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21世紀以來，特別是2008年爆發國際金融危機以后，美國、歐盟、日本等傳統西方大國的綜合國力出現相對削弱的趨勢。中國等新興大國在全球經濟中的比重迅速上升。但是，國際力量的彼消此長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西方大國主導國際體系和國際規則的戰略優勢，在高科技、軍事、輿論傳播等領域其競爭力仍遙遙領先。與此同時，西方大國意識到國際體系出現于己不利的力量轉移，開始調整戰略策略，一方面通過G20等新的國際機制將新興大國納入全球治理協調體制，試圖轉移矛盾和降低經濟負擔；另一方面利用低碳規則、匯率機制、軍事威懾等各種軟硬手段牽制、壓制和打擊社會主義國家和廣大發展中國家，極力維護不公平、不均衡的國際政治經濟舊秩序。總之，當代國際體系轉型的漸進性決定了“西強我弱”基本力量對比特征的長期性，而這種轉型的兩重性又決定了國際政治環境的復雜性，在某些領域表現為國際政治斗爭的嚴峻性。
    我們還應當從各種不同發展模式、發展道路、發展理念的對比競爭中，認識國際政治環境考驗的復雜性和嚴峻性。美國的金融危機、歐盟的主權債務危機、日本的核泄漏危機都不同程度地暴露出它們的制度、模式、道路的嚴重缺陷甚至致命弱點。這使得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模式和發展理念不僅難以成為發展中國家效仿的“樣板”，而且對西方自身的未來前景也帶來了巨大的不確定性。盡管西方傳統大國陷入其發展模式和理念的困境之中，但是，它們不僅沒有深刻反思、變革自新，卻對非西方模式的發展道路極為警惕、多加防范。為了改變在模式、道路比較中的戰略被動局面，它們尋找和利用新興大國發展進程中的不成熟性、不完善性和可能出現的失誤，借助其強大的媒體、網絡和非政府組織力量，攻其一點，不及其余。它們甚至幻想西亞、北非國家的政局動蕩，在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中國引燃“民主化之火”。對此，我們不能不保持足夠的警惕。
    我們還要從當代各種文化思潮、價值觀、意識形態之間的交融交鋒之中，認識國際政治環境考驗的嚴峻性。在西方政治經濟力量出現相對衰落的背景下，以價值觀、文化軟實力展開的國際政治較量就更加突出了。當代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特征與冷戰時期有很大的不同點，就是西方大國較少直接以“反共產主義”名義展開，而是以“普世價值”的名義，對各種非西方政治力量的思想理論、文化價值展開攻擊。意識形態斗爭的形式和工具也發生了很大變化，以網絡信息、電子郵件、微博短信、娛樂游戲、電視電影等虛擬世界的傳播，直接影響跨越國界的廣大受眾，爭奪青年一代，甚至以此建立各種反對派組織、制造騷亂乃至顛覆政權。在這個領域中，西方大國以“普世價值”的代表自居，對各種非西方、反西方的政治力量和制度進行“道德審判”，運用各種傳播工具把它們描繪成“異類”，為在可能情況下進行經濟制裁和軍事打擊提供“合法性”。“沒有硝煙的戰爭”有時比冷戰時期更為激烈更為復雜更為嚴峻。
    面對國際政治環境考驗的長期性、復雜性和嚴峻性，只要我們在黨中央正確領導下，保持清醒頭腦，注意分析國際政治的新形勢新特點，提高戰略預判能力，發揮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獨特政治優勢，統籌好國際國內兩個大局，就一定能夠牢牢掌握中國和平發展的主動權。