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莞掃黃激起了強烈的反映，一時間，網絡上微信里“東莞挺住”、“東莞不哭”、“東莞加油”等口號滿天飛，讓人渾然以為東莞遭遇大災大難一般。如果這僅僅是些網絡痞子起哄也還罷了，因為這樣一來等于是動了他們的奶酪，可以理解，問題是眾多公知也赤膊上陣了，正如有人形容的那樣，“東莞要掃黃，公知炸了堂”，這就著實讓人感到奇怪了，難道東莞掃黃也動了公知的奶酪嗎?不然，為什么他們要群起而反呢?

　　本來，掃黃在中國從來都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改革開放以來一直在掃，今天這里掃，明天那里掃;今天這么掃，明天那么掃，中國人對此可說習以為常了。盡管國人都知道西方“自由世界”里賣淫嫖娼自由，但要說在中國也實現這樣的自由，大概沒幾個人會同意。所以，如果一定要說東莞掃黃有什么特別意義的話，意義無非有二：一是地點上有些特殊。東莞號稱改革開放前沿，而在中國語境的潛臺詞中，要改革開放就難免“繁榮娼盛”，不能真掃或者不能徹底掃也因此成了一種潛規則;二是背景上有點敏感。新一屆中共中央對“腐敗”、“謠言”、“官僚主義”等連環出擊，現在又拿“性都”祭旗，開始新一輪攻勢，對此一方面可以看做是在開辟社會治理的新戰場，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做是反腐敗的繼續延伸，一些官員包括幕后的保護傘可能要被揪出。總之，這一輪攻勢下來，新一屆中央的權威將得到明顯加強，現行體制的合法性基礎也將明顯改善。

　　問題也許就出在這里。因為一些公知懂得，來自體制的攻勢不斷加強對他們是禍不是福，日趨強勢的威權已經威脅到他們并且還要出更大的危險，如果任由這樣的攻勢發展下去，他們早晚都要被一鍋燴。

　　他們坐不住了，一直在反擊也一直在尋找新的機會反擊，于是，借用東莞掃黃這一契機，他們就再次上高度、迸思想，用一句老話說就是上綱上線地開始了輿論批判。所使用的武器無非還是人性、人權、自由這幾件老家什，“人性”者，嫖乃人之基本需求也，斷之有違人性;人權者，嫖娼賣淫乃基本人權，掃黃即是踐踏人權;自由者，把賣淫嫖娼定為非法是剝奪自由，保障自由就應該讓賣淫嫖娼合法化，使之堂而皇之地登上中國社會大舞臺。總之，還是從他們既有的思想倫理與政治邏輯出發，把掃黃這一具體問題上升到政治合理性與體制合法性的高度予以審判。概括成一句話就是，執政黨又在變著法子加強其專制體制，就是這等掃黃，也是為了鞏固其執政地位，加強其所謂“中國道路”的穩定性。這倒從另一個角度再次詮釋了“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這一政治名言。

　　對此爭論誰對誰錯沒有意義。如果想深入探討的話，不妨順著公知們的思路走下去，看看如果按照他們的設計，中國社會將發展成為一個怎樣的社會。

　　按照上述人性、人權、自由的邏輯，未來中國應該合法化、自由化不僅僅是“黃”，在黃之外還有“賭”，在賭之外還有“毒”，只有讓這些“黃、賭、毒”都合理合法地登上中國社會的舞臺，“自由”才能得到保證，“民主”才能切實可行，私人資本才可大展宏圖，私有財產才能高枕無憂。

　　按照這樣的發展，中國才能向世界看齊，才能成為西方自由世界里人們也向往的東方樂土，才是真正的花花世界，到那個時候，移民就不僅僅是中國富豪流向西方，西方的富豪也將紛紛流向中國，當年中國只有一個上海可稱為西方樂園，而未來將有幾十個甚至上百個這樣的上海。

　　這樣一來，中國的發展就與世界的發展實現了接軌，也就能夠實現一體化了，這樣的中國才是西方自由世界所喜歡所需要的中國。本來，這樣的中國在1840年前后已經初現曙光，已經在東方的地平線上冉冉升起，可惜后來不斷的革命不斷破壞這一前景，直到1949年將其徹底摧毀。這大概就是公知們集體詛咒中國革命的基本原因。

　　當然，上述這一切也許都是筆者想多了。公知們可能并沒有想那么多那么遠，不過只是著眼當前、就事論事而已，并且也沒有多少人性人權之類，無非還是因為動了他們的奶酪，因為嫖客歷來有兩種，一種是肉體嫖客，所玩弄的不過是女人的肉體，另一種就是精神嫖客，所玩弄的是人們的思想。拿嫖客的人性說事，打妓女人權的旗幟，在中國歷史文化境遇里，應該是一種精神層面的嫖客。如果說肉體嫖客發泄低級欲望的話，那么，精神嫖客發泄的一定是高級欲望，如果真是這樣，那公知們群起反對也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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