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中國，統治精英們發起來了一輪埋葬中國人民富裕夢想的戰爭。在黨的十八大三中全會召開前夕，各大主流媒體、學術精英們紛紛集中發布“反民粹主義”、“反福利主義”的文章。這些人似乎是有組織、有策略地以“民粹主義”的污名，想把當前中國人民要求解決社會保障問題、提高民生福利、提高生活水平的思想和勢頭打下去。在短短幾天之內，觀察者網、環球時報、鳳凰網、共識網等都幾乎同時、高調地發布寒竹《國家轉型要避開民粹陷阱》、文揚《尤其要重視“中國式民粹”的問題》、厲以寧《西方國家有福利病，我們要量力而行》、劉鶴《對中國未來的三大政策思考》、蕭功秦《美國的福利民粹主義困境》等反民生、反福利的文章。筆者一般只關注這幾家網站，其他網站可能類似文章更多。這看上去，似乎是統治精英們要在確保既得利益格局不變的前提下，以犧牲民眾利益為方式和代價，讓中國經濟走出當前困境，并為資本經濟的未來發展創造足夠空間的一場左右精英合謀、權貴與資本勾結的似乎的得意之作!

　　綜合這些文章的主要觀點，無不是以高福利有害論為基礎的。他們普遍認為高福利政策是不現實的，國力不足，實施起來會影響本國生產的競爭力，從而妨礙本國社會經濟的發展，進而不利于本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寒竹在《國家轉型要避開民粹陷阱》一文中說的簡單明白：“如果中國真的實施了這些脫離實際的口號，普通老百姓不僅得不到利益，反而會因為這種拔苗助長的做法而深受其害”。

　　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嗎?其實是大錯特錯!一國人民的福利與生活水平的提升反而會阻礙社會經濟的發展，這難道不是一個奇怪的、變態的社會現象嗎?這種不正常現象的出現與存在，是證明讓國民們普遍富裕起來的福利政策是錯誤的，還是證明這個國家本身的經濟制度、生產方式有問題呢?還是讓我們具體分析一下民眾高福利導致生產競爭力下降，從而制約本國經濟發展的變態現象是如何產生的，以及這一變態社會現象的背后到底隱藏著什么秘密吧。

　　蕭功秦在《美國的福利民粹主義困境》一文中說：“美國走向衰落已經成為基本趨勢。這與資本主義好像沒什么關系，而與歐美國家共同面臨的一種矛盾有關，我把這種病癥稱為‘福利民粹主義綜合征’”。“可以說，福利主義加上民粹政治，是二十一世紀發達國家困境的根源。普羅大眾總是多數，社會福利政策使他們成為廣大受益者，全民普選使他們手中的選票成為決定社會命運的大多數，當經濟陷入困境時，國家如果要減縮福利，就要影響他們的實際利益，他們就會用選票把主張改革的人選下去，讓那些堅持福利主義政策的高調派上臺。如果你想要得到選票上臺執政，那你就只有迎合他們，然而這樣的話，社會矛盾始終就無法得到解決”。

　　在這里，我們感到奇怪的地方在于：難道只有“消減福利”，才能使“社會矛盾”得到解決嗎?高福利、國民的富裕等，是怎么成為經濟發展的障礙的?資本主義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是人民的高福利造成的嗎?只有通過消減民眾福利，才能解決“陷入困境的經濟”嗎?“經濟陷入困境”、“美國走向衰落”等，真的與以雇傭勞動生產方式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沒有關系嗎?

　　顯然，在這個問題上，蕭功秦先生是并不實事求是的。作為社會主義中國的經濟學家，蕭功秦先生不應該沒有一點點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知識。如果有那么那么一點點的話，那他就應該認識到，美國的“經濟困境”，以及現在中國的生產過剩危機，都是根源于資本主義雇傭生產方式的結果。因此，解決美國的“經濟困境”問題的出路，并非在于敲詐國民、涸澤而漁的降低國民福利，而是改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變雇傭勞動方式為沒有雇傭的聯合勞動方式。蕭功秦先生在此特意地強調：“這與資本主義好像沒什么關系”，是種很明顯的“此地無銀三百兩”了。

　　美國的高福利為何會成為經濟發展的阻礙?顯然，在經濟全球化發展的條件下，在美國資本雇傭勞動的生產方式下，美國的高福利、高工資已經非常不利于美國的社會生產了，使美國生產產品的成本要遠遠高于中國。中國工人的工資水平太低，而美國工人的工資水平太高，從而使美國的生產成本過高，進而導致美國經濟陷入困境。這是一個簡單的客觀社會現實，是“中國威脅論”的真正根源所在，也是幾乎所有西方國家的老百姓們都已普遍認識到的問題。

　　但毫無疑問，導致國民高福利、高工資制約本國經濟發展現象的根源，就在于其資本雇傭勞動的社會生產方式上。如果美國的生產方式不存在工資與利潤之間的矛盾，企業生產的工資與利潤同屬于企業的勞動者自己，那么再高的工資與福利待遇顯然也不會影響到企業生產的競爭力，從而也就不會再影響本國的經濟發展了。因此，與倒行逆施的降低國民福利、降低工人工資的政策相比，美國要走出經濟困境，擺脫經濟危機，其實可以有更好的政策選擇，這就是改變本國的生產方式，大力發展一種沒有雇傭的新的社會生產即可。

　　實際上，人類社會發展到今天這種階段，已經到了一種共產主義可以實現的程度。這要歸功于資本主義經濟的全球化發展，也是資本對利潤追求的最終必然結果。美國的唯一前途和出路就在于向沒有雇傭關系的共產主義社會邁進，全世界的出路與前途也都在于向共產主義社會邁進。否則美國人民不答應，中國人民不答應，全世界的人民都不會答應。這背后的推動力量就是資本。是資本對利潤的不可遏制的、無止境的追逐導致了這一切。

　　從美國的這種高福利卻成了經濟發展的羈絆的現象來看，全世界都將卷入一種降低本國國民福利的惡性競爭與循環之中。這種惡性競爭與循環的結果，就是最終出現一種可以唯一地終止這種惡性循環與競爭的新的社會生產方式。這種新的社會生產方式必然是以沒有雇傭關系為基礎和特征的。根源于資本經濟的全球化發展，全世界都不得不改變資本雇傭勞動的生產方式，而使用一種沒有雇傭勞動的生產方式。顯然，其實當今中國的統治精英們已經看到了這一點，因此他們在各個領域和場合都極力排斥馬克思主義的經濟科學，幾乎在官方的所有經濟類文章中，都絕口不提馬克思主義經濟學。權貴與資本精英們妄圖能遮掩真相，繼續自己的統治地位與壟斷權力。但這顯然是徒勞無益的，歷史發展的潮流勢不可擋。

　　蕭功秦先生在其文章中描述了美國社會經濟發展的可憐境地：“自由、人權與社會民主向弱勢人群傾斜，本來是好事，但中產階級負擔很重。一位朋友說，他的三分之一收入被當作稅賦交給政府了，美國的整體競爭力因此而被削弱，社會福利與保險的沉重負擔拖累了美國”。顯然，這充分說明了資本主義制度的邪惡與必然滅亡的結果，證明了人類社會向共產主義社會發展的客觀必然趨勢。毫無疑問，面對如此境地，如果不改變資本雇傭勞動的生產方式，那降低國民福利就是唯一必然的選擇。而一旦如此，全世界都將陷入一種無止境的降低本國國民福利的競賽之中。這種惡性競爭與循環的結局是什么，其實已經是不言自明、昭然若揭了。

　　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剛剛領銜起草了國研中心的“383”改革方案的劉鶴先生，在其文章《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中說：“技術變革和分配差距擴大造成的心理壓力，往往會引起社會公眾的不滿，在執政期內無力改變現狀和選票政治的推動下，政府傾向于更多地采取民粹主義政策宣示，安撫民心。民粹主義承諾改變了大眾的福利預期，加大了對政府的依賴，也放松了自己的奮斗決心，是效果極其負面的腐蝕劑。致命問題是，一旦大眾的福利預期得不到滿足，社會心理很快發生逆轉，并形成蔑視權威、拒絕變革和仇視成功者的強烈氛圍。與此同時，超出收入能力的過度財政負債和福利主義相應成為一種習慣，這種習慣在政府和民間相互影響，其破壞力在目前的歐債危機中得到充分體現”。

　　毫無疑問，在資本主義的前提下，政府“更多地采取民粹主義政策宣示”的確會產生這些問題。但顯然，這是一種無可奈何的事情。民眾們的這種福利要求不合理嗎?無可厚非!“政府傾向于更多地采取民粹主義政策宣示”不對嗎?對!如果政府不接受民眾的這種要求，那么后果更加嚴重，更加不對。但很明顯，“政府傾向于更多地采取民粹主義政策宣示”，并導致一系列社會弊端的客觀現實，顯示出西方國家患的是制度病，而非福利病。民眾的富裕，民眾對富裕生活的要求，以及政客對民眾這種要求的順從都沒有錯，錯的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那種政治經濟制度!

　　首先，西方國家的政治制度并不合理。西方國家出現這種“更多地采取民粹主義政策宣示”及其存在的社會問題，首先說明了西方國家實行的政治制度并非是真正的民主政治，而是“民主授權”制。這種政治制度只強調過程的合法性，卻忽視了更重要的結果有效性。而失去了結果有效性的民主政治，其實就已經沒有多大實際意義了。因此，西方國家的民主政治制度其實需要完善與發展，需要進一步確立“主權在民”的本質結果性。具體就是應在現有程序民主的前提下，實現重大事項，如財政政策、軍事政策、民眾關心的福利政策等方面的民眾自己作主性。一旦這些重大事項由民眾自己作主和決定，那么西方國家糾纏不休的財政問題、醫療和社會保障問題等，就可以得到有效的解決。而且日后一旦出現事故或問題，民眾也不會有那么大的怨言，政客們也不必對民眾作出一些不切實際的承諾了，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所謂“民粹主義”的陷阱或弊端。

　　其次，西方國家的基本經濟制度不合理。按理來說，一個國家的國民福利好、人民富裕，這對社會經濟發展來說，應該是利好才對，怎么就成了壞事，就對本國的生產競爭力產生負面影響了?而且，所謂“羊毛出在羊身上”，無論民眾的福利有多么高，那實際上也是民眾自己出的錢。如果由民眾自己來支付福利費用是可行的話，那么由政府通過轉移支付的方式來支付也是可行的。不論怎樣都是國民生產總值中的一項支出，只不過是由民眾自己支付，還是由政府代為支付的問題而已，這在經濟上顯然是可行的。但在資本主義社會，這種所謂的高福利怎么就影響社會的生產力競爭力了呢?

　　顯然，根本原因在于，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生產、經濟制度是以雇傭勞動為基礎和方式的。這種生產方式要求民眾的工資福利待遇不能超過一定的標準。超過了，民眾就不愿意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同時也會推高社會生產的勞動力成本，從而降低資本生產的競爭力。那么，在資本主義的這種雇傭生產方式下，民眾的生活標準只能處在一種什么程度和水平上呢?顯然，只能在一種“餓不死”人的程度和狀態中。因為在這種程度上，民眾的生活水平不能再降了，再降勞動者就死翹翹了，資本的勞動力就消失了。同時，由于資本之間的競爭的存在，會導致資本的利潤率不斷下降。無論是否存在經濟危機，無論經濟形勢好與壞，這種競爭都存在，資本的利潤率也都在不斷下降。這種資本利潤率的不斷下降，會不斷的通過經濟蕭條的方式擠壓民眾的生活水平，使其不斷下降，直到降到不能再降的地步。

　　顯然，確保民眾“餓不死”的生活狀態，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和基本要求。民眾的生活稍微好一點，就會影響到資本經濟的生產競爭力，從而制約經濟發展，導致經濟蕭條，進而又反過來導致民眾生活水平下降。在資本主義經濟制度下，在經濟全球化發展之前，西方國家尚可以通過本國的特殊優勢維持民眾的高福利、高生活水平;而一旦經濟全球化發展到今天，當資本可以在全世界自由、安全地流動時，即便是西方發達國家也無法確保本國民眾的較高生活水平。這無疑就是西方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正在發生的事情。因此，毫無疑問，一切都是資本主義雇傭生產方式上的問題。

　　顯然，在經濟全球化發展的今天，全世界的民眾都必須忍受不斷貧窮困苦的客觀現實，直到資本主義的這種雇傭勞動方式被取代時為止!現在全世界各國都是這種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而且經濟的全球化發展程度非常高。因此，每個國家要維護本國的社會生產，都必須競相降低本國人民的福利與生活水平。因此，對于各個國家來說，要確保社會的和諧穩定，就必須讓其人民愿意忍受貧窮與失業的煎熬。如果一個國家想在經濟全球化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穩定發展，就必須以某種方式“愚民”，讓民眾心甘情愿的以極低的、餓不死就行的生活標準為資本家們做牛做馬地勞動。否則，曾經的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那種轟轟烈烈的無產階級大革命運動就將風起云涌!

　　有些人認為馬克思主義的那種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的所謂社會主義已經破產，無論民眾怎樣貧窮、困苦都不會導致社會主義革命的重新爆發，而只會是某種程度的，無關資本家階級根本利益的社會動亂。顯然，持有這種想法的人無疑小看了民眾的智慧。改革開放前30年的社會主義實踐，以及改革開放后30多年的資本主義實踐，都已經為民眾重新認識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奠定了堅實的理論與實踐基礎。現在的人民，已經可以再度覺醒起來!

　　的確，過去的那種全民所有制計劃經濟的蘇式社會主義已經破產，理論與實踐都已表明其錯誤與不可行。然而，其實這種蘇式社會主義并非是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而只是對馬克思個人所設想的那種高級階段的共產主義社會制度的簡單粗疏的翻版。這種有點過早實行的社會制度無論從那個角度來講都并不符合甚至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要求的，并非科學的社會主義制度。

　　理論和現實都已表明：一種生產資料全部公有制的，嚴格符合馬克思主義經濟科學的，嚴格符合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基本原則的，以集體所有制企業為基礎和基本生產單位的，由勞動者自己占有和管理社會生產，從而使雇傭勞動成為不可能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生產方式、社會制度已經浮出水面。這種新的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既符合廣大勞動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可以有效解決當前人類社會的一系列問題，將有效指導當今社會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革命事業。真正社會主義的實現，將伴隨著全世界資本經濟的發展，以及這種反人類、“反民粹主義”的改革大潮而順利誕生!

　　西方國家患的病，并非是福利病，而是制度病。中國的正確做法不應該是排斥西方國家的福利制度卻去學習它們的社會制度，而應該是學習西方國家的福利制度而去否定它們的社會制度。在至關重要的發展道路、理論、制度上，任何的本末倒置，都將導致中國社會發展的重大災難性后果。中國若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依然要采取這種寧愿降低民眾福利，寧愿采取讓13億人民處在半死不活的“餓不死”的狀態中生存的政策措施，也不愿去發展和實現共產主義，實在是一件非常稀奇古怪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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