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文革決議》的邏輯思考
《文革決議》是指《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關于文化大革命這部分的決議。(以下簡稱《文革決議》)
《文革決議》中這樣寫道：
“‘文化大革命’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
“這些論點主要出現在作為文化大革命綱領性文件《五.一六通知》和黨的九大政治報告中。”
這樣就產生了如下的問題：
1、《五一六通知》是1966年5月4日至16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通過的，會議由劉少奇主持，毛澤東在外地沒有參加。
70多人組成的領袖集團，經過12天的討論，對《文革決議》認定的問題，竟然沒有一個人能夠看出來?
他們的馬列主義理論水平，真的就那么低?
對中國的實際，對當時我國社會的階級形勢，對黨和國家的政治狀況，認識真的就那么膚淺?那么模糊?那么懵然無知?
這個問題還牽扯到更廣的范圍：
《五一六通知》最后說：
“這個通知，可以連同今年二月十二日發出的錯誤文件，發到縣委、文化機關黨委和軍隊團級黨委，請他們展開討論，究竟哪一個文件是錯誤的，哪一個文件是正確的，他們自己的認識如何，有哪些成績，有那些錯誤。”
前后兩個文件都擺在全黨的面前，《五一六通知》對《二月匯報提綱》作了十個方面的分析批判。哪些是正確的，哪些是錯誤的，對在什么地方，錯又在什么地方，分析得十分清楚。別說具有相當馬列主義理論功底的黨的領導干部，就是有了初步馬列主義基本常識的一般讀者，都應當不難辨別。
縣委以上的干部，全國有幾十萬，當時竟然沒有一個人能夠發現并指出《五一六通知》中的哪一個論點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哪一點不符合中國實際;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究竟哪一點是錯誤的。
這么龐大的精英隊伍，竟然沒有一個人能夠看出來?指出來?
有人可能會說：
不是看不出，不是糊涂，是不敢說。是毛澤東家長作風嚴重，說出來怕挨整!
2、如果是不敢說，怕挨整這種情況，問題就更為嚴重。
看不出問題，還只是理論水平低，是不注意學習，不注重研究，不了解實際情況，是官僚主義的問題。
看出了問題又不敢說，怕挨整。這就不是水平問題，而是政治問題了。
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可以置黨和國家的利益和前途于不顧，做縮頭烏龜，這是嚴重的政治問題和品質問題!
堅持真理和修正錯誤，是我黨的一貫作風，也是對每一個共產黨員最基本的要求，更何況黨的高級干部和領袖們。
說怕毛澤東整人。其實，全黨都知道，毛澤東在對待干部問題上，從來都是堅持思想批判從嚴，組織處理從寬這一原則的。王明犯了這么嚴重的錯誤，給革命事業造成這么嚴重的損失，在黨的七大上，毛澤東尚且苦口婆心地說服大家繼續選舉他為中央委員;彭、黃、張、周被定性為“反黨集團”，有些人要徹底打倒他們，還是毛澤東力排眾議，保留了彭德懷政治局委員的職務。
當然我們也知道，黨內路線斗爭有時也是很激烈、很復雜的。不能保證不會被冤枉，不會被誣陷。但如果怕挨整，怕被誣陷，怕丟掉烏紗帽，因此就不敢發表意見了!就不敢堅持真理了!如果這樣，那還會有江姐嗎?還會有方志敏嗎?還會有陳鐵軍夫婦刑場上的婚禮嗎?甚至，還會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嗎?
所以，大家看出了問題又不敢說，怕挨整，這應當不是事實，我們也不愿意相信這樣的事實!
看出問題不敢說。這樣的人一個也沒有，百分百的英雄好漢!那是假話;縣委以上幾十萬干部，全都是這樣的孬種，也是謊言!
有一本黃崢編的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劉少奇的最后歲月》，里面記載了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五一六通知》的一些具體情況，在這里不得不拿來說一下。因為這段內容被加上了一個聳人聽聞的題目：
“毛澤東親自審定‘五一六通知’：一個標點都不許別人動”
這樣公然造謠、栽贓、誣陷毛澤東的文字，居然在人民網、環球網、搜狐網、新華財經網、中華網等大網站堂而皇之地刊載出來。實在令人不可思議!
《劉少奇的最后歲月》中討論《五一六通知》的記載如下：
“接下來，會議轉入分組討論《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通知》，與會者已經聽到過介紹，都知道這是大筆桿子陳伯達執筆起草，又經過毛澤東在4月14日至30日的17天中先后八次審閱修改才定稿的，所以，哪里還能提什么不同意見?只是在心里揣摸它的含義。各小組報來的結果，已是眾口一詞，一片擁護聲。
……本來有幾個同志，如郭沫若等，提出文件中有幾處標點和用語不妥，建議在某處增加一個‘的’字，在某處去掉一個引號等等。但就是這樣的建議也被陳伯達、康生一一否定。也就是說，整個《通知》稿一字不能改，連一個標點也不讓動。
劉少奇覺得這樣不大好，出來解釋幾句。他說：“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叫大家討論，結果提了意見不改，連幾個字都不能改，這不是獨斷專行嗎?這不是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嗎?我原來考慮過改一點，現在大家意見還是不改的好，不如原來的好，那就不改吧!”
因為這個文件點名批判了彭真， 【《通知》稿中點名批判彭真的文字是： “所謂‘五人小組’的匯報提綱，實際上只是彭真一個人的匯報提綱，是彭真背著‘五人小組’成員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按照他自己的意見制造出來的。對待這樣一個關系到社會主義革命全局的重大問題的文件，彭真根本沒有在‘五人小組’內討論過、商量過，沒有向任何地方黨委征求過意見，沒有說明要作為中央正式文件提請中央審查，更沒有得到中央主席毛澤東同志的同意，采取了極不正當的手段，武斷專橫，濫用職權，盜竊中央的名義，匆匆忙忙發到全黨。”】
劉少奇又特意征求他的意見，問道：
“彭真同志，你有什么意見?”
彭真平靜的回答說：“一個檢查，一個改。”
劉少奇覺得他誤解了自己的問話，又補充了一句：
“對通知有什么意見?”
“沒有意見。”
“是贊成，還是反對?”彭真低頭看材料，沒有說話。
劉少奇不再追問，環視了一下會場，說：“現在通過這個《通知》。同意的請舉手!”
大家舉起了右手。
從上面的材料，可以看出幾點：
(1)、與會者絕大多數是完全同意《通知》稿的;
(2)、有少數幾個人包括郭沫若在內，只對幾處文字和標點的用法提出修改，沒有涉及到《通知》的主要觀點;
(3)、對個別文字、標點符號的修改，陳伯達、康生也表示不同意，“一一否定”四個字，表明了陳伯達、康生有“托大”和“自以為是”之嫌，若說獨斷專行，他們的權力還真夠不上;
(4)、劉少奇對《通知》稿是有一些意見的，想改一點，但是否涉及《通知》的主要觀點，因為沒有具體說，不得而知;
(5)、《五一六通知》批判了彭真，說他“武斷專橫”、“濫用職權”、“盜竊中央的名義”等。因為有事實，他自己也不否認，所以不冤枉;
(6)、幾十年來，對那些真正“武斷”的人，對那些真正“專橫”的人，對那些真正“濫用職權”的人，從來沒有人提起半句;
(7)、毛澤東放手讓劉少奇主持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五一六通知》，又親自主持召開八屆十一中全會討論文革決定《十六條》。能夠堅持這樣的民主集中制，討論決定黨和國家的重大事項，應當是無可挑剔的了。然而，令人不可思議的是：毛澤東卻反而遭到了最長時間的，最反反復復的，最無休無止的攻擊、誣陷、栽贓。這樣詭異的現象，難道還不足以引發人們深深地反思么?
《文革決議》發表35周年了，想著就寫了這么一點思考。
2016年6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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