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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說，一條好的“建言”，不亞于一枚重磅炸彈的威力。

　　如何判斷“建言”有如此大的威力，回答大概也很簡單：就是看其是否具有足夠的價值和意義?是否能夠引起國內外廣泛的關注和評價?

　　按照這一標準來評判，羅援先生近日的一條“建言”，大抵屬于此類。針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冒天下之大不韙，于26日悍然參拜靖國神社，羅先生大膽建言：參照中國先人在西湖邊上為秦檜鑄跪像的做法，為日本戰犯鑄跪像，讓這些人類罪犯們，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下簡稱“南京紀念館”)跪上一萬年。

　　羅援何許人也?羅先生是全國政協委員, 中國戰略文化促進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著名國際戰略問題研究專家,是一位有著少將軍銜的研究員。他先后提出的建立防空識別區、巡航釣魚島等建議，均被一一采納，被媒體稱其為中國“鷹派將軍”。

　　羅將軍為何此回又怒拔鞘劍，出此驚世之言?原因簡單不過，那就是現任日本首相安倍，繼承前首相小泉純一郎的衣缽，6年后首次以公職身份拜鬼，這就不能不引起中韓等亞洲受害國的強烈抨擊，也引發包括美國、歐盟、俄羅斯等世界各國的同聲譴責。

　　羅將軍的發聲是有道理的。日本政要們一而再、再而三地向供奉在靖國神社里的，包括南京大屠殺主犯松井石根在內的戰犯們頂禮膜拜，不斷地傷害曾經遭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和殖民統治的各國人民感情底線，不停地篡改和否認日本在二戰中侵略與加害的歷史。這足以表明日本對戰后秩序、包括人類價值觀的反叛，違背了國際社會的良知和國際社會的基本潮流，是對全世界愛好和平人民的公然挑釁，是對歷史正義和人類良知的粗暴踐踏，是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成果和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戰后國際秩序的狂妄挑戰。

　　羅將軍的發言是有建設性的。每次日本政要參拜靖國神社，中韓兩國通過外交發言人發出抗議之聲，僅此而已，日本政要們已經習以為常，耳朵里已經長出了老繭，偏要拿此來刺激刺激中韓等受害國人民。有道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對此，我們應該有新的對策。羅將軍的這條“建言”，以及《環球時報》社把安倍列入黑名單，限制其進入中國境內的建議，都是新的強硬應對之舉。

　　羅將軍的建言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海內外媒體紛紛轉載，網絡上廣泛討論，還被《環球時報》寫入了社評，許多人為此拍手稱快。

　　2

　　實事求是的說，建言在南京紀念館鑄造日本戰犯的跪像，羅將軍不是第一人，也絕非一、兩個人。

　　最早提出此建議的是寧夏吉西人，名叫趙興國，是一位時年74歲的退休老人。他于2005年4月5日致紀念館的信中說：“中國人民反法西斯戰爭的偉大勝利，是用鮮血換來的。日本政府至今反動本性不改，我們務必保持高度的警惕性。我建議制作東條英機等戰犯塑像，跪在南京紀念館門前，向中國和世人謝罪。如此這般，日本政府的官員，就會停止參拜靖國神社。”那年是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6月6日，江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干部學校的金鴻鈞也給南京紀念館來函說：“在紀念抗日戰爭時，不要光紀念苦難，也要紀念勝利。順著這個觀點，我建議在貴館增設幾個罪人跪像，這幾個人可以是當時的天皇、東條英機、岡村寧次及大屠殺的直接指揮者。他們的最終被懲罰就是抗日戰爭勝利的結果，讓他們像秦檜夫婦一樣跪在那兒，不光是告慰死難者的英靈，讓他們在天之靈安息;更是懲戒罪人，讓他們的靈魂永遠不能安寧。”一南一北的兩位中國人，在八年前，不約而同地想到在南京紀念館鑄戰犯跪像，今天仍然有振聾發聵之妙。

　　翌年，又有浙江、山東、北京的三位有識之士，均提出了在南京紀念館鑄日本戰犯跪像的建議。2006年1月10日，南京紀念館收到了浙江溫州市委黨校陳明德的來信：“我建議南京大屠殺紀念館應該將大屠殺的罪魁禍首武藤章和松井石根，鑄造跪像，寫上罪責，跪在紀念館廣場上。”是年8月6日，南京紀念館收到了山東威海市林明泉的來函中寫道：“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和亞洲各國進行的侵略戰爭是舉世皆知的事實。但是，近幾年日本政府不斷發表翻案言論，企圖篡改歷史。鑒于日本國內情勢，我建議：制作二戰期間日本的甲級戰犯東條英機、松井石根和大漢奸汪精衛跪體石像，放在南京大屠殺被害者紀念館，向被害的中國人謝罪。”北京市西城區的李芷春也在同年8月來函中建議：“為回答日本右派挑戰國際正義，踐踏人類良知，不斷參拜靖國神社。建議在南京紀念館館內鑄造日本14名甲級戰犯(或幾名)銅跪像(如同秦檜跪在岳飛墓前)供人們唾棄鞭打。以慰祭亡靈，并使我民族永志不忘，也是回應日本反動派的最好手段。”這些建議，可謂鏗鏘有力，擲地有聲。

　　除了上述寧夏、江西、浙江、山東、北京五省市的來函外，還有來自河南和湖北省要求鑄跪像的建議。河南鄭州市的一位過某(不愿公布姓名者)于2012年9月20日來信直言不諱地說：“我有一個建議，能否在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門前，鑄立幾個日本甲級戰犯的跪姿鐵像(如岡村寧次等)，使參觀者更加鄙視憎恨他們，也允許國人用手掌敲擊跪像頭部及軀體。因為日本一些政要及右翼分子，還公然不斷去靖國神社，祭拜這些血債累累的戰爭罪犯，我們則反其道而行之，讓這些戰犯長跪在我國人面前。”與所有建言者不一樣的是，來自湖北省社會科學聯合會的三位研究員聯合建言，他們的名字是李德華、沈祖良、陳昆滿。2013年5月23日，他們寫了一篇論文致南京紀念館，題目是《讓日本侵華戰犯長跪中國謝罪》，其中提出反制日本右翼政客參拜靖國神社之兩策，正好與羅將軍跪像說及《環球時報》列黑名單限制入境說相當一致。與眾者稍有不同的是，他們建議除了“把日本靖國神社供奉有亡靈牌位的二戰中甲級戰犯外，還應將其他侵略中國并犯下滔天罪行的戰犯，如關東軍總司令、七三一部隊，五一六部隊等各個日軍生化研究部隊的細菌化學戰禍首(例如石井四郎等)、日軍特務機關長等，不光在南京紀念館，在全國其他抗戰類紀念館，如北京抗戰館、沈陽九一八紀念館、哈爾濱七三一紀念館等，都要鑄造跪像，讓戰犯們在中國各地長跪謝罪。與此同時，對所有的日本參拜靖國神社的內閣成員、國會議員和政黨要員，都要列入禁止進入中國境內的黑名單，并且視其參拜次數、言行惡劣程度，黑名單可以分為三年、五年、十年乃至終生。此外，南京紀念館還陸續接到江蘇徐州、廣東深圳、海南島海口等地自稱民營企業家來電，表示如果要為日本戰犯鑄造跪像，他們愿意全額出資建造。這些人，雖然身處祖國各地，他們職業不同，文化有差異，但愿望卻是這樣驚人的相似，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國的一種民意。

　　3

　　面對國內各地的來函來電，南京紀念館如何作答呢?

　　回答的口徑是明確的，即紀念館是公共文化平臺，是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是我國開展公共外交的一扇窗口。所有的建設項目都必須經過科學的論證，嚴格的立項，履行各種報批手續，絕不是僅僅依靠某人某單位提個建議，就可以建設某個項目的。

　　對館方的如此回答，所有來函來電者均表示理解。

　　話雖如此，作為館方來說，其實也是贊成為戰犯們鑄造跪像的。問題是如何形成一種共識?

　　有人質疑，在當今時代，簡單地模仿前人為“壞人”立跪像做法，究竟是否有必要?還有人提醒，按照國際人權標準，即使戰犯，也不能夠肆意虐待和侮辱。

　　這里面有個是非選擇的悖論。即在大是大非面前，人們是否選擇沉默?是否選擇平衡?是否選擇中庸?即使按照西方民主國家的通行做法，對涉及戰犯乃至公眾人物的藝術品、印刷品等，是可以焚燒、唾罵，甚至毀壞的。

　　跪像正是一種藝術品。

　　小泉、安倍等政客之所以敢于參拜靖國神社，其借口是日本有死亡的特殊文化習俗，即不論好人壞人，死后都可以成神，受到后人一樣的祭拜。中國人也有自己的傳統文化觀念，那就是即使人死后，是非曲直還得留給后人評說，是英名還是罵名，是重于泰山、還是輕如鴻毛，歷來是很清楚的，不可以曖昧含糊。既然日本人強調文化特殊，中國人完全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文化傳統，來為日本戰犯鑄造跪像。

　　為日本戰犯鑄造跪像，需要各方去努力，才不至于僅僅停留在口頭上，或者僅僅在建言層面。

　　筆者以為，當下可以從下列幾個方面去嘗試有無可能：

　　一是通過媒體渠道去說服官方。在這一點上，新華社江蘇分社記者蔡玉高、蔣芳已經捷足先登，他倆不久前來南京紀念館采訪，表示要通過新華社內參形式，向黨和國家領導人諫言。不少網民，也在網絡上發聲，對能否鑄造跪像問題展開熱烈的討論。

　　二是通過民間社會團體來爭取。國家、政府出面難辦的事，有時由民間社團來做更容易些。在這方面，有成功的先例。例如，中國人權基金會就曾經提議并出資，在南京紀念館內為美國華裔作家、《被遺忘的大屠殺》一書作者張純如立了一尊銅像。再如，日本旅日華僑同鄉會林同春、林伯耀等，也曾經提議并出資，在南京紀念館鑄造了一口重達6.6噸的“和平大鐘”。

　　三是由民間企業家出面出資來完成。企業家應該有社會責任感，一個企業財富的積累來自社會，應該反饋社會公益事業。通過鑄造跪像，一方面可以對企業職工進行愛國主義教育，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企業的一筆無形資產。遠比贊助一支球隊，或者一臺歌星晚會，更有價值、意義和長遠的功效。

　　寫于2013年12月29日

　　作者簡介：

　　朱成山，南京人，中共南京市委宣傳部副巡視員，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史研究會會長，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南京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導師、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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