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教版小學數學教科書插圖事件在網絡上引起了軒然大波，筆者所在學校班級群、小區居民群、親友群，平時很少關注網絡熱點的普通群眾也紛紛討論這件事。

　　一場群眾自發參與的“毒教材大清查”活動正在展開，越來越多的少兒教材、讀物、工具書的問題被網友一一發現并指出：

　　“毒教材”問題存在范圍之廣泛、性質惡劣程度之嚴重，遠遠超過了很多人的預想。在群眾有理有據且廣泛參與的質疑和拷問下，那些平時高高在上的出版社也被迫“放下身段”，直面問題、作出回應。

　　對于這樣的現象，文化精英們感到了深深的恐懼，要么對問題視而不見、緘默不言，要么又把“xx重來”、“民粹”、“反智”等一頂頂帽子砸向普通群眾；他們從來沒有打算“實事求是”、“就事論事”，也從來沒有真正的“理性、客觀、公正”，他們所恐懼的乃是“群眾參與”本身。

　　為什么群眾自發開展的這場針對教材和讀物的清查，能夠獲得如此廣泛而熱烈的響應？筆者認為離不開主客觀兩方面的因素：

　　首先，問題教材和“毒物”的存在，嚴重危害到少年兒童的健康成長，損害了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群眾能不參與嗎？

　　其次，小學數學教科書插圖問題被指出以后，盡管某些部門的回應遠不能讓群眾滿意，但此次愿意“揭蓋子”的態度，還是給群眾的廣泛參與提供了空間。

　　這樣的現象，正是群眾覺醒與參與意識復蘇的變現，盡管目前只是針對少兒教材、讀物中存在的具體問題，但群眾在參與的過程必然會逐步去刨根問底，思考問題背后更深層次的原因；而“眾人拾柴火焰高”，群眾的廣泛參與，也必然有利于教材的迅速糾錯與不斷完善、提高。

　　筆者在上篇文章（參見：毒教材為何泛濫？對比“毛主席親自集結最頂尖學者編教材”就知道！）已經指出，毒教材的出現與泛濫絕非孤立的，這背后牽扯到深刻而復雜的路線斗爭與階級斗爭，毒教材的泛濫不過是階級斗爭的反映與表現。

　　“毒教材”的出現，表面上看與市場經濟條件下廣泛存在的“假冒偽劣”商品有著相似的表現：隨著市場化和教育產業化的深入，教材、教輔材料、兒童讀物的編寫、出版、發行已經形成了一個龐大的產業鏈，其中編寫任務也被分解、外包給了第三方的資本企業或個人，劣質“毒物”的出現就成了必然。

　　不過，我們凡事不能只看表面現象，“毒教材”發展到這樣觸目驚心的地步不是一天之內完成的，從內容的“增刪”開始就是一門“大學問”，從之前把“革命”色彩、“表現勞動人民”色彩的課文請出去、加入“愛迪生救媽媽”之類的謊言，再到今天通過問題插畫赤裸裸地毒害廣大兒童身心健康，讓他們從小就沉迷于S情、暴力、物質享受與消費主義，成為“合格”的勞動機器與消費機器；把“階級史觀”一步步替換成“文明史觀”，不斷添加西方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佐料”……你還敢說那些毒教材的制作者不是“別有用心”的嗎？

　　筆者在上篇文章提出了對教材的三點期望，那就是“科學性、嚴謹性、人民性”。而要保證教材的“科學性、嚴謹性、人民性”，尤其是“人民性”，絕對離不開人民群眾的監督與廣泛參與，這一次毒教材大清查就是一個良好的契機與嘗試。

　　上篇文章提到了新中國成立之初，“毛主席親自集結最頂尖學者編教材”的事：

　　1953年5月18日，一個來自教育部的請示報告引起了毛主席的注意。閱后，毛主席詢問道：現在編教材的人有多少。回答是“30多個”。毛主席聽后意味深長地說：“這么重要的工作，30個編輯太少了，增加到300人也不算多。”

　　毛主席口中“這么重要的工作”，就是正在編寫的全國中小學教材。為了做好這項工作，從1950年到1966年，以葉圣陶為代表的新中國最頂尖的文學家、科學家、教育家都參與了進來。數學有華羅庚，語文有呂叔湘，英語有許國璋，物理有嚴濟慈，地理有竺可楨……

　　這其實只是一個開始，更深刻的變化則是毛主席在后來努力探索和嘗試的動員群眾廣泛參與的“教育革命”。

　　1927年，毛主席在《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寫道：

　　中國歷來只是地主有文化，農民沒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農民造成的，因為造成地主文化的東西，不是別的，正是從農民身上掠取的血汗。中國有百分之九十未受文化教育的人民，這個里面，最大多數是農民。

　　1940年，毛主席又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明確指出：

　　大眾文化，實質上就是提高農民文化。

　　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這是千百年來剝削階級的信條；在毛主席看來，有史以來文化總是為極少數剝削階級所霸占，而勞動階級沒有文化。中國共產黨人興辦教育的目的是什么？那就是要使得千百年來在身心兩方面同時遭受剝削階級殘酷壓迫的廣大勞動人民掌握文化，使他們覺悟起來，擺脫思想的牢籠，行使當家做主人的權利，服務社會主義事業，去爭取勞動人民自己的幸福。

　　新中國成立以后，國家通過減免學費、分期付款等各種手段努力為勞動階級掃盲及工農子弟學習文化創造條件；1956年，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完成后，學費被大幅度降下去，通過城市全民所有制經濟以及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與保障，逐步實現了免費的教育，千百年的處于社會最底層的普通工農子弟第一次走進了學堂。

　　按照毛主席的指示，1949年12月，新中國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確定了新中國文化教育工作的方針，提出開展文化教育的目的是“為人民服務，首先為工農兵服務，為當前的革命斗爭與建設服務”；1958年，毛主席進一步明確提出：“教育必須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必須同生產勞動相結合。勞動人民要知識化，知識分子要勞動化”。

　　關于毛澤東時代的這場轟轟烈烈的教育革命，筆者在以前的文章也曾數次介紹，例如這篇《《決裂》很好，但雙減能實現“決裂”嗎？》，這里特別提出關于教材編寫的問題。

　　新中國成立之初，為了滿足人民教育的需要，在起初沒有條件自己編修教材的情形下，主要是學習蘇聯教材。1953年，毛主席親自集結當時國內各行業最頂尖的學者編修新中國自己的教材，盡管依靠的是“精英”，但卻完全不是走“精英路線”，當時的這些“精英”在毛主席的領導下，正是抱著謙虛、謹慎的態度為人民群眾編寫教材，開門聽取群眾的批評意見，不斷訂正、努力使教材臻于完善。

　　1958年，北京師范大學的師生把編寫教科書作為科學躍進的重點項目，組織了二百余人攻關，首次實現了工人、農民、學生與教育專家之間的共產主義大協作，為工人農民編出了一套嶄新的，包括從高小到大學的農村、工廠、機關和四年一貫制中學等各級各類學校使用的數學教科書。

　　到70年代這樣的現象更加普遍，一大批“工人理論組”、“戰士理論組”涌現了出來，在工農兵群眾的廣泛參與下，一大批面向工農及工農子弟的更加實用、更加有針對性的教科書被編修出來，在教育教學領域充分實現了知識分子與工農兵相結合，干部、專家與群眾相結合。這里最根本的一條，就是要把教材的編寫權交還給無產階級自己，也唯有如此，才能充分保證教材的“人民性”！

　　筆者手頭上還留存有不少那個年代的服務于工農業生產、醫學保健知識、科學知識普及，甚至是“地震群防群測”之類的小冊子和圖書，不僅通俗易懂、很多內容到今天依然非常實用，而且無論是語言還是配圖都充滿朝氣、充滿了活力。

　　毛澤東時代的這種群眾廣泛參與的嘗試后來被貶低得一文不值。今天，當我們需要拿那個時代的插圖來洗眼睛的時候，是有必要認真研究一下這段歷史的，好好思考一下那些充滿陽光、脫離了低級趣味的插圖是在怎樣的時代背景下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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