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1-13新京報刊文說：“昨日，北師大女附中(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前身)“老三屆”的20多名學生與30多名老師、家屬舉行見面會。他們中的一些人向文革中受到傷害的校領導、師生道歉。”

　　“會上，有的對文革中身為學生運動領頭人深懷歉意，有的為副校長卞仲耘被部分學生毆打致死時的“不作為”懊悔痛苦，有的因批斗過老師而渴望當面道歉。”

　　“在道歉的學生中，66屆的劉進和宋彬彬最被人熟知。前者是女附中“文革工作組時期師生代表會”主席。后者則是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曾因登天安門城樓給毛主席獻紅袖章，被人稱作‘宋要武’”。

　　“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文革學生領袖宋彬彬，向文革受害師生道歉，表示對北師大女附中卞校長永久悼念和歉意。這是繼陳小魯道歉后的又一起重要的懺悔事件。”

　　這一刊文將最近本來就熱炒的“文革”又推向一個新高潮。

　　那么，宋彬彬何等人?為什么道歉?她的道歉為什么引起一陣狂潮?我們有必要梳理一下這段歷史。

　　宋彬彬，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出生于北京。1960年到1966年曾就讀于北京師大女附中。文革初期，在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批準成立的工作組的領導下，北京師大女附中革命師生代表會于6月6日成立，主席為劉進(河南省委書記劉仰嶠之女)，宋彬彬為四名副主席之一。

　　1975年，宋彬彬獲長春地質學院學士學位，1980年代赴美國留學，1983年獲波士頓大學地球化學專業碩士學位，1989年獲麻省理工學院地球和大氣系地球化學博士。后來一直在美國生活。

　　2007年9月，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實驗中學(原為北師大女附中)在慶祝建校90周年時，將宋彬彬評為90名“榮譽校友”之一，此事引起爭議。2007年，受害人卞仲耘(北京師大女附中黨支部書記、副校長)之夫王晶堯先生曾向北京師大附屬實驗中學抗議將宋彬彬選為杰出校友，因宋彬彬為文革期間師大女附中紅衛兵的主要負責人。

　　【卞仲耘是何許人】

　　卞仲耘(1916年-1966年)，女，安徽省無為縣人;中國共產黨黨員，原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今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實驗中學)校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1966年8月5日，她被該校的女學生們打死于校中。卞仲耘是文革時期，在北京第一個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

　　卞仲耘出生貧寒，1937年，21歲的卞仲耘高中畢業時未能考上大學，就當上了小學教員，并利用業余時間補習功課，準備再考大學。抗日戰爭爆發后的1938年春，她隨蕪湖女子中學遷移長沙，參加了當地的戰地服務團。1941年，她在四川成都考入燕京大學經濟系，后又轉入齊魯大學，1945年畢業。1941年，卞仲耘加入中國共產黨;1945年，她和丈夫王晶堯一起去了中國共產黨的解放區。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1949年，卞仲耘調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工作，歷任學校教導員，副教導主任、主任，校黨總支副書記、書記，副校長。由于當時該校沒有校長，在文革開始時，卞仲耘實際上就是北京師大女附中的最高負責人。1966年夏，被紅衛兵(實際上都是自己的學生)打死時，50歲的她，已經在這所中學工作了17年。同時，她還是四個孩子的母親。丈夫王晶堯，當時在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近代史所工作。

　　【北京師大女附中】

　　北京師范大學附屬女子中學(簡稱“師大女附中”)建立于1917年，位于北京市西城區，是該市歷史最長的中學之一。由于學校離天安門廣場及中南海只有一公里，加以文革前該校即為北京重點中學之一，很多中共高級干部的女兒都到這所中學讀書。毛澤東的兩個女兒李敏、李訥文革前都從這所中學畢業;文革開始時，劉少奇的女兒劉婷婷、鄧小平的女兒鄧榕正在該校就讀。在文革開始前的1965年秋季入學中，高級干部的子女占了一半。

　　【卞仲耘受害經過】

　　1966年6月2中午，三個學生在北京師大女附中貼出了第一張大字報，宣稱要“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對該校領導進行攻擊。在這張大字報上署名的學生為“劉進、宋彬彬”。6月3日，由共青團中央派出的“工作組”取代了原校領導，開始掌管學校。6月6日，在工作組的支持下，師大女附中革命師生代表會成立，教師代表二人：李松文(數學老師)、陳大文(生物老師)，學生代表五人：劉進(河南省委書記劉仰嶠之女，高三學生)任主席，宋彬彬(中共中央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之女，高三學生)、耿麗蘭(高三學生)、尹斐(高二學生)任副主席等。此后，師大女附中形成了工作組-革命師生代表會-各班核心小組三級領導體制。

　　《維基百科》詳細描述了卞仲耘被害經過：

　　工作組進校之后，學校停課，用全部時間搞文革，也就是開會、貼大字報以及學習毛澤東著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簡稱《十六條》)等文件。學校的老師和負責人都成了被“揭發”的對象。學生對老師，先是直呼其名，進而咒罵喝斥。整個學校貼滿了大字報攻擊學校原領導人和教師。幾乎每個老師都被大字報攻擊。

　　卞仲耘的第一條“罪狀”是參與彭真領導下的前中共北京市委“搞軍事政變的反革命活動”。即使是真有這么一個軍事政變，那也不可能讓一個中學副校長知道。不過，在當時，沒有人敢質疑，更沒有人敢辯解。第二條“罪狀”是“反對毛主席”。證據是，1966年3月北京的鄰近地區發生地震，為學生的安全，學校告訴學生們：若地震發生，要趕快離開教室。有學生問是不是要把教室里掛的毛主席像也帶出來，卞仲耘未正面回答這個問題，沒有說要，也沒有說不要。

　　有一張貼在她的臥室門上的大字報寫道：狗惡霸，卞毒蛇，你他媽的聽著，你再敢騎在勞動人民頭上耀武揚威，我們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砍你的狗頭。你他媽的別妄想東山再起，我們要斷你的孫，絕你的種，砸你個稀巴爛。

　　1966年6月23日，工作組主持召開對卞仲耘的“揭發批判大會”，全校師生員工皆參加、卞仲耘受盡凌辱和摧殘。會后，卞仲耘給上級寫了一封長信，在信中寫道(引自原件底稿)：在群情激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個小時：戴高帽子，“低頭”，罰跪，拳打、腳踢，手掐，用繩索反捆雙手，用兩支民兵訓練用的步槍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臉上抹，往滿臉滿身吐吐沫。

　　8月5日下午2時左右，高中一年級一些學生發起了“斗黑幫”行動，其他學生紛紛涌來。卞仲耘因是學校的主要負責人，也就是所謂“黑幫頭子”了，卞仲耘被打得最重。經過兩、三個小時的毆打和折磨，下午五點的時候，卞仲耘已經失去知覺，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樓門口的臺階上，但是依然有一些學生對她進行毆打、辱罵、扔穢物。

　　當有人發現卞仲耘“已經快不行了”的時候，群情激昂的學生卻怕影響不好，干脆將卞仲耘放在一輛手推車上，身體用大字報紙、竹掃帚、雨衣等雜物掩蓋起來。直到晚上七點多鐘，才將卞仲耘送到了附近的郵電醫院，而此時卞仲耘的尸體早已僵硬。

　　當時丈夫王晶堯買了一部相機，為她拍攝血跡斑斑的遺照。30多年后，王晶堯在接受香港有線電視“神州穿梭”節目采訪時表示：“當時，北京正值夏天，最熱的時候，不要說是一個飽受摧殘和虐待的人;就是一個健康的人，也要捂出事兒來。”卞仲耘死亡后，郵電醫院醫生開出“死因不明”的死亡證明書，王晶堯最終將卞仲耘的尸體送去了東郊火葬場火化。

　　【伸冤討還公道】

　　1979年4月，卞仲耘丈夫王晶堯認為“中國共產黨第二代領導班子”執政了，也開始“撥亂反正”了，妻子的遇害應該有個公道的說法了。遂向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人民檢察院、北京市人民法院提交控訴書。除了要求調查和處理直接的殺人兇手;并控告一個曾因私怨而在斗爭卞仲耘大會上制造偽證的校外人員袁淑娥(大連工學院俄語教師，師大女附中英語教師丁某的前妻)，后者在斗爭卞仲耘大會上聲稱卞仲耘和其前夫有男女關系問題，還在卞仲耘生前帶領師大女附中學生上卞仲耘家貼大字報。然而，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做出了不予起訴的決定。理由是“追訴時效期限”已過。1989年12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決定“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檢察院”的不起訴決定“應予維持”。

　　在卞仲耘被打死27年之后，面對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決定，王晶堯的申冤之路似乎已經走到了頭。

　　【誰打死了卞仲耘】

　　當時也是該校女學生的章詒和在《伶人往事》一書中，提及曾親眼目睹卞仲耘被殺害的情景，指行兇者用腳踢卞仲耘的頭部，致令卞仲耘致死。章詒和暗示行兇者是某前領導人的女兒，更在電視清淡節目中亮相，替自己的父親在文革受到的對待而鳴冤。據王晶堯接受澳大利亞SBS電視臺紀錄片《As It Happened: Mao - A Life, Mao Is Not Dead》訪問時，明確表示鄧榕參與行兇!

　　有兩個敢于作證的目擊者，女附中退休教師林莽(陳洪濤)是其中之一，另一位老師在案發當天用左手給王晶堯先生先生寫了一封匿名信，證明卞校長是被活活打死的。2006年，卞仲耘遇難40周年之際，林莽先生挺身而出，在胡杰的紀錄片《我雖死去》中為這場慘無人道的兇殺案作證，并撰寫《目擊并身歷其境者言》，詳述卞仲耘遇難過程，雖然沒有指出具體人名，但描繪了一個個紅衛兵的行為，比如，“有一個女將個子又高又大，腿又長，居然在她身上踏上一只穿著軍靴的大腳。” 還有那個紅衛兵命令卞仲耘干什么，命令他(林莽)干什么，哪個紅衛兵對卞仲耘施加了哪種暴行，等等。

　　林莽先生于2012年9月21日去世，林莽先生離世前用左手寫下證言：1966年8月5日最后一腳踩死卞仲耘校長的是劉少奇與王光美的女兒劉亭亭。

　　【給我們什么啟示】

　　一. 卞仲耘校長確實受害于文革初期。所以說她是受害者是因為，她被錯誤的批斗了。按著《十六條》的規定，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斗垮都臭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很顯然，文革的對象不是她。

　　二.打死她的兇手是以宋彬彬為首的這些高干子女干的。

　　三. 卞仲耘校長的遇害與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批準成立的工作組有因果關系的。

　　因為，在劉少奇和鄧小平等人批準成立的工作組的領導下，北京師大女附中革命師生代表會于6月6日成立，主席為劉進(河南省委書記劉仰嶠之女)，宋彬彬為四名副主席之一。

　　四.個別“紅二代”依仗老子的地位、權勢，什么事都能干得出來。

　　五.個別“紅二代”文革中仗勢欺人;改革中仗勢侵財。借改革之機侵吞了大量的國家財產。

　　我所以為宋彬彬叫好是因為她還是個有些良心的人，還能在晚年懺悔。

　　而那些真正的兇手呢?為什么不懺悔?不道歉?還有沒有做人的良心?這個歷史舊賬留到什么時候?躲得了初一，躲得了十五嗎?這個血債已經銘刻在歷史的碑文上了。全中國人民會記得的。全世界人民也會記得的!

　　卞仲耘校長，安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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