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工人——階級形成的政治與文化

目錄

序言

第一章　緒論：韓國工人的形成
第二章　產業大轉型
第三章　韓國產業中的工作和權威
第四章　殉教者、女工和教會
第五章　工人和學生
第六章　工人認同和意識
第七章　勞工大攻勢
第八章　處于十字路口的工人階級
參考文獻（略）
英文對照索引（略）

作者：[韓]具海根  梁光嚴譯 著
出版時間：2004-01-01
I S B N：7-80190–112–6/D•041
裝幀：平裝
原價：26元

內容簡介

　　本書對韓國從出口導向型工業化開始到20世紀90年代末勞工運動的發展歷程進行了研究，關注的焦點是文化和政治給第一代產業工人帶來的沖擊和他們的斗爭模式。

　　具海根：系美國夏威夷大學社會學教授，曾編著《當代韓國的國家機器與社會》等較有影響的書籍。

封底文字：

　　《韓國工人》展現了一部令人著迷的歷史。描述了發展中國家一種最具戰斗性的工人運動在克服不利的文化和專制的工作條件的同時形成階級意識的過程。同時，具海根恰逢其時的分析也向我們展示，隨著向民主制度的過渡，新的大韓勞動組合協議會在政治上的成功，同時伴隨著集體認同發生某種程度的削弱。

　　　　——魯斯•貝林斯•科里爾(Ruth Berins Collier)

　　　　　　　　　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校部學者

　　由于對于社會科學理論的充分了解，具海根對現代韓國的階級形成作出了分析敏銳且體察入微、富有同情心的論述。由此，他對學術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貢獻，令世界各地有關的勞工運動活動家和研究人員很感興趣。

　　　　——伊麗莎白•J．佩里(Elizabeth j．Perry)

　　　　　　　　　　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

 第一章 緒論：韓國工人階級的形成

　　而當一些人由于共同的（繼承的或分享的）經歷，感覺到并且能表達清楚他們之間的利益的共同性和與另一些人的利益的不同性（而且通常是對立的）時，階級就產生了。（Thompson 1963,9)

　　1997年l月，在巨大的工人抗議浪潮發生十年后，韓國工人由于發動抗議新通過的勞動法而舉行的全國性大規模罷-工，再一次引起了世界的關注。制定這些有爭議的新勞動法，是為了賦予雇主更大的權力，讓他們可以解雇工人、雇用臨時工和拒絕參加罷-工者；同時，在同一工作場所已經建立工會之后的幾年內，不允許再組成不同的工會。這場罷-工動員了大約300萬名工人，使汽車、造船和其他主要行業停產；罷-工還打斷了電視新聞的播送，中斷了醫院病房和地鐵的服務。盡管季節的因素并不有利——當時正處于新年假期，天氣寒冷——但長達三個星期的罷-工持續保持了高水平的工人參與度，而月公眾的支持度也高得令人吃驚。1月底，在政府不情愿地同意修改新勞動法的情況下，罷-工才宣告結束。

　　這場總罷-工顯示了自1987年發生大規模勞工騷動浪潮以來韓國勞工組織化已經達到的程度。勞工騷動已經不再是政治動蕩時期自發性工人抗議活動導致的結果；工人首先感興趣的不再是獲得經濟上的好處，也不再是向管理者的專制霸道發泄他們感覺受到壓制的憤怒情緒。此時工人更關注的是長期的工作穩定而不是短期的經濟利益，更關注的是法律和制度上的問題而不是企業層面上的問題。這是一場政治斗爭而不是經濟斗爭。斗爭的主要對象是國家而不是單個資本家。

　　由于工作穩定性是核心問題，因此1997年1月的罷-工不僅反映了藍領工人的利益，而且反映了很多白領工人和從事管理的工作人員的利益（因此獲得了廣泛的公眾支持）。工作穩定性是從事多種職業的人們關心的、一個問題，通過爭取這種穩定性，有組織勞工承擔起了一種新的社會角色：成為人口中不同部分的代表者，捍衛工作職位應有保障、雇用關系應保持公平等人們普遍持有的價值觀。

　　盡管這場總罷-工只取得了政策制定者的微小讓步，但罷-工向全世界表明了韓國工人戰斗性的提高。國際上大的報章一致將韓國工人描述為“好斗”、“有進攻性”和“有戰斗性”。《洛杉磯時報》（1997年1月21日）將韓國勞工運動描述為“以激情和猛烈而舉世聞名”，《紐約時報》（1997年1月17日）稱韓國為“患罷-工病的國家”。顯然，韓國勞動隊伍聽話順從的國家形象已經徹底改變。正如瓦爾登•貝洛和斯蒂芬尼•羅森菲爾德指出，韓國工人階級“讓人們想起了19世紀歐洲工人階級的形象，具有反叛、不妥協、充滿激情的階級意識”(Walden Bello and Stephenie Rosenfeld,1990;23）。

　　這是一種令人驚異的發展。像其他東亞國家的工人一樣，韓國工人直到晚近的時候為止仍以勤勞、守紀和順從而聞名。由于這個國家有勤勞的勞動隊伍，由于在出口導向型工業化頭25年間普遍存在高度的“產業和平”，韓國實現了快速的經濟增長。從20世紀6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勞動糾紛的數量每年很少超過100起。其中大多數與一些自我保護性的問題有關，如無端解雇、拖欠上資和無法容忍的工作條件。有過大量報道的一次勞工抗議發生在1976年，它顯示了工人脆弱的地位。這次抗議是由海大面包公司（Haetai Bakery,Inc.）雇用的女工組織的，海大面包公司是韓國最大的烤面包工廠，有2500名工人。韓國勞動局檔案中保存有一份海大公司工人寫的請愿書，其中包含以下內容：

　　請讓我們每天只工作12個小時。我們被迫每天工作12小時以上，我們知道《勞動法》規定8小時工作制，但考慮到公司的情況，我們愿意工作到12小時。但如果超過12小時，對我們來說太難承受了……此外，我們被不時分派連續兩班工作，被迫連續多日每天工作18小時，忍受著巨大的身體和精神痛苦。(Soon Jum-soon 1984,21~22)

　　眾所周知，韓國工人工作時間極長；事實上，在20世紀80年代，他們每周工作時間之長居世界之最。正如上面這段請愿要求所示，70年代，對于在勞動密集型經濟部門就業的很多工人來說，連每天工作12個小時也是迫切要求得到的。在這一時期，大多數工人默默地忍受著長時間工作的痛苦，而海大工廠這些工人很勇敢，他們組織起了工會，并進行爭取縮短工時的斗爭。從70年代中期起，在服裝、紡織和其他出口行業也開始發生類似的斗爭；不過，總體來說，韓國勞工仍保持著順從、無組織和政治上沉寂的狀態。

　　1996~1997年冬的總罷-工和海大工人1976年的斗爭發生時間相距只有20年。在這段相對較短的時間里，韓國勞工有了實質性的變化。70年代，韓國工廠工人視10 小時和12小時工作日為正常，甚至愿意在只付給小額額外報酬的情況下工作15~18個小時，而90年代后期，在很多大工業公司中工作的藍領工人則視8小時為正常工作日。不愿意超時工作，除非加班費令人滿意。70年代，工資由雇主單方面確定，而90年代后期，則通過勞資之間嚴肅的談判來決定。70年代和80年代，勞工斗爭首要針對的是過長的工時和非人的工作條件，而90年代，勞工運動的重點是保護工作穩定性和增強勞工的組織力量。

　　韓國勞動關系中發生這種迅猛變化，原因何在？是什么因素使得韓國一度溫順的勞動大軍迅速變成一種具有戰斗性的社會力量呢？在形成一種強大而具有進攻性的勞工運動方面，是什么因素使韓國工人比他們在東亞其他國家的同伴取得大得多的成功呢？這些正是本書試圖回答的問題。本書講述了第一代韓國產業工人如何適應無產階級的工作世界，并且嘗試理解他們在新產業中的經驗【盡管20 世紀60年代并非初次出現大量產業工人的時間——領工資工人在20年代殖民地時期就曾經大量出現——但出口導向工業化大規模地產生了新一代工廠工人，其中大多數是直接從農村錄用的，以前沒有過領工資就業的經歷、從這種意義上說，將這批新的產業無產階級視為韓國工人階級的第一代是適當的。】。它觀察了他們爭取組織獨立工會的方式，這種斗爭的目的是在一種極具剝削性、欺壓性的工業生產體系中保護自己。它探索了他們如何形成新的視自己為工人的集體認同，如何在他們的共伺利益的基礎上形成團結的意識。它考察了韓國工人如何形成一種獨特的階級意識，考察了這種階級意識通過組織方面的、文化上的、制度方面的活動等多種形態表現出來的方式。簡言之，這是一項關于韓國工人階級形成過程的研究。這也是一項對韓國工業化的研究，只不過研究是從工人的觀點面不是從工業家或政策制定者的視角進行的。

　　有關韓國經濟發展，已經有了很多的著述，但在講述這種經濟變遷的故事時，幾乎都是從發展主義經濟學家的視角進行的（例如，參見Cole and Lyrnan 1971;Kuznets 1977;Jones and  Sakong 1980;Amsden 1989;Steinberg 1989;Song Byung-Nak 1990;Woo 1991;World Bank 1993; Sakong 1993;Cho Soon 1994）。在這些范圍極廣的文獻中，作者的首要關注點是說明韓國和其他東亞小龍（中國臺灣、新加坡和中國香港）如何能夠取得如此驚人的經濟成就、1997年的經濟危機弱化了東亞經濟奇跡的吸引力，引起了人們探索亞洲國家發生這場經濟瓦解的原因。然而，韓國經濟從危機中恢復的比所有經濟學家預測的都要快，因此長期以來圍繞韓國經濟異乎尋常的表現這個問題展開的爭論有可能仍將繼續下去。

　　不管這種爭論關注的是韓國經濟奇跡還是那場金融危機，爭論時非常明顯的欠缺都是對這個國家的人民——千百萬工作著的男男女女，正是他們用自己的鮮血和汗水使得這種壯觀的經濟增長成為可能——的關注。有關東亞奇跡的講述，很多說的都是發展主義國家的作用。市場機制、促進增長的制度和儒家文化的抽象觀念，而很少談及工人和他們的具體體驗。這并不一定是由于經濟學家沒有承認勞工在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他們顯然承認，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NICs）成功的出口導向型工業化依賴于低工資、辛勤工作的勞動隊伍。他們同意，在工業化的早期階段，大量廉價、高素質勞動力的供給，是這些國家和地區經濟在世界經濟體系中具有比較優勢的關鍵原因。盡管承認了這一點，但發展主義經濟學家很少不是將勞工僅僅視為一種生產要素或比較優勢要素。他們關注的不是從事勞動的人們作為人的體驗，而是作為國家經濟竟爭基礎的勞動隊伍的工資水平和生產力水平。

　　如果說發展主義經濟學家曾經關注過經濟發展給工人帶來的社會后果，那么他們很大程度上也是將自己的分析僅僅限于工資和收入分配等問題。人們注意到，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的經濟發展，是與相對比較平等的收入分配聯系在一起的，因而被稱贊為“平等的增長”的實例（World Bank 1993)。韓國收入分配的記錄比不上中國臺灣和新加坡，但與其他第三世界國家相比要好很多。韓國工人工資增加的速度屬于世界上最快的國家之一，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工資的迅速提高，削弱了韓國企業的競爭力。

　　因此，非常令人困惑的是，為什么從經濟增長中獲益如此之多的工人，對曾經給他們的生活水準帶來如此迅猛提高的經濟制度存在這樣大的不滿呢？相對被剝奪感（relative deprivation）這種眾所周知的現象，即人們對自己經濟改善的預期升高的速度超過了經濟上的實際改善速度，必定起到了某種作用。不過，一個遠遠重要得多的因素是，工人在工廠中的日常體驗是：自己是受到重度剝削、受到欺凌的勞動者。在韓國工廠工人中釀成如此大的憤恨、造成韓國興起強大工人運動的因素，與其說是收入增長的遲滯，不如說是在工作中受到殘酷對待的體驗。

　　有關東亞發展的文獻甚少關注勞工問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勞工在發展中發揮著很被動和順從的角色。在所有東亞四小龍中，在出口導向型工業化之前，禁止動員勞工和從政治上控制勞工的做法已經得到很好的實施。縱貫整個出口帶動的快速工業化時期，他們被置于嚴密的國家控制之下。在這方面，可以看到東亞與拉丁美洲之間存在鮮明的對照。在20世紀最初幾十年里，拉美勞工已經在政治舞臺上顯示出強大力量，即使是他們在很多國家被納入到某種合作主義體系之中后，勞工在政治制度的演化中仍繼續發揮著重要作用。正如魯思•柯里耶和戴維•柯里耶（Collier and Collier）認為，勞工被納入合作主義體系的方式，決定了20世紀下半葉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政治發展的軌跡（另見Bcrgquist 1986）。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短暫的時期內，東亞小龍中也發生過對勞工的政治動員，但左翼勞工因出現強大的反共國家機器而被完全摧毀，勞工沒有留下任何組織化和意識形態的特點。魯思•柯里耶和戴維•柯里耶指出，拉丁美洲政治精英則繼續遇到“二重性的兩難”：一方面要控制組織化的勞工，另一方面又要尋求得到影響巨大的勞工團體的支持（1991，48~50）。這種兩難在東亞從未存在。勞工一直是控制和排斥的對象，從未被視為主要的政治同盟者或選民。由于沒有歷史遺留的組織，沒有來自政黨的支持，亞洲小龍的勞動大軍被作為原子化的工人納入到出口導向型工業化進程中。他們辛勤工作，很少向雇主提出要求，對實施國家的發展政策沒有構成任何重大挑戰。

　　因此，有關東亞勞工的著述中的主導性主題便是勞工的順從性、其組織方面的弱點及其被排斥在政治之外的情形。在惟一一部對東亞勞工進行系統性比較研究的著作中，弗雷德里克•迪約將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勞工的決定性特征描述如一下：“在國家事務中，組織化勞工在政治上只起到邊緣性的、無關緊要的作用。在集體性討價還價中，勞工在雇主面前處在弱小的地位，產業中罷-工的情況很少，而且普遍很容易被壓制下去。勞工對經濟決策的參與，最多只是象征性的”(Deyo 1989,3~4)。他進而注意到，“快速、持續的工業化并沒有改變勞工弱小的政治地位”，而且，“盡管三十年來形成了龐大的工廠工作隊伍，但勞工運動總的來說仍受到控制，仍是無關緊要的”(4~5)。因此，有關東亞勞工研究中的主要問題，是勞工的被動性及其政治上的沉寂。是什么原因造成東亞勞工的這種獨特性呢？迪約（1989, 5~6）指出了對東亞國家經濟中勞工沉寂的三種流行解釋。最經常提到的解釋是文化上的：儒家文化及其重視等級制、尊重權威、合作、勤勞、家族主義等，被普遍認為起到了鼓勵工人服從和與管理者合作的作用，而且對工人的團結和集體行動起到勸阻作用。情況確實是，日本和四小龍的工業家有意識地利用儒家傳統來營造勞動沖突比大多數西方工業化社會少得多的工業體系。在這些東亞國家或地區的組織中，工業權威通常呈現出家長制或族長制的形態，家族主義的思想常常被利用來確保工人服從并承諾實現公司目標。

　　第二種解釋是經濟上的：東亞小龍的快速經濟增長大大提高了普通工人的生活水準。工作職位市場的情況得到了持續的改善，工資水平和其他報酬的水平也是如此。人們認為，盡管工人的組織和集體行動被壓制，但生活水準的這種大幅度改善削弱了工人對作為一種向上流社會流動途徑的集體行動的興趣。在這種持續增長的經濟和不斷擴大的工作職位市場中，工人能夠尋找到個人升遷的辦法，對參加工會興趣甚少，當這樣做意味著很大的個人風險時尤其如此。

　　第三種解釋強調國家的作用。眾所周知，韓國、中國臺灣和新加坡的“國家機器”異常強大并獨立于其他社會集團。它們擁有著分布廣泛的社會控制機構，并隨時準備好運用這些機構來維持政治和社會穩定。在這些國家和地區，國家機構精英己經將經濟增長確定為政權合法性的主要基礎，并將自主的勞工組織視為不利于經濟發展和政治穩定。盡管控制勞工的形式在東亞小龍中各不相同，但它們都對勞工組織和勞工活動保持著嚴密的控制。工會處在政府或公司的控制之下，集體討價還價的范圍受到嚴格限制，工人的抗議受到堅決壓制。因此，由于有這樣一種壓制勞工的體制，東亞勞工的順從和沉寂就不令人覺得奇怪了。當這種壓制因快速經濟增長和工人生活水準的提高而得到補償時尤其如此。這些經濟上、文化上和政治上的解釋同樣適用于所有東亞四小龍。不過，正如迪約（1989,77~81）指出，對于工業生產的剝削制度，韓國工人的抵抗要強烈得多；在組織與政府控制的官方工會相對抗的獨立工會方面，韓國工人也表現出更強的進取性。因此，與其他東亞國家和地區的勞動體制相比，韓國勞動體制要更加不穩定并經常發生沖突。所以一個有趣的問題是，為什么與其他東亞小龍的工人相比，韓國工人對他們在工業中的體驗的反應具有大得多的進攻性？他們是如何能夠形成比較強大的勞工運動的？

　　要對這個問題做出令人滿意的回答，還需要進行全面的對比分析。不過，本書呈現給讀者的對韓國工人階級斗爭的講述，能為從比較的視角解釋韓國經歷的獨特性提供某種線索【迪約指出、東亞四小龍中勞工運動力量的不同，主要是由于工人階級的不同結構特征。他認為，產品供出口的勞動密集性輕型制造業通常產生一支由女工主導的、結構上弱小的勞動隊伍。而重工業和進口替代型產業則產生由男性主導的，結構上比較強大的勞動隊伍。迪約通過這種“結構能力”要素解釋東亞勞工作為整體表現出的普遍薄弱狀態，而且用同一要家解釋地區間的差異。正如他指出，與其他東亞小龍相比，韓國工業發展更多的以重化工業為方向。地理上和組織上也更為集中（Deyo 1989,167~196）。我在這里的分析以及1989年的研究（Koo 1989）在這一點上贊同迪約的意見，但強調對于解釋韓國與其他東亞小龍的差異而言，政治因素更加重要。】。我的分析展示，韓國的經濟和政治變遷在工人當中產生了對工業制度強烈的悲憤感受，同時也為他們提供了組織資源和話語資源來抵抗社會控制的支配結構。經常被人們假定造成了勞工服從狀態的同樣一些文化和政治因素，如傳統文化和國家壓迫，也起到了促進韓國形成強大工人運動的作用。本書的一個主要論點就是，文化與政治產生了密切的互動作用，有助于韓國工人階級的迅速形成。

　　韓國工人階級迅速形成的獨特模式，如果將其與歐洲早期工業化國家的經驗相對照，就會顯得更加突出。當然，20世紀的韓國與19世紀的歐洲相互之間存在遙遠距離，這種距離不僅表現在時間方面，而且表現在文化、社會和政治背景方面。然而，二者對于快速發生的工業化大轉型和隨之而來的工人階級形成過程之猛烈，有著共同的體驗。用早期歐洲工人階級形成的經驗來觀照韓國晚近的經驗，會有助于我們找出韓國階級形成過程中令人感興趣的方面，并就這一過程提出一些重要的問題。畢竟，所有階級理論實際上都是從歐洲或美國的經驗中產生的，因此，將我們研究的實例與這些原型進行對比是有幫助的，目的是獲得比較研究方面和理論方面的洞見。

　　多年來，受E.P.湯普森創新性研究成果《英格蘭工人階級的形成》（Thompson 1963）的啟示，人們已經對19世紀歐洲階級形成過程做過一些卓越的研究。在該書中，湯普森確立了與結構-化約主義(structural-rcductionist）或者說決定主義（determinist）階級概念不同的所謂歷史主義（historicist）和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t)視角。他對19世紀英格蘭工人階級的研究堪稱大師精品。在該項研究中，他揭示出英格蘭工人階級是一個有著明確階級氣質和覺悟的實體，它并非是因其在生產體系中的結構地位而自動地形成的。在強調必須將階級理解為“一種歷史的現象”的同時，他爭辯說，“我并不將階級視為一種‘結構’，甚至也不將其視為一種‘范疇’，而是視為人類關系中實際發生（而且可以展示為已經發生）的某種東西”(1963,9）。湯普森的階級概念，將人類動因（human agency）的作用、將“營造”(making）階級的自覺活動(self-activity)而不是將結構條件造成階級的被動過程置于首要地位。正如他令人信服地寫道：“階級是由親身經歷過自己的歷史的人定義的，而且歸根到底，這是惟一的定義”(11)。

　　湯普森歷史的、以動因為取向的階級概念，強調文化和制度在形成人們在生產過程中內外的“親身經歷的體驗”(lived experiences)的作用。他認為，人們如何感知和解釋他們的物質條件，如何對這種條件做出反應，受到“體現在傳統、價值體系、理念和制度形態中的”(1963,10）文化因素的影響。在他經常被引用的一段話中，湯普森寫道：

　　階級是一種社會和文化形態（通常可以看到其在制度上的表現），對它不能抽象或孤立地定義，而是要從與其他階級的關系的意義上定義；而且，最終只能用時間媒介——即行動和反應、變化和沖突——來定義。當我們談論階級時，我們正在思考的是一種定義很松散的人群，他們有著共同的利益、社會經驗、傳統和價值體系的匯集，有著作為一個階級采取行動、以與其他階級不同的方式存在的人群，有以他們的行動和他們的意識來定義自身的傾向（1966,357）。

　　在湯普森給人很大啟發的研究的強烈影響下，最近很多對19世紀歐洲工人階級形成的研究采用了他的歷史主義和建構主義視角（例如，Aminzade 1981,1993;Biernacki,1995;Calhoun l981;Hanagan 1989;Jones 1983;Moore 1978；Sewell 1980）。這些研究包含了以歷史為依據的解釋，這些解釋強調決定階級傾向和階級行動的制度和文化因素。它們說明，階級利益并非不言自明的——就是說，并非是由其結構地位直接決定的——而且它轉化為政治行動的情況依制度和政治過程而定。這些研究提出“另一種可供選擇的研究方法，這種方法將行動者的認同和利益感知視為可以爭論的，視為通過政治活動、通過將包括階級結構在內的社會結構與政治行為聯系在一起的組織和意識形態機制而構成的”(Aminzade 1993,6）。

　　這些對歐洲早期工人階級形成的研究得出的幾點發現，與我們對韓國階級形成的研究有關。第一點發現，是手工業工人(artisans)和手工業文化、組織所發揮的作用。研究者證實，在19世紀歐洲的工人階級抗議中發揮領導作用的是手工業工人，而不是工廠工人（例如，Aminzade 1981,1993;Biernacki 1995;Calhoun,1981;Hanagan 1989;Jones 1983;Moore 1978;Sewell 1980）。在法國、英格蘭，某種程度上在德國，手工業工人曾通過為工人斗爭提供領導、組織資源和語言，領導著工人階級運動。正如湯普森注意到，“在很多城鎮，勞工運動得到的思想、組織和領導的實際核心，是由制鞋工、織布工、馬具工、車馬套具工、圖書銷售工、印刷工、建筑工、小商人等等這樣的人提出和構成的”(1963,193)。威廉•塞韋爾同樣認為，“19世紀的勞工運動是從手工業工場（craft workshop）中誕生的，而不是從昏暗、魔窟般的工廠（mill）中誕生的”( Sewell 1980,l）。

　　為什么手工業工人在抗議中發揮這樣一種重要作用呢？巴靈頓•摩爾解釋道，“手工業工人對自己作為人類的權利受到攻擊感到道德上的義憤。喪失了據稱是古老的權利，構成了他們的悲憤感的核心”(Moore 1978,152）。塞韋爾也認為，手工業工人的反應首要的是社會上的和道德上的，而不是經濟上的，而且，“手工業工人的階級自覺行動傾向，很大程度上是社會對其勞動的某種理解造成的后果，這種理解是在中世紀和現代早期城市中產生的公司制度或者說行會制度中產生的”(1986,53）。從他們的互助文化當中，手工業工人吸取到了物質的、社會的和組織的資源，從而在對無產階級化做出反應時形成強大的集體行動。

　　19世紀法國和英格蘭階級形成與韓國階級形成有關的第二個方面，是1830年法國革命的重要影響，特別是其意識形態影響和政治上的話語影響。湯普森注意到，“1830年的法國革命對人們有著深遠的影響，不僅使倫敦的激進派（London Radicals）感到震動，而且使遙遠工業村落的工人階級改革家感到震動”(Thompson 1963,829）。羅納德•阿明扎德認為，這場革命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影響是將“民主制度的遠景置于歐洲政治生活的中心”(Aminzade 1993,3)很多學者指出，這場法國革命最重要的后果是傳開了一種新的政治文化和語言。這種文化和語言包含著平等、自由、契約、個人主義和公民權等內容。艾拉•卡茲涅爾森寫道，“這場革命從根本上改變了工人思考和談論階級的方式，它創造了新的公民和權利等范疇；它營造了新的具體形式的契約和主權；它大量產生了論證政治合理性的新詞匯”(Katznelson 1986,34）。塞韋爾也認為，“19世紀30年代初的大轉型，創造了后來的工人運動發展所依賴的知識、語言和組織空間。這些轉型第一次確立了階級意識的話語和制度上的習慣做法，這些話語和習慣做法在后來的幾十年里為工人所進一步發揮”(Sewell 1986,64）。

　　在階級政治學研究中受到重視的第三個方面，也與韓國的階級形成過程有關，即政治制度（political institutions）在階級組織和階級行動中所發揮的關鍵作用，尤其是政黨所發揮的關鍵作用。這些研究指出，各種集團并不是按與其階級地位相一致的、似乎注定應由它們發揮的政治角色來行動的【卡茲涅爾森(1986)認為，在分為多個層面的階級形成過程中，最值得爭議的環節是階級傾向如何向階級行動的轉化，而在這一至關重要的接合點上，政治制度通常發揮著決定性作用。】。相反，政治認同和政治忠誠是通過某種政治過程創造的，在此過程中，政黨和國家結構發揮著關鍵作用。湯普森的研究（1963）描述了各種政治集團是怎樣對工人政治傾向和集體認同的發展發揮作用的，盡管有些政治集團尚未形成政黨。阿明扎德對法國階級政治的研究表明，“19世紀中期共和主義（Republican）黨通過培育工人集體行動的能力，通過鼓勵某些形式的政治參與，在工人階級形成過程中起到了決定性作用”(1993,14）。在歐洲和美國，各種政黨在決定政治認同的可能來源和明顯程度方面發揮著多種不同的作用，但總的來說它們為剛出現的工人階級運動提供了重要的組織資源（Hobsbawm 1984;Katznelson 1986;Kacks 1986;Zolberg 1986）。

　　與歐洲早期的經驗相比較，韓國工人階級是在一種極其不利的文化和政治環境中誕生的。在那些被人們確定為曾經在歐洲工人階級形成過程中至關重要的文化和制度促進因素當中，有很多在韓國并不存在。首先，重要的是要指出，韓國工人階級沒有任何濃厚的手工業文化。不僅手工業生產在韓國傳統社會中無足輕重，而且手工業工人在儒家體系中的社會地位很低。事實上，在朝鮮王朝（我國稱“李朝”——譯注）時期，很多手工業工人是從奴隸中征用的，目的是為宮廷和貴族生產紙張、用具、特殊服裝和其他奢侈品。因此，一代韓國產業工人在沒有文化和組織遺產的情況下經歷了無產階級化。沒有互助的文化，沒有對手藝的自豪感，沒有對自主性和獨立性的珍視，簡言之，沒有形成積極的自我認同所依賴的文化和制度基礎。

　　歷史饋贈給韓國無產階級的是與那些從事體力勞動而不是從事獨立農業勞作的人們相聯系的當代地位。由于沒有社團習語(corporate idiom)和社交文化，韓國的新無產階級是作為被原子化和被改變生活方式的工人而納入到新工業制度當中的。另一方面，韓國從19世紀末以后經歷的巨大社會政治變動便得韓國人具有高度的適應性和靈活性，因此使韓國工人能夠更加容易得多地適應了領工資的工業工作。工人帶有心理上的警覺性，有著艱苦工作的習慣，期望值低，除了家庭或血緣關系圈子之外沒有集體認同感。

　　與文化因素相比，韓國的政治、意識形態和話語環境對工人階級的形成甚至更不利。朝鮮半島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位干冷戰的中心。戰后一段時期里韓國的政治動蕩，隨著兩個相互敵對國家的形成、南部左翼力量被徹底破壞而結束(Cumings 1981)。在這一國家形成過程中，(1945年8月從日本殖民統治之下光復后不久出現的）具有戰斗性的左翼工會被右翼力量和美國軍事政府徹底摧毀，沒有給新一代韓國工廠工人留下任何建立他們的運動所依賴的組織基礎。這種戰后初期的經歷，為未來工人階級運動留下來的是不幸的遺產——勞工動員被等同于共產主義鼓動，以及人們擔心因參與被懷疑為親共的活動而受到審判的恐懼。在這種緊張的冷戰環境中，反共總是壓倒一切的意識形態（有關這方面的卓越分析，參見Choi Jang Jip 1989）。它給了隨時可以利用的壓制政治自由和公民自由權利的理由，并成了控制勞工活動和政治異議運動的強大工具。這種環境也剝奪了政黨對勞工的支持。甚至直到90年代末，由于擔心被貼上同情共產主義的標簽，韓國仍沒有任何政黨謀求使自己認同于勞工或對工人階級運動給予組織上的支持。

　　影響韓國工人感知工業經驗的主導語言是由國家機器提供的，其中包含著民族主義、家族主義、和諧和國家安全等語言。國家從“祖國現代化”這一國家目標的意義上定義經濟發展，將其定義為一項使國家富裕和強大的工程，以便保護自己不受敵對的共產主義北方和其他外國強權的威脅。它將工人的辛勤工作和犧牲表彰為愛國行為，同時將具有戰斗性的工會描述為打破產業和平、破壞國家經濟發展進程。工廠工人被稱為“產業戰士”、“產業大軍”和“出口的領導力量”。“產業戰士”這一標簽，反映了國家將工廠工人的認同定義為士兵的企圖，這些士兵參與到反對外國競爭者的經濟戰爭之中，愿意為了國家的光榮而犧牲自己。產業關系也時常被等同于家庭關系．這種關系以相互信任和為了集體的利益犧牲自己作為基礎。由國家提出的口號“對待工人要像對待家人一樣，做工廠的工作要像做自己的事一樣”，是韓國工廠中時常能聽到的說法，寫在了全國幾乎每一間工廠的大門口。國家還通過國家教育計劃，大力宣傳勤勉、忠誠、工人與管理方保持和諧等傳統的儒家倫理。

　　因此，很明顯，韓國工人階級運動是在一種極其敵對的文化和政治環境中發展的。無論文化因素還是政治因素都對工人認同的發展起到阻礙作用。工人被歧視為卑下的、可輕視的對象，而且他們從他們的文化中沒有繼承任何關于集體認同和組織的語言。直到80年代中期，韓國工廠工人還常常被稱為“打工妹”（孔順尼）或“打工仔”（孔多里），二者都有這樣的含義：他們卑下、可輕視的地位可以與仆人相提并論。政治和意識形態環境也阻礙工人在共同職業興趣基礎上形成自己的認同。用阿爾伯特•希爾施曼（Hirschman 1971）極有用處的術語來說就是：在這種環境下，韓國工人的主導取向是“脫離”(exit）而不是“表達”(voice)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他們想盡快離開工廠工作這種悲慘世界，盡快擺脫受鄙視的工廠勞動者的地位。以某種積極的態度將自己認同為工人或工人階級的成員，在這種文化和社會環境中是極其困難的。

　　因此，韓國工人階級形成的一個關鍵方面，是韓國工廠工人克服受鄙視的“勞動者”（如“打工妹”和“打工仔”）這種文化形象和國家強加的“產業戰士”標簽、形成他們自己作為工人（勞動者）的集體認同的方式。本項研究中的一個主要假定是，工人階級認同在韓國這樣的社會是比其他社會更值得爭論的，在這里，文化和政治壓制扭曲了這種認同的發展。因此，要探索的中心問題是：韓國工人是如何能夠克服這些文化和政治障礙并鑄造一種強大的工人認同的？什么樣的結構條件和人口條件促進了這一進程？工人在工廠親身經歷的體驗，使他們能夠以如此驚人的勇氣和強烈情感抵-制家長制權威，這種經驗是什么？他們從哪里吸取文化和組織資源來形成新的集體認同和政治覺悟？本書描述了在過去30年快速工業化期間韓國工人階級運動和集體認同的發展情況。對韓國工人階級的形成而言，20世紀80年代是特別重要的時期。在調研這些問題時，我的研究方法并不假定韓國工人階級的形成過程到80年代結束時或者說到90年代后期已經完成。階級形成，曾被理解為“比較具有凝聚力、意識到其在社會結構中的地位、愿意并能夠采取行動影響這種地位的工人階級的出現”(Katznelson 1986,11)，這是一個開放性的過程；而且在我看來，試圖確定階級形成什么時候已經發生或者說沒有發生，是沒有用處的。正如儒爾根•柯卡認為的那樣，重要的是要認識到“階級總是處在形成和消失、進化和退化的過程之中”(Koeka 1986,283）。似乎可以肯定的是，80年代期間，韓國工人集體認同和意識中發生了某種重大變化，這種變化不僅表現為他們爭取建立工會斗爭的模式，而且表現為他們使用的語言和他們參與的文化活動。簡言之，我認為，韓國工人階級形成過程在20世紀80年代期間發生了重大變化，這些變化是70 年代開始的變化累積的結果。

　　我這項研究的主要資料來源是韓國工人和勞工活動家留下的豐富材料。幸運的是，80年代期間韓國活躍的和高度政治化的勞工運動留下了大量有關工人斗爭發展情況的材料。這些材料的主要部分是由那些直接或間接卷入韓國勞工運動的知識分子和政治活動家寫下的。從70年代后期以來，學生活動家和持政治異議的知識分子便開始與基層工會運動建立起了密切聯系，他們記下了大量有關工會運動、有關雇主和政府壓制行動的情況。此外，韓國工廠工人自己也以作文、詩歌、劇本和有關抗議行動的集體報告等形式寫下了很多材料。很慶幸，他們寫下的東西當中很多現在仍可以利用，因為幾位小出版商已經將工人分散寫作的東西收集起來，并于80年代將作文和報告等結集出版（例如，Chang Nan-soo 1984;Chun Chum-suk 1985;Kim Kyong-sook eral.1986;Suk Jung-nam 1984;Song Hyo-soon 1982;Yu Dong-wu 1984; Lee Dal-hyuk 1985）。

　　過去十年里，我還對工廠工人、工會分子和勞工問題專家進行過很多訪談，了解到很多情況。通過這些訪談，通過閱讀和思考他們寫下的東西，我對韓國工人抗議和工人階級形成的理解慢慢地發生演變。此外，我還廣泛吸取了一些韓國知識分子寫下的很多分散的材料，這些知識分子曾在80年代參與民主工會運動。他們的分析常常集中在特定問題上，反映了這些活動家的觀點，而且通常是為了實用的目的而不是分析的目的寫下的。他們寫下的東西，為研究韓國工人階級形成的學者提供了價值難以估量的信息和富有見地的看法。

　　有關韓國勞工運動，有豐富的韓文材料可以利用，與此明顯不同的是，有關這個主題的英文文獻極其罕見。有關這方面的著述，除了迪約（1989）的比較研究之外，專門關注當代韓國勞工運動的書只有3本。第一本，崔章集(Choi Jang Jip)著，對從20世紀60年代直到70年代末韓國控制勞工的合作主義體系的演變進行了卓越的分析。第二本，奧格爾（Ogle 1990）著，這是由一位前美國傳教士寫的，他在開展韓國面向勞工的布道工作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并對軍事獨裁政權之下韓國工人的苦難做了第一手的生動描述。第三本是金承慶（音，Kim Seung kyung 1997）寫的，根據作者在一家電子廠的經歷，描述了80年代后期馬山出口加工區女工的斗爭，還有少量其他著作，在比較寬泛地探討韓國或其他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時，作為研究的一部分探討了壓迫勞工和勞工斗爭等問題，但他們關注的焦點通常僅限于韓國勞工的某個方面，而且總的來說缺乏分析深度（例如，Bello and Rosenfeld 1990;Kearney 1991;Hart-Landsberg 1993)。在美國和其他地方，人們還寫過幾篇有關韓國勞工的博士論文（例如，Cho Soon-Kyoung 1987;Kim Yong-Cheol 1994;Lee Jeong Taik 1987;Lee Eun-Jin 1989;Suh Doowon 1998）這些材料都放在一起，仍可以說有關韓國勞工的文獻只是有關韓國發展的巨量文獻當中的淪海一粟。

　　與討論發展的文獻中關于東亞勞工的普遍觀念形成有趣對照的是，在這些關于韓國勞工的文獻中存在一種普遍性的傾向，即程度不同地認為韓國勞工戰斗性的興起是理所當然的。在韓國人的著述中情況尤其如此，他們大多數與工會活動家和社會運動團體有著密切聯系。考慮到工廠工人在日常生活中承受著極其嚴重的剝削和欺凌，在這些知識界觀察者眼中，工人的階級對抗和集體行動傾向必定是自然而然和不可避免的。因此，韓國分析家的著述大多數首先感興趣的是凸顯剝削勞工的異常嚴重程度和國家對勞工行動的殘酷鎮丫。在他們的著述中，獨立工會運動通常被視為國家壓制性的勞工政策和政府控制下的官方工會未能代表工人的必然結果。因此，在這些文獻中表現出的普遍存在的階級關系觀念是一種化約主義（reductionist ）和本質主義的（essentialist）假定，即假定階級或多或少地是自動地從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結構中出現的。

　　在研究韓國以及其他社會中工人階級運動的發展時，我認為這種化約主義和本質主義觀點是不足的。其他東亞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中同樣類型的資本主義工業化并沒有產生同樣一種階級反應，盡管實際上存在著同樣強度的勞工剝削和壓迫。這告誡我們，不要假定以共同階級認同為基礎的階級行動會自然地從國家領導的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出現。無論是比較性的觀點還是現有的階級形成理論都表明，必須將階級認同和階級意識的發展理解為一種值得探討的現象，理解為某種也許發生也許不發生的事情，要取決于其他因索如何在工作基礎上形成的經驗與意識這二者之間進行調節。這顯然是我們前面評論過的有關歐洲和美國工人階級形成的文獻中指出的最重要觀點。
本書展開的敘事表明，韓國勞工戰斗性和工人高度政治意識的最終根源是工廠中極度濫施權威和專制霸道的工作關系。工廠工人體驗到了強烈的不公正感覺，對于管理方的專制主義積蓄了強烈的憤恨。由于受到地位高于他們的人以及其他社會成員的鄙視性對待，工廠工人的感情還受到深刻的影響。因此，韓國工人的悲憤感是從多種壓迫原因中產生的，而不是單純從低工資和糟糕的工作條件當中產生，這對女工來說尤其如此。他們不僅受到經濟上的剝削，而且受到文化和符號上的壓迫。因此，在韓國工廠中，階級剝削、性別壓迫和屈從的地位一起產生作用，造成了工人強烈的挫折感和對專制管理者的憤恨。韓國工人的反應因而通常是高度情緒化的和以道義為依據的。20 世紀70年代分散爆發的工人抗議，更多的是因他們對自己在工廠中的經驗的文化反應而生，而不是因試圖做出改善經濟狀況的合理努力而生。他們最迫切得到的是得到像人一樣的待遇和公正，而不是提高工資或改善工作條件。在這方面，我們看到韓國工人和早期歐洲工人之間存在某種類似性，因為在這兩種情況下，某種公平的道義感在決定工人對他們的無產階級工作關系的反應方面都起到了關鍵性作用（Thompson 1963;Moore 1978）。

　　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期間發生的勞工抗議數量很少，而且很大程度上是無組織、自發和防衛性的。這些杭議很少有某種強大的集體認同感和團結意識的支撐，而且它們很容易控制。然而，從70年代后五年開始，兩個重要過程開始發生作用，極大地推動了工人階級認同和意識的成長。第一個是結構化的過程：工廠工人人數迅速增長，他們在空間上集中在少數幾個工業中心區，這些區域越來越以重化工業為主。第二個是活躍的社會政治運動，它們發生在工業領域之外，但從70年代后期開始與基層勞工斗爭聯合在一起。這兩種進程大大地提高了韓國工人階級的結構能力和空間能力，并為形成一種新的集體認同和階級意識大大增加了他們的文化和組織資源。

　　韓國工業化的主導模式——快速性、壓縮性和高度集中性——與韓國迅速的階級形成過程有著很大關系。60年代初開始的出口帶動工業化在70年代加快了其步伐。這一時期，不僅工人階級隊伍大為擴張，而且其空間集中性變得更為突出。幾乎所有的制造業工廠都位于大城市地區、少數幾個工業區、漢城周圍和沿海地區新出現的工業城鎮。這種集中在城市地區的工業發展必然引起大規模的農村人口外遷。在韓國，遷居者最大的可能性是永久性移居，沒有再回到農村的意圖。因此，這種工業化的集中模式有助于在產業帶周圍形成工人階級社區，這里居住著全日工作制的無產階級，他們意識到他們的余生注定只能在城市從事工資工作。那些有關工人階級形成的文獻表明，布局緊湊的工人階級社區在大多數國家社會中都為工人階級斗爭提供了重要的資源，無論西方和東方都是如此（Calhoun 1981;Hanagan 1989;Gutmam 1977;Perry 1993）。某種類似的過程在80年代初的韓國開始發生，這是70年代高度集中的工業化造成的結果。

　　另一個過程，可能也是更重要的過程，發生在產業領域之外。從70 年代下半期開始，高度政治化的知識界開始與工作場所的抵抗運動聯系起來。

　　在支持基層勞工斗爭方面，社會中的兩個群體發揮著特別重要的作用。一個是受進步主義神學方針如拉美解放神學影響的教會組織。這些基督教組織利用它們的國際網絡和它們在社會中相對安全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地位為勞工活躍分子提供指導和庇護。它們還開辦工人夜校，組織小組活動，在此，工人有機會分享他們的經驗，在他們之間形成某種認同感和團結意識。在韓國，組織工會的意識最先是通過這些活動產生的，第一個基層工會活躍分子團體也是如此。具有重大意義的是，這些工會活躍分子大多數是在服裝、紡織和電子行業就業的女工，他們從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前五年領導著基層勞工運動。因而，韓國勞工運動最令人感興趣的方面之一，是輕型制造行業中的女工發揮的獨特作用。因此，為什么婦女在韓國勞工運動中發揮這樣一種重要作用，是本書要探討的一個重要問題。

　　從80年代初起，學生接過了由教會團體發揮的角色。韓國學生在韓國現代政治史中曾發揮很積極的作用。在1961年起為期30年的軍事統治時期，他們是韓國人口中最活躍和最關心政治的成分。學生的政治行動主義70年代中期開始傳播到工業領域。80年代初，大批學生進入工廠，目的是在工人中間提高他們的階級覺悟，幫助他們組織獨立的工會。這些學生出身的工人參與到很多勞動爭議當中，有助于使勞動沖突政治化，增強工人的政治意識。

　　韓國工人階級運動還因為一場社會運動的發展而得到巨大幫助，這場社會運動稱為“民眾（人民）運動”，它開始于70年代中期，在80年代初期開始成為一場主導性的知識分子潮流。這場廣泛的民粹主義運動由持不同政見的知識分子和學生領導，目的是在工人、農民、城市貧民和進步知識分子之間建立反對獨裁政權和經濟不公正的廣泛階級聯盟（Koo 1993,Abelamnn 1996;Wells 1995）。這場運動同時是一場政治、社會和文化運動，提倡民主、分配公正、民族文化認同和民眾在歷史中的作用等民粹主義思想.通過從某種“民眾”的視角重新解釋韓國歷史和重新利用韓國本土文化，它傳開了新的政治語言和文化活動形式。這種新的語言和文化形式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覺悟，有助于通過幫助工人用新的眼光看待自己在社會和歷史中的作用而形成一種積極的工人認同感。在缺乏內部文化資源和面對強大獨裁國家機器的情況下，韓國產業工人從市民社會中活躍的社會政治運動吸取意識形態的、政治的和組織上的支持。
因此，與其他東亞小龍勞工運動相比較，韓國勞工運動最有趣的方面之一，是在工人的基層工會運動與由學生、知識分子、教會領袖和持政治異議政治家領導的爭取民主政治運動這二者之間形成的密切聯系。是什么因素造成兩個層面即工作場所層面和政治層面的斗爭如此密切地聯系在一起呢？我認為，答案就在于國家的作用。它是韓國“遲發工業化”(late industrialization)的經濟、政治和社會進程的主要決定性因素。韓國深度侵入社會的國家機器，從幾個方面塑造了勞動關系和勞動沖突。首先，韓國國家的發展戰略對韓國企業中的產業關系產生了直接影響。樸正熙政府采取了一種加速而不是均衡的經濟增長戰略，試圖在經濟成績的基礎上宣稱政權的合法性。以這種增長為導向的政治經濟學，鼓勵韓國資本家采取一種擴張主義的積累戰略；他們主要關注的是確定并抓住利潤豐厚的投資機會，同時取得由國家控制的資金供應。因此，發展一支投入的、富有生產能力的工作隊伍，是大多數韓國工業家關注的次要問題。特別是，直到80年代中期以前，勞動力供給一直十分充裕。

　　國家對工作場所的勞動關系也有著比較直接的影響。整個70年代或80年代，韓國政府以一種十分明顯的支持資本反對勞工態度處理產業關系。在政府對管理方習慣性地違反勞動法視而不見的同時，它卻在鎮丫任何勞動騷動的萌芽時十分迅速和殘酷。工人要求政府保護工人免受濫施勞動權威危害的呼吁通常遭到忽視，而雇主提出的阻止建立工會的干預請求往往得到很樂意的響應。這種情祝自然造成的后果便是工人的政治化程度越來越高。國家權力的資本家本質太過于一目了然，在工人對自己組織成獨立工會的重要性有了起碼了解之后情況尤其如此。盡管人們通常將韓國勞動體制描述為一種合作主義制度，但其實際操作仍然是以殘酷爪制的控制形式為基礎，而不是以精心設計的合作主義制度為基礎。在大多數采用合作主義勞動體制的國家和地區，官方批準的工會被允許成為反映工人要求的渠道，與此不同，韓國政府首先感興趣的是保待工人的無組織狀態，并通過安全力量而不是通過政府的勞動部門控制工人。例如，與韓國形成對比的是中國臺灣的情況，在那里，“執政黨”深深地滲透到當地工會之中，并采取各種預防性措施確保勞工的被動和順從，而韓國政府首要依靠的是威脅和懲罰，同時利用安全意識形態來控制對勞工的宣傳鼓動（Shin Kwang-Yeong 1994）。這種排斥性的處理方法。通過將工會分子逐出產業領域一一很多工會活動分子被解雇，并被列入未來不予雇用的黑名單——造成了一批鐵了心的工會活動分子。而且，事與愿違，由于驅趕他們，使工人與政治活動家和學生激進分予之間形成了密切的聯系。因此，文化和政治在韓國工人階級形成過程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不是發揮了研究東亞發展的文獻認為它們所起到的那種常見作用一一即認為文化和政治是造成勞工順從和沉寂的因素一一相反，是勞工抵抗和提高覺悟的源泉。我對韓國工人階級運動的探討，論證了韓國的文化和政治權力同時既壓制了工人的認同感和覺悟，也提高了工人的認同感和覺悟。韓國文化中的前工業社會因素支持著管理者的家長制權威，同時對工人集體認同的形成起到阻礙作用，而對過去記憶的重新建構和民眾文化，則成廠鍛造反抗性的“勞動者”（工人）認同的重要文化工具【阿貝爾曼(Abelmann 1996）描述了歷史記憶和“民眾想像”。(minjung imaginery)在80年代韓國農民運動發展中的重要性。】。盡管國家的鎮丫政策限制了社會運動的政治空間和組織資源，但這些政策在促使勞動沖突政治化和促進勞工斗爭與爭取民主政治運動之間的密切聯系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正是在工作場所和市民社會中都發生的這些文化和政治的矛盾效應，推動了勞工戰斗性和階級意識的快速提高。這樣，在韓國快速工業化過程中，階級沖突的辯證法與文化和政治的辯證法密切地交織在一起。

　　在以下各章中，我將描述韓國工人如何爭取改善他們在工廠中的狀況，他們如何通過這些斗爭形成一種新的集體認同和階級意識。第二章將描述韓國60年代初開始的工業化轉型的性質，并展示韓國工人階級形成的結構條件。韓國出口導向型工業化以異常快速的、壓縮性的和地理上集中的發展模式為特征。該章考察了伴隨這一經濟變遷發生的無產階級化的主要類型，并考察韓國新出現的無產階級的社會特性和人口學特征。

　　第三章將更近距離地考察工人在工廠內部親身經歷過的體驗。根據工人的日記和作文，該章描述了70年代和80年代典型的韓國工廠中如何組織工作和如何行使權威，并描述這種工廠制度迫使工人特別是年青女工做出的身體和心理犧牲。工人的日記和作文中，充滿了對雇主行使權力時高度人治和專斷的做法和經常侵犯他們的自尊和社會認同的憤怒。該章還展示，他們不斷呼喊得到像人一樣對待，不僅是對極差的工作物質條件的反應，而且是對那種否定他們基本人類尊嚴的專制權威關系的反應。

　　韓國在60年代初發起了出口導向型工業化，但對這種產業經歷的集體反應到70年代初才開始出現。第四章的主要關注點，是受雇于紡織、電子和其他輕型制造行業中的女工領導的基層工會運動的第一階段。敘述主要圍繞工會化斗爭的兩個案例即東一紡織公司和Y.H.商事公司的工會化展開。它們既是女工表現出的驚人反抗精神的縮影，也是外部團體特別是教會組織在支持她們的斗爭方面發揮的支持作用的縮影。該章還展示了階級體驗和受到性別歧視的體驗如何融合在一起，使得年青女工能夠在韓國工人階級運動中發揮先鋒作用。

　　第五章跟蹤了80年代前5年發生的事件，在此期間，出現勞工運動被高度政治化的情況。學生在這一時期發揮了關鍵作用。“工人—學生聯盟”成了80年代學生運動的主導戰略，數以千計的學生離開學校進人產業領域，目的是提高工人的政治意識。這一章探索這一發展進程的原因及其意義。

　　第六章不再采用按年代史處理事件的方法，而是探索韓國工人對他們的產業體驗所做反應的獨特模式。分析的重點集中在文化和權力如何一起發揮作用來壓制工人的共同利益意識和集體認同。同時，集中分析工人怎樣得以形成“工人”（勞動者）這種集體共享認同，怎樣通過集體團結斗爭和文化活動表達他們的集體意識。該章還說明了一些獨特的韓國文化概念和歷史記憶如何發揮培育工人認同和意識的作用。

　　1987年，在工人認同、意識、人口構成、社會網絡等方面發生的累積變化，在一場勞工騷動的大規模爆發即工人斗爭中表現出來了。第七章描述了韓國工人階級運動中具有分水嶺意義的事件的發展情況，并敘述了它如何影響后來產業關系的發展。1987年工人起義開始后，發生了一些重大變化，包括勞工運動主要行動者的重大轉變——從主要由輕型制造業中的女工主導轉向由重化工業的男工主導——和工人斗爭目標、主題的重大變化。工人集體認同和階級意識大大提高，由于工會權力的增強，他們在市場中的地位顯著改善，他們在工作場所的影響顯著增強。

　　然而，80年代后期勞工取得的進展，在90年代受到了來自資本和國家的強大反攻。第八章描述了這一民主化和全球化時期發生的許多有趣變化。勞工戰斗性受到了先進管理方法的抑制，勞工運動也逐漸與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分離，變成了主要是一種經濟工會主義。新的資本積累戰略，促使以前同質性的工人階級因行業、部門和職業不同而四分五裂，淡化了其階級認同。與此同時，因全球化而必須進行的經濟結構調整，促使新的斗爭主要集中在工作職位保障之上。韓國的勞工斗爭和工會運動越來越喪失與以前獨裁主義資本主義相聯系的獨特政治模式和文化模式，逐漸趨同于其他工業社會流行的更具普遍性的工會運動模式。在世紀之交，韓國工人階級正處在十字路口，要么成為具有階級覺悟、從政治上組織的階級，要么成為優先考慮自己狹隘特殊經濟利益的四分五裂的工人集團。

第二章 產業大轉型

　　　　走啊，走，
　　　　別哭泣！
　　　　翻過那白色的、黑色的
　　　　讓人憧憬的山巒
　　　　踏上通往漢城之路，
　　　　步履沉重，
　　　　去出賣我的身體。
　　　　何時返回故里，
　　　　何時綻開笑臉，
　　　　松開緊束的發帶。
　　　　走啊，走，
　　　　別哭泣！

　　（摘自Kim Chi Ha,1970【本書中的幾首詩歌，是特意請沈儀琳教授直接根據本書的韓文版翻譯的。在此，向沈教授表示衷心感謝。——譯者）

　　為韓國出口導向型工業化提供便利條件的一個主要因素是不存在強大的組織化勞工。韓國勞工力量的薄弱，并非只是由于儒家文化傳統。日本殖民統治期間和殖民統治結束之后不久韓國勞工曾被動員過，他們在40 年代后五年要比在60 年代和70 年代更強大、更具有政治取向。但殖民統治結束之后的一系列地緣政治事變完全摧毀了這一強大的左翼勞工運動，為后來一段時期里走上排斥勞工的發展軌跡鋪平了道路。到60 年代初發起實施出口導向型工業化戰略的時候，組織化的勞工已經被徹底削弱，使新一代產業工人作為原子化的勞動者進入到出口行業中，他們沒有任何組織資源或文化資源來保證在新的工業秩序中得到像樣的地位。

　　韓國快速的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這種勞工狀況以及20 世紀60 年代有利的外部經濟條件。自60 年代初以來，韓國經歷了一場深刻的社會經濟轉型，其重大程度并不亞于波拉尼（Polanyi 1957）描述19世紀歐洲時所說的“大轉型”。快速工業化伴隨著大規模的無產階級化，使千百萬農民和他們的子女變成城市工業中領工資的工人。這是世界已知的最快速、最具壓縮性的無產階級化過程之一，在一代人的時間里造成了在大多數歐洲國家社會用一個世紀才完成的大規模變遷。韓國工人階級運動的演化，與這一快速的、地理上集中的無產階級化過程密切相關。

　　本章大致總結了韓國勞工運動的歷史經驗，并描述了韓國政治經濟的發展和無產階級化過程。它使我們對歷史背景和結構脈絡有一個基本了解，韓國工人階級正是在這種背景和脈絡中興起的。而且，他們正是在這種背景和脈絡下，在這個快速變化的社會里謀求形成一種正面的認同。

　　一 早期對勞工力量的徹底削弱

　　現代韓國勞工運動隨著日本殖民統治晚期（1910~1945）的迅速工業化而開始。盡管日本在朝鮮的殖民政策首先是為了最大限度地榨取農業剩余產品，但日本在亞洲的軍事推進需要在朝鮮半島擴大工業基礎，因而對采礦、化學工業、鐵路建筑和水電廠等做了大最投資，而且所有這些均納入了日本的戰爭需要。韓國工廠工人的人數迅速增長，從1921 年的4 . 9 萬人增加到1925 年的8 萬人，1930年增加到10.2萬人（Kim Yun-hwan 1978,67;另見（'hung Jin-Sung 1984）。這些工人的大多數為日本雇主所雇用（大型工業企業大部分為日本資本家所有）。

　　勞工運動從20世紀20 年代初開始出現，并卷入了不斷發生的針對日本和管理者的勞動沖突中〔見Kim Yun-hwan and Kim Nak-jung 1970;Park Young-Ki 1979〕。30 年代勞動爭議的數量甚至超過了60年代和70 年代的數量。例如，1920 年發生勞動爭議81起，涉及4599 名參與者。1930 年，數量增加到160起，涉及工人1.89 萬人以上。這一時期勞動沖突的高峰是1929年的元山總罷-工，這是一場由2000 名左右的工人發起的為期三個月的艱辛斗爭。不過，這一殖民統治時期發生的勞工運動并非僅僅是經濟斗爭，而是反對日本殖民統治的獨立運動的一部分。當然，殖民政府不允許這樣一種具有政治目標的勞工運動繼續增強力量，因此從30 年代開始對其進行大力鎮壓。結果，殖民主義時期的后幾十年期間的韓國勞工運動仍處于地下狀態，與共產主義運動有著密切聯系。

　　1945 年8 月韓國從殖民統治下光復后，勞工運動在比以前更強大的組織和領導之下浮出水面，在光復之后的三個月內，在傘形組織韓國勞動組合全國評議會（“全評”）之下形成了強大的左翼工會，甚至在這一全國性的組織形成之前，韓國工人在工廠層面上就已經十分活躍，全評接管和管理著很多日本所有者留下的工廠。隨著全評的形成，勞動沖突迅速增加，不時與警察和美國占領軍發生沖突。在1945 年8 月至1947 年3 月間，發生了2388 次勞工示威，有60萬人參加。這是1987 年以前韓國勞工運動史上暴力性最強的時期（見Kim Yun-hwan and Kim Nak-jung 1970;Park Young-Ki 1979）。

　　然而，強大的勞工運動延續的時間并不長。1946 年3 月，右翼集團在美國軍隊的支持下建立了一個新的勞工組織大韓獨立促成勞動總聯盟（“大韓勞總”）。大韓勞總沒有基層基礎，對增進工人福利并不真正感興趣。毋寧說，其惟一目的是與左翼工會競爭并最終摧毀左翼工會。在左翼工會與右翼工會之間發生了很多沖突，漸漸地，全評被警察、右翼工會和美國軍事政府聯合起來的力量所破壞。對左翼勞工運動的致命打擊，發生在1947 年1 月的一場大規模鐵路大罷-工期間。這場左翼與右翼勞工團體之間的血腥對抗隨著共產主義勞工領袖被部分戕害而結束；他們當中，數百人被殺死或被處決，數千人被監禁。1947 年3 月，美國軍事政府宣布韓國共產-黨為非法，這宣布了已經被削弱的共產主義勞工組織的終結，從而也結束了積極動員韓國勞工運動的第一個時期。

　　韓國建立第一共和國（1948~1960）之后的12 年，標志著韓國勞工運動的最低點。一系列的事變——民族分裂為兩個敵對國家（1948）和朝鮮戰爭（1950~1953） ，隨后歇斯底里的反共氣氛——給獨立勞工運動造成了一個敵對的環境。在李承晚政權之下，大韓勞總很快蛻變為腐敗勞工領袖的市場，并被改造為鞏固李承晚權力基礎的政治工具。1955 年，它被正式納入自由黨，成了附屬于執政黨的左右手。在普通會員被遣散后，大韓勞總對組織支持李承晚的政治集會要比對提高工人福利更積極。李承晚政權1960 年因發生反對操縱選舉的學生起義而垮臺。在張勉領導的短命民主政府期間（1960~1961），這個國家出現了勞工騷動和工會運動的復蘇；1960 年勞動糾紛的數量從1957 年的45 起和1959 年的95 起增加到227 起，這些勞動糾紛當中，很多發生了街頭示威。工人建立了315 個新的工會，取得了15%~50％的工資增長。大韓勞總面對著普通會員的尖銳批評，并受到新建立的獨立工會全國勞動組合協議會（“全勞協”）【全勞協由一些與大韓勞總對立的獨立勞工領袖創立于1959年。到50 年代后期，由極其貧困的經濟狀況和工作不穩定程度的提高，可以看到勞工的易變性明顯在增強。然而，官方工會對這些似題完全視而不見。】 的挑戰1960 年11 月，一個新的勞工領導機構決定將大韓勞總與全勞協合并為一個新的全國性中心——韓國勞動組合總聯盟( “韓國勞總”）。這一時期一個意義特別重大的發展進程，是左翼白領工人工會的興起，特別是教職員工聯盟的興起，它向國家對學校課程的控制發起挑戰，強調在統一問題上的自由取向。這一時期，特別是激進的教職員工工會運動，體現了全評為代表的韓國勞工運動早期左翼遺產的復興。

　　這一勞動活躍的短暫時期隨著樸正熙1961 年6 月領導的軍事政變而結束。在新的強大國家機器和新的經濟環境之下，韓國勞工運動不得不一切從頭再來。留給新的勞工運動的遺產主要是消極的：當局可以輕而易舉地通過安保理由找到鎮壓勞工組織的借口，并在工人腦子里播下了深深的恐俱，害怕因參與勞工活動而可能受到政治迫害。戰后的勞工斗爭不是一種值得自豪的傳統，而是成為只不過是一種應讓接下來的一代工人遺忘的糟糕記憶。事實上，勞工運動只有靠否定和割斷自己與光復后時期的危險傳統的聯系才能存在。

　　二 出口導向型工業化和勞動體制

　　發動軍事政變后上臺的軍政府在掌握權力之后采取的最初步驟之一，是對勞工組織進行重組。它解散了韓國勞總，逮捕勞工活躍分子并禁止勞動罷-工。三個月后，新建立的韓國中央情報部挑選出一批勞工領袖，讓他們建立一個新的韓國勞總。這個新工會的結構是按照行業界線組織的，官方批準的工會通過國家合作主義的方式被授予代表工人的排他性權利。不過，行業工會實際上不允許作為有效的勞工組織發揮功能。行業內部各個地方工會之間只存在薄弱的橫向聯系，實質上所有集體討價還價都是由單個企業的官方工會進行的。從法律上說，這些企業可以組織工作場所的工會，只是實際上從未實行過；甚至強制性加入官方韓國勞總的會員制度也從未受到過鼓勵，也從未實行過（Choi Jang Jip 1989）。

　　軍事政權還對當時的勞動法進行重大修改。韓國勞動法于1953 年在李承晚政權之下制定。第一個韓國工會法以美國1935 年的《瓦格納法》為樣板，規定組織化勞工可以采取相當自由和多元的方針。工會法和韓國憲法保證勞工的三項基本權利：結社、集體討價還價和集體行動的自由。根據這些法律，允許工人組成工會和在國家盡量不干預的情況下進行集體討價還價。工會還被允許從事政治活動。當然，李承晚政權對有組織勞工的實際行為與這些法律的精神背道而馳。由于朝鮮戰爭后可怕的經濟狀況和地緣政治狀況，這些自由的勞動法對推動形成強大的勞工運動沒有起到多大作用。

　　然而，在繼李承晚垮臺出現一個時期的活躍社會動員和勞工運動日趨政治化之后，樸正熙政權清楚地看到了組織化勞工的潛在威脅，并試圖限制勞工的法律權利，阻止有組織勞工與政治團體之間建立聯系，1963 年對《工會法》第12條的修改規定，工會不能從會員中籌集政治資金或將工會會費用于政治目的。另外，還對勞動法附加了若干限制條款，使工會發展組織和集體行動更加難以進行，同時擴大了國家干預勞動關系的范圍。不過，工人的三項基本權利與其他勞動保護措施一起保留了下來。與后來的情況相比，這一時期的勞動法總的來說是自由和民主的。樸正熙政權這個時候調整工會法和勞動法的主要動機首要的是政治上的，而不是經濟上的，就是說，是要保持有組織勞工的非政治化，切斷其與反對派政治團體的聯系。這樣就確立了一種新的勞動體制，以便為外向型工業化創造有利條件，這場工業化很快將迅速改變千百萬韓國人的工作生活。在這種新的勞動體制中，在面向世界市場的工業化的新背景之下，韓國工人階級運動進入了新的時期（Cho Seung-hyok 1988;Chang Myung-kook 1985;Choi Jang Jip 1989;Shin Kwang-Yeong 1994）。

　　在最初兩三年按進口替代性工業化戰略框架制定的某些政策未能成功之后，樸正熙政府在美國的強大影響之下，經過一些磕磕碰碰，最后采取了外向型、以出口為導向的工業化（EOI）為其主要發展戰略。這一戰略性轉變后來事實證明是一種明智的選擇。出口從1963 年的僅僅8700 萬美元猛增到1970年的8.35億美元，這一時期國民生產總值每年大約增長10％。制造部門增長率大約為每年19％。國家經濟和人們謀生的方式開始發生深刻的變化。城市領工資工人的數量迅速增多，從1960 年的130 萬人增加到1966 年210 萬人，到1970 年增加到340 萬人(Suh Kwan-mo 1987,169)。隨著經濟中發生這種變化，勞工活動逐漸從公共服務部門轉向出口制造部門，不過勞動糾紛數量的總水平仍然很低。

　　在制造業生產和出口取得令人印象深刻的增長之后，韓國經濟到20 世紀60年代末遇到了第一場重大危機，原因是嚴重的收支平衡問題和很多外國投資公司投資企業的失敗。人們對裁員、拖欠工資和關閉工廠做出反應，發生了頻繁的勞動糾紛。為了應對這場經濟危機，樸正熙采取了幾項異乎尋常的措施，為外國資本改善投資環境，并改善本國公司的財務組織結構。這些措施的一個關鍵要素是壓制性的勞工政策。1969年，政府頒布了“工會和外國投資公司勞動糾紛處理的臨時特別法”。新法令禁止外國投資公司工人的罷-工。這一行動，標志著樸正熙政權勞工政策的一個重大轉折點，同時也是由這一獨裁政權壓抑反對力量的政治需要所決定的。

　　臨近60年代末，反對樸正熙政權的政治力量隨著經濟危機而增強。在1971年的總統選舉中，盡管樸正熙動員了所有組織和金融資源，但他仍差一點就要敗給反對派候選人金大中。這也是地緣政治發生巨大變化的時期。尼克松1971年訪問中國發出了冷戰即將在亞洲結束的信號，而美國軍隊從韓國部分撤走引起了韓國政治領袖的極大關注。樸正熙對這些經濟和政治挑戰的反應是嚴厲的。1971年12月，樸正熙宣布實行緊急狀態，同時頒布了“國家安保特別措施法”。這些國家安保措施停止了憲法規定的三項工人基本權利當中的兩項：集體討價還價的權利和集體行動的權利。工人允許組成工會，但只能在很多新的行政限制措施之下進行。他們被剝奪了在雇主討價還價當中唯一有效的武器——采取集體行動的權利。1972年3月，政府又采取了新的限制措施——“國家緊急狀態下處理集體交涉措施”。這些措施擴大了被界定為屬于公共利益因而被禁止工會活動的企業的范圍；它還對行業性的工會活動做了進一步的限制。所有這些異乎尋常行動的高峰，是1972年10月實施韓國版的官僚獨裁主義，被成為“維新”體制。“維新”憲法關閉了所有政治空間，賦予樸正熙以擁有不受約束行政權力的終身總統地位。

　　這一極其不得人心的舉動，盡管暫時阻止了持不同政見政治活動浮出水面，但卻使樸正熙長期以來就已存在的政治合法性問題更加惡化。像以往一樣，樸正熙試圖淡化公眾的不滿，并以經濟成績來購買政治合法性。在1973 年1月的總統新聞發布會上，樸正熙對全國做出誘人的承諾，到該十年結束時，他將使人們迎來“l00億美元出口額、人均國民生產總值1000 美元和‘我有轎車’的時代”（在1979 年他遭到暗殺之前，他幾乎做到了這一點）。同時，他宣布了一份新的，雄心勃勃的重工業和化工工業工業化計劃。為了實施這一產業升級計劃，政府挑選了6 個戰略性行業（鋼鐵、電子、石油化工、造船、機械、有色金屬），向其輸送了給予巨額政策性補助的大量貸款。很大程度得益于1973 年第一次石油危機之后世界經濟中出現的有利轉折，重化工業在最初幾年出現一些結構性問題之后，在70 年代中期取得了不錯的績效。韓國公司從中東的繁榮中獲得了巨大利益，獲得了龐大的建設項目，并很容易得到條件優惠的貸款。韓國經濟也因參與越南戰爭而獲得巨大利潤。除了在越南服役的韓國士兵匯回國內的大量匯款之外，韓國商人從美國得到了很多有利可圖的合同，同時享有向美國市場出口的優惠待遇。

　　從1971~1980 年間，韓國經濟實現了每年7.8%的增長率，而制造部門則以4 .8 ％的年增長率增長。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從1971 年的289 美元迅速提高到1980 年的1592 美元（Economic Planning Board 1979）。伴隨著這種經濟快速增長，韓國企業組織的規模也有了驚人的擴大，尤其是那些“財閥”（家族擁有的大企業集團）公司。通過積極參與重化工業，通過憑借“一般貿易公司”的所有權而實施的進出口壟斷權，通過從事土地投機和其他商業投資，財閥集團得以在70 年代后半期積累起龐大資本。到70 年代后期，財閥公司鞏固了它們在韓國經濟中的主導地位。資本向財閥集團集中達到了這樣的程度，以至于在80 年代，最大的30 家財閥集團占據了總貨物運輸量的36 ％和全國就業量的22 .4 % (Lee Kyu-uck and Lee Sung-soon 1985,97）。為了了解整個快速工業化時期資本積累的這種主導特性及其對勞工狀況的影響，我們必須考察兩個至關重要的資本積累機制，二者均由國家所控制。第一個是來自國內國際的金融貸款的分配。正如很多研究韓國發展的學者所承認，貸款分配是政府控制企業的最重要手段（Amsden 1989;Soon Cho 1994;Jones and Sakong 1980; Eun Mee Kim 1997;Byung-Nak Song 1990;Woo 1991）。縱貫樸正熙政權的整個時期，國內利率要遠遠低于市場價格，在為適應通貨膨脹而進行調整之后，利率通常甚至為負數。國外貸款利率甚至更低。因此，獲得國內銀行貸款或外國信貸本身就成了利潤的一個主要來源。第二個機制是投資許可證的分配，特別投資于國家重點項月的許可證的分配（Kio Seok Ki 1987）。

　　這兩個機制是密切相關的：那些獲得重要投資許可證的人還通過政府控制的銀行獲得廉價的貸款，而那些能獲得大筆貸款的人又處在獲得新的有利可圖許可證的極其有利地位。在70 年代下半期，所有國內貸款的一半以上被作為利率優惠的“政策性貸款”分配給那些國家挑選出來的參與重化工業計劃重點項目的人物。在這兩種機制的關系網中，存在著韓國資本積累最關鍵的要素，即能利用國家權力。與以前的李承晚政權不同，樸正熙政權強調經濟績效是分配貸款和投資機會的主要標準（Jones and Sakot 、9 1980 ; A 。；deo 1989 ) ，但毫無疑問，是政治上的聯系而不是經濟能力決定著由誰參與利潤豐厚的政府施舍項目。

　　這些國家政策鼓勵韓國資本家采取一種雙重目標的積累戰略——一方面在制造行業進行生產性投資，另一方面進行投機性投資，特別是投資于土地所有權（Kim Seok Ki 1987;Jung Heo Nam 1993; Han Do-Hyun 1993）。韓國的尋租行為是普遍存在的，特別是在土地投機和私人借貸業務方面。大資本在這些領域最活躍，這己是韓國研究專家眾所周知的秘訣。由大企業進行的土地投機如此嚴重，以至于樸正熙和他的繼任者不得不對財閥集團的土地擁有量做出限制，有時甚至迫使他們賣掉已經購買的土地，不過這樣做總是徒勞無功（Jung Hee-Nam 1993）。這種投資環境給大多數企業造成了很糟糕的財務結構。韓國公司負債沉重，而財閥公司負債最重。縱貫整個70 年代和80 年代，韓國公司中普遍的企業戰略，是在隨出口市場快速變化的經濟中迅速轉向有利可圖的商業投資，而國家的產業政策也鼓勵這種戰略。

　　這種韓國資本積累模式，對韓國制造行業中的產業關系的形成有著重大影響。由于企業所有者主要關注的是發現新的細分市場（niche）并比對手更快地動員外部資金進入市場，他們對發展一支穩定的勞動隊伍或通過提供更高工資或其他激勵機制培養工人技能和生產力興趣甚少。在試圖通過剝削廉價勞工實現利潤最大化的同時，直到80 年代后期，韓國資本家對發展公司福利投資極少。對勞動隊伍的培訓，他們也投資不多。而國家通過由國家管理的技術學校和職業學校承擔了為整個勞動大軍提供培訓和提高勞動技能的責任（Song Hu Keun 1991;You Jong-H 1995）。

　　韓國工業家可以忽視人力開發的部分原因是相對充裕的勞動力供給，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80 年代初期。著名韓國勞動經濟學家裴茂基（Bai Moo Ki 1982）認為，韓國無限的勞動力供給到70 年代中期已經結束，盡管如此，直到80 年代中期，沒有跡象顯示大公司在錄用并保持勞動隊伍方面遇到問題。70 年代后期的確發生了熟練工人供給的嚴重短缺，迫使很多大公司競相從別的的公司挖走熟練工人和技術工人，但就半熟練工人而論，直到70 年代后期，農村和女性勞動力儲備大軍中仍存在相對大量的未利用勞動力儲備。我為進行本項研究而考察過的人種學數據顯示，直到80年代初，對紡織和電子行業雇用的很多工人來說，主要關注的仍是工作職位保障；管理者通常威脅開除卷入勞工活動的工人。另外一些調研70 年代或80 年代勞動力市場狀況的社會學家也不同意裴茂基的分析，認為真正的勞動力短缺直到80 年代中期才發生（Song Ho Keun 1991 ; Shin Kwang-Yeon 1999, 46）。

　　不管怎樣，韓國的國家發展戰略和勞動力市場的條件極大地促進了快速的工業擴張，而這些條件同時也成為嚴重障礙，起到了阻礙形成先進產業關系體系和改著大多數領工資工人工作條件的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說，樸正熙時代是資本家的天堂。不僅國際市場條件有利，而且奉行發展主義的國家也徹頭徹尾是親資本家的。只要這些資本家成功地執行國家的發展計劃，國家實際上就為他們做到一切。簡言之，由國家產業政策決定的擴張性積累戰略與國家強烈的親資本反勞工政策相結合，一起導致了產業關系中問題的深化，并導致了無依無靠工人積累起憤恨和怒火。

　　三 勞動隊伍的無產階級化

　　韓國的快速工業化給其經濟的結構和人們工作和謀生的方式帶來了急劇的變化。在20 世紀50 年代末，在出口導向工業化戰略起動之前，韓國主要還是一個農業社會，人口絕大多數住在農村，國內生產總值的大約一半來自于農業生產。隨著出口導向工業化的推進，農業占國內生產總鎮的份額急劇下降，從1960 年的39.4％降低到1980 年的14.6 % , 1990 年降低到9.0％。與此相伴的是，制造業的份額從1960 年的18.6 ％迅速增加到1980 年的44.4％和1990年的44 . 7 % ，而第三（服務）部則以緩慢的增長率增長，從1960 年的41.5%提高到1990 年的46.3 % （見表2-l）。

　　韓國經濟中的這種結構性變化，需要有勞動力的大規模部門間轉移。正如圖2-1 所示，50 年代后期韓國全部勞功力的4 / 5 由農業勞動人員構成，他們當中大多數是小自耕農和佃農。到1970 年，農業勞動力減少到了全部勞動力的一半。到80年代后期，5 個勞動人口中只有1人仍留在農業。因此，在僅僅30 年的工業化轉型之后，一個由小自耕農組成的國度變成了由領工資工人組成的國度。韓國在出口導向型工業化的30年里經歷的工業化轉型的規模可以與歐洲早期100年的工業化相媲美。【1841~1961 年間，英國農業勞動力從26%降到7% ，同時第二部門勞動力只有適度增長。從41％增加到44 %。1841~1962 年的法國，農業勞動力從53％降到22％。同時第二部門勞動力從25％增加到37％。在經歷了比英國速度更快的晚期工業化的德國，1882~1961年第一部門勞動力從50％降到16%，而第二部門則從32提高到45％（見 Bairoch et.al）。】

　　這一由農業到第二和第三產業的大規模部門間流動，必然包含著韓國勞動力快速的無產階級化進程（Koo 1990）。每一年，成千上萬農民和他們的子女離開農村地區，加入到城市地區無產階級化的勞動隊伍之中。韓國無產階級化的速度是驚人的：在60 年代初出口導向型工業化起動時，韓國只有不到200 萬領工資工人，而到了8 0年代中期，人數增加了4 倍，達到800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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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3年，掙工資者只占全部勞動力的31.5 %，而1985 年增加到54.2%。80 年代中期，在城市3 名勞動人員中有2 人是掙工資者。從1963~1985年這20多年的時期里，領工資工人在制造產業增長方面則要快得多，人數增長了7 倍多，從41.7萬人增加到310 萬人。商業部門和服務部門雇用的領工資工人增加了3倍多，從130萬人增加到450萬人，而農業中的領工資勞動者則從72.5萬人減少到43.7 萬人（見表2-2 ) 。

　　韓國和其他一些地方的出口導向型工業化戰略非常依賴女性勞力。無論是在農業還是非農業部門，而且無論從絕對數量還是從相對數量來看，韓國女性勞動力都有了很大增加。從1965~1980年間，非農業部門女性勞動力參與率從30.9％增加到36.1 % ，在農業部門則從41％增加到53％。在工業性工資勞動中，女工的參與率在同一時期也急劇增長。事實上，在婦女中的無產階級化速度甚至比在男人中更快。制造部門雇用的婦女人數增長了7 . 4 倍，從1963 年的18.2萬人增加到1985年的135.3萬人，而雇用的男人人數則增長了5 倍，從42 . 8 萬人增加到214 . 7 萬人。在直到70 年代中期以前的出l ］導向型工業化初期，女工數量的增長最明顯，但此后增長速度開始逐漸下降。1962 年制造部門只有18 . 2 萬名女工，而到1985 年數量增加7 倍多，達到140 萬人。相比之下，同一時期制造業中的男性工人增加不到5倍，從42.8萬人增加到210 萬人（Economic Planning Board 1974,1984）。1963年女工人數占全部生產工人的41 % ，到1976 年她們增加到占53 % ，然后在1985 年降低到占46 % （表2-3）。

　　女工一度集中在少數幾個輕型制造行業中。她們在紡織、服裝和電子工業等行業中占大多數，在金屬、工具設備制造和運輸設備等重工業中占一小部分。例如，在1985 年，女工占服裝工人的88 % ，占紡織工人的77 % ，占電子工人的68 % （Suh Kwan-mo 1987,171）。

　　女性工廠工人當中，絕大多數為16 ~20 歲或20 多歲的單身、半熟練工人。1966年，女性工廠工人當中的幾乎90％在29 歲以下，一半在20 歲以下。在80 年代，20歲以下工工人人數有了顯著減少，但女工中的2 / 3 仍在29 歲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阻礙女工婚后仍留在工廠就業。首先，勞動的強度和長工時加上加班，使得已婚婦女極難在工廠環境中工作。第二個也是更重要的因素，是雇主對己婚婦女的歧視性措施。由于由婦女從事的典型工廠工作需要相對簡單的技能和高度的勞動紀律性，雇主一般寧愿用新來的，年青的、順從的工人代替原來的工人，而且工資賬單上還可以有很大節省。

　　因此，女性工廠工人構成了一個高度同質性的群體，其特點是她們大部分出身農村背景，年紀青，單身，教育程度低，而且通常背負著支持貧困家庭的沉重負擔。從技能和她們從事的工作類型來看，她們也是高度同質性的。再者，她們高度集中在少數輕型制造行業和地理區域。這種人口學上的同質性和空間上的集中性對韓國女工積極參與勞工運動起到了很大作用，在后面各章中我們將談到這一點。

　　無論是在制造業活動中還是在生產工人當中，都有很大比例分布于利用大規模生產技術的大型企業之中。1985 年，韓國工廠工人當中幾乎2/3 乃是在雇用100 名以上工人的企業中就業，而1959 年只有l /3（見表2-4）。與此同時發生的是，在雇用工人人數少于20 人的工廠中工作的工人所占百分比在1959~1985 年間從33％降低到了10 % ，大型工廠在整個60 年代和70 年代一直不斷發展，不過到了80年代這種趨勢開始放慢，因為紡織、服裝、皮革產品等行業中的大型企業走向衰落，而且與大集團公司有聯系的分包企業的數量有了增長。

　　韓國的資本集中在韓國產業組織中造成了一種雙重性結構。韓國經濟的核心由30 家左右的財閥集團所代表。自70 年代中期以來，資本向這些財閥集團的集中過程以驚人的速度發生，因此到了1985 年，最大的10 個財閥集團占據了全國總銷售額的30.2％和總就業量的11. 7 %，最大的30.2個財閥集團則占據了全國總銷售額的40.2％和總就業量的17.6 %（表2-5）。

　　現在,讓我們看一看韓國無產階級的部門構成和人口構成中的變化。首先，請留意韓國工業中領工資工人的部門構成發生的重大變化。正如前面所指出，韓國經濟在70 年代中期發生了由勞動密集性輕型制造業向重化工業的轉型。與這一變化同時發生的是制造業勞動力構成的相應變化。圖二顯示了制造業勞動力當中發生的這種部門性變化。輕型制造業中雇用的制造業勞動力的比重，從60 年代中期到70 年代中期保持在大約60％左右，但到80年代中期卻降低到了47 ％。相伴而來的是，在重化工業中就業的制造業勞動力從1973年的39％增加到1985 年的53％。尤其是，從事機械、金屬制造和其他相關行業工作的勞動力在這一時期翻了一番，從占20 ％增加到占31 % ，與這一部門間變化同時發生的是女工在制造業中的比例相對下降，因為從事重化工業工作的勞動力大多數是男性。

　　與韓國工業擴張相聯系的另一個重要變化是韓國產業工人教育水平的不斷提到。以國際標準衡量，韓國勞動力的教育程度向來處于高水平【1982 年，在韓國學齡人口中，89％升入中學。其他國家的可比統計數字如下：巴西為32 %，墨西哥為54 %，阿根廷為59％，泰國為29 %，菲律賓為64 % , 日本為92 %，美國為97 %（見World Bank 1985）】。1974年，生產工人當中的大約47％受過中等教育。由于韓國工人教育程度的不斷提高，到1 984 年已經有69％受過中等教育（Economic Planning Board 1974,1984）。受雇于重型工業中的工人，尤其是受雇于大集團公司的工人，則有著更高得多的教育程度。例如，1984 年，在機械行業，高中畢業的工人占半熟練工人的59 % ，占熟練工人的90%( Kim Hyung-ki 1988,355）。

　　四 農業部門的變化

　　正如其他社會一樣，韓國工業化的早期階段主要從農村地區剩余勞動力中吸取勞動力。縱貫韓國工業快速增長時期，城市產業的拉力和農村貧困的推力一起觸發了勞工從農村地區向城市地區遷居。根據一項估計，1966~1975年間，大約有510 萬人從農村地區遷居到城市，1975~1984 年間又遷居了590萬人(Lee Young-Ki 1988)【另一項研究對離開農業的遷居規模提供了一個略小的估計數(Chang Sang-hwan 1988,152）。】。加起來，在出口導向型工業化的頭20 年間，大約總共有1100萬人離開農村前往城市，從農村地區的年流出率為4.7%。

　　結果，正如表2-6 所示，農業家庭戶數急劇減少。1967~1987 年間，總農戶數減少了28 %，從258.7萬戶減少到187.1萬。農業人口減少的數量實際上甚至可能比這些家庭戶數顯示的數量更大，因為很大一部分從農村遷出的移民是個人，他們的

　　家庭仍留在農村地區。例如，在1975~1985年間這一為期10 年的時期，農業人口下降了36 % ，但農戶數量只下降19 % (Lee Young-ki 1988)。在這一時期，農戶的平均規模也從5.6人減少到4.4人。

　　在個體移民當中，大多數是年輕人。從農村遷出的移民當中有2/3 在30 歲以下。因此，隨著時間的推移，農業勞動力顯著老化。50 歲和50 歲以上的農業勞動者的比例1965為18％，而到1985 年提高到40 % (Chang Sang-hwan 1988 )。因此，到80年代中期，很多韓國農戶由一兩個老人和他們生活、工作在城市并偶爾回來探訪的兒女組成。80 年代后期，在大多數農村地區已經很少能看見孩子，只是國家法定假日除外，這時候城市的孩子陪伴他們的父母探訪祖父母和外祖父母。農村的小學一個接一個地關閉，繼續辦下去的只有很少幾個孩子。

　　隨著農業工作的負擔越來越落到年紀大的人身上，婦女的農業工作量有了很大增加。有關勞工方面的統計數字在涉及農業工作時其準確性往往值得懷疑，當涉及婦女工作量的統計時更是如此。盡管如此，這些數字顯示出女性勞動力在農業中的參與率在1965~1985 年間從38％提高到45% (Chang Sang - hwan 1988）。因此，這方面的證據資料明顯顯示韓國經濟發展高度依賴女性勞動——不僅依賴她們滿足城市地區對工業勞動力的巨大需求，而且依賴她們在勞動力已經衰竭的農村地區使農業繼續進行下去。

　　這種大規模的農村向城市的遷移的關鍵機制是政府的農業政策。這種政策的方向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改變。樸正熙作為農民的兒子在其執政初期保持著某種強烈的支持農業取向，并實施了幾項大膽的措施來改善農民的狀況，如減少農民債務并穩定農產品價格（Park Jin-do 1988）。另外，在20世紀70年代，樸正熙政府還推行了“新村”運動，改善農村地區的基礎設施條件和環境條件，并通過提倡“勤勞、自力更生和合作”來提高農業生產率。但是，樸正熙政府農業政策努力的基本方向是保持較低糧食價格，以便相對廉價地養活城市領工資工人。除了70 年代初少數幾個年份之外，農民被迫以大大低于市場的價格出賣糧食——在整個60年代和70年代，價格大約為市場價格的85 % (Chung Young-ki 1984）。

　　有關韓國農業部門經濟狀況的統計數字顯示，在工業化過程中，韓國農民所處的狀況不斷惡化。從70 年代中期起，從事農業的家庭發現自己越來越深地陷入到債務之中，這部分原因是生產成本（購買肥料、機械等等）的提高，另一部分原因是消費品和子女教育的花費增加【從1975~1986 年間，農業收入增長了6.3倍，而農業生產成本提高了11倍。參見李水基（Lee Young-ki 1988,197）的著作。】。正如表2-7所示，農業收入可以承擔的家庭開支的比例從70 年代初起不斷縮小。1974年，普通農戶的農業收入能滿足家庭開支需要的124 %，但到了1981年，下降到93%。，隨后在1985 年下降到79%。80年代，在耕作土地面積小于1 公頃的農戶中，農業收入只能承擔農戶生活開支和生產成本的不到一半；只有耕作面積2公頃或2公頃以上的農戶才能從農業中掙到足夠的收入來保持自給自足。

　　韓國農戶收入增長遲滯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在農村缺乏非農業性的收入機會——韓國工業幾乎完全分布于城市地區。1970 年，農戶收入的大約1 / 4 來自于非農業性的來源（Chuang Young-ki 1984,63）。非農業收入1983 年增加到占農戶總收入的1 / 3 , 不過非農業收入當中的很大一部分〔1983 年大約占一半）為轉移性收入，大部分是已經移居城市的家庭成員的匯款。非農業性就業為農戶提供的收入朋年代只占農戶總收入當中很小一部分( 1983 年為14 %）。因此，很明顯，被韓國隨后各屆政府確定為一個主要政策目標的農村工業化很大程度只停留在紙面L ，對改善農村家庭經濟條件得多做得少

　　五 產業工人在空間上的集中性

　　農業的不斷衰落和農村地區沒有獲得非農性收入的機會，決定了離開農村的勞動力遷居的性質。年輕人在遷居到城市后，不太可能在城市就業一段時間后再返回農村老家，而這種情況在其他發展中國家是相當常見的模式。他們也無法從農村父母那里得到太多的經濟支持。不管他們是否喜歡，當年輕人離開他們的農村村落時，最有可能的是永久性移居城市，沒有返回的意圖或者說不存在返回的可能性。

　　因此，城市里的韓國工廠工人，不管他們來自農村地區還是 來自城市地區，都是一種完全投入的產業勞動力。他們當中很少人可以定性為“半無產階級”或“臨時工性無產階級”(parttime prolerariat) ，而這后兩種情況在發展中國家是經常可以看到的，指的是那些只是部分地投入工廠就業、與他們的農村家庭仍保持著緊密紐帶的人們（Wallerstein 1983;Gates 1979;Shieh 1992;Sen and Koo 1992）。

　　在這方面，韓國的無產階級化類型與中國臺灣的類型有著很大歧異。在臺灣，地理上分散的工業化為農村非農性收入來源創造了更大量的機會，因而產生了比較大量的臨時工性無產階級。而且，臺灣高度分散化的工業組織結構，包含著眾多的家族性小企業，使工人相對易于從工資性就業轉為自謀生路，因而削弱了工人對無產階級工作的投人。

　　另外，在韓國，移民工人不同的地區出身不會在城市無產階級當中造成很大的內部分野。例如，與中國不同，老鄉認同或“地方政治”在韓國勞動活躍活動中很大程度上并不重要（Perry 1993）

　　韓國制造業地理上的集中性是相當突出的。工業開發不僅遺忘了農村地區，而且遺忘了大多數較小的城市，而且它還繞開了一些地區，如西南部地區（全羅）和東北部地區（江原）。制造行業中的大部分位于沿連接漢城與釜山這條主軸兩側的大城市地區（見插圖二）。1984年，全部制造業工人的大約一半處在漢城一京仁地區（漢城，仁川和京畿道周邊地區），另外40%位于嶺南（東南部）地區，包括兩個主要城市釜山和大邱。70年代重工業的發展形成了幾個新的工業城市，如蔚山、馬山、昌原和木浦等地，它們都位于嶺南地區。而在這些地區和其他地區中，工廠又大部分集中的少數幾個小區域，它們被標明為工業區或工業園（團地）。例如，在漢城一京仁地區，80年代中期曾有12個工業團地，雇用19.2萬名工人就業（Choi Chang-woo 1987）。

　　漢城的九老工業團地是產業集中性的突出例子。這是位于漢城市區之外西南部的一個較小的區域。它是70年代初作為主要工業中心之一開發的。1984年，大約7萬名工人，或者說漢城制造業工人的1/3，在位于這里及鄰近的216家左右的工廠中就業。自然，這種工廠的密集性便于工人在廠際之間的工作流動和與鄰近工廠中的工人同伴進行聯系。大多數工人生活在工廠周圍簡陋、低矮的住房里，另外有一些則住在廠區宿舍里。正是在就業于九老工團的工人中間形成的緊密社會網絡，在形成80年代初的團結斗爭中起到了關鍵性作用。

　　結論

　　韓國以出口導向工業化戰略為基礎的快速經濟增長，很大程度上歸功于勞動力的兩個特征：第一個特征是高素質勞動力的充足供給，第二個是有組織勞工的薄弱。無論是歷史事變還是地緣政治事變都對造成這種狀況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日本殖民統治期間和緊接著殖民統治結束之后的一段時期內，韓國勞工都曾經被動員過，他們在20世紀40 年代后五年要比在60、70 年代更強大、更具政治取向。但是，這一強大的左翼勞工運動遭到破壞，為以后時期走上排斥勞工的發展軌跡鋪平了道路。

　　在出口導向型工業化過程中，無論在政治層面還是在工作場所，國家在控制勞工方面都發揮了主導作用。資本家既依賴國家控制勞工，也依賴它進行人力培訓，而沒有做出什么努力來發展成熟的產業關系體系。盡管工業化時代韓國的勞工控制體系可以視為一種國家合作主義形態，但在實際實踐中它與歐洲和拉丁美洲的模式并不相同，毋寧說，在處理工會活動方面，它極度依賴以國家安全為借口的、壓制性的和反對成立組織的方法。

　　國家的發展戰略也決定了工業發展的模式、韓國各種工業的空間分布模式和組織模式。韓國產業轉型存在的幾個重要特征，對韓國工人階級運動有著重大意義。第一個特征是產業轉型的迅速性。韓國工業化的速度和強度確實是驚人的，涉及由農村向城市地區的大規模移民和將千百萬農民子女轉變為領工資的產業工人。

　　第二個特征是韓國工業化以犧牲農村部門為代價、城市地區壓倒一切的特性。這種偏向城市的工業化模式加速了勞動力從農村向城市地區的流動，使工人成為永久性移民，幾乎沒有返回農村的意圖。因此，這個新出現的產業無產階級是一支完全投入的產業勞動隊伍，由那些程度不同地注定要在工業領域以領工資就業的方式度過余生的人們構成。

　　第三個特征是韓國工業化高度集中于城市地區的模式。韓國制造業經濟活動主要集中在少數主要工業城市，集中在這些城市中人口稠密的工業團地和產業帶。與此同時，韓國產業工人的大多數為大企業而不是由家庭作坊式小企業雇用。這種地理上和組織上集中的無產階級化模式有利于工人階級社區的發展，也有利于不同企業工人之間的密切社會網絡的發展，而且使得工人階級認同和產業工人的團結更容易形成。

　　最后，從這種充分的無產階級化當中出現的韓國工人階級的特征是具有高度的同質性，從人口學特點、社會背景和技能水平等方面看都是如此。那些受雇于勞動密集性輕型制造行業的工人尤其如此。這些工人大多數是來自貧困農民家庭的年青女工。男工也主要是年青工人和來自農村背景。韓國出口行業中的福特主義大批量工廠生產形式，也需要有著同樣教育程度和培訓水平的半熟練工人。韓國產業勞動隊伍的這種同質性一直保持到80年代中期，這時候韓國經濟的產業升級造成了勞動隊伍內部越來越大的分化。

　　韓國工人發展的這些特征，為韓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并成為一個具有內聚力的階級提供了很有利的結構條件。盡管階級形成不是結構條件的簡單結果，但韓國工人集體認同和階級意識比較快速的發展，很大程度要歸因于60年代開始的這一高度集中性、加速的產業轉型模式。

第三章 韓國產業中的工作和權威

　　老板，我們的活兒太累了。車間太冷了。機器轉得太快，我們怕自己會受傷。請把我們像人一樣對待，不要監視我們。我們吃的飯團是涼的。我們要睡一會兒了。星期天我們要休息。要按時去教堂。我們要讀書。灰塵太大，嗆得我們從嗓子里咳出了污血。胳膊累得好像要折斷了。稀料的氣味讓我們頭疼，讓我們腳腫了。我們再也不能忍受了，我們要休息，我們要休息！(Kim Kyong-sook et al,1986,183~184)

一  容易適應

　　由前工業工作環境向工業工作環境的過渡，需要的不僅僅是工作場所的變化。正如湯普森寫道，它“需要對工作習慣進行嚴效的調整——需要新的紀津、新的激勵因素和這些激勵因素能有效地產生作用的新人性”（1967，57；另見Bendix1956）。盡管歐洲，美國以及日本早期的工業家在向第一代上工廠工人灌輸新的工作習慣時遇到巨大困難，但戰后時代韓國工業家經歷的問題卻很少(有關美國和日本第一代工廠工人當中的適應性問題的卓越研究，見Gutman 1977；Gordon 1985；Tsurumi 1990)。到50年代后期，韓國人口當中的很大一部分已經對城市工資性就業有過某種接觸或者直接體驗。另外，朝鮮戰爭期間和之后發生的人口高度地理流動性和社會錯位，極大地改變了韓國人口的社會取向。因此盡管直到20世紀50年代韓國勞動隊伍主要仍是農業性的，但韓國工人遠遠不是一專單純前工業性的、深探浸泡在傳統文化中的勞動隊伍。相反，他們是一支具有高度適應性和具有流動取向的勞動隊伍，已經對城市生活方式有過大量接觸。

　　另外，兩種現代制度在準備韓國工業勞動隊伍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一是教育體系。由于儒家文化遺產及其非常重視教育，同時由于李承晚統治期間對教育的大量公共投資，韓國人口的普遍教育水平按國際標準衡量是高的。因此，到60年代初，實際上韓國制造業錄用的每一個新工人都接受過小學或小學以上的教育。毫無疑問，現代西方教育體系是準備產業工人的最強大有力、最有效的動因。在這里，工人獲得了在一種科層等級環境下工作的本質性行為取向，包括服從形式權威、守時取向、軍事化工作時間安排和接受經常性的評價。

　　第二種重要的制度是軍隊。按法律規定，每一個韓國男人都要到軍隊中服役。對很多農村長大的男子來說，服兵役使他們第一次對現代生活方式有了持續性的接觸。三年的軍隊經歷有效地將男子社會化，使他們進入到高度軍事化的組織生活中，定時性的日常工作程式，服從形式權威，對未遵守上級命令的懲罰，對個人自由的嚴厲限制等，是軍事生活的共同特征。而且80年代以前的韓國軍隊的特點是具有異常強烈的軍事化、獨裁主義和暴力色彩。因此，在養成性格的年齡段長期服兵役，使韓國男子實現了切實的社會化，而這種社會化是他們后來在一種同樣軍事化和等級制的工業業組織中工作所需要的。

　　不過，在韓國為產業勞動大軍做準備方面，也計甚至比這兩種現代制度更重要的是家庭。家庭當然不是一種現代制度它也不只是一種傳統制度，家庭這種結構與現代工作組織互相之間并不矛盾。事實上，工廠中的權威結構和產業關系常常體現并再生產出家長制的家庭結構。在韓國，就像在很多其他新興工業化社會中一樣，資本家有意識地謀求在他們的企業中再生產出家長制的權威關系，并通過訴諸家庭式價值確保工人的服從和忠誠(Salaff 1981;Kung 1983;Heyzer 1988;Wolf 1992；Ching Kwan Lee 1998)。家長制的意識形態，在將婦女社會化、使之成為勞動密集性低工資出口行業所需要的那種勞動力類型——那種溫順、服從、勤勉、任勞任怨、不在乎工人公民權利的類型——方面，起到了特別重要的作用。因此，作為為出口行業生產和再生產一支合乎需要的勞動隊伍的關鍵機制，傳統家庭制度在這方面不僅不是一種障礙，而且發揮了其功能。

　　由于有這些歷史條件和制度條件的幫助、韓國工業家在從農村地區錄用大批年青人并把他們轉變成一支具有高度生產性的勞動隊伍方面，沒有遇到什么麻煩。每一年，成千上萬的農民子女從農村直接進入工廠，而且他們相當順利地適應了工業工作世界，對新的工業工作制度沒有表現出抵-制或不適應等持殊問題。韓國雇主則與他們在西方的同行不同，很少抱怨他們的雇員有紀律問題或前工業工作習慣。同樣，韓國工人當中很少有有關難以調整適應其工作組織結構的記載，盡管他們就工作的長工時和極差的工作條件寫了很多東西【注：宋孝宣(音)將其工廠生活的頭一天描寫如下：“我按吩咐努力工作，因為一切對我來說都很新鮮。這實際上挺有意思的。在勤奮工作的同時，好像6點鐘即一天工作結束的時間很快就到了”(Song Hyo-soon 1982,36)。其他工人也寫下了同樣的情況，見全點錫(Chun Chum-suk 1985,94)】。總體來說，韓國的無產階級化是一個異常順利與平和的過程。

二  長工時和辛苦的工廠工作

　　盡管韓國工人順利實現了向工業環境的過渡，但他們在工廠中遇到的工作生活仍是很平苦和非人化的。甚至對那些對辛苦工作井不新鮮的人來說，工廠工作的強度和長工時都超出了他們的意料，痛苦得難以忍受。工作條件極差且充滿危險，而工件關系則是高度權威主義和等級主義的。

　　韓國制造業的工作工時曾經很長，而且國家沒有實行管制，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編寫的勞工統計數據，在整個80年代，韓國的工作周在世界上是最長的，例如，1980年，韓國制造業工人的平均工作周為53.l小時，相比之下，美國為39.7小時，日本為38.8小時，臺灣為51小時（見圖3-1）。直到80年代后期，韓國的經濟發展并沒有帶來工時的縮短，而是實際上造成了工時的穩步加長。韓國制造業工人的平均工作周從1970年的52.5小時提高到1980年的53.1小時，1986年提高到54.5小時。只是在1987年工人大斗爭之后，工時才開始縮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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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金炯基(Kim Hyung-ki 1983,316)（原始來源：韓國勞動部《每月勞動統計調查報告》，歷年）
圖3-1  四個國家和地區制造業工人每周工作時數比較(1980~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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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工時并不限于特定行業，而是在所有產業中普遍存在。但資本密集性重型行業工時稍稍短于輕型制造業，不過只是稍稍短一點(見Kim Hyung-ki 1988,316)。而且，長工時也并非在小型企業才普遍存在。正如表3－l的數據所顯示，工時在各種不同規模的企業之間有著高度的一致性。如果說有什么差異的話，那么也只是大型企業的工作周比小型企業的工作周稍長。例如，1983年一家現代汽車工廠的半熟練工人的正常工作時間表是從星期一到星期六每天12小時一班，在星期天則時常加班(Bae1987,23)。1978年制造業部門的平均工作為男工53.2小時。女工52.7小時，而1980年則為男工52.8小時，女工53.5小時(Kore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1991,124~125)。長工時是每一種類型的韓國工人的共同命運。不管他們的性別、年齡、所在行業、雇主類型或職業地位有什么不同。事實上，這些勞工統計數字通常低估了韓國工廠工人的實際工時數，特別是那些受雇于勞動密集性制造業部門工廠工人的工時數。在勞動密集性部門，如服裝、紡織，食品加工等行業。工廠工人在70年代的日常工作為每12小時一班。尤其是，他們時常被迫加班工作，以趕在緊急交貨截止日期之前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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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1 按制造業不同規模企業和不同性別分類的工人每月工作時數(1977～1984)
資料來源：金炯基(Kim Hyung-ki 1988,316)（原始來源：韓國勞動部《每月勞動統計調查報告，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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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韓國工廠勞動剝削的殘酷性，在很多工人的作文中有著生動的描述。這些作品是在70～80年代期間以日記和作文的形式寫下的。很多情況下，這些作文是作為工人夜校寫作作業的一部分或作為教會組織中的小組活動的一部分寫下來的【注：在本書的研究中，我廣泛地利用了工人的作文。這可能引發一些方法論上的問題。因為這些作文也許并沒有體現出70年代和80年代期間普通工人的意識水平。從某種程度上說，也許可以預期參加愛夜校或教會資助的小組活動的工人比普通工人有更大的教育渴望，有更強的社會意識(這最有可能是參加這些活動的結果，甚至也可能在此前就是這樣)。因此，這些作文也許體現出某種程度上比普通工人更強的階級意識和階級敏感性。有鑒于此，我沒有試圖利用工人的作文對整個工人階級的階級認同和階級意識狀況進行囊括。不過我相信，在這些工人對他們日常事務、工作條件的描述中。在他們有關他們對管理者和社會對待他們的方式的感覺的描述中，存在著某種偏向。我利用工人寫的東西，主要是為了觀察他們的體驗，而不是測量他們的階級意識水平。當我引用他們對階級感覺的表達時，我的興趣在于揭示話語的類型，而不是階級對抗的范圍和強度】。在這一時期工人所寫的抗議書和請愿書，也提供了極其有用的資料來源。我們不妨回憶一下第一章引用的那份抗議書，即海大（音，Haetai）工人對食品生產行業可怕的工作條件的抗議書。在出口制造行業中的工時如果說不是更長的話，也是一樣長的。例如，下面便是對國際商事【注：“國際商事”是有著2.5萬名左右工人的大雇主，是“國際”企業集團的部分。】的工作狀況的描述。這是一家以“Prospex”為品牌的著名出口鞋類制造商。用它自己工人的話來說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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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圖三  服裝廠的女工(韓國《中央日報》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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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商事的工作時間是從早上7點50分到下午6點30分，但這只是正常的情況。只要我們沒有達到生產指標，我們時常必須早上更早便來工作，傍晚則留下來更長的時間。一個星期我們不得不工作兩到五個晚上。在從秋天到春天的高峰季節，我們必須通宵加班多大15次。管理人員謾罵和暴力性的語言令人不敢相信。他們每周讓我們集中兩到六次，每次我們都不得不接受他們嚴厲的訓誡，而且不得不發誓。如果我們因病缺勤一天，就會被叫到辦公室，接受一次聲色俱厲的訓斥，甚至受到身體上的懲罰【注：《民主勞動》（《民主勞動》是韓國勞工福祉協議會的一份工會簡報），1984年，載李泰昊（音）的著作Lee Tae-ho 1986b,125】。

　　韓國制造商利用來使他們的工廠工人工作如此長的時間的主要手段是加班。在很多工廠，正常工時（8~10個小時）的基本報酬如此之低，使工人被迫加班，以便增加他們的收入。在70年代和整個80年代，制造業藍領工人從加班中得到的收入大約占工資的1/5(Kim Hyung-ki 1988)。不過，實際情況最有可能是，這些統計數字低估了加班的時間量，因為對加班時間并不總是給予準確計算并給予適當報酬的。事實上，這是70年代和80年代勞工抗議的主要原因之一，京城紡織會社發生的抗議說明了這一點。這是韓國一家最大、成立時間最長的服裝廠商。這些工人在1973年自己組織起來，要求對他們幾年來被迫工作的額外時間給予報酬。這封發給會社社長的請愿書寫道：

　　很長時間以來，我們被迫在正常班之前提前報到并工作30分鐘，而且在正常工咋時間之后額外再工作30分鐘。在星期天，我們要提早工作一個半到兩個小時。星期六，我們原定從晚上10點工作到第二天6點。但我們被迫工作到7點。

　　盡管我們在正常工作時間表之不得不額外工作了這些工時，但我們從來沒有因此(額外工作)獲得過報酬。(Han’guk kidokkyo kyohoe hyopuihoe 1984,379)

　　嚴格說來，加班既是自愿的，又是強制性的。從工人的觀點看，尤其是對那些受雇于低工資行業的工人來說，加班為他們提供了一種增加報酬收入的手段。在很多工廠，工人甚至自己競相領取加班任務，在淡季尤其如此。不用說，這種局面給了工頭更大權力，他們利用安排加班工作作為控制和仆裂無所依靠的工人的工具。在給予適當收入的時候。在他們身體能夠最受的情況下。工人是歡迎加班的，有些工人甚至喜歡選擇有更多加班機會的工廠。

　　然而，很常見的情況是，加班不是自愿的；只要公司需要他們加班，工人就被預期應該這樣做，在勞動密集性部門，正常班與加班之間的界限是模糊的，加班工作任務和收入通常取決于工頭武斷的決定，在大多數出口制造業廠商那里，加班量純粹是由海外買主或(如果它們是分包商的話)由母公司的訂單量決定的，而不管工人個人是否愿意或身體條件如何。一位工人對大多數上廠中所利用的加班方式做工很好的描述：

　　在減少或增加（工人的）數量時，經理們通常沒有事先的計劃，他們采取行動時是非常隨便的。他們（在滯銷的時候）用某種公司托詞裁掉工人，但當訂單大量發來時，他們就接受所有訂單，根本不考慮會給工人帶來多大的負擔。最后，過多的訂單成了抽打工人的鞭子。在那些工資低、某種程度上只靠額外加班增加收入的工人中間，加班是一種自然傾向。可是，既然我們不是機器，我們身體的承受能力就有個限度。(Hanguk kidokkyo kyohoehyopuihoe 1984,301)

　　訂單的大量到來和雇主的貪婪，起到了鞭子的作用，而不是工人掙得更多收入的機會。70年代和80年代初，在韓國很多小型工廠中，加班不只是意味著多工作一兩個小時，而是通常意味著徹夜工作，就是說24個小時連軸轉。正如一位工人報告，“當交貨截止期臨近時，我們時常被迫在夏天30～40度的天氣下連工作三四個通宵，所以當干完活后，我們當中有幾個人倒下了，不得不躺在床上”(Lee Mi-hyon 1984,載人Lee Tae-ho 1986b.94)在很多小工廠里，工人不得不從星期六早上連續工作到星期天早上，所以他們星期天白天不得不睡一整天，每周根本就沒有休息時間。為了按這種讓人筋疲力盡的時間表工作，服裝工人當中的一種常見做法是吃防瞌睡藥片，稱為“定時”。一名服裝廠工人報告說，“幾乎沒有人不吃過這種防瞌睡藥片”(Lee and Kim 1985,77)。為了購買這些藥片，工人當然是自己掏腰包，有時候也由他們的雇主提供，邦林紡織公司(Pangrim Textile Co.)70年代曾被視為樣板公司，一名在該公司工作的工人抱怨說，“三年前我進入這家公司時，‘定時’藥片吃一片就能防止瞌睡，而現在吃兩片也不夠”(Han’guk kigokkyo kyohoe hyopuihoe 1984,552)。

三  再生產問題

　　讓人筋疲力盡的長工時工作，時常徹夜完成任務，甚至在星期天也不能正常地休息，沒有留下任何閑暇時間，不能與家人或朋友相聚。工廠工作實際上意味著一個人把自己的全部生活都獻給骯臟的工廠地面，換取的是不夠維持生計的工資；這也意味著犧牲了工人“像人一樣的生活”的權力，他們實際上被變成了機器或者說干農活的牲畜。工廠工人常常認為他們甚至還不如機器和耕牛，因為正如他們所說，耕牛晚上還能睡覺，機器在維修期間還能休息。

　　……甚至牛晚上還能睡覺，可是我們卻要通宵工作。大家都知道，我們一天工作10~12個小時，甚至還要很經常徹夜工作。早上，我們幾乎累得起不來，起來后拖著身子去到煙塵彌漫、噪音震耳和經常傳來辱罵聲的工廠。晚上回到家的時候，我簡直累得連洗澡吃飯的力氣也沒有了。日復一日地重復這樣的生活，我忍不住自己對自己說：“嗨，我還不如一臺機器呢！”我擔心像這樣活下去有一天就得玩完。(Kim Kyong-sook et al 1986,154)

　　一天10～12個小時都獻給工廠，還得額外花時間上下班擠公共汽車，經常還被迫加晚班，實際上除了最低限度的基本生存以外已經不剩下什么時司了。另一名工人寫道：

　　一天二十四小時當中，我必須把不睡覺的時間大部分花在工廠上，在剩下的時間里我所做的一切，比如吃飯、洗襪子了，甚至睡覺，都只不過是為了明天返回工廠而做的準備……就像一頭吃東西喂肥音的豬，把自己的身體送給所有者，我們吃飯是為了工柞，睡覺是為了工作。(Kim Kyong-sook et al.1986,43~44)

　　在工廠就業，不僅剝奪了工人的閑暇時間，而且也沒有留下足夠的休息時問和最低限度的維持生計時間，讓人筋疲力盡的工廠工作給工人身體帶來如此大的痛苦和損害，以至于永遠也沒有時間來治愈這種損害。因此，1987年以前這段時期韓國工廠工作的最大殘酷性，是工人身件的快速耗竭和毀壞；當時韓國工廠的狀況，甚至未能確保為勞動力再生產提供最低限度的條件。

　　與工廠工作長工時一樣臭名昭著的是工業事故高發率，至少在韓國出口導向型工業化的最初階段是如此。正如表3-2中的數據所顯示，從工業化初期起到80年代中期，韓國工業事故發生率是很高的。例如，在1978~1980年這一時期，每年發生12.625萬起事故，涉及12.7641萬名工人。在這一時期，每年有1402名工人死于工傷事故。這種發生率比較而言是很高的。例如，1976年韓國工傷事故發生率為美國和英格蘭的5倍，為日本的15倍(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1977,829~830,載Hanguk yosung yukwonja yonmaeng 1980,58)。這些工傷事故當中，大多數是由于強迫工人在不安全的條件下工作和工人方面不留意的工作習慣而導致的。韓國制造商在工廠安全措施方面的投資少得不能再少。可能最臭名昭著的是蔚山現代公司碼頭發生的情況，在其經營的頭三年(1972~1975)里，這個碼頭發生了兩千多起事故，多83名工人死亡(Donga Hbo,May 3,1975,載Han'guk kidokkyo kyohoe hyopuihoe 1984,443)。只要公司安裝足夠的安全設施，這些慘劇有很多本來可以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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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2 工傷事故發生率
說明：發生頻率=[事故總數÷(年工時總數×工人總人數)]×10000
資料來源：韓國統計廳(The Korean Statistical Office 1991,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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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勞動密集性產業中的工廠工作本身也對工人健康造成嚴重的長期性損害。很大比例的工廠工人患上了因無法忍受的噪聲、灰塵、酷熱和瓦斯而導致的多種職業病。1975年由高麗大學一個研究小組進行的一頂工作條件調查發現，蔚山4l家制造業工廠的250個項目當中，有一半以上(53.6%)沒有達到最低
限度的安全標準(Donga Hbo,December 4,1976,載 Han'guk kidokkyo kyohoe hyopuihoe 1984，444)。1977年由韓國勞總(FKTU 1978)進行的另一項對女工的調查揭露，健康是她們最關注的問題；當被問到“目前主要關注問題”時，回答者當中有31％提到與健康有關的問題。其他關注的問題，按關注程度遞減的次序是：經濟問題(30.6%)，工作職位保障問題(15.1%)1983年進行的一項后續桶查，再一次確證了健康問題是韓國女工關注的主要問題(29.6%)，盡管這一次調查經濟問題位列第一(38.2%)(因為調查進行之前的幾年里發生了經濟衰退)，而工作職位株障仍居第三位(19.5%)。

　　接受調查的韓國女工當中有l/3提到健康問題是他們關注的主要問題，這一事實表明了韓國工作條件差這個問題的嚴重性。特別是，回答者當中絕大多數年齡為17～24歲。這些本應是人生最健康的年齡，而這些婦女當中太多數遇到了健康問題，如胸疼、消化系統問題、聽覺差、視力模糊、凍傷和皮膚問題等。不管是由于與工作崗位有關的疾病還是由于缺乏休包或缺乏足夠的營養，工人的健康通常在工廠工作幾年后都很快惡化。在一篇自我反省的作文中，一名工廠前輩寫下了他接受一名很年青的學徒時的感受，這名學徒第一天來工廠時是她母親陪著來的：

　　我問她年齡，她說15歲了。這正好是我開始工作的年齡。現在16過去了！我想起自己現在還剩下什么時，我感到很悲傷。她母親說，因為她自病，所以決定讓她女兒開始工作，當她這樣說時，臉上顯示出深切的關注。這個剛剛開始工作的年青女孩，能受得了這里的工廠生活嗎？我擔心這活兒對她來說太重了。另一方面，既然到現在為止家里把她健康地養大，她身體里應當有較多的營養，所以她會比我們能更好地承受。(Wonpoong hoebo,no.18. 收錄于Kim Kyong-sook et al.1986,90~91)

　　在這名工人悲傷的評論中，我們讀到了從60~80年代韓國工廠生活的極其殘酷性。工人以他們健康的身體來到工廠，但在苛酷和危險的條件下精疲力盡地工作幾年后，很快造成了他們身體的耗竭和毀壞。不僅他們的身件逐漸耗竭，而且常常患上職業病或者成為工傷事故的受害者。到他們離開工廠的時候，青春年華早已消逝，留下的是過早衰落的身體，身上還帶有很多因工廠工作而患上的惱人疾病。正如工人經常哀嘆的那樣。“當我們身上的油都被榨干的時候，我們就會像廢物一樣被扔掉”。顯然，70年代和進入80年代后很長一段時期里，低工資、勞動強度高的部門中工廠的狀況根本沒有為工人的再生產提供足夠的條件。

四  工作職位市場和工資

　　為什么韓國人在這種非人的條件下，在承受著如此巨大身體痛苦和健康損害的同時，工作仍如此努力？為什么他們遵從雇主的不合理要求，長時間地加班工作？他們能拒絕通宵工作或在星期天工作嗎？從邏輯上說，他們能，因為他們畢竟是自由契約的領工資工人，他們可以走人表示不滿。很多人就是這樣做
的——韓國工業特別是輕型制造部門中的工作職位人員變動率是很高的。(表3-3)例如，1980年，韓國制造部門每月離職率為5.6，相比之下日本為1.2，中國臺灣為3.4，美國為4.0(Park Duk-je 1986)這意味著，在普通韓國工廠中，每年要替換掉大約2/3的勞動力。總的來說，韓國工業中這一很高的職位變動率是低工資和欺凌工人的勞動管理做法造成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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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3 1975~1993年的救治率和離職率
資料來源：韓國勞動研究院(Korean Labor Institute)《季度勞動評論》第7卷第3期(原始來源：韓國勞工部《每月勞動統計調查報告》，歷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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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對那些想通過頻繁變換工作來改善經濟狀況的工人來說，80年代中期以前的韓國勞動力市場并不有利。農村地區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儲備，直到80年代初期仍源源不斷地為出口制造產業提供新的工人。對于出口導向型工業化頭30年勞動市場的性質，目前存在一些學術上的爭論。一些學者認為，半熟練勞
動的尢限供給到70年代中期已經不復存在，而另外一些學者則認為，除了技術工人和熟練工人之外，韓國在80年代中期以前沒有真正經歷過勞動力短缺(Bal Moo ki1982；Song Ho Keun1991，85)。然而，從工廠工人的觀點看，工作職位市場從60年代到80年代大部分時間都一直是緊張的。70年代和80年代初工廠工人寫下的東西顯示，工人最擔心被解雇，雇主威脅工人時喜歡使用的方法是聲稱要除名。正如半島服裝公司工人在70年代中期寫的報告中所顯示，“只要一名工人表現出抱怨或者有絲毫提出要求的表示，立即導致的后果就是除名，這就像宣判了這個工人的死刑。這方面一直沒有改變。要是沒有被解雇的危險的話，提出要求和爭取更好的工作條件的工人人數將呈爆炸性增長”(Han'guk kidokkyo kyohoe hyopuihoe 1984,301)。武斷地開除工人的做法，經常被用作對那些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參與教會資助的勞工組織活動的工人的威脅。在這一時期，教以百計的勞工活躍分子被解雇并排除在工廠就業之外，他們的復職曾是80年代初基層勞工斗爭的一個主要焦點。

　　由于半熟練工人的勞動市場緊張，雇主沒有通過認真改善條件來激勵工人的壓力，而無依無靠的工人也沒有通過談判爭取與管理方形成更好的關系的交涉力量。這種勞資之間的力量失衡，與7n年代和80年代半熟練工人的低工資有著直接的關系。盡管經濟研究文獻中給韓國收入分配描繪的是一幅玫瑰色的畫面——它們一致將韓國展示為快速增長與平等分配同時發生的樣板，盡管確實存存在80年代后工資平均增長率很高的事實，但一個很重要的事實仍然是在整個70年代和80年代初期，很大一部分韓國制造業工人的工資報酬處在維持生存的水平以下。例如，在1982年，韓國城市家庭的平均每月支出為248977韓元，每個家庭平均有1.3個有收入者(Kore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199l,90)，而在同一年，所有制造業工人當中大約有1/4每月收入在10萬韓元或1.0萬韓元以下，男工中大約有8%，女工中大約有46％屬于這一類。所有制造業工人中，有一半人的收入在14萬韓元或14萬韓元以下，包括男工的22%和女工的87%。根據韓國勞總的計算，從70年代直到80年中期制造-業的平均工資只能滿足維持生存需要的50%～60%(Hto ui sori 1985,53)。

　　那種韓國收入分配總體上對勞動者有利的畫面與韓國存在大量低工資工人這二者之間如此巨大的反差，其部分原因在于非體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男工與女工、不同教育程度工人之間的巨大收入差距。例如，1983年，制造部門的體力勞動工人和非體力勞動工人的平均月收入分別為176905韓元和339889韓元——因此，體力勞動工人的收入只有非體力勞動工人收入的52%(Htoui sori 1985,175)。性別之間的收入不平等甚至更顯著。1980年，一般工廠女工的收入只有男工收入的42.9%（95692韓元與222956韓元）(174)。這一比率到1985年提高到了46.7%，1990年提高到53.4%（見圖3-2）。毫無疑問，從工資結構來看，韓國是世界上性別偏向最嚴重的社會。不同教育程度之間的收入鴻溝一點也不小(見圖3-3)。1980年，那些只受過初中和初中以下教育的人的收入只有普通大學畢業生的收入的30%,而高中畢業生只占大學畢業生的收入的44%(Korean Statistics Association 1991,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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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2  1975~1990年間婦女工資占男人工資的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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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盡管70年代和80年代韓國工作人口的平均工資增長率令人印象深刻，但仍有足夠的根據說明韓國工人為何對工資和收入分配深感不滿。在工資低于維持基本生計的低收入者當中，大多數是在服裝、紡織、鞋類、皮革產品和食品加工等行業就業的女工。不過，也有受雇于這些行業和其他一些低工資行業的許多男工只能得到貧困水平的工資。而且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低工資和害怕失去工作，使得工人在面對管理者欺凌和強加使工人身體早衰的長時間加班時毫無反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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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3   1975~1990年間不同教育程度的收入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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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對工人不利的勞動市場和低工資，韓國工人常見的應付做法使時常更換工作。隨著快速的經濟增長不斷地創造出新的工作職位，70年代和80年代的工作職位市場是高度流動性和動態性的。這一時期很高的工作職位人員替換率，不僅顯示了工人方面對公司的缺乏投入，而且顯示了雇主方面對勞動隊伍的缺乏投入。這是80年代中期以來普遍存在的勞動市場崗位緊張造成的結果。因此，很顯然，有人草率地稱贊韓國工人長時間辛苦地工作的做法，并沒有反映出他們對工作或對公司的深深投入。在對日本人工作倫理的研究中，羅伯特•科爾(Cole 1979)建議對三種形式的工作投入進行區分；與公司有關的投入，與工作本身有關的投入，與改善經濟狀況有關的投入。從日本工人有著對公司這個“命運共同體”的歸屬感這種意義上，他和其他一些研究人員將日本人的工作倫理的特征歸結為與工人對公司的投入有關(另見Abcgglen 1958；Lincoln and Kalleberg,1990)。如果情況是這樣，那么可以說韓國人的工作倫理與日本人的工作倫理有著本質的不同，至少大多數中小型企業中的韓國工人的工作倫理是如此。如果說韓同工人工作起來沒有日本工人刻苦，但是也同樣很刻苦，韓國工人這樣做并非由于他們對他們的雇主或對他們的工作的強烈投入，而是主要由于他們改善自己經濟狀況的愿望。

　　不過，重要的是要意識到，正是由于他們的家庭而不是由于他們本人的緣故，韓國工人才愿意忍受工作中令人難以置信的艱辛和濫施權威。家庭，是確保工人投身于辛苦的工作和服從工廠中的權威結構的關鍵機制。工人寫的日記和作文顯示，年青的工人將強烈的家庭倫理帶到工廠，尤其是那些青年女工。她們當中很多人都來自貧困家庭，對她們為之提供經濟支持的父母和兄弟蛆妹有昔深邃的思念。工人寫的作文，經常流露出將她們與農村中的家庭成員聯系起來的深厚感情紐帶。一位工人寫道，“由于通宵工作很累，很痛苦，所以我在是否接受這份工作時有猶豫。但是，當想起我農村家的母親和弟弟妹妹，我認識到自己必須忍受，不管這對我有多苦”(Song1982,46)。家庭也是她們在工作的力量和堅忍不拔精神的重要源泉：“當我困得受不了時，想到了躺在病床上的父親。當我的身體實在太累，手也變得麻木時，我撅撅手，想到了我的弟弟琳妹。(接下來)我的眼睛開始直冒金星“(Lee Kyuhyun,載Kim Kyong-sook er al.1986,97)。從這里，我們發現了韓國工人辛苦的工作模式的真正秘密——不一定是強烈的工作倫理，也不是對工作或公司的投入，而是根深蒂固的為家庭做出自我犧牲的倫理。

五  家長制、專制的權威

　　由韓國勞總1977年對工廠女工進行的一項全國性抽樣調查，得出了一個有趣的結果。這一結果確認了工廠工人變換工作的首要動機是工資：在變換工作的人當中，有46%的人說他們離開原來的工作是因為工資太低。其他的主要原因包括：管理人員的非人對待(12%)，工廠關門(10%)，工作的性質太辛苦(9%)
(FKTU 197B,162)。工人變換工作顯然是由經濟因素促動，與此同時，他們對工作場所的產業關系性質也表現出高度的關注。當要求說出他們理想中的工作場所時，回答者對非經濟同素的重視則超過了對經濟因素的重視：48%的人提到他們想在能得到人道對待的地方工作，15%的人表示希望能做讓他們可以繼續接受教育的工作，只有1 4％的人表示希望找到更高報酬的工作，另外11％的人則希望從事職業前途較好的工作。

　　韓國女工視“人道對待”為理想工作中如此重要的方面，這一事實要比再多的長篇大論更能說明20世紀70年代韓國工業中的產業關系狀況。對人道對待的訴求，井不僅僅限于由女工占多數的行業或小型公司。它在韓國工業化的早期階段里也絕不是種短期性的現象。

　　那么，“人道對待”指的是什么呢？這指的是得到像人樣的對待，而不是被像機器或動物那樣對待。反過來說，受到像人一樣的對待，意味著應被尊重為需要有最低限度的休息和休閑時間的自然人。同時，也意味著得到像自由和自主的人一樣對待，并被作為有權利享有最低限度的人類尊嚴和受他人尊重的人對待。然而，在當時韓國工廠生活的現實中，一系列違反這種得到像自由、自尊的人一樣對待的基本需求的做法是家常便飯。

　　韓國企業中的產業關系的一個重要特征，是體力勞動與非體力勞動的鮮明區隔。盡管這種分隔在所有社會中都存在，但在韓國，體力勞動者與辦公室工作人員之間的身份區別要比大多數工業社會鮮明得多，甚至比其他有著同樣儒家傳統的東亞社會也要鮮明得多。例如，1985年，體力勞動與非體力勞動的工資的比率在韓國是55.6%，而日本為67.4%。在中同臺灣則為64.0%【注：直到80年代中期，體力勞動與非體力勞動之間的工資差距在韓國是很大的，不過此后開始很快縮小。因此，在90年代中期，韓國的體力勞動與非體力勞動工資差距比日本和中國臺灣小了(參見Lee Kyong-hee 1994)】

　　韓國在工資方面對藍領工人的這種嚴重歧視，反映了社會對體力勞動和非體力勞動的深層態度。韓國文化傳統對體力勞動有若深深的歧視態度，這一方面是由于在前現代的韓國曾利用奴隸從事很多形式的非農業體力勞動，另一方面是由于缺乏有著長期影響的手工業陣統，這種傳統在其他社會曾確保工人階級得到某種較受尊重的地位【注：在朝鮮王朝(1392~1910)后期，很多手工業工人以前是奴隸，他們被政府雇傭來生產宮廷和貴族消費的奢侈品(Song 1973)。相比之下，佩里(Perry 1993)的研究顯示，手工業者在中國早期的工人運動中曾發揮了重要得多的作用。】。縱貫韓國出口帶動工業化的頭二三十年，工廠工作被人們普遍視為地位低、骯臟和不體面。70年代和80年代初，工廠工人被稱為”打工妹”或“打工仔”。這兩個標簽反映工社會的鄙視態度，賦予了工人與以前時代的仆役一樣低的地位。

　　這種對體力勞動極其鄙視的態度和體力勞動者的不體面地位與資本主義生產的邏輯結合在一起，成了不人道對待這種在工人當中產生很大痛苦和憤怒的做法的基礎。在工作場所，工廠工人經常被上司大聲叫喊、點名、呵斥和用粗話咒罵。他們最經常的稱呼是‘蠢貨”，甚至被年輕得多的技術工人和白領工人以帶著優越感的語氣對待，工人說，在進入工廠大門之前，他們必須“將自尊扔在外面”，直到離開可惡的廠區才能撿回來。

　　這里，我們觀察韓國工業中的權威關系主導模式的最佳方式，也是通過韓國工人留給我們的很多帶有感想性質的寫作。自然，他們所寫的作文中的主要主題是辛苦的工作、長工時以及他們在日常工作生活中體驗到的很糟糕的產業關系。工人對他們日常事務的描述，生動地揭露了雇主行使的家長制權力以及工人對這種權力結構的無助感和憤恨。

　　一名工人記下她在一家小工廠的一個工作日，這可能是70年代和80年代很多韓國小工廠中發生的典型情況：

　　今天我們能早一點下班嗎？我不時地看看表。時間一分一秒過去了，但我們的工作沒有一點結束的跡象，我猜想我們今天又得加班了。最近，我們一連好幾天通宵工作。下班時間快到時，我聽到老板重復著同樣的話：為了你們和為了公司，我得讓你們在晚上也工作。所以即使你們可能有一些抱怨，但請你們努力工作。你們年輕的時候越努力工作，年齡大一點的時候就會生活得越好。(載Kim Kyong-sook et al,1986,144)

　　既不用征求工人同意，也沒有做出特殊的激勵和補償。雇主就是認為，他們什么時候需要就可以什么時候讓工人工作。他預期工人要服從，不管他們身體條件和個人狀況如何。像傳統社會的家長一樣，他對下屬行使著絕對權力，并預期他們將完全服從并得到他們的忠誠。

　　通常，韓國企業特別是較小企業中的管理者權力是比較專制、比較具有家長制色彩的。一位婦女描述了她所在的服裝廠中的權威模式。止常的工作日從早上八點半開始，并在晚上八點半結束。然而，在工廠宿舍住的工人很少能在晚上八點半下班。有一天，一名工人特地請求允許晚上八點半離開去辦一些個人的事情，但從雇王那里得到的是冷冰冰的拒絕：“喂!你！你以為就你有私事要辦嗎？他們{其他工人)都有同樣的事要做。你知遭嗎？同去，做完你的事，然后再辦你自己的事，要不就睡覺，隨你便。懂了嗎？”(Kim Chum-sook 1984，載Lee Tae-ho 1986b,98)

　　對工人的專制控制并不限于他們的工作和工作時間。歸根到底，這還涉及控制個人空問和工人的身體。富科(Foucault1979)關于社會控制的概念顯然在韓國工廠制度中發揮作用。工廠工人，不管他們是在小作坊工作還是在大的集團企業那里工作，他們的私人生活領域包括穿著、發型、人際關系甚至上廁所等都時刻處在控制之下。下面是又一個工人對工廠一個正常工作日的帶有感想往的描述。當她那間服裝廠的工人聚集起來參加每天早上的訓話會時，經理助理官稱：“姑娘們，從現在開始不準打電話。至于信嘛，可以收，但日只準在我面前當面拆開看。你們要理解我為什么這么做(難道她們不理解？)”。工人們當然很理解他為什么這么做——讓她們像機器一樣不停地工作。當工人有時候小聲發牛騷時，經埋助理厲聲說：“喂！姑娘們，為什么沒有誰作為代表戰出來說？”但是，誰也不敢站出來(Kim Chum-sook,載Lee Tae-ho 1986b,100)。

　　這些專制權威在主要雇用年青女工的小企業中重容易看到。不過，較大的、由男工主導的產業部門企業中的權力關系的基本性質也與這種模式大同小異——工業權威同樣是獨裁、家長制和專職的。就像服裝和紡織行業中的女工一樣，重化工業中的男工也受到專橫的獨裁管理人員以深深的鄙視志度對待。在大多數大型制造廠，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在空間和身份上被與白領工人鮮明地區分開來。他們必須使用不同的門口進出，在食堂不同的區域、使用不同的用具就餐。坐公司車輛上下班的特權也僅限于白領工人才能享受，機器操作人員要以恭敬的態度與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打交道，不管他們之間的年齡差別有多大。對工人個人空間和身體的控制，大型集團企業甚至比小型企業更嚴格。由于對人們認為屬于私人范圍的事務存在很多限制，工人積累了很大的憤慨，當1987年夏政治自由化使工人有了難得的公開反抗機會時，這種憤怒爆發出來了。在蔚山的現代集團工廠，怒氣沖沖的工人終于站起來反對管理人員的專制主義，他們的主要要求之就是廢除公司對工人頭發長度的限制。在大宇和其他大型企業工廠發生的部分工人抗議也提出了類似的要求。

　　重要的是要指出，韓國工業企業是以軍事模式為樣板的——這種軍事組織和軍事文化的普遍影響可能容易被人們低估。在個國家統治者30年來均為前軍方將領、工業企業當中很多高層管理人員從軍隊錄用的國度，這一點當然可以很容易理解。而且實際上，所有工頭和監管人員在作為成年人社會化的關鍵時期是3年強制兵役期間在軍隊里完成的。在發展中國家，軍隊代表最現代化和合理化的組織，因而通常是其他社會組織的樣板。因此，韓國工業家有意無意地采用了軍事組織的結構和權威模式，使他們的組織同樣是軍事化、獨裁和等級性的。

　　事實上，工業組織與軍事組織之間的相似性很令人震驚，因此不管研究人員研究的是哪個國家和哪家集團性企業，他們都能很容易地認識到這一點。韓國社會學家裴圭漢1983年曾研究過現代公司在蔚山的工廠，他說：“當我到工廠時，很多事情讓我想起了服兵役時的體驗”(Bae 1987,37)。他這樣描述：

　　雇員的日常生活與工廠工作密不可分。工人們白天大部分時間是在工廠度過的，他們穿著現代公司的制服。公司要求他們遵守嚴格的公司規章制度。例如，頭發要剪短。他們的等級地位，從別在胸前左兜外的姓名標志牌的形狀可以看出來。早上八點前，在剌耳的擴音喇叭播放的進行曲聲中他們來到了工廠。在工廠大門，門衛控制著工人和來客的進出。工人們工作兩個小時后休息十分鐘。他們在公司食堂吃牛飯，食堂被劃分為供不同等級人員就餐的區域。(37)

　　美國人種學家羅杰•簡納利十年后在描述另一家集團企業的情況時同樣注意到這一點。像裴圭漢一樣，簡納利說，“在很多方面，與我對美國式官僚制度或韓國村落和大學的了解相比，我在軍隊的經歷能為應該在辦公室里如何行為提供更好的指導”(Janelli 1993,226)根據他對這家企業的實地觀察，他對那種類似軍隊里才能看到的組織特征做工極好的描述：

　　每一個分部的通告板都貼著一張責任人名單，上面注明了每天應由誰鎖上該分部辦公室大門和明天早上由誰開門等日常職責安排。過道上的通告板上貼著一張顯示頭發適當長度的草圖。夏天制服要在特定日期穿上，不管當天天氣如何。在泰成心司總部全體人員的每月例會上，就在會長講話之前，要人人起立鞠躬，在咆哮的聲音發出刺耳的命令之前，要人人起立鞠躬，在咆哮的聲音發出刺耳的命令之后，人們才同時松口氣。在行敬旗禮時，所有人被命令以同樣的方式立正，將手置于胸前，然后同時放下。在一次計算機系統的演示中，一名男子右手拿著一根很大的教鞭，在不使用教鞭時站在一旁密切地注視著。公司歌曲是4/4拍的。在很多分部，各個小部門是以代碼(如：第2班，第3排等等)而不是按職能和產品線標示的。(225～226)

　　另外一名美國現察家羅伯特•基爾尼也強調韓國企業的軍事化管理風格，并認為這種現象并不奇怪：“在生活中如此多的方面取決于軍事方面的考慮(或者說取決于大多數是軍人的領導者)的社會里，經濟、勞動關系和公司生活又怎么能與此無關呢？”(Kearney 1991,8)。正如他指出，軍隊絕對韓國產業組織的影響并沒有停留在外部形式的層次上，而是更深入地滲透，塑造著權威關系和組織文化的主導模式。

　　我們還必須指出，盡管韓國軍隊以美國軍隊的模式為樣板但其公司文化是由另外兩種影響很大的歷史因素塑造的：日本軍隊的遺產，韓國很多軍隊領導人曾經在殖民時期在日本軍隊里服過役；朝鮮戰爭的影響，韓國軍隊征這次戰爭中成型。在我看來，這兩種歷史困素將韓國軍隊塑造成獨裁、紀律苛刻、內部暴力傾向比黃國軍隊遠遠要強烈的組織。日常對憲法規定的個人-權利的不尊重，強加不合理的要求和苛刻的紀律，要求對上司命令的絕對無條件順從，經常性的言語和身體責罰等。似乎都是韓國軍隊的鮮明特征。這些特征很大程度上被很多韓國企業所仿效。“按吩咐去做”，不得有任何懷疑和借口，是軍事組織和工業企業中都普遍盛行的決定性組織規范。

　　因此，韓國工業權威的專制主義和人治色彩要比技術主義和官僚主義色彩更濃烈。韓國管理人員不是依照長期形成的規則和合理的程序行使權威，而是傾向于以武斷的人治方式使用權力，并經常實施語言和身體暴力【注：查克拉巴蒂（Chakrabarty 1989）對印度工人階級做過類似分析。他強調，在20世紀初的印度不存在資產階級的平等和個人主義文化。同時，他指出了前資本主義關系的持續存在塑造印度勞工抗議和勞工組織模式的方式。在這方面，后發性非西方社會的工業權威與早期工業化國家當中形成的那種工業權威有著很大的不同(參見Bendix 1956)】。由于實際上所有的韓國企業都是由單個的家族所有或控制，這種權威結構更易于實施了。作為企業的創立者和所有者，這些現代工業家長在建立現代官僚主義形式的枉威關系方面的步伐是緩慢的，指出以下一點具有啟示意義  即使是在最大的韓國工業企業那里，也是到了80年代初才建立專業化的人事部門來更系統地處理人事問題和產業關系（Song Ho Keun 1991，116)。顯然，韓國工業家在建立與他們所取得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公司發展相應的現代產業關系制度方面邁出的步伐是很緩慢的。與此同時，韓國產業工人在工作場所也飽受濫施枉威實行身體懲罰和符號歧視之苦。

　　結  論

　　通過很多韓國工廠工人給我們留下的記述，我們可看清在出口導向型工業化最相幾十年里他們忍受了多大的身體和心理上的痛苦。盡管工業化的早期階段在各國都是與高度的勞動剝削聯系在一起的，但韓國工廠工人在70年代和80年代經歷的剝削和壓迫程度確實極其沉重。在韓國，勞動剝削和在工作場所濫用權威的做法因以下若干種以因素而加重了：社上會對體力勞動的深度鄙視，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半熟練工人相對無限供給的勞動市場，家長制意識形態的巨大影響力，韓國產業組織浸透著的軍事化公司文化，尤其是韓國的政冶經濟體系本身的性質，即強大的資產階級級國家為了推動快速的經濟增長持續地采取了親資本反勞工的立場。這些不利的歷史、文化和政治力量，使韓國產業工人在資本家面前處于極其孱弱的地位。并在長時期里阻礙著韓國企業形成更先進的產業關系體系。

　　我們在大大小小的韓國工業和商業公司中看到的主要權威形態是獨裁主義和家長制的。像傳統社會中的家長一樣，韓國工業家和管理人員并不是依照法律或契約關系行使權威，而是很大程度上依照文化傳統行使杖威。工人不是被視為有著自己的合同權利的勞動力賣主，而是被視為孩子或傳統社會的仆役。不過，與傳統的家長制權威不同，韓國工業家長的權力并不是植根于以互惠文化為基礎的普遍的規范性共識：人們預期傳統的家長要為他們的家庭成員提供保護和關照，以換取服從和忠誠，而這種互惠要素在大多數韓國工業企業中很大程度上并不存在。工人被預期要完全服從和尊重管理者，但管理者扣并不一定有給予工人足夠關照和個人關懷的相應義務。因此，韓國工業中的家長制權威的根本本質更多的是專制主義而不是家族主義。盡管韓國企業中經常使用家族主義的言辭，但很少有證據顯示資本家或政府做出認真的努力來賦予這些言辭以實質性的內容。

　　20世紀70年代初開始出現的勞工騷動，起因于這種高度剝削性和濫用權威的工業生產制度。盡管韓國工人的挫折感和憤怒不斷增長，但池們卻被堵住了悲憤的合法出氣孔，而且沒有對此采取補救措施，由于國家在保持勞工紀律方面的主導作用，由于長期有利的勞動市場條件，韓國雇主感覺不到有很大的必要來培育一支有滿足感、投入的勞動隊伍。在“像家族一樣的工廠制度”的門面下，韓國工業中行使著高度專制和被濫用的權威，形成了一支極度憤怒的勞工力量。正是勞動者在韓國工廠中的這種辛酸體驗，為后來勞工的好戰性提供了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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