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看了梅子的《“占中”性質已變,應該果斷出手了》文章。其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其方法絕對是錯誤的。處理占中問題既然明白被后有人唆使,就要講究謀略。而不是中他人的圈套。要要學會用革命的兩手來對付反革命的兩手。
毛澤東主席說必須以革命的兩手來對付反革命的兩手,現在這個策略用在占中的民主小人們身上正合適。據報道:黎智英策劃“占中”已久作空港股獲利超10億。可見他們作惡多端。如果按常規思維,中央政府可能出面穩定局勢。乃至出兵來控制騷亂。這樣正中了西方反對勢力的下懷。他們好借機揮動人權的大棒。所以不能給人口實。既然講人權就不能,就不能只講香港一些人民小人們的人權,更應該講中華大陸14億人民的人權。香港不僅是那些民主小人們的香港,而是全中國人的香港。所以說大陸群眾應以占港回應占中。
毛澤東主席過去為什么要以中國人民志愿軍的名義出兵朝鮮?這就叫謀略。今天對付香港民主小人我們也可借鑒其方法。 以中國大陸的人口和愛國群眾的數量,只要政府放行每天去香港十萬八萬,乃至更多人都沒問題。不就是示威游行嗎,讓香港民主小人們看看人民群眾的力量。香港是中國人的香港。可長期以來許多人都沒去過。美國人既然可以出錢讓民主小人們鬧事。中國政府也可以組織大陸群眾來個香港旅游。
長期以來我們的香港政策都過于溺愛。如鄧小平的港人治港就是一個錯誤的政治許愿。如同我在《復興中華文化——從民族區域自治到天下一家》的博文中說:“為什么人世難逢開口笑,上疆場彼此彎弓鉞?就是因為狹隘的地緣政治思維與階級政治思維。人生必架于物。人分地域而居,物分地域而產。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復興中華的天下政治思想就是要避免因為生存資源的爭奪,人為的制造了地域矛盾和人與人之間的矛盾。中華民族復興的天下政治觀樹立之后,今天的中國就面臨這樣一個選人用人的問題。堯的禪讓制用人的標準是德才兼備,不分貴賤所以才明揚側陋,所以才選擇了舜。皋陶主張用九德的標準選人用人——“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強而義。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古語“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仇”。所以說在治理天下的選人用人問題上,大可不必拘泥于什么自治或他治。問題的關鍵不是誰治,而是以何為治。而胡耀邦在民族區域自治政策上走極端。1980年視野西藏時提的三大政策︰“免征、放開、走人” 的做法就是錯誤的。
過去很少關注香港問題。如今香港的民主小人占中鬧得很歡,我就來關注一下。反思一下我們的對港政策。在此要說的就是“港人治港”是一個錯誤的政治許愿。這個政治許愿同樣錯在拘泥于誰治,而不是以何為治。是為了討好港人而背離了中國中央集權制的政治管理模式。
“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站在自己的立場上看自己,站在家庭的立場看家庭,站在國家的立場上看國家。這也符合現代系統論的觀點。只不過中國的整體論思想比西方造了兩千年。所說的公心就必然是站在天下人人的立場上看問題。 現代辯證法的思想認為 事物的內因和外因相互作用。而外因只能通過內因起作用。事物的內因起決定作用。領導者.管理者必須是“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只有象考慮自己的事情一樣考慮大家的事情,想考慮自身的事情一樣考慮天下人人的事情,照顧好天下人人的利益,如此才能承擔起領導與管理的重任,把事辦好。怎么能把天下人人的事情托付給一個自私自利著呢?即使交給了他,他也辦不好。
新中國建立廢除所有與西方列強的不平等條約。解放軍的南下大軍本可一舉收復香港。在港的英國統治者,面對毛澤東的強勢也準備卷包滾蛋。可事出意料,毛澤東極具戰略遠見關鍵的時候留了一手。但如果在1997香港回歸問題上是否還會許給香港港人治港呢?依我看未必。過統治香港的英國派來的港督。所以中央政府沒理由不派員接收。社會制度可以不變,但管理權中央政府沒理由讓出去。
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國家。中央集權制的政治管理模式才能保證國家的統一。所以中央集權制的國家為了防止地域私利不提倡省人治省,干部任用實行交流體制。所以說當初許愿港人治港,把治港的人選局限于港人就違背了國家的政治原則。許個港人治港的愿,而沒充分考慮港人的思想基礎。
物理學上有個原理叫省力不省功。當初為了香港回歸的一些許愿就是為了省力,但這樣給后來的國家治理就留下了隱患。現在為什么中央反對港人的所謂普選?就是在現在港人的思想基礎上注定要選出一個賣國的港首。如果選出的是公道正派的愛國港首,中央政府何樂而不為呢?
所以說要讓占中的發起者與其背后唆使著偷雞不成蝕把米。申明香港實現普選前,必須通過反恐愛國法案和國民教育法案。如果不能通過則中央政府收回香港治權。因為中央政府不能允許出現一個賣國禍港的香港特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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