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申奧成功，部分中國人很失落，但也有一部分中國人似乎松了一口氣：奧運會對國際形象的重視，將把日本的手腳捆上幾年，這將緩解中日危機。這是一種天真的鴕鳥論調。

　　從1936年柏林展示納粹式“意志的勝利”，到1964年東京試圖證明非戰的日本才是“真實的日本”，再到歷年來各種各樣的“抵制”，奧運會從來都是國際政治的競技場——盡管反對“奧運政治化”一貫是“口水政治”最為正確的說法。

　　不可否認奧運會對于一個國家的形象提升，有著相當積極的拉動作用，它也因此成為各種作秀的舞臺：或為了展現自信，或為了掩飾自卑，甚至，干脆為了掩護即將到來的亮劍——1936年的柏林奧運會一年后，歐洲就成了德國坦克的競技場。

　　成熟而油滑的體育政治，向來講求口號與行動的分裂，這本來亦是國際政治的常態，日本人則一貫是個中高手。1930年東京舉辦的第九屆遠東奧運會在日本的鼓勵下，印度代表團就高舉著獨立運動的旗幟;1934年，日本還試圖邀請多個歐洲國家的亞洲殖民地，參加在馬尼拉舉行的第十屆遠東運動會。體育場，成為日本爭奪西方霸權的戰場。1940年東京奧運被喊停，背后給力的，絕非是日軍鐵蹄下的中國向奧委會提出的抗議，而是日本軍方覺得這種“奧運秀”實在已無意義，盡管日本外交機構很看重其遮羞布功能，但對于已經不在乎遮羞的皇軍來說，那片布頭是多余的，不如拿來擦槍。

　　此次申奧成功當日，日本首相安倍在接受NHK采訪時，居然沒有忘記談談與奧運毫無關聯的釣魚島，展示下日本人的亮劍精神。而《產經新聞》則體現了講政治的自覺，它提醒日本國民，不要忘記1964年東京奧運會期間，中國“趁機”進行了首次核試驗，如今中國在釣魚島投入無人機，則是恐嚇手段的與時俱進。

　　這本來就是一個泛政治化的世界。千萬不要高看奧運對日本的約束力，當年更有約束力、也更有關乎“面子”的國際法，日本人采取的也是抹布主義，需要洗地時拿來用用，不需要則扔在一邊。早在1876年，日本使臣森有禮就告訴李鴻章：“和約沒甚用處”，“國家舉事，只看誰強，不必盡依著條約”。1887年，日本參謀本部陸軍部第二局局長小川又次也指出：“今日乃豺狼世界，完全不能以道理、信義交往。最緊要者，莫過于研究斷然進取方略，謀求國運隆盛。”

　　相比之下，中國人對國際政治總是多了一層玫瑰色的幻想。早期外交家郭嵩燾認為：“夫能以誠信待人，人亦必以誠信應之;以猜疑待人，人亦即以猜疑應之，此理無或爽者。”這種心靈雞湯，實在是只能麻痹自己的迷藥。

　　對于國際政治的達爾文主義本質，不抱任何幻想，正是日本的務實之處。這根源于奉行實力主義和實用主義的“町人(幕府時代的商人)根性”，在“町人根性”的影響下，日本人基本不承認唯一正確的價值體系，也不認為有絕對正義。

　　對此有清醒認識的中國人，當屬李鴻章，他在1870年就提出，“一仿西人所為”的日本“志不在小”，并且“近在肘腑，永為中土之患”。丟掉幻想，準備戰斗，是早期尚能對日制衡的關鍵，而此后的自大以及自大帶來的姑息，也正是甲午年之所以敗北的戰略根源之一。

　　很難說清我們這個民族，為什么總是記吃不記打。2020年東京奧運，與其說是給了中國可以“喘息緩和”的7年，不如說是劃定了中日競爭沖刺的最后標線。從1945年起被刻意回避的歷史怨憤和現實利益沖突，自2012年開始迅速病變，以目前的走勢看，走向更大的沖突極難避免。吊詭的是，2020年正是中國一切“發展綱要”與“中期規劃”的最終節點，這7年，正是已經走入深水區的中國改革最為艱難的時期，無論政治變革、社會變革還是經濟變革，壓力、風險都相當巨大，這無疑亦是外敵最可下手的“窗口”時期。中日之間擦槍走火的可能性，在可見的將來只會不斷增加，枕戈待旦尚且不及，哪里還能喘息？倘或天真地認為奧運能令日本收起自己的利爪，就如同“九一八”事變之后相信“國聯”能夠制約日本一樣，再度吞下姑息的苦果。

　　對于國際政治的博弈而言，奧運會只是一步極小的閑棋，并無任何實質上的杠桿意義。國際政治的叢林屬性，與百年前相比沒有任何改變，對付豺狼的唯一辦法，只能是讓自己也長出獠牙與利爪，才有資格選擇決斗還是談判。這個7年，“任”極“重”，而“道”卻不“遠”。(旅居澳大利亞華人學者 雪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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