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國慶前夕，有機會到北部、西部一些蒙古族聚集的地區看了看，當時就發現了一個嚴重問題：這些地方到處都是成吉思汗畫像和塑像，成吉思汗認同已經高于毛澤東認同，文化認同已經壓倒乃至取代了政治認同。
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潛伏著民族分裂、國家分裂的種子，應該引起高度重視。
前兩天，看到這樣一條新聞：“19歲男子因侮辱成吉思汗畫像被內蒙法院判刑一年”，更確信擔心已經變成現實。
先說說這一案件本身
案情很簡單——
2017年5月20日，19歲男子羅某某在銀川市濱河新區音樂文化廣場“錫林浩特”蒙古包內踩踏侮辱成吉思汗掛像，并拍攝視頻發布到“快手”網絡平臺。12月12日，內蒙古鄂爾多斯市伊金霍洛旗人民法院判處被告人羅某某有期徒刑一年。
令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是，“19歲男子”羅某某本是寧夏人，是在寧夏銀川市濱河新區音樂文化廣場“錫林浩特”蒙古包內踩踏侮辱成吉思汗掛像，即便這種行為觸犯了刑律，那也應該歸銀川市濱河新區的司法機關管轄，而不應歸內蒙的鄂爾多斯伊金霍洛旗的司法機關管轄——
難道僅僅是因為成吉思汗陵在這個地區嗎？
如果是這個原因，那就有點不寒而栗了。
假如羅某某是在北京、在深圳、在香港、在紐約犯的“罪”呢?難道都要抓回到“鄂爾多斯伊金霍洛旗”審判嗎?
成吉思汗已經死了800年，他的威靈居然還能無遠弗屆？
當然，司法實踐中不乏異地審判的案例，但這通常是為了保證審判的公正性，選擇一個和當事人沒有利害關系的地方審判。
試問：在成吉思汗陵所在地這樣一個和成吉思汗有巨大利害關系(比如旅游產業)的地方，審判“侮辱成吉思汗案”，能夠確保司法公正嗎?
更嚴重的問題還在于，既然羅某某因為侮辱成吉思汗而被判刑，那么侮辱秦始皇、漢武帝、金兀術、岳飛、朱元璋、努爾哈赤……等等無數歷史人物的人，是不是都要被判刑?
如果是，那會有多少人要鋃鐺入獄？如果不是，為什么成吉思汗就格外神圣不可侵犯？
自狼牙山五壯士案以來，我一直主張用法律、用國家公訴的方式來保衛革命英烈和革命領袖的名譽。但我同時也主張，這個保護的范圍應該被嚴格限制——
只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以來，為了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做出了貢獻與犧牲的革命英烈和革命領袖。
為什么呢?
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建國，革命的正當性、正義性決定了新中國的正當性、正義性，革命英烈和革命領袖的榮譽與尊嚴決定了共和國的榮譽與尊嚴，因此，這是一個事關國家認同的政治問題，必須加以特別保護。
而新民主主義革命之前的歷史人物，和新中國并沒有這樣直接的關系，所以是一個文化認同問題，對他們的保護，只適用普通民法，按照尊重言論自由的原則來處理。
即便臧否歷史人物有不夠準確甚或有過激之處，也只能通過批評與反批評，或通過在法律許可范圍內自發的“社會驅逐”行動來解決。
比如，對羅某某的行動，可以由成吉思汗的后人提起民事訴訟、也可以在媒體和網絡上寫文章予以批判、聲討，一些熱愛成吉思汗的人開辦的餐廳或企業可以表示不為他提供服務，等等。
唯獨不應該像現在這樣由國家公權力直接介入，用逮捕、公訴的方式來處理。
這侵犯了言論自由，開了一個很不好的先例，并且會帶來難以解決的政治問題——比如有違各民族一律平等的原則，導致某個民族凌駕于其他民族之上。
再談成吉思汗認同與毛澤東認同孰高孰低的問題
如前所述，國家司法機關對侮辱成吉思汗的羅某某實行抓捕、判刑，盡管會帶來很多問題，但孤立來看，影響也還是有限的。
但是，如果把這一案件放在中國晚近四十年，從來沒有動用國家司法機關保護新中國的締造者毛澤東主席名譽的背景上看，問題就嚴重了。
這些年來，公開侮辱毛澤東主席，并且造成遠比“羅某莫事件”大得多的惡劣事件有很多。
比如袁騰飛的咒罵性演講、茅于軾的造謠文章等，都在網上肆意流傳，當時有五萬多人聯名舉報茅于軾，但國家司法機關恪守沉默是金，不肯動他一根毫毛。
毛主席紀念堂所在地司法機關也似乎遠不如成吉思汗陵所在地司法機關有主動性。
這種巨大的反差意味著，成吉思汗認同（或其他少數民族對各自民族杰出人物的認同）已經從文化認同上升為政治認同，而毛澤東認同，由于不受國家司法機關的保護，則下降為文化認同。
核心問題也許可以概括為一句話：中華人民共和國是成吉思汗締造的，還是毛澤東締造的？
厚此薄彼何太甚? 如此顛倒，勢必種下中國分裂的種子。
毛澤東主席的地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規定的。我國現行憲法在序言中明確寫道：
“一九四九年，以毛澤東主席為領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各族人民，在經歷了長期的艱難曲折的武裝斗爭和其他形式的斗爭以后，終于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取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此，中國人民掌握了國家的權力，成為國家的主人。”
這里，憲法雖然沒有明確規定毛澤東主席為“國父”，但毛主席作為新中國的締造者和中國革命的象征地位，則是毋庸置疑的，這也毛主席像被掛在天安門城樓，毛主席紀念堂矗立在天安門廣場這一最神圣的中國政治中心的根本原因。
人民對于國家的認同程度，決定了一個國家凝聚力的大小。因此，只有毛澤東認同高于成吉思汗認同，56個民族對毛澤東的認同都高于對各自民族歷史上杰出人物的認同，才有利于維護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的團結，有利于維護中國的國家統一。
反之，如果各民族都只認同本民族的杰出人物，而把毛澤東認同放在次要地位，那一定會導致國家的四分五裂。
國家有關和部分民間輿論在這個問題上的混亂，表明最近四十年來，在建設現代國家的問題上出現了嚴重倒退，如不采取果斷措施予以糾正，則“銅駝見于荊棘”[1]的慘狀，也并不是完全不可能出現的。
注 釋：
[1]漢鑄銅駝兩座，原置洛陽宮門外。晉索靖有遠量，知天下將亂，指銅駝嘆曰：“會見汝在荊棘中耳！”（見《晉書》本傳）。
后以“荊棘銅駝”喻世亂荒涼。
宋陸游《醉題》詩：“只愁又踏河關路，荊棘銅駝使我悲。”
元錢惟善《故宮春望》詩：“薜蘿山鬼啼螢苑，荊棘銅駝臥鹿場。”
清李漁《風箏誤·凱宴》：“靖烽煙，今朝撐住杞人天，荊棘銅駝免。” 清
黃遵憲《述聞》詩之二：“荊棘銅駝心上淚，觚稜金爵劫余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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