺上武生的一招一式,看似熱鬧,但不能傷其筋骨！     2009,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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