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與大師

　　黎陽

　　2014.12.30.

　　“公知”說，因為民國有自由，“我們后來稱之為大師的人都是民國產生的，1949年以后是大師的人，觀點很正確的人，也是民國產生的，沒有一個不是”。

　　民國“大師”都是何許人也?按照“公知”們的如數家珍，有：胡適、傅斯年、陳垣諸、陳寅恪、王國維、梁啟超、蔡元培、熊十力、馮友蘭、劉文典、吳宓、錢穆、章太炎、李叔同、金岳霖、馬一浮、周作人、郭沫若、郁達夫、沈從文、林語堂、張恨水、聞一多、梁實秋、辜鴻銘、張愛玲、丁玲、廬隱、謝冰瑩、蕭紅、冰心、潘玉良……數來數去全是文科大師。

　　盡管“公知”們不承認，但誰說“49年后”的新中國沒有產生大師?錢學森、鄧稼先、王淦昌、華羅庚、錢三強、何澤慧、李四光、于敏、程開甲、屠守鍔、郭永懷、王小謨、楊偉、梁守槃、宋文驄、馬偉明、袁隆平……難道不算大師?誰說理工科技不能出大師?如此大師，民國有嗎?

　　魯迅說：“歐戰時候的參戰，我們不是常常自負的么?但可曾用《論語》感化過德國兵，用《易經》咒翻了潛水艇呢?儒者們引為勞績的，倒是那大抵目不識丁的華工!”——而民國的大師們呢?是制止了九.一八，還是防止了南京大屠殺?

　　“公知”們對民國文科大師的沾沾自喜令人想起魯迅的《算帳》：“說起清代的學術來，有幾位學者(注：指梁啟超、胡適等)總是眉飛色舞，說那發達是為前代所未有的。證據也真夠十足：解經的大作，層出不窮，小學也非常的進步;史論家雖然絕跡了，考史家卻不少;尤其是考據之學，給我們明白了宋明人決沒有看懂的古書……”“我每遇到學者談起清代的學術時，總不免同時想：‘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這些小事情，不提也好罷，但失去全國的土地，大家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隸，卻換得這幾頁光榮的學術史，這買賣，究竟是賺了利，還是折了本呢?”——同樣，“九.一八”、南京大屠殺、“三光”、掃蕩、清鄉……國破家亡、無盡苦難而換得幾個舞文弄墨的大師，這買賣，究竟是賺了利，還是折了本呢?

　　而今天中國人能避免新的九.一八、新的南京大屠殺，靠的難道不正是新中國的大師們的功勞?——兩彈一星、強大的軍工井噴式成就……對老百姓來說，給整個民族帶來和平和幸福的大師才算得上真正的大師。而民國的大師有跟沒有對老百姓來說有多大區別?如此一相比，究竟是民國的大師有意義，還是新中國的大師有意義?

　　(有人說，錢學森是民國培養的，不能算新中國產生的大師。這讓我想起小時候看過的一則消息：一個在國外很成功的華裔武器專家抗日戰爭結束后立即歸國想報效祖國，結果在“民國”到處找不到工作，饑寒交迫中絕望自殺——沒有新中國，沒有新中國的兩彈一星工程，錢學森還有用武之地嗎?而如果無用武之地，錢學森還能是錢學森嗎?不光錢學森如此，一切理工科技大師的命運都是如此——個人的命運跟國運密切相聯。文科大師的成功只需要個人奮斗，理工大師的成功離不開集體協作和國運昌盛。文科大師的成功是一個人的成功，理工大師的成功一個群體的成功。個人成功容易，群體成功難。民國只能產生個人成功的大師，而“49年后”的新中國產生的卻是群體成功的大師。如此一相比，高下立見。)

　　“公知”說，既然民國大師輩出，而“49年后”的中國簡直是黑洞，一個大師都出不來，可見民國好，“49年后”的新中國不好。照此邏輯，那民國還沒出李白、杜甫、白居易、三國、水滸、西游記呢，是不是同樣可以說，民國不如封建王朝自由?

　　同樣邏輯，外國人是不是也可以質問本國當局為什么如今出不了莎士比亞、達.芬奇、狄更斯、巴爾扎克、大仲馬、小仲馬、雨果、易卜生、莫泊桑、左拉、托爾斯泰、羅蒙諾索夫、契柯夫、柴可夫斯基、歐.亨利、馬克.吐溫、海明威之類大師?是不是也可以說，現代不如古代自由?

　　如果再窮究下去，那還可以質問，為什么如今出不了能寫出圣經、可蘭經、四書五經的圣人大師?難道世界如今都不如奴隸社會自由?

　　“公知”用“民國出大師”來否定新中國的邏輯就是如此荒謬。更荒謬的是竟然會有那么多人居然會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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