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說“外部選擇壓”　　

——《中國不高興》讀后感之三　　

楊景水　　

王小東說：“如果一個群體,沒有外部的壓力,就是沒有外部選擇壓,內部會出現一個什么情況呢！一定是里面最虛偽、最不誠信、最損人利己和最不道德的人過得最好！因為他們的成本最低。這樣,無論是通過遺傳,還是通過對于成功者的模仿,最后你會發現,壞的秉性迅速彌漫到整個社會,這個社會全是最壞的人,沒有一個好人,沒有一個誠信的,沒有一個利他主義者,沒有一個高尚品德的人,一個都沒有,就像經濟學中的劣幣驅除良幣一樣。”大概作者為防止片面性,接下來又說：“為什么我們會看到在人類社會當中,還是有一些好人,有一些講誠信的人,有一些為其他人做事的人,有一些帶領大家向著共同的目標走的人,為什么有這樣的人呢？那是因為有外部高一個層次的群體選擇壓。……由于這種分層選擇的存在,所以我們才看到我們社會當中有好人,有英雄,有好的領袖。這個思想達爾文就有”。

當讀到這種“外部選擇壓”決定論時,使我這個對《中國不高興》某些觀點很有些高興的人,也高興不起來了。因為，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人們的思想,包括道德觀念,甚至社會的意識形態,都取決于他們的經濟存在,不是有句名言,“存在決定意識”嘛。至于達爾文,他的進化論的核心是優勝劣汰、適者生存。因此，達爾文的進化論不能為“外部選擇壓”決定論提供理論依據。

王小東的“外部選擇壓” 決定論,雖含有“優勝劣汰”的意思,但把“勝”與“汰”的決定因素只看到事物的外部。依據馬克思的辯證唯物主義,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才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而起作用。中國古代由盛到衰,關鍵在于幾千年的封建制度取代奴隸制社會開始時的那種進步性早已喪失殆盡,封建制的生產關系嚴重束縛著生產力的發展。鴉片戰爭使閉關鎖國、自以為天外無天的“真龍天子”和他的大臣們看到了資本主義列強堅船利炮的厲害，于是，如王小東所說，這才有了“外部選擇壓”。不久，“壓”出個康有為的戊戌變法。但這外因還需要內因才能起作用。因為康有為是個改革派，不是革命家，那時封建制度的根基還很牢固，所以，戊戌變法注定要失敗。后來隨著國內資產階級的成長，中國工人階級作為一個階級也相伴而生，這才為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提供了內因依據。但當時中國資產階級的力量實在太微弱了，而且與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有著千絲萬縷的難以完全割斷的聯系，尤其是沒有來自勞苦大眾的廣泛支持，因此不可能把反帝反封建的斗爭進行到底。孫中山逝世后，蔣介石背叛革命，墮落為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地主階級）的代表，使中華民族仍然陷身于水深火熱之中。　　

1917年爆發的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對于中國也是一個“外部選擇壓”，“十月革命的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這是毛澤東說的。孫中山也從俄國看到了希望，為國民黨提出了“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然而蔣介石卻反其道而行之，對共產黨妄圖斬盡殺絕，對工農運動采取了高壓盤剝政策，完全代表了大地主、大資本家階級的利益，對外屈從帝國主義的侵略。資本主義列強在我國的“租借地”比比皆是，他卻漠然置之，甘于自己的祖國處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屈辱境地！只有共產黨，領導全國人民，浴血奮戰，艱苦奮斗，戰勝了國內外強敵，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使我們中華民族揚眉吐氣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為什么同樣的“外部選擇壓”，會有截然不同的結果呢？只能從內部因素尋找答案。著名學者胡繩主編的《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指出：“為什么1917年爆發的俄國十月革命能夠在中國產生如此強烈的反響？根本原因還在于中國社會內部正在發生的變化。當中國人民正在苦悶中摸索，在黑暗里苦斗的時候，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恰好給他們指明了一條新的出路，給他們正在苦思焦慮地探索著的種種問題提供了新的合理的解答。”　　

因此，筆者以為，“外部選擇壓”決定論是不科學的，有害的，它掩蓋了事物發展變化的本質。　　

王小東又說：“如果一個社會永遠沒有選擇壓，當然是一件好事，可以說，那就是人間天堂了。問題是現在沒有，你麻痹了，懶惰了，最后一下子強壓來了，你就完蛋了。自然資源的危機早晚會來，如今經濟蕭條所帶來的資源降價是暫時的，中國人的‘不高興’只是一個開頭，……”僅從此種意義說，“外部選擇壓”相當于憂患意識，倒是挺有意思的。　　

“冷戰”結束后，表面上意識形態的斗爭鳴金收兵了，“外部選擇壓”沒有了。其實，遠非如此。不知哪一天，如王小東所說，“一下子強壓來了”，我們將如何是好？！　　

   2009，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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